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安德烈
一
我倒數第二次看見安德烈是在我爸的葬禮上。
東北的葬禮準確來說，應該叫集體參觀火化。沒有眼淚，沒有致辭，沒有人被允許說，死了的人活著的時候是什麼樣子的，尤其是死了一個普通人的時候。死者的家屬徹夜不眠，想著第二天都會來什麼車，誰給車扎花，誰去給井蓋鋪紙，誰在靈車上向外撒紙錢。若死者有兒子，這個兒子就要想想怎麼把瓦盆摔碎，一定要四分五裂才好，人才走得順當。若是碎得不夠徹底，親戚們便瞪起眼，覺得你耽誤了行程，讓他誤了一班車，還要撿起來，重新摔過。我便親眼見過有人摔來摔去也摔不碎。有人在旁邊說：你媽還有未了的心事。那人正被瓦盆弄得起急，撿起瓦盆朝那人扔去，那人一躲，瓦盆碎了個稀里嘩啦。
參加的人也要起個大早，通常是凌晨五點左右。車隊要排好，瓦盆一碎，靈車的司機就斜眼瞧你，你塞給他三百塊錢，他就馬上喊道：起靈！這種人通常聲若洪鐘，兩個字在黎明裡盪開去，好像要讓街上漂浮的遊魂讓路。若是塞給一百，他好像突然困了一樣，叨咕一聲：起靈吧。之所以這麼早就要出發，是為了趕那第一爐，其實早沒有什麼第一爐，不知道什麼人正趕在焚屍爐建成那一天死掉，獲此殊榮，之後的第一爐，無非是那天還沒有煉過人罷了。這淺顯的道理任何人都懂，可還是要爭那第一爐，似乎凡事都要有個次序，然後爭一爭，人們才能安心。
我爸葬禮的前一晚，我的睾丸突然劇痛，不知道是不是那陣子一直在醫院忙著，沒工夫尿尿，憋出了毛病，疼得好像要找大夫把自己閹了才好。我安排人把香看好，千萬不要滅了，自己披上大衣，鑽進零下三十度的寒風裡，走進我家對面我爸去世的醫院，躺在一張發黑的床單上，脫下褲子，讓大夫把我的睾丸捅來捅去，看看這兩個一直帶給我快樂的東西，這天晚上怎麼了。大夫是個男人，手卻很細，好像在挑水果，他說：大小一樣，應該不是先天畸形，最近性生活正常嗎？我說：不正常，家裡有事，沒過性生活。他說：之前正常嗎？我說：聽人家說不正常，時間有點長。他說：沒事兒，我看。說著他又捅了捅。你是喝水喝少了，可能裡面有點銹。他話音一落，我就不疼了，一點也不疼。診室里的電子鐘指著四點四十五分，我提上褲子從床單上跳下來，沖著大夫鞠了一躬，然後跑家裡。車隊已經就位，我從車隊的尾巴跑向車頭，親戚們已經在院子里站好，我媽站在靈車邊上，她從兜里掏出黑紗，上面有一個白色的「孝」字，戴在我胳膊上。瓦盆在地上，燒紙已經放好，我從褲兜里掏出打火機，司機及時拉了我一把，遞給我一盒火柴，於是我用火柴把燒紙點燃，看它們冒出黑煙然後化為灰燼。我吸了口氣把瓦盆舉過頭頂，這時突然忘了台詞。我媽在我身邊輕輕說：爸，一路走好。我喊：爸，一路走好！瓦盆摔了個粉碎，好像是見了風的木乃伊一樣，灰飛煙滅。她塞給司機三百塊，司機聲嘶力竭：起靈！
然後，我看見安德烈，披著他初中時的那件灰色大衣，和初中時候一樣，敞著懷，裡面只有一件背心，手提著初中時的破書包，像是提著剛剛斬下的人頭，在熹微中向我走過來。
我第一次見他時，他就穿了一件背心，那是初一的第一堂課。班主任是個三十歲出頭的女人，姓孫，初中三年她一直陪伴著我們，在不得已的相互了解中，我們發現對她來說，生於和平年代是個不小的失誤。當老師，對於她是屈才，對於我們是有點過頭了。當時她擦了擦黑色小皮鞋上的灰塵，好像剛剛爬過幾座大山趕到此地，說，你們應該能猜到，我今天能教你們，一定是我這些年教得不賴，我有辦法治他們，我教過的學生沒有一個回來看我的，我不難過，他們要是不怕我，早就完蛋了。所以，還是那句話，你們都是好學生，都是考上來的，我不想管你們，我太累了。然後她抬頭看了看我們，好像在確定是不是聽懂了她的話。大部分人都投去聽得不能再懂的眼神，我也是。那是1997年，東北的教育體系中誕生出一種擇校制度，堪稱深刻洞察家長學生心理的偉大發明，即是在原本不錯的初中內，設立至少甲乙丙丁四個班（基本上都是如此，為了和普通的一二三四等班區別開），叫作「校中校」，吸收小學畢業的考生。和後來的中考高考有所不同的是，這種考試就算你考了第一名，也需要交納九千塊錢才能入學，所以又叫九千班。不過就算九千塊錢在當時是筆不小的數目（我家的這筆錢便是東拼西湊的），可幾乎所有小學畢業生都會試圖報考這樣的學校，誰會在剛剛起步的時候就停下來看著別人從身邊跑過去呢？我們當時的班級便是甲乙丙丁四個九千班裡的丁班。
孫老師講話的時候，有一個人拿了把小刀，一直趴在桌上刻字，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孫老師指著他，說：你，起立！他用手撐著桌子站起來，臉上露出不可遏制的笑容，想捂嘴又似乎有些難為情。孫老師說：你叫什麼？他說：我叫安德烈。她說：你怎麼會叫這個名字？到前面來，把你的名字寫在黑板上。他走出來，我們都笑出聲，不只是名字奇怪，他穿了一件極長的挎籃背心，下擺遮住了屁股，好像是穿了一件女人的套裙，兩條光溜溜的細腿，腳上穿著一雙舊球鞋。他走到前面，說：老師，沒有粉筆。孫老師從講桌里拿出一整盒，抽出一根遞給他。他把粉筆掰斷，一大半還給孫老師，留在手裡的只有一小點，趴在黑板上寫：安德烈。字極難看，卻寫得極大，結果把難看放大了，尤其是「烈」的四個點，好像黑板上爬滿了肥碩的蚯蚓。寫完最後一筆，粉筆剛好用完，「烈」字的最後一點是用手塗上去的。孫老師翻開點名冊，說：名冊上的安德舜是你嗎？他說：那是我爸起的，和我沒關係。孫老師的惱火已經裝滿了教室，安德烈卻不以為然，笑嘻嘻地站在她的面前。她說：安德舜，你剛才在桌子上刻什麼？他說：周總理。孫老師似乎嚇了一跳，說：下課之前你要是不把課桌上的周總理劃掉，我就讓你父母來賠！以後考試，你要敢寫安德烈，我就給你零分，以後你要是還穿背心短褲來上學，我就讓你當著大夥脫掉，聽明白了嗎？我下意識在底下點頭，這是小學時落下的毛病，老師問「聽明白了嗎」，無論如何是應該點頭的。安德烈搖搖頭說：沒有。孫老師把黑板擦在講桌上狠狠一拍，說：有什麼不明白的？他在浮起的粉筆灰中慢慢地說：你讓我把字劃掉，是因為寫字破壞了桌子，可如果劃掉，桌子就破壞得更厲害了，而且周總理怎麼是能夠輕易磨滅的？你讓我寫那個我爸起的名字，是因為名冊上是那個名字，可現在我們已經認識了，你已經把名字和我聯繫上了，我寫哪個名字你都會知道是我啊？你覺得我穿背心短褲不對，可走廊里的校規沒寫不讓穿，你不讓穿是覺得難看，我穿是覺得涼快，如果你讓我脫乾淨，那不是更難看，我不是更涼快了嗎？
孫老師的臉在幾秒鐘之內已經變換了好幾種顏色，最後定格為蒼白，她說：你覺得你很有理是不是？他說：嗯，和你一樣。她頓了一下說：以後我的課，你不要上了。他想了想，好像在算數，說：那你得退給我五分之一的學費。九千除以五，一千八百塊錢。她知道今天沒有勝算，當著這麼多人動手打人又違背她剛剛說過從來不動手的話，就說：你回座位，晚上叫你父母來。他不置可否，笑嘻嘻地走回去，剛剛坐下，她說：全體起立。他又站起來，用手撐著桌子。她說：都到教室外面去，按大小個兒站好，今天排座位。於是我們呼呼啦啦出去，男女分成兩列，一個個對好。這時孫老師把安德烈從隊伍里拽出來說：你先等著。等大家全都坐定，她指著最後一排的最右側，挨著教室的後門，對安德烈說：你把你的桌子搬過去，坐那。
