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靈後胡氏

高肇一死，執政諸臣看得很清楚，高氏勢力中仍有潛在威脅的只剩下皇太后高英。按照制度與傳統，在皇帝幼小、出現皇權停擺時，皇太后是唯一有制度性權力填補這一真空的。輔政者如果不能除掉皇太后（如孝文帝死後六輔之對付大馮），那麼往往只好容忍她挾持幼君、以皇帝名義執政，從而分享或制衡輔政大臣的權力。對於延昌四年（515）春的輔政諸臣來說，他們最大的幸運是充華胡嬪的存在。在道武帝之後的北魏歷史上，皇帝即位後生母仍然健在，這並不是第一次，上一次是文成帝即位時。 與上一次不同的是，這一次輔政諸臣的目標是抵制皇太后（文成帝即位時不存在這種情況）。把皇帝生母拉進這個角斗場，至少可以部分地打破皇太后主張自己制度性權力的可能。這一點，在宣武帝病死的那個夜晚，崔光和於忠就已經想到了。所以，他們為了哄騙高肇乖乖入城，就在高肇抵達洛陽西郊那天，尊高英為皇太后。

高肇死後，輔政諸臣立即整頓高層人事，重分蛋糕。據《魏書·肅宗紀》，二月癸未（515年3月10日），就是高肇死後第三天，按照資歷拜命新的三公：高陽王元雍以太傅領太尉，班位最高，其次是清河王元懌任高肇騰出來的司徒，廣平王元懷任元懌騰出來的司空。當然，接下來其他職務都有一番大調整。半個月後，大概權力分配和政治鬥爭戰利品的分配告一段落，己亥（515年3月26日），「尊胡充華為皇太妃」。也許出於早已協商好的安排，胡氏尊為皇太妃五天後，三月甲辰（515年3月31日），「皇太后出俗為尼，徙御金墉」，徹底被排斥到權力場以外。高英出家為尼，法號慈義，墓誌和《北史》都說她出家之地在瑤光寺。這裡說「徙御金墉」，是指出家後她被移出北宮，先到了金墉城。出於安全考慮，執政者會先控制她一段時間，不知這段時間有多長，總之她後來進了瑤光寺。

剷除高氏之初，輔政大臣名義上以高陽王元雍為首，形式上是元雍與於忠二人分司內外的共治，其實是於忠大權獨攬。元雍能力有限，自孝文帝至宣武帝都看不上他。《魏書·獻文六王傳》之《高陽王雍傳》說他「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為時情所推」，「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真正掌權的是於忠。《魏書·於忠傳》：「忠既居門下（侍中），又總禁衛（領軍），遂秉朝政，權傾一時。」手上握有禁軍，同時又掌握了百官表奏的最終處理權和皇帝詔敕的頒發權，自然「權傾一時」。

《高陽王雍傳》載元雍上表回憶於忠擅權時期，「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意思是詔書都由門下省發出，而於忠作為門下省第一號人物，實際上成了詔書的來源。他還說於忠以禁軍統帥職務，阻斷了小皇帝與輔政諸臣的聯繫，身為朝宰的元雍卻見不到皇帝，「於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內外，朝謁簡絕」。正是因此，於忠掌握了最重要的人事任命權，用元雍的話說，就是「令仆卿相，任情進黜，遷官授職，多不經旬，斥退賢良，專納心腹，威振百僚，勢傾朝野」。

這樣就引發了元雍所代表的外朝與於忠所控制的內朝之間的鬥爭。

於忠雖然握有實權，但班位還不算高。他對元雍說，宣武帝生前同意過給他「優轉」，就是提高級別。《魏書·於忠傳》：「（元）雍憚忠威權，便順其意，加忠車騎大將軍。」於忠過去只是二品上，現在提高到一品下，而且在一品下的官職中車騎大將軍的位次排在儀同三司之前，可謂大大優轉。滿足這一點之後，於忠又表示自己在宣武帝去世後，「有安社稷之功」，明示暗示希望在爵位方面有點獎勵，其實就是希望封公。封公的事要由三公提出來，當時的三公元雍、元懌和元懷不好駁他的面子（「難違其意」），「議封忠常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於忠不太好意思一個人得這麼大的好處（「難於獨受」），又讓人提出「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

