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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所属书籍: 人生海海

八三

那时出租车不多,有我也租不起。那是“摩的”的时代,从朱家角镇出发,搭摩的,两块钱,就到了地址上写明的村庄:桑村。邻近村庄,我知道它为什么叫桑村,村子被大片光秃秃的桑树包围。尚是早春,桑树一个绿芽也没有,但都被修剪过,像一条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全一个样,低矮,整齐,一畦畦,放眼望去,让人想到一列列被剃光了头、整装待发的士兵,在沉默中等待冲锋。这儿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人工开凿的河流,笔直,水面波澜不惊,两岸,裸露的土地黑得冒油。走进村子,房子一律青砖黛瓦,伞形屋顶,两层楼,带后院,像马德里的某些社区,统一规划建造的。

这是一个因种桑养蚕而发达的村庄,年轻而充满活力。

司机是本村的,一个毛头小伙子,我给他看女人和上校的婚照——我要送给他们,物归原主——虽然是快二十年前的照片,他居然一眼认出来,然后熟门熟路,直接把我送到他们家门口,并告诉我,这家男人精神有毛病。但同时也夸这家女人是个大好人,对自己有神经病的男人温柔体贴,照顾周到,对村民温良谦让。摩托车停在门口,他未经我许可,径直朝屋里大喊一声:

“郎中奶奶,来客人了。”

天下着毛毛细雨。这季节就是雨多,忽冷忽热,下了雨天就冷,风吹一路我更冷,手脚都有些冻僵。我要回马德里,总是有行李的,一只纸箱子,一只帆布袋,也给他们捎了一网兜新鲜的竹笋、豆角什么的。这些东西都绑在摩托车后座上,不等我把它们卸下来,我听到背后的门老弱地吱呀一声,打开,有脚步声停在门口,有一股风往我背后吹去。我感到背上有目光趴着,有点不大敢回头。

我收拾好行李,回头看到,一个干瘦的老太婆直愣愣地看着我,她头发稀疏,白得灰扑扑的,该修剪没有修剪,披散着,被风吹着,更显得散乱;脸色蜡黄、苍老,皱纹褶子横七竖八,腮帮子瘪着,颧骨凸着,下巴尖着,整张脸上只有眼袋处有肉;腰佝偻,身子前倾,要不是手扶着门框,我担心她要扑倒。不论从哪个方面看,这是一个被生活榨干的人,和我在照片上见到的人完全不一样。她几乎认定我找错人了,没有问我是谁,只问我找谁。我也怀疑自己找错人了,迟疑着,没有及时回答。这时她发现我腋下夹的相框——我刚在路上给司机看过,一直夹在腋下,没有放回包里——问我:

“你是从双家村来的?”

我说是的,她这才走下台阶来帮我拿行李,一边问我是谁家的人。我告诉她我父亲的名字,她很激动,放下行李,一把抓住我,问我是不是待在国外的那个。看我点头,她紧紧握住我手,说:

“我看过你写的信。”

出去头几年,尤其是头一年,我信写得勤,几乎月月写,写信是我用回忆抵抗不可遣散的孤独的唯一方式。后来因为老收不到回信,也是因为有了自己的生活,才写得少,越来越少,最后守住一年一封的底线。那些信,头几年的信,都是她读给父亲听的,所以她了解我不少情况。

“这么说,”她依然握着我手,开朗地笑道,“我们是老朋友了,我看了你那么多信。”

生活把她榨干了,但她依然保留着乐观、热情,甚至不乏幽默。她手劲也不小,紧紧握着我手,我感觉得到。她手掌大而粗糙,像一双男人的手。后来她一手拎起我的纸箱,先我进屋,虽然偻着腰,但步子是扎实的,一点不飘。刚才我看到,和邻居家相比,她家的屋墙明显老旧,粉墙白得脏兮兮的,是长年没有重新粉过的破旧,门上的油漆也斑驳陆离的:本来该是褐色的,现在是密密麻麻的不规则的灰白斑。但走进屋,里面整整洁洁,家具摆设也不少。进门右手边,是一套医务所的设备,有接诊的案台、药橱、输液架、听诊器、出诊的医护箱等。

父亲告诉过我,她姓林,照辈分,我该叫她林阿姨。林阿姨进屋后一直忙,又是收拾东西,又是擦桌子,又是给我泡茶。我接过茶,在八仙桌前坐下,四处张望,寻找上校。一杯茶见底,我仍不见上校,忍不住问道:

“阿姨,叔叔呢?”

