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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霸必須死 徽州絲絹案始末 第三章 稀泥與暴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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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稀泥與暴亂
徽州府的這個亂象越鬧越大,戶部終於看不下去,迅速下發了一道公文。
在這份公文開頭,戶部自己承認:「本部若徑依歙縣之奏,則五縣不從;若徑依五縣之奏,則欲縣不從,告訐日增,終非事體。」
你們天天這麼罵,也不是個辦法。既然黃冊已經沒有了,那麼怎麼解決呢?戶部給出了一個解決方案:
由戶部和應天巡、按提供一個徽州府的部額和府額(即每年解送戶部和解送應天的稅額),然後請徽州府統計六縣丁糧,加上存留本折麥米、官府辦公費以及各項額外錢糧,總算總除,平均一下。如果把那8780匹生絹算進去,而數字均平的話,說明絲絹稅是歙縣分內的;如果數字不均平,說明絲絹是額外多出來的,就不該歙縣獨負。
戶部給的這個演算法,似乎有些無理。六縣人口、田地均不相同,不同等級的田地、賦稅額度和內容也不相同,這麼大筆一畫,均平折算,未免太簡單粗暴了。
戶部有的是精算高手,怎麼會提出這麼一個糊塗點子?
奧妙就在「均平」二字,這已經是這個詞第二次進入我們的視野了。
上一次還是在隆慶年,帥嘉謨用這個詞,成功地響應了國家號召,引起了海瑞的注意。而這一次,戶部用了這個詞,自然也有用意—因為當朝首輔張居正大人正在醞釀把一條鞭法推廣至全國。
雖然張居正真正開始著手清丈田畝要等到萬曆六年(1578年),正式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是在萬曆九年(1581年)。但在萬曆四年這會兒,各種前期準備工作已經逐步開展。南京戶部作為稅法執行部門,對政治風向自然最為敏感,他們必須緊跟中央新形勢。
在戶部看來,徽州為什麼會起糾紛?是因為稅種太雜太亂,什麼「人丁絲絹」、什麼「夏稅生絲」、什麼「虧欠夏麥」,這麼多科目夾纏不清。一會兒交生絲,一會兒交夏麥,亂七八糟,折算複雜,正是舊稅制的弊端,不出問題才怪。
如果能重新統計出徽州府的丁糧田畝之數,再把所有稅賦合併,兩下一除,均攤下去,再折成銀子,這事就算徹底解決了。
這個思路,恰好就是一條鞭法的核心內容之一:把所有的正稅、雜稅都合併起來,歸於田地,計畝統一徵收銀兩。
也就是說,南京戶部認為,徽州的問題,是舊稅法的錯,只要改成新稅法,問題自然消弭。因此,現在應該擱置歷史爭議,推行均平賦役之法。
這不禁讓我們想到一件往事:徽州絲絹案在隆慶五年本已歸於沉寂,到了萬曆三年年初,南京戶部突然「奉聖旨」舊事重提,這才讓徽州府心急火燎,重啟調查。
會不會從一開始,這就是戶部—或者更大膽地猜測一下,首輔大人—為了推行新政所謀劃的一步棋呢?
只有利用絲絹案引發一場大辯論,才能凸顯出舊稅法的弊端。屆時民意洶洶,都要求改革,朝廷從善如流,即時推行一條鞭法,豈不是順水推舟?
戶部的這個方案發到徽州,徽州知府都快哭了。本來六縣都快打出腦漿了,你們戶部非但不解決,還添亂。可這是上頭的指示,怠慢不得,徽州府只好硬著頭皮開始了艱苦的核算。
不過仔細想想,黃冊已佚,賦稅來源已成無頭官司,兩邊各執一詞,根本無法解決。這麼快刀斬亂麻,把歷史遺留問題全數切割,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徽州府花了整整一個月時間,總算趕在十月結束前,把整個六縣的數字捋了一遍。與此同時,應天巡、按兩院的稅吏,也完成了部額與府額的梳理。兩邊數字加在一起總算通除,很快就拿出了一個結果。
在這個演算法之下,歙縣各項錢糧,已經超出了各縣平均之數。也就是說,「人丁絲絹」確實是額外的負擔。
結論的語氣很曖昧,態度卻很清楚:「人丁絲絹」這筆賦稅當初到底怎麼來的,不必深究,但現在均平之下,再讓歙縣獨輸,顯然就不合適了,以後得六縣一起承擔才是。
消息傳到徽州,五縣嘩然,群情激憤。這些人一想,戶部尚書殷正茂正是歙縣人,不用問,他肯定徇私枉法,偏幫本鄉。
一時之間,整個徽州府除歙縣外,對堂堂尚書大人罵聲不絕。有說殷正茂「知虧無解,藉手戶科條陳事例,遂藉以逞私臆」,有的痛斥均平之法「不論源流、不論肥瘠、一概通融混派,借均平之名,為變亂之計」,還有的連整個戶部都罵上了,「以戶部私計而市私恩,以尚書大臣而變亂成法」。什麼難聽的話都有,不知殷正茂在南京,打了多少個噴嚏。
民間罵聲滔滔,官面上卻得繼續解決問題。
根據那份均平報告,歙縣負擔了額外稅賦,必須予以減輕。但具體如何操作,還得由地方上具體商量。
不過這事,可不能讓六縣自己定,那非打出人命來不可。
巡按宋儀望對上頭的精神心領神會,把這事委託給了當初調查黃冊的三位監督官員:太平府推官劉垓、寧國府推官史元熙、徽州府推官舒邦儒。
萬曆四年十一月初八,三位官員齊聚徽州之外的太平府,在巡撫都院的主持下,很快討論出一個解決方案。
「人丁絲絹」繼續由歙縣獨交,8780匹絲絹摺合白銀6145兩,不予撤銷。但款縣在四司銀、磚料銀、軍需銀等雜派均平銀中,減去5260兩,分攤給其他五縣來交。