安德烈在那裡坐了三年。就算初三的時候，我們班開始搞座位輪換，也沒有能夠拯救他。剛上初三就有些家長反映自己的兒女長得個大就坐在後面不公平，個大本來是好事，這麼一弄倒成了歧視。那時候大家的眼睛都開始紛紛出了毛病，除了生在知識分子家庭先天就遺傳父母的近視，其他生下來時正常的眼睛到了初三都模糊起來。一方面是課上的內容越來越多，黑板上的字也就越來越小，有些老師不會安排空間，上來先痛痛快快地寫幾排大字，寫到第二塊板子，發現寫不完，字就驟然變小，到了最後，簡直像趴在黑板上刻字一樣，刻出白色的一小團，整個黑板自上而下就像一張視力表；第二方面是，大家越睡越晚，聽說有幾個女生經常熬通宵，第二天照常上課，還能站起來回答問題。這是孫老師告訴我們的，她說：睡那麼多有什麼用？不睡不也好好的？後來其中一個叫作於和美的，一天在課堂上突然把腦袋放在地上，老師開始以為她在撿東西，看她遲遲撿不起來，說：於和美，先聽課。她輕輕地說：老師，我覺得，不是，我猜，我的腦袋缺血了，我要把血控上來，控一會就好了。老師覺得不妙，走過去把她拉起來，只見她的鼻孔噴出兩道血流，好像要把她頂上天空一樣。第二天孫老師告訴我們，她是先天腦供血不足，以前不知道。我們可不信這個，至少不信先天兩個字。況且供血不足，血怎麼還會從鼻孔洶湧而出呢？當然像於和美這樣腦袋一度出問題的還是很少的，實在是太少的人會相信不睡覺也能好好的這種話。所以一些大個子的家長，當然是那些能和老師說上話的家長，發現自己的兒女看不清黑板了，而那些小個兒每天就在黑板底下聽課，想不看黑板都不行，黑板就在眼前，只要不是垂直趴在桌子上，隨時都在視野里，就提出班裡的座位應該輪換，每周一次。對於這樣的家長，老師通常還是民主的，馬上就輪換起來。可安德烈從來沒有輪換過，除了初一下學期，也從來沒有過同桌，他就像一顆釘子，被老師釘在後門的窗戶底下，然後銹在那裡。
不但是老師希望他坐在那，開始的時候，我們也希望他坐在那不要走。
初一上學期的一天下午，班裡自習，大家正亂作一團，汪洋說馬立業前幾天從他那拿的一本《灌籃高手》一直沒還給他，馬立業說是被汪海拿走了，當時他告訴了汪洋，汪洋說知道了，可現在看來他不知道。汪海說他是從馬立業那拿過一本《灌籃高手》，可不是他們說的第二十五集，而是第二十六集。汪洋把書包里的書倒出來，發現原來第二十六集也沒了。他就說先不要說第二十五集的事兒，把二十六集還給我，汪海說在家呢，然後又加了一句，二十六集真沒勁，也不知道三井的那個三分球進沒進，馬立業叫起來說，不對，這是第二十五集里的事兒。大家便開始熱烈地討論三井，大多數人認為三井是那套漫畫里最有味道的人物。安德烈突然喊道：別說了，孫老師來了。大家正在愣神，班裡出現了整個下午唯一一刻短暫的寂靜。門開了，孫老師走進來，看見每個人尚未合攏的嘴，有的是因為話還沒有說完，有的是因為驚訝，她也驚訝得把嘴微微張開，低頭看了看自己的高跟鞋，慚愧地笑了笑說：你們學會聽聲了。說完扭頭走了。我們看向安德烈，他正拿著圓規在桌子上刻東西，那張桌子上除了他的名字之外，他已經刻上了海豚，鹿，阿基米德，當然還有周總理，不知道這回他刻的是什麼東西。也許是他的耳朵靈吧，我相信大多數人當時都這麼想。
第二天，還是那個時候，大家正在談論《神鵰俠侶》里的尹志平是不是該死，馬立業正在大講守宮砂的科學依據，當時古天樂和李若彤主演的《神鵰俠侶》播得正熱，李若彤被尹志平侮辱那一集，是所有人心頭的痛楚。安德烈說：別說了，孫老師來了。大家就好像聽見長官說立正一樣，馬上用眼睛盯著眼前的書，桌子上沒有書的就從抽屜里隨便摸出一本盯上去，一時間大家眼觀鼻鼻觀口口觀心，坐禪一樣寧靜。沒有腳步聲，門開了，孫老師穿了一雙運動鞋走了進來。她這次看見的不是微張的嘴，而是一排排的後腦勺。我用眼角餘光看見她有些茫然，好像正在回憶哪裡出了問題，就像電影里被共產黨員戲弄的特務。最後她說：把書包交上來，考試。看來她真是沒有辦法了，只好槍斃俘虜。
考完之後，我們向安德烈走過去，雖然他害我們多挨了一場考試，可我們更想知道他為什麼會像雷達一樣神奇。他從桌膛里掏出一面鏡子，已經破了，被人用透明膠粘起來，上面的人影好像臉上有疤。他說：這條走廊寬兩米半。大家點頭，好像都去量過一樣。他伸手指了指頭上的窗子，說：這塊玻璃離地面一米六五左右，幾乎和孫老師一樣高，現在是十月份，下午兩點到三點陽光和地面的角度應該是四十五度多一點，可以認為是四十五度。他看我們全部傻在當場，又掏出一張草紙，上面寫著幾個方程式，也是蚯蚓一般的模樣。他說：我的書桌離地面八十三厘米，好，有了這些值，我把鏡子放在距離我胸口三十五厘米，距離玻璃七十五厘米的地方，因為我們的教室在這條走廊的盡頭。他抓起背心的下擺擦了擦鼻子繼續說：所以孫老師要是想搞突然襲擊，只能從東向西走過來，她又戴眼鏡，你們知道她戴眼鏡吧？我把鏡子擺好之後，只要她不是故意貼著牆走，而是走在走廊的中軸線或者中軸線靠右，在她距離後面這塊玻璃……他看著我們，沒人回答，他失落地說：三米半的時候，我就能看到她的眼鏡反射的光。我們驚訝了一會之後，汪洋說：真牛逼啊，真牛逼！然後我們像逃兵一樣退去，把安德烈留在那個屬於他的哨崗上。
不知不覺半年時間過去了，我的成績越來越差。因為我愛上了一個同班的女孩兒，或者說，為了和這看不到邊的苦悶生活作對，我選擇愛上一個女孩兒，然後成績就自然而然地差起來。現在我早已忘了她的樣子，其實在當時我也經常想不起她的樣子，那時卻被一種愛的感覺徹頭徹尾地征服。我挨了很多次打，當然是因為成績的原因，我爸媽無法理解花了九千塊錢把我送上一所我考上的好學校，我竟然成績突然不行了，這對於他們來說無異於一種詐騙。我對自己是很理解的，因為我知道小時候那些所謂的優異成績，只是比同齡人更早地使用了大腦。而在其他方面我則更晚覺悟，而我現在已經覺悟，至於大腦，用不用是我自己的事情。為了那個我現在已經忘記的女孩兒，我做了許多的事情，很多我至今想起來都無法相信，其中一件就是在凌晨時分，爬過學校的圍牆，用準備好的晾衣竿捅開窗戶，跳進教室，為她整理桌膛。把她前一晚隨意扔在桌膛里的書，分門別類擺好。然後坐在她的椅子上，想像再過幾個小時她坐在上面的樣子。這樣的事情我不是每天都做，偶爾一次突然的莫名其妙的整齊，她才不會起疑心。
就在這種愛最炙熱的時候，或者說，就在這種愛冷卻之前，我們開了政治課，那是初一下學期。
