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与暮色 第一章
梦游者
1
“你去吧，他人挺好的。”梅子又一遍催促。我没有吭声。
她不知道我看上去好像还在犹豫，其实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真的要去找那个黄科长了。我在想其他一些事情。
“你见了他就知道了，人挺随和。”
梅子飞快地收拾东西，要上班去了。我倒想让她快些离开，因为每当屋子里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真好。
“你知道，事到如今已经没什么好琢磨的了，打开始的那一天你就该想到这些。好了，收拾一下，还是去吧——啊？”
梅子转过身去。一个越来越严肃的人、可爱的人。她的浓发油滋滋的，黑黑闪亮，总是引得你不由自主去伸手抚摸。我刚刚四十多岁，可是显然已经走入了令人沮丧的时刻。不过我在这天早晨又发现，人在这个年龄段的某些时候，心底仍然会时不时地泛起一种强烈的欲念，比如思慕和爱恋之类。
说到多年前的离开，我觉得自己多多少少对她构成了伤害。那时候的我比现在冲动，像着了魔一般。当时这座城市的辞职风刮得很猛，我给吹得摇来晃去，最后终于给连根拔了。无论家里人还是朋友，谁的劝告也听不进，我的心一横就离开了。当时她和孩子不能与我同行，我只好一个人走了。为什么要离开这座城市？略去各种各样的繁琐不谈，简单点说就是要到东部平原去，回到我的出生地，从而远离城市的喧嚣。事情的开头总是很好，我和当地人一起搞种植，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一片土地，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真的，它直到今天让人想起来心里还滚烫烫的。那本来是一个关于寻找和归去的好故事，一个动人的故事。它压根儿就不该失败。可是今天看来，当年那些所谓的周密筹划当中仍然有不少疏漏，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还嫌稚嫩了一点。结果也就失败了。我不得不重新返城：让一切从头开始。我成了一个最不走运的人、落魄者和失败者。当我一个人顶着乱蓬蓬的一头脏发走上这座生活了几十年、如今突然变得有点陌生的城市街巷时，万般感触就会一齐涌上心头。我得忍住那些熟悉的和不熟悉的目光齐刷刷地打量过来。我有时倒这样想：可怜巴巴的一个男人，老婆不把你甩了也就算幸运了。我摇摇晃晃走在街头，心底一遍遍重复：你干脆把我甩了吧，我可不愿欠谁什么。因为我知道，人活到了这样的年纪，欠下的东西越多越糟。人这一辈子最好还是谁也不欠的为好。然而这只是一种心愿而已，我知道自己欠那片平原，欠新结识的朋友和一些心爱的人——比如梅子和孩子他们；细想起来，我似乎还欠这座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从心里厌恶的、乱哄哄的城市。
一种隐隐的、难以摆脱的亏欠感会使一个男人难以忍受。
梅子如果真正关心我，真正温良贤淑，这会儿就应该再狠一点。快刀斩乱麻又怎样，那就不会让我在她面前有一种负疚感了。
看着她为我跑职业、为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寻找谋生之法，真是不忍。最后总算有了结果，几天来她一直催促我去那个地方。“去吧去吧！”她重复着这两个字。好像只要我去了，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告一段落了。
她许多时候还像个孩子。
她让我去找的人是一个六十多岁的、早已离休的姓黄的科长。黄科长和我岳父有点关系，当他从她们家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马上大包大揽，说小事一桩嘛。他答应让我立刻就到他领导的一个部门去工作。如此轻松地改变了一个倒霉汉的命运，这让人有点大喜过望，有点不敢相信。我知道这在眼下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因为那些亟待找饭吃的失业者对这座城市而言已成为可怕的负担。那些从外地涌入的各种各样的闲散人员、像我一样马失前蹄的男男女女，眼下都急于走入一种稳定可靠的职业。不过我也知道，这个黄科长虽然官职不高，却并不让人怀疑他的能量。每座城市都是这样，有多少奇怪的角落就有多少奇怪的人物——他们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上从来不遗余力，所以最后总是各得其所，一个个全都成功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一切，而有人会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我现在真的寄希望于这个黄科长了。
可是得到允诺后我高兴过了，接上一连几天都在踌躇。我在犹豫什么？
我也说不清。我常常在极短的一段时间里、有时仅仅是一瞬间，要把事情从头至尾飞快地回顾一遍……从那座地质学院毕业之后，我进入的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03所。大概因为一切都过于顺利了吧，后来就是这个堂皇之所给了我终生难忘的折磨。这段经历我会铭记在心，因为它总是时刻提醒我，让我心底生出一种警悚的感觉。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记住自己的来路，都不能忘记生命的背景——人生既有一个舞台也就会有一个背景，于是他的一切都要在这个背景下滋生和繁衍。我的命运是如此执拗地驶向一个轨迹，它不可改变。我明白，03所给予我的不仅是恐惧和痛苦，还有更为珍贵的东西……我走出了那座阴森森的大楼，去了一个环境相对宽松的杂志社——这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一个天大的遗憾，我却从未悔疚。不仅如此，进入杂志社两年不到，随着全城的辞职浪头，我又辞掉了公职。新的一章如是开始。
我在东部的那片土地上折腾了几年，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也许一切都缘于我的不安分：接二连三的尝试中坎坷不断，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令人身心俱疲……一段匆匆的历程，一部失败的历史。
所有人的一生中总要有成功有失败。可区别在于，有的人在别人眼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失败者，而他自己却会认为是一个胜利者；另一些人不仅在别人眼里是失败者，他更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失败者——这才是真正的失败。我极不愿意、也极担心成为后者。
天还很早，刚刚进入上午这段最好、最从容的时间。马上去找黄科长吗？我想自己随时都会离开屋子，到梅子一家人希望我去的那个地方，去办个简单的手续，然后一切也就重新开始了。这在很多回城的人那儿都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对我来说当然也蛮好。可奇怪的是这会儿我既不看重也不着急。我厌恶的是另一种境遇：自己像个被牵了线的木偶一样，随着别人的摆布活动。多么不可思议，当年我从这座城市出走、归来，来来回回穿行……好像十几年的时间都给压缩成了眼前这一瞬。一幕幕场景叠印跳动，占据了记忆的空间。整个人像在梦游。是的，好像从很久以前，我身体的一部分就开始了渐渐睡去——那就让它睡着好了。
白天，我在街巷里随着蜂拥的人流漫无目的地往前移动，或者和梅子一块儿到市场上采购——还有，去找我在这个城市的好友阳子……无论怎样都无法完全驱除那种梦游感。我和阳子在一起聊天，仍然时不时地闪过一丝奇特的感受：我在睡着。虽然我在大睁双眼，在说话——可是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我身上的某一部分仍然在沉睡。它竟然没有被这座喧闹的城市唤醒。
睡吧。也许只有这样，我才更像一个城市人。
从平原归来许久我都没有跟往日的朋友见面。就连阳子也不例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与城里的所有熟人甚至挚友都隔绝了。我时而把自己关在这个小屋里，时而挤进街巷人流。我如此这般地享受着孤单的愉快。除此而外，我还要时不时地重复一些恶习：难以停息地、急切地在纸上涂抹一些长长短短的句子。它们是我心中循环往复的吟唱或——叹息……
梅子一次又一次约我去她父母家过周末，我却总是故意拖延。我怕从这里到岳父家，这仅仅几公里远的街区上、这段特殊的路程中，身上的什么东西会给陡然惊醒。后来我实在无法推诿，只得依她。自行车的铃声像风铃，汽车喇叭尖锐刺耳，懒洋洋的城市灯光，车与人的河流。所有的嚷叫我都充耳不闻。卖冰糕的、卖晚报的、卖老鼠药和进口服装的。有人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摆弄着一个崭新的玩艺儿，它反射的强光老要不停地从我脸上闪过。
“那东西真亮。”我对梅子说。
梅子好像没有听见，她扯着我的手。每逢走到拥挤的街巷上，她总是侧身拽上我的手。从过去到现在，从我熟悉她的那天起就是这样。好像小小的她才是我生活中的引导者，她从一开始就生怕我走失。不过这会儿越发使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沉睡不醒的、恍恍惚惚的人。
