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高肇之死
老尼慈慶七十五歲這一年，北魏最高層人事調整中發生了一個對後來政局有重大影響的變化，就是領軍將軍換人了。大概在永平元年（508）底或稍後，本來擔任禁軍副統帥左衛將軍的元珍，對，就是那個親自動手逼元勰飲下毒酒的元珍，升任領軍將軍。元珍墓誌這樣描述他的領軍任命：”始荷腹心之任，受六師之重，掩虎旅於神扉，啟禦侮而肅警。「 墓誌接著說：」延昌二年，遷尚書左僕射。”從級別待遇上說，領軍將軍是二品上，尚書左僕射是從一品中，不只是升了，而且還跳了一級。但兩個官職的權責差別很大。平時也許看不出領軍將軍這個職位的關鍵性，但到了最上層特別是皇權本身過渡或轉移的關節點上，它就比幾乎其他所有職位都更重要。元珍升為左僕射，領軍將軍由於忠接任。
於忠當然也是宣武帝最信任的武官之一。從推翻六輔體制到平定元禧叛亂，宣武帝依賴的都是領軍將軍於烈，而於烈之子於忠那時一直擔任左右郎將、領直寢這樣的御前侍衛軍官，而且他一直是宣武帝與於烈之間最重要的聯繫人。於忠本名今已不知，太和中孝文帝給他賜名登。宣武帝又給他賜名忠，對他說：”朕嘉卿忠款，今改卿名忠。既表貞固之誠，亦所以名實相副也。”於烈死後，於烈之弟、於皇后之父於勁繼任領軍將軍，而於忠擔任禁軍高級將領中的武衛將軍。同時於氏家族的多人都擔任禁衛軍官，可見於氏在禁軍系統根基極深。
據《魏書·於忠傳》，於忠曾與北海王元詳關係緊張。元詳甚至當面對他說：”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於忠怒懟道：”人生於世，自有定分，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雖然元詳做手腳把於忠從禁中擠到外朝，但最後還是於忠看到了元詳慘死。元詳之死，史書多推給高肇，其實於氏只怕沒少用力。正因為這樣，後來元詳之子元顥在南朝支持下稱帝殺回洛陽後，雖然全力籠絡朝野人物，卻毫不客氣地殺掉了於勁之子、位居尚書僕射的於暉。
領軍將軍一職從元珍轉給於忠，對宣武帝來說差別不大，兩人都長期在禁中擔任禁衛軍官，久經考驗，完全信得過。可是對於高肇而言，局面就大大不同了。元珍與高肇交好，見《北史·魏諸宗室傳》：”宣武時，（元珍）曲事高肇，遂為帝寵昵。”而於忠偏偏是高肇在朝廷上比較少見的、公開的對頭，這種強烈的敵意，也許至遲開始於於皇后及其子元昌神秘死去之時。據《魏書·於忠傳》，當於忠任河南尹時，”高肇忌其為人，密欲出之，乃言於世宗……於是出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於忠為河南尹時，還擔任河南邑中正，最重要的工作是受命與元暉、元匡和元萇一起”推定代方姓族”。這四個人在元萇墓誌里稱為”銓量鮮卑姓族四大中正”，可能是正式名稱，墓誌模糊地記此事於”永平中”。 而《魏書·世宗紀》載永平二年（509）十二月有論定五等諸侯選式的詔書，事與”推定代方姓族””銓量鮮卑姓族”雖不同卻相關，看來這一年集中討論過這類問題，故可推測於忠列名四大中正在永平二年。那麼，高肇把他排擠出洛陽，應該也在這一年或稍後。
但皇子元詡出生後，宣武帝調整禁軍人事，迫切需要把最可信賴的人放在禁軍主要將官的位置上。《魏書·於忠傳》記於忠出任定州刺史不久，宣武帝”既而悔之”，又把他調回來，”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恆州大中正”。於忠以三卿領左衛將軍（禁軍副帥），堪稱心膂有寄。不過定州刺史畢竟是一種榮授，所以宣武帝”密遣中使（宦官）”去見於忠，向他解釋道：”自比股肱褫落，心膂無寄。方任雖重，比此為輕。故輟茲外任，委以內務。當勤夙無怠，稱朕所寄也。”元詡立為皇太子，於忠”除都官尚書，加平南將軍，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這些職務中最要緊的還是左衛將軍。
