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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所属书籍: 沉重的翅膀

  小伙子在一阵激动和慌乱之中,从提包里掏出一个纸袋,递给刘玉英:“刘师傅,请您收下,这是——这是我们的喜糖。”

  刘玉英执意不肯接受:“哪能这样,我心领了。”

  推来推去,盛情难却。刘玉英只好打开纸袋,挑了两块包着红色箔纸、印有“喜喜”字的奶糖,然后又把纸袋塞进他们的提包,送他们出了理发店。

  路上行人已见稀落,地上的雪也积了薄薄的一层。刘玉英站在雪地里,久久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再一次在心里默祝那姑娘:“愿你永远这样美丽。”

  三

  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她才掉转头来,她看见,在理发店门口的一棵树干上,靠着吴国栋。他一定在那里站了很久,旧棉帽上、肩膀头上、围巾上全都积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刘玉英用力攥住手里的两块喜糖,看着吴国栋一步步地向她走来。

  贺家彬严厉地、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他面前那张胖得几乎汪出油来的大脸。那张脸真大,差不多比一张普通的脸大出一半。他真想喝一声彩,用旧戏园子里那种怪声怪气的调门儿来一声:“好脸,好大的脸! ”再不,就来一声:“好大的面子! ”

  那张油脸的主人,年纪并不很大。但脂肪却过早地在他的腮帮上、下巴上、肚皮上沉积下来。那是长期没有节制地吃喝的结果。

  贺家彬心里想:“着急了? 活该! 也该让你着着急,那些脂肪也许会消下去一些。”

  贺家彬把他想得太好了。他才不着急呢。他不过是做出一副焦急的样子罢了。他干了采购员这一行,整年在外头走南闯北,知道该用哪一种态度对待哪一种人。脸上的表情,如同京戏里的脸谱,根据不同的观众的胃口,决定演哪一折,画哪一副。贺家彬这种人,顶好对付。他不过是个经办人,当然首先要通过他,这叫敬酒。实在不行,可以甩开他,去找冯局长。冯局长是地委书记的老战友,他们这个发电站配套用的全部机械、电器设备就是走冯局长的后门解决的。眼下这点小事,不在话下。但也不能为了屁大的事,动不动就找局长。利用关系,也是一门学问,要看时机,看火候。这就好像一笔存款,总有用光取完的时候,你得抻着点儿,不到关键的时候不能随便乱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要不断地再往存折上加一点。

  那人堆着一脸谦卑的微笑,说:“是不是麻烦您再向生产厂打个招呼,把电压等级改一下,我们填写订货卡片的时候,时间太紧,没有顾得上再复查一下。”

  “笑话! 这么普通的常识,怎么还会搞错? 这种规格型号的风机,配套电机的电压等级就应该是六千伏,怎么会写成三百八十伏? 也许填卡片的人当时喝醉了吧? 这是业务工作,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挤进来混饭吃的。”他气恼地拍了拍那张摊在桌上,揉得皱皱巴巴的订货卡片,“再说,这事儿我也管不着,你们这个发电厂,是今年国家计划外的,根本就不应该通过我们这个渠道订货。

  我们这个渠道,只保证国家计划内基本建设项目的需要。我真纳闷儿,你们是通过什么办法把机电设备弄到手的。“

  贺家彬连挖苦带损地发泄着自己的怒气。他常常感慨现在的工作简直不好干。要么不干,只要干,就惹得他肝火上升。

  比方眼前这个人,据他所知,早先是他们县供销社的售货员。

  他要好好干他的售货员,也许是块挺好的材料——也难说,就凭他这油滑劲儿,要不贪污才叫见鬼——可偏偏要当什么采购员。有些人,准把采购员当成售货员了,以为那不过是和卖针、卖线、卖大白菜差不多的事儿,而且还可以借着这个差事遍游名山大川。为什么? 无非因为他是那个电厂厂长的小舅子。正因为如此,才闹出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笑话。闹了这样的笑话,赔了公家的钱都算不了什么,反正不会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掏一分钱。

  这种夹塞儿、走门子的事,他见得太多了,何足为奇! 别说这么一个小小的发电站,就是大的又怎么样? 那一年,某位首长,不就是塞进来一个十二万五千千瓦的大机组嘛! 因为那个电厂的基本建设指挥长,战争时期是那位首长的警卫员,不必经过什么手续可以直人首长府,话就好说多了嘛。贺家彬在重工业部呆了这么多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哪年没有几个头头脑脑说上就上的建设项目呢。计划内没有? 算不了什么,可以增补计划嘛。那计划的严肃性自也不必提了。年年喊基建战线过长,没法儿不长。制订得好端端的计划( 这计划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还可以进一步总结) ,谁想往上加一个就加一个。五个人吃的饭十个人吃,谁也别想吃饱。还要强词夺理,叫做“有饭大家吃”。

  往下砍吧,压缩一下吧,你砍谁的? 谁的后台都挺硬。于是就这么凑合着,谁也别想快,一个大中型的建设项目,搞个十年八年完不成谁也不着急,反正离自己的心、肝、肺还远着呢。

