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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凤还巢 (二)

所属书籍: 状元媒

满眼是米黄色的地毯,电视里,帕维尔特和米拉达还在打,两个具有重创杀伤力的选手你来我往,在千仇万恨地玩真格的。我想象着,将眼前的地毯和这场拳击挪到1969年的列车上会发生怎样的震动,我也不能想象1969年的土红地板搁在今天的包厢里会是怎样一种效果。我这个人,常常爱做这种时空错换的梦,比如,动不动就把自己拉到唐朝的大明宫,拉到清朝的菜市口,拉到小时候某一天的饭桌上,拉到想念着的某个朋友身边。总之,思维处在一种混乱跳跃,不安定的状态,有时甚至恍惚得不知自己为谁。有评论家说这是作家的特质,或许吧。我的大部分作品也是这样跳跃着展开的,这几乎成为了我的创作风格,成为了我不变的思维模式。跟朋友们谈论着一个话题,我的思路突然分离开来跑得很远,说出话来让人摸不着头绪。在工厂干了n年护士,到报社当了n年记着,到国外读了n年法律经济,48岁开始写小说,加入作家协会,在无数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消耗着生命,打法着岁月。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活得糊涂也活得被动,不知仆妾色以求荣,更不会效犬马以求禄,这样的处世原则在哪个岗位上都不被上峰喜爱,眼见着周围人钻营狗盗,腆脸攀爬,得到好处无限,只是觉得自己格路。那是我永远学不会的功课,其难度要远远超过童年学的“ㄅㄆㄇㄈ”。随着年纪增长,自己在不断做着“清零”的工作,将浮表的、功利的、虚假的、无端的应酬、工作、人情一件件清除下去,只留下自然和纯真,力求简单,力求淡泊,这样一来,家乡的情节便日复一日地凸现出来。

人情重怀土,飞鸟思故乡。

这是回家的路啊,我希望路越长越好,几十年的期待,几十年的痴梦,不就是今天吗。

一为迁客长安去,北望京师不见家,我知道,东城四合院的家已经没了,北京火热的房地产事业将它变成了大楼,前年年初回家还在老屋里与老七聚首,喝着从东直门打来的豆汁,吃着羊油炒的麻豆腐,闻着家的熟悉气味,想的是手足将来能在这狭小的静谧中地老天荒地厮守下去。可是八月再回去,老宅子便荡然无存了,变做了一片瓦砾场,变做了一片拾掇不起来的苍凉。“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叶家的十四个孩子曾经在这里进出盘桓,哭笑玩闹,争吵打斗,演义出了多少故事,生化出了多少情感……百年的庭院,容纳了太多的欢乐和辛酸,太多的浮躁和沉重,难以一一拾掇。我在夏日的骄阳下,狗一样地在废墟上寻嗅,寻找家的气息,寻找那沉落于砖头瓦块中记忆的丝丝缕缕。

拆砸还在继续,北面二环路上车来车往,现代气息的声浪阵阵逼人。原本这里是条僻静的深巷,房拆了,遮挡没有了,就显得空旷而直接,就有了抬头见汽车的突兀,有了光天化日的惶恐。让人感到历史进程的脚步迅猛、粗犷,甚至有些无情。

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别无选择。

废墟中一棵枣树张开残缺的枝在怯怯地召唤我,我走过去,抚摸着它粗糙的满是尘埃的干,心里如见到亲人般的激动。“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枣树的枝头已经结出了青青的小枣。我知道它们,即便到熟,它们也是那种既长不大也不甜的青枣,这种没有经过调教的枣树,北京城的老院子里家家都有。枣树的年龄比我大,日本占领北平前夕,我父亲领着他的儿子们在后院挖防空洞,在洞口旁边发现了一棵小苗,本可以一锹铲了它,老三却生出恻隐之心,跟父亲商量将它留下,于是就留下了,并且一天天长大,要报答谁似的,急着结出许多丑陋的小枣,年复一年,从不间歇。而替它求情的老三,“文革”后期带着肺癌的病痛,冒死偷偷回到北京,回到他那一间小屋的家,没有多久便故去了。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望,老三千里万里地回来,他是如愿了。这位重病在身的哥哥,临死前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末尾说,丫丫,你是我抱大的啊……

枣树东面的一根枝被锯掉了,当年那个巨大的疤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锯掉的是一根横出的主干,儿时我在上面打过秋千,蹬着它摘过枣。是老二把我抱上去的,中秋节,老二带着新嫂子回家,一家人在前院笑语欢声中分食月饼,老二和刘妈到后院找我说,父亲在前头喊我呢,让我快去!

我一听赶紧顺着树干往下溜,枣树粗砾的树皮将我的前胸、肚子划得稀烂,刘妈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还是老二偷偷到胡同口药铺,买了瓶紫药水回来,大概他觉得这事与他有关,他应该对我这惨不忍睹的肚子负责。其实,抹过药的肚子比划破的肚子更惨不忍睹,我挺着那个莫名其妙的紫肚子,不敢穿衣裳,怕染了。

“文革”刚一开始,老二因为国民党三青团问题被抓出来了,挨了打,到家里来看父亲,是架着拐来的,一只眼睛也什么都看不见了,成了一个紫色的坑。那天老二没回他的家,他其实已经没家了,嫂子运动一开始便离他而去,把孩子也带走了。那晚老二提出住在后院的小屋里,母亲有些犹豫,父亲答应了。晚饭后我给老二送去了紫药水,我们家当时只有这瓶紫药水,我看见老二顺着裤腿在流血,手指头肿胀得小萝卜一样,胳膊是一道道的青紫。老二坐着,一句话不说,我没话找话地让他看树上的小枣,谈论我当年的紫肚子,他的眼神却伸得很远很远,他的心已经走了。

我料定今夜老二有事,便一趟一趟地到后院看他。小屋的灯一直亮着,紫药水在窗台上放着,他连动也没动。一碗粥搁在桌子上,早已凉透,我的二哥哥,他心里重得连碗也端不起来了。我每半个钟头看他一次,心情很是复杂,母亲哭着拦住我说,你让他走了吧,别让他再受了!

