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6)
有關共產主義，也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教科書上說，到了那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連數都不用數。根據這個道理，那時候的人就該都是數盲。假如不是從小數錢、數冰棍，誰會識數。但是到那時都不識數了，誰來算題？假如沒人算題，就沒有科學技術，又怎能各取所需？對這個問題我有個天才的答案：到了共產主義也會有人犯錯誤。對於有錯誤的人，就不讓他各取所需。然後他就會識數。然後就可以讓他算題。這只是個笑話，不能當真。因為不識數的人不可能犯錯誤，錯誤就是識數，由此墮入了循環定義。
我做夢都想患數盲症，就像我哥哥當年下鄉時做夢都想患一種重病一樣。假如我成了數盲，就能躲開柴油機，重新獲得我的雕刻刀、畫室、彩色毛線等等，要知道我天生就是這麼一塊料。我哥哥當年想得一種病，則是因為他在鄉下吃不飽——要知道他天生是一個飯桶，粗茶淡飯吃多少都不飽，非吃肉不可。我現在就落到了他當年的困境里。我們哥倆都只有一種方法來脫困，就是真的得上這種病。他的病是夏天睡潮地、大冬天只穿運動短褲得上的，雖然有往龜頭上抹蛋清等等絕妙的手段，他卻不敢嘗試。所以他就得了風濕性關節炎，一輩子都好不了，現在住在得克薩斯的沙漠里。而我則只能朝數盲的方向努力改造自己。憑良心說，我一點兒不想爭當數盲，只要能做原來的工作就完全滿意了。這一點數盲一定能知道。我個人以為，一個人設計的公共汽車是一口老母豬，足以說明他已經無可救藥，不一定非要讓他完全不識數。但是我也知道，什麼人是無可救藥，什麼人不是，只有數盲才知道。
我說我做夢都想得數盲症，但是夢醒後會為這些夢感到羞愧。假如我們都得了數盲症，一切都要完蛋。老人們怎麼辦？孩子們怎麼辦？他們要餓飯了。至於我們自己，也就是中年男人們，倒是不值得同情。因為我們都有數盲症，沒飯吃，可以吃雞鴨魚肉毒蛇王八。女人們又怎麼辦？假如所有的男人都渾渾噩噩，世界上就會沒有愛情，她們怎麼活呀。但是我們自己又沒問題——我們按組織上的安排和家屬過家庭生活就夠了。
我和我前妻是在速校認識的，速校是一片雪地上三座小樓房。其實那不是雪，而是一片鹽鹼地。當時的土地鹽鹼化已經很嚴重了。樓房前面有幾棵楊樹，所有的葉子全都卷著。當時的污染也已經很嚴重了。我在班上又是老大哥（班長），上課時坐在第一排。第一課是掃盲課，我們都是科盲。老師進來我喊起立，發現她是我所見過的最漂亮的女孩子，但是穿了一件極難看的列寧服。所以坐下之後就舉手發言道：報告老師，你的衣服很難看——我給你打件毛衣吧。那時候她工學院還沒畢業，在速校實習，一看學生都有鬍子，心裡已經發慌，我的發言又有調戲之嫌，登時面紅耳赤。後來她就專揀我來提問，比方說，在黑板上畫個根號，問道：老大哥，你看它像個什麼？我看了半天，它像個有電的警告符號，故而答道：伸手就死，老師！她又畫個積分號，這回不用她問，我就說：這像一泡屎！在她看來，我像個存心搗蛋的渾蛋（其實我不是的，不管什麼時候我都很真誠），同時我又是她生命里的第一個男人。她決心迎接這種挑戰。
