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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登殿 (六)

所属书籍: 状元媒

从天津回来的母亲俨然以女主人自居了,第二天一早就进了厨房,金家厨房的排场让母亲暗自吃惊,至少它比南营房隆记小吃店的厨房要大四倍,光灶眼就三四个。锅里熬着小米粥,笼屉里蒸着肉包子,厨子老王在打鸡蛋羹,羹里放了白果、鸡肉和香菇。母亲问是给谁做的,老王说西边的二娘,母亲问老王一个月要买多少米,多少面,油、肉、菜的开销是多少,老王说府上的一切开支都是二娘管着,每月到了一号,刘妈就会把钱送过来,逢有另外开销,临时另外加钱,算得很清楚。母亲问刘妈是谁,老王说是二娘屋里的,叫刘可儿,跟着二娘一块儿嫁过来的,名为下人,实则是个女管家,屋里屋外,大事小事她全张罗……

正说着,刘妈进来了,还没迈进门槛就说,老王,大早晨起来你就嚼舌头,二娘可是有日子没吃卤口条了,正念叨着呢。

老王赶紧解释说,太太这儿正问每月的开销呢。

母亲一看,进来的就是那天夜里在门口堵她的“夫人”,敢情不是什么“张芸芳”,竟然是女佣刘可儿,就觉着她有点儿欺主拿大。不客气地揶揄说,我以为您是夫人呢。

刘妈是何等聪明的人,立刻听出母亲话里的意思,接过母亲的话说,我怎么敢称夫人,一个下苦的使唤人罢了,不是我们家小姐身子骨不争气,我可不愿意替她揽这一摊子,太太来了最好,来了也尝尝宅门里过日子的难处,跟小胡同里五斤面,二两油的日子是没法比的。

刘妈话里带刺,第一层意思说明了张芸芳也曾经是大宅门的小姐,她本人是跟着小姐过来的,是随时要维护小姐利益的娘家人,不是一般女佣;第二层意思是贬低母亲的出身,话里话外透出了对南营房穷丫头入主金家的不满。

母亲这时候满意极了,因为刘状元的话在此刻得到了印证,妾就是妾,不能扶正。母亲还特别注意到了大家称她为太太,将西院的张芸芳称为二娘,就是说二娘到什么时候都是二娘,不会变为太太,尽管她为金家生了那么多儿女,原则上说都是替嫡妻生的,自己没有抚养权,可不么,就是那位有权有势的慈禧老佛爷,够厉害的了吧?生了儿子不是还得交给东宫慈安养着!既然如此,那么这一院子儿女,她就是他们的妈,亲妈!

三十岁的母亲在金家找到了母亲的位置,媒人刘春霖在替父亲选择继室时,没给父亲找个撒娇犯嗲的小美眉来,也没给父亲找个徐娘半老的准老太太来,三十岁,既是母又是妻,合适。

状元考虑得很周全。

母亲等着西院的张芸芳来“请安”,却一直没见那女人露面,刘可儿见天到厨房端饭,花样翻新,翻得老王有黔驴技穷之感。细细算来,母亲嫁到叶家一个多月了,一个月来她竟然没见过张芸芳一面,那位懂得四书五经的小姐,难道不懂得这规矩?

母亲跟她的兄弟商量,陈锡元不会引经据典,只会从他的认知范围找经验,陈锡元说为这个他特意又看了回《大登殿》,那里头交代得很明白,是代战公主给王宝钏先行礼请安的,王宝钏端坐在椅子上就没动窝,代战见过礼后,王宝钏才过来搀扶,两个人“呀呼咳咳”地寒暄了半天。目前西院的就是代战公主,咱们是王宝钏,尽管咱们晚到了“十八年”,咱们也是老大,老大自然要端着,本来人家就看不起咱们,咱们不能从一开始就跌了份。