又回到了这座有一棵大橡树的院落。这里有一个心慈面软的岳母和一个始终冷漠的岳父，两个人都离休了。岳父脸上的那种冰冷和严厉，不知该让我恐惧还是厌恶，我只知道他是岳父。有时候我想：人干吗还要有个岳父呢？这真是一种奇怪的人生设置。要知道人这一生有个父亲已经够受的了。但岳母像天底下所有的岳母一样可爱。她在那棵大橡树下伸开了手，像是要把我抱在怀里。梅子喊着“妈妈”，母女俩让人羡慕。她抱住的是自己的女儿。
“失业了不是？”岳父正在练字，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看来书法家的牌子他是挂定了。他还会作诗，都是一些五言七言，大致上写过去的那些战斗、和平时期故地重游的一些感怀。奇怪，他一直在歌颂和怀念拼死拼活打仗的日子，好像太平日子并不愿过。
我说：“我也是，也在天天写呢。”
岳父“哼”了一声，把正写的一个大字糟蹋了。他扔了笔，有些恼火。他不知是火自己还是火我，说：“哼！”
岳母端来一些糖果、橘子，又倒茶，接着就说：“还是去上班好……”
我点着头。我觉得让长辈为我操这么多心也是一个罪过。
2
就是那天回来我下了个决心：找黄科长。我知道自己拖拖拉拉犹豫不决就是某种自尊在作怪，还有，就是心不在焉；我不知道今后该怎样安顿自己——那颗心。很不幸，仍然还有个“心”的问题。我记起前些年看过一本书，它的名字被译为《心的概念》。真的，我至今都没有摆脱“心”的问题。我不信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勉为其难的生活会让一颗心从此安定下来。比如说眼下的状态，恍恍惚惚；再比如在岳母和梅子的声声催促下，我还是要涂涂抹抹。我知道停止了涂抹一切只会更糟。我的这个不良嗜好真是源远流长，以至于发展到今天已经无可疗救——我从那所地质学院，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就开始了这种不能停息的、像害了一场热病似的吟唱和叹息。也许就因为这个难以革除的共同的病根，我才有了那长长的奔走、一次又一次的告别：告别地质学，告别杂志社，告别城市，最后又不得不告别那片平原，重新回到这座蜂巢一样拥挤和喧嚣的街巷。“我看见记忆衔住梳子／一群麻雀的种子洒向泥土／那只琴在北风里冲洗／外祖母的白发啊，翩翩的鹭鸟啊／两眼迷蒙眺望／那沙原上飘飘的水汽／一片茁壮的青杨在舞蹈……”
杂乱无章。如同梦游。好在它们有别于苦笑。它们时断时续，随手记在各种各样的纸片和本子上。有时我把它们写在孩子废弃的作业本空白处。
“爸爸的字可真丑……”小宁对母亲说。
梅子拣起那个写满了字的本子，皱着眉头。她每逢看到我写下的什么就是这样一副表情。我不知她为什么要皱眉。我想为梅子唱一首通俗易懂的滑稽歌谣。我在心里搜索崭新的词儿，找不出。可是每当我放松起来，就会捏起一支圆珠笔，毫不费力地在纸上写下：“春天暖洋洋／百鸟齐歌唱／革命人民恋爱忙／嘿，恋呀么恋爱忙……”
我回到这座城市之初没有告诉任何人，可是像过去一样，最后还是阳子第一个知道。他来玩，一次又一次带来崭新的画。每一次都是他一个人。他有一帮好朋友，一伙不无特异的男男女女——他们可都是艺术家啊！他不敢把那一伙带到这里来，知道我不希望将这儿变得乱哄哄的。我羡慕阳子，有时甚至想：追根溯源，我们可能是由完全不同的某种动物进化而来的。他永远欢蹦乱跳，适合在阳光下生活。他结识的人多，听到的消息多；从他嘴里吐出的每一句话都无忧无虑，像琴键上蹦出的欢畅激越的音符……他每次离去，会使这个屋子变得倍加清冷。而我只能更多地在纸片上涂抹。
“那时还小哩／老黄牛驮了时光／镰刀上的胡须又白又长／赤脚从大李子树下走过／朝圣一般拘谨／转眼是原野上的疾跑／是一道少年的闪电……”我刚刚把它合上，又一首滑稽歌谣从脑际流过：
“岳母胖乎乎／是个大老粗／岳父是好人／善于玩深沉……”
梅子收拾纸页时看到了。她这一次很快吐出两个字：无聊！
真的无聊。就像一篇文章由于有了一个准确的命题，一下变得清晰起来：我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无聊的，而那莫名的烦躁就是由它引起。我常常不由自主就要向她和小宁发点脾气。有时甚至想吵几句，好像害怕冷场似的。当然，我们吵嘴的题目常常离不开那个宝贝岳父。因为他很好玩。吵来吵去，梅子就归结成这样一句：
“你只知道维护自己的父亲，从来不知道维护我的父亲。”
我记得类似的抱怨和指责已经许多了。在这无聊的时刻，我突然灵感大发，终于也归结出一句：
“我维护劳动的父亲。”
一阵沉寂。我们俩不吵了。梅子望着我，任我说什么她都不再回答。够了，我想。你瞧，我心里很骄傲呢。我就是有各种办法对付别人呀。
如果这个上午再不去黄科长那儿，梅子回来会失望的。这一上午挺好的时光又要被我糟蹋了。我该马上去了。
终于结识了黄科长。
原来这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矮小老头。他的气色出奇地好，胖乎乎的，头发稀疏，脸庞上长着一对惊厥的眼睛。他看我时，不知怎么让我觉得这人似曾相识。这当然是一种错觉。他只偶尔到我岳父家里去一次，连梅子也刚刚熟悉不久。他握住我的手时，我突出的感觉是这双手这么小、这么软又这么温暖。一想起自己就要受惠于此人，想起他将帮我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生活问题，心里就涌出了一点感激，还有一点惭愧。可是当我认真地注视他，特别是看到他张嘴说话的时候，又马上沮丧了。因为我一看到那对桀骜不驯的门牙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操的是一口奇怪的普通话，掺有浓浓的南方味儿。谈了一会儿他更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还是老乡呢。他的老家也在东部平原上，只不过“参加革命已经很早了”。也许他的那些战友们当中有南方人，也许他直接就在南方工作过一段时间。只是谈得久了，我才多多少少听出了一些乡音。他说：“这事情很简单啦，只到那里去登个记，办一下手续，然后也就行啦。”
“具体是做什么工作呢？”
“工作嘛是很闲散的啦。当然，对你嘛还是文字工作啦。”
他捏弄着一双小得让人吃惊的手掌：“我也在他们那儿啦，离休之后就分担了一点点社会工作啦，闲散得很。今后我们俩一块儿打交道的时间也就长了。”
说到这儿他朝里屋喊了一声。出来一个鼻子尖尖、说话瓮声瓮气的姑娘。他对她说一句：“我们走了。”
那姑娘看也不看我，只对他点一下头，“嗯”了一声退进里屋。
我和黄科长出门。他说：“很近啦，用不着乘车，拐一个弯，再往前走二百多米就到了。”
我们穿过一个很热闹的露天市场，接着又走入一条斜巷。这条巷子很僻静。黄科长说：“我这一带可是熟啊，我在这一带住了二十多年。你看见前面那个牌子了吗？”
我发现那里有很多牌子，不知他指的是哪一个。这是一幢破旧的水泥楼，上面的很多玻璃已经碎了。黄科长伸手指指一块黑色的牌子：“人才交流中心”。我愣了一下。黄科长说：“这不过是挂个牌子而已，档案关系要放在这儿。你具体是在‘营养协会’工作啦。”
我的耳边嗡嗡响着他的话，心里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牌子。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我是一个“人才”！
我每天和梅子一块儿走出家门，她往西，我往东。我们都去上班。我手提一个人造革棕色皮包，每天去黄科长那儿。
“大老爷们／走在街上／手拿提包／摇摇晃晃……”一首滑稽歌谣脱口而出。我真的感到了周身轻松，像突然解脱了似的。这从梅子的笑脸上也可以领悟。我在家里，甚至是在这座城市里，都体验了一种崭新的和谐与谅解。我想在这个周末再到岳父岳母那儿去待一会儿，感受一下那种“上班效应”。
是的，一个男人到了四十多岁就尤其不可以独来独往，更不能闷在屋里。如果他恰在这个时候失业了，那也就意味着——完了。为什么完了？不知道，反正是完了。尽管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那个“人才交流中心”与正在效力的“营养协会”是一种什么关系，没弄明白黄科长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但还是感到了一点点安慰。当时我问黄科长：“就到‘中心’来上班吗？”
“不，‘中心’下边还有许多‘协会’，你在我们的协会。”
“协会在哪儿？”
黄科长捏着小手：“现在房子很紧张，办公地点也成问题。不过这都是小事情啦，解决起来很容易的。有关同志正在跑这个事情。这一段么，我都在自己家里上班。我家里很宽绰，你就到这里来好了。”
当时我立刻由兴奋转入失望。因为我所期待的上班是像梅子那样，坐一段车或骑一段自行车，到某个办公楼的某一张桌子旁坐下，倒一杯茶，翻一下杂志或报纸，然后完成负责人交办的某一事项。我期待的是这样一种秩序和环境。因为无论是谁，我、我周围的人，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节奏和环境。
“到你的家里……”我嗫嚅着。
黄科长一笑，摆摆手：“暂时的嘛，我那里一切都很方便。你去了就会知道啦，待一段时间也就习惯了。”
就这样，我每天按时到黄科长家里去上班了。我安慰自己说：这是暂时的。
3
这是一个老式小四合院，在当年大概是同类建筑中最劣等的了，院子比较小，当中有一棵枣树。正房是三间，还有两个小耳房。不过如今它在这座城市里已经是令人眼红的居所了。我知道，只有黄科长这样的老人才有办法搞到这样一处院落。不错，这里还算宽敞，黄科长的老伴在六七年前去世，一个儿子在外地工作，所以这处小院也就剩下了他自己。原来第一天我遇见的那个姑娘已经三十二岁了，未婚，在这个小院里已经做了五六年保姆了，叫“小冷”。小冷对人果然很冷，说话声音很粗，有点像男性。
初来上班的一天，黄科长看一眼小冷，又看一眼我，介绍：“这是新来协会工作的宁同志，以后你就叫他宁老师好了。”然后指指她，“这一位是我的保姆，同时也兼任秘书。很好的一位女同志，相处久了你就会知道啦。”
