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樹
我雖然完全違背了我爸的意願，但是他多少還是幫了一點我的忙。他斷了我的退路。在我媽去英國旅行的時候，我和他達成了協議，最初五年，除非我辭職，否則我不能管他要錢。這其實是一個單方面的協議，只對他有意義，因為我本來也是這麼想的，我給自己的期限更久，比這久得多得多。我得承認，我和我爸媽的關係比較奇特，從小我媽和我不親近，她和另一個孩子待的時間更長，是一個我小時候的鄰居。因為我沒興趣讀書，她就把時間花在那個孩子身上，教她讀書，把她壓箱底的東西都教給她，結果到了那女孩兒十二歲的時候，我們搬了家，從此失去音信，我曾經偷看過她的日記（她藏得並不隱秘，當然她自己不這麼覺得），這麼多年，她花了不少精力，去打聽那個女孩兒的下落，可是沒有一點線索，就好像從來沒有這個人一樣，那些兩人一起在炕上，在小方桌旁邊讀書的歲月，好像被什麼人用手一揚，消散在空氣里。後來她愛上了旅遊和收藏，我們家有好多畫、瓷器和旅行的紀念品，我爸給她弄了一間大屋子，專門放這些東西。昂貴的，獨一無二的藝術品，和廉價的，可以無限複製的旅遊區玩偶放在一起，看上去也不怎麼彆扭。我爸從印製煙盒起家，在某一段時期，因為他的運作疏通而造成的壟斷，他的印刷機器和印鈔機差不了多少，後來他又進入房地產、餐飲、汽車美容、母嬰產品。在我大學第三年，有一次陪女孩兒去看電影，正在親吻時，餘光看見電影片頭的出品人里，有他的名字。他這一輩子乾乾淨淨，對我媽言聽計從，自從做了煙盒，就把煙戒了。對於生意上的朋友和對手，他很少在家裡提及，我感覺，在他心裡，這些人是一樣的，他們相互需要，也讓彼此疲憊。在我印象里，即使他喝得爛醉，只要想回家，總能獨自一人找回來，前提是我媽也要在家，幫他校準方位。我媽通常不會說他，給他煮碗面，有時候他進門一頭栽倒，她就把他拖到床上，然後關上門。我爸常說我叛逆，也常說我和他們倆一點都不像。其實，我是這個家庭里最典型的另一個，執拗、認真、苦行，不易忘卻。越是長大越是如此，只是他們不了解我而已。
高中一次鬥毆，作為頭目，我在看守所待了一宿，其他人都走了。其實我也受了點輕傷，眉骨開了個小口，值班的民警給我拿了一板創可貼，坐在柵欄外面和我說話。你知道混混以後有什麼出路嗎？他說。我記得他很年輕，鬍子好像還沒有我的密。我沒有說話，自己把創可貼貼上，在眉毛上打了個叉。他說，要麼變成慣犯，要麼成為比普通人還普通的人。我沒有說話，他說，你以為你多牛逼呢？你將來能幹什麼？我沒有說話。他蹺著二郎腿，不斷打響手裡的打火機。他說，你知道每天全國要死多少警察嗎？我沒有說話。他說，我看了你的檔案，你隔三岔五就得進來一回，都是為別人出頭，你說你將來能幹啥？你那幫朋友，從這裡出去的時候，哪個回頭看你一眼，哪個不是溜溜地趕緊走了？我說，操你媽，有種你進來和我單挑。他說，單挑？我一槍就打死你。我開槍不犯法，你會開槍嗎？你知道槍怎麼拿嗎？傻逼。我把手從柵欄里，伸出去，抓他的衣服，他沒動，衣服被我緊緊攥著，他說，你好好摸摸，這叫警服，昨天有個毒販，把自己的父母都砍死，搶了六百塊錢，他爸臨死之前還告訴他錢藏在哪，讓他快點跑，你這個臭傻逼，你敢嗎，你敢動這種人嗎？告訴你，今天收拾完你，我明天就把他抓回來，你們這幫傻逼。說完，他把我的手腕一擰，我咬緊牙沒有出聲，鬆開了他的警服。他沒有回頭看我，我聽見他開門出去的聲音，然後走遠了。
