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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所属书籍: 这边风景

离奇盗窃 大队的宵禁令所为何来

树多的地方鸟多,花多的地方蜂多,草多的地方牛羊多,水多的地方粮食多。在伊犁河谷地区,慷慨的大自然的恩泽就是这样地被及万物,伊犁就是这样一个树多鸟多花多蜂多草多牛羊多水多粮多的地方。何况是在春天;春天的破晓时分,正是百鸟争鸣的时刻。布谷鸟热烈地呼唤着对方——维吾尔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他们用一对被迫分离了的情人的名字——再娜甫与喀咕克——来称呼这种鸟的雌鸟和雄鸟。小麻雀活泼地寻找着伴侣,一会儿从苹果枝头扑棱扑棱飞到桃树顶上,一会儿又从茶棚檐头飞到羊圈里边,吱吱喳喳地与山羊抢食。野鸽的叫声低哑而温存,像发自一个饱谙风月而又长久感情荒芜了的女子。黄鹂的鸣啭清脆而又圆融,好像吹响了一个灌了一半水的哨子,哨音舒卷自如地滴溜滴溜在天空打旋。就是在房子里,筑巢在伊力哈穆的住室的房梁上的一对燕子夫妻,也不等天亮就叽叽喳喳辩论个不住,春天的风让它们急于表现与释放自己。巧帕汗老太太喜欢燕子,她相信,房室被燕子选中做巢,乃是这一家人心地善良的证明。为了便利燕子的出入,安装房门的时候老人硬是让木匠在门的上方开了一个缺口。
伊犁的庄稼人,哪一个不曾在春天的黎明被美妙的鸟鸣催醒?鸟声意味着大地的生机,意味着万物的欣欣向荣,提醒着农事的繁忙,传达着生活的欢快而急促的节奏。伊力哈穆就在这“四面鸟歌”声中一骨碌爬了起来。他舀起满满一葫芦瓢水,走到廊沿上,用这在春晨的有些刺脸的冷水痛痛快快地漱着口,洗着脸、脖子和手臂。他起劲地、出声地洗漱着,激励着、召唤着自己身上的无限精力。
伊力哈穆一连喝了三大碗奶茶,喝得脸红了、出汗了,血脉流通,精神舒畅。之后,他带上党的组织关系和其他手续到公社去。
公社党委和管委会的办公地点,就设置在原来恶霸地主马木提大肚子的大院。减租反霸的时候,马木提被处决了。前面提到的地主婆玛丽汗就是马木提的小老婆。解放初期,这里是第十一区人民政府,现在的公社党委书记赵志恒那时是副区长,直到如今,有些叫惯了口的农家仍然称呼赵书记是赵区长。公社正在动工基建,到处堆放着木材、砖石和灰砂,调整经济的六十年代初期,这种景象是很叫伊力哈穆欣喜的。伊力哈穆从一九五一年担任公社团委的委员,一九五八年又当了一年生产队长,和公社的同志都十分熟悉。一进公社院子,就是无止无休地握手和问好。维吾尔是一个非常讲究礼貌的民族,只要当天没见过面就要互相施礼和问候,哪怕是挂紧急的长途电话,也要先问哪怕只是一声好,何况伊力哈穆许久没有到这方来了。找有关人员办理了手续以后,伊力哈穆推开赵志恒书记办公室的门。坐在赵志恒对面的还有一个人,这就是下车以来伊力哈穆已经多次听人提到过的库图库扎尔。
库图库扎尔今年四十二岁,近来开始有些发胖,动作随之略显得有些笨重。然而他的面孔仍然是漂亮的,蓄在上唇的、连成一线的黑亮黑亮的小胡子很有风采。他穿着一身崭新的灰干部服,上衣袋里插着自来水笔,显示出身份与一般农民的不同,他用响亮然而又混杂着一种近似假嗓的刺耳的声音向伊力哈穆问好。握手的时候也是像城市的知识分子那样紧紧一握,一摇,松开。然后,他摊开左手,做了一个相当优美的姿势示意伊力哈穆可以坐下。
是不是过一会儿再来?伊力哈穆刚有些犹豫,赵志恒便看出来了,说:“坐下一齐谈吧,都是你们大队的事情。”
库图库扎尔瞭了伊力哈穆一眼,爽朗地说:“听说是你把那个娘儿们扶回来的?你可是个大好人!她丢了儿子?这才是胡大的惩罚,活该!”他皱起了眉头,转而用一种深思和庄重的神态盯视着赵志恒,“现在,我们大队的关键任务就是破这个盗窃案,这个问题不解决,社员就不能安心过日子,谣言就不能消除,形势就不能稳住。目前,偷麦子的主犯伊萨木冬的老婆乌尔汗又流窜回来了,我建议,或者由上级公安部门把她逮捕审讯,再不然,由大队组织批斗,并由民兵监视起来。”他回身又同伊力哈穆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兄弟,你大概不会给她报信的吧?”