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所謂均平銀,指的是嘉靖年間出現在江南的一種役法改革的產物。
大明百姓除了要繳納田賦之外,還要負擔徭役,無償為各級政府提供勞力服務。徭役的種類繁多,老百姓苦不堪言。均平銀,就是讓官府計算每年需要的徭役總數,把人力成本折算成銀兩,分攤到每畝地里去,讓老百姓按畝繳均平銀。需要力役時,官府就從這筆銀子里撥款僱用人手。
換句話說,老百姓不必親自去服徭役,交錢就行了,不耽誤自家農時。政府也很高興,僱人幹活,總比一家一戶拽壯丁來得方便,工作效率更高。而且攤役入畝,也大量減少了政府工作量。一舉三得。這個做法經過數年試行,頗受歡迎,因此各府紛紛這麼搞。徽州府也每年編列均平銀,各縣分攤統收,再分配到各個用途名目下。四司銀是衙門日常雜役費用,磚料銀是公共設施修葺費用,等等。
這個太平府方案,即是將田賦稅額轉嫁到役銀上去。這就能體現出一條鞭法的好處了,賦、役皆能折算成銀子,互相合併轉移非常方便。
唯一的問題是,它換湯不換藥,怎麼騰挪,五縣都是吃虧。因為他們本來一分錢都不用出,現在卻要替歙縣補5000多兩銀子到均平銀里去。
這個方案報到兵備副使馮叔吉那裡,被駁回了。
沖抵均平銀這個方式沒問題,但吃相實在太難看了。一共6145兩的絲絹賦稅,轉嫁了5260兩到五縣頭上,等於歙縣只負擔14%,其他縣86%,這很明顯是拿總稅去除縣數,平均而得。
問題是,歙縣的經濟體量佔了徽州府的一半,不可能這麼簡單地平均了事。你們偏幫歙縣也可以,但是不要做得這麼明顯明。
馮叔吉大筆一揮,推出了一個折中方案:把5260兩改成了3300兩。這樣一來,總計6145兩銀子的絲絹稅,歙縣和其他五縣分別負擔46%和54%,大致符合各自的經濟比重。(具體的計算方式很複雜,因為均平之後諸縣或多銀或少銀,彼此沖抵折算,這裡不贅述。)
這個方案是典型的和稀泥思路:它把黃冊與《大明會典》拋在一邊,也不去計較絲絹稅的來歷一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總之現在大家各退一步,各自吃了小虧,這事就算完了,別鬧了。
這時候,已然到了萬曆四年的年根。過年期間,諸事停滯。等過完萬曆五年(1577年)的正月,地方才把這個方案上報給戶部,請尚書殷正茂酌定。
對於馮叔吉的這個方案,殷正茂十分贊同,連批了三句話:「其名尤正,其言尤順,其事尤易。」滿意之情,溢於言表。他把這個方案上報到北京,於四月五日上奏天子,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下發聖旨。
其時萬曆帝還未親政,這基本可以視為是首輔的意見。
聖旨下發戶部,戶部再往下發,一級一級傳到徽州府,時間正是六月初七。考慮到南北二京的往返距離,再加上內閣以及各級官府的處理批閱,這份文書的流轉算是極其罕見地高效。
對這份聖旨,六縣的反應截然不同。
歙縣人民欣喜若狂。他們本來的主張,正是要求絲絹稅由六縣均攤,這個分配方案可謂正中下懷。
從此以後,他們頭上的賦稅,少掉了3000多兩銀子。從隆慶三年到萬曆五年,八年抗戰,終於大獲全勝。
其他五縣,則望著聖旨呆若木雞,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我們的抗辯白說了?黃冊白查了?道理白講了?歙縣每一條主張,都被我們駁得體無完膚,結果戶部一句「均平」,就全給抹掉了?
五縣明明已經提出了極為有力的證據,可因歙縣這麼一鬧,最後還是讓它得了偌大的好處。
對於這個太平府分配方案,五縣嗤之以鼻。保留一個「人丁絲絹」的虛名空殼,換成「均平銀」的名目就想糊弄我們?最後還不是要六縣均攤負擔!婺源有一位知名鄉宦如此譏諷道:「這是朝三暮四之術,拿咱們當猴子耍呢。」
一時之間,五縣群議洶洶,無不義憤填膺,跟開了鍋似的。可是,這不是府議,不是部議,而是聖旨,代表了最高的意志。眾人縱有不滿,也不敢公開指摘皇上。如果徽州府趁機好生安撫,說不定他們會咽下這個啞巴虧,接受既成事實。
可一件不算意外的意外,徹底引爆了整個局勢。
就在馮叔吉把方案上報的同時,帥嘉謨也悄悄地第二次趕赴南京。他懷揣著歙縣鄉宦提供的一筆資金,進京運作。聖旨發下來以後,帥嘉謨勝利完成任務,高高興興返回徽州。
多年努力終於得到實現,他實在太高興了,覺得該犒賞一下自己,就用這筆贊助費從有關部門給自己弄了一副冠帶。
朝廷對於鄉里年高德劭的耆宿,有時候會授予冠帶,叫作冠帶榮身。偶爾也會授予見義勇為好青年,叫作冠帶義士。這是一種榮譽性的裝飾,和現如今胸口掛個大紅花差不多。
帥嘉謨覺得自己為民請命八年,差點連命都丟了,弄個冠帶戴戴,不算過分。
歙縣的老百姓,也是這麼想的。等帥嘉謨回到歙縣時,全縣的百姓都擁出來,熱烈迎接這位以一己之力扳倒陋稅的大英雄。他們搞了一個盛大無比的歡迎儀式,個個手執紅花歡呼,旁邊還有樂班吹奏。帥嘉謨進城以後,在百姓的簇擁之下遊街慶祝,所到之處,呼聲群起,儼然英雄榮歸。
這邊廂歙縣鑼鼓喧天,那邊隔五縣民眾可都要氣炸了。縣
鋼,月
重重扇在他們的臉上。抗爭八年,被歙縣佬把這個便宜占走了不說,居然還賣乖!尤其是看到帥嘉謨這個奸佞小人此時在街頭耀武揚威,再想到以後繁重的稅負又要沉重幾分,五縣民眾內心的火山再也無法壓制,徹底噴發。
你們歙縣不是靠鬧事鬧出一個減稅嗎?好,我們也鬧!
