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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曹鸿远根据张怡的指示,暂时留在北平工作。为了给活动在北平郊区一带的游击队输送人力和枪支,忙了些天,工作告一段落后,张怡才指示他,可以找一个适当时机,争取带柳明这样一批青年学生离开北平去参加华北的游击战争。

    敌人搜捕的风声越来越紧。他曾几次在街头被敌探跟踪,虽然每次都被他机智地甩掉了,但不能不提高警惕。因此,他出外时,行踪变化不定,服装也时常变换。他又把公寓房间里的一些文件、刊物、书籍、信件等查了又查,烧了又烧,以防敌人的突然搜查。

    这天,他患了感冒,吃了药,蒙头睡了半天。晚上精神好了些,便拿出那本唯一保留下来的小册子——《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坐在小桌子前聚精会神地读起来。这本小册子,是他从延安带来的。“七。七”事变爆发后,他请示了张怡,抽时间把它复写了许多份,像散播火种般把它们悄悄分发给许多要求抗日的青年人。

    夜深了,他仍捧着这本小册子,毫无倦意地读着,思考着抗日战争当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直到上床睡觉前,才把手里这份唯一的文件烧毁掉。

    鸿远住的大成公寓东山墙靠门洞,北山墙临大街。他睡觉一向很警醒,天还没有亮,忽然醒来——听见不远的大门外有窃窃私语的声音,急忙跃身下床,把耳朵贴到小后窗上:“先把住大门。宪兵队的那个人还没来,等一会再叫门搜查……”鸿远不由得一怔——敌人果然来这里搜查了!这时,他忽然想到邻屋那个名叫常里平的人来。

    鸿远每天都通过送茶水、打扫房间的王永泰了解公寓里来往房客的情况——他希望从这里了解公寓里有无敌人的活动;希望能听到他日夜关心的延安方面的消息;他也愿意了解一般房客的思想情况,以便就地适当做些工作。这里住着三十多个房客,大部分是从外地来北平投考大学的学生,小部分是商人或失业的知识分子。

    五天前,王永泰告诉他,隔壁房间住进来一个姓常的,很像是个革命的人——他一来就成天趴在桌子上刻蜡板。王永泰偷偷看出来,刻的是共产党的什么文件。后来,蜡板不刻了,床底下的柳条包上,却出现了一包油印的东西。鸿远听说后,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个人如果是个党员,这样马虎大意太危险了;喜的是,这个人可能知道一些有关党的最近消息,通过他可以了解红军当前的动向。自从北平沦陷后,张怡更加忙了,鸿远难得和他见面,就是见了面,也只匆匆谈些当前的具体工作任务。于是,鸿远就像闲串门似的来到隔壁看望常里平。

    常里平二十六、七岁,身材矮矮的,方脸阔颐,双眼却炯炯有神。他对鸿远非常热情、和蔼,谈起抗日的话题也很投机。谈到后来,他带着踌躇志满的口吻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建立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三岛之国能有多大力量?朋友,抗战情况不久就会大大改观的!”“听说红军准备开到华北前线来抗日,他们现在开到什么地方了?你能告诉我一点这方面的情况么?”“是呀,这消息实在令人高兴啊!”常里平答非所问地说,“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已经大有进步——他们在七月十七日就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了;八月二十二日又把西北的红军改编成十八集团军——也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了。真是好得很!而且还允许八路军开来华北前线对日作战。这太好了!另外,听说国共两党目前正在谈判一些其他的抗日步骤……总之,国民党人大有进步,国共合作打败日本是不成问题的。”听到常里平对国民党的进步评价那么高,鸿远沉思了一下,说:“国民党抗日这么坚决,那芦沟桥打得那么艰苦时,他们怎么不派援兵来支援呢?”常里平笑着回答:“我看你很关心国共合作和抗战前途的大事。朋友,实话对你说吧,我是北平市的地下党员。现在是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时代,除了汉奸全是我们的朋友——这种变化了的情况,我看,你也应该看到啊!”听到常里平炫耀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说话又带着训人的味道,鸿远感到这个人太高傲、太麻痹,也实在太轻率、太缺乏革命警惕性了。他并不了解对方是个什么人,哪能第一次见面就暴露出自己的政治面目呢?但鸿远不便批评他,只是轻轻说:“老常,听说敌人正在全城疯狂搜捕共产党员和抗日的人民,咱们都要加倍小心才好。”常里平哈哈笑了起来。他掀开褥子,拿出一小卷油印的东西,又从里面抽出一张递到鸿远手里:“敌人是在找永定门打他们的那支游击队,所以我们无须多虑。日本人对一般市民不会太刁难——因为他们还要以此收买人心呢。没事儿!老弟,我相信你是个要求抗日的青年,所以,对你不用保密。这份油印的东西是我们北平市地下党《告人民群众书》,你看看吧。”鸿远接过文件略微看了一下,拿到自己的房间里,看过后,很快把它烧掉了。