我从来没有叫过上校为叔叔,这么叫让我觉得有点羞愧,好像我把他当外人似的。

她告诉我:“他在楼上。”抬头对楼上大喊一声,“老头子,下来吧,来客人了。”

楼上迅速响起脚步声,咚咚的,快速,有力,不一会儿,脚步声响在楼梯上。我起身,想去迎接。阿姨示意我坐着,自己去接。其实根本不用接,他脚步轻快着呢,阿姨只是立在楼梯口等他下来。尽管我对着记忆和照片想过上校的各种模样,但他的样子是超过所有人想象的:面色红润,双眸明亮,白白胖胖的,加上一头晶晶亮的白发,十足像一个鹤发童颜的洋娃娃。他白净饱满的面容,让我怀疑他是不是换过皮肤,白得生机勃勃,富有弹力活性,完全是孩子的风采。他的神情也像孩子,看见外人兴奋又紧张,想说话又不知说什么,害羞地看着林阿姨,眼巴巴的。我向他问候一声叔叔好,居然把他吓得直往林阿姨身后躲。林阿姨也不介绍我,只管安慰他:

“没事,没事。”

一边拉着他手,是给他保护的样子。

一个是老态毕现却沉稳自如,一个是鹤发童颜害羞胆怯,两个人都远远走出了照片,走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上校,小孩子的神情、举止,无论如何也无法让我捕捉到一丝记忆和真实。我无法掩饰此刻的迷惑,我知道此刻我的目光像受惊的苍蝇在左冲右突,脸上写满惊异和疑惑。两个人站在一起,比对着,映衬着,只有一点在我心里像一个钉子钉在墙上一样确凿:是上校把他身边的女人榨干了。

报纸上说,生活是部压榨机,把人榨成了渣子,但人本身是压榨机中的头号零件。

八四

林阿姨告诉我,作为医生她知道,像上校这种在极端刺激下犯的疯病,只要得到及时治疗完全可以痊愈。但她在半年多后才得知情况,带他去求医,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时间,结果就成现在这样,废了。

她给我打一个比方:“像你手上挨一刀,哪怕断了筋骨,只要及时找到好的医生治疗完全治得好,留一道疤而已。但错过时间,伤口烂到骨髓里,只有截肢,不截肢最后会把你烂死。你该知道,他父亲就是这么烂死的。”

是的,我知道。我也知道,这是一种伤害性治疗,断臂求生。上校最后进行的就是这种治疗,把他正常的智力像截肢一样截掉,以抑制他的疯病。他现在的智力只有七八岁孩子的水准,而且是受过惊吓的孩子,特别怕见生人、大人。她建议我把他当小孩子看待,跟他亲热,带他玩,他会很快接受我的。我那时已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大的十岁,小的正好七岁。当我把他当我七岁的女儿待时,果然我们相处得很好,我说什么他都爱听,我问什么他都会讲,完全幼稚、天真、透明。我给他讲故事,他坐得老老实实的,跟他下跳棋,他比我儿子还那个来劲。

他嘴上喊林阿姨叫老伴,实际上把她当母亲。

天色向晚,林阿姨去厨房烧晚饭,他像一下获得解放,偷偷领着我去楼上,打开一个房间。这是楼上三个房间中最大的一间,长方形,里面全是小孩子的各种玩具:弹珠、弹弓、水箭筒、木手枪、连环画、涂鸦板等。他似乎特别喜欢画画,除了靠在墙上的涂鸦板——用红色粉笔画着一个扎羊角辫的女孩——窗前还架着一块门板当桌子,铺着一张医院特用的白色床单,一边排着一排粗细不一、颜色各异的铅笔、炭笔、蜡笔,显然是画画用的。他首先向我炫耀他的各种玩具,完了问我要不要看他画画。我说要,他便眉飞色扬地拉出凳子,坐上去,铺好纸,选好笔,埋下头,安静地画起来,那副认真的、安心的模样顿时让我想起儿子和女儿。只是,他高大的背影、银亮的头发、沉重的喘气声,实在无法让我把他当成一个孩子。我刚才一直没注意到他的穿着,我的注意力全在他怪异的神情举止及谈吐上,这时才发现,他穿的是一件宽松的酱色毛线衣,袖口和肘子处已经有脱线和烂洞,裤子是藏青的灯芯绒,脚上穿一双棉拖鞋。

他画的是一个美国大兵,戴灰色钢盔,持黑色冲锋枪,蹬褐色高帮皮鞋,左胸前佩着一面彩色星条旗。以七八岁孩子的水平看,不论是画的速度还是形象绝对是高水平的,使我想到他已画过无数次。

我端详着画,问他:“这是什么人?”

