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终于被曹魏所灭,让人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遗憾。这不仅因为在诸葛亮的领导下,蜀汉其实是治理得最好的;还因为此时的曹魏,早已不是曹操理想中的国家,诸葛亮的蜀汉反倒在某种意义上执行了曹操的路线。然而,执行了曹操路线的蜀汉,却被抛弃了曹操路线的曹魏所灭,此天意耶,抑人谋耶?
这无疑是一个大话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得先弄清楚,诸葛亮的蜀汉,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执行了“曹操的路线”。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抛弃王朝正统的无谓争端,暂时搁置个人品质的道德评价,就不难发现曹操和诸葛亮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许多人看来,曹操和诸葛亮,不但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而且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这当然不无道理。不要说他们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有天壤之别,即便他们的“历史形象”,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如果我们彻底抛弃王朝正统的无谓争端,暂时搁置个人品质的道德评价,仅仅着眼于阶级立场和政治路线,那就不难发现他们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说,他们的建国道路和执政理念,都与袁绍的“儒家士族”路线不同。曹操的做法已不用多讲,要说的是刘备和诸葛亮。
前面讲过,三国之主均非士族,而刘备的情况又较特殊,即名为宗室,实为寒门。他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后”,此为“贵”;但从小“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又为“贫”。所以刘备的出身,既非“贫贱”又非“富贵”,也许只能杜撰一个词——“贫贵”。这样一种出身,就使他具有了双重身份,在士族和寒门两方面都受欢迎。这样看,刘备确实“得人和”。但刘备的人缘好,我认为更得益于他“贩履织席”的经历。这种社会底层的生活,会使他懂得民间疾苦,也使他更能理解人性。这方面,他倒是像曹操。像曹操这样出身“污浊”和刘备这样出身“贫寒”的人,骨子里是不会喜欢那些士族和名士的,尤其不会喜欢他们的虚张声势和自命清高。他们更愿意和那些寒族、庶民打成一片。事实上刘备集团的早期核心成员比如关羽、张飞,就都不出身于名门望族。尤其是关羽,对士族、名士、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顾。我甚至认为,曹操那么欣赏关羽,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原因,就是关羽比他还蔑视士族。那么刘备呢?刘备对名士们还是比较客气的。但从骨子里讲,也未必喜欢。比如蜀中名士张裕,就因为出言不逊被刘备杀掉。据《三国志?周群传》,刘备当时说,就算是兰花,如果挡在门口,也得除掉(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这口气,和曹操没什么两样。
相对而言,诸葛亮对名士比较同情。这并不奇怪,因为诸葛亮也是士人,而且是流亡北士。但诸葛亮并不单单是士人,他还是蜀汉丞相。这个身份和角sè更重要。因此,当名士们行为或言论危害到蜀汉政权,诸葛亮也不会客气。比如“楚之良才”廖立,就被废为庶民,罪名是“诽谤先帝,疵毁众臣”。“荆楚名族”来敏,也被废为庶民,罪名是“乱群”。益州名士彭羕则被处死,时年三十七岁。
彭羕之死与孔融、祢衡颇有相似之处。他的罪名,大约是“煽动谋反,颠覆政权”。诸葛亮讨厌彭羕,和曹操讨厌祢衡、孔融是同样的原因,这几个都属于最让人讨厌的一类名士,即所谓“浮华交会之徒”。此类名士的特点,是名气大脾气也大,学问大派头也大,好发议论,口出狂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不过曹操杀孔融,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倒不完全出于他们的个人好恶,更重要的还是政治需要。自从董卓把天下搞得大乱,几乎所有有志之士和有识之士,都在思考秩序的重建问题。分歧仅仅在于如何重建。袁绍要让世家大族牵着,走东汉的老路;曹操却要有所改革,反过来牵着世家大族走。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与袁绍相反,与曹操相似,也是不走东汉老路。所谓“东汉老路”,无非是继续让世家大族“垄断仕途,控制舆论,成为豪强”。但是我们看诸葛亮的做法,何曾有一点这种意思?他坚持汉初的“察举制”,就是不让士族垄断仕途;他杀彭羕,废来敏,废廖立,就是不让士族控制舆论。至于豪强,诸葛亮的政策是两个字:抑制。
其实诸葛亮和曹操一样,既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的改革者。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说,曹操在北方,诸葛亮在蜀国,都“革去了一些东汉的恶政”。
曹操这个人,是有理想无蓝图。诸葛亮则不同,他是既有理想又有蓝图。由此可见,诸葛亮执行的,实际上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或者“反对曹操的曹操路线”。而且,诸葛亮走得还更远。曹操这个人,是有理想无蓝图。他只知道不能再走东汉的老路,却不知道新路该怎么走。对于自己要走的新路,也不是坚信不移或者心中有数,常常会犯错误或者打退堂鼓。他杀边让,屠徐州,向世家大族示威,结果把自己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战袁绍,征乌桓,意志还不如荀彧、郭嘉坚定,堪称险胜。他那个最重要的政策——唯才是举,也迟至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才提出。这时已是赤壁之战以后,曹操本人也五十六岁了。可见曹操不断试错,然后纠错,然后再错。他的“法家寒族路线”,其实是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
诸葛亮则不同,他是既有理想又有蓝图。我们看诸葛亮的治蜀,是那样的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可见心中有数。也就是说,他有着明确的建国方略和执政理念,他是要在总结两汉政治得失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制度。这个新的制度,从诸葛亮的实践看,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虚君实相,依法治国。后者是曹操也做的,但诸葛亮做得更好。曹操的法治仍不免人治sè彩,诸葛亮就更纯粹,也更公平。曹操的zhèng fǔ仍不免贪腐,诸葛亮那边就廉洁得多。这其实也是“条件和局势”所使然。曹操被士族和名士包围,对他们又有所借重,不能不多少作些让步。曹魏在中原,在中央,士族云集,是大局面;蜀汉在益州,在地方,名士不多,是小局面。所以同样一件事,在曹魏会引起轩然大波,在蜀汉就只有些微波澜。比如诸葛亮杀彭羕,就远没有曹操杀孔融的影响大,甚至鲜为人知。