伊力哈穆专注地望着赵志恒,对于库图库扎尔的嘲弄,似乎根本没有听见。
赵志恒思索着,眼角的鱼尾纹透露出一种老练和精明。黝黑的面孔,褪色的蓝制服,一双厚底解放鞋,显现出风里来雨里去的农村干部的特征。他用不十分准确却是流畅的维吾尔语说道:“逮捕或者批斗乌尔汗吗?根据是什么呢?”
“乌尔汗是伊萨木冬的老婆,对于她丈夫的行为,不可能一无所知。而且,她本人已经有叛国逃苏的行为,突然又回转来了,这也很可疑。”
“你说呢?”赵志恒问伊力哈穆。
“我刚回来,还不了解情况。”
“对乌尔汗你也不了解吗?”
“乌尔汗么,”伊力哈穆顿了一下,说,“乌尔汗出身很苦,土改那阵是积极分子,抗美援朝的时候她报名要当志愿军,她还到县里参加过宣传演出。结婚以后,她被家务缠住了,伊萨木冬又不让她参加集体生产和政治活动。我的感觉是,她本质上不是坏人。再说伊萨木冬,虽说是交了一批狐朋狗友,本质上也还比较单纯的呀……”
赵志恒唔了一声,他没有想到伊力哈穆的话是这样明朗。在这个动乱的时刻,许多人都学会了模棱两可、含含糊糊、非驴非马、亦是亦非地表态。表态的关键不在于你说得对还是不对,真还是不真,表态的关键是不要负任何责任,不要留任何把柄,不要给个人找任何麻烦,不要蹚污水。特别是这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牵扯到是非功过的事宜上,在一个有点混乱的时刻,人们说起话来,不是总听到“也可能吧”、“很难说”、“说不定”、“不会吧?不过,也有看不透啊……”之类的回答吗?谁敢这个时候为别人说好话啊!
库图库扎尔更是意外,他这次倒是并无恶意地脱口问道:
“你断定乌尔汗与她男人是无罪的?”
“我只能说,依过往的印象,我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来。我还认为,不论情况多么复杂,斗争多么尖锐,我们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漏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您的意见呢?”伊力哈穆反问。
“呵,当然。”库图库扎尔答。
赵志恒点点头,表示了对伊力哈穆的话的赞许,并以一种向自己提问的口吻说:
“把乌尔汗抓起来?根据什么?交群众批斗?批什么斗什么呢?她要到‘那边’去吗?我们认为,包括已经去了的人的多数,仍然并不见得就成了咱们的敌人,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可并不是反对苏联人苏联公民。再说乌尔汗自己又回来了嘛,不管什么情况,总是不走了嘛。她知道她的丈夫的某些活动吗?可能知道,也可能不完全知道。可能知道得很多,也可能知道得不那么多。这要靠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靠思想教育来解决。如果随意批斗,就会混淆性质不同的两种矛盾,造成逼、供、信,无助于这个案子的侦破。更严重的是,这会影响一些动摇、观望的人,使他们混乱的思想更加混乱。而且不要忘记,伊萨木冬本人,在这个盗窃事件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角色,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你们有什么根据断言伊萨木冬就是主犯呢?”