六月十一日,聖旨轉送到婺源縣。其時吳琯已經去職,由徽州府通判徐廷竹臨時代理政務。徐廷竹正好要去北京進賀表,還沒來得及走,衙門就被數干憤怒的婺源民眾給堵住了。他們手執木棍、火把,在衙門前守了一天一夜,要求徐廷竹去向上面反應,停止這種不公正的加稅方案,不答應就不準走。面對快要爆炸的民眾,徐廷竹不得不口頭允諾,然後惶惶離去。隨即徽州府又派出推官舒邦儒去接掌婺源縣。
舒邦儒算是這個太平府方案的發起人之一,他接到任命後,知道這事極為棘手。可是任命在手,他只得匆匆上路。舒邦儒一邊趕路,一邊琢磨著該怎麼安撫婺源民眾。沒想到,他剛過休寧縣,還沒到婺源呢,就被當地憤怒群眾給攔住了。
眼前漫山遍野全是人,把官道生生遮斷。站在人群最前頭的,是當地鬧騰最凶的幾個人,身後還有一排排有身份的鄉紳。他們攔住舒邦儒的隊伍,向他遞了一篇抗議申文,請他轉交徽州府。
【注釋】
里排:據《明史·食貨志》記載,明代編輯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推選家中丁糧多的十戶人家為里長;餘下百戶編為十甲,每甲十人,一人為甲首。每年由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負責催征賦稅。如此排序,十年為一個周期,是為排年。故某一年輪值的里長,被稱為里排。
耆民:耆,年老,指稱六十歲以上之人,故耆民為年高有德之人。
說是申文,其實應該算是戰鬥檄文。上來就痛罵戶部尚書殷正茂是「權奸變制殃民,勢壓無容控訴」,罵完了殷正茂,又罵歙縣「歙逆恃戶部而變戶法,以歙人而行歙私」—聽見沒有,都已經用上「歙逆」這種詞,幾乎按敵國來對待了。
往後的話,更是難聽:「欲赴闕上書,以聲歙人變亂成法之罪,欲興兵決戰,以誅歙邑倡謀首釁之人。「聽見沒有,都要興兵決戰了。
罵完以後,更發出威脅:「一旦更派,縣民情忿怒,鼓噪不服,若不及時處分,誠恐釀成大變。」
舒邦儒接了這份申文,臉都嚇白了。休寧人沒客氣,把他的隨行書吏和僕役拽出來痛打了一頓。幸而舒邦儒有官身,還不至於有人敢動他。但看這個陣仗,他也只能做小伏低,接下申文答應幫忙轉交。六月二十九日,舒邦儒好不容易穿過休寧,來到婺源,以為能鬆口氣,結果往前一望,眼前一黑—又是數千人聚在一處,遮道鼓噪。
又來了!
這回是婺源民眾,在當地鄉紳的帶領下聚了五千人,他們就這麼圍在長官身邊。遠遠地,有一個叫程天球的鄉民,居然還在縣城外豎起一桿大旗,上面長長一條橫幅:「歙宦某倚居戶部,擅改祖制,變亂版籍,橫酒絲絹,貽毒五邑。」那氣勢,就差填上「替天行道」四個字了。
在這一片詭異的氣氛中,舒邦儒戰戰兢兢地進了婺源縣城。他沒想到的是,等在前頭的,是一番更詭異的局面—婺源縣,居然自治了。
前面說了,婺源的知縣吳琯已去職,代理縣政的徐廷竹又忙著準備進京之事,整個婺源縣在六月份出現了短暫的十幾天權力真空期。
偏偏此時又趕上絲絹稅鬧得民意沸騰,當地豪強爭執不休,群龍無首。於是,婺源縣裡的一個有心人趁勢而起。
這個人叫程任卿,是當地的一個生員,原本負責司理署印。他在整個絲絹案中的地位,僅次于帥嘉誤,不過他的重要性,要到整個事件結束之後才體現出來。
程任卿是個有豪俠氣質的人,他敏銳地注意到婺源縣的權力真空,如果利用當前局勢做點驚人之事,可以在鄉梓刷出極高的聲望值,對未來大有好處。
於是他四處串聯,拉攏當地大族和有影響力的鄉紳鄉宦,同時對普通老百姓宣講煽動,聲言若朝廷不肯把絲絹稅改回去,就要鬧事。程天球那桿大旗,就是程任卿出的主意,走到哪裡都扛著。
婺源百姓一看大旗威風凜凜,又有人要為民請命,情緒無不高漲,助威的助威,捐款的捐款。一時之間,程任卿聲望大漲,風頭無二。
當程任卿覺得已經掌握了婺源人望之後,作為整個運動的最高潮,他率人突然佔領了婺源縣衙隔壁的紫陽書院,成立了議事局,儼然要另立中央,成立自治政府。
【注釋】
議事局:程任卿等人在婺源縣成立之議事局,乃是民眾自立的草台班子,被官方判定為非法組織,也是程任卿的重要罪狀之一,官方認為他聚眾百餘人,自任長官,捉打公差,支用糧米,甚至要向全縣徵收稅糧入自己的口袋,實在罪大惡極。實際上,現代意義上的議事局進入中國,同樣是在萬曆年間,為寄居澳門的葡萄牙人所建立,又稱作市議會、市政廳,負責管理租界內葡萄牙人在行政、經濟、軍事及宗教方面的各種內部事務,是其維持地方治安的最高權力機構。
紫陽書院,一聽這名字就知道和朱熹有關。朱熹朱老夫子,恰好是徽州婺源人,所以這個紫陽書院,正宗到沒法更正宗了。程任卿佔領這裡,顯然是早就謀劃好的。
這個所謂的議事局的創建目的—或者說對外宣稱的目的—是組織、協調諸縣的民眾抗議絲絹稅。程任卿自封管局,甫一上任,就準備了大量標語,上書「英雄立功之秋,志士效義之日」之類的話,貼得十里八鄉到處都是。
他甚至還亢奮地放言:「但有里排一名不出,我等趕上其門,有一縣不來,我等趕入其縣,遍傳鄉鎮。」這是要把熊熊烈火燒到其他四縣去。
至於那桿大旗,就戳在書院中間,威風凜凜。它已經成了程任卿和諸縣的標誌性約定,並有一個名稱:激變旗。
那會兒徐廷竹還沒走,他覺得你們隨便折騰,但這大旗實在是太礙眼了。激變旗?啥叫激變,就是鬧事啊,你們是唯恐別人不把你們當反賊?
