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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秦論 第二節 歷史實踐與歷史意識的最初分裂

  西漢以對秦文明的評判為軸心,歷史的實踐與意識出現了最初的分裂。

  歷經為禍劇烈的秦末之亂與楚漢相爭,西漢王朝終於再度統一了中國。當此之時,如何面對秦帝國及其母體春秋戰國時代,成為西漢建政立國最為緊迫的實際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直接取決於主導階層的歷史意識。所謂歷史意識,其軸心是社會主導階層的文明視野,及其所能代表的廣泛的社會利益,而絕非領袖個人秉性與權力陰謀所能決定。文明視野與社會利益的廣泛度,有一個具體的基準問題:對待秦帝國所開創的大一統文明框架,是全面繼承還是另起爐灶?

  從中國文明演進的歷史意義上說,西漢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具有特殊意義的時代。這一特殊在於:西漢處在中國原生文明之後的第一個十字路口,最具有發生種種變化的社會潛質,最具有重塑中國文明的種種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漢王朝承擔著「如何承前,如何啟後」的最重大的歷史課題。唯其如此,西漢王朝的歷史抉擇,顯得特別的重要。

  西漢的開國階層,基本是由秦末各種社會職業的布衣之士組成的。其中堅力量之中,除了一個韓國貴族張良,劉邦集團的文臣武將大多由吏員、商販、工匠、小地主、游士、苦役犯六種人構成。而劉邦本人,更是典型的秦末小吏(亭長)。雖有職業的不同與社會身份的些許差異,但就總體而言,他們都處於平民階層。這一廣大階層,是孕育遊離出戰國布衣之士的社會土壤,其中的佼佼者,幾乎無不具有戰國布衣之士的進取特質。從社會意識與歷史意識的意義上說,當時的士人階層,是對歷史與所處時代有著相對全面、客觀、清醒認識的唯一社會階層。基於這種社會根基,劉邦集團的種種政治作為,一開始便與項羽集團有著種種較為鮮明的反差。對待秦文明的基本態勢,劉邦集團與項羽集團更有著重大的區別。項羽集團作為既得利益的喪失者,對秦文明恨之入骨,既徹底地有形摧毀,又徹底地精神否定,滅秦之後則完全復辟了諸侯制。劉邦集團則雖然反秦,卻對帝國功業與秦始皇始終有著一種實實在在的景仰。對於帝國文明框架,則一開始便採取了審慎地權衡抉擇的做法。

  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歷經百餘年,西漢終於完成了這種權衡抉擇。

  這一過程,並不全部都是難題。對於中央集權、郡縣制、統一政令、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統一生產交通標準、移風易俗以及種種社會基本法度,西漢王朝都全部繼承了秦文明框架。所謂「漢承秦制」,此之謂也。事實上,重新確立的秦制,也被整個社會迅速地重新接受了。所謂權衡抉擇,主要集中於兩個核心:一則,如何對待具有強大傳統的諸侯分封制?二則,如何對這種實際繼承秦制而道義否定秦製做出合理闡釋?具體說,對待分封制的難點,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國廢除實地分封制,實行虛封制?合理闡釋繼承與否定秦文明矛盾的難點,則是要在反秦的正義性與秦文明的歷史價值之間,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判與說明。

  對於分封制難點,西漢王朝做出了有限妥協,至漢武帝時期基本確立了有限實地分封制。這一基本制度,比秦帝國有所倒退,也給西漢王朝帶來了長期的惡果。這是「漢承秦制」歷史過程中的另一個基本問題。儘管西漢的妥協是有限的,然由於分封制(即或是有限實地分封制)帶來的社會動蕩連綿不斷,故在西漢之後,這種有限分封制一代比一代淡化,魏晉之後終於演變為完全的虛封制。也就是說,歷代政權對秦制的實際繼承,在西漢之後更趨完整化。這一歷史現象說明。歷經秦末亂世的復辟劫難,又再度經過西漢初中期「諸侯王」引發的動蕩,歷史已經最充分地昭示出一則基本道理:從秦制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其結局只能導致中國重新陷入分裂動蕩;歷經春秋戰國五百餘年激蕩而錘鍊出的秦制,是適用於社會的,是有益於國家的,是有利於華夏民族長遠壯大發展的。從實際制度的意義上說,秦文明在本質上獲得了完全的歷史認可。

  然則,在歷史意識的評判上,卻出現了巨大的分裂。

  西漢王朝發端於反秦勢力。這一最基本的事實,決定了西漢政權不可能對秦帝國及秦文明在道義上給予認同。否則,西漢政權便失去了起事反秦的正義性。對於歷來注重道義原則而強調「師出有名」的古老傳統,這一點非常重要。中國古代社會之所以將「弔民伐罪」作為最高的用兵境界,其根源,正在於注重政治行為的道義原則。若對方不是有罪於天下的暴政而加之以兵,便是「犯」,而不是「討」或「伐」;既是天下「討秦伐秦」,則秦只能是暴政無疑。這便是中國古老的政治道義傳統所蘊涵的邏輯。