據《魏書·於忠傳》，有一次於忠”侍宴”，宣武帝把自己隨身帶的”劍杖”賜給於忠，還端起酒杯向他敬酒，說道：”卿世秉貞節，故恆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劍杖相賜。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其出入周旋，恆以自防也。”到延昌二年（513），領軍將軍元珍升為尚書左僕射，於忠遞補為領軍將軍，同時還任侍中。侍中是門下省長官，負責協助皇帝處理各類事務，是非常顯要的位置，但日常工作跟文書打交道比較多，需要一定的文化素養。於忠覺得自己不適合，跟宣武帝說：”臣無學識，不堪兼文武之任。”意思是只做領軍就可以了，不必做侍中。宣武帝回答：”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宣武帝的一大特點是念舊，看重老交情，十五年來他對於氏諸人的信任可謂歷久彌新。
這就是宣武帝末年最重要的人事調整。從領軍升至尚書左僕射的元珍，本來算是高肇在朝中的一大盟友，可他次年突然病死。元珍墓誌：”春秋卌七，以延昌三年歲次甲午五月戊申朔廿二日己巳（514年6月29日）寢疾不豫，薨於篤恭里第。”於是，高肇在朝堂內外比較重要的盟友只剩下王顯，因為王顯擔任御史中尉，可以彈劾百官，又深得皇帝信任，有相當的威懾力。
當然，只要宣武帝健在，高肇以司徒之重，帝舅之尊，掌握朝權長達十二三年之威，大概也不用擔心什麼。即使宣武帝出了什麼意外，只要高肇及時控制住皇太子，即位後搬出皇太后高英來聽政，也是皇權制度下常見的操作。這就要求他要麼一直跟現任的皇帝在一起，要麼能及時掌控未來的皇帝。可是到了延昌三年底，高肇被宣武帝委以統帥之任，率大軍征蜀，遠遠離開了京師洛陽，也就遠遠離開了現在的皇帝和未來的皇帝。
據《魏書·世宗紀》：延昌三年十一月”辛亥（514年12月8日），詔司徒高肇為大將軍、平蜀大都督，步騎十五萬西伐”。兩個月之後，征蜀大軍的前鋒部隊剛剛抵達梁州（今甘肅隴南），還沒來得及展開對蕭梁益州的進攻，就傳來了罷軍回師的命令。據《北史·外戚傳》，高肇和征蜀主要將領如元遙、甄琛等，接到以孝明帝名義寫的書信，”稱諱言以告凶問”，報告了宣武帝去世的噩耗。
對高肇來說，情況真是不可思議的糟糕。不過，畢竟他指揮著北魏最重要的軍隊，如果有心利用這支軍隊，還是可能扭轉形勢的。《魏書·任城王澄傳》：”世宗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肅宗沖幼，朝野不安。”可見洛陽朝廷對此也是有點擔心的。然而高肇不是那種敢做大事的人，而且統軍諸將各有朝中音信，不見得會聽他的。《北史·外戚傳》：”肇承變，非唯仰慕，亦憂身禍，朝夕悲泣，至於羸悴。”自己先嚇得半死了。
《魏書·世宗紀》：「延昌四年春正月甲寅（515年2月9日），帝不豫，丁巳（2月12日），崩於式乾殿，時年三十三。」宣武帝和他父親孝文帝一樣死得早，可能都是因為長期食用過多的五石散之類的補藥。代北時期拓跋君主對華夏文化的吸收，至少在早期階段，一個重要表現是痴迷於天象占卜讖緯等與神秘主義相關的知識。隨著時間推移，華夏化程度越來越高，他們也會樂於嘗試盛行於中古早期的食散進補等醫學技術。孝文帝的早死，一定與食散有關。而宣武帝是不是也如其父一樣痴迷食散，我們還不知道，只是一種可能。
無論宣武帝患了什麼病，他於甲寅（2月9日）病倒，三天後（2月12日）的丁巳夜裡去世，的確在洛陽宮造成了恐慌。據《魏書·恩倖傳》，宣武帝的最後幾天，身邊主要是幾個恩倖左右，特別是徐義恭，「世宗不豫，義恭晝夜扶侍，崩於懷中」。朝官最早知道消息的，應該只有在禁中值班的文武官員，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侍中兼領軍於忠、侍中崔光、太子詹事王顯、黃門郎元昭、太子中庶子裴延儁、中書舍人穆弼、大長秋卿（宮內宦官的最高長官）劉騰、右衛將軍侯剛（皇家第一大廚，同時又謀到了一個禁軍高級將領的職位）等，連皇后高英（因住在北宮，與中官相對隔絕）都不知道。相關記載集中見於《魏書·於忠傳》和《魏書·禮志》，但《於忠傳》在非常關鍵的地方有殘缺，造成一定的模糊和混亂。
