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阿雅 第四章
胜利者
1
早些时候，我和梅子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到她的娘家去。从我们简单的小窝到橡树路，一开始还算是一段愉快的路程，尽管那儿对于我还多少有些陌生。人有时候真的需要挪挪窝儿，需要换一下节奏，需要来来去去——我发现这个城市里差不多人人如此。
在这拥挤的街巷里，岳父一家真是最大的幸运者了——也可以叫做“胜利者”——只有胜利者才能住在橡树路上，拥有这样的一处居所。他们竟然占据了一个独院；尤其让我羡慕的是，这院里还有一棵高大的橡子树。
“这棵橡树是谁栽的？”我问。
胖乎乎的岳母抚摸着粗糙的树皮说：“不知道，前面住这个院子的人也不知搬到哪去了。有人说这棵树有几十年上百年了，我们进城以前很多很多年就有的。”
“那么它也是旧社会过来的一棵树了……”
梅子笑了，岳母也笑了。可是她们刚刚笑过就严肃起来。
我心里却在想：这棵高大的橡树很可能就是那些“失败者”栽下的。我很喜欢这棵橡树，我曾对梅子说：“如果没有这棵橡树，你们家的吸引力可就差多了。”梅子蹙蹙鼻子。
那时岳父已经离休一年多了，岳母虽然不到离休的年龄，可实际上也早已不上班了。在这个小院里，她已经有滋有味地奔忙了二十几个年头。她说自己有病，而且很重。岳父也这样讲。可是我从她的言谈举止、从她的气色上看，她比同龄人都要健康得多。
“都是战争年代给弄坏了的。”岳父说。
这是一对参加了战争的人，每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站在他们面前有点儿愧疚或自卑。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战争都是一场神秘而奇特的经历，我自己就常常对具有这种经历的人抱有一些复杂的情感。这是迷惘和好奇，有时甚至是一种向往。谁知道他们杀没杀人呢，看样子不会。但战争是无法诠释的，战场上发生什么都是无法预料的……梅子的母亲很会管理家庭，院里栽满了花。这个院子很大，大得都让我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这座城市像一座蜂巢，到处分割成很小很小的格子，各色人等就在这些密集的孔洞里钻进钻出。而岳父他们这一类人却有办法在这中间活得挺好，闹中取静，可以开拓出绿蓬蓬的一个大空间，真是个奇迹。瞧岳母在院子里用鹅卵石精心地铺了几条甬道，这样下雨天也可以在花圃里来来去去。四周的泥土都被翻松了，有的地方还种了一点儿蔬菜，但大多还是她喜欢的各种花草。秋天，橡树落下了圆圆的橡子，她把橡子一颗颗收拾起来，装在一个纸盒里。那些橡子像板栗一样，但比板栗更光滑也更饱满。有人到这个小院里来玩，岳母就把这些橡子拿出来送给他们；他们如获至宝地捧在手里，颠来倒去地看，然后回家塞给自己的孩子。
这座房子一共有六大间，有高敞的阁楼；最东边连接的几间厢房直接通向了阁楼。那厢房是原来梅子居住的，现在空着并保持了原来的模样。这样我们回来的时候就可以住在那几间厢屋里。我觉得惟有这儿才能让我感到一点点亲切。这几间屋子透露出很多梅子做姑娘时的秘密。比如我可以看出，她很早就是一个喜欢收藏一些小玩意儿的人——在屋子里不容易注意到的一些角落里，直到如今还塞满了一些小贝壳、一些挺好的图片、各种各样的书籍。被遗留在这里的还有一些多年以前的画报。有几份外国画报让我很感兴趣，上面的图片印得也好。我常常翻着这些画报看上很久。当我提出把它带回我们家的时候，梅子却不同意。她想在这里保留一些青春的印迹吗？这里甚至还有她过去的很多照片，我从前大多没有见过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她当然幼稚可爱，只不过嘴角上透着一股少见的拗气。今天她成熟了，但这股拗气不是消失了，而只是被她成功地掩饰了。大约有两三张照片上，她留了男孩似的头发，远远看去就像一个英俊少年。有一次我正看着，岳母走过来伸手指点着说：“那一年上她脸上生了一种东西，怎么治也治不好。后来机关上的一个人从保姆那儿讨来一个偏方，说把一种东西烧成灰，用香油调了搽在脸上……你那时见她就好了，你想想她那个模样吧。”“涂了多久？”“涂了一个月，一个月她都是一个小黑鬼儿。”梅子进来说：“我怎么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2