“这个……当然是他……”
“想当然是不行的。要调查研究。”赵志恒转向伊力哈穆说道,“你来得好啊,正赶上一场大的搏斗。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便是反对和战胜对我国的颠覆和破坏活动。他们利用当前粮食生产上、人民生活上碰到的一些问题,和国内的阶级敌人搅到一起,企图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的统一。他们把新疆、特别是伊犁—塔城地区作为活动的重点,这从历史上看,叫做事出有因,绝非偶然的。我们呢,就要坚定明确地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维护团结和统一的教育。进行反对国内敌对势力的教育。进行维护民族团结的教育。要顶住这股恶风,而这当中,关键在于正确地区分和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时候都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争取群众的大多数的;不团结住大多数,就不可能战胜敌人。同样,不打击敌人,也就无法团结和教育人民群众。库图库扎尔同志,你们大队的敌情怎么样?四类分子有些什么活动?”
“他们……他们倒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吗?我们倒听到了一些呢。”
“对,我回去抓一抓,一定要……”库图库扎尔用手向下一压,做了一个严厉的手势。
赵志恒笑了。他对伊力哈穆说:“伊力哈穆同志,昨天听说您回来了……”
“您昨天就听说了吗?”
“夜间到你们大队去,听值班民兵说的。刚才我们和艾山社长碰了头,我们的意见,你先列席大队的支委会,协助大队和生产队的工作。当前,突击抓一下反颠覆斗争。等一会儿,你到塔列甫同志那里去一下,他还有话要对你说。看,你的意见?还有库图库扎尔同志,你的意见呢?”
“那好,那好。”库图库扎尔站起来准备告辞。
“有个事,社员反映了意见:你们是不是搞了个什么戒严?”赵志恒问。
“是这样的,在丢了麦子以后,为了防止发生类似的事件,并且考虑到现在社员的思想情况很复杂,我们要求社员在晚上九点钟以后不要出来……”
“这样合适吗?”赵志恒的态度严肃起来,语气却仍然是平和的:“不请示上级,不通过公安部门就宣布什么戒严?会有些什么影响呢?请你们支委会研究一下,取消这个规定并向群众作解释。”
“呵,呵……对,我们一定按公社的指示办。”
“中午到我那儿喝茶去吧,咱们谈谈。”走出赵志恒的办公室的时候,库图库扎尔向伊力哈穆发出邀请。
“好。”伊力哈穆抚胸施礼回答。
瘦削、眼窝深陷、目光犀利的公社公安特派员塔列甫正在接电话,电话是从距离公社甚远,骑马要走两天才能到达的牧业大队打来的。伊犁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地方,许多人——特别是干部都会好几种语言。当伊力哈穆进屋的时候,塔列甫正在用哈萨克语与牧业大队的哈族领导干部说话。“什么?宰杀牧畜……不允许……要说服教育,要打击坏人,提高警惕……什么?苏侨协会的人到了山上,他们要给种牛和骒马发侨民证吗?让他们滚蛋!告诉他们,我国政府已经严正指出,任意发展苏侨协会会员,滥发侨民证,是违反国际惯例的非法行为。对于已发的侨民证,我们要一一审查,未经审查确认的持有侨民证的人的侨民身份概不承认。如果他们不结束这种非法行为,我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我国的权益和人民的安宁……对,我和老赵马上就去。”