大位不可虛曠，所以這些官員在不能通知眾朝臣的情況下，連夜完成了皇太子即位的典禮。據《魏書·禮志》，宣武帝駕崩，崔光、於忠、王顯和侯剛「奉迎肅宗（皇太子元詡）於東宮」。《魏書·閹官傳》：「世宗之崩，群官迎肅宗於東宮，（王）溫於卧中起肅宗，與保母扶抱肅宗，入踐帝位。」王溫是東宮的大宦官（中給事中），他和「保母」一起扶抱著不到六歲的元詡，和前來迎接的眾大臣一起前往禁中。不知道這些「保母」中，有沒有七十七歲的老尼慈慶。
據《魏書·禮志》，一行人從永巷的東門萬歲門進宮，直接進入中宮的顯陽殿，大概在那裡才告訴皇太子發生了什麼，皇太子「哭踴久之」。崔光和於忠提出立即舉行皇帝即位儀式，王顯卻提出等到第二天。崔光問他：「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王顯說應該先報告皇后（「須奏中宮」），等皇后下達令書（皇帝所言為詔，皇后所言為令）。崔光說：「帝崩而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立即舉行儀式。
皇帝即位有一套禮制，主持和參與儀式的官員是相對固定的，而現在這些官員都不在場，只好讓在場的人臨時兼任那些官職。崔光兼太尉，元昭兼侍中，王顯兼吏部尚書，裴延儁兼吏部郎，穆弼兼謁者僕射。崔光讓六歲的元詡停止哭泣，站在顯陽殿的東頭，於忠和元昭扶著他，面朝西方，哭了十幾聲就停住，換上皇太子的正服。然後是儀式的核心階段：崔光（以及《禮志》漏記的王顯，分別代表太尉和吏部尚書）「奉策進璽綬」，元詡跽跪受璽綬。接受了皇帝璽綬，就是皇帝了。之後起身，換上皇帝的袞冕服，從顯陽殿向南經朱華門進入太極殿，來到太極前殿，向南而立（坐？）。陪侍皇帝的官員們，以崔光為首，從太極前殿的西階下來，走到太極殿前的中庭，加入已經在那裡列隊的值班官員（應該還有禁衛軍官和宦官），向北對著殿上的小皇帝，「稽首稱萬歲」。這樣就算完成了即位儀式。元詡即位，後謚曰孝明，廟號肅宗。
然後，裝殮宣武帝（大行皇帝），把棺材從式乾殿移到太極殿，以準備隨後的弔喪典禮。此外，要連夜決定輔政人選。這時消息應已傳至北宮，皇后高英已經知道了。按程序，由在場的兩個門下省長官於忠和崔光向中宮（皇后高英）奏擬輔政者名單，中宮認可，即可發布詔書執行。
洛陽宮城示意圖（參照錢國祥《北魏洛陽宮城的空間格局復原研究》相關復原圖改繪）
據《魏書·於忠傳》，於忠一開始就決意撇開高肇，提出的人選是孝文帝諸弟中唯一在世的高陽王元雍。元雍當時的職務是太尉，位在司徒高肇之前。推出「屬尊望重」的元雍，大概是為了防高英提出疑問。上奏提出請元雍入居太極殿西側的西柏堂，在那裡「省決庶政」。為什麼要入居西柏堂呢？我猜可能是因為大行皇帝在太極殿，群臣弔喪要到太極殿前。另外他們還想到引入宣武帝時期一直不太得意的任城王元澄，請他擔任尚書令，「總攝百揆」，目的大概是奪取高肇的日常行政權。
門下奏文送到高英手裡，她哪裡知道怎麼辦，自然是問日常最親近的王顯等人。王顯和宦官孫伏連等「厲色不聽」，堅決反對高英同意門下所奏，不予理睬。然後，就在這個關鍵的地方，《魏書·於忠傳》出現了殘缺，儘管也許缺字不多，卻使我們無法推測發生了什麼。緊接著，很可能是在王顯等人的建議下，皇后（還不是皇太后）高英要求「侍中、黃門，但牒六輔姓字齎來」。顯然，王顯等人給高英出的主意是模仿宣武帝即位時的六輔制度，那樣必定會包含高肇。宦官孫伏連替高英草擬的令書，宣布以高肇錄尚書事，由王顯和高猛擔任侍中。這件令書發到於忠和崔光手裡，當然是石沉大海一般。後來清河王元懌評價於忠這一夜的功績，提到「拒違矯令」，就是指他拒絕執行皇后的這一令書。也許高英的令書起到相反的作用，那就是促使於忠決定立即採取更激烈的手段。