母亲认为她兄弟说得有道理。

父亲的几个儿女都在外头上学,大部分住在学校,老大工作了,老大回来的机会最少,平时跑进跑出的只有老五,老五学校离家近,又不把念书当回事,他的影子在家闪得最多。

这天,看门老张领进来一个巡警,巡警提着老五的书包,说是在巡警阁子里发现的,一看是金家五少爷的,给送了来。这时候的五少爷正在学校“上学”还没有“下课”。老张对母亲说,这孩子得打,要是他阿玛在,非得扒光了衣裳在院里晾他的“大白菜”不可。“晾大白菜”是父亲整治他儿子们的绝招,无冬历夏,儿子们犯了大错就得脱得一丝不挂在院里罚站,光屁眼子让人参观的滋味不太妙,都是老大不小的人了,知道害臊,所以谁都尽量不犯错。老五没记性,仗着他下头的兄弟老六八岁死了,很有倚小卖小的劲头,大错常犯,小错不断,他的“白菜”就晾得最为频繁,动辄便被责令到前院影壁前头站着。好在他不在乎,他说他身上的零部件大伙都很熟悉了,故宫里的宝贝皇上还得时不常从库里拿出来看看呢,金家也是一样,要不大伙忘了这个宝怎么办。

老五是天黑以后回来的,弄回一条白卷毛狮子狗,一进门老张就给打了预防针,说巡警来过了,书包早送回来了,留神太太的鸡毛掸子,还说后妈打前妻的儿子会往死里打。有出戏叫《芦花记》,《芦花记》就是后妈给前妻儿子拿芦花絮棉袄,看着蓬松,其实屁事不顶。老五问老张有止痛片没有,若有他先吃两片预防着。老张说他本人用不着挨打,也从不预备那东西。老五说那有点儿遗憾,便夹着狗一边往里走一边解纽扣,那些纽扣是母亲新给装上的,解起来挺费事。老五随走随脱,走到后院身上已经一丝不挂,只剩下耳朵上带着的兔毛护耳了。老五隔着门帘朝里头喊,额娘,今天站几十分钟?

母亲一看老五这样,忙不迭地从屋里奔出来,不容分说就往屋里拽,让大兰快点儿沿来路去找衣裳。其实不待母亲拽,老五和他的狗已经就势钻进了门帘子。母亲顺手抄来一条毯子就往老五身上披,嘴里心肝肉地念叨,绝口不提逃学的事。老五摸着母亲的脾气,得寸进尺地说,额娘,您不打我吧?

母亲说,这算什么,那个陈锡元耍的花活能当你师傅,他往狗尾巴上拴了一挂鞭,点着了扔戏台上去了,戏台上正演《武松打虎》,景阳岗上又冒出一只带响的狗,上窜下跳,你瞧这乱吧。还有一回在滥葬岗捡了个骷髅,将鼻子、眼里插上葱蒜,浇一泡热尿,往远处一扔,那骷髅就追着他跑……

老五说,骷髅真的会追人?

母亲说陈锡元说能追大概就能追。老五便对陈锡元十分的敬慕,说陈锡元来了一定要母亲帮着引荐,让陈锡元带他上滥葬岗去。老五说他看母亲寂寞,上狗市给母亲挑狗去了,花一块大洋买了条小京巴,抱回来给母亲做伴。上回原本说送鸟的,母亲屋里有黄猫,怕猫把鸟吃了,就换了狗。母亲夸老五仁义,老五越发得了便宜卖乖,说话舌头也短了许多,说在狗市上来回走了好几趟,才挑出这只来,这只的名字叫玛丽,是他给取的,跟东正教蓝眼睛的修女玛莉是一个名儿,他喜欢那个洋玛莉,还跟洋玛莉亲过嘴儿。说着说着竟然和玛莉一同爬上了炕,盖着毯子,靠着被卧垛,伸着腿,舒服得不想走了。母亲告诉大兰,让老王给做碗热片汤来,要多搁胡椒多搁醋,老五补充说,用羊肉汤炝锅,起锅撒香菜!

没一会儿大兰就把片汤端来了,学厨子老王的话说,老五没光眼子站影壁还喝热片汤,邪门了!

老五吸溜着热汤说,金家改章程了!

看老五满头热汗地吃片汤,母亲问他回来怎不往西院跑,老五说二娘不管我们的事,母亲说,不管事她干什么?