不论怎样，我在这儿总有一种做客的感觉。这毕竟是梅子的家，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哪里？是这座城市里的那个小窝吗？那个小窝也是岳父给找的。如果没有梅子一家，我在这座城市连立足之地都没有，那样我就只好长久地住在简陋的集体宿舍了——那是一段难以回首的岁月……那个集体宿舍又潮湿又窄巴，竟然住满了五个人。虽然当时大家都想尽量处好，可最后还是弄到争吵起来。因为其中有一个人会偷东西，不过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每过一段时间我们这五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丢点儿什么。
我对岳母说起这事儿时，她说：“那还不好办吗——你们要学会侦查。”
“侦查了——到最后觉得谁也不像。有一次我新买来的一件汗衫也给丢了。”
“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找不出谁是小偷，大家就互相怨恨。有一段我甚至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小偷……”
梅子笑起来。岳母毫无幽默感，皱着眉头抬起眼睛：“你拿过别人的东西吗？”
这一问，连梅子的表情也严肃了。
“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拿别人的东西？”
“乱弹琴！”岳父从一边踱过来，“乱弹琴！”他那两只很嫩的手指在桌子上弹了两下。奇怪的是他这么大年纪了，脸上已有了黑斑，一双手还是这样娇嫩。要知道他可是一个出生入死的人。我看着这两只手，心里闪过一丝不快。
比起这个独门独院，我们的那个小窝太逼仄了，简直不是人住的地方。很长时间我都在想办法，挖空心思扩大空间。后来我和伙伴们终于一块儿动手，给它修补和增添了一点。当时街道上对机关宿舍管理并不严，我们就钻空子，在门前的一侧搭了个棚子，而且还开了个小窗，这样朋友多了就能坐在棚子里喝茶……那一回梅子差点儿没给气死。她说那个加了棚子的小窝简直不像样子，说它更像一个狗窝或者一个狼窝……好在那个棚子没有多久就因故毁掉了。
我很少到岳父的其他房间里去。除了待在梅子过去的那几间、在院里玩耍，再就是到中间那个大些的客厅里去坐。可常常只是坐上不一会儿，就有一些人客客气气地走进来——他们都是岳父的朋友，谈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话题。岳父只要和他们在一起，与他们谈话，待不了多久就要激动起来——那时他就要不断地离开沙发，在屋里走来走去。有许多时候他的模样是愤愤不平的。我由此断定，他的这些朋友从养生的角度看是要不得的。
“他们只会说一些大而无当的话。”我有一次听了几句，对梅子说。
“你怎么能这样讲呢！你不会理解父亲他们这一代的。”
我点点头：“他们也不会理解我。他们……”
我的口气中有难以察觉的一丝不恭，但还是被梅子捕捉到了。她每到这时候就有些冲动，说：“你算什么！你还不如他们小脚趾上的一点儿灰呢……”
梅子脸上没有了笑容。我知道这种奇特的比喻真需要一副好头脑。于是这种巨大的侮辱不光没有使我发火，还让我笑起来。我问：
“他们小脚趾上的灰是金粉吗？不过那也没什么了不起。”
“他们在战争年代冲锋陷阵，在山里、在平原上打击敌人，端着枪。我们脚下的泥土渗进了先烈的血啊。他们流血流汗，我们今天才能……”
像背诵一段课文。不过难得她这么激动。我不愿再刺激她了。我得设法缓和一下，于是就嘲笑起她那些头发削短、看上去像是小男孩的照片……
可梅子就是不笑。她再也不笑了。
有一次我应邀到岳父那间屋子里去了一下。
那儿是他的一间办公室。他离休以后没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了，于是就在家里搞了一间。这办公室据岳母讲是完全仿照他在机关上的那个大套间搞起来的。只是写字台略小一点，其他差不多处处一样：书架放在什么位置，桌子放在什么位置，都与过去一模一样。这是整座屋子中最宽大最明亮的一间了，用它搞了这么一间大办公室，我觉得既有趣又可惜。岳父告诉我，他每天都保持一个“好的习惯”——像离休前那样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每天必定按时坐到写字台前。
“您忙了一辈子，平时出去走走多好，或者到小院里搞搞花草……”
