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帝舅之尊

《魏書·靈征志》所列的「霧」，主要是大規模和嚴重的沙塵暴天氣，如「雨土如霧」，「黃霧，雨土覆地」，「土霧四塞」，「黃霧蔽塞」等。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孝文帝太和十二年十二月，從丙戌日（489年1月28日）開始，連續六天「土霧竟天」，「勃勃如火煙，辛慘人鼻」。 該志記北魏這類大霧凡九次，其中七次在宣武帝時期，並總結說：「時高肇以外戚見寵，兄弟受封，同漢之五侯也。」 《魏書》把宣武帝時期沙塵暴天氣頻發歸咎於高肇兄弟受寵，反映了北魏後期的一個主流，那就是對高肇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立場。《魏書》繼承了這一立場。

高肇兄弟於景明二年（501）上半年被招入洛陽，驟然寵貴，大概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但高肇本人至遲已於景明三年秋被授予尚書右僕射的重要官職。《魏書·北海王詳傳》：「世宗講武於鄴，詳與右僕射高肇、領軍於勁留守京師。」宣武帝到鄴城閱兵講武，在景明三年（502）九月。那時高肇以尚書右僕射留守洛陽，高顯以侍中陪同皇帝出行，兄弟二人兼顧內外，看起來是宣武帝特意的安排。高肇進一步高升，做到尚書令。《魏書》和《北史》都沒有記高肇始任尚書令的時間，我推測在正始四年九月。高肇為尚書右僕射時，尚書令是廣陽王元嘉。《魏書·世宗紀》載正始四年九月己未（507年9月24日）詔書，以「尚書令、廣陽王嘉為司空」。元嘉騰出的尚書令位置，自然立即為高肇所佔據，任命時間很可能在同一天或稍後。

高肇擔任尚書令差不多四年半。《魏書·世宗紀》延昌元年正月丙辰（512年2月27日）「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為司徒公」。延昌三年（514）冬以高肇為主帥統軍征蜀，加大將軍之號，仍居司徒之位，次年春回到洛陽被殺，司徒就是他的最終官職。《北史·外戚傳》說高肇升司徒時，「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怏怏，眾咸嗤笑之」。這時司徒最稱榮耀，可高肇還是更看重把持行政實權的尚書令一職，這反映了他看重實際、專註於當下的風格，浸潤於官場文化的那些人當然無法理解。

史書斥高肇恃寵專擅，核以記事，每虛多實少。《魏書·裴粲傳》：「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朝士如此巴結（或畏懼）高肇，是不是意味著如果不「望塵拜謁」，就會有麻煩呢？傳文表彰裴粲，因為他就沒有那麼做，他見高肇時，只是按照常規禮節「長揖而已」。家人怪責，裴粲回答：「何可自同凡俗也。」然而他並沒有因此倒霉，高肇不曾給他穿小鞋。高肇當尚書令時，御史中尉是游肇，二人同名。高肇讓游肇改名，游肇說自己的名字是孝文帝所賜，因此堅決不肯改名。《魏書·游肇傳》：「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雖然惹得高肇不高興，卻博得宣武帝讚賞，高肇也拿他沒辦法。高肇為司徒時，有個儒生刁沖因高肇「擅恣威權」而上表攻擊他。《北史·刁沖傳》記刁沖「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嘆息」。很顯然，刁沖也沒有遭到高肇的打擊報復。事實上，高肇的話宣武帝也不是都聽。《魏書·良吏傳》記宋世景特別能幹，「台中疑事，右僕射高肇常以委之」，後高肇和尚書令元嘉一起推薦他做尚書右丞，因王顯從中作梗，「故事寢不報」，宣武帝竟然沒有批准。