《魏書·郭祚傳》：「領軍於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奉，（郭）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為州。」郭祚是尚書左僕射，曾做過太子少師，算是孝明帝的「師傅」，屬於資歷和名望都非常高的重臣。他認為應該警惕權力膨脹的於忠，於是派自己的兒子郭景尚去見元雍，建議把於忠調離洛陽，外出擔任州刺史，這就意味著解除他的侍中和領軍兩個關鍵職務。同有此心的還有度支尚書裴植和都水使者韋儁，當然他們也代表一個不小的勢力。元雍可能被他們說服了，但還沒有來得及做什麼，卻被耳目廣布的於忠搶先下了手。《魏書·於忠傳》：

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郭祚有師傅舊恩，裴植擁地入國，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怨，莫不切齒，王公已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之後，詔命生殺，皆出於忠。

前面說過，於忠跟宣武帝說「臣無學識，不堪兼文武之任」，宣武帝也承認他文化不高。那麼，他怎麼能熟練地應付朝堂上這些需要一點複雜技術的政治鬥爭？《北史·魏諸宗室傳》之《常山王遵傳》記拓跋遵的後人元昭在宣武帝死時，以黃門郎在禁中值班，發揮過重要作用，之後「曲事」於忠，「忠專權擅威，枉陷忠良，多昭所指導也」。於忠的另一個軍師是名臣李崇的長子李世哲。《魏書·李崇傳》說李世哲在高肇、劉騰當權時跟他們「親善」，因善於鑽營，世號「李錐」。《魏書·於忠傳》說於忠當權，李世哲找關係靠近他，「遂被賞愛，引為腹心，忠擅權昧進，為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原來於忠有元昭、李世哲這樣的人在背後出謀劃策。既然元昭以及其他謀士能指導於忠「枉陷忠良」，自然也會指導他謹慎面對「朝野憤怨，莫不切齒」的局面。

一方面殺害形象好名望高的郭祚、裴植等人，另一方面還把宗室中「屬尊望重」排名第一的高陽王元雍趕出朝廷，朝中已無人可以制衡於忠，這也意味著他突然把自己置於非常危險的境地。 《魏書·於忠傳》：「於氏自曾祖四世貴盛，一皇后，四贈三公，領軍、尚書令，三開國公。」這種榮耀到於忠達到巔峰，但巔峰也是最危險的時刻。可能出於元昭等人的策劃，於忠明白自己必須做點什麼才能稍稍閃避朝野的怒視和狐疑，而皇太妃胡氏再一次成為他的方便工具。

據《魏書·肅宗紀》，於忠發出詔書誅殺郭祚、裴植等，逼迫元雍解除官職「以王還第」，發生在延昌四年八月乙亥（515年8月29日）。第二天，即八月丙子（515年8月30日），於忠就採取行動，「尊皇太妃為皇太后」。之前，殺高肇的權臣於忠、元雍、崔光等，為自身長遠安全而逼迫高英出家。現在於忠排擠了輔政朝宰元雍，殺害尚書省高級官員多人，當必須向朝野表明自己全無危及皇權的野心時，又不得不抬出胡氏來填補高英的位置。他相信，以他在宣武帝死後從高英手下救過胡氏的大功，胡氏對他只有感激，全無威脅。

然而，也許他始料未及的是，胡太后遠比高太后更有性格、更有能力。《北史·后妃傳》：「（胡）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為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決。」經歷了內宮十餘年的艱難磨礪，她已從一個天真少女成長為頗有見識的成熟女性。高英出家，雖然獲利最大的是胡氏，但這並不是她主動操作的。她那時初得解放，連親生兒子都還沒見到，自然沒有能力排擠高太后。被尊為皇太后固然是她的一大夢想（或者是她過去都不敢夢想的），可是同樣，這也不是她自己可以爭取的，而是於忠和元雍爭權、朝中政局發展的結果。如果於忠和元雍（及二人所代表的政治勢力之間）不生嫌隙，或至少維持某種平衡，那麼胡氏可能會一直枯坐別宮，短時間內連兒子都見不到。從少年入宮到現在，她一直是被動的，逆來順受，任憑命運擺布。不過，從被尊為皇太后開始，她終於可以主宰自己的命運了，因為她知道如何利用制度賦予的自由空間，來為自己爭利益。

