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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所属书籍: 人生海海

十一

凡是鼻子灵的人都有体验,上校家经常烧好吃的,尽管他家厨房深在院子里,看不见窗洞,但浓郁的香气会飞的,从锅铁里钻出,从窗洞里飘出,随风飘散,像春天的燕子在逼仄的弄堂里上下翻飞。香气驱散了空气里的污秽,像给空气撒了一层金,像闪闪金光点亮了人眼睛一样,拉长了人的鼻子。有一次我亲眼看见老保长在经过上校家门口时,抚着鼻头,冲着他家屋墙说了一句:

“又在焖蹄髈,他妈的,这味道比女人的胸脯肉还香啊。”

一天晚上我已经睡着觉,却莫名其妙醒来,月光下一眼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根粗壮的蹄髈骨,它散发出的香气火焰似的,比月光要亮。这是父亲给我带回来的,骨头上还挂着两坨肉,我吃了一坨舍不得吃第二坨,不吃又念念不忘,搞得我一夜做噩梦,为保护这坨肉的安全费尽心机。这是我九岁那年的事,因为这根蹄髈骨,这个多梦的夜晚成了我最难忘的一个记忆,像那两坨肉已长在我身上,消不掉。

老保长讲,上校每个月都要吃一只蹄髈,每次蹄髈上都插着两副筷子。你总以为另一副筷子是他老母亲的。不对,老太婆是活观音,吃素的,那副筷子是我父亲的。一个月总有那么一两次,父亲像被油肉香气吸走似的,回家时也是满嘴油水香气,有时是一身酒气。我是小孩子,跟大人去东家蹭个饭,揩个油,是再通常不过的。所以,好多次,父亲都想带我去揩油,却回回遭到爷爷阻拦又骂:

“他少吃一块肉不会死,要死你去死吧,别捎上他。”

蹄髈虽好吃,但鬼屋不好惹。爷爷再三叮嘱我,那是个鬼屋,去不得。以前,对鬼屋的害怕锁死了蹄髈肉对我的诱惑,但自上校的英雄形象映在我心里后,诱惑像雪地里的青草一样冒出来。一天晚上,我豁出去,顶着回来被爷爷臭骂罚跪的风险,偷偷跟父亲去了上校家揩油。想不到,爷爷知情后非但没有骂我,反而为我没吃到蹄髈感到可惜。这个变化是惊人的,像爷爷变成了父亲。

爷爷讲:“百草不如一木,百闻不如一见。”

在我后来多次去揩油的经历中,吃蹄髈的机会其实不多,多数时候是一碗红烧肉或干菜蒸肉。至于爷爷讲的什么鬼屋,完全是瞎话,鬼扯!爷爷,你没去过不知道,你无法想象上校家有多洁净:水泥磨过的地面比我家每天擦三次的饭桌还要光亮,夏天,我赤脚踩上去要打滑;猫从外面回来,走到哪里老太婆的抹布擦到哪里;吐痰,要吐到痰盂里;抽烟,烟灰要弹到烟缸里。这样子,洁净得纤尘不染的,连蚂蚁蚊虫都待不住,待下去就要饿死,更别提鬼。只有冒失鬼才会来这儿,而且来了也是找死,因为有观音菩萨镇着。

爷爷告诉过我,上校生来就是个怪胎,胎位不正,又是头胎,他妈鬼哭狼嚎了两天,血流了一脚桶都没把他生出来,最后靠观德寺的和尚送的半枝人参,给她补足一口气才把他生下来。事后她去庙里谢和尚,和尚讲是观世音显灵救他们母子的,一句话叫她一辈子迷信观音菩萨。她把观音像请到家,供在堂前,天天烧香敬拜,求菩萨再显灵,给她添丁。菩萨不灵,求不到,她去庙里跟和尚哭,和尚对她讲,人要知足,不要占了前山还要后山,她是信的。后来丈夫死于非命,她又去寺里找和尚哭,和尚告诉她,要没有菩萨保佑,死的是她儿子,老子是替儿子死的,不幸中有大幸,她也是信的。再后来,听说儿子丢了宝贝疙瘩——那时老保长恨死她儿子,大肆散布谣言,村里连只狗都刮到风声——她又去对和尚哭,和尚劝她,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她又是信的。总之,和尚讲什么她都信,从头信到脚,信到死。