他瞥我一眼。我于是闭了嘴巴。
3
我发现岳父的胡碴还没有全白，就像他的头发一样，黑白间杂。我想等它们全白起来的时候，他也许就会改变一点儿什么吧，比如这脾气，就会好一些。无论怎么说黑胡碴是残留的一点青春，它透露出人的火气和拗性……离写字台几步远的地方是一个铺了毡子的书桌，他就在那上面画画和练书法。他练的是“颜体”，很胖，就跟他的体形差不多。
“我喜欢颜体。”岳父说。
他把临摹的字一张张摆出来。那当然还不能算什么书法作品，但的确是写得一丝不苟。他饶有兴趣地谈论这些字，还伸出手去抚摸。到后来我们终于谈得投机起来。因为我随便诌了几句关于书法的术语，他高兴了。他接着把藏在小柜里的几件书法作品拿出来——那全是他选中的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些字写得很难看，只是装裱得很好，用了全绫子。“书法作品怎么可以轻视呢。”我一边欣赏，一边在心里这样告诫自己。
梅子走过来，贴着门框站着。她为父亲补充说：
“它们参加过老干部书画展，得了一等奖！”
我点头。那上面大多写了一些古书上的现成话，什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等等。
岳父特别爱写一个很大的草书“寿”字——它大约有两尺见方，装裱后尺幅更大，要两人以上才能展开来。
岳母说：“我喜欢这个‘寿’字。他去年才学会写这个字。”
岳父不快地哼了一声，把“寿”字放起来……
我们继续欣赏书法作品。岳母离开了一会儿又走来，对着男人耳朵上咕哝了几句。我知道客人来了，就随岳父走到客厅里来。
进来的人是一个比岳父还要老的、瘦削不堪的老头儿。他的头发白了大部，但两眼炯炯有神；一条腿有些毛病，走路一歪一歪的；腰虽然很厉害地佝偻着，可这会儿正在努力地挺起。他一见岳父就赶紧上前一步，接着双腿并拢，“啪”地打了个敬礼。
岳父鼻子左侧的肌肉抽动了一下，松松垮垮地向对面的老者还了个敬礼。
我笑不出来，而且心情立刻变得肃穆了。我发现自己也像那个老者一样，不由自主地把脚跟并到了一起。
他们在沙发上坐下。
我想听他们说话，但待了一会儿又觉得不妥，就退到了一边。梅子小声说：“来的老人是父亲在部队时的一个警卫员，他刚在环保局副局长的位子上办了离休手续……父亲是他的老首长，他隔一段就要来一次……”
“‘首长’永远是‘首长’吗？”
“那当然了。当年父亲的一些部下如今很多都在这个城里工作，他们常常来玩，不过都不怎么打敬礼了，只有他还这样。多好的老同志啊。”
“打敬礼好，我就愿看他们打敬礼……”
梅子觉出了有什么不对劲儿，不跟我谈了。
老头走了。我发现岳父增添了一种不能抑制的兴奋。他把衣扣解开走到院门口，又站在小院里大口呼吸，望着远方。西南方有一朵红云，太阳就要落山了。岳母走过去，站在男人身边。岳父这样待了一会儿，转回身来长长叹息：
“老啦，我们都老了！剩下的事情要由你们去做喽。”
我神往地看着他。
“你那些东西，”他用食指指着我的衣袋，好像我衣袋里就装了什么东西似的。但我很快明白他是指我平常写的那些东西——“你那些东西，也该写一写我们的这位老同志。很勇敢的人嘛！出生入死。他腿上中过弹，那是一颗炸子儿，到现在还留下一块很大的疤瘌。”
我点着头，这时突然想起了什么，问：“您也受过伤吗？”
岳父好像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回到了沙发上，“那一年我们被围在一个小山包上，小山包的下坡那儿有一个小村。我们从村里退出来，占领制高点。”岳父右手的食指在半空里点了一下。
4
与岳父在一起时，我珍惜每一次谈话机会。只要谈到了战争，我就忍不住好奇，越问越多：“那时母亲也和您在一块儿吗？”
岳父的思绪完全陷入了那场战斗，对我的询问充耳不闻。“我带着警卫员边打边撤。就是这个老同志，那时他年轻得很哩，就像你这么大年纪，一手好枪法。就是那一次突围中他受了伤……我怀疑我们那一次驻扎被人告了密。出了叛徒啊——我一直在怀疑一个人，那个人如果活着，大概至少也有九十多岁了……”
我最恨的就是背叛。这时我脱口而出：“那个人大概不会活着了……”
岳父一愣，木木的眼睛转向我：“你怎么知道？”
我吞吞吐吐：“谁知道，反正……叛徒还能活那么大年纪吗？大概不会的，从心理与生理的角度看，叛徒们的一生总是被巨大的痛苦压迫着……他们要活过九十岁是很难很难的。”
岳父终于听明白了，失望地叹了一声。
而我毫无调侃之意。我在说这些时，甚至在心头涌起一股对叛徒的仇恨……记得很早以前了，我还曾经写过一首关于“叛徒”的诗，其中有两句这样写道：“我是一个叛徒/所以我活不久/为了活得久/我才背叛/然而我是一个短命的叛徒……”