大約與此同時，高英就被（孫伏連，甚或加上王顯）建議，啟動子貴母死舊制，殺掉孝明帝的生母充華嬪胡氏。這種事交給內宮宦官大頭目劉騰去執行，劉騰（肯定是猶豫之下）告訴了有禁軍右衛將軍身份的侯剛，侯剛立即報告禁軍統帥於忠。於忠問崔光怎麼辦，崔光回答：「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理必萬全，計之上者。」
可以說，正是因為高英想利用子貴母死舊制除掉胡氏，提醒了於忠和崔光，使他們驟然瞥見了一條劈開眼前困局的大路——除掉高肇，皇后（很快就會是皇太后）怎麼會善罷甘休呢？必定留下將來的巨大禍患。現經高英提醒，他們看到，孝明帝的生母恰恰是制衡高英的最佳人選，那就再沒有什麼後患可言。這樣，於忠就可以對宮廷內外的高氏勢力痛下重手了。
首先要除掉王顯。《魏書·術藝傳》：「（王）顯既蒙任遇，兼為法官，恃勢使威，為時所疾。」說王顯過去幾年因賣力地糾察百官，得罪人很多。現在到了權力鬥爭的關鍵時刻，除掉他也不會引起朝野議論。「朝宰（即於忠）托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於忠要除掉王顯，借口是王顯作為第一御醫對宣武帝之死負有責任，所以直接在禁中把他抓了起來，宣詔免官削爵。這裡提到的詔書，一定不是高英批准的。說明於忠等人已撇開高英，不再遵守故有的程序。可以推測，這時高英身邊為她賣力的宦官孫伏連等，也都被清除了，高英已成真正的孤家寡人，不再是一個威脅。
王顯被捕後，連口喊冤，抓捕他的直閣（御前侍衛）「以刀鐶撞其腋下，傷中吐血」。以刀鐶撞擊兩脅，造成內臟損傷，表面卻看不出來。衛士把王顯押解到宮城以南、閶闔門外、銅駝街西的右衛將軍府，那裡是侯剛的地盤。王顯到右衛將軍府後「一宿死」，高肇在朝中最有力的盟友就這樣不復存在了。
非常可能，以上這一切都發生在宣武帝駕崩的丁巳（2月12日）夜至戊午（2月13日）晨之間。
這個混亂卻關鍵的夜晚過去之後，到第二天，詔告百官，大赦天下。第三天（己未，2月14日），派人前去追趕高肇等西征諸將，下令罷軍回師。《魏書·肅宗紀》：「己未，征下西討東防諸軍。」到這一天才正式通知西征大軍（以及派到東邊配合西征以防蕭梁的軍隊），顯然是因為針對高氏勢力的內外安排需要兩天才基本停當。這些安排中，一個重要卻不大為人注意的人事調整，是讓元匡接任王顯空出來的御史中尉職位。宣武帝中後期，朝臣中曾公開頂撞高肇並遭受迫害的，只有一個元匡。據《北史·景穆十二王傳》所附《元匡傳》，元匡「性耿介，有氣節」。《魏書·景穆十二王傳》附《元匡傳》：「（元）匡與尚書令高肇不平，常無降下之色。」《北史》還有一段更形象的文字：
時宣武委政於高肇，宗室傾憚，唯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聽事，意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太常卿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
於是御史中尉王顯彈奏元匡，有關部門「處匡死刑」，宣武帝則只是把他「降為光祿大夫」。元匡極有個性，所造的棺材對付高肇沒有用上，存放在一所寺廟裡，後來他跟任城王元澄對抗上了，又想把這棺材抬出來用。就是這麼一個人，於忠和崔光要利用他和高肇的仇怨，把他緊急提拔為御史中尉，讓他在肅清高氏勢力方面發揮作用。當然，一個如此耿介強直的人，不會一心只當別人的棍棒，不會一直受派別集團的邊界限制，最終也會回過頭亂打一氣。後來元匡把火力先後對準於忠和元澄，給他自己帶來巨大的麻煩。當然這是後話。
己未這一天，還出現了於忠和崔光不曾料到的緊急事態。當他們安排輔政人事時，只想到用「屬尊望重」的元雍來壓倒高肇，卻沒有想到宣武帝的幾個弟弟也有自己的想法。特別是宣武帝的同母弟廣平王元懷。對他來說，高肇也是舅舅，高英也是表妹，一起共事完全沒有障礙。大概正是懷著這個念頭，他在己未這一天入宮，把重要官員都叫過來，表示要哭臨大行皇帝，還要見小皇帝。這麼做，擺明了是要奪取輔政大權。《魏書·崔光傳》：