爷爷讲:“这老娘们,和尚送她一口气,她还给菩萨一生世,实诚得不像人,像菩萨下凡,所以叫活观音。”

活观音天天诚诚实实地给观音菩萨烧香,从家里堂前烧到后山观德寺,后来又路远迢迢烧到普陀山的寺庙,求远方的菩萨——远方菩萨会念经——把她儿子也收去,让母子同心同德,有福同享。

爷爷讲:“照理,他断了根子,肉身清净,是最合适当菩萨信徒的。”

但上校戒不了烟酒肉和刀(手术刀),菩萨一直不收,不要他,害得老太婆天天在菩萨面前苦苦讨饶。这个我有体会,每次我跟父亲去揩油,老太婆总是不停往我碗里夹肉,目的大概是要上校尽量少吃吧:他少吃一块肉她少受一份罪。为了让老太婆少受罪,只要她在家上校一律不吃酒,烟也是尽量少吃的。我倒是盼望上校吃酒,因为吃了酒他会讲故事。我后来觉得听他讲故事才是真正的“揩油”,比吃肉还过瘾。只是,这样的时节像蹄髈一样,并不多见。

十二

必须是老太婆去普陀山的时候,也必须是上校吃足酒、人高兴的时候,他的故事才会一个劲地从嘴里噼噼啪啪出来,像酒气一样关不住。那时候他必是满脸通红,两只眼珠像电珠一样亮,手里夹着香烟,脚下盘着两只猫。空气里弥漫着烟雾和酒气,猫被呛得喵喵叫,他也不管。那时候他什么都不管,只管抽烟、喝茶、打饱嗝、讲故事。

我最欢喜听他讲故事,他闯过世界,跑过码头,谈起天来天很大,讲起地来地很广,北京上海,天南海北,火车坦克,飞机大炮,有的是稀奇古怪、奇花异草。民国哪一年,我在哪里做什么,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他总是这样讲故事,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事情,情节起伏,波波折折,听起来津津有味,诱得蟋蟀都闭拢嘴不叫,默默流口水。我给他和父亲轮流倒茶,有时也点烟,像他们的勤务兵。

我听上校讲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苏北皖南一带,时间是民国二十九年,当时他刚当军医不久,部队驻扎在安徽马鞍山西北向的大山深坞里。一天夜里他被紧急拉上一辆吉普车,车子开几个小时,不知到哪里,在一个破庙里,抢救一个从南京运来的女伤员。伤员是戴笠手下,军统干将,貌美如花,却是冷面杀手,潜伏在南京城里,专干肃除汉奸的特务工作。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脚?这不,受伤了,大腿、肩膀、小腹,三处中弹。算她命大,都不是致命伤,只是腹部子弹钻得深,必须破肚开肠。结果谁也想不到,取子弹的同时顺带取出一个七个月大的男婴,因为营养不良,只有一个拳头大,像只小猫。人小命大,他活了,一年多后他在上海又见到他,已经会满地跑。

上校哈哈笑:“这女人自己都不知道,她竟是怀有身孕。我搂草打到兔子,当了一回接生婆,你们讲稀不稀奇?这是我当军医后遇到的第一件稀奇事。当然以后就多了,但再多也没有在前线战场上多。”

当军医前上校都在前线打仗,开始打红军,后来打鬼子。有一个故事讲,日本鬼子攻打武汉时他是连长,负责师部转移撤退,死守一条盘山公路。前来攻打的鬼子有两辆坦克,七八十人,十几门迫击炮,攻势凌厉。头一仗下来,全连一百八十多人死掉一半;又一仗,又死一半;再一仗,又死一半,人像稻子一样被一片片割倒。最后一仗,鬼子从阵地侧面破开一条新路往上攻,此时鬼子尚有一辆坦克,坦克后面,人头乌压压一片,而他只剩下十九个伤兵哀兵,且弹尽粮绝,摆明只有死路一条。眼看鬼子冲到阵地前沿,他们准备跟鬼子肉搏一场,死个光荣。想不到突然间鬼子抱头鼠窜,乱作一片,哇哇叫,乱放枪,撒腿跑,作鸟兽散,像中了邪。