她冷冷地伸出手，我们握了握。接着她就走开了。她转身时让我看到了侧脸：鼻子又高又尖。从正面看，她的一对眼睛相隔很远，圆圆的。那一对眼睛不难看，可是她身上那种冷漠的神气不是从眼睛就是从那个尖尖的鼻子上散发出来的。
黄科长盯住她的背影说：“很朴实的同志啊，本市的一个女青年，很爱学习。她是为了学习才到我这儿来的。手勤嘴勤，不懂就问；知道尊重老同志；洗衣做饭、帮我抄抄稿子。很好的女青年啦。”
他说这话的时候，露出了宽厚的笑容。不知怎么，这笑容凝在脸上长时间不能收拢。
我跟他走进一个耳房。耳房尽管窄小，可由一个人来占据毕竟有点浪费。里面有一个旧写字台，一个小小的书架，还有暖瓶杯子，小茶几，破旧的沙发，一把木椅。这就是我的办公室了。
我很满意。他指着对面的耳房说：
“那里就是小冷同志的办公室。”
我心里想：这个黄科长不仅慷慨大方，而且有一副菩萨心肠。他甚至给保姆准备了一间办公室。寻空儿我一定要到她的办公室看看。那个耳房旁边大概就是一个小厨房了，因为我看到有一个红砖砌成的烟囱。
黄科长在正房办公。他没有邀请我进那儿看看。不知怎么，我很想看看黄科长的办公室。他这一天才告诉我：他就是营养协会的主席。我觉得这挺好玩，“营养协会”，多么好的一个协会啊。这个人一定对营养学有很深的造诣。不过看看他那稀疏的头发和残缺的牙齿，又让我有点怀疑，进而感到遗憾。他说：“我们协会是很受领导重视的。”
“协会有多少人在工作？”
他的下唇使劲耷下来：“刚刚成立不久，正式的人员嘛只有我们俩。对啦，小冷同志的编制也在这个协会。还有一些同志是业余时间为它服务的。我们准备招聘几个新同志来工作——你知道我们协会的名誉主席是谁吗？”
我摇摇头。
“是一位首长。”
他说出了首长的名字。我从来没听说过。
“首长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那时候他干处长，我干科员；他干厅长，我就当了科长。首长对我很熟悉，他的名誉主席就是我去聘请的，他当时就满口答应了。有时间你也可以去认识一下首长啦。老首长是人之楷模啊……”
他叹息着，那颗门牙似乎在叹息中微微摇荡。它仍然使我厌恶。
“首长也有一个保姆。首长的老伴去世很久了，保姆跟了他二十多年，为他洗衣服、做饭。首长对保姆那才叫好呢，有时候写点*，就交给她抄了。保姆原来并不识多少字，是他让她待在身边，亲手教给她知识。你想一想，首长的学问多么深，在他身边成长起来的青年还会有错？！”
我笑了。
“她给他抄抄稿子，给她很高的工资哩。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啊。我这辈子就佩服首长这个人。那才叫德高望重……”
我很快想到，眼前这个人随处都在模仿：他也死了老伴，也有了一个保姆，也让保姆为他抄稿子……
工作第一天，我眼前就堆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文件和营养方面的杂志和剪报。黄科长说：“你是个很有文化的人，先熟悉一下专业方面的知识吧。协会刚开张，事情不多，我这一段忙着写*……”
我瞥了他一眼。
我记得刚才他说过，那个首长也在写自己的自传。
不过我有些纳闷：一个对首长如此钦敬、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为什么最终只做了一个科长？
下班时黄科长总是留我吃饭，说：“在单位就餐好了。”
我拒绝了。我坚持按时上下班。我想使工作和生活富有节奏和规律，也只有这样，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黄科长在他的办公室常常一待一天，长时间不出来一次，坐功极深。他的工作和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十点半左右准时走到那棵老枣树旁边打一通太极拳，深深地咳嗽一声，发出一声长叹，然后再回屋里。半下午时分，他又重复那一套太极拳，同样是一声长咳、叹息，再走回去。只有对面耳房里的小冷不停地在院里走来走去，忙这忙那，让人想到她毕竟还是一个保姆。就因为是一个保姆，她才要常常走入黄科长的办公室，而且很久不出来。有一次我还听到她在里面发出吟唱似的声音。有好几次我看见小冷手里拿着刚刚抄好的稿子去找黄科长。他们在屋里说话的声音时高时低，没法听得明白。我一个人在耳房里感到了某种孤单，也很想到那个大办公室里去，可未经应允又觉得不妥：我毕竟是一个刚刚上班的人啊。我从第一天就多少意识到，黄科长是顶头上司，在他面前不能放肆。我有过在03所的教训。我该懂得怎样坐办公室。
他不邀请我去，却可以随时到我这里来。刚开始上班的时候还算规律，后来就有些散淡了。我发现这个黄科长是个非常喜欢聊天的人。不过他还是让我时常感到是一位领导。他坐在我这儿惟一的一个破沙发上，我给他倒了杯水，他从不饮用。这使我知道，营养和卫生是分不开的，他不能随便使用别人的杯子。他动不动就要谈到首长：“首长工作很有规律，每到了半上午和半下午，都要到院子里打一段太极拳，那太极拳打得才叫好呢。我见过太极拳比赛，第一名得主也比不上我们首长。”
“那他为什么不去参加比赛呀？”
黄科长轻轻一摇头：“小伙子，你想，他那样的身份也适合去参加比赛吗？呵呵呵呵……”
他大概在笑我的无知，笑那种世俗的、无所不在的竞争之心吧。我也笑了。我为自己的尴尬而笑。
他说：“人这一辈子啊，要紧的是要跟对了人啊……”
他显然是在赞扬自己——他跟对了人？
“只要跟对了人，就会进步。当然了，我不是指什么升官之类。那倒是次要的。要紧的是养成了好的品德、作风。”
我点点头：“是的。”
“我知道我的本事有限，水平也不高，可是我知道对人要忠，这是一条基本原则。首长始终对我都很关心，退休以后还打电话问我的生活情况，工作情况，身体如何啦。他问得很细。他还问：保姆好吧？称职吧？是否能做一点文字工作啦？你看看首长多关心我。在他的关心下，我的自传已经完成了一多半了，进展很快。”
说到这里，他的眼睛闪了一下。我发现他的眼睛很亮，好像与年龄不符。他的眼睛简直是贼亮贼亮。
“赶工夫你也可以看一下我的自传嘛，提提意见。”
“我资历短浅，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我恐怕提不出什么意见。”
黄科长笑了：“嗯，不能这么讲嘛，再说我的自传也不全是写战争的，只是对过去生活的一点回忆么，兴许对你的学习和工作会有一点点启发。”
“它准备正式出版吗？”
“出版那是不成问题的，不过要精益求精啊。干我们这一行的，当然了，你也是搞文字的么，懂得千锤百炼的原理啦。小冷同志也读过，她在抄写当中有时候就忘了神，停下读起来。我问她，她说喜欢。”
这一说我倒很想早一点读到他的自传。我想那一定是非常有趣的。
他闲聊了一会儿，就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这一天我大着胆子敲了敲门。
黄科长开了门，不过我觉得那一刻他的脸色不好。可我已经不能后退了。他把身子闪开一点，把我让了进去。这是一间非常宽敞的屋子：一个朱红色的写字台，旁边是一个又矮又长的书架，再旁边是一张小小的行军床。看来，黄科长工作累了还要躺在上面歇息。床的旁边还有两张很大的笨模笨样的沙发。墙上到处悬挂一些古旧字画。我看这些的时候，他就把写字台上的什么收起来了。我好像觉得他不愿让我看到。走到一幅裱得很讲究的长联跟前，发现那字迹真是稚拙得可以。上面写了：“每临大事有静气”，落款是“静思庵主”。这个名号使我愣了一下。黄科长凑过来：“这是‘静思庵主’赠我的一幅墨宝。那个人你该结识一下。”
我想这一定是位老者了。黄科长接着却说：“他的年纪比你大不了一岁两岁，常到我这里来，到时候你会认识的。我这里朋友不多，不过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后生可畏呀。‘静思庵主’就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正说着小冷进来，手里拿着一沓稿子。她把那沓纸放在写字台上，黄科长走过去翻了翻，然后指着一个地方，大概发现了什么抄写错误。他更正了几句，可是那个小冷蹙起鼻子，差不多碰到了黄科长的脸上，发出“嗤”的一声。那是顽皮的、极其亲昵的一个动作。与此同时，黄科长的鼻子也蹙了一下。当他们转脸时，我仍然在看“静思庵主”四个字。
小冷正往外走，发现了黄科长上衣有几个饭渍斑点，就“哎哟”一声转过来，然后旁若无人地用手搓起来。
黄科长说：“不碍事，不碍事。”
她搓了一会儿，用手弹击着：“你看你你看你！刚洗的衣服也不小心，真是的！”她埋怨着，扑打着，还在黄科长脸上点划两下。
黄科长发出烦腻的叹息，推开她。
小冷拿着那沓稿子咕咕哝哝往外走：“就是不听话，就是……”
营养协会
1
我长久地坐在黄科长为我准备好的那张黄色的、简陋的木椅上，倾听自己平静的喘息。那些乱七八糟的关于营养学方面的剪报和资料已经看腻了，什么人体与微量元素、药膳功能、巧用大黄……我不会对它们有什么兴趣。黄科长每次进来，见我伏案看那些资料，就发出了欣慰的笑声。他笑得越来越厉害，可笑声还是那么细腻。这时候我才明白：我这副认真工作的模样并没有博得他多少赞许，相反让他觉得很有趣。他果然说道：“这些材料么，看看也罢，不过也不必看得太细。”
原来他对协会也就是那么回事罢了。我发觉他的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写自己的那份“自传”。但我相信那是一本谁也不需要的东西。正像他赞许的那位首长一样，那其实是一种自娱活动，一种安度晚年的方法罢了。黄科长后来倒喜欢和我聊天，海阔天空，话题无所不包。这就使我想到：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陪他聊天。他动不动就扯到了那位首长身上，说：
“作为一位领导，重要的就是要发现人才，物尽其用。”