禮拜一早上，接到我前妻的電話。她先問老左床上如何——這話一早上聽了十遍了，我聽了著實惱火，吼了起來：你們不要這樣牆倒眾人推！老左怎麼了？再怎麼她還有點同情心！（其實她是沒有的，否則就不會讓我摸她那乾癟的乳房，那東西像抹布一樣，能夠摸透，握在手裡呈一束，虎口以上溢出的部分還算有點模樣）……我前妻聽了以後，嘆口氣說：是嘛，我沒同情心——告訴你，你的事有希望了。這幾天你自己當點心。我聽了面紅耳赤，因為我一直在托她給我辦出國手續。這件事難於上青天，但她居然辦出了眉目。我覥著臉問，是怎麼個情形？她說，電話里不能講，下班她過來。但是下了班她過來，我既不在家，也不在部里。我坐在個小黑屋裡，腦袋上滿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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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識數的人來說，自己存在是唯一確定無疑的事。這可以叫做實事求是，也可以叫做無可奈何。假如肯定了有自己，就能肯定還有一個叫做世界的東西，你得和它打交道。承認了這些事，就承認了有所謂無可奈何。你識數，這就是無可奈何。有的聲音好聽，有的聲音不好聽；有的東西好看，有的東西不好看；這些都不能隨心所欲。因為你是如此的明白，只好無可奈何地去上班干你該乾的事。但假如你不明白的話，就可以隨心所欲。一般人到了這種境地，就能想到當個領導，但我有另外的主意。我想去美國，和我哥哥、嫂子、我年過八旬的母親生活在一起。除此之外，還想弄個畫室重操舊業。我哥哥隔段時間就託人帶一份文件，讓我辦出國手續。但這是不可能的事：技術人員出國，因公因私都不可能。我哥哥在電話里說：你幹嗎非識數不可？這是一種暗示——他一定記得好多年前給我講過知青裝病的事，所以知道我能聽懂。但是，現在你也知道了，數盲這種病不能裝，只能真的去得。而真的去得這種病，我還下不了決心。
有關不準技術人員出國的事，還有一些需要補充的地方。前幾年還是讓我們出國的，但是大家出去了就不回來，簡直無一例外。現在的規定是出國前要體檢，沒有數盲症的男性一概禁止出國。但這是內部規定，明明是沒得數盲症，體檢證上偏寫成三期梅毒，不但出不了國，還要被關進醫院打青黴素。那種青黴素是進口的，卻是獸用藥，雜質很多，打在屁股上渾身都疼，而且發高燒。自從打過了那種針，我就老有點黃疽。因為這個緣故，我再也不敢打這種主意。患了數盲症的領導可以出國訪問，這方面大家都服氣，人家沒有不回來的。這也說明數盲在外國也治不好，得吃救濟——外國人摳得很，不肯救濟我們的人。女人可以出國，內部也有掌握——年輕漂亮的不成。洋鬼子精著哪，見了年輕漂亮的就娶去做老婆。老左就出過國，但是大家都服氣，因為她回來了，並且在床上對我說：還是祖國好。這個女人覺悟高，明明是我對她好，她卻記在祖國賬上，讓人沒話講。我前妻也可以出國，但是要到六十歲以後。不管怎麼說，她總是有個盼頭，我卻是一點盼頭也沒有。
我前妻說，我有張卑鄙的嘴，這是全身上下最惡劣的東西。好在還有一件好東西，那就是二等兵王二。她幫我的忙z全是看它的面子。但這話打擊不了我。別人有困難都去求傍肩，傍肩也幫助，你說是看誰的面子？只是沒有求幫出國的，這事太難。我前妻辦出了眉目，不知是怎麼辦的。這件事她始終不告訴我，後來這事失敗了，她也不說當初的眉目是什麼。
現在可以說說「眉目」是怎麼沒的。接完了這個電話，我就去聽報告。要是推個事不去，就好了。「數盲症可不是裝的」——報告人又一次引起鬨堂大笑時，小徐對我說：裝得真像！我就這樣回答他。假如不理他就好了。就在這時，在我們身後巡邏的保安員用警棍在我腦袋上敲了一下，引起了短暫的昏迷。這些農村來的小夥子工作很認真，但是下手不知輕重。他們看到我們老笑，已經很氣憤了——會場秩序不好要扣他們薪水。小徐也挨了一下，不肯吃啞巴虧，回頭就和他們打了起來，登時演成群毆的場面。他們手裡有警棍，我們身上也有東西，有的是鐵鏈子，有的是半截水管子，有的是發射橡皮棍的氣動手槍，有的是噴射阿摩尼亞的氣罐——聽大報告時大家都有準備，而且我們的人也不少，除了各機關的技術人員，大企業的人都來了。