原来鬼子坦克开进一片原始荆棘林,毁了几十万只马蜂的老巢,那些马蜂都成了精,个头有蝗虫的大,数量也有蝗虫的多,散在空中,遮天蔽日,嗡嗡声连成一片,像沉闷的雷声在山坡上翻滚,卷起一阵风,吹得尘土飞扬。那些马蜂如有灵性,知道是鬼子作了恶,要报仇,纷纷朝他们身上扑,肉里蜇,前仆后继,奋不顾身。鬼子虽有钢炮坦克,但在无数不要命的马蜂的疯狂围攻追击下,逃无可逃之路,躲无可躲之处,一个个在地上翻转打滚,痛哭嚎叫,最后无一幸存,尸陈遍野,尸体一个个又红又肿,像煺了毛吹了气的死猪。

这一仗下来,他直提营长,配了手枪、手表,同时他父亲离死期也不远了。我知道,那些鬼子都是被马蜂毒死的,而他父亲则是被鬼子的毒气弹毒死的,冥冥中好像是配好的,一牙还一牙的意思。

爷爷讲:“这就是命,事先讲不清,事后都讲得清。”

这故事给我印象很深,以致后来我上山看见马蜂就逃。

另一个故事则让我暗暗发誓,长大一定要去上海看看,那个高楼啊,那个电车啊,那个轮船啊,那个霓虹灯啊,那个花园公园啊,那个十里洋场啊,那个花花世界啊,像在天上,像从头到脚都镀了金,连脚指头也不省略。

十三

在这个故事里,上校到了上海,做了那个女特务的部下。女特务急救之后搭上校乘的吉普车去医院养伤,其间她看上校聪明能干,做事沉稳,生相也好,动员他加入军统。上校不情愿,他不想再杀人,只想救人。但后来一张军令下来,不愿也得愿,军令如山倒。从此他辗转到上海,以开诊所作掩护,埋名隐姓,杀奸除鬼,刺探情报,过上一种恐怖又滑稽的生活:一边纸醉金迷,一边随时丢命。那女特务是他上司,为他单立一组,配他两把手枪、一部发报机、一箱金条、五个下级。五人各有专长,有的会偷,有的敢杀,有的会配炸药,有的会讲鬼子的鸟语。其中有个女的,专管发报机,是四川人,身材高挑,长方脸,高鼻梁,胸脯满得要从衣裳里涨出来,上街时常遇到不三不四的小赤佬吹口哨。但她很少白天上街,夜里才露面:这是她的工作,不奇怪。怪的是,她从不开口,讲话只靠打手势、写字——原来是个哑巴!她字写得快又见劲道,藏不住手头的力气。她手劲大到什么程度?掰手腕,你大男人双手掰不过她一只左手。她右手可以劈断砖,左手可以把你拎起,悬空,像拎小鸡,分明是练过武的,有内功。她自己也承认,曾在峨眉山上当过六年尼姑,武功是山上练的。

吃着烟,喝着茶,打着饱嗝,喷着熏人的酒气,有时吊着故事主角的家乡口音,连声带色,自问自答,是上校讲故事的特点,成套路了。这不,他又开始老一套,拖着四川话的腔调,抛出一堆问号:

“四川人开口离不开‘咋子’和‘要得’,咋子标致的人咋子要当尼姑?标致的人当婊子才要得是吧?当婊子也比当尼姑要得是吧?再讲,哑巴咋子识得了字?她识得字指明她不是天生的哑巴是吧?那她又是咋子成哑巴的呢?是病还是灾?是祸还是殃?到底是咋子了呢?”

确实,这个“咋子标致”的女人浑身涂满了“咋子”的问号。

吃口水,抽口烟,上校恢复口音,接着讲: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日子久了出头的椽子总要烂。有一次出现紧急情况,我半夜三更去她租住的屋寻她。她管发报机,住处必须隐蔽,但顶级的隐蔽不是躲起来,钻旮旯,藏在清风雅静无人去的地方,而是混在人堆里,所谓大隐隐于市嘛。所以,她住在一条集市弄里,家家门门都是店面,卖油盐酱醋、日用杂货,白日夜里人来车往,闹闹热热。她扮着开布店,里屋作仓库,堆满布,平时发报机用布匹包着,混在布堆里,像树叶混在树叶里,一般查是查不出来的,除非专心找寻。她人住在阁楼上,屋顶有个老虎窗,万一出事可以钻窗逃跑。”