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奇怪的气味；接着又看到了露在外面的一小撮鼻毛。这使我有点厌恶。“人能安静下来，就可以健身。有的高人会一种‘内视法’，看到自己的五脏六腑……”他摇头晃脑说得来劲，不过一旦安静下来，模样很像动画片里那只打败了的老鼠。
小冷在外面喊：“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老是忘呢？汤放凉了也不喝，再这样不行！”
小冷一声高似一声。黄科长笑眯眯坐着，仍然在谈“安静下来”的原理。他站起，小声咕哝一句：“你听听多凶。不过这可是个好姑娘。”
他说着往外走去。我从窗上望了望，发现小冷从一边端出一个冒着白气的碗。我想那一定是什么营养汤水。小冷已经把自己交给了这个烟火气十足的小四合院；有时候她免不了要为一些细小的事情吵几句，但我一走到院子里，她立刻就停嘴，只有那双严厉的眼睛时不时地刺一下黄科长。黄科长笑着，总是和蔼。不过这只是一种表象，我很快发现小冷要绝对服从他，她甚至有点怕这个男人。当然，黄科长有着过人的细腻和温柔。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他总是发出一种软绵绵的劝慰和安抚的声音：“你看，怎么能这样呢？听话孩子，嗯，这就对了。听话……大叔不愿意了……”
原来这个黄科长在小冷面前总以“大叔”自居。这让人觉得有趣。开始的日子我有些好奇，后来也就习惯了。
坐在办公室里多么平静。阳子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此刻正在这样一个地方上班。我终于把那些喧闹、不安，把一切都远远地隔开了。我需要这样淡淡的无聊和莫名的沉静。这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
梅子和岳父岳母像我一样松了口气。
这儿听不见街上的喧闹，它地处一个安静角落，远离主要街道，所以那些车辆的鸣笛很难传到这儿。这是一个少有的安静之地，我坐在这间小耳房里，尝试着用一种“内视法”。但我似乎看到的是有什么东西正在我体内酣然入睡。谢天谢地，它还在睡着。我在睡梦中被牵引：一开始是梅子纤细的手，再后来是岳父岳母的手，而今是一双陌生的手。它们牵引我走上新世纪的街头，踉踉跄跄。
我翻动那一沓又一沓资料，不仅动作轻微，呼吸也放得平缓，生怕惊醒了它。可是偶尔总有什么在心头泛起——每逢这时我就打个战栗，噗噗心跳，左看右看，然后站起。我倚在墙壁上喘息一会儿，等待那阵惊恐和刺痛渐渐消失。可是这一来又要好久才能平静下来，要等待一会儿。难以言说的激动和惧怕使我久久站立。我一时竟不敢坐到写字台前。
怎样才能忘掉？怎样才能遗忘？在这个时刻，这个黄昏，究竟怎样才能——继续下去？
到底怎样才能——永远在这座城市的街巷随波逐流、飘忽而行？
我想起了读过的什么，那是西班牙一个不算偏僻的乡村——莫古尔村，哦，那儿曾经有过它自己的诗人希门内斯，他在那儿曾经发出这样的吟哦：“……我认出了你／因为看到了你留在路上的足迹／我那被践踏的心房疼痛异常／我发疯般地奔跑／整日寻觅／恰好似丧家之犬……”
我闭上了眼睛，有涩涩的东西被夹住了。天啊，继续沉睡吧，遗忘吧，我渴求。我再也不想奔波，不想寻觅和追逐。我就想在这个人所不知的角落里，告别那种“发疯般地奔跑”。
多少年了，好像自出生以来，我的大部分日子都用来奔走——“发疯般地奔跑”。我竟有一多半时间是在那片平原和山区度过的。我那个时候无法更多地待在城里的小窝，好像一直要用那种奔跑，驱赶着无所不在的疼痛。
可是我……为什么疼痛？哀伤的由来？
“我认出了你，因为我看到了你留在路上的足迹！”
请原谅我——不，没有人能够原谅我。我亲手埋下了伤痛的种子，却没法压制它的生长，它正顶开心膜，越长越高。我没法逃脱，没法躲藏。即便在这个偏僻的四合院里，我也没法掩藏自己。
“……你已经离去／仓皇逃逸的时候／你的脚践踏着我的心房／我的心就好像一条平坦大道／一直把你送走／永无转来的希望。”
永无转来的希望。果真如此。我祈求，我希望，我在向着冥冥中的神灵祷告。
2
还记得那一天，当我居住的那所海边茅屋刚刚迎来晚霞的颜色，就突然听到了一声奇怪的吆喝声。我看看狂叫的狗，一个人走出了屋子。向西走了没有多远——大约就在茅屋西侧的杂树林子里，一百多米远处，我认出了一个人。
他尽管蓬头垢面，比想象中还要苍老十倍，满脸灰痕，穿了一件又臭又脏的破棉衣，上面的棉絮已经变成了泥灰色，但我还是很快将这个人辨认出来。他的眼睛还泛着光亮，那曾是无比熟悉的机智之光。此刻这双眼睛悲哀、急切，带着绝望的神色。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黑乎乎的锡壶，仰起头来叫喊一声：
“有买锡壶的吗？——”
喊过之后就蹲下来。我刚刚走近了一步，他就低低地、热切地呼唤一声：
“老宁！”
他双手颤抖，可这手终于没有伸出。原来他明白，在我们四周的杂树林子里就有令人惧怕的眼睛。他把脖子上的锡壶摇动了一下，举在我的面前。远远看来就像两个人在谈生意。他这样举着锡壶，小声问：
“我在你的房子四周转了很久……能让我在这儿住几天吗？我又困又饿，被他们追赶着……”
他就是我的挚友庄周。
几年前他告别了一个暖煦煦的家，告别了妻子，一个人到处奔走，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他成了一个地道的流浪汉，我们有时一年里也见不上一面……就在不久前，他卷入了一场可怕的械斗，命案在身，成为被通缉的对象——我曾经在车站电线杆上看过他被歪曲了的、印得脏里脏气的照片。可我永远认定他是无辜的。那会是一次真正可怕的陷害。案子急于了结，有关方面只想尽快逮到庄周。风声太紧，因为谁都知道我与庄周的关系，所以屋子四周总有一些人晃来晃去。他们知道那个人总有一天会直奔这里而来。
一切如人所料，他终于来了。
还好，除我之外，那会儿没有一个人能够辨认出来。他的变化太大了，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脏腻不堪、苍老不堪的乞丐。
他嘴唇颤抖着看我，又一次重复了刚才的话。我睃睃四周，不敢肯定此刻正有人盯视我们。还好，他仍然举着那个又脏又臭的锡壶。这不由得使我想到：庄周啊，你真是一个奇怪的家伙，你怎么会想出这样古怪的主意，装扮成一个卖锡壶的人呢？难道真的会有人要这把又破又烂的、碎了几个大洞的破锡壶吗？你究竟为什么要伪装成这样的角色呢？是慌不择路，还是智商有问题？可这时我已来不及埋怨了，只让泪水在眼眶里旋动。我终于忍住。我不能看他遭受这样的磨难，可又没法让他走进屋子，因为那些人已经在这里张开一面捕人的网……我小声说：
“庄周，请你……”
他在等待下边的几个字。我咽了一口，终于艰难地说出：“请你原谅……”
举起的锡壶一下跌落在胸脯上。他两手垂在了身侧，低下头，像看自己的一双脚。我的目光也转到了他的脚上。那两只又大又破的靴子早已露出了脚趾。靴子上用破布条什么的胡乱缠裹了一下，这使人想到他走了多远的路。他在可怕的追捕之路上受尽苦楚。我小声说：“你等一下。”
我飞快跑回小茅屋。我拿了一大把纸币，还有吃的东西。我想这是惟一能够帮助庄周的了。
我跑出屋子时，他还蹲在那儿。我故意高声喊一句：“这锡壶我要了。”
我把纸币塞过去，庄周机械地伸出手——可当他终于明白这是一把钱时，又嫌烫地松开了。一沓纸币掉在脚下。他站起大喊：“不卖！不卖！”
他一弓腰转过身，像只麋鹿一样，倏一下消失在杂树林子里了……
3
那天黄昏当我弯腰拾起散落的纸币时，全身颤抖。我仰天看了看，记住了晚霞的颜色。这颜色暗红暗红，整个杂树林子、整个海滩平原，都被染得一片血红。
我觉得身上疼得厉害，像是肠子被一只手给揪住了，正用力地拧着、拧着。
“我发疯般地奔跑／整日寻觅／恰好似丧家之犬……”
那天在屋子里，我一整天都沉浸在一种不可复得的恐惧、一种可怕情绪的纠缠之下。后来的日子里我终于不能忍受，抛弃了手边的一切，出去追赶和寻找。走啊走啊，到山区、到海滩平原，去那些密密的荆棘棵中、丛林中，去那些流浪汉中。我那时想：既然你是一个流浪汉，那么你就只能与真正的流浪汉为伍。那些寻觅的日日夜夜，我经受了怎样的困苦和内心的折磨，只有冥冥当中的那个神灵才看得见，只有她会作证。
我想让自己的心得到些许安慰——可是我又错了：时至今日我才明白，这一切都没能给我救助，也没能帮我缓解。
“你已经离去／仓皇逃逸的时候／你的脚践踏着我的心房……”
是的，他走了，藏在人所不知的那些奇奇怪怪的角落。可是他的每一步都践踏在我的心房上。那种疼痛啊，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的疼痛，常常在午夜里弥漫开来，让人无法忍受。这一切我没有对阳子、也没有对任何朋友讲过，甚至没有对梅子讲过。梅子那一对聪慧的眼睛久久地看着我，像是寻觅着那个隐秘。她试图要知道我的身上正背负着多么巨大的沉重——很可惜，你也只能默默注视，却帮不了我。我自己也帮不了自己。那个可怜的人正匆匆地借着暮色逃离，只把无力抵挡的沉重留给了我。
我心里明白，也许事情并不像我当时想象的那么危急，也许我的小茅屋当时真的可以收留他。要知道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之地，走上了绝路。我的拒绝有多么卑劣，我手里握的一卷纸币又加剧了这种卑劣。我自以为这可以使自己得到宽恕，我错了。我永远得不到宽恕，一生都得不到。