迫於官府壓力,程任卿讓程天球把大旗挪到城外,但議事局的工作絲毫不受影響,繼續如火如茶地開展。他先後策動了幾件大事。
一是千人圍攻縣衙,逼迫徐廷竹代傳冤情;二是動員休寧縣半路攔截舒邦儒,代遞申文;三是婺源城外五千民眾向舒邦儒示威。
在先後數次大舉動上,議事局展現出了很強的協調能力,短時間內造起了極大的聲勢。程任卿一看民心可用,趕緊發動他們徵集捐款,每一石糧米征銀六分,用以維持運營。老百姓看到好幾個當官的都被迫妥協了,覺得這個議事局確實能幹大事,紛紛慷慨解囊。大筆大筆的錢財,就這麼流進紫陽書院。
這個議事局乃是草台班子,既無賬簿,也無監管,收多少錢,花多少錢,全由程任卿一言而決。如果他想要從中漁利的話,實在是再容易不過了。
財帛動人心,就算程任卿自己是乾淨的,也沒法保證別人不眼紅。議事局裡有另外一個生員,叫程文烈,他看到這大筆款項,貪念頓生,暗中策劃把管局這個位置奪過來。
這個計劃的實施,就定在了舒邦儒進婺源縣城的次日,萬曆五年七月一日。
書接上回。話說舒邦儒戰戰兢兢地進了幾乎進入自治狀態的婺源縣城,在七月一日安排升堂畫卯。程任卿作為議事管局,也來到縣衙,和一群里排、耆老等著接見。此前在休寧和婺源城外,議事局讓這位大老爺吃了兩次虧,下馬威也給夠了,現在面談,可以爭取到足夠的利益了。
幾個人正在談話,正好來了一個歙縣送信的快手,名叫王學。婺源人一聽是歙縣來的,登時臉色就不太好看。
「快手」不是現在那個「快手」,而是指衙否里負責傳喚官司、傳遞文書的差人,和負責緝捕罪犯的捕役合在一起,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捕快」。
偏偏這個後生態度還很囂張,說你們不要妄想絲絹稅恢復舊制了,我們歙縣花了700兩紋銀,搞定了府里的戶房程德煥,就連你們的管局程任卿也同意了。他拍著胸脯說可以說服五具認繳絲絹稅。
憤怒群眾一聽,大怒,這還了得,立刻叫囂著把婺奸程德煥、程任卿拽出來。程文烈趁機和其他幾個人鼓噪吶喊,帶領群眾沖入縣衙。
可憐程任卿前一刻是革命元勛,後一刻就被打成了出賣婺源的反動分子。他大聲抗辯,可是根本沒人聽,直接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頓,幾乎打得吐了血。程文烈興奮地站在高凳之上,指著程任卿說給我狠狠打!這夥人打到興頭上,還拿出刀來,把他從縣衙脅迫到紫陽書院,繼續施暴。
特別要指出,這一段詳盡描寫不是筆者憑空想像,真的是史料里明文記載的。
但程文烈跟程任卿打了個兩敗俱傷,反而讓另外一個叫何似的讀書人漁翁得利,坐上了管局的位子。何似登位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趕緊去挪用公款,結果一查箱底,還剩六兩白銀,又惹起一陣內訌。
舒邦儒一看這架勢,鬧得實在不像話,正要寫信回府里求援。婺源人擔心議事局的醜事曝光,居然把送往徽州府的公文全都攔截了,不允許傳遞。舒邦儒坐困愁城,這下連消息都斷絕了。
婺源議事局這邊大亂,休寧那邊也是一片喧騰。
在吳大江、程時鳴幾個當地讀書人以及豪強的帶頭之下,一萬多鄉民聚集起來,搭著木梯,直接翻上縣衙牆頭,把告示榜文全數撕毀,砸掉一切和歙縣有關的商鋪設施;然後又高舉黃旗,日夜圍著縣衙鳴鑼吶喊,挾持知縣陳履;他們甚至找了幾個人,身穿青衣小帽,手執鎖鏈,聲稱要直接把所有參與絲絹稅方案制訂的官員鎖拿進京。
休寧人也向婺源人學習了「先進的」信息管制經驗,在各處派人把守,任何過往文書,都必須審查以後才能通過,要求「一票一揭,必經休民人驗而後發」。
有了婺源、休寧兩縣帶頭,其他三縣也相繼發出檄文,一起鬧將起來。五縣人民買賣也不做了,地也不種了,專門在徽州府與外界的各個路口圍堵歙縣商人,見一個打一個,貨物全部截留搶走。甚至有一夥激進分子,聲稱要闖入殷正茂在歙縣的產業,燒祖屋,刨祖墳,好好給這位戶部尚書點顏色看看。
一時之間,徽州境內烽煙四起,政務為之癱瘓。整個徽州府,這回是徹底亂了。
徽州府這下可再也無法安坐。新上任的知府徐成位一臉黑線,委屈得要死。明明是前幾任知府姑息搞出來的事,結果這炸彈卻等到他上任才爆炸,實在太欺負人了。
可憐他一介知府無權更改絲絹方案,又不敢瞎許諾什麼,解決不了深層次的矛盾,只能含糊其詞地發了無數公文試圖安撫,效果可想而知。
與此同時,徐成位顧不上體面,急忙向撫、按兩院及兵備道發文求援,請求上級迅速拿出個辦法來,不然徽州今年怕是連稅都沒人交了。
上頭還沒來得及做出反應,徽州變亂又掀起一股離奇巨浪。
婺源縣裡有一批駐軍,帶頭的軍官叫趙淶,也是歙縣人。他一直很想回家看看,苦于軍法森嚴,不敢擅動。這次趕上暴亂,他連夜帶兵撤出婺源,直奔歙縣而去。為了掩人耳目,趙淶還派手下歙籍士兵到處散布流言,說婺源人要暴動。(這個說法來自婺源,真實性是很值得懷疑的,姑妄聽之。)
【注釋】
把總:根據《明史·兵志》的記載,明代京營分為三大營,設千總、把總等領兵官;各地方總兵之下,也設有把總領兵。故,把總在千總之下,領兵幾十人至百人,為軍隊中的基層領兵官,相當於現在的排長或連長。
婺源人聽到歙縣人造謠說他們造反,勃然大怒,議事局立刻派人到處散播謠言,說真正想造反的是歙縣人。負責協調的人到了休寧,休寧這邊的帶頭人吳大江表示,你們玩得不夠狠,看我們的!