依法治国是曹操也做的,虚君实相则可能只是诸葛亮的政治理想。从实际情况看,曹操为相与诸葛亮为相都是大权独揽,皇帝形同虚设。汉献帝固然是傀儡,刘阿斗又何尝有权?诸葛亮就连职务也和曹操一模一样,即都是开府的丞相。但是,曹操后来还封了魏公,建了魏国,称了魏王,曹丕还夺了帝位。所有这些事,诸葛亮都没有做。这就大不一样。曹操的“虚君实相”,其实是为了自己“篡位夺权”,诸葛亮就不是。因为他既没有封什么公,建什么国,称什么王,去世以后也没有把相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诸葛亮的“虚君实相”,可以肯定是出以公心。
但是这样一来,就有不少人想不通了。你既然是忠君爱国的,你既然没有篡逆之心,那又为什么要把皇帝架空呢?于是一些维护诸葛亮名誉的人,便只好一口咬定刘禅弱智;而另一些清楚刘禅并非无能的学者,便不免怀疑诸葛亮权yù太重,擅权心切。其实这两种说法恐怕都可以商量。我倒是愿以最大的善意猜测,诸葛亮的“虚君实相”,乃是一种制度性的改革,即皇帝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象征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丞相做实际上的zhèng fǔ首脑,负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西汉初年就有这么一点意思。若如此,则无疑是当时最好的制度。诸葛亮的蜀国,也堪称当时的“政治特区”。可惜这事只有实践,没有理论,更没有形成法律,即没有真正成为制度。再加上诸葛亮壮志未酬身先死,也就不了了之,实在让人痛惜。
崇拜、缅怀诸葛亮的人,只念念不忘他的“兴复汉室”,耿耿于怀他的“出师未捷”,真正有意义的“依法治国”和“虚君实相”则少有人提起
不过诸葛亮的不幸还不在这里,而在于他的想法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国家又最先灭亡。其实诸葛亮一去世,他的实验就不再继续;蜀国一亡,他的理想就彻底破灭。甚至就连崇拜、缅怀他的人,也是只念念不忘他的“兴复汉室”,耿耿于怀他的“出师未捷”,真正有意义的“依法治国”和“虚君实相”则少有人提起,这岂非不幸?有人说,伟大的人物都是孤独的。我相信诸葛亮也如此。
其实曹操又何尝不是这样!千百年来,曹操可能是被议论最多的历史人物之一,至今仍然有人为他争论不休,可谓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呢?他得到的客观、公正、深刻的评价又有多少呢?我听到的,往往只是一片“道义的愤怒”。
这里无法对曹操作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对诸葛亮也一样),只想简单地说说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在我看来,曹操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就在于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这个新秩序从阶级关系讲,是庶族的;从意识形态讲,是法家的。因此,它和曹操这个人一样,也是要打折扣的。因为历史证明,最适合帝国的统治阶级,就是庶族地主;最适合帝国的意识形态,却不是法家思想。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线,既不是袁绍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但这只能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369年试错之后才能实现,以司马家族为代表的士族政权也有历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误,岂能不败?
现在我们知道,士族地主阶级为什么那么不待见曹操了。因为曹操挡了他们的路,耽误了他们的时间。前面讲过,士族在东汉末年,已经是统治集团的主要力量。他们要成为统治阶级,也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和平过渡,二是武装斗争。董卓入京,使前一种方式不再可能;官渡之战,又使后一种方式化为泡影。这个时候,能够夺取政权的,就只有非士族出身的军阀。而且,也只有暂时撇开袁绍代表的“儒家士族路线”,他们才能成功。这就是刘备、孙权等人能够在“后袁绍时期”胜出的原因。显然,这些非士族的军阀出了头,这些非士族的政权得了势,说起来都因为“前有车,后有辙”,曹操起了“带头作用”。因此,士族地主阶级肯定要将自己满腔的愤怒,都倾泄到曹操身上,怀着刻骨的仇恨将他“妖魔化”。再加上他自己多有不义,曹操便不可避免地从英雄变成奸雄。
何况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他最大的失误,就是为曹丕的称帝创造了条件。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还是可以设想,如果曹操不称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国,哪怕曹家世代为相,事情恐怕也会两样。可惜曹操太迷恋那最高权力了,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想当年,路易?波拿巴仿效他的伯父拿破仑发动政变时,马克思就曾预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我们也可以套用一句:当曹丕把皇袍披在自己身上时,曹操就只能等着被画成一张大白脸了。
就在曹操走向地狱的时候,诸葛亮也走上了神坛。不可否认,诸葛亮身上有太多闪光的精神。他的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都堪称千古楷模。但诸葛亮成为神,却并不完全因为这些。主要还是社会需要典型。帝国统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则需要一位代言人。这和曹操变成鬼是同样的道理。
然而在我看来,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诸葛亮,不过是长江的前浪和后浪;作为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曹操和诸葛亮,则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性的两面。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诸葛亮既然是“后浪”,“前浪”的曹操,也就只好“死在沙滩上”。
这可不是我们希望的。我们的希望,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不断变新浪”。但,历史的长河果真能够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