他曾经与我亲如兄弟。可而今他踏上了满是荆棘的逃亡之路。我曾经在无眠的深夜为自己开脱一千次、一万次，可就是没有任何用处。开脱的同时也在寻找一个又一个可能：如果让他在茅屋里安歇两日，度过最初的危险；如果我通过朋友把他送到很远的一个地方，比如说那个芦青河湾的沙堡岛——那上面定居着一些流浪汉，他在那儿也许可以过得很好；如果我让他化装一下，扮作猎人或是渔人；如果我随便找一个地方把他安顿下来再返回；如果我和他一起顺着芦青河东岸向南，一直走进我童年生活过的那一架架大山：在大山缝隙里，有我昔日的房东，有少年时期的伙伴——在大山深处，他一定会等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我对不住兄弟情谊，更对不住自己的心。我明白他是冤枉的、冤屈的，这一点很多人都在未来那一天可以站出来作证。他是那场可怕的诬陷和阴谋的牺牲者，虽然作为朋友我直到现在还没有为之辩白的讲坛，没有那样的机会。可悲的是我连照料他的伤口、让他喘息的那么小小的一块空间都不敢提供。我是多么卑劣和不可救药，我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我也不会为自己辩白，永远不会。
已经下了决心，接下去就是忍受。让隐伤侵袭，逼近，让它在心上剜来剜去。我把流出的血咽下。
4
“老师儿忙什么呀？”
小冷第一次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她把“老师”后面加了一个儿化音，使人觉得滑稽。我立刻明白了她是这座城市里生活了好几代的市民，只有他们才在“老师”后面加上儿化音。这令我哭笑不得。我站起来。
“老师儿一天一天也不出门。”
她笑吟吟地坐在了旁边的沙发上。也许是沙发上遗留了黄科长的气味，这使她感到了一点适意。她的头颅像有点痒似的在衣领上转动，摩擦，态度和蔼。那两只隔开很远的圆眼睛可笑地、天真无邪地望着我。可以看出她此刻的欢欣：
“大叔前几天说就要来个工作人员了，俺一直等，等，想不到你这么晚才来。”
我说：“平时这院里只你们两个，也够孤单的。”
“可不是嘛。不过大叔朋友多，有好多人来找。有些是生人，我就不好凑上去说话了。”
我听出小冷是不甘孤独的人。我问：“你的家离这儿近吧？每天下班都回家吗？”
想不到很平常的一句话让她脸红了。这立刻使我感到问得突兀。
“回，有时也不回。你知道我在这儿有宿舍。”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的宿舍就在办公室旁边。像这个耳房一样，那里也有一间半，那半间就是我的宿舍。你有空到那儿看看吧。”
我答应了。小冷咕咕哝哝站起，俯身看着：“怎么，这么多天你一个字也没写下来呀？”
“领导让我先熟悉一下专业方面的材料。”
想不到小冷捂着嘴笑起来。我给笑愣了。她突然弯下腰，抓起旁边的一支粗黑的铅笔，在纸上写了一个字，用食指点着问：
“这是个什么字啊？”
我看了看，这是一个脏字。我的心慌跳了一下，看了她一眼。小冷可能被我的目光吓住了，问：“怎么？”
“这个字我不识。”
“哎哟，”她喊起来，“大叔说你的学问忒大，怎么连这个字也不识呀？”
“你从哪里搞来这么一个字？”
“黄科长让我抄的东西上，有很多这样的字。”
我心里“咯噔”一下，明白了黄科长平时让她抄了些什么东西。我说：“那是他的自传吗？”
她摇摇头：“不，黄科长让我抄的东西很多，有的是自传，有的是从书上看来的，凡是‘好段子’他都让我抄。”
这时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糖果塞给我。我不吃，她非让我把糖果剥开填到嘴里不可。她自己也剥了一枚。糖果很甜。她说这是黄科长给她的。“大叔把我当小孩子，老给我糖果，其实我今年三十二了。”
“噢噢。”我应了两声。我想她真不像三十二岁的人。她长得很丰满，皮肤紧绷绷的，脸上闪着光泽。她一再邀请我到她的办公室去，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这天黄科长到外面办事去了，这个小四合院只有我们两个人，她寂寞得慌。
她的办公室跟我的那间耳房格局完全一样，只是这里面的东西比我那儿多得多，也复杂得多。一张小写字台，一把椅子，还有两张沙发。不过写字台旁边的茶几上却摆了很多女人用的东西，什么胭脂、香波之类；再旁边是一条晾衣物的绳子，上面正搭了一些花花绿绿的短裤乳罩之类。有几件衣服好像是黄科长的内衣。这一切她都满不在乎。桌子上就摊着一些她刚刚抄成的稿子。我过去翻了翻，见有三大沓已经抄好放在那儿。一沓的题目是《我的放牧生涯》，一沓是《学医大事记》，还有一沓的题目特别有意思：《游击考》。我问这是谁写的东西。
“黄科长呀，怎么你不知道吗？这是他自传的前面三章……”
“噢，题目很有意思。”
“不过你先别看，他没让你看你就不能看。”
我点点头。小冷开始抱怨：“多麻烦哪，我都抄了两遍了，他说还要改呢。总说马上买电脑打字机……”
“领导对自己要求严格，态度认真，你就抄吧。你觉得他的‘自传’有意思吗？”
“可有意思了。有好多地方——得了，我不说了，反正总有一天他会让你看的。”
我要离开的时候，她突然“哎”了一声，接着一笑，从旁边的一个抽屉里抽出了一沓东西在我眼前晃了晃：
“看不看？”
“什么？”
“什么？好东西。你可别告诉我给你看过呀。”
“到底是什么？”
她伏在我耳旁咕哝道：“这是黄科长让我抄写的……”
我发现都是罕见的黄色段子。我问：“你抄这东西干吗？”
“干吗？”她觉得奇怪，瞥瞥我。“黄科长让我用大字抄下来。他的眼睛不好，得看大字。刚抄好，他又有了……”
我明白她问的那个脏字出自何处了。我胡乱翻弄了几下还给她：“这些东西我早就看过了，你还是留着吧，免得黄科长不高兴。”
小冷“嗤嗤”一笑，头缩了一下：“到底是最有文化的人，连这个都看过。不过你知道俺是一片好心，俺不信服的人才不给看哩。”
她说这些的时候，我在想：她是什么意思？我朦朦胧胧觉得她在讨好我。她大概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贿赂我。我只是不明白她的用意。我想她总不会因寂寞而贿赂别人吧？肯定不会。我故意把话题引开，问：
“黄科长待你好吧？”
“大叔是个好人。不过长了你就知道了，他的毛病也不少，手不老实……”
我笑了。她又说：“其实他的心肠蛮好，怪知道疼人的，有好东西也舍得给我吃。我在这里七八年了，他什么毛病我不知道？他待我好，俺待他也不孬。在这世上除了俺以外，我琢磨他没有更亲近的人了。”
我提醒她：“他还有个儿子。”
小冷朝地上吐了一口：“呸！那也算儿子，像一头生骡子。”
“怎么？”
“怎么？恨不能把他老爹的东西全都搬了走。那个儿媳你还没见哩，像个黄鼠狼一样，鼻子嘴巴又尖又长，一进这个院子就嗅来嗅去的。那是两个馋鬼，两只白眼狼，不得好死。你看看我多么能咒人！不过我不咒好人。”
我吸了一口凉气。小冷的目光不知怎么转到了一旁的绳子上，那儿有一件又宽又大的白裤头。她的目光立刻柔和起来：“老头子这个人啊，别看年纪大了，身体可好哪，身板壮着哪，一点也不糊涂。俺刚来这儿工作时，他就扯着俺的手，摸着俺的头发说：‘好孩儿今年多大了？’我说多大了，他就说：‘好孩儿别累着，慢慢干，工作也不是一天能干完的。’他还教俺识字。那时候俺一共才识二十来个字，如今俺都能抄稿子了。”
“是啊，就像他的首长一样，他处处学首长。他的首长就让他的保姆学会了读书识字。”
“黄科长这个人心慈面软，大大方方，手头也宽余。除了讲好的工资，他高兴了还塞给俺百八十元。”
我笑了。
“那是工资以外的钱哪。俺不要，他总是给俺塞到裤兜里。”
我突然想起什么，问：“你什么时候出嫁呀？”
一句出口才知道，这有多么不得体。果然，我马上遭到了对方的猛烈反击。她“砰”地一下把脚边的什么东西踢了老远，说：“当老师儿的怎么能说这样的话？真是读书人没根没柢！”
我一句话给刺得难受起来，脸上热辣辣的。很长时间我们俩没话。我要告辞了，临走时抬头看了看，发现小冷的眼圈红了。
我刚刚出门，就听她抽泣着：“大叔俺还没有伺候好呢，俺怎么能、能离开大叔……”
5
黄科长几次邀请我一块儿进餐，我都谢绝了。我只是按时来上班，决不想再投入另一个奇怪的家庭组合。我的拒绝不仅使黄科长有点失望，也让那个鼻梁尖尖的小冷有些生气了。有一次她说：“大叔让你留下来你就留下来，吃顿饭有什么？你还没尝尝我做的菜呢。你看不起我做饭的手艺吗？”
“这怎么会呢。”
“来了，就该像一家子。躲躲闪闪的真别扭。”
连我也觉得在他们中间有点别扭。这是一种什么关系？一个单身男子与一个家庭的关系，还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与领导及秘书的关系？我弄不明白。不过同时我又发现，小冷是真心实意留我吃饭。后来我搪塞说：“等一段时间吧，我们反正在一起工作了，这种机会总是很多的。”
我严格遵守八小时工作制，只要到了下班时间就离开，每天上班都准时到达。黄科长高兴了：“小宁同志啊，你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工作么可以松弛一些。那也不是一天干得完的哟。”我心里觉得好笑：上班这么久了，连我自己都不明白在干些什么。不过最重要的是——我在上班。我偶尔记起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叫“营养协会”的单位。我真的有点感激眼前的这个黄科长，感激这间办公室。
一天中午，一个小伙子突然来到了小冷的办公室。他们高一声低一声说着。过了一会儿，正屋的门“砰”地一下打开，黄科长出来了。他站在枣树下，拤着腰注视那个耳房。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小冷就在黄科长的注视下把小伙子送走了。我发现小伙子见了黄科长竟连一声招呼都没打。那个小伙子很瘦，左边的眼睛好像有点斜。
小冷送走那个小伙子，返回时，黄科长板着脸：“工作时间，不能随便会客。”
小冷丢下一句：“反正又不是别人。”
黄科长语调僵硬：“谁也不行，这是制度。”
小冷反身回屋，“砰”一下关了门。我感到一阵快意。那个黄科长大概要气坏了。谁知黄科长站在原地，挠了挠头发就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这一天，小冷瞅一个机会溜到我屋里，说：“那老东西管得太细了，什么都想管……好像这还嫌不够似的。我弟弟来一趟他都不高兴……”
原来那个小伙子是她的弟弟。