政治老師是一個四十幾歲的女人，卻還沒有結婚，長得像是三十幾歲，愛穿花衣服，臉也經常抹得如同牆皮的顏色，走起路來喜歡扭屁股，忽左忽右，好像在和一個我們看不見的人跳舞。她姓宋，我們都叫她「宋屁股」。聽說她年輕的時候美得可以，不光是屁股，哪裡都好看，還寫得一手好文章，這是歷史老師告訴我們的。歷史老師是一個男人，是我們學校里唯一打著領帶上課的老師。他上課的時候不愛講歷史，說歷史書太臟，經常撇著嘴說：穢史啊，穢史。他專講宋屁股，講宋屁股的歷史。他說宋屁股下鄉的時候沒有書看，身邊只有一本字典，就天天背字典，吃飯睡覺下地幹活都背，後來就精神出了問題，說簡體字越看越不像字，這話傳出去，她就成了那個公社裡最年輕的反革命。但是也有人說她的精神病不是因為背字典，而是因為公社書記。我們問，公社書記？他說，你們不懂了，講也白講，反正她是她那一批里最晚回城的，回城之後，精神病就好了。因為中考不考歷史和政治，歷史課和政治課實際上是擺設，只有半學期，上完就可以把書賣掉。歷史老師深刻地領會了他事業的精髓，把歷史課變成了政治老師的歷史的課，一到他的課，我們就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那時候老師們都喜歡扮作上帝，我們也沒有覺得如何不對，可突然有一個上帝願意講另一個上帝的八卦，我們便趨之若鶩，覺得沒有任何一門課能和歷史課媲美，就像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在我們的眼裡根本不能和宋屁股的歷史媲美一樣。
一天我又早早到了學校，去給她整理桌膛。我把晾衣竿伸向窗戶，卻沒有碰到玻璃，退後幾步才發現窗戶已經開了，一定是勞動委員隋飛飛前一天晚上忘記關了，我想。我揚手把晾衣竿扔進教室，做了一個簡短的助跑，上了窗檯，等我落在教室里的時候，我發現教室有一個人，在清晨的黯淡曙光里，我認出她是宋屁股。
她看見我的驚詫不次於我看見她的驚詫，我們面對面驚詫地站著，屋裡像是沒有人一樣安靜。她的手裡拎著一個編織袋，站在她的書桌邊，另一隻手拿著一本書，包著生物書的書皮。可我認識這本書，它十分容易辨識，除了厚度比生物書厚出三分之一，從側面看，有一排書瓤已經發黑，那是描寫尹志平迷奸小龍女的段落，上面留下了很多人手上的汗漬。從她的表情和姿勢看，如果我沒有突然跳進來，她應該會把《神鵰俠侶》放進編織袋裡面去。我突然想起來汪洋丟失的《灌籃高手》第二十五本，安娜丟失的《我的靈魂騎在紙背上》，之後馬立業的《幽游白書》也不見了一本，許可的《福爾摩斯探案集》也找不到那本《血字的研究》了。這些書本來就不應該拿到學校來，如果向老師報案就相當於自首。她首先停止了驚詫，把「生物書」丟進了編織袋，然後她站直了身體，編織袋在她的手裡顯得有些分量，看來她是沿著走廊一路摸過來的，我們的教室是她今天的最後一站。她向我走過來，把編織袋敞開，說：挑一本。裡面五顏六色，我想找到那本《神鵰俠侶》，結果卻抽出一本《第三軍團》。她笑了笑，很自然的笑，好像是我做錯事，她在施捨我，說：有點眼光，這本不錯。我扔回去，把腦袋伸進編織袋，翻出那本《神鵰俠侶》，放回她面前的桌膛。她把編織袋拉上，說：我這些書是要交到德育處的。我在椅子上坐下，沒有說話，然後我聽見她跳了出去，輕盈地落在地上，之後我一直在想，她是怎麼跳出去的呢，穿了那麼一件緊身的裙子，我當時真應該回頭看她一眼。
上課鈴響起的時候，剛才那會兒的沉默和狐疑已經過去，畢竟因為我，她今天沒有得逞。也許我應該向班主任報告，可如果我告訴孫老師今天清晨在教室里發生的事情，首先要說清楚我大清早跳到教室里幹什麼。我來幹什麼呢？睡不著覺跳進教室來一場大掃除，還是我一直在暗地裡調查我們班的課外書失竊案？況且宋屁股長得又不那麼難看，曾經還因為書或者其他什麼事得過精神病，只要她被我嚇到，以後不偷就好了，而且一想到我要站在孫老師面前舉報另一人，我就為自己感到噁心。我剛剛想到噁心兩個字，孫老師走進教室說：李默，早自習不要上了，給我出來。
她進了辦公室坐下，說：你書包呢？我一驚，想起來剛才在座位上，椅子怎麼那麼寬敞，可以動來動去，原來是書包沒在屁股後面。她從辦公桌底下的陰影里把我的書包拽出來，說：你小子真行，給我打開。我看見我的書包已經變了形，好像一隻吃多了的胃，無須我動手，書包的蓋子已經自己彈開，裡面的書掉出來，教材都還在，只不過被壓在最下面，上面的一層是《第三軍團》《基督山伯爵》《窗外》《蕭十一郎》。她說：撿起來。我把這幾本撿起來，她拉開抽屜，我把它們放進去。她推上抽屜說：你要不是傻一點，我還真發現不了是你把這些東西帶到班上的。她得意得好像眼睛要掉出來，說：你把書包落在走廊，我要是不撿，你說，是不是對不起你？我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我跳進去的時候，書包落在走廊里，宋屁股跳出去的時候，發現我的書包，就把我們班的書放進去，她以為我馬上會把書包拿回去。可我當時正在疑惑和恍惚中，完全把我還有一個書包這件事情忘得一乾二淨。結果孫老師黃雀在後，我就進了她的辦公室，書也進了她的抽屜。
宋屁股並不是要害我，她是希望我拿回屬於我們班的東西，然後把這個早晨的事情忘掉，可她卻真把我害慘了。
孫老師的處理方式除了把那幾本書留在抽屜里，還讓我把桌子搬到安德烈旁邊。她說：從現在開始誰犯了大錯，就去和安德舜同桌，什麼時候你考了年級第一名，我再把你調回來。這明擺著是要我和安德烈一起坐上三年。我抱著桌子搬過去的時候十分沮喪，其實這樣的發配和打擊我早已經不放在心上，像我這樣成績不好又有些內向的學生，每天經受的侮辱和打擊已經融進我的血液，鑄就毫無廉恥心的免疫系統，就算我看不見黑板又有什麼關係呢？我看見了不也和沒看見差不多，還少了一個堂皇的借口。讓我沮喪的是安德烈是我們班裡最髒的學生，好像是一個年輕的乞丐溜進了我們的教室旁聽。冬天他穿的棉衣上，有一層發亮的油漬，整個人像是一面鏡子，走到哪裡都有光線在他的身上折射到四面八方。他的身上有一種發霉的味道，不知道是衣服還是他的身體，總之一定是有什麼東西正在腐壞，經過他的身邊就像是經過一個小型的垃圾場，尤其是在一個人的視力正在減退的時候，他的嗅覺就變得特別靈敏。
我搬過去的那天下午，第一堂課是政治課，安德烈並沒有對我表示歡迎，也沒有表示抗拒，只是把他的書桌向旁邊靠了靠，使我能夠有足夠的空間趴下睡覺。我沒有睡，而是坐直了等著宋屁股扭著屁股走進來，我沒有膽量走過去告訴她，雖然你害了我，可還是感謝你把那些書留下，我不會向任何人說起這件事。我只是想平靜地看她一眼，也許她能夠明白我的意思。可是走進來的卻是打著領帶的歷史老師，他說：宋老師今天有事，她的課串到下周，大家把歷史書拿出來，今天我們講……他把自己的書翻開，試圖回憶起他這門課的進度……第一章，人類的起源。我正在驚奇他為什麼沒有講宋屁股的故事，他已經開始朗誦課文，「人類的曾祖父是一種相貌醜陋，毫無吸引力的動物。他五短身材，比現在的人類要矮小得多」。我無法集中精神聽關於人類的曾祖父的故事，第一是宋屁股本人的和在歷史老師口中的雙重缺失讓我很焦慮，我一直不知道原諒一個人是什麼感覺，好不容易有了一次原諒別人的權力，被原諒的對象又不見了，要下周才能出現，這一周的時間讓我心頭的原諒安放在何處？第二，安德烈一直在旁邊小聲說話，自言自語，我有幾次差一點就聽清了，可最終還是沒有聽清。在快要下課的時候，我終於忍無可忍，說：哎，你在那叨咕什麼呢？他看了看我，說：他講得不對。我說：他講什麼了？他把自己的書挪過來，不知道他到底是哪裡出油，竟然連歷史書上都是油漬，他指著其中一段說：書上說，人，他指了指我倆，就是我們這樣的，是從猿也就是一種大猴子進化來的。我說：啊，動物里也就它們和我們最像了。他說：你去過動物園嗎？我說：沒有，聽說過。他說：我也沒去過，但是裡面肯定有猴子對吧。我說：對，咱書上畫著呢。他說：動物園這玩意……他拿出一個小本，是一些報紙的碎片，用線縫在一起，看上去像是一沓錢。