我随口念出了这么几句。岳父一开始听得很认真，后来又皱起了眉头。
梅子说：“什么啊……”
岳父接上被中断的话头：“那个人就在这片平原上活动，他常常进山。本来是我们的人，可是他的行为后来还是让人觉得可疑。他经常到海港上去，那时候你知道，海港可在敌人手里啊。他跟港上的人混得很熟。我曾经提醒过首长，可是首长不愿意谈这个。有一次我没经过首长的允许就一个人盯过他的梢。那天他一直在前边，化了装，扮了商人模样，戴了礼帽，穿了长衫，枪就掖在长衫下边。鬼精，走了没有二里多地他就发现了我。可他装着什么都不知道，拐过一个山尖嘴时一阵疾跑，人不见了！我就往前摸；刚刚摸了没有多远，他就从一边蹿出来，抬手给了我一枪。那一枪打在我的耳朵上面，只擦破了一点皮……”
我看看他的耳朵那儿，没有发现伤痕。
“嗯，”岳父在耳朵那儿伸手弹了一下，“我就掏出枪来，先找个地方隐藏好。我知道他早晚要从石头后面蹿出来。我等着，等了好久，一点儿声音都没有。这时我才知道上当了。我转到山石那儿一看，见下面有一条羊肠小道。原来他从那儿滑溜下去了。下面有绿腾腾的茅草、葛子、松树，他就攀着它们绕过了山涧，顺着河口跑了……再到后来我们还见过面。不过日子久了他认不出我来罢了。也许是一场误会，他还跟我握手！这人会讲一口流利的南方话。”
梅子在我旁边，脸色冷冷的，两眼一眨不眨盯着父亲。
“那时候很冷酷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梅子她妈十几岁就会打枪。她有一手好枪法，可是后来服从工作需要，当了护士。有一天战斗间隙里我去看她，她正好从帐篷出来，两手都是血，就带着两手的血，她抱住了我……”
岳母咳嗽着。
“她抱住了我。我身上也沾了血，可是我们顾不得那么多。整整一年多没有见面了……”
岳母听到这里不咳了，眼圈红了：“那是什么日子啊，什么日子啊！”她的眼睛在那一瞬间变得火辣辣的，直直地望着自己的男人。
岳父站起来，手在胸口那儿抚摸着。这时我不由得想到：那个扮了商人的家伙如果枪法再稍微准一点儿，那么就没有眼前的岳父了，当然也就没有我的梅子了——也没有了我们的小窝——更不会有眼下的这个小院……一切都将完全不同——可见只差那么一点点，我的生活就将全部改变。看来很多事情完全出于偶然，一切都只差那么一点点。历史正是如此，往往就是在一瞬间里被决定和改变的……后来我又反过来想：如果岳父当年打死了那个人呢？如果对方根本不是什么“叛徒”，而他的子弹又落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罪愆的人身上，那么眼前的这个人不就成了一个杀人犯吗？那个扮作商人模样的人就因为遭到了盯梢才向他射击——而岳父有什么理由去盯梢一个无辜的人呢？就因为一点点怀疑吗？这种盯梢显然是对别人的一种侮辱，而且一旦有了那个可怕的结局，也就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场谋杀：于是对方也就有理由用枪射击……这种道理也许在血与火的时代已经讲不通了，也许岳父做得才是对的。当然，从哪一方面讲，他今天也都不必埋怨那颗射来的子弹了……当时他如果被击中，那也丝毫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也不必吃惊，因为在战争年代发生什么都是完全可能的、合情合理的。
关于粥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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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么，周末与岳父的那场谈话总是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我从头至尾回忆着他讲述的那个追踪和对射的场景，后来竟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我突然记起了母亲和外祖母讲过的父亲：当年他就常常扮作商人，来往于山区和海港之间；而且，他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南方话！天哪，我简直不敢想下去了……