此前他們已經挾持了休寧知縣陳履,所以官印可以隨便亂蓋。
吳大江遂以休寧知縣的名義,給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布政司衙門發去飛報,聲稱休寧、婺源兩縣遭到一萬多名歙賊的入侵,休寧知縣陳履被擄走,婺源署理縣事的推官舒邦儒慘被毆打,連兵備道都被圍了,歙賊不日將越境四齣,情況十萬火急!
萬餘「歙賊」入侵,真虧他想得出來,想像力太豐富了。
休寧縣的偽造公文發得痛快,那些接到急報的外省布政司衙門可全都傻眼了。
徽州的地理位置比較特殊,如果這裡發生暴亂,整個東南都要為之騷動。因此對這份軍情急報,東南諸省都很重視。
可研究來研究去,各省布政司衙門覺得很奇怪。
徽州府的上級主管是應天巡撫,按道理出了亂子,應該先往南京那邊報才對。如今休寧縣的告急文書越級不說,居然還跨省,難道…..南京已經被「歙賊」佔領了?
四省布政司的冷汗登時就下來了。
「歙賊」居然囂張到了這地步,當年倭寇也沒這麼厲害啊。
這下子,真正是江南震動,諸省嘩然。誰能想到,徽州府出了這麼一個厲害的縣,敢和整個江南單挑。在那幾天,「歙賊」風傳江南,人人聞之色變,充滿了黑色幽默的荒誕。
南京方面不是傻子,眼看整個東南都震動了,大為不滿,責令徽寧兵備道儘快查明這「欲賊」到底是怎麼回事。
微寧兵備道有維持地方治安的職責,鬧到這個地步,他們自然也坐不住了。副使馮叔吉趕緊率先做出反應,連發兩道安民告示。
先一道語氣嚴厲,讓民眾各自回家,「如有隨逾跟走,群呼類引,嚷亂有聲者,即系惡少棍黨」。後一道語氣柔和,說馮副使準備巡看五縣,仔細傾聽百姓呼聲,不過天氣太熱容易中暑,大家可以不必遠道迎接,留幾個人問話就是。
這不是客套話,馮叔吉真的親自趕到徽州,還帶著不少兵馬。他一是巡視五縣,彈壓民亂:二是要查明「歙賊」的真相。徽州府也趕緊發出禁約,禁止六縣民眾互相仇視傷害,否則嚴懲不貸云云。
至於應天巡撫,他正忙看給那些受驚擾的外省衙門解釋,南京沒事,徽州也沒有亂賊流出,大家不要驚慌……
無論徽州府還是兵備道,此時的態度都還好,只是溫言勸慰老百姓別誤會,並沒擺出一副趕盡殺絕的嘴臉。可熟悉官場的人心裡明白,這只是因為官員們要儘快平復亂局,等事態平息,就要秋後算賬了。
一直到這時,五縣裡的鄉宦們才意識到,這回可能有點玩大了……
起初五縣鬧事,這些鄉宦一直在背後推動,希望藉此施壓,可民心一起,就不是他們所能控制的了。休寧縣有位鄉宦叫汪文輝,在當地極有地位,官至尚寶司卿,算是見過大世面的人。他最初也積極支持五縣維權,可到了這會兒,他覺得不對勁了。汪文輝緊急聯絡了幾個有力之人,說這事得往回收,咱們是維權,不是謀反,真鬧大了,有理也變沒理了。
汪文輝連忙準備了一份揭帖,上書徽州府,語氣懇切地解釋說五縣並不打算鬧事,只是被逼太甚,民心不穩而已,外頭傳言什麼達道毆打、豎激變旗什麼的,都是謠言,我們跟舒推事感情好著呢!