見於史書的高肇主要罪狀似乎都與幾個親王之死有關。北海王元詳之廢，《魏書·北海王詳傳》說是高肇誣告：「後為高肇所譖，雲詳與（茹）皓等謀為逆亂。」元詳與茹皓勾結親昵，已見前述，茹皓之敗，牽連及於元詳，而元詳確有諸般劣跡。《魏書·彭城王傳》把元勰遇難全都推給高肇：「尚書令高肇性既凶愎，賊害賢俊。又肇之兄女，入為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為後，勰固執以為不可。肇於是屢譖勰於世宗，世宗不納。」京兆王元愉反於冀州，元勰的舅舅潘僧固「見逼從之」，也就是說，潘僧固加入了元愉的叛亂。可是，潘僧固跟隨元愉到冀州做官，恰恰是元勰推薦的。於是，傳文稱高肇誣告元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元勰死後，其妻李妃號哭高叫：「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在宮裡率領武士逼元勰喝下毒酒的元珍，據《北史·魏諸宗室傳》，「曲事高肇，遂為帝寵昵」。宣武帝讓自己寵昵的元珍動手處死元勰，恐怕不能說是高肇的主意。元愉在冀州稱帝造反，據《北史·孝文六王傳》，「稱得清河王（元懌）密疏，雲高肇謀為殺害主上」，兵敗被俘，至野王「絕氣而死」，「或雲高肇令人殺之」。同傳又說：「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元）懌及（元）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這就把元愉造反的責任也推到高肇頭上。元懌向宣武帝指控高肇，比之於王莽，提出「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宣武笑而不應」。

史書有關高肇「賊害賢俊」「謀去良宗」的這幾個事例，都與宣武朝權力鬥爭的核心問題有關，那就是宣武帝對幾個叔父十分警惕。在一度威脅皇權的元禧、元詳死後，宣武帝又擔心皇叔元勰在背後支持幾個皇弟，後來還的確出現了皇弟稱帝造反的大案。在這幾個親王的不幸故事中，高肇當然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與其說他是罪魁禍首，不如說他只是宣武帝用得稱手的一個工具而已。這個道理，當時朝中諸貴，包括幾個遭遇不幸的親王，一定也都明白，只是不可點破。李妃見到元勰屍體，傷慟已極，憤怒已極，卻也只敢咒罵高肇，其實她當然知道誰是真正拿主意的。

可以說，高肇代宣武帝擔負起全部罵名，本是皇帝制度的內在要求。《魏書·任城王傳》：「於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為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為狂。」元澄為孝文帝所親用，名列六輔，元禧、元詳亦頗為忌憚，宣武帝對他不可能不提防。元澄「常恐不全」，決不會僅僅因為高肇的「間構」。眼見元禧、元詳、元愉、元勰如此下場，元澄採用自穢策略，「終日昏飲，以示荒敗」。

當然，宣武帝最親寵的高肇也是元澄不敢得罪的。《魏書·任城王傳》附《元順傳》記元澄子元順事（元順很可能是李令徽所生，李令徽的弟弟李子岳娶高琨之女，即高猛的姐妹，所以元順和高肇是沾親帶故的）：

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元）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雲「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床，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懾，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睹。肇謂眾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

元澄杖責元順，可能是聽說了高肇的那句評論。不過，從這個故事也可以看出，高肇還是有一定心胸的。元澄怕的不是高肇，而是高肇背後的宣武帝。不過宣武帝對高肇也不是盲目信用的。《魏書·樂志》記公孫崇為考定音律事於正始四年上表，以為金石音律所關至大，請求皇上派重臣主持，因為「自非懿望茂親、雅量淵遠、博識洽聞者，其孰能識其得失」。誰是這樣的人呢？公孫崇表曰：「衛軍將軍、尚書右僕射臣高肇，器度淹雅，神賞入微，徽贊大猷，聲光海內，宜委之監就，以成皇代典謨之美。」這樣神乎其神的美譽，高肇那時一定享受了很多，如今保留在史料里的已相當罕見。不過宣武帝不是糊塗蛋。《魏書·樂志》說「世宗知肇非才」，一方面同意公孫崇的表請，另一方面下詔「可令太常卿劉芳亦與主之」，找來一個真正的專家與高肇一起主持其事。

