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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8)

所属书籍: 黑铁时代

  在那个星期四早上,因为工作让我很头疼,所以我就把铅笔一摔,吼道:不干了!开Party!去把你们的傍肩都请来!大厅里轰的一声,大家都往外屋拥,去抢电话,通知他们的人。这以后的事就是反面的了。只有我和小徐坐着不动。他是考勤员,问我:今天怎么算?我说:所有的人都病了。他说:那得派人去医院搞假条。我说:你去。这个浑蛋斗胆要借我的车,我一时糊涂就借给他了。结果他骑着到处兜风,不光耗尽了油,连挡泥板也撞瘪了。最糟的是被保安逮了去,挨了两下之后,就信口胡招,把我们在医院里的关系出卖了,口袋里的一沓病假条就是罪证。他这个人干出了这种事,我倒是不意外。只可惜我们的大夫去砸碱了。但这些都是后话了。

  小徐一去就没回来,他死掉了。在这件事上,数盲肯定比我要悲痛。进了局子我才发现,我们的一举一动上面都知道:知道我们拿柴油换白薯,拿铸铁换雪花梨。这些事都是我领头干的,因为工资不够花;当然更知道谁在和谁乱搞,不过数盲表示这些事不必深究,他们教育家属的工作也没做好。我个人认为这些事双方不提最好,省得大家都不好意思。但是不提不等于不重要。

  我的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有人管我要储藏室钥匙,我连问都不问就给了他。储藏室里就是些铸铁、柴油,捣腾没了可以找别人借。过一会儿又有人管我要地下室钥匙,说要动用战略储备,去开动部里那辆旧北京吉普。我问他要干什么,他说去把小孙接回来。为此还要开介绍信,说咱们这里提审他。我批准了——我是常务副部长,手里有介绍信。然后大胖子进屋来,高声唱道:有螃蟹——要两桶柴油换。我也批准了,但是要他少带几个人去——搞得那么沸沸扬扬不好。他答应了,但是他们把那辆柴油车开走时,车上至少有十个人。过一会儿又走了一辆车,说是去拉雪花梨,去的人也不少,拉走了不少铸铁,拿去换梨;但是又有好几辆车开进来,上面是外单位的人。我跑出去要把他们撵走,party是晚上的事,白天来干什么?我不想有人来帮我们折腾。但是我发现是玻璃公司的人,前几天人家刚帮我们打了一架,交情非比寻常。更何况人家也不是空手来的,带来了几箱鲅鱼,还有好多铁棍。鲅鱼是吃的,铁棍干什么用,我都没敢打听。然后会计部的人也来了,都是女孩子,撵人家就更不恰当了。有个小姑娘撞到我屋里来,管我要铁筷子,要烫头发——我没理她。她就跑出去说,屋里坐了个人,一声不吭,好可怕!别人告诉她说,这是我们老大哥,他总这样。其实我不是总这样,人来得太多,我心情坏。

  有关战略储备,也是个严重问题。我存了两桶八十升汽油,这是违法的。汽油是危险品,可以造燃烧弹,威胁到数盲的安全。但是可以造燃烧弹的东西多着哪,比方说,苯,自来水里有的是,只是领导要它没有用。搜我家时又发现了一把钢制的水果刀,这也是危险品,钢刀可以杀人。假如哪位数盲乐意试试,我能用铸铁刀把他杀死。根据以上事实,我认为汽油和钢的危险性并不表现在它可以伤人。主要的问题是它们对数盲有用。凡对他们有用之物,则危险。我还存了一件最大的危险品——吉普车。这东西开得很快,当然有危险。我存它的目的是万一有人得了重病,可以在几个小时内把他送进天津或北京的医院,救他一命。然而我们谁都不是高速车辆驾驶员(政审通不过),开车上高速公路当然要威胁到数盲的安全。

  以前开party没来过这么多人。我前妻打个电话来,说你那里好像来了很多人,是怎么回事?我说到了年终,和关系单位联欢。她说你小心点,我们这里有反映。这使我想到了小徐借了我的车去医院,肯定是先到了她们那里。没想到的是再过一会儿他就要死掉了。我想请她来,但在市府的电话上不敢乱讲,就没有说。中午时分我就开始和大家打招呼,让他们少招人,但是不管用。到了午后,不知哪来这么多人,连保安的人都吓跑了,怕我们找他们报仇——我们的人太多了。然后我就豁出去不想后果了——要玩就让大家玩高兴。

  2

  那天早上我还想到这样一些事:其实我过去是有数盲症的,上小学时连四则运算都算不好——当时我就画图好了,所以觉得算不好没有关系。上中学时物理化学全是一塌糊涂。几何学得还可以,代数不及格。高考之前觉得数学吃零蛋太难看,找我哥哥恶补了一下,在一百五十分里得到了三十来分,就把老师和同学吓了一大跳。假如他们知道我现在是工程师,一定要吓死了。

  那天早上我想到四十年前,我们家住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冬天我哥哥从乡下回来,和我住在一间房子里。那房子中间有一个蜂窝煤炉子,我把全部身心投入了炉子——这是因为我怕冷,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喜欢摆弄炉子。我哥哥歪在靠窗户的床上看书。那个窗户下面是玻璃,上面糊着纸。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的。