接着她又聊起了自己的家庭：父母都是老工人，他们在一个街道小厂，退休前好几年就下岗了。弟弟初中毕业，没工作，整天跟一帮哥们在街道上混。他们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就要靠小冷了。这使我明白了她为什么要那么依赖黄科长。我问：“黄科长从哪里来那么多钱？”
“你说他呀，”她的两只隔开很远的大圆眼瞪得更大，“你还不知道他呀！这人可有本事了，他挣钱还不容易！除了有离休的钱，‘营养协会’搞来的钱都是他的。只要打个电话，一笔赞助就来了。”
我不明白。
小冷“啧啧”几声：“还有好处费呢。他是老资格了，认识的人又多。他常常帮那些来城里包工的建筑队把一座楼包下来，人家还不是给他大笔好处费！”
停了一会儿小冷又说：“我弟弟，还有爸爸妈妈，都知道我们办公室新来了一位老师儿，我整天回去夸你呢。”
“谢谢。”
“俺家里的人都想见见你呢，我告诉他们：新来的老师儿学问可大了，什么字都识。”
我说这是过奖了，那天不是有一个字不识吗？小冷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了，难得有这份天真。
“老师儿，真的，到俺家去玩吧，俺爸俺妈俺弟都喜欢你哩。”
我觉得这就有点夸张了。他们没有见过我，谈不上什么喜欢不喜欢。我应付说：“好，有时间我一定去看他们。”
上班的日子久了我才渐渐发现：那种严格执行上下班时间的刻板劲儿真是可笑。因为这里的三个除我而外，其余的两个都自由自在，完全像过一种家庭生活。做饭、吃饭、采购、会友、出去玩，再不就凑到一块儿闲聊。“营养”属于保健范畴，所以我发现黄科长要时常出去搞一点保健按摩之类。当然，他有一个最好的护理员，那就是小冷。黄科长偶尔也不再避讳护理过程——小冷有时给他按摩，一按就是一个多小时，旁边挂着大幅针灸穴位图。小冷圆圆的两眼瞪得发蓝，一边瞅着那些穴位图一边在黄科长身上按着。黄科长发出满意的“嗯嗯”声：“嗯，好，那是一块病啦。”小冷埋怨说：“哪有这么多病！”一按到敏感部位，黄科长嫌痒，就“嗤嗤”笑。闲下来小冷问我：“也给你按按吧，老师儿？”
我连忙摆手谢绝。黄科长闭着眼睛仰靠在躺椅上：“让她试试么，手劲很大。”
离下班一个多小时小冷就开始做饭了，院里冒出一股股奇怪的香味。我知道这是在做“药膳”。黄科长有许多关于养生方面的书，上面介绍了多种“药膳”的做法。什么桂圆鸽汤、乌米糕，都是黄科长津津乐道的东西。只要一有小冷做饭的香味，他就会被引诱出门，在枣树下伸伸懒腰，打一通太极拳。有时候他到小冷的厨房那儿耽搁一会儿，有时干脆就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我们的谈话也常常围绕“药膳”。黄科长不愧是营养协会的头儿，懂得真不少。不过听长了又令人怀疑：在他嘴里似乎什么都是极有营养的东西——要害是怎样使用，何时使用。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治病不能靠药，要靠药膳，这就是把食补和药补结合起来。”
我想这话虽有些片面，但总会有些道理的。
“你知道鲇鱼吗？”
我说知道。
“鲇鱼具有高度营养啊，”他语重心长地说，“鲇鱼不但价钱便宜，营养价值也出奇地高。它能治心脏病、重听、耳鸣，还能治疗贫血。”说着又压低了声音，“我向你介绍一种强精效果的处理方法……”
我洗耳恭听。
“你把鲇鱼内脏去掉，不过头可不要扔，头部是做强精材料最重要的部分，千万不能扔掉啊。洗净了，然后擦干。知道豆豉那种东西吗？”
我说知道。
“用一点豆豉大煮。煮上半天，再把鲇鱼放在油锅里，用生姜大蒜焐烹，这时把豆豉加进去就行了；不过千万不要加酱油，那样你才可以尝到鲇鱼的鲜美味道。”
我笑了。
“你知道泥鳅吗？”
我点点头。
“泥鳅汤可是好东西啊，有些人疲劳了，不想走路，也没有*。对这些男性同志，我建议他不妨喝一些泥鳅汤。如果一个月里能喝上十次八次，那还了得！”
我点点头。
“有一个朋友脸色发黄，当然也有那方面的毛病。我告诉他：捉点泥鳅，洗去泥，擦干，这就可以除掉臭味。要注意，做的时候泥鳅骨头千万不要扔掉。你在锅里放些油，先把它的骨头煎一煎，然后拨到一边去；最后把泥鳅做好了，再把骨头放回锅里，加上水和姜，用小火慢煮。待其变为乳白色以后再煮一点时间，去掉汤上漂的油，取其精华，并且把骨头和泥鳅肉统统丢掉。你要喜欢，还可以放一点盐啦、胡椒啦。煮一次五条六条泥鳅足可以了。那些没有食欲、没有*、贫血、脸色难看的人，或者是喝酒多了肝脏受损的人，就靠它补贴元气。你知道‘静思庵主’这个人吧？”
我以前听他说过，这时没有回答。
“这人大学问哪，文雅青年，只差一条：沉迷书籍，劳伤过度，萎靡不振。反正都不是外人，我问他：那方面怎么样？他摇摇头。我就让小冷做了两次泥鳅汤给他喝。后来不出一个星期，眼瞅着脸红了，两眼也有了神气头，见了晒在绳子上的花花绿绿的衣服也喜欢看了。”他说着拍手笑起来。
我觉得有趣，问：“那是怎么回事？”
黄科长严肃起来，伸出一根手指：“告诉你，小伙子凡是走在街上，看到凉台上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服也不看一眼的，那就准是有毛病。”
这种奇怪的推论使我大为惊讶，长时间合不拢嘴。我不由得想起上班的路上，在小巷子两旁的那些凉台上，常常可以看到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服。我不记得自己有意去看过。我只是无意间注意到的。所以说，我也无从判断自己是否有病了。
黄科长又告诉我，有一次首长也无精打采地来了，他一看就知道是为什么来的。“他不好意思讲，我就问他。不出所料，正是那病啦。他问我是否有秘方能治疗那种衰退的毛病。我明白首长不比常人，不妨再慎重些。我记起了我们营养协会聘请的一个老顾问，他是刚刚从国外回来的，以前他的先辈做过宫廷御医呢。我领他见了老先生。老先生胖胖的，坐在一把硬木椅上，抄着手。他才不管什么首长不首长呢。我把首长的病向他一五一十讲过，他也不说话，一顷刻，只抓起笔来写了几个大字。我拿到光亮处一看，见上面写了：五苓散与金银花。首长取到手里一看，立刻摇头，说有人也推荐他服了两个多月的五苓散，毫无起色，手脚仍然无力。我把首长的话一字一字复述了一遍。要知道首长是外地口音，我怕老先生听不懂。谁知老先生耳聪目明，立刻接答首长的话说：‘你要将金银花与五苓散放在一起煮茶喝，那样尿会增多，火气自然会受到压制，就会产生效果的。’结果首长就接纳了老先生的处方。一个星期之后果然见好。我总结其中经验，无非是：与其急于强精，倒不如先将他的肾脏炎症治好。你想一想，首长肾脏一定有些毛病，那种毛病不治好，就是天天吃人参炖鸭，恐怕也没有效果。其实只要加上金银花，便能效果倍增。不过记得老先生嘱咐了一句：千万不能吃任何带咸味辣味的食物。若想强精，就应绝对避免增加肾脏的负担。你想一想，小宁啊，火气受到压制，肾脏自然就会发生作用，当肾的机能活泼起来，连带也会导致性能力的增强。我试验过多次，你不妨留意一下。”
我笑笑：“一定留意。”
有时候和小冷谈起黄科长，我总要有个古怪的念头，想打听一下这个老头子从哪搞来那么多乱七八糟、又是有头有尾的知识？可惜小冷的兴趣全然不在药膳。后来我发现她的工作室里多了一幅很蹩脚的画，仔细看了看，才发现那是黄科长作的。我笑了。这又使我明白黄科长会画几笔。小冷问我：“你也懂画吧？”
“只不过看了一些，不能说懂。”
她意味深长地“嗯”了一声，又问：
“你朋友中间有画家吗？”
“那当然有的。”
小冷说：“我也喜欢画。”
我想这倒难能可贵。我问：“你擅长画什么？”
她摇摇头：“我不会，不过我弟弟会一点。”
我想她弟弟就是那天看到的小斜眼，这使我有些怀疑：“就是那天来过的那个吗？”
她点点头。
“他跟谁学画？”
她的下巴摇着：“反正他有那么一帮朋友。他不常画，不过他喜欢收藏。他收藏了很多，你如果喜欢，我就领你去看看。不过——”她眼看着窗外，压低了声音：“可千万不要让黄科长知道了……”
我不明白。
“黄科长如果知道了，他看中了的画就会要，你想想我们好意思不给他吗？他要什么我们都得给。不过那些好画我可不能给他。我从来不敢让他到我们家去看画，因为这个人哪，见了画就像苍蝇见了血！”
我笑了。我想这个比喻可真有分量。小冷咕哝不停：“这个年头，喜好什么的都有。就说我们那个胡同里吧，有的孩子好玩鸽子，一千两千地花，买鸽子，吓人。还有的喜欢玩鹰、玩风筝，走北京去潍坊的，搞来各式各样的风筝，把柜子都塞满了。说起来你不信，还有人喜好外国人。”
最后一句我不明白。她解释说，她们邻居家的一个姑娘在博物馆里干，那些外国人到博物馆参观，她就缠着人家，领人家一块儿去游湖、逛山。“反正只要是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她都喜欢。她还学了两三句外国话，老是‘噢开、噢开’的，你说烦不烦死个人。俺那胡同里的老太太都说：‘天哪，好模生生的闺女家，老想着让鬼子干干……’”
小冷说话多泼辣。我觉得也好笑。这种泼辣劲儿或多或少是我们这个营养协会传授给她的。
她一再邀请我到她家里去玩。最后又谈到了画的问题，我开始有点兴趣。
一幅画
1
梅子问起我的工作情况，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怎么样，还适应吧？”
“适应。”
“很忙吧？”
“还可以。”
有一次岳父也问过类似的话，我也作了同样的回答。岳父语重心长：“年轻人要干一行爱一行，千万不能好高骛远。比如说你工作的这个营养协会吧，老同志很重视哩！现在老同志越来越多，他们起码要向你们搞一点咨询吧？”
“是的，您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很多资料。”
岳父不做声了。岳母笑嘻嘻的，两手合在一块儿走过来：“我这一段睡眠哪，就是不太好。”
我告诉她：明天就能给她一个圆满的答复。
结果第二天我就建议岳母经常摩擦脚心。我的话她非常重视，因为我现在是营养协会的人了。从那天起，我发现岳母有事没事就脱下鞋子摩擦脚心。我问她效果怎样？她说：“这得一点一点来，急了恐怕不行。”
是的，急了不行。一切都是如此。
