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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滚滚长江东逝水 二、门阀遇到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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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控制不了地方,豪强就称霸;文官治理不了国家,军阀就横行
  军阀,就是拥有自己dú lì武装力量的地方豪强。这样的豪强其实早就有了,那就是由东汉王朝姑息纵容培养出来的土豪。东汉末年,尤其是黄巾起义以后,中央zhèng fǔ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土豪们的势力也就越来越强。他们有的在地方上称雄称霸,叫“豪霸”;有的建立自己的私人武装,叫“豪帅”;有的利用朝廷任命的官职实施割据,成为“诸侯”。但因为都有武装力量,所以是“军阀”。只不过,在汉灵帝去世之前,他们还不成气候。
  军阀要成气候,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央zhèng fǔ垮台,或者名存实亡。中央控制不了地方,豪强就称霸;文官治理不了国家,军阀就横行。这时,差一点成为统治阶级的士族,就只能交出统治权。实际上,士族(也包括其他政治势力)炙手可热,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集权,朝廷可以号令天下。但是,如果皇帝当真变成了孤家寡人,甚至由“天子”变成了“浪子”,各地牧守都不听指挥,他们也就牛不起来。这个时候,单单门第高有名望是没有用的,就连印把子也不一定管用,说得起话的只有枪杆子。谁掌握着枪杆子呢?军阀。把中央zhèng fǔ搞得名存实亡的又是谁呢?也是军阀。而且我们知道,他就是董卓。
  董卓是第一个杀进历史舞台的军阀。他原本是凉州的地方豪强,早就拥兵自重的。他的部属用范文澜先生的话说,则是一些地方上的“土霸”和羌族胡族的“豪酋”。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军阀了。不过平心而论,董卓并不以军阀自居。他进洛阳,也不是为了当军阀,反倒是要建立新秩序的。问题在于,董卓并不知道新秩序应该怎样建立,他自己又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结果是新秩序没能建立,旧秩序的寿命也到了头。
  这笔账当然不能算在董卓一个人头上,说到底还是东汉王朝已经腐朽了,这才轻轻一推就倒。东汉王朝的帝国大厦,是由三根柱子支撑起来的。哪三根支柱呢?外戚、宦官、士族。外戚就是皇后皇太后的母家,说得通俗点就是皇亲国戚。一个女人,如果当了皇后,她的娘家人也就鸡犬升天。如果皇帝死得早,新皇帝年幼当不了家,需要太后临朝,朝政就很可能落到太后娘家人即外戚的手里。东汉就是这样。包括少帝刘辩在内,东汉十三个皇帝,除首任光武帝六十二岁,次任汉明帝四十八岁,最后一任汉献帝五十四岁,其余十个都没有活过四十岁。皇帝继位时的年龄,除汉明帝三十岁,其余十一个都不到二十岁。年龄最大的,汉章帝十九岁;年龄最小的,汉殇帝只有百rì,汉冲帝只有二岁。于是,东汉便有六次太后临朝,外戚执政。
  外戚掌权,皇帝当然不高兴。所以,这些少年皇帝亲政以后,就要夺权。能帮忙的,则是宦官。宦官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帮着皇帝甚至代替皇帝杀外戚。六个执政的外戚,竟然都是皇帝依靠宦官,或者宦官帮着皇帝,甚至自作主张杀掉的。
  所以,外戚与宦官的矛盾极大。一部东汉宫廷史,差不多就是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史。在这个斗争中,士族是偏向外戚的。他们虽然不满外戚的跋扈,却更憎恶宦官的贪婪,痛恨追随宦官的“斗筲小人”与自己争夺做官的权利。于是,汉灵帝去世后,以袁绍为代表的士族,便联合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与宦官集团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结果是宦官杀何进,袁绍杀宦官,外戚与宦官同归于尽。帝国大厦的三根支柱倒了两根,剩下一根也独木难支。
  这个时候,董卓进来了,而且是士族(袁绍)请进来的。这就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董卓是士族,或者是士族能够接受的人,历史也许就会从此改写。然而,尽管董卓也想依靠士族重建帝国新秩序,无奈士族并不愿意与他合作,他也不知道怎样与士族合作。他那不守礼仪不遵法度的专横跋扈和胡作非为,使他被士族界定为“全国共诛之,天下共讨之”的“人民公敌”。朝官以王允为首,策划暗杀;外官以袁绍为首,起兵讨伐。朝野一片混乱。