我开始设想那个被岳父追赶盯梢的人与我的生活一定有什么更密切的关系。无可怀疑的是，我的父亲的确在战争年代里扮过商人，而且他的个人经历与岳父的叙述简直相差无几——这当然也极有可能是幼稚的联想，因为我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依据，但我总觉得他们两个人在过去的年代里遭遇过，我有一种强烈的直感……
有一天晚上临睡前，我竟糊糊涂涂对梅子说了句：“你的父亲用枪打过我的父亲……”
梅子把灯按亮，直看了我十多分钟。大概后来她把这当成了一句玩笑，转过脸去继续睡了。
我却执拗地说：“我父亲也曾经扮过一个商人，也曾经在山区和那个海港之间蹿来走去。你怎么敢保证你父亲就不是用枪打了我的父亲呢？”
梅子笑了。可我没有笑。当然这种可能性也许只是一种想象、一种虚构，但是谁也不能完全将其排除吧。
那天我与梅子就宿在她原来的房间里。第二天，起床后我发现岳父显得很疲惫。显然他夜间没有休息好。我想这一切都坏在那个随便打敬礼的瘦老头身上。果然，岳父仍然沉浸在昨天的情绪里，早饭后沏了一杯茶，一边喝一边讲起了战斗故事。
他说他认识一位连长，双手打枪，打得准极了，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零零碎碎击毙了二十多个敌人，“营里给他开庆功会。那一年正好我们要转到地方休整，临走时，大家把他放到一头骡子上，胸口挂了一朵大花。我拉着骡子，我们在街口上转，老乡放鞭炮，给他茶蛋吃……”
这样谈了一会儿，岳母也走过来听。后来岳父终于疲惫了，就闭了嘴巴。他把目光转向我，好像我也该谈点儿什么——他们平时最感兴趣的当然还是海边林子里的事儿，因为他们当年随队伍在那儿活动过。
我说：“……我们那儿有个卢叔，战争年代给队伍喂过马。他常拉着一头大青骡子在园子里走。卢叔退伍以后就做了饲养员。他把我放在骡子背上，牵着骡子吆吆喝喝到处走……”
岳父闭上了眼睛。我认为他是在专心听我讲。
“卢叔是个猎人，单身汉。他枪打得好，心非常狠。他早年当兵时可能不光做饲养员，有时也要打枪吧？也有人说他做过伙夫。他的那个屋子围了小院，离我们的那片林子算是最近的了……我小时候常去他那儿玩，可是他并没怎么讲在山区和平原打仗的事儿……”
岳父干咳了两声。
岳母两手合在胸前，“你爸在山区和平原都打过游击。他对芦青河口那儿也熟得不能再熟了。”
岳父眼睛仍然闭着，点点头：“我在那里任过支队长，和北海银行的同志很熟噢。那个战时银行了不起啊！我在那里住过一年的光景，那儿的人会熬一种春米粥，好喝着哩。现在没有种春谷的了，都是夏谷——夏谷，没有油性，做粥不好喝。战争年代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春米粥……”
我说：“那里的林子很密，林子南边的空地上种满了谷子，都是春谷。河口那里的谷子长得最旺盛，到了秋末简直是一片金黄，叶子卷起来，太阳一照金闪闪的。野兔很多，在谷地里蹿来蹿去。天上的老鹰瞅准了就一个猛子扎下来。老鹰有时一动不动，像在天上放了一个风筝……大多数时候它们逮不住兔子，因为兔子活动的地方总离自己的洞穴不远，再加上特别灵巧。它可以跟鹰在谷棵和草丛里斗智，鹰盯住它，它就躲到密密的谷棵下面，有时候还躲到荆棵里。鹰钻不进去……”
岳母觉得有趣，看着我，微微含笑。
我顿了顿又说：“林子里每天都有很多动物在闹，有的动物……”
岳父一声不吭，他睁开眼又闭上，把脸转到一边。
2
我不管不顾地说下去，因为一说到过去的事情就让我停不下来，“到了秋天，各种动物都活跃了，它们在野地上跑来跑去，好像一下子数量增多了好几倍。老人说狐狸在晚上会唱歌，不过谁也听不清它们唱了些什么，也许那歌就是北风在响。有人说那是它们吃足了秋天的果子高兴的。妈妈说：‘不要随着狐狸的歌儿往前走，那样你就会迷了路，你跟上这歌儿走啊走啊，直走到密不透风的林子里，到时候想出也出不来了。狐狸常与一种大兽勾结起来，它是要把人骗到里面。有好多光棍汉就在这歌声里醉了，脚不沾地往前走，最后再也没有回来……’我跟妈妈说，用不着害怕狐狸，外祖母就生气地瞅我。我说狐狸不过是像淘气的孩子，它们说到底都是好孩子，不会害人的。它们是人的好朋友……”
岳母笑出了声。
岳父倒了一杯茶，抿了一口，打断了我的话。原来他早就不耐烦了。他看看岳母，后来又断断续续讲起了战争年代的事情，“那年下雪了，队伍转到了你们那一带，发不下冬衣，一连的人都冻得打抖。冬天，飘雪花了，我们就在树底下蹲着熬过这一夜，不能睡觉啊，睡过去也就冻死了。可是又不能站起来蹦跶，因为我们要躲在林子里……”