他接著說：報紙上寫，動物園這玩意已經誕生了幾百年，怎麼沒有一隻猴子進化成人，不說動物園，有人類之後，森林裡的猴子也沒有跟著滅絕啊，那些猴子怎麼到現在沒有一隻像咱們這樣，能寫能算，還能坐這兒聽課呢？我頓時被問住，但是為了證明我不是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讓他在猴子和人的領域遙遙領先於我，我問：那你說，人是從哪來的？他把報紙片放回他的灰色大衣里，說：有人說，人是上帝造的。但是這個問題無法證明，你既無法證明人是上帝造的，也無法證明人不是上帝造的，我也覺得人應該是被造出來的，但是不一定是上帝，誰知道那是個什麼東西？我忽然靈光一現說：人不是從宇宙里來的嗎？我的意思是先有了宇宙，才有了人，對不對？他說：宇宙是誰造的呢？我投降了。我說：你贏了，我們是人造的。他擺擺手，說：不對，不對，我只是覺得，也無法證明，我只能證明他們不對，從邏輯上，可也無法證明自己對。我說：別跟我說邏輯和證明，上次數學考試我考了三十幾分。他說：我也是，你三十幾？我三十二。我說：比你多兩分，你那鏡子整得多牛逼，怎麼數學考這麼少？他聽我問起，馬上把那次的考試卷子翻出來，指著第二題說：這道題其實用了一個很簡單的定理，但是我在算的時候，發現這個定理有些不夠，怎麼說呢，有點啰嗦，我就想把它弄短一點，我又得證明短了之後的定理和原來的定理其實是一樣嚴密的，你懂吧，嚴密。結果呢？他興奮地搓著手，說：考試的時間就過去了。我看到他的卷子上，抬頭處寫著蚯蚓一般的「初一丁班安德烈」，第一題是滿分，第二題的運算佔滿了卷子剩餘的所有空間，結果是零分。看來，他是把還有其他三十幾道題這件事情忘記了。我問：最後呢，你的定理怎麼樣？他高興地說：錯了。原來的表述，應該是最完美的。
我和安德烈真正成為朋友是因為足球。
初一下學期的冬天，遲遲沒有下雪。就在那個冬天，雪把地面覆蓋之前，我開始懂得了一點踢球的竅門。足球來到我腳下之間，我能聽見自己興奮的呼吸，我的所有神經都把靈感傳導到腳上，髖和腳腕隨時準備把這隻皮球控制得像是我身體的一部分。我無師自通地掌握了球的旋轉，我發現要想讓球聽你的話，就要讓它在你的腳底下旋轉起來。只用一個月的時間，我便可以帶球的時候不用低頭看它，讓它自如地在我腳下打轉，然後觀察我的隊友正在什麼地方奔跑，對手正在從什麼方向向我趕來。我熱愛帶球，就像一個嬰兒熱愛媽媽的乳頭那樣，無時無刻不想把它銜在嘴裡。我討厭傳球，就算是所有人都向我撲來，而我隊友已經排列整齊站在對方的面前，我也會勇敢地選擇獨自把球從所有人中間帶出來，繞過隊友，送進對方的門裡。這也許是我那時生活中僅存的快樂。可當時我忙著把球踢得更加精湛，根本沒工夫想到這是快樂，在我的生活已經全面褪色的時候，足球成了我緊緊抓住的色彩，我妄想，在這個操場上重新成為英雄。
當時很多人討厭和我踢球，因為他們會閑下來，除了向我吆喝著希望我把球傳給他們，沒有別的事可做，有幾次我聽見他們的聲音已經近乎於哀求：李默，傳啊，傳給我！我無動於衷，繼續讓我和我的足球舞蹈。有一次足球從我的側面飛來，我用腳內側把球輕輕停在半空中，它像一隻陀螺一樣在那裡旋轉。兩個人站在我的身邊，他們同時伸出腳希望把球踢走，我把身體從他倆之間穿過，在他們以為我忘記了球已經在我身後的時候，我用右腳的後跟把球磕過兩人的頭頂，側身把球抽進球門。我記得所有人都愣在那裡，發出難以抑制的驚呼。
安德烈也是在那個冬天開始學習踢球，馬上陷入痴迷。和我不同的是，他是一個後衛。可是他天生骨頭僵硬，兩條腿跑起來就像操場上誰在搬一條兩條腿的凳子。而且他的運動神經明顯不如他的理科神經發達，經常是球到了近前，露出驚訝的表情，好像是在想，咦，它是什麼時候過來的？然後兩條腿像是騎自行車一樣，一通亂蹬，把球蹬出去。可他的腳卻硬得像是石頭一樣，經常把球踢過圍牆，如果你不小心被他蹬上，一定是一個疼痛難當的下午。他經常因為踢人惹事，因為他踢了人之後自己毫無察覺，對方在地上打滾的同時，他已經沖著球追過去，抬起一腳把球踢遠，有幾次不小心踢在倒地的人臉上，估計對方一時不知道腿和臉哪一個部分更疼。等人家爬起來揪住他，他還無辜地說：不是我，你弄錯人了，踢了你，我一定知道的。
就在那次我把球從兩人的頭頂勾過之後，我坐在球門裡，脫下鞋子，看著別人把手伸出圍牆的柵欄買水喝，心裡盤算著誰能讓我喝一口。他坐了過來，也脫下鞋子，空氣馬上變味，他的襪子已經臭得發乾，我相信如果脫下來，可以像兩隻靴子立在地上。他伸手摸了摸我的腳，我嚇一跳說：你幹嗎？他說：你怎麼踢得那麼好？就是剛才，你怎麼能，就是那麼一踢，你怎麼能想到那麼一踢？我說：哪有工夫想，就是隨便一踢唄，我還會別的呢。我把球抱過來，穿著襪子把球顛過頭頂，等球快落到膝蓋附近的時候，用腳把球在空中一帶，球像被抽了一鞭子轉起來，然後穩穩地落在我的腳面上。他瞪大眼睛說：你的腳上怎麼像是有膠水？我把球踢給他說：你試試。不難。他站起來，我說：你踢球的底下，落下來的時候像我那麼向旁邊一帶，畫一個半圓。他照我說的，結果一腳把球踢過了圍牆，落在一位賣水的老太太的車上。老太太馬上在牆那邊罵起來：誰踢的？是不是丁班那個傻小子？遲早有一天我得讓你踢死。他抱著球回來的時候說：我不行，我的腳法不夠黏。
從那天起，無論什麼時候踢球，他一定要和我在一邊，他說：你上去，上去，過他們，我給你當後衛。他給我當後衛的方式除了把球踢出圍牆和把對方踢倒在地之外，就是一定要把球傳給我。在他逐漸掌握了長傳球的技巧之後，這一特點變得尤為明顯。他不在乎我是不是已經陷入重圍，或者根本沒有準備接球，有幾次我稍一溜號，球已經飛到我的臉上。同伴們後來也逐漸發現了他這一癖好，看他要傳球的時候就喊起來：安德烈，還有我們呢。這樣的話對他沒有任何影響，他的眼睛裡只有我這一個隊友，足球對於他來說不是十一人制的，而是兩人制的，就像是乒乓球里的雙打。最可氣的一次是我已經坐在場下，我剛剛扭了腳，他的球還是朝我飛過來，我狼狽地趴在地上把球躲過，然後一瘸一拐地把他拉出來，說：你傳給我之前，能不能先看我一眼？他說：我看了啊，要不然我怎麼知道傳到哪？我說：我的意思是你得看一眼我是不是方便接球。他說：我怎麼能知道你方不方便？我想了想說：如果我也看你，我就是方便，你看我的眼色行事。他說：我聽你的。從那天之後就變成，如果我不看他，他就把球踢到界外去。
在我和他成為朋友之後，政治課換了老師，來了一個嬉皮笑臉的胖子，走進教室之後的第一句話是：我這課沒什麼用，該睡睡會，都挺累的，但是我還是得講，不講不好，你們睡你們的，咱們誰也別耽誤誰。上了初二，政治課取消，我還是記不住這個老師姓什麼，我只記得那個宋屁股，她為什麼不來了，沒人告訴我們。我便說服自己，她一定是有了更好的出路，不用在這兒講沒人聽的政治。我不敢相信她的離去和那個早晨有什麼關係，我寧願相信她根本不需要我這個孩子的原諒，她一定是早已經把我忘了。就在那一刻，我發現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想起我曾經喜歡過的那個女孩兒，也沒再給她整理過桌膛，我竟然在對宋屁股的等待中不知不覺把她忘記了。永遠忘記了。