  雖然,劉邦集團的社會根基不同,決定了其與六國貴族的復辟反秦具有種種不同。但在指斥秦政,從而使自己獲得反秦正義性這一點上,卻是共同的。其間區別,只是指斥秦政的程度與方式不同而已。如前所述,六國貴族對秦政是仇恨攻訐,是蓄意謊言。而劉邦集團的指斥秦政,則僅僅限於泛泛否定。

  細察《史記·高祖本紀》,劉邦本人終其一生,對秦政的評判只有兩次,且都是同一句話。一次是最初的沛縣舉事,在射入城邑的箭書上說了一句:「天下苦秦久矣!」另一次,是在關中約法三章時,又對秦中父老說了一句:「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另外,還有兩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件事,是劉邦在稱帝後的第八年,也就是臨死之年的冬天,下詔為戰國以來六位「皆絕無後」的王者建立固定的民戶守冢制度:陳勝及趙悼襄王等四王,各封十家民戶守陵,信陵君封五家;只有對秦始皇,封了二十家守陵。在其後兩千餘年的歷史上,封民戶為秦始皇守陵,劉邦是唯一的一個。與之相對比的是,漢武帝泰山封禪時,儒家大臣已經可以明確提出秦始皇不能進入封禪之列,而漢武帝也採納了。另一件事,是劉邦在建政第六年,擢升秦帝國的統計官張蒼為「計相」,並「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實際上,便是以蕭何為總政丞相,以張蒼為主掌經濟的副丞相。以秦帝國經濟官員為自己的經濟丞相,劉邦實際推行秦政的意圖是很明確的。這位張蒼,後來在漢文帝時期一直擢升至丞相,總政十餘年。其時,甚至連西漢王朝的曆法、國運、音律等,都一律秉承秦文明不動。這種原封繼承,一直延續到漢武帝。

  與劉邦同代的開國重臣,也鮮有系統指斥秦文明的言論。最典型者,是大謀士張良。張良曾經是韓國末世的「申徒」(民政經濟大臣),純正的六國貴族,且其青年時期始終以謀殺秦始皇與鼓動復辟反秦為使命。但是,在投入劉邦集團後,張良卻只以運籌謀劃為任,從來沒有涉足實際政務,也從來沒有對秦政做出過公然指控。劉邦稱帝後,張良便事實上隱退了。身為六國貴族,張良的政治表現前後有巨大變化且最終退隱,頗值得探究。歷來史家與民間演義,皆以「淡泊名利,功成身退」說之。實則不然,張良的變化,實際與劉邦集團的政治氛圍密切相關。張良既不能使劉邦復辟諸侯制,又不願追隨劉邦實際推崇秦政,只有忍痛拋開歷來的政治企圖,而走入修身養性的「神仙」道路。此當較為接近歷史之真相也。

  劉邦之後的呂后、惠帝、文帝、景帝君臣,情形皆大體相同:極少涉及評判秦政,但有涉及,也只是淡淡幾句寬泛指斥。也就是說,在漢武帝之前,對秦政秦制的理念否定尚停留在感性階段——出於必須的反秦正義原則,僅僅對秦文明有原初的必須性的感性評判而已。於是,「天下苦秦久矣」便成為籠統的代表性說法。

  這種感性指斥,在漢武帝時期開始發生變化。

  西漢對秦文明的評判,由感性向知性轉化,開始了大規模的理念探究。

  這一變化的背景是:西漢政權已經穩定昌盛,開始了結文治武功方面的種種難題。武功方面,是大力連續反擊匈奴。文治方面,則以闡釋繼承與否定秦文明的歷史矛盾為基點,確立國家意識形態的主流價值法則。在這一大背景下,文治目標的實現體現為兩個方面:既湧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梳理華夏足跡的經典史書——《史記》,又湧現了大量的審視秦文明的言論與文章。

  從總體上說,西漢時代對秦文明的評判,以及對秦亡原因的探究,呈現出相對客觀的態勢。所謂相對客觀,是西漢評判大體擺脫了秦末復辟者充滿怨毒與仇恨的心緒,開始從論說事實的意義上評判秦文明。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西漢學人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秦政,都極少引用秦末復辟者咒罵秦政的惡辭,都是在陳述自己認定的事實。儘管其中不乏大而無當的囫圇指責,但就其基本面說,相對客觀了許多。但無論客觀程度如何,西漢對秦文明的理念否定是清楚的,且由感性到知性,越來越趨於理論化。