老五说,看书。

母亲说,还有那个刘可儿呢?

老五说,她的心思全在她的小姐身上。

母亲说,怎的不见你二娘出来?

老五说,二娘要能出来就好了,二娘病了。

母亲问什么病,老五说他也说不好,老在炕上歪着,光吃好的,不长肉,怕风、怕光、怕响动,还怕生气,知道么,我就是把房点着了谁也不敢告诉她。

那天晚上老五和狗玛莉就睡在了母亲炕上,母亲看着酣睡的老五和狗,想及西院生病的张芸芳,觉得自己应该拿出当家主母的气度,不能让人看底了南营房的门槛。

母亲第二天一早就到西院去了,她不能跟个病人较劲。

西院门是个月亮圆门,内里有四扇绿漆木头影壁,写着“四季平和”几个字,这几个字是张氏母亲写的,一直保留到“文革”以后,直到盖防震棚时才被拆了挪做它用。影壁后头是一架凌霄,因为是冬天,架上光秃秃的看不出什么意思,枯枝你缠我绕地理不清头绪。北屋前头有两棵桂花树,桂花是南方的树,长在北京十分难得,据说是张氏母亲托人从老家弄来的,盼的是她将来的儿女们能“攀云折桂”,像她的先祖一样也当文华大学士。

院子里很安静,悠悠的小风中弥漫着一股熬中药的气息。右手一溜五间北房,西边是三间厢房,没有廊子,台阶也不高,窗玻璃很大,挂着窗帘。

没等母亲上台阶,棉门帘一挑,刘妈迎出来了,脸上稍稍有了点儿笑意,说正跟小姐念叨太太呢,太太就来了。母亲说才听说二娘身子骨不好,早该过来的,真对不住二娘。说着两个人进了里屋,母亲看见南炕上半卧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的炕头枕边堆了不少书,屋里没有多余摆设,靠墙全是从地到天的书格子,格子里装的依旧是书。这些书是父亲的,更主要是二娘的,因为除了这个病歪歪的老太太以外,别人几乎从未触动过它们。1966年“文革”之初,为了怕这些书招来麻烦,我和老七花了半个月时间捆扎,借了废品站的平板三轮,每天蹬着车去卖“废纸”,先先后后卖了三百块钱,四十多年前的三百块钱哪,那得多少“废纸”啊,那时候论斤卖,五斤二分钱。

回过头再说母亲们,炕上的老太太满脸褶子,脸和头发都是白的,嘴唇没有一点儿血色,瘦得几乎是皮包着骨头,母亲明白了,这就是张芸芳,就是刘妈一口一个叫着的“小姐”了。说这个“小姐”七十了,大概没人怀疑,说“小姐”是那只逃窜兔子的妈,大概也没人怀疑。

见母亲进来,张芸芳往起坐了坐,刘妈从后头用枕头戗住,又用小梳子把那有限的几根白发梳理了一下,张芸芳这才正对母亲说,衣冠不整,以这个模样见太太,失礼了。

张芸芳说着用手在腰上道了个万福,在说话眼神的闪动间,母亲才感觉到了只有这双眼睛还有着灵动与生机。母亲赶紧回了个蹲安,说不知二娘病得这样厉害,过来得太晚了。

张芸芳有气无力地说,吓着您了吧?对不住了。我本应该过去给太太请安的,无奈身子不遂人愿,一直起不来,就这样苟残延喘地将就着,想的是早早将尘缘了断,一了百了,偏偏的老天遗漏,残留几根朽骨依然肮脏人间,让人想走也走不了。

母亲听不大懂张芸芳的话,她以她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感情,母亲坐在床沿上,拉起了那双骨瘦嶙峋的苍老的手,放在自己热乎乎的手心里摩挲着,想的是大宅门空有一个冰冷的架子,里面缺少的东西太多,远没有他在南营房小院里和兄弟两人淡饭粗茶,柴米油盐,过得热火和充实。

张芸芳说听刘妈说过几次了,老爷后续的太太年轻美貌又贤惠,今日见了果真如此,是老爷的福气也是金家的福气,老爷有了照应,孩子们有了依靠,她这几年悬着的心总是放下了……