  我哥哥正在插队,每年冬天都带着一肚子的疑惑回来——比方说,当时的年轻人只有少数能上大学,按理说应该选最聪明的人上学才对,但实际情况是选了一些连字都不大识的傻瓜。另一个例子是:大家都在田里出苦力时,要选几个聪明人去县里开会,住舒适的招待所吃很好的伙食;但实际情况又是选了一些不可救药的傻子,到那里讲些老母猪听了也要狂笑起来的傻话。顺便说一句,那种傻话叫做“讲用”,我当时只有八岁,已经觉得它愚不可及。他老在唠叨说,这世道也不知是怎么了。考虑到我当时的年龄,当然回答不出来。

  我哥哥年轻时经历的事,现在也存在。当然,现在男孩子不用去插队了,在高中毕业时,大家都要去兵营里军训。然后根据教官的意见,把最聪明的孩子送到技工学校受训,比较傻的却送到各种管理、外交、艺术院校里去。后者假如没有数盲症的话,在那里念上几年,肯定就不识数了。当然,这两类孩子将来的待遇会有天渊之别。教官在鉴别孩子的智能方面比任何心理学家都在行——众所周知,聪明的男孩子会调皮捣蛋,而说什么信什么的,肯定是笨蛋。

  我们俩住在一间平房里时,我哥哥总在读书,先读各种“选读”、“选集”之类,因为那些书里有读不懂的地方,所以他又开始涉猎思辨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黑格尔和《朱子语类》、《曾国藩家书》等等;不读书时就坐在窗边疯狂地咬手指。我哥哥非常聪明,根据他后来的表现,他是百万人里挑一的数学天才。

  有关我哥哥读的书,有一点需要补充,现在各种男孩上的学院里,还在用它们当教本。而技工学校的教本,说来惭愧,都是我们编的。这是因为我们都要到技工学校任教,高深的教本我们教不动。当我为误人子弟而内疚时,就在工程课上教几节素描,还有人在数学课上教美声唱法,在物理课上教唐诗宋词,所有的学生都被我们教得乌七八糟,将来想发数盲症都发不了。

  有关我自己的智力情况,我还没有提到过。在碱场里,我前妻对我有个评价:王犯,在工程上你是个天才,但你十足外行。这都是因为你先灌了一脑子艺术才来学工。你应该去搞艺术,这方面虽然我不懂,但我觉得你一定非常人可比。我听了这话,心里很舒服,马上说道:报告管教!今天晚上我睡门口,给你挡着风!她说:混账东西,你想感冒得肺炎吗?我又说:那我睡你脚下,给你焐脚!她又说:身上冷怎么办?最后还是睡在老地方,和她并着头,哪儿冷焐哪儿。

  我前妻从来不拍我的马屁,她也用不着这么做。所以她说的话一定属实。假如我也算个聪明人的话,家兄聪明到什么程度就难以定论了,因为他比我聪明了一百倍都不止。但是读了一冬思辨哲学以后,出了一件古怪的事:有一天早上他对我说,我有五块钱,花了三块,怎么只剩了两块了?出于对他智力的尊敬,我犹豫着回答道:你说你有五块钱?对呀。花了三块?对呀。那么应该剩几块呢?他这才哈哈大笑起来,说哲学书都把人读笨了。这当然是从反面来讲,要从正面来讲,就不能说是读笨,应该说读聪明了才对。

  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我努力做了近十几年的技术工作,水平毫无进境,甚至可以说是越做越笨。我们周围的情形也越来越糟了,凭我的笨脑子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看看我的同事,和我一样。假如谁看上去比较聪明,比较有前途,就会得数盲症。只有我这样的笨蛋不得数盲症。

  假如我哥哥的一生被“文革”毁掉了的话,我的一生就被数盲症毁掉了。他现在是个数学教授,不是数学家。我现在是工程师,不是艺术家。假如时局有利的话,我们是可以做成后一种人的。这些事情使我很烦闷。这些事当然是从反面讲的,从正面讲,就根本没有烦闷这回事。

  我哥哥当然是个反面人物,他拿短期护照出国,逾期不归。现在他转到了正面上了:拿了绿卡,成了美籍华人。按领导上的布置,我早就通知他了——“我们的政策是既往不咎”——但他还是不回来,并且说,借我十个胆子也不敢回来。在此我要坦白一点,假如给我个短期护照,我要干出反面的事来。不给我护照,我也要干反面的事——开party——我们就是想干反面的事,故而我们才是危险的。

  3

  现在可以说说为什么要开party——因为好久没开party了,大家都烦躁得很。比方说大胖子,画着图忽然就会引吭高歌,震得玻璃嗡嗡响;还有人会冷不防用小号吹个花腔,能把人吓出一头冷汗。还有几位抒情诗人会冷不防跳起来朗诵一首抒情短诗,但是本钱不够,尚不足以把人吓出神经病。不会制造噪音的人吃了烤白薯,皮都不扔,留着打他们。我们这屋里很热,所以老有股馊白薯味。所有的设计工作都没有正进展,有的还有负进展,这就是说,无缘无故把好好的图纸撕掉。我自己也有点不正常,时时在图板上画出裸体女人来。这就是说,再不开party就要出事:和保安打架,和傍肩殉情自杀,或者把摩托车开到别人轮子底下去。前几天和保安在会场上打了一架,就是个危险的信号。如果听之任之,架就会越打越大。