二
上到初二，我的朋友安德烈成了圍牆裡最著名的人。
初二開學的時候，學校的升旗儀式有了些變化。之前的一年，柳校長（雖姓柳，此人長得又高又壯，且十分挺拔，一點不像柳樹的樣子）要求，每周一都要有一個班級派出最出類拔萃的一個女孩兒，戴上白手套，穿上特製的白色制服，在國歌聲中把國旗升上天空。在國旗飄揚的時候，柳校長走出來，和升旗手親切地握手，大約持續五秒鐘，然後拿出一個名單，宣布上一周都有哪幾個人打架，買零食，早戀，上課看課外書，然後進一步指出這些人的哪幾個是警告，記過或者留校察看。我們這個年級一共只有甲、乙、丙、丁四個班級，加起來不到二百五十人，那些出色的挺拔的漂亮的女孩兒在初一的時候已經輪番走上升旗台，有些人在升旗台上已經出現了許多次。也許柳校長覺得他已經看夠了，於是到了初二，他決定自己升旗，所以每個周一，我們都會看見他穿著特製的白色制服，戴著白手套，把國旗升上去，然後為他鼓掌，以表示我們知道他辛苦了，希望他能注意身體。之後他取消了宣布處分決定的環節，這個環節變成了一張大紙，貼在教學樓的外牆上，不單是周一，我們每天都能看到。取而代之的是講演比賽，我們每個人都要輪流上去講演，按照學號的順序，沒有一個人能夠逃脫。畢竟那時候女孩兒的身體和容貌經常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就有了難以置信的變化。
我們班的好幾個人從此變成了講演高手，每一個人都形成了自己的經典腔調。隋飛飛講演的開頭通常是「有這麼一個故事，我從來沒向別人說起」，然後中間便是自己默默地幫助孤寡老人或者偷偷為班級修理壞掉的桌椅，結尾一般寫道「他們不會知道，一個人正在角落裡，甜蜜地笑呢」，整篇講演稿籠罩在一種鬼鬼祟祟的氛圍里，好像她乾的好事如果被人發現，她就要殺人滅口。於和美的風格是情緒飽滿，從上台的第一句話開始，眼裡就飽含淚水，好像隨時可能撲在柳校長身上號啕大哭，講的故事一般和希望小學有關，因為她曾經給希望小學捐過一件嶄新的棉衣，然後被邀請去學校參觀。捐棉衣的當天她媽媽錯把新棉衣當作舊棉衣放在了袋子里，她稀里糊塗地交了上去，等老師發現之後表揚她，她哭了。她講演的結尾一般是「看見孩子們的笑臉，看見她們穿著我的嶄新的棉衣，穿著單衣的我，突然覺得無比的溫暖」。這時她眼睛裡的淚水便會配合著「溫暖」兩個字流下來，非常準時。高傑則高級得多，他是我們班的學習委員，是個天生的順民和講演者，聲音渾厚，手勢有力，他的特點是善於引用詩詞歌賦和名人名言，毛澤東和辛棄疾是他使用得最多的兩個詩人，「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和「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我就聽過兩遍。一次正趕上把他養大的外婆去世，他講演的第一句是：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音調有些哀傷。可中間的內容卻不是思念，而是外婆之死對他的激勵，最後他把手放在升旗台的欄杆上：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激昂的情緒重又回到他的眼睛裡。
安德烈登上升旗台那天，誰也沒有防備他會給大家帶來一個特別的早晨。他掏出講演稿的時候，柳校長在旁邊馬上皺眉，他要求所有人都是脫稿的。他把講演稿在手中翻滾了幾遍，找到了開頭，念道：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下水井蓋為什麼是圓的」。同學們，它之所以不是方的是因為……所有人笑得東倒西歪，我笑得蹲在地上，口水順著嘴角流下來。在笑聲中，他沒有停下來，而是鎮靜地朗誦著：圓形的直徑是圓周上任意兩點的最長距離，你們知道，井蓋如果掉下去，一定是兩點之間的距離小於那個窟窿……柳校長怒氣沖沖地打斷了他說：井蓋掉不下去，是因為底下有東西卡著。安德烈搖搖頭：你肯定沒看過《十萬個為什麼》，這是一個幾何問題，不是一個東西卡著的問題。柳校長原來是一個體育老師，幾何問題離他實在太遙遠了，他說：你是故意擾亂升旗儀式的秩序。安德烈說：我在發表演講，是你打斷我的。校長一時沒有反應過來，想了一會說：下周演講還是你，題目是《祖國在我心中》，回去向你們班的好學生學習，要講得深刻，孫老師？孫老師狼狽地從隊伍里走出來，他俯視著孫老師說：如果這個學生下周講得不好，我再找你談。
孫老師的對策除了把安德烈罵得狗血噴頭，說他是她這輩子見過的最大的禍害，是害群之馬，是腥了一鍋湯的臭魚之外，就是讓高傑當他的老師，手把手地輔導他，她還暗示高傑可以替他把稿子寫好。那一個星期，安德烈的草紙上寫滿了毛主席詩詞，他好像對這些一點也不排斥，在高傑的悉心照料和好言相勸下，到了下一個周一之前，他已經背熟了幾首。我提醒他，這次一定要脫稿，不要再給校長抓住把柄。他點點頭說：現在已經背得一個字也不差了。到了周一，孫老師借給他一套乾乾淨淨的校服，然後把他拽到洗手間，盯著他把頭髮洗凈。他再次登上升旗台的時候，整個人煥然一新，如果不是他下意識的手腳亂動，幾乎和高傑長得一模一樣了。他把麥克風拿在手裡，環顧四周，等大家徹底安靜下來之後，他大聲說：今天我講演的題目是《祖國在我心中》。然後他深吸一口氣，像其他人一樣，指揮家似的把一隻手緩緩抬起：「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人生易老天難老，戰地黃花分外香……下面，我來講一下海豚的呼吸系統。」整個校園爆發出雷鳴般的笑聲和掌聲，有些人吹起口哨，大家像是過節了一樣，在這一圈圍牆裡面從未有人這麼集中地給我們帶來快樂。我一邊笑得喘不上氣一邊開始擔心，安德烈這次可闖了大禍了。他在歡樂的節日氣氛中講道：海豚的呼吸是有意識的，如果它們想要自殺，只要讓自己放棄下一次的呼吸就可以了。
之後安德烈再也沒有走上升旗台，而是走上了教學樓前面的大紙，他的名字後面寫著：留校察看。
孫老師對他沒有辦法，她已經把所有能夠毀滅他自尊心的話都說盡了，可他的自尊心似乎沒有受到任何損傷，而是越發堅定地支撐著他坐在離黑板最遠的角落，每天自得其樂地生活。
我也一樣，無憂無慮，既然永遠逃離不了這裡，何不躺下好好呼吸自由的空氣呢？可安德烈不這麼想，至少對於我，他不這麼想。一天他對我說：你老坐這也不行，你還得往前坐，後窗戶有我看著就行了，你還是得好好學習，咱倆不一樣。我說：怎麼不一樣，我早就不想學了。他說：不對，不對，不一樣，你是有希望的，你就是話少。我說：有個屁希望，這三年咱倆註定做伴兒，你換不了人了。他說：孫老師說，這次期中考試就考這學期學的東西，你先把這次考好。我說：我就算這次有進步，也考不了年級第一啊，還是得坐這兒，來來，下盤五子棋。他說：咱們試一次，代數剛開始講二次方程，幾何講切線，物理化學上學期剛開課，現在還講基本概念，這幾門我能幫你從頭到尾捋一遍。英語我不會，你得自己背，語文會也沒用，沒準兒，到時候看運氣。現在離期中考試還有十五六天，從明天開始，咱倆六點半到教室，你背英語，我聽著，你就當我能聽懂，然後這一天你也別聽課，反正也看不清黑板，咱倆複習咱倆的，就這麼定了。說完，他開始在他的書桌上刻小人，小人長了一張窄臉，嘴角高高翹著，笑得很開心，然後他畫了一個箭頭，箭頭的終點刻上了我的名字。我想了想，如果像他說的試試，我能損失些什麼呢？萬一某一科考得不賴，是不是也能嚇那些老師一跳，證明我雖然成績不行，但我不是傻子。我突然發現我真的很想嚇他們一跳。