母亲想这个张芸芳,年龄大概不会比父亲已故的妻子更大,充其量也不过五十,怎么竟老得这般模样,当年若随了她的爹妈一块儿发配新疆,是死是活那是命,有亲人在身边,总比给人做奴婢,当小老婆强。似这般,人灯似地熬着,还要看古书,真是让孔夫子给弄魔怔了。

张芸芳指着炕上的针线笸箩说正在给母亲绣鞋面,精神不济,一天也绣不了几针……母亲看见笸箩里头是一双正红的,绣着牡丹的缎鞋,那是张芸芳要送给她的礼物。正红与牡丹都是正花正色,是只有夫人才能使用的,张芸芳对母亲的态度由一双鞋已经表现得很彻底了。刘妈说他们小姐的女红在老家是出名的好,样子都是自己画的,色彩也讲究,十里八里的人都来求样子,老爷的大福晋穿的鞋从来都是出自小姐的手……张芸芳让刘妈不要说了,说现在下不了炕,连鞋也省了,把以前做的鞋都送了人。母亲便想起刘妈在门口堵她那天穿的宝蓝蝴蝶鞋,看今日脚上,却换了一双褐色云纹绣鞋,想必也是张芸芳的存物了。

张芸芳让刘妈叫出在套间画画的老七,就是半夜吹箫的那个,看年龄还是个少年,和老五比更清瘦,跟他的母亲一样面色异常苍白。老七叫了一声额娘,垂手站着再无话,张芸芳非让老七给母亲磕头,母亲说进门那天已经正式见过面了,免了吧,张芸芳说是替她磕的,母亲说那更得免了,到底没让老七磕。张芸芳指着老七说,这孩子太弱,不爱说话,将来我走了,最搁不下的就是这个,其它几个都能顾住自个儿,这个老七不行……

老七听他妈说他不行也不说话,依旧呆呆地站着。母亲想,老五是瓜尔佳的末生儿子,老七是张芸芳的末生儿子,两个儿子年龄相当,性情做派竟是如此不同,真应了那句老话儿,龙生九种,九种各一。

母亲跟张芸芳谈及了活泼洒脱的老五,张芸芳叹了口气说,论天资,老五在老七之上,他阿玛让两个人一块跟章草大师罗复竷习字,每每老五得到老师夸奖,老七却不行,大师说老五的心是颗玲珑心,一点便透,老七是实心,只会使傻劲。同是罗大师的学生,没两年,老五的字上了中山公园的少年习字展,得了头等奖,老七还在慢慢临帖。

母亲说了老五的善解人意,张芸芳说,老五是个好孩子,如果调教好了,那是金家的精髓,可惜老福晋死得早,我又见天顾不过命来,委屈了他。一度他要学戏进“富连成”,这种荒腔走板的行径金家哪里能容,于是老五被他阿玛扒光了衣裳,推出大街门让他站了大半天。孩子是有脸面的,一丝不挂地让路人观展,没处躲没处藏的,搁谁谁也受不了。开始孩子还低着头对墙站着,架不住看的人多,连乐带起哄,指点这儿,指点那儿的,老五索性转过身子跟大伙坦然相对了……唉,什么事儿啊,等于是把孩子脸上的皮揭了,托着人生的底儿掉了。从此老五性情大变,跟他阿玛对着干,没脸没皮的,怕什么呢,什么也不怕……

刘妈插嘴说,这个家里敢跟老爷顶嘴的就这个老五,顺了像只花猫,逆了整个是只老虎,惹恼了老爷,大不了再上门口站一回呗,也不是没站过。老爷也是拿他没辙,金家十几个孩子,好在各色的就这么一个。

母亲后来说跟我说,作为女人,一定不能敞开了生孩子,这样会把命都搭进去,我的二娘就是一个例子。金家十四个孩子,出自二娘的就有七个,中国家庭传统的理想子女数目是“五男二女”,事实上,仅我的二娘一个人,以她那弱不禁风的身子,就生了五男二女。多产是张氏母亲早早衰老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她的多产上,据说她在生老七的时候曾经血崩不止,被中医彭玉堂倒悬于室内,几度昏厥……以后身体一蹶不振,几乎再没出过房门。

