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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所属书籍: 沉重的翅膀

  郑子云觉得叶知秋太过地不拘小节。动不动就打个电话,而且在电话里直呼老郑,为什么不称郑子云同志呢? 部长的电话,参加听的人少说有一打,还不算她那一头的。是一种炫耀吗? 不像,她当然不是那种世俗的女人。而且,时不时地还要写个语气相当随便的条子或短笺给他,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无非是对社会上一些问题的看法,或是对他们曾经交谈、辩论过的一些事情,再作一些说明和补充。文笔诙谐而潇洒。但,在中国这块封建意识还到处寻隙侵蚀的土地上,女人,是顶顶让人敏感的问题啊,稍不注意,就会使人身败名裂。郑子云对待女人的问题,是十分谨慎的。

  邦子云每天要收到若干封信,不论什么“亲启”、“内详”,甚至写“大人亲收”,一样按公文程序办理,由秘书纪恒全首先过目,进行一些必要的处理之后,再转给他。电话也是照此办理。像叶知秋这样太过随便地打电话、写信,会平白地增加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想想看,纪恒全告诉他叶知秋电话时的神情。真是岂有此理! 最近,还搞了个“邮票事件”。有封注有“叶知秋缄”的来信,纪恒全不知为什么不拆了,却拿着那封被人撕去纪念邮票的信,到处诉苦:“谁把邮票撕了? 我怎么向郑部长交待? ”弄得人人都知道叶知秋给他写信,又好像他和叶知秋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生怕人知道,连秘书也避着。

  鬼知道。没准那邮票就是纪恒全撕的,有意搞个“国会纵火案”呢。

  是不是应该告诉叶知秋以后有事可以写信到家里? 不好。好像他真和她有什么事情。何况,他看出叶知秋对夏竹筠印象不佳。

  郑子云不希望叶知秋有更多的机会去加深这个印象。不管怎么样,夏竹筠毕竟是他的妻子,凡是与她有关的一切,必然会波及到他。他们是“模范夫妻”,郑子云的一生,应当是无懈可击的一生。

  郑子云拿起电话筒,语气里带着过分渲染的距离感:“你好,我是郑子云。”

  对郑子云的努力,叶知秋竟全然不予理会,她开门见山地说:“告诉您一个也许使您不快的消息,您那篇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文章,后天不能见报了。”

  “什么原因? 编辑同志亲自对我说后天发稿。”郑子云有点光火。他毕竟不是一个以写稿为职业的随随便便的小人物。何况这篇文章,又是报社派人上门请他写的。

  “说是总编的意见,希望您对文章里的一些提法,再斟酌一”哪些地方呢? 你是不是谈得具体一些。“

  “比方说,‘团体意识’这样的概念,我们这里一般是用‘集体主义’——”叶知秋不知为什么笑了笑,“其实,用意相同,用‘团体意识’接受的人可能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多些统战意味,如同用‘人情’比‘无产阶级感情’接受的人更多一些。调动人的积极性,自然是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学雷锋的先进分子。我以为是不必改的。我们的一些同志,到现在还认为,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等理论研究人类行为的规律,是资产阶级学科。实际上人总是有行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有行为,无产阶级社会的人也有行为。人总不能躺着不动吧,实际上躺着不动也是一种行为。问题是你用什么立场、观点去研究它。您看过《参考消息》上报道的日本丰田汽车厂吧? 我以为他们很会做人的工作。谁家死了人,会送上一笔丧葬费;谁过生日,会收到礼物……

  这就是心理学。当然,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家赚钱,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它用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呢? “

  倒好像那篇文章是叶知秋写的,她在说服他相信她的论点。

  也或许她敏感到了郑子云的犹豫。

  郑子云没有更多的“野心”——如果要用“野心”这个词儿的话。他已经六十五岁,年轻时的许多抱负,到如今只剩下这一点:他希望在社会主义新历史到来的时期,根据他多年在经济部门工作的成功和失败的实践,在企业管理问题上,提出他认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它也许不完全正确,但哪怕有一部分可行,也会使他感到欣慰。他开始把自己的想法、体会形诸笔墨。如何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便是其中一篇。这第一篇出世,就是如此的不顺利。他要不要考虑这意见呢? 是不是他走得太快了? 如果不修改呢? 可能全篇都不能发表。人总得有小的、局部的妥协,不然就要失去全盘。那就连一部分也不可能为人们所了解,所接受了。

  郑子云没有回答。改或不改都还在斟酌之中。他不便同叶知秋说那么许多。

  叶知秋的嗓音低落下来,似乎对郑子云的反应迟钝有些失望。

  “还有一个情况,我得提醒您注意:报社里常常会来这一手,实在和作者意见僵持不下的时候,也会答应您可以不改。等到见报时却面目全非,他们会推说值班编辑不了解情况,在付印时做了临时处理。您必须把这一点先和他们挑明。再一个,实在发不了,是不是可以直送中央一份。我以为这篇文章是很有创见的——”