我记得以前听岳母讲过，那肯定是在芦青河口附近——而我小时候也常常在河口那儿转悠。我问：“是芦青河口吗？”
“就是芦青河口附近，那里死了很多人哩。有一个女兵……”
岳母的茶杯碰了一下什么地方，发出了很响的声音。
“我是说我们的女同志死了很多哟！她们有的才十六七岁、十七八岁。那时候她们为了什么？有的死在敌人的刺刀下枪口下，那是没办法。有的就是活活给冻死、给疾病折磨死的。所以说……”岳父握紧了拳头，“我们要建立自己的野战医院。就是那时候，你母亲才做了护理工作。”
岳母的呼吸急促起来，她的眼睛望向别处。
“那时候，”岳父喝一口茶，“我们很少见面，战争年代嘛，就是这样，什么都得忍受。你母亲也管不了我那么多。老乡好啊，那真是鱼水深情。有一个老乡用手捻成了毛线，给我结了件毛衣。她用紫穗槐的花儿把它染成了紫红色才送给我。可惜这件毛衣丢了，要不的话，我会把它送给你们做个纪念。”
岳母眼圈红了，这一次真的流下了泪水。可是岳父没有看到，继续讲下去。岳母于是就扭过头走了。
我用目光询问梅子：妈妈怎么了？
梅子责备地看了我一眼。我听下去。
岳父的思绪完全沉浸到那一段岁月里了，“那件毛衣不知怎么就没有了，我在什么时候都经心保管它。后来它不知怎么丢失了……”
“肯定被人偷了，哪里都会有小偷——我们那时候住集体宿舍，就有一个这样的人……”
岳父打断我的话：“革命队伍不会那样的。我可能宿营时把它掉在了哪里，不过我实在记不起来。革命队伍里要丢东西也不丢这种东西。我记得自己丢过一包烟丝，到后来才知道那是被老炊事员歪脖子给偷去的。那个家伙烟瘾太大，后来我找到老歪说：‘老歪，你想抽烟就跟我要，可不能偷偷摸摸的啊。’老歪说：‘咋哩，我抽这个哩。’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把橡树叶，还有豆叶掺和成的烟末。我可不信他那一套，因为我发觉他把烟丝掺在了树叶子里。你把鼻子对上去一闻就知道。老歪是个好同志啊，尽管他偷了我一包烟丝，我还得这样说。他有一天死在了半路上——那天本来战斗停歇了，他顺着壕沟担着一担子稀饭往阵地上送，嘴里还哼着一段小曲。这就不对了。枪声停了，那些王八崽子手就不痒啦？他们是在那儿歇息。那些家伙听到有人哼小曲，一抬头看见了老歪，人家就叭勾一枪，正好打在了他的歪脖子上。我们赶过去已经晚了，血顺着脖子流下来，把胸口那儿的一大片都染红了。大家整理他的衣物，找出一撮烟丝：那点儿烟丝他还没舍得抽完呢。桶里的稀饭撒了一地，那是春谷熬成的粥，我们最爱喝的一种粥，里面还掺了山菜，这山菜好吃得很哩，哎。”
岳母这时正好回来了，赶紧插话：“你看到院子里种的那种细长叶子的菜吗？那就是山菜，我们不是用它做过糊糊吗？”
我点点头。
3
我这时候想起了外祖母亲手做的一种野菜糊糊。它也是用了类似的一种野菜，不过不是这样的山菜，那种菜长在河湾那儿。它们长得很肥嫩，适合在盐碱地里生长。外祖母把它们采下来，先用水烫一下再晒成干菜。于是整整一年里我们都可以吃到这种菜。外祖母用它做成玉米饼，掺到米饭糊糊里，再放一点盐和花生米，真是好吃极了。那时候我们每天都能喝上这种野菜稀饭。妈妈也会做这种稀饭，可她做的味道不如外祖母。什么东西经过外祖母的手都变得有滋有味的。她亲手做果子酱，把红果、海棠果和山楂，还有树下的草莓都掺到一块儿，掺上蜂蜜，在锅里熬成糊状。这种果酱我们每年都能吃上很久，连卢叔这种人也厚着脸皮跟我们讨过。我总用小瓷勺挖果酱吃，里面有蜂蜜呢……外祖母对我说：你父亲就爱喝野菜米粥——他是在队伍上养成的习惯，他回来时喝这些米粥就会高兴了……她说着说着就抹眼睛：“苦命人哪！打了多半辈子仗，这会儿还在山洞里苦做，还得被人看押着。他的脚磨破了，手上全是锤子和凿子碰上的血口，血把石头都染红了。那一年你妈妈去看他，他还故意把手藏在身后。你妈妈把东西交给他，放到桌子上，他也不伸手去取。后来你妈妈把他的手从背后拉过来一看，吓了一跳。有的地方用棉花包着，那是生了冻疮……”外祖母讲着讲着哭出了声音。
“我的父亲……”我这时想起了外祖母说过的一切，小声呼唤起来。岳父什么也没有察觉，他继续讲自己的故事。我却在心里诘问：他的队伍与父亲的队伍是同一支吗？谁能回答我呢？
“我们对芦青河有感情哩。后来我们又去了南部山区，砧山四周哪里没有我们的脚印！三旅十八团都在那一带活动过。我的那个警卫员，战争结束以后还在山里工作过一段呢。他指挥过一个水利工程，对那里可真叫熟悉哟。沟沟坎坎他都知道，他领人在那里打山洞，一半是民工，另一半就是……”
他不愿说下去。我知道这是因为那一半人当中就有我的父亲。