半夜三更,最闹热的市弄也见不到人影,静得深厚。上校朝她店里走去,一路只听见自个儿沓沓的脚步声和咚咚的心跳声。店在弄堂尽头,档头上。这也是讲究,不能夹中间,要靠边,闹中取静,有退路。终于,上校走到她店门前,正举手要敲门,听见屋里传出幽幽的呻吟声。门是那种木排门,不大隔音,上校立在门外,听得清爽,那声音像哭又不像,像小猫在撒娇、发嗲。

事情很紧急,他没有多想——不,也是想了一下的。

上校讲:“我想她可能在做梦,梦见伤心事了,所以不顾忌,敲开门。进屋看,总觉得她有些异常,神色慌张,好像已知道我要报的急事。我纳闷,正要问她,阁楼上突然发出一阵窸窣声,像有人。发报屋怎么能有外人?这是破纪律的。我问怎么回事,不等她回答,楼上冒出一个满头金发的洋佬,拖着长裙子,板着一张吃足亏头的凶脸,迎着我们放肆地走下楼梯,经过她面前时狠狠抽她一记耳光,扬长而去。我一时没明白究竟,后来明白了,那洋佬把我当作她的相好,吃醋了。这么半夜三更寻上门来的,不是相好就是鬼了。”说着哈哈大笑,哈出满嘴酒气。

这故事我听得半懂不懂的,尤其是后面,他越讲越奇怪:“我就这么意外地撞见了她底细,然后回头想她的过去,我大致推算得出来,她该是天生好这一口的,她去做尼姑就是为了吃这一口。兴许是端错碗了,偷鸡不着蚀把米,反被人割了舌头。为什么要割舌头?女人吃这一口离不开舌头,割舌头就是要灭她这一口,断她根子。但她断不了,贼心不死,寻来上海这花花世界。这林子太大了,什么鸟都有,也让她寻着要的鸟了。”

我听不懂,讲给表哥听,他也懂不了。这故事对我们来说太深奥,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几乎是零蛋,一团黑,抓不着问题,想问都不知怎么开口。问题沉下去,沉得太深,沉到海底,我们哪里捞得着?我们只见过水库。

十四

给我印象深的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民国三十二年,他在上海的五个手下的一个,那个会讲鸟语的家伙,被汪精卫的特务重金收买,把他一组人都卖个光。特务全城捕杀他们,死两个,逃两个,抓一个。抓的就是他,被敌人从电车上抓走,后来关押在湖州长兴山里的一个战俘营里劳改,四五百人,天天挖煤。一次山体塌方,把一百多人堵在坑道里,大家拼命救,几百人昼夜不停挖塌方。但塌方面积太大,十多天都挖不通,就泄了气,放弃营救——因为救出来也是死人,不划算。

上校讲:“只有一个人不放弃,一个江苏常熟人,四十多岁,入狱前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当搬运工,壮实得像一头牛。他有两个儿子,老大二十一岁,跟他在码头上做工,小儿子十七岁,做母亲的帮工,在乡镇上盘了一爿杂货店,卖油盐酱醋。常熟就是沙家浜的地方,是新四军经常出没的地盘。新四军也要吃饭,常来店里买东西,一来二往,把小儿子发展了,当了交通员,经常往上海跑,传情报,采购药品、枪械、弹药什么的。后来老小把老大也发展了,兄弟俩你来我往,成了新四军一条活络的交通线。”

那时在上海看电影是时髦,一次老大带老小去看电影,散场时老大不小心踏了一个女人的脚后跟。女人回头骂他,老大不吱声,认了骂。老小却不服气,顶了女人的嘴,立刻有人冲上来扇他一耳光。他骂饭都吃不下,哪咽得下耳光?十七岁的人毕竟毛,做事没深浅,容易冲动,跟人家打起来。哪知道对家是个警察,吃凶饭的,拔出枪来耍威风,要兄弟俩下跪讨饶。老大知道事情不妙,准备认㞞,讨个安耽。老小不干,趁现场混乱,扑上去要夺对手的枪;一下枪响了,虽然没伤到人,却引来一群警察,把兄弟俩抓去警局教训。这下情况更糟糕,因为老小身上带着一份采购清单。警察有嗅觉的,一看清单,怀疑两人身份险恶,开始对他们严刑拷打审问。后来又上门搜查,搜到一把手枪和一些子弹,害得把父亲也牵连进去。父子三人就这样落难,最后被关进战俘营挖煤。那次塌方,父亲和上校是一个班的,躲过一劫,但兄弟俩都在里面。