我坚定地说不。其实父母的心里什么都明白,打老二一进家门,他们就知道他是干嘛来了。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守护者,黎明的时候,老二用腰带把自己吊在了枣树的横枝上。我的哥哥,就这样去了,一个有家有业,善良胆小的人,就这么轻而易举,简简单单地殁了。死了便死了,到现在也没有人为他争论,更没有人记得他了。他的后代也与我们失去了联系,可能连姓也改了。

那不祥的横枝,被我锯断……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家的废墟让人黯然神伤,我去探望老宅的最后留守者老七,他住在简易过度房里,说政府在望京地区给分了房,自己还要添些钱,才能住进去。七嫂不满,说从白菜心挪到白菜帮子还要搭钱,院落偌大的面积全不算数,这账怎的净往他们那边划拉啊!老七劝她不必计较,说望京楼房有暖气,有天然气和厕所,比大庙似的四合院方便多了,什么都得往好处想。

老七说的是实话,我每年探亲多是选在冬季,为的是能在家过个春节。冬季恰是北京最严酷的时候,老旧的四合院没有任何现代设施,风顺着窗户缝往里灌。早晨,躺在床上,因为冷而不想起来。窗户上泛出一抹淡红,衬着摇曳的树枝,伴着呜呜的风,浓缩成家的一个细节。缩在被窝里想起昨晚放在屋外窗台上的柿子,一夜工夫,该是冻瓷实了。夜里火大概又灭了,玻璃上冻出了一片亮丽的“后现代”。21世纪北方各大城市全部进入现代供暖的今天,家里取暖依旧靠的是蜂窝煤和带弯头的白铁皮烟筒,一天的很大精力要放在煤的接续和维护上。铁壶在炉子上冒着白气,哗哗地响着,就这似乎也并没有给房内增添多少热力。上厕所得穿上棉大衣跑出院落,进入公众的“官茅房”,在冷风中蹲坑,数人一排,没有遮栏,更没有秘密。院中纵然有抱厦游廊,有鱼缸海棠,也抵御不住那侵入人心底的冷。老七带着一身病,在炉前闷坐,偶尔说一句“这茶是吴玉泰的春芽白毫”……探亲的大多时间,我都在街上走动,拾捡着散落在各处的记忆碎片,总是有些隔膜。虽然步入了文坛,入得也是相当游离,北京把我看作陕西作家,陕西把我看作北京作家……只有家还认可着我,想着在北京生活的作家朋友,自己愈发感到落魄和沮丧。不是物质的,是一种心理的差距,这种差距正是我文学的灵魂和命脉。 “看君已作无家客,犹是逢人说故乡”,那是对生命、对人生的别一番滋味。

最后的留守者老七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连话也不会大声说的人,他对什么都满意,对什么都持无所谓的态度,老二的死,本来他应该到老二单位上去论论理的,可他不,他说,人死了就不能活了。

老七的花鸟工笔画尽管考究,在市场上却并不看好,现在的画家都有钱,现场当众作画,十分种一张,多则数万,少亦上千;浮躁的画人没有哪个肯像老七那样,趴在案前用小鼠须一根一根描画鹩鸽的毛羽,一笔一笔添写荷叶的叶筋。老七从不参加任何笔会,他画一幅尺半的扇面需要十天,六尺的花猫戏蝶要两个多月。七嫂对此不满意,说人家一天画十幅,你十天画一幅,能不能提高点速度啊!

老七说不能。

在临时安置房里,望着瘦得一阵风都能刮倒的老哥哥,我想象着他最后离开老屋的情景,步履蹒跚的他,一定是拄着拐杖在大门前伫立了许久才转身离开的,这个家族也只有他有缘分和那座老宅告别。我问过西偏院老姐夫的去向,老七说住回天津去了,他们家的房产已经发还,是租界老房,依着政府意思换了套公寓楼,在半空里修道呢。老姐夫老了老了依旧很硬朗,鹤发童颜,仙风道骨,如同神仙下界,他配制的丹丸,有企业要出大价钱购买方子,但是占泰姐夫不卖,说丹药适合他,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我说,老姐夫是半仙儿。

老七说,岂止半仙,那是一个大仙儿!

每每与老七相别,总是依依不忍离去,离不开的是手足也是老屋。后来,老七也住到了半空里,搬到了望京26层高楼上,有暖气有天然气有厕所的屋子禁锢了他,他许久没有下过楼,那两条腿借助拐杖也迈不动步了。他给我来电话说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看国庆的焰火是个绝佳的角度,这在四合院里是永远看不到的。

各自都有了归宿,我觉得我应该也在北京建立自己的家,以弥补我多年的心理缺失。前年终于在北京买了房子,并且开始装修。

时代不同了,我赶上了好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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