他脱口而出:“美国佬。”

我又问:“你见过他们吗?”

他想了想,回答:“见过。”顿了顿,又说:“我当过志愿军,在朝鲜。”

我很意外他还有记忆。我放下画,不由自主地牵住他的手,仿佛是牵到了他过去的峥嵘岁月。我说:“你在那儿当军医是吧?你救过很多人。”

他的记忆像被我的手轻轻一碰,跌入悬崖。“军医?救人?”他认真思考着,“在哪里?”

我说:“朝鲜啊,你刚才不是说你在朝鲜当过志愿军。”

他说:“你骗人,我才不要当志愿军,我要当解放军。”

后来林阿姨告诉我,他的记忆像跃出水面的鱼,大多数时间沉没在水下,偶尔才会灵光一现,而且前后不一致。刚才就是这样,我看见了鱼肚白,但转眼又被他否认,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幻听了。

他说过要当解放军,马上翻开一页纸,要给我画解放军。画笔像是他的镇静剂,画纸像是他天真烂漫的乐园,我眼看着他又沉浸在安详专心的“创作”中,熟练的笔法,顺畅的线条,从他抿紧的嘴唇和专注的目光里流出来。我小心翼翼地站在他身后,尽量欣赏着,尽量不发出声响,好像面对一个天才画家在创作一幅天才之作,欣赏和安静都是为了保护并激发他的灵感和才情。

突然他丢下笔,对我说一句:“我要尿尿。”迅速跑去隔壁房间,那儿是他和林阿姨的卧室,想必是有马桶的。

两边房间都没有关门,我听着他撒尿的声音,禁不住地想到了他的“小腹”。那是他最机密的地方,他一辈子的荣辱、起伏、罪过、疯狂的秘密,此刻近在眼前。我几乎有一种冲动,也想去撒尿,顺便看看他那致命的秘密。以他现有的智力,我想他不会拒绝的。我儿子已经十岁了,每次洗完澡都光着身子在房间里乱窜,像在犒劳空气的眼神似的。当然以我此刻的心情,阴雨绵绵的心情,我实在提不起那个心思。

报纸上说的,当一个人心怀悲悯时就不会去索取,悲悯是清空欲望的删除键。

走道上很快飘来粪便和尿液发酵后的酸臭,像鸟翼振翅搅乱了宁静的时空。撒完尿,他几乎是跑回来,没有系上裤带,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拉开里面秋裤的裤沿,紧张神秘地对我说:

“你来看,我这儿有字的。”

回头看看,听听,又悄声说:

“不要跟我老伴说,她会骂我的。她经常为这事骂我。”

曾经他为保住里面的秘密甘愿当太监、当光棍、当罪犯,现在却要主动示人,宁愿被老伴痛骂也要给我看。我心里的悲伤本来已经要胀破,这会儿终于破了。我哽咽着上前帮他穿好裤子,系好裤带,抱着他啜泣,泪水灼伤了我的双眼。他奇怪我为什么哭,我奇怪这世界怎么会这么残酷无情。

我后悔来这里。

我恨不得连夜逃走。

八五

雨在傍晚时一度下得很大,雨点子结实地砸在屋顶,叭叭响,像一头巨兽拿瓦片当饼干在饕餮。夜幕降临时,雨一下停止,像被夜色扑灭的。我心里太难受,难受得要窒息,迫切地想出门去喘口气。吃过晚饭,我帮阿姨一起洗好碗筷,趁她给上校剪指甲之际,我提出要出去走走。阿姨建议我可以去村子东边的丝绸厂看看,说厂里刚引进一批德国机器,一台机器抵得过一百个人的劳作,看得让人傻眼。我说好的,但心里根本不想去看什么机器。我心里都是上校的前世今生,都是悲伤,都是眼泪,都是苦涩。我预计,我出去后一定会找个地方痛哭一场。