    这是中午的事。吃过晚饭后,鸿远感到常里平把那些文件随便放在褥子下面,实在太危险。便又到隔壁房里来劝告常里平,希望他赶快把这些东西处理掉。

    常里平仍然不介意地说:“这是等着一位同志来取的。小曹,谢谢你的关心。怕什么!没事儿。”“不管怎样,你不要把它们放在褥子底下。掀起块砖把它们藏在地下,或者藏在墙缝、顶棚里都要好一点……”“我知道,我知道!”不等鸿远说完,常里平笑呵呵地打断了他的话。

    鸿远无可奈何,快快地走出了常里平的房间。

    这会儿,鸿远在小后窗上听到敌人就要进来搜查,他首先想到常里平这位麻痹大意的邻居。他的文件很可能没有藏好,而他又是个与北平市地下党有关系的党员,如果一旦被捕,情况是严重的……怎么办?鸿远紧张地思索着。

    “不,决不能叫他被捕!……”鸿远想着,把屋门轻轻打开一点,先探头向黎明前的院子审视一下——小院没有一点声息,灰蒙蒙、静悄悄的,房客们还都在熟睡。他又仰头望望周围的房上——那上面也没有敌人。于是,他一闪身来到常里平的房门前——房门根本没有插,鸿远只一碰,门就开了一道缝。他一侧身,闪进屋,急步走到常里平的床边,轻声呼唤道:“老常!情况不好——公寓已经被敌人堵住了大门。你那些东西藏好了么?”“什么?敌人堵住大门啦?”常里平从床上一跃而起,迷迷糊糊地好像还在做梦。

    “那些文件还在褥子底下吧?”鸿远也顾不得征求常里平的同意,伸手就把褥子掀开——果然,昨天那包油印的文件还照样儿摆在下面。他一把把文件抱在怀里,又问:“除了这些,还有么?”“没有了。”“那些蜡纸、钢板呢?”“已经送走了。”鸿远这才放下心来,拿起那包文件出了常里平的房门。一跃身来到斜对面的跨院厨房门口——这里堆着大堆的煤球,旁边还有一把大煤铲。鸿远用煤铲在煤球堆上轻轻扒了一个坑,迅速把那包文件埋了起来。天色放明些了,他又仔细地看了看——一切照旧,没有破绽。然后,转身向自己的屋子走去。

    走过常里平的门口,常里平忽然迈出门槛拦住他,轻声在他耳边说:“糟糕!刚才我又找出另外一包来。小曹,你看怎么办好?”鸿远皱了皱眉,二话没说就把常里平手里的一包东西拿到自己的手上。就在这时,大门外“砰!砰!砰!”地响起了粗暴的敲门声,而且一迭连声地吼叫着:“查户口!快他妈开门——开门!”再到跨院里去埋藏来不及了。鸿远把常里平向屋里一推,敏捷地拿着那包东西闪进了自己的屋门。