胡太后要爭的第一個利益，是和自己的兒子團聚。據《肅宗紀》，胡氏被尊為皇太后在八月丙子（515年8月30日），十二天之後的八月戊子（515年9月11日），「帝朝皇太后於宣光殿」。宣光殿是后妃所住的北宮的正殿，孝明帝從中宮的顯陽殿經永巷門來到北宮，在宣光殿見到自己的母親，對孝明帝來說，這是他平生第一次。自從五年半以前分娩成功，母子立即被分離，那時胡氏可能都沒有機會，或沒有力氣認真看一眼孩子。重聚之時，按照那時的演算法，孝明帝已經六歲半，可以說是七歲了。雖然史書不載，可以想像二人必是涕淚漣漣。

胡太后既然與兒子相聚，自然不會放他離開，從此母子要同吃同住了。這樣，於忠與皇帝之間就出現了一道新屏障。儘管於忠作為侍中仍然出納王言，但王言的具體內容卻不再完全由他說了算，而要經過胡太后這一關。同日發布詔書，大赦天下，以慶賀皇帝與皇太后重聚。第二天（9月12日），頒布詔書，調整元雍去職之後的三公，元懌代替元雍以太傅領太尉，元懷以太保領司徒，元澄從尚書令升為司空。再過一天（9月13日），於忠得到元澄騰出的尚書令。據《魏書·於忠傳》，於忠這一次新得到的職務是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同時「侍中、領軍如故」。尚書令已是朝官之最，離三公只有一步之遙了。不過也許在於忠看來這還只是正常升遷，而得到崇訓衛尉一職就很不尋常了。胡太后在北宮住在崇訓宮，她肯給於忠加崇訓衛尉，是顯示把自己的安全防衛完全交到他手裡，顯示了極大的寵信。

胡太后一開始就表現出相當的政治智慧，她對於忠的寵信是一種交換，要交換的是於忠支持她臨朝稱制。據《魏書·肅宗紀》，八月壬辰（515年9月15日），「群臣奏請皇太后臨朝稱制」。臨朝稱制，就是制度性的皇太后代替皇帝行使皇權。稱制，是代表皇帝說話，特殊情況下大臣也可以稱制。但在制度意義上，臨朝稱制的幾乎只能是皇太后。看不慣或敵視於忠的內外朝官，當然希望以太后臨朝稱制來制約或削弱於忠的威權，所以一定會有很多大臣附和這一提案。但是，如果於忠堅決反對，他也一定能找到辦法阻止這一提案得到批准。只不過，胡太后剛剛向他表達了無比的親近姿態，顯然聽政後也不會對他有什麼不利，他有什麼必要去冒險抵制呢？這大概是於忠那時的基本心態。

不知是不是於忠猶豫不決，或宮廷內外另有勢力需要協調協商，具體情況已無從了解，但看起來並非一帆風順，而是過了十三天才有結論。《魏書·肅宗紀》：「九月乙巳（515年9月28日），皇太后親覽萬機。」這是胡太后在北魏政治史上崛起的時刻。今後許多年裡，北魏政治的許多發展，至少在表面上，就要以她為中心了。跟以前相比，女主聽政的最大不同，是太后要真正與百官見面，聽他們彙報政務，當場作出決定。這是朝官都在場、都見證的，輔政權臣沒有辦法在中間製造一個可由自己控制的間隔。只要太后和皇帝在一起（這是太后臨朝聽政的必要條件），就沒有人能夠以皇帝的名義反對太后。太后的意志以詔敕的形式下達，膽敢違抗者就是與北魏國家機器對抗。