  “谢谢,再说吧。”郑子云匆匆地放下电话,心里有些不快。这个部里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随便地和他说话,太没有界限了。

  窗外,斜射的太阳晃得郑子云睁不开眼。他闭上眼睛,向椅背上靠去。

  这一天,并没有什么特别吃力的事情,没有那种争执不下的扯皮会,也没有说很多的话。但郑子云仍觉得疲倦。这疲倦不是体力上的,而是来自内心。

  每每他从某一个侧面,或某一个细节看到自己仍然必须在利弊的权衡里挣扎一番的时候,他都会产生这种沮丧的情绪。这沮丧他绝不会对任何人说,也不愿为任何人所知晓,包括夏竹筠在内。

  好吧,还是妥协吧,退让吧。

  这也许是他匆匆地扔下电话筒的另一个原因,好像要躲开叶知秋的责难:为什么不把正确的意见坚持到底? 不,她当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然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呢?

  九

  陈咏明疲劳已极。耳朵里像塞了两个棉花球,铿锵的锣鼓声、人们的喧哗声、爆竹的嘭嘭声,仿佛都离得很远,很远。

  分到房子的各家各户,都要请陈咏明吃饺子,不吃谁的都不行。这怎么吃呢?陈咏明就是有二十个肚子也不行。不知谁出了个主意,每户出一个饺子,派一个代表,在基建队那口大锅里煮好,请上陈咏明,大家一块吃。现在,基建队那I :1大锅前头,热气蒸腾,煮饺子的人正你推我搡……陈咏明不喜欢这样的场面,但他不能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干涉别人表示自己欢乐的方式。他必须站在那里,那也许会使大家的笑声,得到几秒钟的延长。他应该为一切人的快乐,尽力去做。哪怕这努力发出的温热,像炉灶里爆出来的火星那样的微小。

  几天几夜几乎没有合过眼。仿佛这样,他就可以给那与死神搏斗的吕志民增加一份力量。

  最后在给排雨水管子上漆的时候,吕志民从脚手架上跌了下来。

  谁这样说的? “这孩子太大意了。”

  不,陈咏明自己就是一个严正的法官。问题在他这里。他应该预计到人们在接近成功时往往会出现的麻痹。一切出其不意、完全可以避免的不幸,往往发生在最后松一口气的时候。他是什么人,难道是和吕志民一样的毛头小伙子不成? 为什么他没有做一次讲话,强调一下人们应该警惕和注意的问题? 在医院手术室外的长椅上度过的几小时,如同几年那样长。

  每一个从手术室出来的穿白大褂的人,都会使他心惊肉跳。神经已变得那么脆弱,每每郁丽文走过来,静静地在他身旁坐下,他都拧过身子,不去望她,头也不回地问她:“你告诉我,情况怎么样? ”

  “很严重,肝破裂……”

  “有希望吗? ”

  “在努力……”

  “好吧,干你的去吧。”

  只是在确知吕志民的危险期已经过去之后,他才无言地把他的头,靠在郁丽文那柔弱的肩膀上。

  旗帜.红色丝绸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陈咏明的眼中,却泛起薄薄的一层泪水。原不应该有泪水的。那是为了什么呢? 也许是为刚刚度过危险期的吕志民;也许是为得到这一点满足,便付出这许多快乐、感谢之情的慷慨的人们。

  到底谁应该感谢谁呢? 一栋栋极其简陋的住房,便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小巢。太寒伧了。就是这样一个小巢,他们也耐心地、梦寐以求地等待了许久。

  陈咏明想起吕志民在病床上说过的谵语:“小宋,你先住,咱们哥们儿过得着。这房子既分给了我,我说了就能算……不,不,你别跟我推让。厂长说了,还要接着盖呢,早晚的事,早晚的事。”

  我们有多少习惯于坐在窗明几净的高楼里,侈谈“阶级感情”

  的人,要是他们昕了吕志民徘徊在地狱门前所发出的充满阶级情谊的谵语,看见人们如何因得了这简陋的小屋而欣喜若狂,他们会作何感想呢? 也许他们什么也不会想。

  马克思在《雇用劳动和资本》一文里说过:“……总之,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

  是啊,那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在,工人阶级变成了社会和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为什么仍然处在这种只能维持和延续后代的经济地位上? 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完全有可能把他们自己的物质生活改善得更好一些。有没有人能有勇气站出来回答,老百姓创造的那些财富,是不是正常地发挥着它们应有的积累和公共福利的消费作用? 如果马克思还活着,他将有责任对忠实信仰他的学说的人们,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重新做出回答和解释。