他的文筆頗佳,一邊解釋,一邊還不忘告狀:「今各縣憤激,事實至此,釁孽始萌,猶可杜息。其指斥之實,惟知切齒於殷門;其號呼之狀,惟欲求申於官府,其迫切之情,惟欲求通於君父。」
三個排比,層層推進,既把暴亂這件事洗得乾乾淨淨,又指出亂源在於殷正茂這個王八蛋—我們是反奸臣不反皇上,是大大的忠臣。
有他帶頭,其他幾縣也紛紛上書,調門一致降低,都態度懇切地表示:小民只是驚慌失措而已,只要大老爺把絲絹稅改回去,我們都是順民。
鄉宦們的呼籲,讓民間的熱度慢慢降了下去,然後朝廷的脾氣就上來了。
七月二十日,這次不是兵備道,而是更上一級的巡撫都院氣勢洶洶地發出安民告示。這次的口氣截然不同,沒有含糊地稱「五縣」或「六縣」,而是直接點了休、婺、祁、夥、績五縣的名,殺氣騰騰地表示:
「如有一縣一人敢倡言鼓眾者,先以軍法捆打,然後問遣,決不姑息。」
耐人尋味的是,與這份安民告示一併送達徽州府的,居然還有一份兵備道捉拿帥嘉謨的公文。
在這份公文里,逮捕帥嘉謨的理由特別值得一讀:「以歙縣津貼之費,輸納冠帶,誇張梓里,以致五縣居民憤恚不平,哄然群聚。」你這是詐騙歙縣百姓的公款,去給自己買冠帶榮譽,還到處顯擺,這才導致了五縣民眾鬧事。
這些錢有多少呢?一共四十兩。
看得出來,上頭為了儘快平復亂局,只能拿帥嘉謨的人頭來安撫五縣民眾了。你沒罪,也得挑出點罪過來—可是,帥嘉謨一手促成絲絹稅改革,這個立場是經過聖旨確認的,從這裡實在挑不出毛病。兵備道憋了半天,只好胡亂找了個理由,說他挪用公款買冠帶。
誰讓你小子到處顯擺,惹出這麼大亂子,不收拾你收拾誰!
於是,這位一心為歙縣謀利益的英雄,稀里糊塗地以詐騙罪進了監獄。
當然,帥嘉謨在牢里並不寂寞,因為沒過幾天,巡撫都院發出數份公文,點了五縣裡鬧事的一群首惡分子的名字—程任卿、程文烈、何似、吳大江、程時鳴等幾人都在名單里,要追究他們的責任。
隨著這些責任人的入獄,以及各級政府的強力彈壓,加上當地鄉宦拚命安撫勸說,這一場轟轟烈烈的徽州之亂,總算逐漸恢復了平靜。
可無論是撫、按兩院還是徽州府,心裡都明白,此時的平靜是暫時的。暴亂的根源在於絲絹稅,這個不解決,始終是個隱患。
因此他們也紛紛上書戶部,表示這個絲絹稅的改革,雖然是聖上批准過的,但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此時徽州之亂的影響,已經不局限於當地,兩京官場都有震動。南京禮科給事中彭應時、湖廣道御史唐裔以及北京戶科都給事中石應岳紛紛上本,說徽州大亂肇始於絲絹稅的改制,可見比事還需要仔細斟酌。戶部尚書殷正茂身為歙縣人,即使沒有偏袒之心,也該避嫌,這次出事他也有責任。
其實他們對於徽州絲絹案的來龍去脈井不清楚,在彈章里只是幾句話寥事帶過。他們擔心的是,此事持續下去,會讓整個江南都變得不穩定,這才是關乎利害之處。所以說,誰有道理誰沒道理根本不重要,趕緊把這事平息才是真的,正如彭應時彈章里說的:「奏請(皇上)定奪,毋得依違以杜釁端,庶地方永保無虞之慶。」
【注釋】
奏請(皇上)定奪,毋得依違以杜釁端,庶地方永保無虞之慶:聖上萬萬不可猶猶豫豫、模稜兩可啊!懇請聖上裁斷是非,以正視聽,杜絕此類爭端,但願能永保地方太平無事!
在重重壓力之下,殷正茂只得上書謝罪請辭,不過並未得到批准。
他戶部尚書的位子暫且保住了,但言路和群眾的意見都太大了。絲絹稅的方案,必然要做修改。哪怕已經有了聖旨,也得改。
只不過,皇上金口玉言,豈能出爾反爾。這臉,不能讓皇上丟。所以朝廷給出的方案修改理由是這麼說的:「雖令由欽定,始有專擅之情,事屬鄉邦,不免有可疑之跡。」意思是,聖旨雖然欽定了絲絹稅的改革,但你們在具體操作上有偏袒的痕迹,大概是主事官員的籍貫落人口實了吧。
朝廷定的調子是對的,是底下的人給唱歪了。誰唱歪的呢?到底還是讓歙縣出身的殷正茂背了這口黑鍋。
上頭既然同意修改絲絹方案,下面各路官員便重聚太平府,再次商議。萬曆五年十二月,絲絹稅的第三版改革方案終於出爐。
這個方案與原來相比,本質上沒什麼區別,只不過對五縣多讓了一步。
歙縣絲絹稅不變,減免的均平銀數額,從原來的3300兩調整到2000兩,由五縣均攤。這樣一來,總計6145兩白銀的絲絹稅,實際上歙縣出4145兩,五縣出2000兩。
五縣民眾這次沒敢再鬧民變,可不滿之情溢於言表。你當這是菜市場討價還價?一塊不行就九毛,九毛不成就八毛,太不成體統了。我們要的可不是這個!
負擔就是負擔,一分銀子也是負擔!