我在一片潮湿的桑树地里狠狠哭一场,心里要好受一些。回来的时候,我眼里有了这村庄。这个摊在宽广的平原上的村庄和我的家乡完全不一样,它有一种开放和现代性,道路宽敞,房屋整齐,沿路有路灯、行道树,家家户户门前有花草,楼上有阳台,窗户挂着窗帘;有人手挽手在马路上散步,不时有自行车从我身边骑过,或者迎面而来:他们对我这个外乡人毫无兴趣,没有人对我投一瞥好奇的目光。二十二年后的我回到村里时,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陌生人,我深有体会,当我在自己村庄的弄堂里行走时,我身上被多少好奇的目光抚摸过。这儿对陌生人毫无兴趣,它已经半城市化,在工厂里打工的大多是外省人。

报纸上说,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从城市到乡村,从吃穿住行到思想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点,现在的我最有发言权,即使近些年我几乎一半时间在国内,因为有另一半的衬托、国外的比对,我照样时常生出惊异的目光、欣喜的心情。

但在一九九一年,我虽然也看到变化,却并没有多少欣喜,甚至多的是沉痛。

那次我在村里待了十一天,足够我重温少时的记忆,而我能找回的记忆却少之又少:清澈的溪水沦为污浊的臭水沟,据说不到三十公里长的溪坎,两岸建有几十家造纸厂、冶炼厂,整条溪流成了它们天然的排污沟;山上翠绿的竹林树林炮声隆隆,炸出一个个疮痍的天坑石塘,修路、建厂、造房子都得仰仗它们;弄堂里,积淀着历史背影和回音的鹅卵石路,因为自行车不适宜,经常滑倒摔跤,一律浇成灰色的水泥路;祠堂里,一台台绿锈丢渣的机器占领了列祖列宗的香堂,天天造出白色垃圾,据说都被送去大城市,登上无数琉璃幕墙的写字楼里的餐桌:碗盏、筷子、瓢羹、餐巾纸,一应俱全。石匠铺不见了,肉钳子死在了越南前线,安葬在云南保山;表哥结婚了,又离婚了,后来跟邻村一个丈夫瘫痪在床的女人公开相好,生了一个孩子,不知道怎么上户口;野路子接过他妈妈(凤凰杨花)的衣钵,把小吃店开到县城,据说经常便宜采购发霉的谷米,做成好看好吃的发糕高价卖给城里人;矮脚虎租下关过上校的柴屋,装修个崭新,加盟杭州一家老字号连锁店,卖的东西死贵。当然,七阿太、老保长、村支书等老一辈子都死了,是寿终正寝,不像爷爷,死得不体面。据说老保长死前一年,亲自选好坟地并种好两棵柏树,一棵在第二年陪老保长一起死掉,很稀奇;另一棵至今活着,已长成两层楼高,在春天里冒出新绿。

总之,村里是大变样了,从山到水,从田到地,从吃到穿,从住到行,从人到物,都像被火点着了,而偌大的村庄,大几千人口,似乎都是易燃易爆物,火烧火,越烧越旺,几乎找不见不变的东西。唯一没变的只有小瞎子,他的断舌头,他的僵尸手,他可怜可恨半疯半癫的垃圾样相。以前老瞎子在世,他生计尚有着落,活得还有点人样。老瞎子死后他生活完全失去依靠,只能靠善心人的可怜苟活。时间驳落了当年大张旗鼓刷在村头弄尾的革命标语的墨迹,包括胡司令写在学校墙头血红的革命诗,却驳落不了小瞎子对我家种下的屈辱和深仇大恨。我没有去看他,两次在路上碰到也不睬,恨不能一脚踢死他。我觉得他才是我家的鬼,要不是他瞎说八道,胡诌出个什么鸡奸犯的事,哪有爷爷糊涂一时的事?父亲啊,世上哪有什么死鬼,我家的祸水其实都是他这个活鬼惹出来的。