他煞住了话头，看我一眼。
这目光里包含了怜悯和失望——我知道梅子早就把我的家世跟他讲得清清楚楚。他每一次讲到我的父亲也就不愿再讲下去了。
岳母赶紧倒茶。
“一个人哪，这辈子有时脚步一滑就跌进了泥坑里，到那时后悔也没用了。一个人要记取教训哩！要经受考验。严酷的环境锻炼人、识别人，也淘汰人……战争年代里就是这样，有人在流血、有人在背叛。我们今天的人不应该忘记这些嘛。”
很显然，他在暗指我的父亲。是的，这一次我没有听错。我刚才一直在想那天见过的警卫员——这个人就在水利工地上当过指挥……母亲和外祖母在世时曾多次讲过一个凶狠的工地头儿，那个人的外号也叫“老歪”。这个心比铁硬的家伙往死里折磨做苦役的人，父亲差点儿就死在他的手里……是不是因为他的腿有毛病才叫了那个外号呢？
这时候我觉得血涌到了头顶，全身发胀。我差不多是一丝一丝从茶几边上站起来，两眼直直地盯着岳父：“你是在说……我的父亲吗？”
岳父倦倦地扫我一眼：“我在说战争年代的事儿……”
“不！你在说我的父亲——你在说他‘背叛’，而只有你才是‘流血’。可我的父亲也在流血，他干得并不坏，他多半辈子都在打仗，后半辈子又花在那座大山里了，他们硬是一凿一凿凿穿了一座大山，整整的一座山哪。这样东边的水就可以穿过山洞流到西边，解救那里几千亩地的干旱。我的父亲他们也实实在在地做了很多事。他也流过血受过伤——流过很多很多的血……”
我看见岳父额头上的筋脉猛地鼓了起来。他嘴里喷出了一个字：“混……”我知道下面是个“蛋”字。我就等着他的“蛋”弹射出来，可是终于没有。
他使劲咽了一口，喉结上下活动了一下。我知道他咽进了一个“蛋”。
岳母喊着：“宁！宁！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梅子从隔壁跑过来，见我冲她父亲面对面地站着，两手吓得抖起来。
我说：“梅子，走！我们回去……”
说着我头也不回地穿过客厅向外走。梅子站在那儿一声不吭。我回头瞥了她一眼。我看见梅子一瞬间脸色变得蜡黄。岳母碎着步子往外跑，身上一颤一颤的，“好孩子，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这样就……我做好了山菜稀饭……”
我丢下了一句：“留给战争年代的人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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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开院门向前走去。他们追了几步就没了声音。
后来我停住脚步，站在长长的巷子口，久久地望着远处那棵高大的橡树。多好的一棵橡树啊。我仿佛又看见橡树上吧嗒吧嗒落下了橡子。在那片原野上有多少这样的橡树，每到了秋天，无数的橡子在草地上滚动。我们一边采蘑菇一边捡橡子。那些矮小的橡树灌木的叶片上生了很小很小的黄色圆果，就像时下这座城市流行的那种糖果。我们曾经咬过当年的那种“糖果”，它们也有一种甜甜的香味儿。有一只灵活的小兽在灌木丛中尽情地欢叫奔跑。它竟然能用前爪抓住灌木圆圆的枝条在那儿悠。它每悠动一次，就要换一个灌木枝条。无忧无虑的一个小兽啊，你也有一个大户人家做自己的主人吗？可你千万不要痴痴地依恋他们。你该回到自己的田野上去，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家园……
这时梅子一步一步沿巷子走出来。她的手紧紧地扭在一块儿，走几步就回头看一下。我就站在巷口盯着她往前走，直到她走近了。
我说一句：“我们回家去吧。”
当天晚上我和梅子就和解了。几个小时过去之后，我也不再像白天那么激动了。不过她却在漆黑的夜色里哭起来，哭个不停。这场恸哭真让人难过，大概我以后也不会忘记。她哭过了，擦擦眼睛说：
“你该知道，他完全是好意，他不这样讲又会怎样讲呢。你知道他流过血，他对那条河、那片大山有感情。他忘不掉自己差点在那儿死过去，再也回不来了……”
我本来已经消气，心里觉得有点对不住她、对不住岳母。可是她的一番话又让我气从心来：“我没有经历过战争，可是我对那条河、那座大山一点儿也不比他更生疏，也一点儿不比他更薄情。他说那些我全都知道，我从来不敢嘲笑他的历史。可是你听听他在用什么口气谈论我的父亲！”
梅子眼里又涌出了泪花：“当时我不在场，可妈妈告诉我，他并没有提到你的父亲！”