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雲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崔）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憙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元）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
宣武帝似乎很不待見自己這個同母弟，從沒有讓他進入權力中心。即使不考慮這個因素，如果於忠和崔光把他拉進輔政的核心圈子，他一定會保護高肇，那樣整個局面就會大變。但要堵住元懷奪權之路，不能只靠崔光效法東漢趙憙「橫劍當階，推下親王」，還得在人事格局上讓元懷不好再爭。《魏書·肅宗紀》：「庚申（2月15日），詔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決庶政，又詔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百官總己以聽於二王。」這樣就在形式上確定了元雍、元澄二王輔政的格局，二人的資歷是其他宗王都比不上的，元懷自然不敢再爭。這也決定了朝堂內外，再沒有人為高肇說話。
接下來，洛陽上層都緊張地關注著西邊的消息。雖然難知細節，以情理推，孝明帝「告凶問」的詔書從發出到抵達至少要十來天，「朝夕悲泣，至於羸悴」的高肇趕回洛陽，也需要差不多同樣長的時間，那就到了二月上旬。可想而知，洛陽朝廷對他每天的行程一定十分清楚，報告他行蹤的人員一日多批地出入洛陽，絡繹於道。二月庚辰（515年3月7日），高肇抵達洛陽西郊，駐馬不進，宿於城西的瀍澗驛亭。而同一天，洛陽宮裡舉辦隆重儀式，尊皇后高英為皇太后。兩件事發生於同一天，一定不是巧合。洛陽宮上演這場戲，當然是做給高肇看的，目的是讓高肇安心進城。
據《北史·外戚傳》，高肇住進瀍澗驛亭後，家人前來相迎，恐怕也是執政者特意放出來轉告有關皇太后的消息。心事重重的高肇不見家人，繼續他的忐忑不安。次日一早（515年3月8日），高肇從驛亭出發，東入洛陽，「直至闕下，縗服號哭，升太極殿，盡哀」。高肇在宣武帝的梓宮（棺材）前大哭一場，行禮完畢，司禮官引導他往西，似乎是到太極殿西側的西柏堂見高陽王元雍，見之前先到緊挨西柏堂的舍人省（中書舍人值班的地方）休息。
元雍和於忠早已安排十多名直寢壯士埋伏在舍人省內，其中有後來成為北魏後期著名將領的伊瓫生。司禮官引導高肇走過太極殿西廡，前往舍人省時，在一旁行喪守孝的眾多王公貴人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難免指指點點，竊竊私語，其中就有曾和高肇發生過正面衝突的清河王元懌，以及一直小心翼翼不敢得罪高肇的任城王元澄。照說廣平王元懷也應該在場，如果他在場，大概是會有點為舅舅感到難過的。高肇一踏入舍人省，「壯士搤而拉殺之」。然後輔政諸人「下詔暴其罪惡，稱為自盡」。因暫時不願牽扯太廣，詔書特彆強調「自余親黨，悉無追問」，只對高肇本人「削除職爵，葬以士禮」。一直等到黃昏時分，街上行人稀少之時，「乃於廁門出其屍歸家」。
據《北史》，高肇的敗亡在出征時已見其兆。從洛陽出發前，他跟西征諸將二十多人一起，進入皇宮，到太極殿東堂辭別宣武帝，「親奉規略」。入宮時，高肇的坐騎留在太極殿宮院的西門神虎門外，這匹駿馬突然「無故驚倒，轉卧渠中」，極其狼狽地倒在門邊的溝渠里，馬背上的鞍具都折騰得破碎了。這一場景，當然足以引發「眾咸怪異」。高肇辭別皇帝，出了神虎門，正待上馬啟程，卻見到這番景象，「惡焉」。對事後諸葛亮們來說，這算是預言了三個月後高肇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