老百姓鬧了這麼久,早就輕車熟路。抗議申文和請願書化為無數雪花,紛紛飛向各級衙門。官員們面面相覷,還能怎麼辦?繼續再議吧!議到大家都滿意為止。
這一議,就將近一年。一直到了萬曆六年十一月初四,徽州府總算硬著頭皮拿出了第四版方案,叫《豁免五縣均平方案》。
此方案對歙縣來說,沒什麼太大變化。絲絹稅照舊,減免的均平銀數額,調整到了2530兩。而這2530兩,並不會攤派到五縣頭上。
在隆慶六年,戶、禮、工三部征派徽州府的料價銀,減免了一部分,一直留在府賬上。同時還有一筆軍需銀,每年都會剩點結餘。徽州府每年從這兩項合計抽走1950兩,替五縣補進均平銀里,諸縣再均攤50兩,一共是2000兩整。如果以後每年軍需銀的結餘不足,則從五縣征派補足。
繞了好大一個圈子,等於是徽州府把這筆稅扛下來了。
這樣看起來很合理,可是不要忘了,這個稅是每年都交的。徽州府料價銀是隆慶六年的減免所得,數量只會減少,早晚用光;而軍需銀結餘每年都不固定,今年多,明年少,萬一是負數,那麼這筆錢,還得讓五縣來承擔。
換句話說,這2000兩銀子的來源,是不穩定的。
前面三個方案,是橫向朝三暮四,讓絲絹稅在六縣之間來回騰挪;這第四個方案,卻是縱向朝三暮四,按時間軸來的。五縣初期可能交得少,可隨著時間推移,幾乎可以肯定會逐年增多,最後回到原來的水平。
而且這裡還有一個問題。
對歙縣來說,減免均平銀的數量是2530兩。而從料價銀、軍需銀和諸縣分攤中抽走的,是2000兩。還有530兩無法沖抵,賬不平啊。
歙縣和五縣已經打滾了好多次,差不多已到底線,讓誰多扛一分,估計都得爆炸。要麼,再按照第四版方案的思路,從其他科目里進行調配?
一般的調配,是不成的。因為你這裡減交,那裡就要多交,算來算去,總有一個科目要吃虧。一干能吏高官,就為這區區五百多兩銀子愁眉不展。
這時,不知哪位天才提出一個絕妙的主意—如果這個科目本身就不合理呢?讓它吃虧,豈不就正好兩便嗎?
什麼?怎麼還有不合理的稅收科目?有哇,兩個字:協濟。
所謂協濟,是指當一處官府出現資金緊張時,由上級出面協調,組織臨近州府進行援助。這種援助一般來說都是臨時性質的。
比如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為了防備倭寇,徽州府協濟蘇州、松江海防16,000兩銀子;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為了鞏固長江防禦,徽州府協濟鎮江駐軍1300兩銀子;嘉靖四十年(1561年),景王朱載圳前往封國,徽州府協濟池州10,000兩,用於迎接儀仗開銷。
這些大的協濟,都是因事而起,事完了,錢就不用給了。可還有一些瑣碎的小協濟,雖屬臨時征派,可久而久之,遂成定規,變成一項長期性的稅負。這是大明稅制的一個特點,很多科目因循成例,輕易更改不得,日積月累,形成無數散碎、複雜的短鏈條。
這些瑣碎協濟,往往與軍事密切相關。因為軍方的駐屯調動,不依行政劃分而行,經常跨數府數縣。比如兵備道副使馮叔吉這個「應、安、徽、寧、池、太六處兵備」的頭銜,就是依長江而備,跨越六府。若想尋求地方支援糧餉,非得靠徽寧兵備道來協調。
因此,兵備道對各地的協濟情況掌握得最全面。
按照那位官員的建議,請兵備道出面,清查一下協濟費用,看哪一項有不合理之處,取消便是。
兵備道也想儘快從這個泥沼里脫身。於是在副使馮叔吉的授意下,兵備道清查了一遍賬簿,很快從中挑選出一個科目:協濟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
這個科目光看名字就挺奇怪的。
金衢道全稱是領金華、衢州、嚴州兵備道,它的駐地在衢州府,和徽州府沒什麼關係。徽州為什麼要給它兵餉?而且這筆銀子不是解往衢州,而是解往池州,那裡明明是徽寧兵備道的駐地。
明明是徽州協濟金衢道的費用,卻要送去徽寧道的池州,這賬目流向也太亂了吧?仔細一查,原來這也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
早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為了防倭,朝廷設立了應天兵備副使,統一協調包括徽州在內的長江防務。到了四十一年(1562年),這個機構被裁撤,卻沒有下家來接盤。徽州府在那段時間,處於沒有駐軍保護的空白期。
本來朝廷覺得倭寇氣焰不復往日,徽州地處內陸安全得很,這事不用著急處理。沒想到好死不死,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徽州突然鬧了一次礦上騷亂。一群來自金華的礦工化身流賊,沖入婺源縣大掠一番,徽州六縣為之震動。
當時的應天巡撫劉畿手裡無兵可派,遂移文鄰近的金衢道,希望他們就近協防。協防需要兵餉,這筆錢自然得是徽州府出。於是徽州府專門安排了一筆兵餉,每年解送衢州。
後來到了隆慶六年,朝廷設立了徽寧兵備道,把徽州防務從金衢道接回來。按說這筆餉銀該隨之轉過來,相應科目名稱也要修改,可徽寧兵備道打起了小算盤,覺得可以從中漁利。
首先,徽寧兵備道先從徽州府徵收一筆兵餉銀,於情於理這都是應該的,程序上沒有任何問題。然後徽寧兵備道給金衢道移文,說徽州防務我們接手了,兵餉銀以後歸本道所用。金衢道覺得這也合理,辦了移交手續。
最關鍵的手法來了:徽寧兵備道並沒告訴徽州府,兵餉發生了轉移,反而要求徽州府在「協濟金衢道兵餉銀」中間加上「解池州府」四個字,意思是,以後你們交給金衢道的兵餉銀,送到池州來就好啦。徽州府非但沒覺察這個小手段,還覺得挺高興。因為解送兵餉本身也是有成本的,送到池州比送到衢州可近多了,這麼一改「解池州府」,我們還省了一筆運輸費呢。闔府上下,都讚頌兵備老爺體恤民情。
經過這麼一番操作,徽州府每年要交兩筆兵餉銀,名義上一筆給金衢道,一筆給徽寧道。其實金衢道早就收不到了,這兩筆銀子都要解去池州,落入微寧道手裡。
說白了,這算重複徵稅。
有人也許有疑問,交兩次錢,徽州府難道傻嗎?