在馮太后於太和十年（486）結束聽政之後，整整四十年過去了，現在再次出現了女主聽政。

胡太后聽政後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於忠從權力中心趕出去。在朝廷，宣武帝的幾個弟弟，特別是清河王元懌，可能會是太后的重要智囊。在內宮，曾救過她性命的宦官劉騰也會給她出主意。因此，胡太后對付於忠顯得非常講策略，是分階段、分步驟的。第一步，解除他的侍中和領軍職務，特別是後者，剝奪其軍權才能從根本上消除隱患。《魏書·於忠傳》：「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為儀同、尚書令，加侍中。」解除了這些內朝職務之後，又給他「加侍中」，顯然是為了寬慰他，可是加侍中不是侍中正員，且很可能只是一個名義，不能如正牌侍中一樣在禁中上班。另外一個寬慰於忠的措施，是拜於忠的夫人元氏為女侍中，賜號范陽郡君。這位元夫人比於忠有文化，史稱「微解詩書」。這可能發生在十月至十一月間。

當然，被解除了那麼多職務之後，於忠還是尚書令，是行政執行機構尚書省的首腦，號稱端右，是非常顯要的。又過了十來天，才進入第二步。太后在崇訓宮見門下省的侍官（侍中、黃門郎等），問道：「（於）忠在端右，聲聽何如？」眾人都回答：「不稱厥位。」於是下詔，外派於忠去擔任冀州刺史。這個過程中，於忠基本上沒有抵抗的機會，有的只是擔心情況會更糟。好在胡太后念他救命有功，雖然後來元雍、元匡等請求加以重罪，太后都替他遮擋了，算是「軟著陸」，後來竟得善終。

此後四年，都是胡太后臨朝稱制。

這四年間，與我們所關注的老尼慈慶相關的，主要是一些人物的死亡。對於這樣一個上了年歲的人，她聽到的消息中最能引發她關切的，總是那些在她生命中出現過、重要過的人的死亡。首先是胡太后的姑母比丘尼僧芝的去世。據僧芝墓誌，僧芝在熙平元年正月十九日（516年3月7日）夜分，「終於樂安公主寺」，享年七十五歲。她總算看到了侄女榮耀時光的到來，侄女對她的報答只能是隆重安葬。但似乎下葬很快，墓誌說「其月廿四日辛卯遷窆於洛陽北芒山之陽」。照說胡太后會參加喪禮，但也許只是其中某一個環節。慈慶也一定會前去弔喪。慈慶可能早在平城宮時就認識僧芝，後來在洛陽宮出家後一定與她聯繫更多。考慮到慈慶年事已高，未必能去送葬，另外我們知道的一些人物，比如一年前出家的宣武帝皇后高英（現在是比丘尼慈義），一定會去參加。還有孝文帝的廢皇后小馮，以及王肅的前夫人謝氏，如果她們這時都還健在，也一定會參加，因為她們都是僧芝的弟子。

一年多以後，熙平二年三月丁亥（517年5月2日），廣平王元懷病逝。元懷是慈慶撫育過的，應該一直都有一些聯繫。如果慈慶參加元懷的葬禮，她應有機會見到高猛和他妻子長樂公主元瑛。元瑛對慈慶，應該也有她哥哥宣武帝那種感情。如果高英也來弔喪，慈慶跟她當然毫不陌生。相見說起往事，必有萬千感慨。

再過一年半，高英也去世了。

於忠等輔政大臣在延昌四年三月甲辰（515年3月31日），逼迫皇太后高英「出俗為尼」，一開始「徙御金墉」，後來進入瑤光寺。據僧芝墓誌，高英出家後拜僧芝為師。高英墓誌說她「帝崩，志願道門，出俗為尼」。《北史·后妃傳》：「尋為尼，居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入宮中。」高英出家後，她的女兒建德公主就由胡太后撫養。《魏書·皇后傳》：「建德公主始五六歲，靈太后恆置左右，撫愛之。」高英年紀輕輕（出家時大概只有二十五六歲，死時不到二十九歲），突然暴死，是胡太后安排的。