多年以后,年龄和成功赠予我豁达和宽容之心,让我和命运达成谅解协议,对小瞎子生出同情心;一年又一年,同情心像树的年轮一样长,最后长成善心义举,真心帮助过他。但在一九九一年,我对他只有恨,恨之入骨!即便回到马德里,我依然把恨留在村里,咒他快死。印象很深,就在这个夜晚,我在上校的玩具间,在林阿姨给我临时铺的地铺上,上校阵阵如雷的鼾声令我辗转反侧,我在不眠的镜子里清晰地看到自己两个相杀的形象:一个是为上校的可怜悲悲切切,虚弱得无力闭上眼睛;一个是为小瞎子的可恨咬牙切齿,愤怒得可以拔刀杀人。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略带寒意的风从窗缝里咝咝钻进来,给我送来桑树和泥土的气息,也送来了后半夜的月光。有点不可思议的是,当月亮升起后,上校的鼾声像怕光似的一下沉落下去,沉得无声无息,随后我听到林阿姨轻微的呼吸声。她的呼吸声凌乱无序,让我想到她脸上的皱纹。黎明时,东边天空中布满酒渣色的云层,我不知道它在天亮后是白云还是乌云。

八六

我在一身疲惫和不安中回来。林阿姨像料到我的不安,在我回来前已经把上校安顿上床,并替我铺好地铺:在上校的玩具间。她就坐在上校下午画画坐的凳子上等我回来,手上夹着烟。我比她预想的要回来得迟,我注意到,烟缸里已经躺着两个烟蒂。她问我要不要来一根,我说不要。我以前抽过烟,后来为攒回家路费戒了:我的机票钱就是这么一分分攒起来的。她说她是在前线医院里学会抽烟的,那时经常有缺胳膊断手的伤兵,他们苦闷,要抽烟,烟瘾大,自己没手,抽不来,都靠她喂他们抽,就这么不知不觉自己也上了瘾,像传染的。

“后来戒过,”她说,“这几年不知怎么的又死灰复燃。”她确实这么说的:死灰复燃,包括前面的“喂他们抽”。她说话经常冷不丁会冒出一些有趣的词,幽默一下,一边笑着,展出更多皱褶。

我知道,抽烟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人的焦虑。我也知道,是照顾上校的烦心把她的烟瘾又唤醒了。不是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嘛,还有什么比长年累月对付一个七老八十的小孩子更让人焦虑烦心的?她却不这么看,她说照顾上校让她感到无比安心,累是累,但累得有劲,有寄托,心里踏实。

抽着烟的她,有一种老人的威严和通达。

突然,她掐掉烟头,对我直通通说:“我想你来这里不仅仅是来看他吧。”

语焉不详,我不知该怎么作答。我坐在唯一一张小板凳上,心思一乱,想站起来,好像心思是有重量的,小板凳吃不消。

她对我摆摆手,示意我坐着别起身,接着说:“你可能更想来看我,村里人都把我当作个怪人是吧?”

我说:“没有,他们都说你是个大好人,都叫你观音菩萨。”

她说:“是啊,怪的就是我为什么对他这么好,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说:“因为你们曾经是战友。”

她说:“他十七岁参军,从打红军到打鬼子,打解放军,打蒋介石,打美国佬,半辈子都在前线战场上,战友多了去,被他救过命的人也多了去,凭什么单我一人对他这么好?这里面一定有故事的。”

我觉出她有一种讲述往事的冲动。她和一个大孩子生活在一起,整天只能陪他说相似的话,却没人陪她说说自己,她一定是很孤独的,埋在心头的往事也许更孤独。随着年岁的向老,这种孤独也在长老,面临随时死亡的威胁。她也许并不怕自己死去,因为怕也没用,早迟的事,阻止不了。但往事可以活下来,往事——尤其是沉痛的往事——有活下来的自重和惯性。

后来我知道,她在我们村滞留那么长时间,和那么多人相处往来,从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自己这段往事,包括我父亲。村里人对上校的尊敬和对她的感激之情,让她失去了袒露心声的勇气:因为这是一颗黑暗之心,饱含罪孽之泪。在乡下,人心像日常生活一样粗糙简单,黑白分明,分辨不了黑白交织出来的复杂图案和色彩。爷爷就是例子,一错百错,一落千丈,死有余孽。她怕自己成为我爷爷的复制品,甘愿人无端猜测,莫名礼拜。她把过去锁在心里,把毒液含在嘴里。但这个夜晚,我的出现对她几乎有一种不可抵挡的诱惑;我的身份是那么符合她的渴求,几乎是恰到好处:既是当事者——上校挚友之子,又是局外人——置身万里之外。她静静坐在那儿,灯光下,苍老毕现,欲望毕露,菜色的双唇被等待的渴望搅得蠢蠢欲动。