塔列甫搔着有些落发的头顶,向伊力哈穆介绍了七生产队反革命盗窃案的始末:
四月三十日晚间,刮起了少有的大风,风力有七八级。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深夜,风尤其大了。艾拜杜拉那一晚在庄子值勤,夜两点左右(他们没有表,时间是估计,下同)尼牙孜气急败坏地跑来叫他,说是半公里以外离阿西穆家不远处主渠跑水,堵不上了。艾拜杜拉跟着尼牙孜跑了过去,只见库图库扎尔正独自和泥水搏斗。库图库扎尔叫艾拜杜拉去前一年的老打麦场上拖麦草和秫秸来堵水,艾拜杜拉去了。等回来,水跑得更大了,三个人奋战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堵住。这时,风也渐渐停下来,艾拜杜拉拖着疲倦的步子走回庄子,来到粮食库房前面。我的天呀,房门大开,挂锁已不见了。进去一看,小麦和麻袋都丢了很多——事后检查,共丢失小麦两千四百余公斤,麻袋三十五条——艾拜杜拉马上出来喊人。在从库房到通往伊宁市的一条土路中间,发现了廖尼卡,被人击中头部,倒在地上昏迷不醒。艾拜杜拉叫醒了庄子上的几乎全部社员,由阿西穆的儿子、共青团员伊明江守护现场,艾拜杜拉骑上一匹马飞跑到生产队和大队部,并立即报告了公社。塔列甫、库图库扎尔、里希提、穆萨、热依穆、阿西穆先后赶到了现场。廖尼卡已经苏醒,他说,半夜他听到了某种响动,廖尼卡家离库房最近,披衣走了出来,隐约看见一辆胶轮马车停在库房门口,有两三个黑影正往车上扛麻袋,他走过去想看清究竟,结果从背后挨了一下子,昏倒在地,不省人事。
塔列甫他们检查了现场,没有发现撬锁、砸门的痕迹。粮堆边有两盏马灯点得亮亮的,没有来得及吹灭。看大车的辙印,是沿着伊犁河边的土路向伊宁市方向驶去的。塔列甫立即往沿路必经的新生活大队挂了电话,经过了解,那里的民兵在四点左右发现一辆马车拉着干苜蓿经过。苜蓿装得并不高,但马拉得很吃力。民兵上前询问了一下,赶车人拿出了证明信,信上写着是爱国大队卖给伊宁市红五月运输联社的饲草,证明信上盖着大队的公章,并有里希提的签名。对于为什么夜间拉运,赶车人的回答是:本来准备当晚拉回,因为今晚起了大风才拖延了下来。民兵见无甚可疑之处,便放过了他们。据事后回忆,民兵们说,这辆胶轮大车与泰外库素常赶的那辆车有些相像。
在塔列甫给新生活大队打电话的时候,里希提等来到了库房保管员伊萨木冬家里,只有乌尔汗和孩子在。据乌尔汗说,伊萨木冬是当晚十点多钟已经睡下后被人叫走的,走后再没有回来。谁叫的?乌尔汗说没有见人也没有听清口音。乌尔汗神色惊慌,对于问她的话大多回答:“不知道”、“不记得”、“没看见”、“没听清”。而且一直流泪不止。次日,在公社,塔列甫正式传讯了一次乌尔汗。也没有问出什么结果。
鉴于:1.廖尼卡家离粮库最近,他是当时唯一出现在现场的人;2.廖尼卡的父亲马尔科夫一贯表现孤僻、冷淡,与人民公社与社会政治生活格格不入,他已赴苏,苏侨协会的木拉托夫又曾住在他们家;3.更重要的是,大队支部汇报,获悉廖尼卡家地板下面的暗穴中,藏匿了相当数量的小麦。县公安局拘留了廖尼卡,经多次审讯。廖尼卡矢口否认与三十日晚间的盗窃案有任何牵连。廖尼卡重申,他选择了中国国籍,不打算跟随他父亲出走,愿意履行中国公民的一切义务,并要求保障其应有的公民权利。至于家中藏匿的粮食(公安部门搜查,廖尼卡家地板下面藏有小麦四百余公斤),廖尼卡说还是他父亲留下的,有买自黑市的,有看水磨的时候贪污克扣的,还有从夏收时没收净的地里拾回来的。廖尼卡在县公安局提供了一个情况,那就是他敢断定,当天夜间在库房门口停着的那辆马车,正是泰外库赶的那辆本生产队的“胶皮轱辘”。县公安局根据以上情况,认为判定廖尼卡参与盗窃证据不足,于拘留审查五天以后宣布无罪释放。