    鸿远刚把屋门插好,大街门就打开了。蜂拥进来二十多个警察,由一个头戴考究的巴拿马平顶草帽、身穿灰纺绸长衫的特务带领着,先到老板的帐房里去查看房客簿子。

    鸿远拿着那包东西蹲在窗户根下,翻开一张一看——还是那份北平地下市委《告人民群众书》。……他顾不得责备常里平,心里迅急地转着各种念头——这么一大包子,吞是吞不下去的;烧掉,会冒出油烟来,再说时间也来不及了……怎么办?他放下那包东西,站起身从门缝里向外张望:天色已经大亮,那个特务正手拿房客登记簿站在院子里,命令警察把住外院各个房屋的门口;然后,他自己带着四、五个警察走进里院去了。看来,敌人是准备从里向外普遍地搜查各个房间。鸿远从这一点断定,敌人并没有什么目标,更没有发觉他这个“永定门事件”的参与者就住在这个院里。这使他稍稍放了心。但是,这些抗日宣传品怎么办呢?自己的门前已经有警察站上岗,把它们拿出去是不可能了。藏在顶棚上?可那又是个灰顶棚。设法弄开砖地埋起来呢,也不保险……怎么办?鸿远焦虑地想,这样呆下去,等一会特务来到他的房间里肯定会发现这包东西。后果……焦虑中,他想到自己是个从小受党培养教育的共产党员,今天为解救革命同志脱险,为了北平市的党组织免遭破坏,为了广大党员的安全,自己就是牺牲了,也是值得的……想到这里,他的心反而宁静下来了。他像平时收拾东西一样,把宣传品包得整整齐齐的,轻轻地把它们放到床底下,然后站起身来,又把自己的衣袋仔细搜索了一遍。

    这时,已约摸上午八时多,忽然有人敲他的屋门。鸿远不免一怔:特务这么快就来了么?……但他无暇多想,走近门边,不慌不忙地问道:“谁呀?”“我……”一个女人的声音。

    鸿远打开屋门,进来的却是柳明。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敌人正在大搜查,柳明却闯进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没等鸿远开口,柳明神色慌张地小声问:“我来找你打听什么时候可以走。怎么回事?怎么你们这儿的房间门口都站着警察?”鸿远望着柳明,轻轻回答:“你算来巧了——日本特务正在这里搜查每一个房间。你在大门外怎么不留神看看呢?一看情况有变化,应该赶快脱身才好。”“大门敞开着,我完全没有想到……”柳明不安地低下头来。

    鸿远觉得柳明缺乏地下工作经验,不能怪她,想了想,附在她耳边说:“既然放你进来了,不搜查完,他们是不会叫你出去的。你千万要冷静、沉着,可装做我的表妹,咱们要做出关系亲密的样子。敌人如果问到你政治方面的事,你一概回答不知道,只说是来看我的……”说到这里,他向窗外望了一下——鸿远住到公寓后,为了随时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况,他在窗玻璃上挂上纱布当窗帘。这样,白天在外边看不见屋里的情况,屋里却可以看见外边。这时,他望见房门外的警察懒洋洋地站在门洞边阴凉的地方,并没有注意听屋里人说什么话。鸿远笑了一下,让柳明和他并肩坐在床边。

    两人沉默着——自从柳明一迈进屋,鸿远的心情就更加紧张沉重了,又为她的安全担忧起来。但他却不能把他们目前所处的极端危险的情况告诉她。他默默地思索着,如何能使柳明既保持沉着、镇定,又表现出天真幼稚、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终于,他打破了沉默,小声说:“小柳,我今天有点感冒,想躺一躺。你坐在床边小凳上,咱们说说话好吧?”说着,鸿远倒在枕卜,身上盖上一条旧薄被,装做发汗的样子。柳明顺从地坐在他身边的小凳上,自从迈进这个门槛,自从明白了她和她所尊敬的这个人,他们的生死、命运已经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她的内心涌起某种非常复杂的情感——既感到恐惧与忧虑,又感到幸运与厄运的混和……