  就拿这位小舅子来说,虽然没给哪位首长当过警卫员,可他也有他的高招儿。前不久,运来了不少核桃、红枣、鸡蛋,还有名酒……处里大家分了。当然,给钱了。谁能不要呢? 外头买不着哇! 而且价钱还便宜得多。就连贺家彬也买了十斤鸡蛋。他是单身汉,不像人家有家室的,有个副食供应本,每月凭本还可以供应两斤。

  他们这里什么都不缺。黄花、木耳、花生米、人参……全国哪一个省不需要建设电站呢? 又有哪一个省没有土特产呢? 当地的管电的又有什么弄不到手呢? 需要什么,只要张张嘴,不想办法送来,就拉你的闸,停你的电! 哪个单位能离了电呢? 就连土特产公司也不能例外。建电站的单位,要想很快把电站建设起来,除了要为投资以及木材、钢材、水泥……这些基建材料奔命之外.配套的机电设备能不能及时地、按质按量地拿到手也是关键哪。要想按质按量把设备很快地拿到手,就得搞好同分配、管理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关系。人熟好办事嘛。到时候,可给可不给的,也许就给了;不能及早提前交货的,也能顺顺当当地提前了。

  事情就是这么进行的,就像人体某个重要部位的血管上长了一个瘤子,你不能割掉它,那会影响你的生命。血液不得不进行这种畸形的循环,把养料不断地送进那累赘的瘤子里去,养肥那多余的细胞,任它长大、膨胀,慢慢地侵吞着自己的生命或是有一天突然爆炸。

  而且,据说这么一个县办的小电站,就派了五六个人在北京坐跑投资( 只靠县里自筹资金根本不够,还是得靠国家贴补) 、材料和设备。在招待所里包了一间房子,一包就是几个月,进出都是出租小汽车。光小汽车一项开支几个月下来就是六百多元,那是全县农民的血汗钱哪。如果能办事,倒也说得过去。可是,就像这风机卡片一样,电压等级六于伏写成三百八十伏,英文字母z 也可以写成阿拉伯数码2 。这是哪儿和哪儿啊。

  贺家彬知道,他生气也好,说刻薄话也好,不过是耍小孩子脾气。这种事,他管得了吗。再说,这家伙有的是本事,他可以找冯局长,冯局长可以找何处长。贺家彬不愿意干,何处长可以找个办事灵活的同志办,反正又不是计划内的项目,没人分工抓它。比方可以让石全清去办。石全清正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来踩贺家彬。

  他可以冠冕堂皇地说,要支援农业建设啊——这个电站,打的不就是这块招牌吗? ——这是对农业现代化的态度问题啊。不想出这样生拉硬拽的理由,他整天去何处长、冯局长那里汇报点什么呢? 他不是要争取入党吗? 石全清确实在密切地注意着贺家彬的一举一动,但他从不流露出注意的样子。他正在看《参考消息》。不要以为他看《参考消息》是装样子,不,他有非凡的才能,既可眼观六路,又可耳听八方,四下里全不耽误。

  在石全清看来,贺家彬的行为是幼稚可笑的。他和贺家彬共事多年了,在这许多年里,他眼见过贺家彬栽了一次又一次的跟头,碰过一次又一次的钉子。他能够清楚地看见横在贺家彬面前,并且注定要把他绊个大跟头的每一块石头,但他从来不提醒贺家彬注意,他巴不得贺家彬这样折腾下去。因为,人在跌跤的时候,很容易丢掉自己的金表或钱包。偷别人的金表和钱包是不行的,那太卑劣,但是可以捡,而且还不会被丢东西的人发现,因为,那会儿,他正疼得难忍呢。

  世界上的事物,便是这样奇妙地平衡着。一种生物常会攀附在另一种生物身上才能生存。如同苔藓类、蔓藤类的植物攀附在老树的周身。它们不像菌类,只在死亡的树干上依存,它们是在活活地掠夺着、吸吮着老树的生命。

  贺家彬现在的这些言行,虽然还不值得石全清立即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先放在那里,总有用处的。

  办公室的门,先是无声地开了一道小缝,然后“吱呀”一声大大地敞开。从何婷处长比往日越发显得威严的步态上,从她脸上那种大惊小怪、煞有介事的神态上,石全清知道,她一定是找贺家彬的。

  她走到贺家彬的办公桌前,刚要对他说些什么,电话铃却响了起来。

  那一定是长途电话,铃声急促而持续。

  贺家彬拿起话筒:“喂,哪里? ”

  “我是长途台,找贺家彬讲话。”

  “我是贺家彬,请讲吧。”

  “喂,喂,你是老贺吗? 我是洮江水电站的老蔡呀。”

  “你有什么事呀? ”

  “喂,喂——喂,喂——”

  “你老喂喂什么,有话就讲嘛,什么毛病! 这是长途,你这喂喂就喂了一分钟,要算钱的。”

  “是这么回事,我们的水轮机是在奥地利订货的——”

  “这我知道。”

  “最近奥地利才把主机的技术数据寄来,上次订货会议上订的机电设备,有很多不符合主机技术数据的要求。我们要求退货呀。”