敘述與事實脫節是生活的常態，不過對於高肇，以及千千萬萬有幸被歷史提到的人來說（雖然進入歷史就意味著變形），更大的不公平和不真實發生在身後，在各種各樣的歷史敘述中。試舉一例。《魏書·天象志》有如下一條：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壬辰，有大流星起軒轅左角，東南流，色黃赤，破為三段，狀如連珠，相隨至翼。左角，後宗也。占曰：「流星起軒轅，女主後宮多讒死者。」翼為天庭之羽儀，王室之蕃衛，彭城國焉。又占曰：「流星於翼，貴人有憂系。」是時，彭城王忠賢，且以懿親輔政，借使世宗諒陰，恭己而修成王之業，則高祖之道庶幾興焉。而阿倚母族，納高肇之譖，明年，彭城王竟廢。

這一段敘述與分析的時間終點在景明元年（500）的「明年」，事件標誌是「彭城王竟廢」。如前所述，彭城王元勰「悲喜交深」地「釋位歸第」，在景明二年正月庚戌（501年2月18日）。那時高肇兄弟還在平城，未曾參與宣武帝從輔政諸王手中奪回權力的宮廷政變，與洛陽的權斗毫無干係，說宣武帝這時「阿倚母族，納高肇之譖」，是一點也不符合真實歷史的。事實上，正是在高肇擔任尚書右僕射以後的景明四年（503）七月，被廢的元勰才重新起用，高拜太師。上引這段對於星占的歷史分析更違背史實的，是說「是時，彭城王忠賢，且以懿親輔政」，似乎不知道元勰本來就不在六輔之列，說什麼「借使世宗諒陰，恭己而修成王之業，則高祖之道庶幾興焉」，更是離題萬里了。

身份制與等級制社會對出身與流動限度是非常敏感的，出身寒賤者只宜在一個限閾內流動，如果因某種機緣突破了制度設定的流動極限，進入由特定身份等級社會所專屬的那個階層，他就成為通常不受歡迎的特例。對高等級政治職務的壟斷，反映了國家對高等級社會經濟政治利益的制度性保障，與此相配合，就有一整套意識形態設置，其基本輿論不僅是當時政治的晴雨表，也會反映在歷史編纂中。突破身份的制度性極限，意味著必然面對否定性的社會輿論。清人錢大昕說：「六朝人重門第，故寒族而登要路者，率以恩倖目之。」 目之為恩倖，就是對其權位予以倫理性的否定。

高肇家族既非拓跋崛起所賴的代人，又與華北名族的社會網路無關，驟得權勢，超然於宗室及舊族之上，當然會被權貴社會視為異類，和那些被列入《恩倖傳》的人物差不太多。《北史·外戚傳》：「（高）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表面上是針對高肇的出身，其實是因為他過於突然地闖入了權勢階層。權勢是限量供應的絕對奢侈品，在高等級社會內也存在著血與火的競爭，現在一個外人未經競爭而輕鬆攫取，可想而知，他必定成為整個高等級社會的眼中釘。

然而，皇帝制度又在法理上決定了一切政治權力都不過是皇權的延伸，也就是說，皇帝既是一切官爵合法性的來源，也是一切官爵的終極分配者。皇帝制度內在屬性之一，就是皇帝可以突破已有制度。由此決定了官職競爭中總有彎道超車者，也總有火箭式幹部。當宣武帝這樣一個內心安全感甚弱，對外界難以信任的皇帝在位，他總是更容易信任那些與他有個人性聯繫的人。那麼很自然的，他會信用當他還處在弱勢地位時與他親近的人，也就是東宮時期和親政之前的侍衛、御醫、宦官等等，再就是與他母親有關聯者，包括宮女和外戚。高肇兄弟「數日之間，富貴赫奕」，要放在這個背景下理解。