不知怎么，那会儿我看着岳母就想起了布宁的《一棵老苹果树》：“满身雪花，蓬蓬松松，阵阵芳香／厉害的、羡慕你的蜜蜂和黄蜂／围着你嗡嗡叫，发出怡然自得的声响／亲爱的老朋友，你越来越衰老？／这不是不幸。请看，谁还能像你／有如此青春盎然的时光！……”
上班路上，我发现自己真的在注意道路两旁或灰楼上搭的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我觉得它们像万国旗。我更多看到的，是破烂且颜色灰暗的粗布衣服、短裤或小孩子的尿布。这一段路自行车特别多，我不得不格外小心地走在人行道上。可是迎面来的，身后涌的，有时挤得简直没法下脚。阳光照在脸上，一种奇怪的城市气味将人包裹，四周各种各样的话语也无法分辨。远处的吵叫、歌唱，各种各样的争执，都混合在尖锐或嘶哑的车鸣中。在人群的簇拥下往前移动，与整座城市节奏一致，稍慢就要被后边的人撞上，稍快就会撞着前边的人。我只需要随着他们的脚步，像他们一样往前移动、移动。这倒使我想起了在那片平原和山区的奔波。我如今真的有点像这个城市的流浪汉——一种流浪的感觉突然涌上心头。我隐入人群，就像隐入了荒野；遁入街巷，就像遁入了丛林。这里的车声、人声，与原野上的风鸣树响混在一起。我又恍然进入了大山的皱褶，足踏海滩平原……
走出小巷，走入宽大的街道。一阵阵的城市烟雾浓烈起来，吸进鼻孔的全是发黑变味的空气。偶尔有刺鼻的香水味飘过，那是浓妆艳抹的姑娘擦肩而过。她们漂亮鲜艳，这不由得让人感到纳闷：她们呼吸着这么浑浊的空气，在如此混乱的环境里，竟然还能长出这副模样，真是难为了她们。还有，她们竟有那么多心思搽脂抹粉，把脖子抹得又白又亮，而且画了蓝色眼影，再用定型发胶把头发搞得高高耸起。有的姑娘手提一个精致的小包，站在一个清静的角落，无望地观望着汹涌的人流。这使人想到国外那些有名的红灯区。我担心的是那些不知端的的外国人会凑过去搭讪。其实她们不过是在等一个朋友，或者干脆就为了站在那儿——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大概她们自己也不知道。
面对着这个光怪陆离的早晨，这个让人沉睡的城市，我有时很想放开喉咙喊点什么，可是我一句也喊不出。我只在朦朦胧胧中被人流裹挟着往前，比任何时候都更放松更随意。我这会儿心中时常涌现的，无非是一个浅薄的人所能产生的那一类痛苦。我常常有一种不合时宜的、切近而又遥远的、不曾间断的忧虑。想起阳子和这座城市里的朋友，那些正在忙着自己生活的可爱的人们，真是有点羞愧。我不知该走向他们还是背向他们。我想念这座城市的挚友，所有久违的挚友。我多想和他们在一起，继续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那种热烈的、心高气远的生活。可是现在不能，现在似乎还不行——我得忙着上班呢。
有一次我突然想起了一两个朋友：问梅子他们这一段是否来过？梅子说没有。
我想他们或许在梅子上班的时候来敲过门。他们不知道我现在已经遁入了沸沸扬扬的市声，已经被它覆盖了。城市的泡沫沾在我的头发上、眉毛上，使我变成了一个白毛白发的老翁，拄着拐杖，被人牵引着在小巷里面游动。
我最终走向了一个更为偏僻的迷宫小巷，那里有一个四合院，四合院里有一棵枣树，枣树下面有一个按时出来打太极拳的老头儿。
2
我一步跨进，小冷已经站在枣树下了。她好像等了很久，一见面就拍拍巴掌说：“天哪，现在才来。”
我看看手表：“不是刚刚上班吗？”
“大叔早出去了，就剩了我们两个了。走，到我们家看画去。”
“上班时间？”
“怕什么，走啊！”
她上前就抓住了我的衣袖。我放下提包说：“等一等等一等。”
我小心地检查办公室的门是否锁好，然后嘱咐她将院门关好。
她说：“你这个人哪，心细。”
这样说着，她走在了前面，风风火火向前赶。我觉得这很有趣。不过我仍然担心：我们一起走开了，头儿知道了会不会发火？小冷说：“你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怎么？”
“上班么，”小冷笑着，“你以为他真的关心协会什么的？”
“怎么不呢？”
“他才不关心这个哩，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自传’。他想快些把这本书出版，像首长一样呢。”
这并不出意料，但我还是有点儿吃惊：“他写了多久？”
“写了好几年了，没事就写，再不就画几幅画儿。”
我们走进了一个极为肮脏破乱的小巷。我以前也曾到过这样的巷子，这儿住了一些捡垃圾的人、掏粪工人或外地人临时搭起的窝棚。不过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些红瓦青砖盖起的矮小屋子还是很规则地连成一片，中间是一道道窄胡同。如今它们被这座城市里铺天盖地的烟尘给弄得又脏又黑，成了一个颜色。这些小房子不知存在了多久，直到走进了内部才会突然感悟：这儿才是整座城市的心脏！而平时看到的宽敞马路、高大楼房，包括那些临街店面，只是这座城市的外壳，是它华而不实的包装。它的真正内核，它的瓤和内脏，正是这样的小房子和小胡同。成千上万的望不到边的小房子啊，就组成了这座城市最主要的部分。那些城里老户、市民，通常就是居住在这样的一片小屋子里。
而我走入的，只是被分割成千千万万小空间中的一角。
我给糊糊涂涂领进了门。就像在那个平原上见过的村庄一样，小房子室内要大大低于室外。我刚把脚探进黑洞洞的屋子，里面立刻应了一声：
“谁呀？”
我费力地适应着屋里灰暗的光线，看清了一男一女两个老人，一个坐在床上，一个坐在小得不能再小的方桌跟前。男的站起来，老太太还蜷在床上。
“妈，爸，老师儿来了。”
两个老人都站起。
“我弟呢？”小冷问。
“还不是找他那一伙去了！”老太太说。
老人慌忙地倒茶。他们两个大约都有七十岁左右，由于屋子太小，他们显得很高大。我觉得自己的头差不多都要碰到屋顶了。整个屋子除了一个灶台、一个小方桌、一张床，几乎就剩不下什么空间了。后来我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灰色的布帘，小冷把它撩一下，让我看到里面还有一间。不过那间更是小得可怜。那儿仅能容下一张小床和一个小凳子。小凳子边上放了一个长条木板，木板上方是一面小镜子、一些化妆用品。这大概是小冷偶尔回来过夜时住的。可是后来我又发现小床上堆放着一些男孩用的东西。我明白了：这里如今成了弟弟的寝室。小冷解释说，她若回来，弟弟就在外屋的小方桌下搭一张行军床。她说别看这儿睡得挤，比起左邻右舍，还算宽敞的哪。
屋里有一股南瓜汤味，混合在一种酸酸的气息中。我不由得蹙了蹙鼻子。小冷说：“你闻到那种酸味了吗？”
我没有回答。
她说：“这是酥菜味儿。”
“什么‘酥菜’？”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城里老户一年里有多半年吃‘酥菜’。”
我觉得她在说“酥菜”的“酥”字时，使用了很重的卷舌音。这听起来就格外诱人。你会觉得那是一种秘不示人的菜肴。她快手快脚把我引到屋外小方桌旁的一个瓷坛跟前。打开坛盖，我立刻闻到了一股又酸又辣、甜丝丝的味道。她用筷子在里面捣弄了一下，床上的老太太发出了一声叹息。老头子说：
“叉一些给老师儿带回，叉一些。”
我觉得这个“叉”字也用得有趣。小冷告诉我：做“酥菜”是她的一个拿手活，有时候还要做给黄科长吃呢。
“赶明儿吧，我做的时候你看着。”
小冷把我引到她的屋里才小声说，她让我来主要是看一幅画的。说着就在床下的一个小柜子里翻来覆去地找，发出哗啦啦的声音。两个老人凑过来，又退到了一边。
找了一会儿，小冷愤愤地把箱子盖上，喊：
“弄到哪去了？我弟呢？他拿走了吗？”
她妈“噢噢”两声，看了看老头子。老头子咳嗽着，到自己的床头下面拖出了一个扁扁的小箱子，又抱到里屋的小床上。小冷不耐烦地吭一声：“真是的！”
一家人那种神秘样子让我觉得遇到了非同一般的、绝对重大的事情。她打开扁扁的小箱，原来里面是一个捆扎起来的塑料袋。塑料袋打开，让我闻到一股浓浓的樟脑球味儿。解到最后一层才露出了一小卷黄纸。大概就是它了。
小冷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把黄纸展开。
那是一幅古画，上面画了几只虾。小冷的手颤抖着，点着虾：
“认出来了吗？”
“虾。”
“咳，当然是虾。我是问，你知道这是谁的画吗？”
我摇摇头。
“齐、白、石！”
我明白了。我明白小冷为什么急着让我到这儿来。她认为我可以辨别真伪。我问是否真的？
“八成儿是，”她说，“你知道，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你让最可靠的朋友来看一看好不好？有人出好几十万要买它，可有人半道出来砸锅，说这是一幅假画。要是假画，一万块俺也出手。要是真的，那就大发了。俺弟弟也出去找明白人，我让他老老实实等着，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你说是吧老师儿？”
我没有吭声。我想到了阳子，答应让朋友来看看。不过我觉得有点纳闷的是：他们究竟从哪儿搞来这样一幅画？后来我终于忍不住问了。小冷白我一眼：“这你就莫管了，我弟弟那一伙嘛，他们也花了不少钱……”
小冷最后还在反复叮嘱：不准告诉黄科长。
3
我答应要帮一下小冷，事后却有些后悔。因为我觉得阳子最不情愿做的就是这一类事。还有，我也不愿找那么多麻烦，而只想按时上下班，做点分内的工作。一句话，让我找阳子他们去鉴别一幅关系到“几十万”的古画，这就多少有点玄了。还有，这事儿也许阳子做不了，弄不好还要惊动另一个人，而这个人又恰恰是我长期以来就一直回避的人。我这次归来几乎是悄悄的，有人以为我还在东部海边那儿呢。
想不到小冷一次又一次催促。看得出，这幅画对她一家有多么重要。尽管黄科长不愿在他的四合院里看到小冷的斜眼弟弟，可我发现他至少又来过三次。他的到来显然与鉴别古画的事有关。小冷差不多都要恳求我了。
我只得去找阳子。
阳子见了我大吃一惊：“你不是失踪了吗？”