《魏書·肅宗紀》：「（神龜元年九月）戊申（518年11月14日），皇太后高氏崩於瑤光寺。」高英墓誌：「以神龜元年九月廿四日（518年11月12日）薨於寺。」墓誌記高英死日比《魏書》早兩天，但兩者都說她死於瑤光寺。其實高英死在自己母親家裡。高英的父親高偃死於太和十年，母親王氏辛苦帶大了幾個孩子。高英拜皇后的第二年，王氏被封為武邑郡君。據《魏書·皇后傳》，那段時間（應該不是一天而已），高英離開瑤光寺回娘家看望母親。偏偏這一天「天文有變」，出現了不利於後宮之主的天象。什麼天象呢？《魏書·天象志》：「閏月戊午，月犯軒轅，又女主之謫。」《天象志》的這一部分不是魏收書原文，可能是用唐人書補的，時間錯誤很多。神龜元年閏月在七月 ，但閏七月沒有戊午日。隨後的小字注占文也問題多多：「月犯軒轅，女主憂之。其後皇太后高尼崩於瑤光寺。……胡太后害高氏以厭天變，乃以後禮葬之。」概而言之，所謂「天文有變」就是月犯軒轅，占曰「女主之謫」。照說這種禍事會應在胡太后身上，她當然要想辦法轉移給別人。於是她想到了前皇太后高英、現在的比丘尼慈義。《北史·后妃傳》：「靈太后欲以當禍，是夜暴崩，天下冤之。」

按胡太后的指令，高英在母親家裡被殺害，然後「喪還瑤光佛寺，殯葬皆以尼禮」。根據高英墓誌，主持和參與喪事的是「弟子法王等一百人」。這裡說的「弟子」，可能並不是高英/慈義的弟子，而是「佛弟子」的省稱，指瑤光寺與高英有關聯的比丘尼，當然她們中一定有不少本是宮女，是在高英出家時隨她成為比丘尼的。高英下葬時間在十月丁卯（518年12月3日）。據《魏書·禮志》，當皇帝（其實是胡太后）問如何安排葬禮時，朝臣建議「內外群官，權改常服，單衣邪巾，奉送至墓，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既不是正常的比丘尼葬禮，也不是皇太后葬禮，算是某種折中之後的簡化。

前往北邙山送葬的一定有高猛夫婦。那時高家在世的人儘管還有一些，不過都成了明日黃花，只有高猛的妻子長樂公主元瑛以宣武帝同母妹的身份，尚能得胡太后禮待，仍然活躍在宮廷內外。老尼慈慶是否會去弔喪、送葬，已無從猜測。

接下來，是一個慈慶必定會參加的喪葬儀式，不過並非新喪，而是改葬。胡太后對一個早在二十三年前就已去世並安葬的人，舉行隆重的改葬，這個人就是宣武帝的生母、孝明帝的祖親高照容。《魏書·肅宗紀》：「是月（神龜二年正月），改葬文昭皇太后高氏。」高照容墓誌殘存文字也提到改葬時間在神龜二年（519），只可惜接下來的月日已嚴重殘泐。 有證據顯示，至遲在前一年高英下葬後不久，胡太后就考慮要給高照容重新安葬。比如，《魏書·禮志》記神龜元年十一月尚書省祠部曹預備改葬事，就與典禮相關的皇帝、皇太后和群臣服制，發符給國子學士要求給出意見，崔光因兼國子祭酒，最後代表眾學士上報他們討論的結果。高英死後，殯葬皆以尼禮，不得配饗世宗，那麼將來胡太后死後，是不是可以配饗呢？這次改葬高照榮，就是為將來做準備。