高肇以帝舅之尊，深得宣武帝信任，封以高爵，授以重官，只要這種信任不變，朝野內外是無人能奈他何的。但加官晉爵是一回事，操弄權柄是另一回事。有名有位，只是理論上有權有勢，要實際上享受權勢而不是被權勢吞噬，還需要一定的個人條件或個人努力。《北史·外戚傳》稱高肇「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為能」。顯然他具備一定的政務能力，而且他還喜歡做事。這樣一個與既得利益集團全無聯繫的人，有政務才能又熱衷政務的人，母舅之親，把他放到尚書省長官的位置上，年輕的宣武帝就有了控制朝政的安全感。高肇雖一開始只是擔任尚書右僕射，但尚書令元嘉「好飲酒，或沉醉」，不愛管事（或不敢管事），高肇實際上控制了朝廷政務。有了宣武帝的信任和支持，可以說高肇在官僚體系里不需要擔心遭遇抗衡或威脅。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高肇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高肇並不是宣武帝最親近的人。有人比他更靠近皇上，更懂得怎樣與皇帝相處，也更得皇上信任，他們就是《恩倖傳》重點寫的趙修和茹皓等侍衛出身的親信。跟他們比起來，高肇的獨特之處在於，他能夠讓宣武帝對他的信任保持長達十三四年，可以說始終不渝。而趙修、茹皓這樣的親信，固然一時親寵無兩，但他們都沒有能力長期維持宣武帝對他們親寵的熱度。而且，當六輔消散，權勢為宣武帝親信人群所獨享時，這個人群內部勢必存在著權勢分配的競爭。高肇能夠成功上升，就因為他在所有競爭中都勝出了。當競爭對手一個一個被扳倒，高肇就成為宣武朝一個耀眼的政治現象。

據《魏書·恩倖傳》載宣武帝黜落趙修的詔書，趙修最後的官職是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領扈左右，三者之中最有實際意義的是領扈左右。領扈左右，即領左右，是皇帝禁衛系統中最內層、靠近皇帝的衛士長（北魏末年的權臣如爾朱榮都要親自兼任這個低級別武官）。趙修在東宮只是「白衣左右」，宣武帝即位後「仍充禁侍，愛遇日隆」，至遲在宣武帝親政後就開始擔任領左右了。宣武帝這封詔書寫得十分講究，顯然是高聰、邢巒這一級別文士的作品。詔書為宣武帝開脫，說趙修「昔在東朝，選充台皂」，指趙修以白衣左右的身份服務於太子宮，在這個過程中與宣武帝建立起個人感情，所謂「幼所經見，長難遺之」。詔書以此解釋為什麼即位後不只要用他（「故纂業之初，仍引西禁」，東指太子宮，西指皇宮），而且還要重用他（「識早念生，遂升名級」），儘管他是不值得重用的（「地微器陋，非所宜采」）。

趙修的高光時刻並不長，延續了不到兩年。他在宣武朝所做的事情中，長期政治影響最大的，是說服宣武帝立於勁的女兒為皇后。據《魏書·世宗紀》，景明二年九月己亥（501年10月5日），即處死元禧三個多月後，「立皇后於氏」。《北史·后妃傳》記宣武順皇后於氏：「以嬪御未備，因左右諷喻，稱後有容德，帝乃迎入為貴人，時年十四，甚見寵愛，立為皇后。」這個能對宣武帝施加影響的「左右」，就是趙修。於勁是領軍將軍於烈之弟，於勁應該與其家多人一樣，都在禁軍任職。他們在宣武帝奪權和挫敗元禧謀反的鬥爭中立下大功，因而也與宣武帝身邊的親信侍衛建立了私人聯繫。

《魏書·恩倖傳》：「初，於後之入，（趙）修之力也。」一年多後趙修被捕時，他正在於勁家玩遊戲（樗蒲），儘管可能是於勁受命為穩住他而特意招他來玩（如此懷疑是因為趙修被捕後帶到領軍府受審），於勁和趙修關係親密是無疑的。《魏書·恩倖傳》：「（趙）修死後，領軍於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余朝士昔相宗承者，悉棄絕之，示己之疏遠焉。」史書不記於勁為領軍的時間，我猜可能在景明三年八月。《魏書·於烈傳》：「順後既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八月，暴疾卒，時年六十五。」於烈死後，於勁繼為領軍。