“这简直要了当爹的命!”上校讲,“从发生塌方后,十来天他就没出过坑道,人家换班他不换,累了就睡在坑道里,饿了就啃个馒头,谁歇个手他就跟人下跪,求人别歇。他总是一边挖着一边讲着同一句话——你们把我儿子救出来后我就做你们的孙子,你们要我做什么都是我的命。讲过千遍万遍,喉咙哑了还在讲。只要是人,长心眼的,听了看了他这可怜的样子,都情愿替他卖力卖命。”

可塌方是个无底洞,几百人轮流挖了十多天,都卖了命的,就是买不来里面人的命。眼看过了救命时间,狱头放弃营救,要大家去上班,只有他不放弃,白天被押去上班,夜里一个人去挖塌方。大家劝他算了,救出来也是死人,别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他呜呜叫,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喉咙已经着地哑掉,发不出声。但看他的空床铺,你知道他谁的话都没听进去,他的被窝成了老鼠窝。他本是搬运工,一个壮汉子,胸脯厚实得子弹打不穿,却眼看着一天天瘦下去,像日子是一把刀,在一刻不停削他、刮他、放他血水,血肉一层层剥下来,干下去,枯得像个鬼。

一天夜里有人打架受伤,上校去给人包扎,老远看见一个人在腊月的寒冷里踉跄着往坑道晃去。天已经黑透,只能看清一团黑影子,看不清模样,但上校知道他是谁——可怜的父亲!这些天他曾多次这样见过他,在黑夜的寒风里独孤孤一人往黑洞里奔走,但现在不是在走,而是在跌跌撞撞,一步三晃,几步一跤,像吃醉酒,糊涂得手脚不分,连走带爬的。夜里睡觉时,上校眼前老是浮现这身影,心里很难过,想他可能是腿脚有伤。他带上药水和几个冷馒头去看他,也想劝他回来歇一夜。去了发现,他已死在坑道里,半道上,离塌方还有一个几十米的弯道。他已经爬了几十米,几十米的坑道都是他爬的手印子、吐的饭菜,最后死的样子也是趴着的,保留着往前爬的姿势。

上校讲:“我想他一定是想跟两个儿子死得近一些,就想把他抱到塌方段去葬。他本是那么壮实,大冬天,穿着棉袄棉裤,看上去还是很大块头,像你(父亲)。我以为要花好大力气才抱得起他,可一抱发现轻得像个孩子,像你(我)。我知道他已经很瘦,可想不到会瘦成这样子,完全只剩下一把骨头,骨头好像也枯了,朽了,轻飘飘的。我本来是鼓足力气抱他的,反而被这个轻压垮了,哭了。我前半辈子都在跟死人打交道,战场上手术台上死人见得多,从没哪个人的死让我这么伤心。我一路抱着他都在哭,葬他时也在哭,哭得喘不过气来,现在想起来都难过。”

在将近三年时间里,我听他讲过很多故事,有的吓人,有的稀奇,有的古怪,这个是让人难过的,讲得他眼泪汪汪的。这些故事总是那么吸引人,我经常听得不眨眼,一两个钟头像火烧似的烧掉了。不过我最想听的事他一向不讲,比如他是不是睡过老保长姘头;有没有跟他们师长老婆偷过相好;他是怎么当上军医的——爷爷讲的对吗——最后又因什么被解放军开除的,等等。请他讲,他总是生气,有时不理我,有时骂我。

有一回,他骂我:“你这个屁蛋子,从哪儿听来的这些屁事。”

另一回,他训我:“以后不准问这些事,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其实我最最想问的是他到底是不是太监,当然我知道这是绝对不能问的,问了保准要吃耳光。这道理不沉在海底,是浮在水面上的,小瞎子就是教训,活鲜鲜的。

