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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状元媒 (一)

所属书籍: 状元媒

好一位吕状元颇有预见,论计谋称得起诸葛一般。

――京剧《状元媒》八贤王唱段

天下夫妻轮得上状元做媒的不多,且不说状元本就稀少,难得的是这稀少的人群还与人说媒,这当然就更微乎其微了。传统京剧《状元媒》是状元给人做媒的一例,说的是宋朝柴郡主跟随皇叔去狩猎,被番邦掠走,多亏杨六郎奋战群敌,救郡主得以生还。柴郡主以珍珠衫赠杨六郎,以示爱意。回銮后,救郡主的功劳被叫做傅丁奎的小将窃取,皇上主婚,将郡主许与傅丁奎,柴郡主不得已托新科状元吕蒙正从中周旋做媒,说服皇上,最终如愿以偿。

《状元媒》是戏,是杜撰的故事,而现实生活中,我父母的婚姻却真正是由状元做的媒,在北京的南营房曾传为一段佳话。“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本不相知的父母,由状元做媒,走到了一起,执子之手,与子携老,他们相携着经历了叶家的日月,走向了平常,走向了衰败,走向了人生的终点,淡出了后辈人的视线,化做了清风,了无痕迹。

在北京城内留下了“状元媒”的故事。

提及母亲,我不能不说说北京朝阳门外的南营房,南营房四甲57号,是母亲的娘家,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居民小区,与北京众多小区如出一辙地相似,如出一辙地陌生,那些低矮的灰瓦房没了,成为了记忆;那些熟识的老街坊们也散了,无处查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回过那里,去看望意识已不甚清晰的舅舅,尽管那时母亲已经故去十几年,南营房的街坊们见了我还在盛赞母亲的婚姻,怀念从这里走出去的母亲,谈论着状元媒人刘春霖。

记得我最后到南营房的时候是个温暖的冬日,舅舅陈锡元和他的朋友老纪正坐在小炕桌前喝酒,下酒的是老纪带来的一包“怪味胡豆”,胡豆来自老纪儿子从四川出差回来的奉献,在北京是一种新兴食品。俩老头喝得都有些高了,情绪有些不稳定,被某些悲壮的气氛包围着,引得炕上的黄猫也张牙舞爪地有些亢奋。我进门的时候,两人都是眼泪汪汪的。

舅舅一见面就告诉我,南营房被划入了拆迁范围,开春这儿就将变成一片平地,陈列在朝阳门外几百年的南营房将不复存在,将变做一片大楼。舅舅在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喉咙里压着痰,很简单的事半天才说清楚。屋内的生铁炉子泛出煤烟的气息,有点儿呛人,南窗污浊的玻璃闪烁着历史的辰光,不是没有擦拭,是压根就擦不出模样来了。推溯玻璃的历史,年龄肯定比我要大,母亲在做姑娘的时候曾经将它们擦拭得晶亮,一尘不染。现在两个苍老的人,在脏污的玻璃跟前,抿着没牙的嘴在吃豆,伴随着胡豆的还有一包用黄糙纸包着的豆制品——素鸡。低劣的白薯干酒,从钉了铜锔子的小酒壶里源源倒出,两个质地、样式不同的酒盅,老旧的图案,在酒的洇润下显得有些生动。红漆的炕桌积满了油腻,难寻本来面目,墙上挂着两年前的盆景挂历,页面停留在夏日的八月。空气中漂浮着尘埃,铁壶里冒着热气……这就是南营房,我母亲的娘家。

我安慰舅舅说,拆了旧的可以住新的,新楼房有暖气,有卫生间,清新亮堂。

舅舅喃喃地说,新缸哪有旧缸腌菜香……

舅舅念叨的是清末街头小戏《锔大缸》里的戏词,说的是走街串巷的锔大缸的匠人跟胡同大姐调情,唱“砸了你的旧缸换新缸”,大姐接下来唱“新缸哪有旧缸腌菜香”。

老纪将一颗怪味胡豆搁在嘴里,眨了半天眼睛,嘴捯了又捯,说不出一句话。炸了一辈子开花豆的他,很难将怪味胡豆一语说清,说不清怪味胡豆就如同说不清他眼前的日子,说不清他那些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的儿女们,他的儿女们先后都从各自的单位出来了,老纪到底也没搞清他们扔了铁饭碗,究竟要从事什么职业。

我跟舅舅谈了安置父母骨灰的事情,老北京的风俗,这样的事情必须舅舅来做主,没有舅舅的首肯一切都不算数。明知道跟糊涂的老舅舅说了也是白搭,可是我不能不说。果然,舅舅愣愣地看着我,半天没言语,大约是没听明白。末了他说,我不搬,他们在墙上防狼一样划满了白圈,只能是吓唬狼,吓不着我。

老纪也说不搬,他要和我舅舅摽着,一块为保卫南营房而战斗。

我说我说的不是拆迁,是我父母骨灰的安置,现在老两口的骨灰还在家里放着,总不是长久之计。舅舅这才问骨灰要安置在哪儿?我说西山,舅舅说西山不好,最好安置在东大桥南边的芳草地,那儿是专门埋人的地方,离南营房也近,说我母亲什么时候想家了什么时候就能回来看看。老纪说,芳草地如今早已不是坟地,成了学校了,再说,那过去的滥葬岗子也不是盘儿该去的地方,盘儿是有身份的人了。