景明三年八月也是趙修偏享皇上親寵的最後時刻。這之前，每次趙修陞官，他都在家裡大擺筵席，宴請宣武帝及王公百官。《魏書·恩倖傳》：「每受除設宴，世宗親幸其宅，諸王公卿士百僚悉從，世宗親見其母。」趙修酒量奇大，宴席上憑自己酒力強勸客人暴飲（「逼勸觴爵」，勸人一碗，自己也得喝一碗），即使貴如北海王元詳、廣陽王元嘉，都被他折騰得吃不消（「必致困亂」）。宗廟祭典時，皇帝總是讓趙修和自己同乘一車。而且，趙修還獲得了在皇家北苑華林園騎馬的特權，從那裡一直騎到禁內。

《魏書·咸陽王禧傳》也把元禧謀反歸因於「趙修專寵，王公罕得進見」。《魏書·恩倖傳》：「（趙）修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疾。」所謂賤伍，就是最低等級的士兵（白衣左右）。何況趙修沒有受過教育，「不閑書疏」，「不參文墨」，自然為內外朝臣所敵視。不過只要趙修跟皇帝在一起，別人再敵視也沒有辦法。到景明三年秋，趙修回鄉葬父，他意識不到，這次與皇帝的短暫分離，是他告別榮華的開始。

不僅意識不到危險，而且他可能還誤以為這是展示權勢的大好時機。趙修家在趙郡房子縣（今河北贊皇），他先把大宗物資如在洛陽製作的碑銘、石獸和石柱等，先送到房子去。趙修為亡父所制碑銘，是請高聰寫的。《魏書·高聰傳》：「趙修嬖倖，聰深朋附，及詔追贈修父，聰為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趙修從洛陽出發時，一行喪車近百輛。路上所有花銷，都從官出。《魏書·恩倖傳》：

（趙）修之葬父也，百僚自王公以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為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亦皆出官。

恰好這時宣武帝要到鄴城閱兵講武。據《魏書·世宗紀》，景明三年九月丁巳（502年10月18日）「車駕行幸鄴」，這是從洛陽出發的時間，二十天後，宣武帝在鄴城以南「閱武」。趙修參與了這個過程。閱武結束，趙修要告別皇上，北上回鄉了。可是宣武帝另有展示神射的計劃，他要趙修陪他直到御射結束，趙修的行程因而拖延了一個月。這次御射在史書上又寫作「馬射」，御射的地點是「射宮」。十月庚子（502年11月30日），趙修和宣武帝乘同一輛車進入射宮，可是從東門進入時，車上的旒竿撞斷了，後來這被視為趙修的不祥之兆。御射結束，趙修趕回趙郡。因擔心趕不上早已確定的葬期，宣武帝允許他「驛赴窆期」，就是利用國家的高速驛傳系統。同時，「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即宣武帝所派遣，以及自願要求跟隨趙修回鄉的御前侍衛，還有幾十個人。據說回鄉路上趙修做了很多壞事，全無葬父之悲戚，還聚眾奸掠婦女。不過我猜，這些罪行都是扳倒趙修時臨時拼湊的，未必屬實。

前面提到的宣武帝黜落趙修的詔書，在列舉趙修罪失後說：「法家耳目，並求憲網。」意思是，向他檢舉揭發趙修罪行的兩個人，分別上書請求處理趙修。法家指御史中尉甄琛，職在司法監察，耳目指王顯，雖然那時官廷尉少卿，但「仍在侍御」，為宮內第一御醫，在宣武帝眼裡還是耳目和左右。據《魏書·甄琛傳》，甄琛是朝官中巴結趙修最賣力的三個人之一（另兩個是李憑和高聰）：「於時趙修盛寵，琛傾身事之。琛父凝為中散大夫，弟僧林為本州別駕，皆托修申達。」甄琛巴結趙修的實際好處，是為老父謀得一個中散大夫，為弟弟謀得本州別駕，其實都無職無權，圖的不過是個虛名。甄琛表劾趙修，在宣武帝決意拿下趙修之後，是被動倉促的自救行為。真正撬動趙修的是王顯。