  这下子,原本就动荡不安的帝国变得更加动荡,门阀的天下变成了军阀的天下。一方面,朝廷派到各地的州牧、刺史、太守纷纷拥兵自重,各行其是,割据一方;另方面,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也放下了笔杆子和锄把子,纷纷招兵买马,拉帮结派,占山为王。他们名为讨董卓,实为抢地盘。董卓,这个并不想当军阀的军阀,让很多人成为了军阀。
  经过多年努力,曹操也变成了军阀,但他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军阀。
  历史既然进入了军阀的时代,那么,能够收拾局面的也就只有军阀,门阀是不行的。什么是门阀?世代显贵的家族。什么是军阀?拥兵自重的集团。世代显贵,或者拥兵自重,对社会就有特殊的支配地位和力量,因此都叫“阀”。但门阀为阀,靠的是门第声望;军阀为阀,靠的是武装力量。门第声望是斗不过武装力量的,所以门阀也斗不过军阀。门阀遇到军阀,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除非他同时是军阀。
  士族并非没有做过这方面努力。袁绍和袁术,就是“门阀兼军阀”。刘表和刘焉,则是“宗室兼军阀”。他们确实也曾风光一时。尤其是袁绍,他成为讨董联盟盟主,也说明士族阶级把宝押在了他身上。然而怎么样呢?都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曹操冒出来了。曹操不是士族,他出身于士族最憎恶和蔑视的宦官家庭。曹操也原本不是军阀,他逃出洛阳时无兵无将无官职。后来在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实力也有限。所以,关东联军这个“集团公司”,就不把他算作“股东”。曹操也知道没有资本,便甘当联军的马前卒。然而关东诸侯的自私自利、鼠目寸光、畏缩不前,让他大失所望。曹操终于明白,世家大族徒有虚名,门阀也斗不过军阀。他决定先把自己变成军阀,然后再来收拾山河。
  实际上,让士族没戏的人正是曹操。经过多年努力,曹操也变成了军阀,但他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军阀。当时许多军阀只想割据一方当土皇帝,曹操却想统一天下。这是第一点。第二,他对于统一后的中国还有理想。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政权”。这就与袁绍不同。袁绍也是要重建秩序,不过他要建立的,是代表士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旧秩序。这就是董卓、袁绍、曹操的区别。董卓是旧秩序的破坏者,袁绍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曹操是新秩序的建设者。董卓是只搞破坏,不搞建设,所以曹操和袁绍要联合起来反对董卓,并致力于重建被破坏的秩序。但是,秩序应该怎样重建,曹操和袁绍立场不同,观点不同,路线不同,所以他们要分道扬镳,甚至决一死战。曹操的作为,遭到了士族阶级的强烈反对。这种反对,集中表现在两次战争,即兖州之战和官渡之战。兖州之战就是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的夏天,张邈和陈宫趁曹操征徐州之机突然反叛,联合吕布夺取曹操的根据地。如不是荀彧和程昱、夏侯敦守住鄄城、范县、东阿,曹操就会变成丧家之犬。张邈和陈宫是曹操的老朋友,为什么要反叛呢?就因为此前曹操杀了兖州名士边让,引起士族和名士的公愤。曹操杀边让,原本是要向士族示威,结果反倒差一点死无葬身之地。士族,哪那么容易反对!
  但是曹操并没有被士族打压下去,袁绍的力量也越来越强。于是就有了官渡之战。如果说兖州之战是世家大族对曹操的突然袭击,那么,官渡之战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决战。袁绍胜,天下就是士族和儒家的;曹操胜,政权就将由寒族和法家来建立了。所以,官渡之战确实是决定当时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战争。
  这一仗打得惊险之极。当时,不但士族地主阶级把赌注押在袁绍身上,就连一些不是士族的人,也都看好袁绍,不看好曹操。董承政变,刘备叛逃,豫州多处sāo乱,徐州郡县降袁,刘表暗中策反,孙策图谋偷袭,名士领袖孔融则在许都风言风语大放厥词,散布袁绍不可战胜的言论,曹操差不多就是四面楚歌。如不是荀彧等人坚决支持,他未必顶得住。
  然而曹操胜利了,袁绍失败了。这下子,历史的rì程表就被彻底打乱。董卓杀进来的时候,士族地主阶级虽然遭到重创,但他们还可以寄希望于袁绍这个“士族兼军阀”。袁绍一败,这一线希望也就化为乌有。袁氏是士族中顶尖级的望族,尚且不能成功,别人又能怎么样呢?看来,在这个军阀的时代,士族出身的人是没戏了,哪怕他同时把自己变成军阀。能够叱咤风云的,只能是非士族出身的人,比如刘备和孙权。
  刘备和孙权都不是士族,也都是军阀,这是与曹操相同的地方。不同的是,他们的政权都建立在南方。而且,也正因为他们在南方,这才能够与曹魏形成鼎足之势。所以,曹操战胜袁绍,是寒族战胜士族;孙刘对抗曹操,则是南方对抗北方。那么,南方为什么能够对抗北方?在这种对抗的背后,又有什么玄妙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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