我一直記著他的樣子和他的警號，他是一個輔警。沒有編製的輔警。後來我知道，他也沒有用槍的權力。大約兩年之後，我的一個朋友，因為傷人進去，我在我爸那拿了點錢，去看守所幫他，那年我十九歲，正在念高四，復讀，好幾個警察都認識我。一個警察看見我說，有日子沒來了，跟你爸做生意了？我說沒有，然後說了一個警號，還有他的樣子，問他在嗎，我想讓他看看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記著他，好幾次有人找我去打架，我都想起他。一個人說，你找他幹嗎？我說，沒事兒。問問。那人說，他讓人報復了。我盯著他看，等著他往下說，他說，死在自己家樓下，讓人從背後捅死了。媳婦飯都做好了。說完，他接過我的錢，進了別的屋，我想問人抓住了嗎，可是嘴唇動了動，發現喉嚨發不出聲音，有什麼東西堵在那裡。我把事情辦完，我的朋友看見我，笑著向我走過來，我轉身走了。
從考上警校，到從警校畢業，我媽沒跟我說什麼話，但在我報考之前，有一天我媽突然問我，真想當警察？我說，是。她說，別逞能。我說，沒有。她說，為什麼想當警察？我記得那是一個早晨，就我們兩個人坐在餐桌旁邊喝牛奶，她喝了一口，用手指輕輕擦掉嘴邊的白色沫子，抬起頭問我。我說，人遲早要死的吧？她說，嗯，要死。我說，想干點對別人有意義，對自己也有意義的事兒，這樣的事兒不多。她說，挺好。然後不再說話，低頭繼續喝自己的牛奶。後來我爸告訴我，她跟我爸說，如果我考不上，讓我爸找找關係，讓我念上。我不知道她是基於何種心理。也許在她眼中，我做什麼都無所謂，都不是她想要的那種人。警校四年，她從來沒去學校看過我，即使是畢業時，我成了優秀畢業生，這可是有生以來第一次，但她還是沒出現，倒是我爸開車到了學校，參加了我的畢業典禮，還請我吃了頓飯，西餐。他說我媽去了南非，他都聯繫不上，但是她送給我一個禮物。是一幅畫。上面一個小男孩站在兩塊石頭中間守門，一個小女孩正掄起腳，把球踢過來。畫很簡單，鉛筆的，畫在一張普通的A4紙上，沒有落款，也沒有日期。
那頓飯，我爸想要說服我，去市局坐辦公室，做文職工作。我拒絕了，結果我爸提前結了賬，把我扔在飯桌旁走了。
和他達成協議之後，趁他倆不在，我回了趟家，收拾了自己的一些東西，搬到局裡安排的宿舍。我的申請獲得了批准，成了一名實習刑警。開始的半年裡，我參加了幾次相對輕鬆的行動，那陣子搞逃犯清理，我和幾個老警察一起，走了七八個省市，在村莊，在工地，在礦井，把逃了幾年或者十幾年的殺人犯帶回來。沒有一點危險。我記得其中一個人剛從礦下上來，看見我們在等他，說，我洗個澡。老警察說，來不及了，車等著呢。走過去給他上了手銬。他的頭髮上都是煤渣，我年少時的玩伴，隨便哪個，看著都比他強悍多了。他說，回去看一眼老婆孩子。老警察說，讓他們去看你吧。在奔機場的路上，他只說了一句話，你們早來就好了，我把那娘倆坑了。
2007年9月，我正式成為刑警，出警時可申請配槍，若是要案，可隨時配槍。9月4日晚，和平區行政執法大隊的一個城管，喝了些酒穿過公園回家，遭到槍擊，屍體被拖到公園的人工湖裡。市局的刑警開了動員會，骨幹們又單獨開了案情分析會，這是這個月里第二個遭到襲擊的城管。第一個被鈍物砸中後腦，倒在自家的樓洞口，再沒起來。我因為畢業成績還可以，實習期間的表現也過得去，分析會時允許旁聽。槍是警用手槍，子彈也是警用子彈，64式7.62毫米手槍，64式7.62毫米子彈。被槍擊的城管，也曾先被鈍物擊中後腦，從法醫鑒定和現場分析，這一擊並未致命（懷疑是鎚子或扳子），他負傷逃走，襲擊者追上再給予槍擊。那個城管我不認識，和我也不是一個系統，但是葬禮我還是參加了。因為上面的要求，葬禮比較簡單，遺像也沒有著制服，而是穿著休閑裝，看上去很輕鬆的樣子。作案的手槍，有記錄可查，十二年前屬於一個叫蔣不凡的警察，那是一次不成功的釣魚行動，兇手逃脫，他成了植物人（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他的腦袋被車玻璃擊中後，又被鈍物擊打），因為是工傷，所有費用都由市局承擔。受傷時他還未成家（雖然已經三十七歲），去世之前一直由父母照顧，1998年在病床上停止了呼吸。從未醒來，也從未留下隻言片語。那次行動的另一個後果，是他攜帶的兩把警用64手槍，兩個彈夾，一共十四發子彈，丟了。