王顯跟趙修一樣為宣武帝東宮舊人，同樣在對六輔的鬥爭中立下汗馬功勞，而且也是和皇帝日常廝混在一起，極為親密。王顯跟趙修本來關係不錯，但不知怎麼發生了爭執，王顯竟暗暗起了敵愾之心。《魏書·恩倖傳》：「初，王顯祗附於修，後因忿鬩，密伺其過，規陷戮之。」只是趙修自己全無覺察（「都不悛防」），還忙著回老家當孝子。就在趙修離開的這段時間，王顯本人，以及他指揮下的左右侍從，開始在皇帝耳邊灌輸趙修的種種劣跡，所謂「因其在外，左右或諷糾其罪」。效果明顯，即使宣武帝還沒有決心拋棄他，也不如以前那麼喜歡他了，即所謂「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小薄」。

這種情況下，很可能在景明四年春夏間，王顯啟動了最後一擊，密表趙修罪行，包括回鄉途中「淫亂不軌」，私匿民間所獻玉印（玉印非人臣所宜有），違規擴建私宅，等等。《魏書·恩倖傳》說「高肇、甄琛等構成其罪」，實際過程應該是，宣武帝認真對待王顯的控告後，把尚書省長官高肇和御史台長官甄琛叫來，也許還有別人，問他們的看法，他們都支持王顯。這樣宣武帝只好下決心，也才有甄琛的正式表奏，及隨後宣武帝的詔書。

高肇樂於除掉趙修容易理解，甄琛本來和趙修關係甚好，他為什麼也積极參与「構成其罪」呢？《魏書·甄琛傳》的解釋是，他是為了自保。宣武帝親政後提拔甄琛為御史中尉，在肅清諸王影響、整頓朝官秩序方面立下大功，但也因此結怨甚廣。如今趙修倒台，一方面為了自保不得不痛下殺手，另一方面還有點惻隱疼惜。雖然宣武帝判決趙修「可鞭之一百，徙敦煌為兵」，但宣武帝還是存了一點舊情，他讓尚書右丞元紹複核此案。據《北史·魏諸宗室傳》，元紹是常山王拓跋遵的曾孫，「斷決不避強御」，奉宣武帝詔命後，沒有按照程序回報皇上，而是就地宣布立即執行前詔的判決。這也顯示了朝臣中存在一種共識，不只是打他一頓遠徙敦煌而已，那樣他還有機會回來（年輕的皇上對他仍有不舍），所以必須儘快結束他的性命。

甄琛和王顯一起「監決其罰」。據《魏書·恩倖傳》，行刑官「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先已定了當場打死的目標，於是找力氣大的行刑者往死里打，怕行刑者力竭，讓五人輪換著打。甄琛作為監刑者，眼見過去的好友如此遭罪，難免心下不忍。《魏書·甄琛傳》：「及監決修鞭，猶相隱惻。」甄琛這一矛盾心情，傳文有形象的描述。看著一鞭一鞭打得趙修皮開肉綻，甄琛故作輕鬆，向其他官員開玩笑道：「趙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這個態度也引起旁人反感，「有識以此非之」。御前侍衛出身的趙修胖大強壯，特別耐打。《魏書·恩倖傳》：「（趙）修素肥壯，腰背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不可思議的是，一百鞭打完，趙修離死還遠。於是行刑官、監刑官都不顧詔書所判的明確數字，硬是又加了二百鞭，所謂「旨決百鞭，其實三百」。三百鞭打完，趙修竟然還沒有死。於是叫來驛傳快馬送他去敦煌，直奔洛陽城西門。趙修這時已上不了馬，在馬上也坐不住了，於是被捆綁在馬鞍上，打馬飛馳。趙修的母親和妻子跟在後面，卻說不上話。奄奄一息的趙修這樣奔行八十里，終於一命嗚呼。