“民国十九年,即一九三〇年正月初七,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吧,我就出生在这个房间里。”没有征询我意见,没有开场白,只靠新点的一支烟的过渡,她直爽地翻开了自己尘封已久的历史簿——

家里有一亩桑树田和一间蚕房,我阿爸虽不是一把好劳力,但姆妈会裁缝,补上去,家里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差。后来阿爸把田和蚕房租给外乡人种养,自己跑生意,采购村里的丝绸,用船运到湖州南浔贩给中间商,赚差价,几年下来已是村里比较富裕的人家。我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淞沪战争爆发时,我大哥十五岁,已被父亲送去上海读书,我七岁,也在镇上读小学。这说明我家当时确实已经有些钱。

但战争一下把我们家毁汰了,阿爸、姆妈、二哥、姐姐,四个人在同一个时间被鬼子飞机炸死的炸死,淹死的淹死。当时我们一家人在同一艘船上,准备逃难,去南浔,阿爸在那边有朋友。其实待在家里反而没事,你看这房子,不是好好的?这是命,不能回头说的。阿爸和二哥当场炸死,姆妈和姐是淹死的,她们和我都不会游水,只有大哥会,逃了命。我不知是怎么逃的命,反正等我有意识时已躺在河边,不知是谁把我救上岸的。这是我的命,命运等着我来吃一生世的苦。

我们回到村里,投靠阿爸的大兄弟。大阿叔人是好的,但大阿婶待人刻薄,经常饭桌上拉脸色,甩风凉话。大哥正处在青春期,吃不下冷脸色,一气之下翻了脸。好在住房、蚕房和桑田都在,生活设备也不缺,大哥也能养蚕,我也能照顾自己,可以凑合过日子。家里有盒粉笔,不知从哪儿来的。大哥每天在蚕房的竹柱上画一个叉,每次画时都对我讲:你快懂事,等你懂事了我就去当兵,杀鬼子报仇。画了一年半多,蚕房里的叉叉比蚕蛹还要多,一天早上我发现他房间空了,只留下一封信和一点钱,告诉我他走了,让我照顾好自己。我心里早有准备,并不意外和害怕。

两个月后,我收到大哥从长沙寄来的一封信,告诉我他已经加入薛岳将军的部队,在训练做机枪手。以后三年多我再没有收到他一丝音讯,收到时已是死讯,他已在一年前的长沙保卫战中牺牲,是邻村一个同他一起参军的人带回来的消息。那时我虽然才十二岁,但比二十岁的人都能干,洗衣、烧饭、养蚕、缫丝、纺线,样样能干。蚕房简陋,用竹排搭的,大哥用粉笔画的那些叉叉经不起风吹雨淋,像大哥的性命经不起枪林弹雨一样,消光了。我得知大哥牺牲后,也开始在蚕房里画叉,每天画一个。我想大哥用粉笔画,丢了命,我改用刀刻,用剪刀。

镇上经常有部队来秘密招兵,刻了一年多后我开始去找那些人接头,要参军。因为年纪不够,一次次被拒绝,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季末,夏季初,一支部队要了我。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把我带到江苏宜兴太湖边的一个山坞里,学习做护士的那一套。学习结业前,鬼子投降了,大家在操场上庆祝,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哭。我参军只为报仇,报不成仇,一家人白死了,我活着也是白活。当时我十五岁,已觉得活着没意思。这八年,我是靠仇恨养大的,仇恨死了,我活路也断了。那天夜里,人家唱歌唱哑了喉咙,我痛哭哭瞎了眼睛,两只眼珠子肿得要从眶里脱出来。

结业前一天晚上,又是搞庆祝。中途队长把我一个人叫走,带到他房间,问我是想去前线部队医院还是上海南京这种后方城市大医院。我说鬼子不是完蛋了,哪还有前线?他说鬼子是完蛋了,但共产党没完蛋,下一步要叫新四军八路军完蛋,仗有的打。我想自己是为打鬼子来参军的,打共产党没意思,就要求回上海。他答应我,同时要我答应给他身子。我不答应,他却不准我不答应,动手把我按倒在床上。正是大热天,我穿得少,他很快剥了我衣服,摸到我身子。我不是娇生惯养出来的小姑娘,我是个用剪刀刻了几年叉叉的受尽苦难又咬着深仇大恨的姑奶奶。我挣扎着,趁他要撒野时用脚狠狠踢了他裆部。他一下跪在地上叫死叫活,我又用他挂在墙上的手枪托砸破了他脑袋,砸昏了,用两张床单拧成绳,加上皮带,把他捆个结实,然后连夜逃走。