那次期中考試成為我初中三年唯一的巔峰，我考了年級第一名。幾何代數物理化學加起來丟了一分，英語出奇的簡單，大家分數相近，語文題出得很怪，作文是讓用白話文寫一首唐詩。那首唐詩我恰巧背過，是杜甫的《從軍行》，小時候我爸拿著繪圖的鐵尺子逼我背的時候（我爸一直很推崇傳統的教育方法），還要背上注釋，所以每一句的意思和典故我都倒背如流，幾乎不假思索地把作文寫完，而大多數人寫的完全是另一個故事。成績出來那天，隋飛飛、於和美還有其他幾個所謂的好學生突然不和我說話了，好像我的第一名是趁她們不注意偷的，她們看我的眼神是看小偷的眼神。安德烈在成績出來的時候，一下從書桌里跳起來，撞翻了桌子上的幾本書，說：成了吧？成了，成了！雖然他的總分比我少了一百多分。在孫老師把我調回前排的時候，他又不停地用袖子擦鼻子說：李默，書桌里的鉛筆別忘拿了，鋼筆水，鋼筆水在我這兒，別忘拿了，你的草紙夠嗎？我這有草紙，你拿點。好像我不是被調到前排，而是被調到另一個學校。然後在書桌上刻了一個胖臉的小人兒，嘴巴兩邊耷拉下來，箭頭衝下，指著他自己的胸口。
成績出來沒有幾天，安德烈下課的時候把我叫到廁所，我們的廁所一般是打架和談機密之事的場所，我見過乙班的一個男孩兒正蹲著拉屎，突然跑進來幾個人趁他屁股露在外面，褲腰帶卡在胸口，把他揍了一頓，這人被打得鼻青臉腫，追出去的時候人已經跑沒了，他又蹲下來把屎拉完。我還見過有人扶著廁所的牆拿著一封信大哭，我以為他是覺得這一封信當作手紙還遠遠不夠，結果他哭完之後把信疊好揣起來然後撒了泡尿走了。安德烈卻是來說正經事的。他告訴我，他在老師的辦公室聽見，教育局出了一份文件，我們學校今年有一個去新加坡留學的名額，在那裡讀高中大學，學費全免，還發生活費，只是需要畢業之後在那裡工作三年。我說：這事需要在廁所說嗎？今天有體育課，你球鞋帶了沒？他說：帶了，帶了。我還沒說完呢，老師說，教育局的文件上寫，這個名額應該給這次期中考試第一名的學生，那不就是你了？我突然覺得自己想拉屎，趕緊解開褲子蹲下，說：你還聽見啥了？他站在我面前說：我沒聽見別的，老師這兩天找你了嗎？我說：沒有，她把我調回前面就沒找過我。他說：那就對了，她說這話的時候，面前站的是隋飛飛。說完，他滿懷期望地盯著我，好像在等著我和他心有靈犀，可是我還是沒有明白他的意思。我說：然後呢？他說：你怎麼比我還笨？你沒聽說嗎，孫老師現在在自己家裡開了個補課班，又怕被人抓住，隋飛飛就幫她在班裡拉皮條。我說：什麼叫拉皮條？他說：我也不知道，我聽我媽說的，反正就是幫她拉學生，你懂了沒？我說：我說最近孫老師講課老是說一半話呢，原來那一半留著回家說。他說：我操，你還是沒懂。她是想把那個名額給隋飛飛，這下你懂沒？你拉屎真臭。我說：我是第一啊，文件上說是我，她說了也不算。他說：我覺得這裡面可能有問題，你最好去問問她，讓她知道你知道了。我說：對，我問問她去。然後我一邊使勁一邊開始想像新加坡是什麼樣子，開始想像我遠離了這裡的一切到一個陌生的國度是什麼樣子。我突然意識到，這也許是我一輩子唯一的機會，像小時候被爸媽反鎖在平房裡的時候一樣，捅開後窗戶，爬過一排低矮的小房子，跳在鄰居的院里，再爬過一扇高我兩頭的木門，落在街上，然後在另一個世界，獲得新生。我笑起來，笑容旋即僵在臉上，我說：安德烈，你帶手紙了嗎？安德烈掏出懷裡的筆記本，撕了一張空白的給我，說：輕點，這紙硬。
第二節課剛好是孫老師的課，我準備下課就跟著她去辦公室談談。她卻好像知道我在想什麼。我們起立坐下之後，她說：這次期中考試，我們班的李默進步很大，大家鼓掌祝賀他。掌聲過後，她沖著我說：我就知道你有潛力，所以把你放在最後一排，你這種學生，就得用激將法。然後對著大家說：但是，這次考試的數學卷子的倒數三題，出現了很多誤判，數學組討論了之後，發現很多同學的證明方法雖然和標準答案不一樣，但是也是正確的，所以決定給一些同學修改分數，老師們雖然辛苦一些，可是只有這樣，成績才能公平一些。她拿出一份新的成績單，說：這個事情對我們班的影響不大，只是，我看看，年級第一名是我們班的隋飛飛，李默是第二名，還都是我們班的學生，而且就算是第二，李默的進步已經很大，大家鼓掌祝賀他倆。我沒有鼓掌，趴在桌子上。整整一堂課，我都沒有把頭抬起來，我怕看見老師，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時候我就怕看見她的臉。下課的時候，安德烈走過來喊我：李默，體育課了。我沒有動，我感覺如果我把頭抬起來，這一節課流出的眼淚會從臂彎里淌出來。他伸手摸了摸我的頭髮，我聽見他用那兩條僵硬的腿跑出去了。現在回憶起來覺得真的奇怪，我初中三年只流過那麼一次眼淚，之後的很多年在我爸去世之前基本沒有掉過眼淚，只有那麼一次，眼淚毫無預兆地襲來，幾乎把我衝垮。
之後的幾天我一直有些恍惚，我沒有向我爸媽說起，說了只會更加印證他們的人生大部分時候都是無能為力的。我的恍惚是因為我一直在和自己講話，說服自己新加坡這件事情從來沒有存在過，我這樣的人怎麼能和這樣的地方發生關係？安德烈一向喜歡胡思亂想，誰要是相信他的話一定倒霉，他還說人不是從大猴子進化來的，關於新加坡的故事就和猴子的故事一樣，只是他小世界裡的幻覺。
突然有一天傍晚，孫老師幾乎是把門撞開，衝進教室里，她的臉完全變了樣子，像是誰剛剛刺了她一刀，她正要找兵器刺回去。她喊道：李默，安德舜，給我出來！我倆還沒有站起來，她已經跑過來，先是我，然後是安德烈，她拽住我們校服的領子，把我倆拖出教室去。我不敢相信她竟然有這麼大的力氣，她幾乎是把我倆一個胳膊夾一個，提進校長室，魯智深倒拔垂楊柳也不過如此吧。我還來不及想我們到底捅了多大的婁子，就已經立在校長室里。而這時候我發現，我爸媽竟然都在，還有兩個中年人站在他們倆旁邊，應該是一對賣肉的夫妻，因為男的系著一個圍裙，上面都是血和油，如果不是剛殺過人，那就是剛殺過豬。我看到他的臉，突然明白他就是安德烈的爸爸，兩個人簡直長得一模一樣，只不過他的臉就像是安德烈的臉不小心掉在地上，被過往的行人踩了幾年。系著圍裙的男人突然衝過來，一腳把安德烈踢倒，說：操你媽的，你活著就是要我的命，你再不死，我和你媽就都讓你氣死，踢死你，踢死你我給你償命。他和著自己的節拍，把安德烈踢得滿地打滾，女人並沒有上去拉住他，而是兩手攏在袖子里，小聲說：掙的錢都給你花，你這些年花了多少錢，你把我們掙的錢都花了你。老安，回家再說吧，老安。我爸這時候走過來，拉住他，說：同志，這不是打孩子的地方，也沒有這麼打孩子的。他把兩隻手在圍裙上蹭了蹭，好像剛才是用手踢的，說：大哥你不知道，以後不是他死，就是我死。安德烈趁機靠著牆站起來，手捂著肚子，人突然小了一圈。在他們走動的時候，我看見柳校長坐在他的大辦公桌後面，陰沉著臉，好像在等小鬼們鬧完了，在生死簿上打鉤。他說話了，我第一次聽見他這麼近的對人說話，感覺特別刺耳。我現在想聽你親口說，這張大字報是不是你寫的？安德烈說：是我寫的，不是別人。好，那是誰把它貼在校長室的門上的？是你自己，還是有別人？安德烈說：是我貼的，沒有別人。安德烈的爸爸這時又抬起腿踢了他屁股一腳。柳校長說：同志，這不是菜市場，孫老師，如果他再打人，你就把黃師傅喊過來。黃師傅是我們學校資格最老的德育處老師，每天都帶著手銬上班。安德烈的爸爸說：校長，我就是想讓他站直了，你給我站直了。柳校長繼續對安德烈說：同學，你要想好，你的回答對於你很重要，你現在還小，不要以為講朋友義氣是多麼光榮的事情，搞不好會耽誤你一輩子。他說：我從不騙人，這張紙是我寫的，草稿我可以拿給你看，在我的書包里。貼上去的也是我，昨天晚上八點左右貼的，用了一卷透明膠，我怕有人幫你撕下來，你看不見，我貼了三層。柳校長點點頭，「大字報」一直擺在他的桌子上，一張卷子那麼大。撕下來的人當時一定費了一些工夫，整張紙沒有一點損壞，透明膠粘在紙上，上面的字跡就像寫在水裡一樣。