他们说的“盘儿”,就是我的母亲,母亲小名叫“盘儿”,这是她临终的前一天晚上告诉我的。

舅舅说,我姐姐嫁到你们家就是扔了,她再不是我姐姐了。

老纪说,西山风景好,有山有水,盘儿歇在那样的地方,不亏。

我给老纪斟了一杯酒,恭恭敬敬地端过去,老纪穿着光板军棉袄,身上满是油渍和饭汤,酒糟鼻,老年斑,一双烂眼圈,一肩头皮屑,属于典型的糟老头子系列。老纪并没接那酒杯,却抓过我的手,用那皴裂的糙得像锉一样的掌心小心地摩挲着,一股强烈的油腻味儿直冲我的鼻孔。老纪说我的手像母亲,修长细腻,绵软无骨,于是,烂红的眼圈变得更加红润,如同沾了露水的桃花,闪烁在下午的阳光中。我有些别扭,按说老纪是长辈了,长辈的老纪这样做是对晚辈的亲切和疼爱,别说摸手,就是摸脸我也说不出什么,可这会儿却总觉得腻歪。

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老纪说,刘状元的媒做得好,我早就说过,盘儿命中注定要遇着贵人,人家该着走出去,活在南营房,生生儿就把她沤坏了。她走的时候,我往轿子里塞了五斤炸开花豆,搁在她脚旁边,给她压轿。

舅舅说,人家正儿八经压轿是用银子的,哪儿有压开花豆的。

老纪说,我不是没银子嘛。再说了,压轿的银子也不该我出哇,那是你的事儿,我算老几!

两个老头开始抬杠,老纪说状元刘春霖来南营房放定,连警察都出动了,害得刘状元是随着彩礼挑子一步一步走进胡同的,汽车根本开不进来,满街的人都是看状元的。舅舅让老纪再不要提什么“状元”,说没有“状元”就没有他“文革”两年的牛棚和九次半的批斗会,单位人都说他没心眼,其实一回回的批斗他都在小本上记着呢,谁也跑不了,有他算账的时候。

我知道,舅舅那个“变天账”总共写了没有三页,还是他二年级孙子代笔的,其实大部分是交代,交代他在警察署当巡警的事。内中没有别人,写的全是他自己。“清理阶级队伍”一结束,本子就被他的儿子烧了,儿子不愿意让人知道他爸爸当过旧社会的警察。老纪说,刘状元不介绍你去当警察,盘儿也嫁不出去,生生地把盘儿拖在家里当老姑娘,还是人家状元看得准,不把你推出去就没你姐姐的前途,状元的这步棋走得高妙,非常人能比,大凡状元都是被魁星点过的,魁星点斗,状元是天上的星宿,不是一般凡人。

舅舅和老纪谈论刘状元,却绝口不谈我的父亲,其实父亲的名声不比状元小,父亲是皇上的亲戚,有着“镇国将军”从一品的头衔,论和舅舅的关系,应该比状元更近,状元不过是个媒人,而我父亲则确确凿凿是南营房的女婿。刘状元在日本将投降的时候去世了,我的父亲却是活到了解放以后,还当了政协委员。舅舅和父亲的关系十分微妙,每回去舅舅家,我进门后舅舅都要往外看,看我后头是不是还跟着父亲,可每回都很失望。舅舅在我跟前肆无忌惮地说着父亲的坏话,他说父亲势利刻薄、狡诈不仁,是个小人,这样的人物是不得好死的。然而我却没听到过父亲说舅舅的坏话,自然也没谈论过南营房的街坊们,看得起也罢,看不起也罢,自母亲过门以后,父亲从未到过母亲的娘家,这倒是事实。

父母亲的婚姻谈不上门当户对,穷门小户的母亲,嫁入天皇贵胄之家,本身就是一个不和谐,更何况还是续弦,父亲前边的妻子已经有着一帮儿女了,这让母亲一生都很别扭。满腹经纶的父亲与目不识丁的母亲在文化上反差极大, 完全是失衡的,以这样的差距作为婚姻的基础,对母亲来说,应该是一出悲苦戏的悠悠慢板,甭管说媒的是什么状元,甭管出嫁的场面是多么的风光,日子还得自个儿过,岁月还得慢慢儿磨。清朝有律例,“良人奴婢相为婚姻,各离异改正,良自为良,贱自为贱”。虽然已经到了民国,但“柴门对柴门,木门对木门”在国人的婚姻缔结中仍旧是定式。

刘状元做的媒当是一个特例。

我成年以后问过母亲,问她对自己婚姻的感受。

母亲说,好。

我说,真的很好?

母亲说,真的很好。有什么不好吗?

我不能再问下去,再问下去将是一场糊涂的对话。母亲为她衣食无忧的日月而满足,为丈夫的温和儒雅而陶醉,南营房的女儿思想简单,没有那么多惆怅和矫情,没有那“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的自作多情,我的顾虑,都是文人心态,古人说得对,“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世间真的没那么多麻烦。母亲不在乎文化,母亲在乎日子。

母亲就是母亲,南营房就是南营房。

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跟父亲谈到他繁杂的多重的婚姻,如若有,我相信那一定是两个文化人的交流。从父母完满的婚姻结局,我体会了“恩爱”的含义,“恩”在先,是责任和义务,“爱”在后,是基础和铺垫。或许如母亲所说,真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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