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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魏武揮鞭 第十集 勝敗有憑

所屬書籍: 易中天品三國

決定著當時中國命運和前途的官渡之戰,在漢獻帝建安五年十月以曹操的大獲全勝告終。當時袁紹用兵十萬,將帥如虎,謀臣如狼,曹操的軍事力量則明顯地具有差距,部下也多以為不能敵。然而曹操卻終於以寡敵眾、以弱勝強,這裡面的原因究竟何在?
  漢獻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十月,曹操取得了官渡之戰的勝利。去年袁術已死,現在袁紹又敗,不可一世的袁氏兄弟再也沒戲可唱,中國北方開始姓曹。
  勝利似乎在曹操的預料之中。
  事實上,曹操早就把袁氏兄弟列進黑名單了。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皇甫謐《逸士傳》,袁逢的夫人去世時,袁紹和袁術兄弟倆扶靈歸葬汝南,大會賓客,前來弔唁的人竟達三萬之多。面對如此之多的賓客,袁紹和袁術雖然不得不做悲痛狀,內心深處的得意則不難想見。然而冷眼旁觀的曹操卻悄悄地對一個名叫王俊的朋友說,天下即將大亂。作為禍亂魁首的,一定就是這兩個人。要想平定天下,拯救百姓,必須先滅了這兩個。王俊一直認定曹操是「天下之雄」,便回應說,能夠掃平天下的,除了足下,還能有誰呢?兩個人就「相對而笑」。後來,曹袁相爭時,王俊還勸劉表支持曹操,可惜劉表不聽。
  當然,那個時候,曹操也只能是說說而已,畢竟師出無名,何況心有餘而力不足。實際上,曹操一直為無法戰勝袁紹而煩惱。曹操迎奉天子以後,袁紹心裡一百八十個不服氣,便加緊擴軍備戰,兼并諸侯,終於擁有了冀、青、並、幽四州之地,人多勢眾,兵強馬壯,「天下畏其強」。曹操呢,則四面都是敵人:北有袁紹,東有呂布,西有張綉,南有袁術,再加上一個不懷好意的孫策。後來官渡之戰時,孫策就準備偷襲許縣,只是因為被刺客謀殺才未遂。所以,曹操心裡很鬱悶。
  看透了曹操心思的是荀彧。據《三國志?荀彧傳》,建安二年正月,曹操曾經一度舉止失態,行為反常,所有的人都認為是張綉背叛了他的緣故,只有荀彧認為不是。荀彧說,以曹公之聰明,決不會追究往事,一定有別的原因。一問,果然。原來,袁紹給曹操寫了一封信,態度極其無禮,語氣也及其傲慢。曹操就問荀彧,說我一直就想討伐那個不仁不義的傢伙,可惜力不從心,該怎麼辦?荀彧說,無妨。縱觀古今,成敗在人不在勢。如果是真正的英雄,那麼,即便現在弱一點,也會強大起來(誠有其才,雖弱必強)。相反,如果是冒牌貨,那麼,就算現在強大,很快也會變弱(荀非其人,雖強易弱)。
  這當然在理。問題是,具體到曹操和袁紹,會不會有強弱大小相互轉化的可能呢?荀彧認為有。荀彧對曹操說,當今之世,能夠和明公爭奪天下的,也就是袁紹,而袁紹其實外強中乾,因為明公有四個方面比袁紹強。第一,袁紹這個人,表面上寬宏大量,實際上嫉賢妒能(貌外寬而內忌),既要使用人才,又不能給予充分的信任(任人而疑其心);而明公您豁達大度不拘小節(明達不拘),能夠給予人才最大的信任,並且把他們放在最適合的位置(唯才所宜),這是氣度勝過袁紹。第二,袁紹這個人,反應遲鈍,優柔寡斷,決策總是慢半拍(遲重少決,失在後機);而明公您總能夠當機立斷,而且變化莫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這是謀略勝過袁紹。第三,袁紹這個人,治軍不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御軍寬緩,法令不立),人馬雖多,其實沒有用(士卒雖眾,其實難用);而明公您執法如山,令行禁止,賞罰分明,言必信,行必果(法令既明,賞罰必行),軍隊雖然不多,但將士們都爭先恐後拼力死戰(士卒雖寡,皆爭戰死),這是英武勝過袁紹。