  具體說,為西漢官方認定的《史記》相關篇章中,尚很少對秦文明作總體指斥。在《貨殖列傳》、《河渠書》、《平準書》等綜合性敘述篇章中,都是鋪敘歷代經濟功績與地域風習,基本不涉及對歷代文明演進的階段性總體評判。即或在專門敘述意識形態變化的《禮書》、《樂書》、《律書》中,也很少指斥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在《禮書》中只有一段隱約肯定又隱約指責的說法:「周衰,禮廢樂壞……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採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大抵皆襲秦故……少所變改。」在《太史公自序》及人物之後的「太史公日」中,偶有「秦失其道」「秦既暴虐」等言辭,但遠未達到秦末復辟勢力那般一體咒罵,亦遠未達到後世史家那般總體認定「暴政亡秦」。

  漢武帝本人的態度,也是頗具意味的。

  《史記·禮書》記載了一則基本事實:漢武帝大召儒術之士,欲圖重新制定禮儀,有人便主張恢復古代禮制。漢武帝便下詔說:「蓋受命而王,各有所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成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顯然,漢武帝對復古是敏感的,也是嚴厲的,即或僅僅是禮制復古,也依然給予很重的批駁,將話說得分外紮實:漢也是歷代之一家而已,沒有自己的法度禮儀,何以面對子孫!敏感什麼?警覺何在?其實際底線是很清楚的,便是不能因為否定秦政而走向復古。這次詔書之後,漢武帝沒有接受儒術之士的理念,而是大行更新:改曆法、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禮儀,完成了既不同於復古又不同於秦制的「漢家禮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漢武帝的頗具意味處,在於其始終自覺地把握著一則施政理念:秦可否定,然既不能因對秦的否定而走向復辟,也不能如同漢高祖那樣全盤繼承秦制。如此理念之下,對秦文明的否定,自然很難如後世那般走向極端化。

  這一基本事實,透漏出一則值得注意的歷史信息:即或已經到了漢武帝時期,西漢對秦文明的總體性評判已經明確持否定原則,然其基本方面依然是謹慎的,依然避免以系統形式作最終的簡單否定。《史記》中「非秦」言論的感性閃爍,以及這一時代諸多思想家對秦政秦制的評判,都在否定中包含著肯定,幾類漢初的賈誼。凡此等等,足證這一時期對文明演進史探究的相對慎重與相對客觀。

  西漢的官方歷史意識,在漢武帝之後開始了某種變化。

  變化的標誌,是在官方聲音中開始出現總體否定秦文明的說法。所謂總體否定,是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而是全部一概否定,對秦文明的分析態度開始消失。最基本的事實,是漢昭帝時期的鹽鐵會議大論爭。作為會議記錄的《鹽鐵論》,如實記載了「賢良文學」與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爭論。其集中涉及評判秦文明的篇章,有《誅秦》、《周秦》、《伐功》、《申韓》、《備胡》等。賢良文學者,西漢之職業理論家也,儒生之群體也。他們對秦文明的評判,是總體否定而不包含任何肯定的。其典型言論有:「商鞅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秦任戰勝之力以並天下,小海內以貪胡、越之地。」「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等等。連反擊匈奴這樣的正義之舉,也被說成「貪地」,其荒謬可見矣!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評判,則截然相反,這裡不再列舉。雖然,從形式上說,這種整體指斥秦文明的論說,只是中央會議的一家之言,並不絕對代表中央朝廷的聲音。但是,能以全盤否定秦文明的歷史價值觀為基準,以群體之勢向朝廷正在奉行的實際政策發難,其中蘊涵的轉機是意味深長的。

  西漢時代的歷史意識,更多表現在官員學者的個人論著中。

  在官方探究的同時,西漢時期具有官員身份的學人,對秦政得失與秦亡原因也開始了大規模探究。這種探究有著一個鮮明的趨勢:總體否定秦文明而局部或有肯定,力圖從秦文明本身的缺失中尋覓秦帝國滅亡的原因。就其論說的影響力而言,西漢的不同時期分別有四個代表人物:一個是淮南王劉安學派,一個是賈誼,一個是賈山,一個是董仲舒。淮南王劉安的學派凝聚了一部作品,名為《淮南子》,其對秦文明、秦帝國、秦始皇一體指斥,從經濟、軍事、政治、民生等基本方面全面論說,其最終的評判屬於全盤否定式。《淮南子·汜論訓》的經濟否定論可謂代表,其云:「秦之時,高為台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發遺戍,入芻稿,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