    两个人轻声说起话来。柳明常常答非所问。鸿远以为她是惊惶的缘故,就又极力安慰、鼓励她。越是这样,柳明的心反而越发跳得厉害。

    鸿远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睁开眼睛对柳明笑笑说,他们来往不少了,柳明还不知道他的身世。趁这工夫,他正好向小柳讲讲他的家世和他过去的生活。柳明精神一振,她也正想多了解这个人呢。于是鸿远讲起他的身世来。他说,小时他家是个佃户,租种地主的几亩薄地维持一家的生活。兄弟四个,数他大,也数他嘎气。家里人都叫他“嘎子”。一年秋后,地主赶着毛驴来收租,家里仅有的二斗粮叫地主搜去了,几斗糠也搜去了,连几把干菜也装进地主的小毛驴的驮子上。母亲指着一帮红虫儿似的光着身子、冷得瑟瑟发抖的孩子。对地主说:“孩子没得吃,留下点吧!”地主把眼睛一瞪:“欠我的租就得给!都不交租,我一家子吃什么?”看看屋里除了一条破烂不堪的破被,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拿了,地主这才赶着毛驴“得儿、得”地走了。曹鸿远那年十二岁,看地主那么狠毒,肺都气炸了。他想出口气,报报仇,就拿着几块石头子儿,爬到路边的一棵大树上,等地主赶着毛驴从树下经过时,他攥着石头瞄准,像他平日给地主放羊打头羊那样,狠狠地一块接一块地照准地主的脑袋打去。被打得鼻青脸肿、懵头转向的地主发现是佃户曹家的嘎子打他时,小嘎子已经跑得没影儿了。这下可把老地主气坏了!他又跑回曹家的茅草房里,疯了似的用棍子把锅盆碗罐、家三货四全给打得粉碎。接着,又把嘎子妈毒打了一顿,还嚷着:“等捉到了嘎子,非要他的小命不可!”小嘎子知道惹了祸,不敢回家,在深山里整整藏了两天。后来实在饿得不行,才在第三天深夜里偷偷地回家来。妈妈赶紧塞给他几个糠馍馍,哭着说:“孩子呀,快逃活命吧!那老地主要捉住你,就没你的活命啦……快——快到大同煤矿去找你的二叔去吧!”小嘎子一把抱住妈妈的大腿,流着眼泪,“妈妈,我走!你别难过……”他忍着揪心的悲痛,怀揣几个糠馍馍,离开了妈妈和弟弟,一路讨饭来到大同。他不知道叔叔在哪个矿上做工,就每天在几个煤矿外面转悠。终于有一天,听一个老矿工说,叔叔和他爸爸一样,也在煤矿里被砸死了……后来,还是这位老矿工把他介绍到一家小矿上当了背煤的童工。他才十二岁,个头又瘦小,一背就是七八十斤,匍匐着身子,一步步爬着陡坡,攀着窑梯,随时都会摔下来……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挨打受气,这牛马般的生活,一个孩子怎么受得了!……小嘎子心里燃烧起对那个吃人的世道深深的仇恨,终于和一个小伙伴一同逃到了北平。他讨过饭,卖过报。后来,大些了,就在火车站上扛大个——当搬运(亻夫)。这个时候,他已经十五、六岁了,偶然遇到了一个同乡,是北平法学院的大学生,姓张。他叫他老师。他同情小嘎子,时常把小嘎子领到自己住的公寓里,教他文化知识,教他作个有理想的人。从此,小嘎子开始发奋读书——读文化书,也读政治书。他甚至在扛大个休息时,还拿着一本唐诗来背诵。后来,张老师把他介绍到北平医学院去当工友和练习生。他喜欢学习,还到北大旁听过哲学、文学课,也抽空在医学院听些医药学的课程。因为他长得端正,一些学校剧团,还常找他去演话剧。从此,他接触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曹鸿远跟着张老师一起参加了这个运动——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他骑着自行车来回跑着担任交通员。以后,又由张老师介绍去了延安。“七。七”事变前,延安派他到北平来买药。但碰到战事,他回不去延安了,所以留在北平……

    “老曹,原来你有这么坎坷的经历——怪不得你是这样……”柳明专注地听着鸿远的叙述,忘了当前的险境,沉浸在一片安谧、新奇的喜悦中。她本想说,“怪不得你是这样好”;但“好”字没有出口,被鸿远用嘴“嘘”了一声:“你听——外边……”柳明立刻住口,心里又怦怦地乱,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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