第四,袁紹這個人,憑藉「四世三公」的家族勢力,裝腔作勢,沽名釣譽(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所以那些自鳴清高的人都投靠了他,可惜他們徒有其表,其實沒有真才實學(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而明公您以誠待人,不玩虛套(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自己的生活很簡樸(行已謹儉),獎賞有功之人卻毫不吝惜(有功者無所吝惜),所以那些既忠誠又能幹的人都來歸順您(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這是仁德勝過袁紹。荀彧說,有此「四勝」,再加上明公尊奉天子,匡扶正義,師出有名,堂堂正正,豈有不勝之理?類似的話郭嘉也說過。郭嘉的說法就更誇張,一口氣說了「十勝」:道勝、義勝、治勝、度勝、謀勝、德勝、仁勝、明勝、文勝、武勝。與之相對應,袁紹則有「十敗」。不過《三國志》只記錄了荀彧的「四勝」,郭嘉的「十勝十敗」十裴松之的注引用西晉傅玄的《傅子》所言。謀士的話不一定靠得住,尤其是荀彧和郭嘉都站在曹操的立場上說話,又要給曹操打氣,難免誇大其辭。但如果連袁紹的謀士也有看法,就很能說明問題了。
  且看袁紹這邊怎麼講。
  袁紹的謀士沮授和田豐倒沒有(也不可能)對曹操和袁紹作全面的比較,但是,他們卻提到了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發動這場戰爭是否正義。據《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注引《獻帝傳》,沮授和田豐對袁紹說,戰爭連年不斷(師出歷年),民眾疲憊不堪(百姓疲弊),國庫空無一物(倉庾無積),稅費有增無減(賦役方殷),這是國家最大的憂患。因此,應該發展生產,安定人民,派使節向天子報告我們的成就。如果去不了,就公開狀告曹操阻礙尊王之路,破壞統一大業,然後用運動戰、游擊戰和持久戰對付他。不出三年,「事可坐定」。
  這個策略無疑是正確的。先將曹操置於不義,是為「道理」;以強制弱,以逸待勞,是為「有利」;步步為營,循序漸進,是為「有節」。但是審配和郭圖反對。反對的原因,在審配,可能是因為糊塗;在郭圖,則多半是拍馬屁,我方十倍於敵就包圍,五倍於敵就進攻,旗鼓相當就可以打他一仗(十圍五攻,敵則能戰)。如此看來,以主公之神武,軍隊之強大,消滅一個小小的曹操,那不是易如反掌(譬若覆手)嗎?現在不抓緊,以後就來不及了。這顯然是夸夸其談,空談誤國,毫無實質性內容,因此沮授不能不予以痛斥,話就說得比較重了。
  沮授說,平定動亂,誅滅殘暴,叫做「義兵」(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窮兵黷武,仗勢欺人,叫做「驕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兵是戰無不勝的(兵義無敵),驕兵則是必敗無疑的(驕者先滅)。現在,天子在許,「舉兵南向,於義則違」。何況曹操法紀嚴明,士卒精銳,哪裡是像公孫瓚那樣坐以待斃的?以驕兵戰義兵,已是不利;以無名伐有名,更是無理。如果再不講究策略,一心只想畢其功於一役,那就是失策了。所以沮授說:「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
  沮授這話,是說到根本了。我們知道,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因此,戰爭的勝敗,並不僅僅在於軍事力量的強弱。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也不能只考慮實力(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更應該考慮政治上是否正確,道義上是否在理。像袁紹這樣,興兵不義,師出無名,豈有不敗之理?可惜袁紹不懂這個道理,聽信郭圖等人的強詞奪理,結果在政治上和道義上就先輸給了曹操。在戰略上,又急功近利,務虛名而不顧實際,當然會碰個頭破血流。可以說,政治上失利,道義上失理,戰略上失策,是袁紹失敗的首要原因。