  賈誼的《過秦論》,是被歷代推重的一篇綜合評判性史論。賈誼的基本立場是否定秦文明的,然其中也對秦孝公商鞅變法作了高度肯定,對秦始皇的基本功績也作了高度肯定。賈誼對秦亡原因的總論斷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誼對秦文明的總體論斷則為:「秦王……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

  賈山給漢文帝的上疏,也是明確指控秦政,號為「至言」。其代表性言論是:「秦……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人戴目而視,側耳而聽!」其文咒罵秦始皇尤烈,「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因賈山之說大而無當,幾近於秦末復辟勢力之怨毒咒罵,故其影響力在後世較弱,不如賈誼與其後董仲舒的論說。

  董仲舒的指控秦政,屬於全盤否定式的代表,其經濟指控、法治指控、教化指控最為後世「暴秦」論者看重。董仲舒一生文章極多,僅上書便有一百二十三篇其論秦之說主要有兩則,一則見於本傳記載的上書,一則見於《漢書·食貨志》轉引的「董仲舒說上曰」(上書或問對記載)。兩論皆具後世「暴秦」說的典型性,被後世史家反覆引證為吏料依據,故此摘錄於下:

  《漢書·食貨志》轉引其經濟指控云: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

  《漢書·董仲舒傳》載其法治指控秦云:

  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又好用悟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重,死者相望,而奸不息。

  《漢書·董仲舒傳》記載其教化指控云:

  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扦,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木之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經濟指控與法治指控的經不起推敲,我將在後面一併澄清。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在教化指控中,將西漢「習俗惡薄」的原因,沒有歸結為六國貴族集團大復辟帶來的社會大破壞,而全數歸結為秦政,這是顯然的歷史偏見。這種偏見並非誤解,而是蓄意為之。董仲舒的目標很明確:促使漢制「更化」,變為以「三代王制」為本體,而由儒家執意識形態之牛耳的實際制度。而如果將世道淪落之根源歸結於復辟動亂,則無異於否定了儒家頌揚「王制」的正當性。所以,只能將世風敗壞的罪名,整體性推於秦政了事。此等基於顯然的政治意圖而全盤否定秦文明的做法,實在不甚高明,也存在著太多的矛盾紕漏。是故,並沒有從總體上動搖「漢承秦制」的實際國策。董仲舒生於西漢中期,距秦帝國時代不過百年上下,對復辟勢力的暴力毀滅、相互背叛、殺戮劫掠、道德淪落等等惡行,及其破壞力與後遺症,應該很清楚。對最為殘暴的項羽集團的大破壞,董仲舒應該更清楚。然則,董仲舒卻將這種破壞整個文明結構與社會倫理的罪責,轉嫁於素來注重建設而法度整肅的秦文明時代,事實上是不客觀的,是經不起質疑的,其學術道德的低劣亦實在令人齒冷。此等理念的背後潛藏著什麼樣的居心,不值得後人問一句么?

  西漢之世,秦末復辟勢力的歷史謊言遭到了總體遏制。

  然則,西漢之世對秦文明的總體評判,也第一次以理論化的否定形式出現了。這種理論化,既表現於相對謹慎的官方探究,更表現於以私學官學中的種種個人探究為形式特徵的普遍的「非秦」思潮。正是在諸如賢良文學、淮南王學派,以及賈山董仲舒等儒家名士的部分或全面指控秦文明的思潮中,使秦末復辟勢力的歷史謊言,又有了重新復活的歷史機遇,並最終釀成了西漢末期王莽復辟的實際災難,又最終瀰漫為久遠的歷史煙霧。

  從形式上說,西漢時代對華夏文明演進的總結與審視,對秦文明的總結與審視,是中國歷史意識的第一次自覺。但是,由於具體的政治原因,由於所處時代的文明視野的限制,這次大規模的相對自覺的文明史審視,卻最終產生了接近於「暴秦」說的否定性結論。這一結論,導致了中國歷史意識不可思議的分裂:實際繼承秦文明,理念否定秦文明。

  此前的中國,歷史的腳步與歷史的意識從來是坦率合一的:一個政治集團認定並推崇某一種文明,必然竭盡全力去追求並實現,反之則斷然拋棄。只有從西漢這個時期開始,中國歷史的腳步與中國歷史的意識,出現了怪誕的分離。儘管這種分裂是初始的,遠非後世那般嚴重。但是,這一分裂因東漢的秉承而延續跌宕四百餘年之後,卻終於積澱為荒誕的歷史定式。作為實際繼承秦文明的兩漢中央政權,基於種種原因,始終對這種荒誕的分裂保持了默認,保持了實際上的支持。同時,由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方略的確立,儒家歷史價值觀日益佔據主流,中國歷史意識對秦文明的荒誕分裂——實際建政與價值評判的分裂,隨著歷史的推移而更趨深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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