奧妙就奧妙在這兒了。從徽州府的財務角度來看,這是兩筆不同的支出,一項是給外地駐軍,一項是給本地駐軍。如果不知道「協濟金衢道」的前因後果,根本看不出兩項其實是同一項。
要知道,在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里,政策的執行是有慣性的(比如說在大明)。政策一旦形成慣例,
化油 即使周圍情況發生變化,官員仍舊會機械地繼續執行,不會主動求變,甚至畏
,不會主動求變,甚至畏懼變化。所謂「祖宗成法」,就是這麼來的。
徽州府一直在交納「協濟金衢道兵餉銀」,這已經形成了一個習慣。既然沒人通知取消,那麼就繼續交下去好了,也沒人追究它是怎麼產生的。那筆絲絹稅也是同樣的道理,歙縣不也默默地交了兩百年嗎?
大明的正稅不多,雜稅和隱形稅卻無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在體制內悄然形成的。積弊一旦生垢,便難以清除,積少成多,演變出無數散碎、複雜的短途稅鏈,賦稅比賬面上要沉重數倍。
看到這裡,我們大概能明白,六縣為什麼糾結於這些稅目數字了。
並非只是因為他們熱愛興訟,實在是負擔太重,不堪承受。從這次爭議中能看到,除夏稅秋糧的正稅之外,徽州府還要徵收南京承運庫的人丁絲絹,給地方政府的六項均平銀,給工部、戶部的物料銀,還有各種各樣的地方協濟..
…..
若是再碰上微寧兵備道這樣有私心的,上下其手,又運作出一筆額外的稅收,負擔就更大了。此前第一版太平府方案中,徽州官員甚至還想藉機運作一下,增加一點官府辦公費。
更可怕的是,這些數字,只是解到庫的稅額,還要加上途中的扛解、火耗、補平、內府鋪墊等,這才是老百姓最終要承擔的稅負。徽州府每年要向六七個部門分別解送稅賦,每多一路,附加成本就會翻一倍。
就這樣,地方雜稅和臨時稅不斷增加,附加成本隨之提高,效率直線下降,整個體制逐漸變得臃腫無比,同時造就了大片舞弊空間。大部分稅額,就在這些煩瑣、細碎的流轉環節中,被各級操盤手們吸走。老百姓交的錢越來越多,朝廷收入卻不見增加,大部分都在中間環節里被消耗了。
長此以往,地方民怨沸騰,政府束手無策,最後的結果,就是調控失靈,天下大亂。
張居正搞的一條鞭法,治標不治本,它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大明產生「雜稅」的機制,只能略微擴大稅基,把問題的爆發拖延一段時間罷了。
大明滅亡的原因,徽州府的這筆小小稅賦,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啟示。咱們書歸正傳。
前面說了,「協濟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這筆稅銀,本身並不合理。徽寧兵備道一直很擔心,萬一又碰到一個類似帥嘉謨這種愛較真的人,說不定會再起波瀾。這一次既然有人提議,兵備道索性順水推舟表示,為了徽州府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我們吃點虧,從這筆兵餉銀里抽出530兩來,把最後的虧空補上吧。
這筆原本是重複徵收的稅,就這麼巧妙地被洗白了。
兵備道高風亮節,解決了最後的問題,諸位官員看到了成功的曙光,連忙又經過一輪討論,做了一點微調,使之更加完備:
減免料價銀的庫存有限,不能支撐逐年抽調,直接併入軍需銀。
五縣額外負擔的那50兩也算了,省得他們啰唆,直接也併入解池州府兵餉銀。於是,在萬曆七年(1579年)的三月,第五版方案出爐了。
人丁絲絹6145兩,仍由歙縣承擔,但他們負擔的均平銀,則減少2530兩。這筆均平銀怎麼補足呢?由徽州府軍需銀抽出1950兩、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抽出580兩,合計2530兩,轉入均平銀賬目沖抵。
這個方案,可以說是集妥協、折中之大成,把負擔壓力分散到歙縣、徽州府、兵備道等諸多方面。這樣一來,歙縣少交了2000多兩銀子,心滿意足;五縣一點負擔不用加,也心滿意足;徽州府和兵備道略吃了點虧,但消弭了一場大亂,杜絕隱患,也合算。
對朝廷來說,一則上交的稅款並不短少,二則趁機清理冗稅雜役,統一錢糧,對一條鞭法的推行也是好事—這個方案真是把方方面面都照顧到了,難怪執筆者得意地稱其為「共免兩全法」。
這一次,上上下下俱鬆了一口氣。兵備道趕緊發布大字榜,通告六縣新的稅制,並得意揚揚地宣布:「自萬曆七年為始,明載賦役冊,永為定規。」
我相信,在張榜公布的一瞬間,這幾個字轟然化為斗大的金黃色大字,配著恢宏的音樂,在徽州官場大小官員腦海中旋轉。他們此時一定百感交集,涕淚交加。
不容易啊,這一場肇始於隆慶四年的大紛爭,前後持續了將近十年,先後五版解決方案,至萬曆七年終於徹底消弭。中間多少波折,多少折騰,總算熬過去了。
塵埃落定,生活還得繼續。
讓歆縣人感到高興的是,曠日持久的絲絹紛爭,把各種細節、征派原理都討論得很透徹,官府上下都不太敢做手腳,反而會主動找別的稅目設法再減免一點。這時又趕上了朝廷推行一條鞭法,所以款縣所承擔的人丁絲絹,不必全以實物交付,直接本色折銀或折色折銀,不必先賣糧食再買絲了,無形中又少了一層負擔。
據學者考證,萬曆七年之後,歙縣真正實交的人丁絲絹稅,其實只有額定的七成。這一切,都是拜那個學霸帥嘉謨所賜。
而帥嘉謨後來到底怎麼樣了呢?

無憂書城 > 歷史小說 > 顯微鏡下的大明 > 學霸必須死 徽州絲絹案始末 第三章 稀泥與暴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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