柳校長把它遞給孫老師，說：你給幾位同志念一念。孫老師接過來，小聲念：大字報……柳校長說：大點聲，你不知道大字報怎麼念嗎？孫老師努力笑了笑，大聲念：大字報，炮打孫老師。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柳校長，我是初二丁班的一名學生，李默也是初二丁班的一名學生，孫老師是我們的班主任，也是我們的老師。李默是這次期中考試的年級第一名，我不是，隋飛飛也不是，李默應該去新加坡，不是我，也不是隋飛飛。孫老師……念到這裡她停下來，有些不知所措，安德烈小聲說：篡改。原來她不認識「篡」字，這不奇怪，我們的老師們經常會不認識一些字，語文老師倒是認字多些，可是有時候她會被兩位數之間的加法搞糊塗，比如給我們合分數的時候。孫老師排除了障礙繼續念道：篡改分數的做法違背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五講四美，以德治國和柳校長制定的校規，我堅決擁護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五講四美，以德治國和柳校長制定的校規，我要向孫老師這種行為開炮，不只一炮，如果她不改正，我還要繼續開炮，我願意做一門擁護毛主席，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和柳校長的迫擊炮。最後，我想說的是，去新加坡的應該是李默，不是我，也不是隋飛飛。此致敬禮，最最崇高的敬意，初二丁班，你的炮手，安德烈。校長室里安靜下來，安德烈的文采超出我的預料，他不但留下名字，竟然稱自己為「你的炮手」，他竟然還要拉攏柳校長做自己的後盾，我一度不敢相信這是他寫的，可是確實是他的字跡，忽大忽小，彎彎曲曲。柳校長說：開炮這個詞你從哪學的？安德烈說：我們曾經做過一道閱讀題叫《炮打司令部》。柳校長點點頭說：同學，你的出發點是好的，有什麼事情可以講，我們學校一直鼓勵學生把自己的想法講出來，這樣我們才能知道你們想些什麼，才能更好地教育你們。我心裡想：完了，後面是可是。柳校長說：可是，你的方法是極其錯誤的，極其偏激的，你的這篇東西，是會毀掉一個年輕教師的，也會毀掉我們整個教師隊伍對於學生的愛惜。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他搖頭說：我說的是事實。她先錯的。柳校長說：這個我會調查，誰對誰錯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能允許類似的事情再次出現在我的學校里。安德烈說：這不是你的學校……安德烈的媽媽打斷他說：校長，你給他一次機會，他是一時衝動，而且他也不是為了自己。我爸馬上說：校長，這件事情和我們家孩子可沒有關係，我們家李默完全不知情，他我還不知道？他沒那個膽兒。安德烈的媽媽哭起來：德舜從小就老實，別人說什麼都信，他就是讓人當槍使了。安德烈說：媽，這件事情就是我一個人乾的，你誣賴別人幹什麼？安德烈的爸爸的右手應聲動了一下，他應該是想到了黃師傅，手沒有舉起來，而是說了句：你等回家的。柳校長擺了擺手說：你們的意思我都明白，這件事情我已經心裡有數了。這件事情雖然和李默有關係，他一進來我就知道他什麼也不知道，不知者不怪。孫老師改分數的做法如果確實有問題，學校絕不姑息，一定嚴肅處理，該誰去新加坡就誰去，按照上級的文件來。他挪了挪面前的茶杯，靠在椅子上，從抽屜里拿出一沓錢，對安德烈說：這是三千塊錢，退給你，這是你留校察看的記錄和這三千塊錢的收據，這不是開除，名義上你還是我們學校的學生，中考我們也會安排你參加，但是從今天開始，你不用來上學了，我們學校的老師教不了你。然後他對著安德烈的爸媽說：如果你倆覺得我的處理有什麼問題，你可以向相關部門反映。一會孫老師會安排你們在收據和相關材料上籤幾個字。孫老師，送幾位同志出去，剛才是誰接的他們，一會讓他把幾位同志送回去。
晚上放學之後走進家門，我爸正坐在飯桌後面抽煙，他問：真有新加坡這回事嗎？我說：我不知道，不知道安德烈從哪聽來的。他說：校長說有文件，那應該是有這麼回事。我說：我不知道，我們誰也沒看過文件。我媽拿著一把筷子，撒到桌子上說：吃飯了。我爸說：嗯，去洗洗手，吃飯吧。然後把煙頭按在煙灰缸里。煙灰缸里堆滿了煙蒂。
過了兩天，學校的教學樓上，記過和留校察看的學生的名單旁邊，出現了一張紅榜，是這次期中考試的最終成績，第一個不是我，也不是隋飛飛，是一個我們誰也不認識的名字，看名字應該是個女孩子，不知道她後來在新加坡生活得好嗎，那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國家。
孫老師連續幾個星期情緒極壞，把隋飛飛都罵了幾次，還取消了我們的體育課，她經常在講課的時候突然開始數落我們，從罵我們腦袋笨開始，最後一句一般都是：你們這幫白眼狼。
三
從1998年的冬天，到2008年的冬天，這十個春夏秋冬，我經常和安德烈見面。後來我勉強上了大學，畢業之後進了一家小廣告公司做些文案工作，雖然也屬於我們初中同學裡面混得差的，畢竟也算是在社會上廝混著。他初中畢業之後去了一個極差的高中，念到高二退學回家。這麼多年，一直待在家裡，白天睡覺，等他爸媽睡下之後起床看書。前面幾年他一直在研究解析幾何和電磁鐵，中間幾年好像說發現了宇宙里反物質存在的證明，這些研究和發現都屬於他自己，他從未想過讓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人知曉，更沒有想過要去考個夜校或者學門手藝，到社會上混口飯吃。他一直靠著他爸媽賣豬肉豬排骨豬血掙的錢養著他。他爸開始的時候經常要把他打出去，可他很禁揍，每次挨完揍，躺在床上就能睡著，第二天還是賴在家裡。後來，他爸得了膀胱癌，命暫時保住了，膀胱沒有保住，腰的附近就多了一個尿袋，每天要倒幾次，還得定期打消炎針，於是就打不動他，只能躺在床上指著同樣躺在床上的他罵個不停。他有時候會回嘴，因為他知道雖然兩張床離得很近，可對於他爸卻是無法逾越的距離。兩個每天躺在床上對罵的男人要靠著一個女人獨自賣豬肉來養，我經常會想像這三個人是怎樣痛苦的一副組合。