  袁紹指揮上也失誤。戰爭之初,中曹操聲東擊西之計,不守白馬,馳援延津,是一誤;曹操還軍官渡以後,不知曹操是以退為進,以守為攻,挺進官渡,是二誤;相持階段,派劉備和劉辟在許縣周邊sāo擾,卻不接受許攸的建議劫持天子,是三誤;曹操奇襲烏巢時,接受郭圖的意見,派輕兵救援烏巢,派重兵攻打官渡,是四誤。袁紹指揮這場戰爭,可以說是一誤再誤。官渡之戰的結局,與其說是因為曹操用兵如神,不如說是因為袁紹愚蠢透頂。俗話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主帥一錯再錯,戰爭 就一敗塗地。
  指揮失誤的根本原因是袁紹並不具備帥才。荀彧就說袁紹的特點,是「遲重少決,失在後機」,也就是見事遲,反應慢,優柔寡斷,總是錯過時機。相反,曹操則「能斷大事,應變無方」,也就是能夠當機立斷,隨機應變。《三國志?武帝紀》說,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官渡之戰即將打響的前夜,曹操忙裡偷閒打了劉備一傢伙。當時大家都說,和明公爭奪天子的不是袁紹嗎?怎麼去打劉備?曹操說,劉備是真正的人傑。現在不滅了他,後患無窮。大家又說,袁紹正大兵壓境,我們去打劉備,袁紹抄我們的後路怎麼辦?曹操說放心吧!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他一定不動。果然,一直到曹操打完了劉備,俘虜了關羽和劉備的老婆孩子,重新回到官渡時,袁紹也沒動一下。據《三國志?袁紹傳》,當時田豐曾經建議袁紹趁機襲擊曹操。袁紹卻說小兒子正在生病,不肯出兵,氣得田豐用手杖敲著他說,千載難逢的機會呀!卻說什麼兒子生病!
  指揮失誤的另一個原因是用人失當。說起來,袁紹手下是很有些人才的。顏良、文丑有勇,田豐、許攸有謀,沮授、郭圖多智,審配、逢紀盡忠,所以孔融曾經斷言曹操不是對手。據《三國志?荀彧傳》,孔融曾對荀彧說:「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丑,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
  然而荀彧卻認為毋庸憂慮。不可否認,這些人都是人才,但這些人都有毛病:「田豐剛而犯上,計謀就難被採納;貪而不治,忠誠就沒有保證;專而無謀,決策就難以周全;果而自用,做事就難免霸道。荀彧甚至還預料,如果許攸的家人犯法,審配和逢紀這兩個盡忠之臣一定會不講情面,執法如山,許攸也一定會叛變。至於顏良、文丑,則不過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結果完全如荀彧之所言,田豐被囚,許攸叛逃,顏良和文丑丟了腦袋。
  如果只有這些人有毛病,還不要緊。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人都是有毛病的。所謂「知人善任」,關鍵就在於知道這些人有哪些優點,有哪些缺點,然後揚其長避其短。可惜袁紹不會。袁紹用人只有一個原則,就是自己個人的好惡。好惡的標準也很簡單,就是誰拍馬屁就喜歡誰,誰提意見就討厭誰。田豐喜歡提意見,他讓田豐進牢房;沮授喜歡提意見,他讓沮授坐冷板凳。沮授坐冷板凳的結果,是袁紹決策一錯再錯。袁紹進軍黎陽,派顏良攻白馬。沮授提醒說,顏良性情急躁,沉不住氣,雖然驍勇,卻不可以獨當一面。袁紹不聽,結果顏良被殺。曹操還軍官渡,沮授勸他屯兵延津,分兵官渡。官渡那邊初戰告捷,延津的大部隊再去不遲。如果前方失利,也還有個退路,袁紹又不聽,結果被曹操拖進泥潭。曹操奇襲烏巢,沮授再次建議,派蔣奇率一支別動隊斷其後路,袁紹還是不聽,結果一把火燒光了所有的本錢。袁紹似乎有一種特殊的性格和特別的本事,凡是對自己有利的正確意見,他一定本能地抵制。越是對他有好處,他越是不聽。這真是一個奇觀。