“不，相信我好了，他那些话就是指我的父亲，我在这方面决不会弄错的……十几年、几十年过去了，风雨把山地血迹都冲刷干净了。可是我不敢、也不能忘掉它，因为它是真的。我在流浪的那些年亲眼看到了很长很长的山洞，风雨要冲刷它们就难得多了。我知道这是父亲他们凿出来的，我一下一下摸着这些凿印，哭不出来。这是一些所谓的‘罪人’一凿一凿弄出来的。这里面不知死了多少人，这个山洞如今还黑苍苍地在那儿大睁着眼——你去看看吧！”
梅子低下了头。
“你难道不觉得你没见过面的那个公爹一定是受了什么冤屈吗？我跟你讲得已经够多了，你应该把这些都告诉你的父亲。”
“我告诉过……”
“可是我发现他至今也没有原谅他，一点儿都没有。你如果听到他当时在用什么口气讲他就好了！”
梅子一声不吭。我又问：“那个老警卫员呢？他大概就因为残酷*做苦役的人才立了功，当了环保局长吧！他的外号是不是叫‘老歪’？”
梅子摇头，不再说话。我们都没有吃饭，也没有心思做饭。
已经很晚了，梅子的弟弟提着一个保温铁桶来了。桶盖打开，原来是山菜稀饭。我心里一阵发热。
小伙子站在那儿，像梧桐苗儿一样，高高细细，爽利得很。他好像一点儿不知道白天家里所发生的冲突，一进门放下盛饭的铁桶，就喊着要听音乐。他自己熟练地打开抽屉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几盘带子，放到了录音机里，然后开到了最大的音量。嗡咚嗡咚的声音把整个屋子给闹得热腾腾的。那是一首火爆的乐曲。
小伙子旁若无人，一边听一边摇动着身子，后来竟扯着嗓子唱起来。这歌声强烈地感染了我。这是市体工队的一位英俊少年。我扯起他的手、与他比量身高——他比我足足高出半个头。
我问他：“今天过得愉快吗？”
“愉快。我们去踢足球，我们赢了。后来我们又到公园里去，去看新来的熊猫。还有一只东北虎，不胖。”
“那我们下个周末一起去好了……”我让他到时候来我们家。他马上说：“好，我以后每个周末都来，只要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你会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呢？星期天你不是休息吗？”
梅子向我使了个眼色。我知道有一帮小女孩常常去找小鹿玩。她们的年龄都比他大，可即便是她们也不见得会懂什么恋爱之类的事情。至于这个小伙子，梅子说他纯洁得像一泓清水，什么也不懂，只知道玩：听音乐，打球，游泳，有时也和别人吵几架……梅子告诉我，有一次她亲眼见那一帮女孩中的一个在里间屋和他玩，他们吃葡萄，下棋——那个女孩去吻他，他生气了，擦擦嘴巴说：“干什么你？”梅子说就是这么一个小伙子，什么也不懂；别看他扯着女孩的手在公园里走，其实他什么也不懂。
我这时候对梅子的话倒怀疑起来。我想这么欢快的一个小伙子不可能什么都不懂。虽然他比我们只差十几岁，但他与我们这一茬人的距离仿佛遥远得多。他是另一种活法，我们可能对这一切全然不知，因为我们进入不了他们的世界……我真希望他在这里过周末，把他的那一伙朋友全都请过来。不过他们一玩起来就会把我和梅子抛在一边，那是不由自主和不言而喻的。想到这里我苦笑了一下。
不过无论如何我是不想到梅子家去度周末了。
我心里有一种东西，虽然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我明白最好谁也别去碰它；他们甚至也不要轻易地用目光去触及它。要小心，要小心翼翼地回避它。连我自己都是这样——我轻易不能触碰到心中的那个东西。我不会允许任何人去亵渎它，更不允许他人不怀好意地去挨近它。它也许在某一天早晨发出啪啦一声，自己碎掉了，变成一片雪粉似的屑末……这屑末飞到空中，飞遍这个世界，那时我就彻底完了。我将不再有血有肉地存在，因为我再也不能将它收集起来……
那些不幸的人哪，他们因极度痛苦而死亡……
“谁也不能伤害你、哪怕是用轻薄的口吻谈论你——深夜里，我曾小心翼翼地面向苍茫，发出了类似的警告……
而你，我多么爱你。请你稍稍地怜惜一点儿吧，请你保护我心中仅有的这一点点东西吧，不让任何人去触及它、碰撞它，更不允许蹂躏它。让我永远地葆有这一点点——仅此一点，好吗？
那时我将是安宁的，我会感到幸福。
在今后的岁月中，让我们变成两只欢快跳跃的动物吧。让我们一起在树丛灌木间蹦跳，就像它一样，发出欢快的吱吱鸣叫声，让天上的鸟儿也羡慕我们。谁都不能伤害我们，谁都不能约束我们，我们要在最宽阔的原野上四处奔跑……
小鹿还没有吃饭，原来他要和我们一块儿喝山菜稀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