到了二十一世紀之後，安德烈得到了一台計算機，是親戚淘汰下來的廢品。他每天跑圖書館，終於自己把計算機修好了，還學會了偷鄰居的網線，他說：反正他們晚上都睡覺了，我和他們誰也不耽誤誰。沒多久，他又學會了用代理器上一些國外的網站，他不怎麼懂英文，可他說他能看懂，我也相信他。
我們每周都要聚在一起踢球，他的腳法還是那麼硬，穿的也還是初中時候的校服，他後來幾乎沒怎麼長個兒，自行車後面夾著初中時候的破書包，書包裝著他搜集的報紙碎片。無論我站在哪，他都要把球傳給我，有時候會惹一些陌生人不高興，我只好拉著他走掉，我可不想和他一塊挨揍。有一天他跟我說：這周他不能來踢球了，他要練功。我說：練功？他說：嗯，練氣功。我說：我還以為你不信這個？他說：這個不一樣，他解釋了我很多疑問。他告訴我什麼叫作真善美。幾個月的時間，他不斷瘦下去，不知道他是在練氣功還是在喝減肥茶。沒多久，氣功的教眾鬧出了亂子，安德烈又出來踢球了，可是心情看起來很不好，他說：李默，原來都是假的。我說：什麼是假的？他說：氣功是假的，說氣功是假的人也是假的，真相是不存在的。我沒明白他的意思，覺得他又出來踢球就是好事情。可從那以後，他的身上開始起了變化，他不再和我講，他在做什麼實驗，他心中的宇宙在進行著什麼樣的演變，而是經常和我談起歷次運動，人之間有怎樣的齷齪，誰是誰的乾兒子，我搞不明白為什麼他突然對政治和近代史發生了興趣，而且主要是政治黑幕和近代野史。他告訴我：迫害知識分子和畝產萬斤之類的事情一直在發生，只不過不再是赤裸裸的那種，而是暗地裡偷偷摸摸地進行，用人們感覺不到的方式。雖然我混得也不怎麼樣，可我不能同意他的說法，我告訴他這已經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苦難依然在民間流行，但是已經完全不是我們父輩經受的那種。而且我們都太渺小，都不配把整個時代作為對手，我們應該和時代站在一起，換句話說，自己要先混出個樣來。他也完全不能同意我，他說他拒絕和這樣一個時代同流合污。我說你這樣活法，革命還沒有來到，你已經先成了烈士了。
在很長時間裡，我們誰也不能說服誰，可我們也沒有因為對時代的看法大相徑庭而疏遠。我們還是經常在一起踢球，然後找一個飯館，喝上幾瓶啤酒，他講他的信念，我講我的生活，好像在面對另一個自己自言自語，因為誰也說服不了誰，後來乾脆變成一種光有訴說而沒有傾聽的談話。我們唯一的共同話題是追憶我們的初中生活，他把那段時光當作他一生里最美妙的時光，儘管他的初中生活並不完整，也命途多舛，可是他覺得那時候他能和他的朋友坐在一個教室里，不管當時他受了多少迫害，他管這個叫迫害，他還是無比懷念他僅有的兩年初中生活。到了2007年，有一天他興奮地告訴我，他終於找到了他一生的研究方向。我問：什麼方向？他說：朝鮮。我一時沒有明白他的意思，我還以為他想要到朝鮮留學，可是朝鮮是不是有大學我都拿不準。他說：我要研究朝鮮這個國家。我說：那個國家有什麼研究的？他說：你不知道，朝鮮太重要了，他是我們的過去，也是我們的未來。我說：照現在看，我們的未來即便不是美國，也不可能是朝鮮。他說：你不知道，李默，這方面你真的不知道。我心想，好吧，那我就不知道吧，在家研究朝鮮，總比時刻準備著提著衝鋒槍上戰場讓人放心。之後他便經常和我說，朝鮮最近怎樣怎樣。我開始覺得有趣，像是聽評書一樣聽他義憤填膺地講下去，可是隨著他研究的深入我開始有些擔心，他講這些事情的時候變得小心翼翼，有的時候環顧左右，好像隨時要塞給我一張秘密圖紙。有一次吃飯吃到一半，突然他喊道：老闆，結賬。我說：幹嗎？我還沒吃完呢。他把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不要出聲，然後又喊：結賬！出來之後，他告訴我：那家飯店不安全。我說：哪不安全？他說：坐我們側後方那個人有問題。我的心裡升起來一種十分不好的預感，而根據我對於預感的經驗，不好的預感通常都要成真。我這次的預感是，我的朋友好像是要生病了。
在我父親生病的時候，他被殺豬的父母送進了精神病院，導致此事的直接原因是他把他家養了五年的貓掐死了，他懷疑這隻貓是間諜，用鬍子當作天線發送電波。我沒有時間去看他。而在我父親去世的時候，我想到我這個認識了十二年的朋友，雖然他已經不一樣了，可是我還是想找他說說。他接到我的電話馬上聽出是我，他說：默，你一定是有事找我。我說：你還好吧。他說：我很好，我盡量表現得像個瘋子。你那邊出什麼事了？我儘可能平靜地說：我爸今天去世了。他說：叔叔遭罪了嗎？我說：最後他肺子里長滿了腫瘤，他是給憋死的。他說：肺癌最慘的是，人被活活耗死，叔叔這種還算可以了。我爸的癌症最近也擴散了，我希望他趕快死掉，起碼還能像個人一樣死掉。我說：既然人要死，為什麼還要活著呢？他說：其實，人是不會死的，因為，人在死去那一秒已經不是人了。我說：你什麼時候能出來？他說：我進去的時候，大夫問了我無數的問題，我只問了她一個問題。我問：什麼？他說：我問她你只需要告訴我，你們放不放無辜的人？我說：她放嗎？他說：她笑了，說，歡迎你，這裡都是像你一樣「無辜」的人。
當他在我父親葬禮的清晨，提著書包向我走來的時候，我懷疑我不但睾丸出了問題，因為過度勞累，我的精神也出現了幻覺。可馬上我知道這不是幻覺，一輛救護車從他身後趕上來，車上跳下來幾個男護士，七手八腳把他擒住，他向我喊道：默，別哭，我在這兒呢。他被拖上車的時候，靈車也發動起來，我坐上靈車，向外撒起紙錢，向著和他相反的方向駛遠了。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我父親頭七之後，我掛著孝走進他的病房。精神病院在離城區很遠的地方，也圍著鐵絲網，可比我們學校的網高出很多。大夫說，他已經認不得人了。我說，一個星期之前他還認得我。大夫說，被抓回來後，他的病情惡化得厲害，院里也加大了藥量，輔以物理療法。他的病房乾淨得很，沒有油漬，沒有亂堆的書本和草紙，只有一排白色的病床。他的床靠窗，我把水果放在窗台上，他正坐在床上看書，是《時間簡史》，我知道他初中時候就看過，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年之後又重看。他好像沒有發覺他的床邊多了一個人，我叫他：安德烈。他抬頭看了眼我，說：別問我，我什麼都不知道。我說：這兒怎麼樣？他把眼睛移回書上，說：此地甚好。我想起來，這句話他曾經給我講過，是瞿秋白臨刑前說的。我在他的床上坐了很久，他一直在看書，時不時用手蘸著唾沫翻動書頁，我說：我先走了，你多保重，出來的時候我們一起踢球。他像是沒有聽見，等我站起來，他突然一邊翻書一邊說：書桌里的鉛筆別忘拿了，鋼筆水在我這兒，別忘拿了，我這有草紙，你拿點。我找到他的手握了握，走了。
大夫說我走之後，他的情緒變得很不穩定，襲擊了護士，禁止我再去探望。
我再也沒踢過足球。
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