坐在我們邊上的是玻璃公司，那幫傢伙對打群架興趣極大，早就把板凳腿拆下來了。一動手就有人遞給我一根板凳腿，我也瞎揮了幾下，打倒了幾個保安員，自己也挨了幾下警棍—年紀大了，身手不靈活——而會計部的小姑娘則是假裝勸架時朝保安員的襠下施以偷襲。轉瞬之間，就把保安員打得落花流水，大家潰退而出，一鬨而散。當然，也得有幾條好漢留下來頂缸，否則會有大麻煩。今天的事是因我而起，我留下來。等保安的大隊人馬來了後，我就帶頭扔下板凳腿，舉手投降。人家看我血流滿面，也不好意思再打我。別的投降者，不是真傷員，就是體質單薄者，還在臉上塗了紅藥水。這正是我們的狡猾處，你要是審問，就說：什麼都沒幹，只是挨了打。所以人家問都不問，直接押去關小號，半平方米的地方塞兩個人，是聊大天的好地方。我和一個穿黑夾克的小夥子塞在一起，我看他很面熟。進去以後才知道，是那個穿藍毛衣的姑娘。等我前妻來放我時，她正坐在我腿上，但這是因為沒地方坐。那孩子連忙解釋說：大姐，我們是清白的，信不信由你。而我前妻摸了她臉一把說：當然是清白的，可憐的小傢伙——快點回去睡覺吧！
考慮到禮拜一的群架里有人傷得很重，還破了相，想讓保安把我放了可不容易。這件事要勞動市長親自打電話：「你們那裡有個王二，是我家屬的前夫，如果沒什麼嚴重問題就放了吧。」除此之外還有好多治安方面的指示，把保安的頭煩得要死。他來開鎖時還念念叨叨：什麼叫「家屬的前夫」。我要承認，這種關係實在古怪。但這還是直截了當的說法，還有人是某數盲的「家屬的前小叔子的哥哥」，有人是「小姨子的前姐夫」，不得數盲也搞不清楚。不過這無關緊要，數盲只要知道是和自己有關係就夠了。具體是什麼，人家並不想弄清楚。對我們來說，這種關係很明白，我們是綠帽子的發放者，他們是綠帽子的接受者。好多人認為這種曖昧的關係，有助於和傍肩間性生活的和諧。我個人不這樣想。因為這個緣故，我前妻說我笨。
我前妻把我放出後，就朝我冷笑。她看我愣愣怔怔的樣子，就遞給我一面小鏡子——那樣子很難看，我早知道頭破了，但不知流了那麼多血。但我還能挺住。她說，你那件事吹了。我聽了就晃起來，幸虧她從我兜里摸出了救心丹，塞在我嘴裡。後來她帶我到醫院去處理傷口，出來時更難看了——剃了個陰陽頭。我一直覺得昏昏沉沉，回到家就睡了。躺下時，我前妻睡在我身邊，醒來時天已大亮，我身上有張紙條，上面寫著：1．接著睡；2．今後少惹事，還有希望。希望是指出國的事，我知道原來的希望是打架打沒的。我就接著睡了。
有關保安的情況，需要補充如下：那些人在現在這樣的天氣里穿著藍色的棉大衣，戴著藤帽，手持木棍，戴紅色袖標，在街上維持秩序。上級說，現在城市治安混亂，警力不夠用了，從農村徵調保安員進城，是個好辦法。但是這幫人來了以後，秩序就更加糟糕，因為他們上了班什麼都不管，下班以後什麼都偷。除此之外，他們最感興趣的事就是揍我們——當然，我們也不那麼無辜。你要以為北戴河是新興科技城市，大家都是知識分子，故而只有挨打的份，那就太天真了。我們挨揍多年，早就懂得怎麼還手了。
而我和藍毛衣的事是這樣的：小號裡面像個電話亭，架著一塊木板，可以坐一個人，另一個只能站著。保安的頭頭問我，要不要單間。我說，你給我個人做伴吧。這時候黑皮夾克就鑽了過來，站在我身邊。保安把我們塞了進去，隔著門和我說了會兒話，先說他很公道，是他的人先動手打了我，這是他們的不對，明天就打發那小子回家種地。我說你用不著和那孩子為難，等等。他說這事你不用管，打了別人我不管，可不能打你，什麼時候都得敬老——我沒理他，知道自己在外人看來已經老了，沒有什麼好感覺。後來他又說，你們的人用了手扣子，把我的人臉打壞了，你看怎麼辦。——這是真的，我看見他們的人有臉上受傷的。回去以後要說說：打架不準用利器。但是不能嘴軟——我說你公事公辦唄，我們都在你手裡。