  嗬,说得倒轻巧,重工业部好像是个皮鞋店,鞋子选得不合适说退就能退。贺家彬立刻大吼起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等一等,等一等,等主机技术数据来了之后再订配套设备,你们就是不听。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生产厂早已经投料了,你退货,生产厂怎么办? “

  老蔡满腹牢骚地申辩着:“你老说等一等、等一等,我怎么个等法? 订货会议一年才一次,这趟班车一误就是一年。到时候外国人的主机到了,国内的配套设备还没订上怎么办? 只能先这样估摸着订上货再说。这是你们自己订的制度嘛。人家国外都是用户随时订货,生产厂随时接。有买卖就干,哪有一年只许订一次货的,人家要是也这么干,工厂早关门了。你们把这套办法改改行不行? 让我们参加订货会,也是上头的安排嘛,我们不订货行吗? 到时候说我们耽误了工程进度,我们受得了吗? 我们是按国家计划办事嘛,怎么能怪我们呢? ”

  老蔡说得对,能光怪他们吗? 多年来,计划工作成了这么一个模式。每年先开材料订货会,也是过时不候,班车一过就是一年。这种僵硬不合理的体制,生产厂也同样受不了。因为设备订货会开在材料订货会之后,生产厂订材料时还不知道用户要订的设备是什么,也只好先估摸着订一批钢铁、有色金属材料。等到用户需要的设备订货下来,生产厂原先订的材料和加工这批设备需要的材料满拧。然后,只好再想办法去串换材料。又没有交易市场,弄得材料库存积压量很大。每年只好再开几次材料调剂会,说是调剂了库存多少吨。领导一看,好像成绩很大,其实都是自己多出来的事。这能怪企业吗? 难道不能有一个更灵活的、使材料供应和生产需要相结合的市场吗? 老蔡埋怨他们,他们埋怨别人。实际上这都是经济体制上的大问题,需要认真地改革。什么时候工业经济也能像农业一样,有条放宽的政策,真正搞活起来,这才是解决材料积压,加速资金周转的根本办法。

  而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又不那么认真执行,比方上面规定,每个基本建设项目,都要严格地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要有设计批准书,设计任务书,设计审批文件,全部的设计资料、图纸,主、副机及配套设备的技术数据……并在列入国家计划后才能参加订货。可是在今年夏天的订货会议上,光是贺家彬分管的几个省,就有三个不按基建程序办事的电站参加了订货。一个连主机究竟进口还是由国内生产还未落实;一个连厂址还没有确定,究竟烧油还是烧煤也不知道,不用说,主机根本也就无从设计;再一个就是老蔡他们这个水电站。刚和奥地利签订了协议,还不是正式合同,主机技术数据还没有拿到,就敢拍脑袋,凭着想当然提出配套设备。

  那么以后,还要这基本建设程序有什么用呢? 想到这里,贺家彬也只有无可奈何地说:“造成的浪费谁负责? ”这不是废话吗,谁负责? 谁也不会负责。还是说句实在的吧:“你们赔偿不赔偿生产厂的损失? ”

  老蔡真是老油子,立刻痛快地说:“赔偿! ”

  贺家彬心头一动:“这样吧,也不能随随便便说退货就退货,你们是不是把事情的经过写个书面情况,我们也好向生产厂做工作。”

  “那好吧,就这么办。”

  “就这么办.”

  贺家彬放下了电话筒,心里盘算着,他一定要向国务院写一封信,反映一下国家计划和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四人帮”没垮台的时候,出了问题,责任当然是“四人帮”的。现在“四人帮”垮台了,经济建设中如果还出现这种混乱,怎么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刀刃上呢? 又如何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呢?当他还在抹着额头上因为大声嚷嚷冒出来的汗珠,思绪还留在计划、基建程序等等问题上的时候,何婷不耐烦地用手指头敲了敲他的桌子。贺家彬这才注意到她有话要对他说,但他并不主动问她。她从来看他不顺眼,对他也很刻薄,要是他好心好意地主动问她,没准还会被她抢白一顿。

  “听你们科长说,你个人学大庆的总结还没有交? ”

  “我不是早说过了,我压根儿就没有写个人学大庆的规划。”

  何婷像在牌桌上甩出一张“小王”似的说:“那好吧,冯局长请你去一下。”

  那油脸的汉子立即显出一副解恨的模样。

  而石全清连忙垂下眼睑,挡住眼睛里满得快要淌出来的快意。

  何婷原来和贺家彬的关系还过得去,但自从去年支部改选以后,便每况愈下了。

  如果真是因为郭宏才工作能力差,宣传委员的工作做得不大好,让老罗上,也不是说不过去。可是,见鬼哟。这一套全是摆在明处让人看的样子货。实际是因为郭宏才在支委里,总是一个唱反调的角色,是何婷和罗海涛的眼中钉。他们处处想找岔子整整郭宏才,可是他又没有什么小辫子可供人揪。支部里不团结,闹得群众也分成了两派,团结总是搞不好。为这,贺家彬多次向何婷提过意见:应该开个生活会,大家交换一下意见。自从何婷到电力处领导工作,总有几年没开过生话会了,实在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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