二娘的屋里气味很重,书的味道,中药的味道,熏香的味道,我想应该再加上一种病入膏肓的死亡味道。这种复杂的味道在西院的北房里持续了数十年,即便在二娘死后,还依然存在着。后来我的五姐跟五姐夫在这院住了不短时间,也没见这股味道有所消退。“文革”时,老七和我收拾那些古籍,我看到他不止一次地眼圈发红,我知道他是想起他的母亲了。

母亲从二娘房里出来,似乎对父亲多了一些理解,父亲再“老”,也不过四十八岁,四十八的男人正在壮年,应该是人生的辉煌阶段。母亲不能想像,壮年的父亲怎么会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妻躺在一个炕上,特别是就在自己和他的新婚之夜,他竟然和一个白发之人同床共枕。由此母亲心里多了些酸楚,这是她在南营房做姑娘时所没有的,她站在空旷的庭院里茫然四顾,心里突然挂念起出游的父亲,已经一个多月了,不知道出去的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这期间,王国甫的管家来过一趟,问四爷有信儿没有,从管家的话里母亲知道父亲还兼着人家工厂的“生产总监”,现在,“总监”跑了,音信皆无,厂方自然把薪水都扣了,王国甫是商人,依着商人的逻辑,工作归工作,友情归友情,不能瞎掺和。好在金家的家业雄厚,二娘床头的硬木匣子里,厚厚的一叠银票足让母亲和众子弟吃穿不愁,这是母亲娘家的日子不能想象的。

父亲这一走,一年半。

晚上,我给北京的六姐打了电话,说了博美来看我的事,我说我很喜欢这个安静的姑娘,跟那些浮躁张狂的现代女性比,这是个凤毛麟角。

六姐惊奇地说,博美到你那儿去了吗?

我说,对呀,你不知道?

六姐说这个博美已经离家出去许久了,前不久拿着一条缎子披肩来看她,她连同披肩和人一块儿推了出去。我问是什么披肩,六姐说淡紫色,绣着芙蓉花,花蕊里镶着两颗钻石,是从日本买来的,八十几万日元,合人民币五万多块。我问六姐为什么不要,六姐说,要是她挣的,哪怕是块不值钱的手绢我也要,但是不是。

我问怎的“不是”,六姐说这事她实在不愿意提。我说,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怎能不说。

六姐说,这个博美不知是个什么性情,大学毕了业,先在机关里当公务员,又跳槽进公司,后来倒股票,弄房地产,结果哪样也干不好,哪样也干不长,到最后呢,嫁了个商人,有钱有房有别墅,也不工作了,揣着护照满世界转,这月上巴黎,下月上夏威夷,再不就在家里跟她养的一群洋狗厮混,她自己不生儿子,管狗叫儿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

我说,跟咱们家的七位爷一样。

六姐说,她找的男人比她大,大许多。

我开玩笑地说,大多少?大十八吗?

六姐说,大二十八。

我一算,了不得了,这个孙姑爷快六十了!没等我说话,六姐又说,这还不是问题所在,那个商人人家有老婆,明媒正娶的老婆,咱们这个是个小!要是旧社会,强娶豪夺,仗势欺人,强迫她去当小老婆,也情有可原,可她呢,是自己愿意的,没谁强迫她。

我现在是一句话也说不出了,我的母亲没文化、穷,尚且知道人穷志不短,为自己的名分而努力抗争,但是她的后代却发生了逆转,心甘情愿地做母亲不能认可的事,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变异”了。

莫不就是她所说的“社会进步了”,得抓住生命的每一刻,让它生出最高的价值?

年轻人,你缺了点儿什么……

六姐还在电话那头罗嗦,话匣子既然打开了一时就难以关上,说什么老爷子、老太太要活着得气死,说什么金家其它人要知道得笑话死等等。我把电话挂了,我还没回过神来,我得好好想想。

那条美丽的披肩被我收到了柜子深处,再没有拿出来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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