送我們去砸鹼好了，我們又不是沒砸過。——我知道他想讓我幫他把使手扣子的找出來，但是我不能這麼干。任何時候都不能把自己人交出來。我還說：我腦袋也被打破了，這也得有個說法。他說，送你們砸鹼是公安的事，但是告訴你的人小心點，別再落到我們手裡吧。這就是說，誰要是落了單被他們逮住，就會被打得稀爛。我說，我會告訴大家的，不過你們也要小心點，有人知道你們都住在承德棒糙山，全村出來干保安，家裡只有老人孩子，別以為我們找不到——我這是唬人，其實我們遠沒有那麼壞。他就悻悻地走了。
這時我才覺得頭疼，還有騎在我腿上的這傢伙不對勁。那裡像地獄一樣黑，但是氣味不大對。他拉著我的手往皮夾克底下伸時，我以為他是個homo。知道他光板穿著皮夾克時，我說了一句：你不冷嗎？後來手伸到胸前，摸著兩個圓滾滾的東西，我才大吃一驚：這是什麼？你怎麼長了這種東西？她哧哧地笑，我聽出是藍毛衣，馬上關照她不要高聲。一個女孩子到了這裡是很危險的。保安員可不是些太監。後來她又拿一個冷冰冰的東西讓我摸——是個帶鋸齒的手扣子。原來就是她用了手扣子！這下把我氣壞了，罵道：混賬！誰叫你使這東西！她輕描淡寫地說：怕啥。我說：你是不怕，今後誰落到保安手裡，怕也沒用了。她說：哪個鄉巴佬敢犯壞，咱們就到村裡去抄他的老窩，燒他的房子，這不是你的主意嗎。——聽著真可怕。這一位可不像紅毛衣，不是純情少女，伸手就拉我的褲子拉鎖。我說：學校里就教了你這個？她就說：老生常談。老大哥，你太老派。後來她又說，有一種傳聞，說我是個gay，看來是真的。我說放屁，我要不是後腦勺正在流血，准能表現出男兒本色。後來她拿手絹給我捂著傷口，就這樣聊起天來，直到我前妻知道了消息，趕來把我們都放出來。她把我腿都坐麻了，半天不能走路。要是個男的，還可以輪輪班。下回關小號可不能挑女的。昨天的事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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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和保安員打架的事，還有些可以補充的地方。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和保安員都是誠實的人，都在盡自己的本分。我們在誠實地勞動：設計各種東西；他們也在誠實地勞動——監視我們。我們覺得他們的監視十足可恨，他們覺得我們不老實十足可恨，所以就經常打架。結果是雙方都常有人受傷住院。數盲十分公允地決定：不管誰受了傷，不能報銷醫藥費，不能上班算曠工，結果是越打越厲害。這一回保安有好幾個人被打斷了鼻樑，他們肯定不甘心，想要從我們身上撈回來。作為老大哥，我要時時刻刻提防在心。假如藍毛衣是男的，我會毫不客氣地揍他一頓。但是對女孩子不能這樣辦。再說，她不歸我管。她在我們這裡是客人。
在聊天的時候，有人說假如沒有保安就好了。世界上只剩下了三種人：我們、數盲、傍肩，生活會愉快得多—我們干我們的工作，數盲發他們的昏，傍肩居間調和。這種建議當然是居心叵測——沒有保安，我們會把數盲都吃下去，連骨頭渣都不剩。如果把傍肩們畫掉，那就不成個世界。如果世界上沒有數盲，我們就會和保安爆發戰爭——要知道他們恨的就是我們。這場戰爭勝負難以預料，我們狡猾，會製造各種武器，保安人多，他們在村裡有大量的預備隊。就算我們獲勝，中國人口也是百不存一。算來算去，只有我們可以畫去。鉤去我們，頂多中國倒回中世紀。那時的技術水平可以養活三億人——這也不可怕，餓死一些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