  主帥沒名堂,謀臣有毛病,這已經很糟糕了,更糟糕的是他們還要窩裡斗。先是郭圖嫉恨沮授,後是逢紀誣陷田豐。郭圖、審配和沮授、田豐意見分歧,原本正常。討論問題,難免見仁見智,哪能完全一致?只要大家都處以公心,實無妨會上爭議,會下合作。然而袁紹集團不。會議剛散,郭圖就去說沮授的壞話,說沮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如果不控制一下,只怕將來尾大不掉。袁紹馬上起了疑心,不但削弱了沮授的軍權,而且再也不聽他的。沮授提出辭職,也不準。沮授萬般無奈,只好跟著袁紹過河。據《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注引《獻帝傳》,上船之前,沮授仰天長嘆,說悠悠黃河啊,我怕是再也回不來了。
  果然,袁紹兵敗,沮授被俘,落入曹軍手中。沮授原本是應該跟著袁紹撤退的,但袁紹只顧自己逃命,哪管部下死活?沮授來不及過河,做了俘虜。軍人押解他去見曹操,他一路高呼「授不降也」。見到曹操,則說:「速死為福」。沮授也是曹操的老朋友,曹操就迎上前去說,天翻地覆,滄海桑田,沒想到我們在這裡見面。沮授說,袁公失誤,窮途末路(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沮授的智慧和力量都用完了,活該做你的俘虜。曹操說:「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你我合作如何?沮授說,家人的性命都在袁紹手裡,就請曹公成全了我吧!曹操沒有辦法,只好殺了他。曹操說,我要是早得到沮授,天下事就無可憂慮了。
  袁紹的謀士窩裡斗,袁紹自己則鬧家務。袁紹有三個兒子:袁譚、袁煕、袁尚。他最喜歡的是袁尚。原因也很簡單,就是袁尚長得漂亮。我們知道,袁紹自己是一表人才的,《三國志》的說法是「有姿貌威容」。袁紹認為,老帥哥的接班人就應該是小帥哥,因此想立袁尚為儲。但這話說不出口,就借著要考察他們的能力,讓三個兒子和一個外甥各領一州:袁譚為青州刺史,袁煕為幽州刺史,高幹為并州刺史,袁尚和自己一起守在根據地冀州。據《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注引《九州chūn秋》,沮授當時就表示反對。沮授說,一隻兔子跑到十字路口,大家都來追。如果有一個人抓住了,大家就都不追了(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你這樣做,是存心製造矛盾,「必為禍始」。袁紹不聽。果然,袁紹一死,袁尚兄弟就禍起蕭牆,謀士們也分為兩派。審配、逢紀擁護袁紹,辛平、郭圖擁護袁譚,最後在爭權奪利中同歸於盡。
  所以,袁紹之「失」,還要加上一條,即組織上失和。政治失利,道義失理,戰略失策,指揮失誤,用人失當,組織失和。有此「六失」,袁紹不敗,那才是天理不容。
  難怪曹操充滿信心了。《三國志?武帝紀》說,袁紹發兵的消息傳到許縣以後,曹操身邊的人都很緊張,認為肯定打不過袁紹(諸將以為不敵)。因為袁紹精兵悍將十萬人,曹操的兵力卻不過萬餘(當然裴松之認為這個數字不準確)。然而曹操卻很坦然。曹操說,我太了解袁紹的為人了。他這個人,野心大,智慧少(志大而智小);態度凶,膽子小(sè厲而但薄);嫉妒刻薄,人緣不好(忌克而少威)。他那個集團,「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因此,袁紹雖然地盤大,糧食多(土地雖廣,糧食雖豐),不過是給我當後勤部長罷了(適足以為吾奉也)。
  曹操到底是袁紹的老朋友,他真是把袁紹看透了。袁紹這個人,確實是志大才疏、sè厲內荏、外強中乾,政治上短見,軍事上弱智,組織上低能。當然,說他一點風度、才華、能耐都沒有,也不符合事實。事實上,袁紹是有本事的,也是有魅力的。作為「四世三公」之後,他沒有躺在父輩開創的基業上吃老本,也沒有糟蹋父輩的好名聲。相反,他憑著自己的能力,獲得了比父輩更大的成就,更高的聲譽。這是必須予以肯定的。但是,他卻最為關鍵的時刻表現出愚蠢、固執和狂妄,終於自己把自己送上了絕路。
  袁紹的愚蠢、固執和狂妄是三位一體的。他因狂妄而固執,因固執而愚蠢,又因愚蠢而狂妄。他蠢就蠢在沒有自知之明。因為沒有自知之明,他狂妄,總認為自己天下無敵,因此愚蠢。因為愚蠢,他總認為自己決策英明,因此固執。因為固執,他聽不進任何不同的意見,因此失敗。可以說,袁紹的失敗,乃是做人的失敗;而他做人的失敗,又是性格使然。