八七

报纸上说,心有雷霆面若静湖,这是生命的厚度,是沧桑堆积起来的。

我惊诧她在说这种杀人强奸的事时依然声色不动的平静,像在说抽丝剥蚕的平常事。她畏惧惊吓的神经大概是麻木了,像她的手掌,结一层糙皮,长满厚厚的茧,刀子都敢接。一直如此,不论说什么,她总是一个表情:没有表情的表情,波澜不惊的样子;一个腔调:风平浪静落雪无声的样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腔调。倒是隔壁上校,鼾声一阵阵的,时而高亢欢快,时而悲切沉吟,像在梦中历尽悲欢离合。

因为是逃走的,自然不敢回村里,怕被追杀。她漂在上海城里,颠沛流离,做过各类苦工,就是不敢去医院找工作,怕仇家顺藤摸瓜找到她。她吃得起苦,但能吃苦的人实在多,满大街都是跟她抢饭碗的人,竞争激烈,生计总出问题,最后还是斗胆去医院做护士。毕竟学过的,也毕竟是有门槛的活,专业的事,抢的人少,总算安耽下来,过了将近两年太平生活。

大概已经好久没正经八百跟人说过普通话,开始她讲述的语速偏慢,且不时冒出方言土语。但普通话的底子在那儿,讲着讲着,摸到门路,找到感觉,到这时已熟门熟路,顺口起来,语速提起来,只是语气和神情一律不变,呆板的样子,是被麻木锁住的。

“可我天生苦命,秋葵一样,好日子长不了。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下午三点钟,我正在给一位在街头打架挨了刀伤的病人输液,护士长突然把我叫走。”她对这个时间记得如此清楚,好像是她生孩子的时间。其实差不多,这是她一个新的历史时间,上校已经在三天后的手术台上等她——

现在我们说国民党抓壮丁,总以为抓的都是男人,其实也有女人。我就是这天下午被一个操四川口音的国民党军官带走的,全医院十来个年轻护士,在大厅里排成队,他在我们面前来回走着,看着,指着,点人头。总共点了五个,我是最后一个被点到的。没什么好啰唆的,谁啰唆他把枪抵在谁头上,有人当场吓得尿失禁,他照样带走。我们被塞进一辆吉普车,三个人的位置五个人挤,他坐在前面哼着小调,流里流气的。我真担心我们被拉去做那种事。我想过,如果是做那种事,我就死给他们看。我见多了死人,家里人都死了,我对死不怕。

吉普车开一个多小时,换乘一辆带篷大卡车。车上满当当的都是和我一样年轻的姑娘,私下问,都是护士,有的还穿着白大褂,好像要拉我们去救一火车伤兵。有一个押车的,腰里别一把手枪,手上提一把卡宾枪,警告我们,谁不老实小心吃铁花生:是子弹的意思。我们问他去哪里,他说去的地方多着,运气好可以见着李宗仁总统,运气不好只能去见鬼了:这是死的意思。

卡车连夜出城,往南京方向开,一路经过多座军营,每进一个兵营放下几人,多则五六个,少则三四个。我在第三天下午和其他四人被一起被丢在镇江郊外,金山寺附近,长江边的一座兵营。后来知道,这是一支舰艇部队,兵营不大,但房子一色是青砖或红砖房,看上去结实牢固,和我们一路上进的几座兵营不一样。这里明显好,以前有些兵营破破烂烂的,像野鸡部队。我庆幸自己被分到一座好的兵营,一路上的恐惧受到安慰,捡了便宜似的,对不明不白被抓来当兵的屈辱反而放下了。