當時的案子是一起劫殺計程車司機的串案，一直未能偵破，不過蔣不凡出事之後，這起系列案件也隨之停止了。而這兩起襲擊城管的案子，有著內在的聯繫，因為這兩個城管比較著名。他們在上個月的一次行政執法中，沒收了一個女人的苞米鍋，爭執中，女人十二歲的女兒摔倒在煤爐上，被嚴重燙傷面部，恐怕要留下大片疤痕。兩人因此登上了報紙網路等各種傳媒，而有關部門對這起事件的定性是，女孩屬於自己滑倒，她自己的母親負有主要責任，兩人並無重大過失，內部警告，繼續留用。
在第二次的案情分析會上，會議室煙霧繚繞，主抓這個案子的大隊長叫趙小東，當年的釣魚行動有他一份，那時他的妻子懷孕待產，現在他的兒子已經十二歲，念初一，而他的戰友蔣不凡沒有子嗣，死了近十年。蔣父已去世，只剩下一個老母親，住在女兒家。他每年都要去幾回，局裡發東西，或多或少，帶過去一點。他說，沒想到過去那個死案又有了活氣兒。如果在退休之前，還破不了這個案子，退休之後他就自己調查，如果在他死前還破不了，就讓他兒子當警察繼續破。會議室里靜悄悄，我相信大部分人一方面在想著這個案子為什麼這麼難，現在到處都是攝像頭，可是在這個案子上毫無用處，另一方面想著，那兩把槍里，還有不少子彈。
自從參加工作之後，這是我第一次主動發言，我說，領導，各位，我是新人，我瞎說兩句，請大家指正。趙隊說，不用客套，說。我說，我看了當年的卷宗，也看了卷宗里的現場照片，還去了事發的現場。趙隊打斷我說，什麼時候去的？我說，前天，參加完城管的葬禮，坐公交車去的。趙隊說，誰讓你去的？我說，我自己想去看看。趙隊說，繼續講。我說，當年的高粱地，現在都蓋上了樓，賣七千塊錢一平，那條土路，已經變成四排車道的柏油路。蔣不凡被發現的草地，現在是沃爾瑪超市。照片上的地形一點也看不出來了。趙隊說，你他媽是想干房產中介？我說，沒這個意思，我查了當年的報紙，並且問了周邊的人，有一個發現，距離當年事發地點向東兩站地，有一個私人診所，是中醫，十二年前就在，現在還在。我在診所門口等了半天，問了從裡面走出來的一個上歲數的患者，他告訴我這裡原來的大夫孫育新，曾經是工人，下鄉的時候在村裡跟著一個江湖郎中學過一陣中醫，1994年下崗，第二年自己開了個診所，沒想到就一直開下來了。他2006年春天得胰腺癌去世，現在坐診的是他兒子孫天博。
所有人都看著我，趙隊把煙掐在煙灰缸里，瞪著我說，繼續說。我說，當年那起案子，一死一傷，死的是蔣不凡，傷的是卡車司機劉磊，他當時前額撞上方向盤，大量出血，暈厥，什麼也沒看見，只記得突然看見一輛紅車的車尾，而車禍之前，他屬於疲勞駕駛，據他所說，眼前只有一片黑夜，所以他連個目擊證人都不算。計程車內有血跡，當時也做了檢驗，不是蔣不凡的，推測屬於兇手，但是蔣不凡被車碎片擊中的位置在車外，所以我做了一個推測，除了兇手和蔣不凡，計程車上還有另一個人。趙隊說，你叫什麼名字？我說，我叫庄樹。他說，小庄，從今天起，你跟這個案子，和家裡打個招呼。繼續講。我說，那個人在蔣不凡和兇手離開車後，還在車中，坐在副駕駛位置，卡車撞上計程車後，車傾覆到路邊，他受到重創。蔣不凡倒下後，兇手拿走蔣不凡的手槍，把那人從車中救出，離開現場。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蔣不凡藏在車中的手槍也被拿走了，如果車裡沒人，他怎麼能發現那把手槍呢？趙隊站起來說，你的意思是他們去了那個診所？我說，我只是推測，怕打草驚蛇，沒敢去診所裡面調查，但是我感覺，有這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