  袁紹的性格特徵是內心分裂。荀彧就說他「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三國志》則說他「外寬雅,有局度,優喜不外形於sè,而內多忌害」。也就是說,袁紹這個人,看起來溫文爾雅,寬宏大量,風度翩翩,其實心理yīn暗。他見不得別人比自己風光,容不下別人比自己聰明,受不了別人比自己正確。他打曹操,就因為曹操比自己風光;他貶沮授,就因為沮授比自己聰明;他殺田豐,則因為田豐比自己正確。據《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注引《先賢行狀》,袁紹兵敗官渡以後,將士們捶著胸脯痛哭流涕,說如果田豐在這裡,我們不會落得這個下場。袁紹自己也覺得沒面子,就向逢紀問田豐的態度。逢紀說,田豐在獄中幸災樂禍,拍手大笑,說自己料事如神。結果,袁紹回到鄴城,第一件是就是殺了田豐。
  其實,即便沒有逢紀的饞言,田豐也必死無疑。據《三國志?袁紹傳》,當朋友向田豐祝賀,說「君必見重」時,田豐的回答卻是「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田豐實在是太清楚袁紹的為人了。如果打了勝仗,心裡高興,還有可能釋放田豐出獄,一方面顯示他的寬宏大量,另方面也可借這個「反面教員」來證明自己的偉大英明。打敗了仗,惱羞成怒,便一定會遷怒於別人,拿別人的人頭來給自己出氣,殺正確的人來掩蓋自己的錯誤。這樣的人真不是東西。
  甚至就連袁紹的老婆,也不是東西。據《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注引《典論》,袁紹屍骨未寒尚未殯葬(殭屍未殯),他老婆劉氏就把袁紹的寵妾五人全部殺死,說都是這些狐狸精害死了他老公。殺了不算,還要毀容,說是以免九泉之下繼續勾引袁紹。袁尚助紂為虐,幫他媽把這些女人的家屬也殺了。這就和曹操截然相反。曹操是打了敗仗檢討自己,打了勝仗感謝別人的。他夫人卞氏也很厚到。《三國志?后妃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說,她常常趁曹操外出的時候把離異了的丁夫人接回家來住,自己執侍妾禮,平時也經常送衣送食,問寒問暖。比較一下曹操和袁紹以及他們的夫人,誰該勝誰該負,不就一目了然了嗎?
  的確,興亡誰人定,勝敗豈無憑。現在看來,曹操的勝利,袁紹的失敗,應該說是勝敗有憑。事實上,曹袁二人的高下之別,很早就已經顯示出來了。據《三國志?武帝紀》,還是在剛剛起兵討董卓的時候,袁紹就問過曹操如果討伐董賊不能成功,你看哪方面能做我們的依靠和憑據(方面何所可據)?曹操反問,足下的意思呢?袁紹問答說,南據黃河,北占燕代(泛指河北北部和山西山東一帶),兼領戎狄(指烏桓),南向以爭天下,或許可以成功吧?曹操聽了肚子里好笑,心想如果人是沒有用的,躲到哪裡也沒有用,便淡淡地說,照我看,任用普天下的智能之士,用正道和正義來統帥他們,就左右逢源沒有做不了的事(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在這裡,曹操利用漢語辭彙的多義性,表達了他與袁紹不同的政治見解。袁紹問「方面何所可據」,這個「方面」,可以理解為地理位置,也可以理解為政治條件;據,則即可理解為據點,也可理解為憑據。如此,則曹操的話就可以理解為:只要依靠正義和人才,什麼地方都是根據地。曹操的見識,已明顯地高出於袁紹之上。這也是曹操後來與袁紹逐鹿中原時的態度:你打軍事地理牌,我打政治人才牌,咱哥倆就玩他一把好了!
  曹操很早就意識到,正義的旗幟和精銳的隊伍是克敵制勝的兩大法寶。荀彧就說,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相反,曹操則是既能聚人,又能用人的。那麼,曹操為什麼能夠聚人,他的用人之道又是怎樣的呢?
  請看下集:海納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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