我们五人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四张铁床,上下铺。房间里基本生活设备都有,墙上贴着电影海报,桌上有女人专用的小圆镜、粉盒,甚至箱子里还有不少女人内衣内裤什么的,好像这些人刚死去。其实她们是逃走的。街上四处贴着传单,解放军要打过江来,当国民党死路一条,她们逃去寻活路了,我们是来抵死的。我们也想逃,但兵营里加满岗哨,夜里探照灯雪亮,扫来扫去,逃路堵死,大家只有等死。当天晚上我们各人领到一套军装和白大褂,有人说这是我们的寿衣。死归死,累归累,死是以后的事,累是眼前的事,颠簸一路,累得要死,躺下就睡着,跟死一样。

半夜里有人嘭嘭嘭敲门,说有急救手术,要我们出两人去配合。三轮摩托停在门口,引擎响着,看样子是很紧急。我和另一人去,坐上摩托,两分钟就到。手术室在一楼,我们进去,看到地上、手术台上、医生白大褂上全是血,像刚杀完猪。伤员死猪一样躺着,无声无息,奄奄一息。医生背影高大,手里捧着一堆肠子,翻着,动作麻利,在找创口。我们哪见过这场面,同去的人当场啊啊地呕吐,引得医生回头看。他戴口罩、头罩、手套,只露出一双眼睛:即使在雪亮的手术灯下,这眼睛依然放出亮光,像两只通电的电珠。他朝我甩头叫我快去帮他。我赤手空拳上去,他又朝我甩头,示意我戴口罩、头罩、手套。东西都是齐备的,就在旁边推车的托盘里。我全套戴好,配合他挖开肚皮,把更多的肠子拎起来。他很快找到创口,夸我手气好。

然后三个多小时,他埋头操作各种手术器具,我负责递接。经常递错,他也不骂人,只说一个字:错。天毛毛亮时,手术终于结束,我替他摘去头罩、口罩、手套,脱下血淋淋的白大褂,看到他脸色苍白,面容僵硬,是一副累极的样子。他没穿制服,白大褂里面是一件脱壳绒衣,大概跟我一样是临时从床上拉来的。绒衣洗过多次,黄色褪成灰色,看上去土相。他吩咐我一番护理的要求,叼着一根烟走了。我回头收拾手术台时才发现,整套手术器具,剪刀、镊子、切刀、缝针,大大小小,都是金子打的,刚才太紧张,没注意到。

上午九点多钟,他来病房查房,穿一套带上校军衔的制服,刚睡过觉,脸色红润,和我夜里见的人丝毫搭不上。他倒一眼认出我,问我伤员情况,也问我个人一些情况。知道我是被抓来的壮丁,他似乎猜到我想逃走的心思,劝我别胡思乱想,好好待着。他指着昏睡的伤员告诉我,他就是逃的下场。原来我们熬了一夜辛苦,救的是一个逃兵,没有功劳,只有苦劳。

护士都逃了,当兵的也要逃,我想这部队必定打不了胜仗。

果然,一个月后,解放军打过江来,整座兵营只冒出几声枪响,解放军就顺顺当当接收了我们。这一个月里,我和他没见过几次面,因为逃兵都不敢逃了,没伤员,他是不来医院的。据说他天天在家里养着猫,看着报,吃饭有人送,衣服有人洗,是长官的待遇。有一次我在营区路上碰到他,他露出一口白牙对我爽朗地笑着,叫我一声名字,并问我,你是这名字吧?我说是的,停下来,等着他再问我话。他却没有下文,径直挺个胸脯,大踏步朝前走去。我听着他洒下一路铿铿的脚步声,像听音乐,心里喜悦,忍不住回头看他,希望他也回头看我。

这是我长那么大头一次回头看一个男人。那年我十九岁,他三十一岁。他也是我这辈子唯一这么回头看过的男人。他没有回头,我心里空落落的,像他本来在我心里,就这么走掉了,心里就空了。

她努力想用细节给我重塑上校三十一岁的英俊形象,也试着回忆自己心里第一次装下男人的青涩。但上校不配合,大概是做了噩梦,鼾声突然变成惊叫声,把她从遥远的过去拉回来,拉去他身边,跟我听到女儿在梦里惊叫差不多。孩子们都一样,白天天不怕地不怕,夜里却常常为一只吞下大象的蚂蚁吓得要死,惊叫,尿床。她过去,像我去看女儿一样,观察一下,摸摸他脸蛋,帮他理理被子——应该是这些吧,反正我是这样的;如果醒了,我会哄一哄,一般哄两下又会睡过去——孩子就这样,睡觉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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