《北史·后妃傳》：「（文昭皇）後先葬在長陵東南，陵制卑局。」高照容以普通妃嬪身份，陪葬於孝文帝的長陵陵園，時在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健在，大馮當道，當然不會隆重其事，所以墳墓規模較小，所謂「陵制卑局」。宣武帝親政後，追尊為文昭皇后，配饗高祖，但並沒有改葬，只是在原來封土之上擴大規模，增大了封丘，所謂「因就起山陵，號終寧陵，置邑戶五百家」，做了表面功夫，實未涉及封土之下的墓室棺槨。

據《北史·后妃傳》，到神龜二年正月，在胡太后主持下，「更上尊號太后，以同漢晉之典，正姑婦之禮，廟號如舊文昭」。據《魏書·皇后傳》，這句話實際出自孝明帝的詔書：「文昭皇太后尊配高祖，祔廟定號，促令遷奉，自終及始，太后當主，可更上尊號，稱太皇太后，以同漢晉之典，正姑婦之禮。廟號如舊。」「姑婦之禮」，是指胡太后與高照容之間的婆媳關係，因胡太后在這次改葬大典中要自為喪主，所以須正其禮。可是，什麼是漢晉之典呢？

孝明帝詔書還提到「廢呂尊薄，禮伸漢代」，指的是漢文帝生母薄姬故事。薄姬雖在漢文帝時尊為太后，死後未入劉邦長陵，而在文帝的霸陵附近獨營一陵，且未得配饗高廟。東漢初，光武帝劉秀建武中元元年十月甲申（56年11月15日），派司空馮魴告祠高廟，稱「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而「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於是，「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於園，四時上祭」，是為尊薄黜呂。 光武帝「廢呂尊薄」，顯然是考慮為身後立規矩。這就是所謂漢典。所謂晉典，是指東晉的簡文宣鄭太后。鄭太后是晉元帝稱帝前所納的妾，是簡文帝的生母，雖然簡文帝即位後並沒有尊她為太后，而簡文帝之子孝武帝卻追尊祖母為簡文太后。 很顯然，所引據的漢晉之典，都事關皇帝生母應該享有正宮地位。詔書倡言「廢呂尊薄」，表面上取譬當今之抑黜大馮、尊崇高照容，實際上，是為將來胡太后自己終得配饗宣武帝，預做制度和理論的安排。

改葬高照容，就是在孝文帝長陵西北不遠處（相距六十步），另挖墓穴，然後打開宣武帝時所增擴的終寧陵，向下挖了好幾丈深，取出棺櫬，移入新挖的陵兆。《北史·后妃傳》：「遷靈櫬於長陵兆內西北六十步。」因為極大地靠近了長陵，可以算是祔葬。然而，在終寧陵取棺櫬時，棺上卧著一條大蛇：「初，開終寧陵數丈，於梓宮上獲大蛇，長丈余，黑色，頭有王字，蟄而不動，靈櫬既遷，還置蛇舊處。」據此，移棺時必定先移開大蛇，棺櫬遷入新陵之後，又將這條仍在冬眠狀態、「蟄而不動」的大蛇，放回棺上。

這一盛大隆重的改葬儀式，自胡太后和孝明帝以下，內外百官、朝野僧俗，不知有多少人參加。高照容的兒女中現在只有長樂公主元瑛在世，她和丈夫高猛自然會參加。高家諸人一定也會參加。還有在高照容身邊服務過的宮女宦官們，如宮內司楊氏，不用說也會參加，他們中就有老尼慈慶。當然，這一大典其實不是關於高照容的，高照容不過是文章的題目，文章的內容還是胡太后自己。胡太后「自為喪主」，在全部儀典中始終居於中心位置。只是，對於慈慶和長樂公主這樣的老人、家人來說，她們大概多少會感激胡太后此舉。無論如何，對於歲月未能彌平的傷害，這樣的哀榮多少是個安慰。

這一年老尼慈慶八十一歲。至遲從孝明帝即位以來，她已隱入洛陽宮高牆華屋的暗影深處。只在很少的時刻，比如高照容改葬大典，我們知道她一定會出現，不過即使我們那時在場，也不大可能看得見她。一個團縮龍鍾、昏眊重膇的老尼，在車水馬龍、人山人海之中，不過是一片若有若無的輕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