  原有的理论,已经不够用来解释和回答社会主义国家当前所共同面临的新问题了。

  第一碗饺子盛了出来,李瑞林排开众人,紧紧地抓住了那只碗,说道:“这碗饺子,一定得由我递给老陈。”他那不顾一切的神色,使得人们不便与他相争。

  李瑞林觉得,他有充分的权利,把这碗饺子端给陈咏明。

  前些日子,陈咏明曾把负责挖鱼塘的任务交给了李瑞林,那是一个准备为全厂职工家属改善生活、谋福利的长远措施。挖塘以前,陈咏明叮嘱他,鱼塘的围堰,一定要用压路机压结实,铺上石头以后,再铺沙子。当时,李瑞林对陈咏明的那股怒气,还没有消掉。

  陈咏明的话,根本听不进去。

  有一段围堰,李瑞林没有坚持按陈咏明交待的办法去办。放水、放鱼苗之后,一冻冰,果然从那段围堰上决口了,跑了鱼苗跑了水。李瑞林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怎么向全厂的职工交待? 陈咏明那里倒好办,顶多挨一顿批,可全厂职工,对这些鸡场、鱼塘抱的希望多大啊。物价涨得那么快,鲜鱼的供应又那么短缺,职工们就盼着自己厂里的这点福利呢。李瑞林急得一进厂长办公室的门,便抱头痛哭。陈咏明沉默了半天,说:“老李,别难过了,我和你一块从头干起吧。”

  “你怪我吧? ”

  “我不想责备你了,老李。你的眼泪已经对你的失职,进行了谴责,同时也表明你还是有责任心的,它是宝贵的。”

  人活的是什么? 就是得人知己。李瑞林对陈咏明让他看大门时积下的怨气,豁然一下,随着那决了口的塘水流走了。李瑞林有了一种完全崭新的尺度、一种完全崭新的眼光,来衡量、回顾陈咏明所做的一切。

  陈咏明只想呕吐,嘴里满是苦味儿,什么也不想吃,什么也吃不下去。他需要的是仰面朝天地大睡一场,睡上它三天三夜。可他又明明知道自己睡不着。刚才看过一个通知,部里最近准备召开一个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要求参加单位做好准备发言。那个通知,让陈咏明感到泄气。会议精神,写得含含混混,前言不搭后语。又是什么在工业学大庆的基础上,总结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喽,又是什么如何加强新时期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途径喽。既然大庆是人人都得念的一本经,抱着念不就行了,还探索什么? 从上到下,事无巨细,都体现了一种折衷和调和。如果决策人都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既不是这样,又不是那样;忽而这样,忽而那样,下边怎么办? 我们的事情还能不能办好? 此外,郑子云副部长方才来电话,说是趁明天是星期天,部里人休息不上班,他要到厂里来看看。为了让自己的司机星期天得以休息,他让陈咏明开车去接他。郑子云选定这一天,大概不想惊动大家。如若不是星期天,如若通知秘书安排,他这一下厂,自然会跟上部里主管局的局长、有关处室的处长、工程师、技术员、秘书……一大队人马。究竟有什么事呢? 陈咏明不可能不费心思去揣度郑子云到厂里来的目的……

  人有时会分离成若干个自我,在接过李瑞林带着庄重的神色,递给他的那碗饺子的时候,陈咏明感到一个勃发的、新鲜的自我又在一片激情里诞生。对一个饱经忧患的人来说,这样的激动,是很难重现的,因此,陈咏明知道这激情的可贵。此时此刻,他多么希望他们之中有谁埋怨他一句,或是批评他一句。吕志民还在医院里躺着……但那些热切地望着他的眼睛,又明明在躲闪着,仿佛那些有教养的人,不看人家的秃头顶一样。陈咏明只有喃喃地说着:“谢谢,谢谢大家! ”然后,他去夹饺子。手变得笨了,饺子总是从筷子里滑脱出去。夹了几次,才夹住一个。陈咏明抬头看看围着他的人群,爆竹声、锣鼓声、喧哗声全都停息了,人们也都无言地望着他。陈咏明觉得有一种厚而坚实的东西将他包裹。他好像变成一个包裹在种子里的胚胎,这种子将产生力量。在那许多眼睛里,他看到老吕头那双昏浊的老眼,眼睛下是老吕头那胡子拉碴、颤动着的下巴。陈咏明把夹着的饺子往老吕头的嘴边送去。他说:“老吕,对不起你。”

  老吕头流着两行老泪,一口吃进陈咏明夹给他的饺子:“老陈,千万不能说这种话啊。”

  一片唏嘘之声,轻轻地散开去。

  陈咏明忙高声叫道:“敲啊! 鼓呢? 敲啊! ”

  隆隆的,催得人心慌的鼓声响起来了。

  大概因为陈咏明是郑子云推荐的,所以宋克才会写这封信给他。当初选定陈咏明任曙光汽车厂厂长的时候,就曾有人在郑子云面前说长道短。一百个看他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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