十五

你知道,我关心的那些事大多是爷爷告诉我的;你也知道,现在我已经听上校讲过许多故事。我听了故事都会转手讲给爷爷听,这样爷爷就更有兴致来讲上校的事。好几次,都是听了我讲的故事后,爷爷像受到启发,冒出一个新故事。比如关于上校当军医的故事就是这样,是那天我给他讲完那个女特务怀孕的故事后,爷爷告诉我的。

爷爷多次讲过,上校打小机灵活络,长大后更是聪明绝顶,学什么都心灵手巧,比人快一手。有些手艺他像天生长在身上的,不学自会,无师自通。他当军医就是这样,既不是通过学校栽培,也不是经过师父传帮带,只是因为“那家伙”受了伤,在医院里养伤几个月,老是看医生救治伤员,日积月累,看会的。

战争年代,伤员多数是枪伤、刀伤,头破、肚皮烂、断脚、缺胳膊;军医多数是外科医生,擅长开刀、缝针、取子弹、接骨头、包肚皮这些血淋淋的手术。平时不打仗,医院清风雅静,清闲得很,前线一开战,伤病员一车车运来,军医累死都忙不过来。有些伤员伤势太重,生死难料,军医懒得管,怕忙碌一阵白忙乎,耽误时间。他们被丢在走道上,困在担架上,呼天求地,鬼哭狼嚎,有的受不了痛撞墙寻了死。医生见怪不怪,心肠铁硬,把他们当死人看,从他们面前匆匆过往,连给个口头安慰的工夫和心情都没有。他养伤了几个月,见的多了,胆子也大了,偷偷把那些被军医丢在走廊上的垂死伤员当活人救,练技术。反正救不了也没人追究,救活了是天上丢馅饼。就这样,他拿起手术刀,私设手术台,偷偷当起军医。几回下来居然救活几人,一下在医院出名,医院就留他当了正式军医。

正式了,救的人更多,时间长了,多得排成队,看不到头。这些人从不同战场上下来,有的从抗日前线,有的是国共内斗,有的是警匪交战,有的是黑社会火并。子弹是不长眼的,刀子是认人的,而人总是做不到刀枪不入。所以,这些人形形色色,三六九等,有小兵,有将军,有平头百姓,有达官贵人,有土豪富绅。小兵得救了对他下跪磕头,高官富商出手阔绰,有的给他加官封号,有的送他金银珠宝。有一年他回乡探亲,带回来一箱子金条、金元宝、金手镯,把他母亲吓得魂飞灵散,坚决不要,一定要他带走。

我当然要问爷爷:“这是为什么?金子是最值钱的东西。”

爷爷总能回答,但有时会讲得缭来绕去,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比如这回就是。“因为值钱才不要。”爷爷讲,“值钱的东西像好看的女人,是祸水呢,杀人越货,谋财害命,要的就是这些玩意。家里有一箱金子,一群恶鬼坏蛋盯着、念着,哪个人睡得着?何况她一个寡妇。”

这样,上校只好把箱子原封不动拎回去,束之高阁,当废品待。他只有老,没有小,老的不要,老婆没有,子孙断绝,派不出这些东西的用场,最后索性贱用,请金匠打了一副手术器具:剪子、镊子、切刀、尖刀、挑刀、长针、短刺等,一应俱全,亮出来,排满一张桌面。金器在打制中掺了合金,又抛了光,显得更加细腻锃亮,鬼祟的金光追着人眼睛钻,刺得人睁不开眼。他本是名望在外,配上这套稀奇,名声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飞上天,那些生死关上的伤员病夫从四面八方奔他来,出院一批冒出一批,韭菜一样,一茬茬冒出来。这些人四处宣讲他的功德、他的医术、他的了不得:金子打制的手术器具,起死回生的本事,视金钱如粪土的道德,等等美名把他造成一个神,神乎其神。那时没人叫他上校,因为部队里上校很多,不能代表他。那时人都尊称他为“金一刀”,是金子的意思,也是天下无敌的意思。别人的刀杀人,他的刀救人;别人的刀是银色的,他的刀是金色的。那时的他,即便是太监,也跟皇帝身边的太监一样值钱,受人礼拜。

爷爷讲:“事各有理,人各有命,那些躺在棺材里的死人一定都后悔没遇到他,否则死的可能就是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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