我笑了笑，告诉他终于又“上班”了，然后把事情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阳子说：“你原来是有事情要求我呀，要不你会一直藏着哪。”
我向他解释：“我只想安静一段，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你们每个人都有班可上，只有我一个人失业了。”
“得了吧。不过以后你可千万不要故意躲着啊。”
我催促阳子先做眼下的事吧。他同意了。
我把他领到了那个低矮的小砖房子里。
小冷像展示一件圣物似的，再一次把门闩上，只让我和阳子看那幅画。阳子反反复复研究，对着光亮看，又拿到暗处瞄，只差没用鼻子去嗅了。最后他拍拍手说：“我认为是真的。不过我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在我们这儿，这种事儿只有一个人能搞得通。”
我知道他在说谁。我故意把话题岔开。可是小冷听得分明，开始一声连一声追问：
“谁？你们说谁？”
阳子没有看到我在使眼色，直通通地说出：
“聂老。”
我坐在了椅子上。是啊，聂老。那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当年就亲手做过很多假画。当然他现在年纪大了，已经洗手不干了。他曾经是一位声望很高的画家，现在一幅画也不作了。我几年前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他，真是眼界大开。那位朋友是一位杂志编辑，他的爱人叫滨，一个非常美丽的少妇——聂老每个星期都要到滨那儿，直着眼看她半天，然后再回去。这个老人倔犟得很，谁的话也不听，只有滨说什么他听什么。他还许诺要为滨作一幅大画，这话说过有五六年了，却一直没有动笔。那时候由于我成了滨一家的客人，所以聂老对我还算客气。不过眼下我可不愿为小冷的几只虾去找那个孤僻老头，更不想去见滨。我只想安静一会儿，只想在这个春天好好安顿自己。我太疲倦了。
可怕的阳子，扔下这样的一句话就走掉了。
接下去是小冷的百般缠磨。她一定要我把这幅画送到聂老跟前。
“求你了，不行吗？你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就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了。行不行啊？”
我无言以对。我不愿成为任何人的恩人，只想安安静静的。但后来我终于妥协了。我伸出手说：
“拿来吧，那幅画。”
小冷不由自主地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但她想了想又说：“这样吧，你先问明白了，等找到了聂老，他同意做了，我再把画给你。”
这个精明谨慎的小冷，这一刻兴奋得两颊都红了。我能理解她。
可是我却迟迟没有找滨。我知道这事儿只有滨才做得到。
4
这一天我正在犹豫是否去找滨，那个久闻其名的“静思庵主”突然来了。
黄科长闻声出门，站在枣树下，夸张地拍着手说：
“欢迎庵主，欢迎庵主！”
小冷也一下跳起来：“你多久没来了呀，你！”
庵主谦逊地笑笑。
我从窗户上看得清楚：他中等个子，脸黄黄的，颧骨有点高，模样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大得多。他的眼角耷拉着，显出一副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神气。暖融融的天气，他竟然还戴了一副白手套，这时正不急不慢地摘下。整个人看上去很有派头。他梳理了一个与脸型和年龄十分不协调的大背头，这使我觉得有点别扭。
黄科长已经在急一声缓一声地喊我了，我只得走出去。
黄科长在我们之间做了介绍。静思庵主平静地握着我的手：
“久仰久仰，幸会幸会。”
我也重复着类似的话。
黄科长一手搭在我的肩头，一手搭在静思庵主的肩头，却在说给我一个人听：
“怎么样，名不虚传吧？庵主年龄不大，却让我由衷地钦佩。他择友甚严哪。”
静思庵主鼻子“吭吭”两声，不知是自责的声音还是谦虚的声音。
我们三个一块儿到黄科长的办公室。庵主坐在最大的一张沙发上，跷着二郎腿，身板挺得笔直，不苟言笑。我发觉由于内在的紧张，他的嘴唇绷得很紧。黄科长在一边介绍说：“庵主很忙啊，他很少有时间走出来。他和一般人不一样，他的学识才叫渊博，懂得医学、植物学、书法、雕刻、手相学。是吧庵主？”
庵主皱皱眉头，轻轻地“哼”了一声，未置可否。停了一会儿黄科长又问庵主：
“听说过宁先生吗？”
庵主点点头，呷了一口茶，食指和中指轻轻地敲击桌面，若有所思。
黄科长又谈起了我的经历，什么辞职呀，地质学院毕业呀，到东部开拓新的事业呀，回城后又加入了他的协会呀，说个没完。我不得不打断他的话。我发现庵主的脸上渐渐有了笑意。他站起来，在屋里踱步，看着墙上一幅又一幅画，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似的。他偶尔伸出指头点划一下，说一句：“用墨很好。”再不就是：“闲章盖得不是地方。”“这里应该压一方印啊！”
最后一句刚刚出口，黄科长一步跳过去：“有光，不能这样说！这是有讲头的啊！”
黄科长一急就忘了叫“庵主”，而是直呼其名。这使我知道他叫“有光”。
我问：“有光先生，您最近在忙些什么？”
庵主背着手，微微把脸转过：“没什么，业余时间搞搞根雕、写几幅字而已。”
我发现庵主少言寡语，却并非是腹富口俭的人，他大概在生人面前天生有一种拘束感。与他谈熟了，他的话就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少了。我们俩坐到了一块儿交谈起来。黄科长偶尔插一句，一会儿就伏到案上忙自己的事情去了。庵主一会儿问我认识这个吗？认识那个吗？他说的名字只有一二位听说过，但我一概摇头：认识那么多人，这就与黄科长所说的“择友甚严”相抵牾了。原来这个庵主热衷于交往名流，朋友多得让人吃惊。我渐渐发现这是一个古怪的人。我还发现一个秘密——这也是他与黄科长过从甚密的原因了——他可以替黄科长搞来很多所谓的“名人字画”，同时还是黄科长的热心读者，能适时送去激烈赞誉。他问我：
“看过黄老‘自传’了吗？”
一句话把我镇住了。我从来没听谁叫黄科长为“黄老”。我愣怔了一下才明白：“没有，还没来得及拜读。”
“那你可得抓紧时间看看！”
我点头。黄科长笑眯眯转过脸来：
“庵主帮我一字一字订正过。当然了，回头老宁是要看的，我还要请他斧正……”
我说：“不敢。”
庵主接着背了一段“自传”。我惊讶地发现：他嘴里的这一段文字竟是如此畅美。
庵主离开时紧紧握住我的手，眼睛闪着动人的光彩：“我们从今天起就算是朋友了。很好。相见恨晚。请多加关照。再会！”
他说的都是书上的客套话，但因为热情烤人，又足以弥补那种刻板和不足。我把他送到门外。我的后面，黄科长和小冷却及时地站住了，大概他们有意让我和庵主增加一些接触。
庵主再一次握着我的手：“我很重视你。我们将尽快见面。要知道——”说到这里他抬眼望着熙熙攘攘的巷子：“‘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啊！”
这一句并非是对我说的，而仅仅是他自己的一句喟叹。叹过之后，他就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去。
我一直望着他的背影。他那梳理齐整的背头不知什么时候给搞乱了，但头颅却一直用力昂着……
5
很久没有见到滨了。
当年我想在东部办一份杂志，通过滨的爱人联系了一家已经办得不耐烦的刊物。我们想用“过户”的方式把它弄到那儿去。就这样，我与滨结识了。
第一次见她让我好一阵吃惊。我得说，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她长得大大的，极其完美。闪着光泽的*肌肤、一对水灵灵的忽闪不停的眼睛，都让人一时无语。你怎么也想不到，在这座干燥酷热的城市里，竟然还会有这样水汽充盈的生物。接下去我还发现，她的性格比她的形象更有魅力。那真是爽朗热情，温和宽厚。她和爱人水乳交融，两人形影不离，嘘寒问暖；他们竟然能当着别人的面亲吻，却又不让人觉得是在模仿洋人。他们俩并排坐在那儿，大多数时间两手相牵；有时他们彼此忙里偷闲地、匆匆地看一眼，留下一个幸福的、不易察觉的微笑。总之她落落大方，一切都做得那么自然。她只是使人仰慕或爱恋。当然，她对任何男性都会有吸引力；不过对她只可以尊重而不可以亵渎。作为一个真正的好女人，我想滨的一生都不会有通常的那些男女麻烦，而只会像一个闪闪发光的物体摆在那儿，让人产生一种心甘情愿的景仰。
我后来还曾在一个杂志社举办的酒会上见过她。在那种热闹场合，她好像比平时更加出众，简直是仪态万方。她有一刻由于要应酬一边的朋友把爱人给忽略了——突然想起来时就急急地找到，然后挽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拉到刚刚结识的一些女友旁边一一介绍。
就是这样一位姑娘，却让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画家缠住了。我每当看到那个长着一缕白须、拄着一根拐杖颤颤巍巍踩着碎石路而来的老人，就有点不忍。滨总是眉开眼笑、一蹦三跳地扑过去，小心地扶住了老人。那时老人就把拐杖提离了地面，一下挽住了滨的胳膊，一只手还紧紧握着她的手，拍打抚摸：
“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啊，我想你啊，想你啊。”
“我也想你呀聂老。”
就这样，她搀扶着聂老到屋里坐下，目中再无他人。聂老看着她，她也看着聂老，两个人手扯手坐在那里。这种注视至少要花去二十分钟。这之后聂老才提起拐杖，咳嗽着，弓着腰站起：
“我回了，孩子，我该回了。”
她的爱人也站起来，只把客人送到门口。聂老由滨搀着，送上很远的一段路。
去找滨吗？我仍然拿不定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