  除此之外,上级机关也越来越难打交道了,秘书们说话都带有进攻性、挑逗性,而且她们还常常擅离职守,上班时间跑出来会情人;我们一打电话就会被数盲粘上。数盲在办公室里也越来越坐不住了,经常开人会作大报告;会场秩序也越来越不好,保安员也越来越浑蛋。除此之外,还该谈到有好几个礼拜没刮风了,天上的烟越来越黄,像小孩子屙的屎;整个城市一天到晚嘣嘣乱响,像个弹棉花的工厂。这种情形早晚要把人逼疯掉。

  数盲同志们对我的辩解反驳道:你说天是黄的?我怎么没看见?对他们来说,玻璃是蓝的,不论家里、办公室的玻璃,还是汽车的窗玻璃都是蓝的。这种玻璃表面有层有机硅诱光膜,都是进口的。假如我们能读到些国外科技书刊,没准也能造出这种涂料,但是那些书刊里常夹有半裸女郎的广告,所以有危险,不让我们看。我们看到的全是正面的、没有危险的东西,所以心情烦闷,走向反面。

  开party就一定要在上班时间折腾,消耗大量的公款公物;否则就等于没有开。然后就折腾一夜,傍肩也不回家。数盲问起来,就说回原单位联欢了。不要以为数盲蠢,所有的“家属”都不见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整天气呼呼,碍着数盲风度不便发作,而我们(非数盲男人和傍肩们)见了这种景象就十分开心。这些行径最起码是犯错误,有些还是犯法的,但是开party就是要犯错误和犯法,否则就没有效果。等到犯过错误和犯过法后,大家都能正常一段时间。当然,作为老大哥我要承担责任,去砸一段时间的碱,或者关一段时间的小号——这要看犯的事有多大而定。但是这对我不是大问题:哪里我都熟。等把这些道理都讲够了以后,还有一点我明白:各单位都可以开party,各单位都有老大哥可以承担责任,干吗非是我不可呢?

  外单位的老大哥总给我打电话,问你们什么时候开party。我听了当然气愤,反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开?这班浑蛋说:我们不行——我们没有号召力。再说,你们都是文艺单位下来的人,开出的party有趣。不管怎么说,你们是老大哥单位。这话听来有理,但却是混账逻辑。这种逻辑要把我害死。

  不等公安局的人来找我问星期四party的事,我就知道此事决不能善了;我叫大家搜集硬币,越多越好。这个party上了电视新闻,是近年来罕见的集体旷工事件,光这一条就得去砸碱,更何况浪费了大量的宝贵物资。光电石就用了十来桶,但我们没有动气焊,只是用来点乙炔灯,给广场照明——由此你就可知那party有多大。硬币是铝的,准备熔了造假脚镣。那东西一文不值,只是有点不好找。蓝毛衣说她要押我去碱场,不准别人争。我告诉她,她也得准备去砸碱了。因为这回上面和我们算总账,连打架用手扣子的事也发了。挨打的保安举报说,凶手是女的。我正在抵赖,但未必能赖掉。蓝毛衣知道以后分毫不惧,反而到处去吹嘘:姐们要去砸碱了——照我看她也该砸碱,她把人家的鼻梁都打断,彻底破了相。我们要赔出人家买老婆的钱。但是最后谁也没去砸碱,而是比那更糟。我们国家学习新加坡二十世纪的先进经验,改用鞭刑,数盲决定,拿我们这桩事试点。这就是说,要在背上挨几鞭子了。以前没挨过,挺他妈的新鲜。也许就因为这个,蓝毛衣主动坦白了(她很想挨几鞭,大大地出个风头),还把手扣子交了出来,就被公安局的请走了,再没回来。

  有关蓝毛衣闯的祸,还有补充的必要。我说过,那一天小徐借了我的车去拿病假条。拿到了病假条,在回来的路上和别人撞了车,与对方驾驶员口角,被保安请去了。人家一查他的证件,发现是技术部的人,除此之外,对方发现他很面熟,星期一下午打架就是他先动的手。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当然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当他把一切可交待的事都交待了以后,这种兴趣还是有增无减,这一下就闯了个大祸。小徐进医院后也没醒过来,径直死掉了。尸检时发现肝脏碎了,而且是连同好几根肋骨一道被打碎的。身上还有很多伤,但已没有深究的必要,因为这一处就足以让他死了。这种事当然不能由着它发生,所以保安方面一个死刑,三个无期徒刑。保安方面当然也有些要申诉的事:在星期一的斗殴中有人用了手扣子,把他们的人破了相,所以他们的人才会下狠手打人。因此数盲要把使手扣子的人找出来,抽上一顿,以示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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