隨後展開的是對趙修餘黨的清查。甄琛在整趙修時表現再積極，也無法逃脫被清查。後來彈劾他的表奏，特別指出他與趙修勾結已久：「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為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為鄙詐，於茲甚矣。」表奏作者很可能是與甄琛結下私怨的邢巒，他受宣武帝之命主持對甄琛的審查，又與元詳一起上奏審查結果。一番清理審查，「（趙修）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左右相連死黜者三十餘人」，甄琛、李憑「免歸本郡」，另一個與趙修親好的朝官高聰，因與高肇認了遠親（疏宗），也就是說，正牌出自勃海高氏的高聰願意接納高麗高肇為宗親，高肇出面幫他脫困，所以高聰算是倖免了。

趙修之敗，高肇也許發揮了順水推舟的作用，但肯定不是主謀。那時他入洛不足兩年，剛剛過了劉姥姥初入大觀園的適應期，應該還不至於冒險出擊。但長遠地看，趙修之死對於高肇來說有一個重大利好，那就是改變了後宮的力量平衡。於皇后的地位，固然與她的伯父於烈多次立功有關，也與趙修的大力支持分不開。現在於烈、趙修雙雙死去，雖然她父親於勁繼為領軍，畢竟沒有於烈那樣的功勞地位，這一變化為宣武帝後宮後來的一系列的新發展準備了條件。與此直接相關的一個變化，發生在趙修死後，就是《北史·后妃傳》所記宣武皇后高氏以貴嬪身份進入皇宮。據「魏瑤光寺尼慈義墓志銘」 ，這位宣武皇后高氏就是高英，是高肇亡兄高偃的女兒。墓誌說她「世宗景明四年納為夫人，正始五年拜為皇后」。這些變化的進一步發展，是本書下一節的主題，這裡且按下不表。

聽說趙修被司法主官們刻意整死，宣武帝是不高興的。他把主持案件核查的元紹叫來，發了一通火，元紹一番狡辯，最後不了了之。宣武帝不多追究，很可能是因為，這時原來趙修的那個座位，已經有人坐著了。這個人就是茹皓。茹皓在宣武帝即位之初就已進入親信核心圈，但被趙修看出他的潛力，把他排擠出去。景明三年初冬，趙修在鄴城告別宣武帝回鄉葬父時，本在兗州陽平郡擔任太守的茹皓跑來鄴城朝見皇帝，就此留下，替代了趙修的角色。茹皓從景明三年底重歸權力中心到正始元年（504）五月被賜死，享受權寵最多也就一年半，比趙修時間還短。《魏書》和《北史》記茹皓事，零碎混亂，大致上把茹皓之敗歸為高肇嫉妒，且主要是為了搞倒北海王元詳。其實搞倒元詳的一大動力可能來自於氏家族。《魏書·於忠傳》記元詳痛恨於氏，曾以死威脅於忠。後來元顥入洛，殺於勁之子於暉，應該是為其父元詳報仇，見《魏書·外戚傳》。

前面提到，當時和後世都存在把宣武帝的問題推給高肇的傾向，茹皓事也一樣。高肇把從妹嫁給茹皓，顯然是為了在內廷結一個盟友。但茹皓與元詳走得太近，引起宣武帝警惕。對高肇來說，勾結茹皓的元詳與他另一個從妹的不倫之戀，也會激發他極大的敵意，使他樂於協助宣武帝除掉元詳和茹皓集團。這次權斗比趙修那一次更危險，牽涉更廣，不過歸根結底也只是狐狼之爭而已，這裡就不啰唆講述了。

趙修也罷，茹皓也罷，似乎都沒有把高肇視為競爭對手，因為他們各自在權力格局中所處的位置不同，不一定是競爭的關係。但是無論如何，高肇的個人素質和風格還是很不一樣，他沒有如趙修、茹皓那樣在極短時間內八面樹敵，在長達十三四年的時間裡從沒有引發宣武帝的疑忌和疏遠。

現在我們隨著高肇的目光，越過權斗，把注意力轉向宣武帝的後宮。因為，正是在那裡發生的一切，把我們的主人公慈慶/王鍾兒再次捲入歷史旋渦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