现在,泰外库也有重大嫌疑,特别是,通过七生产队的记工员与饲养员已经了解到,恰恰四月三十日晚泰外库没有把马车赶回来,自称是住在伊宁市旅店了。尤其蹊跷的是,经调查,四月三十日一天,泰外库没有给他跑运输的单位——食品公司拉运货物,在泰外库向生产队缴纳赶车的副业收入的时候,竟然比单据存根多出来了一天的钱,对于这一天的钱的来源,泰外库的说明极其含混。
塔列甫准备,等到去食品公司外调情况的书面材料整理出来之后,正式传讯泰外库。
看到伊力哈穆的怀疑神色,塔列甫说:“当然,泰外库的出身、历史、品格大家都是知道的,但该人缺乏政治头脑,容易上当,又爱喝酒和乱交朋友,最近赶着车行走四方听到了不少流言蜚语,大队支部汇报,泰外库有情绪异常的表现,因此,不能排除泰外库的嫌疑。”
至于木拉托夫的活动,显然与此事有关,但木拉托夫确已走掉了,这一情况,也已向上级反映。
“总之,”塔列甫最后说,“这个案子目前还没有什么头绪。目前,唯一有希望的是通过泰外库的大车追出赶车、装车、偷麦子的人来。需要注意的是,这有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偷盗事件,而是敌人对我的颠覆和国内阶级敌人叛国通敌活动的一部分。作案者有来自伊宁市或别的什么地方的坏蛋,但他们所以能如此大胆、顺利地进行活动,是因为有‘家贼’配合。伊萨木冬似乎是家贼之一喽,只有他有仓库的钥匙,但是仅仅一个伊萨木冬,不大可能办这么大的事,究竟还有些什么人参与了这个罪恶勾当,这是我们应该弄清楚的。”
“大渠跑水是怎么回事?您了解吗?”伊力哈穆问。
“我问了一下,库图库扎尔书记说,那一段渠道是一九五八年延伸修起的,水面比地面高。他本来就不赞成那样修渠,那样做太危险。详细情况你再问问他吧,他也是当事人嘛。还有艾拜杜拉喽,他在值勤的时候擅自离开岗位,这是失职了。但在我们农村,救渠如救火,他奋不顾身去救渠,反而成了罪过了吗?小伙子最初心情很沉重——这些情况,你回去了解比我更方便。毛主席说的啦,公安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专业人员办案要与群众破案相结合,希望我们配合起来。现在,事情多呀,我们力量有限,这不是嘛,一半天还要上山,山上的事更是不敢含糊,那儿的生产是和喘气的活物打交道,任何差池,都会带来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我再问您一下,您掌握玛丽汗的什么情况不?”
“三月份,据反映玛丽汗有点翘尾巴。从四月下半月说是她就病了,经常是卧床不起。”
“好,”伊力哈穆站了起来,“如果有什么情况,我再来找您。”
小说人语:
谁能不爱伊犁?谁能不爱伊犁河边的春夏秋冬?谁能不爱伊犁的鸟鸣与万种生命?谁能不爱与生命为伍的善良与欢欣?谁又能干净地摆脱那斗争年代的斗争的辛苦与累累伤痕……还有不斗争的晦暗、憋闷与冤屈!
这是“文革”后期的作品,并无大智大勇大出息的小说(不是大说)人,在拼命靠拢“文革”思维以求“政治正确”的同时,怨怼的锋芒仍然指向极左!其用心亦良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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