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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改組與染指

    南京政府的中央銀行成立後,名義上確定了「真龍天子」的地位,原來的兩大巨頭——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被定為國際匯兌和發展實業的專業銀行。但是,直到1935年,中央銀行的發鈔量僅與交通銀行相仿,卻仍遠遠落後於中國銀行。作為一個主要功能就是貨幣發行的堂堂中央銀行,真是情何以堪?
    中國銀行的鈔票之所以在市場上享有很高聲譽,是有其歷史淵源的。
    江浙財閥中有三個重要的檯面人物——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浙江地方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馥蓀和中國銀行的張嘉H,他們被稱為江浙財閥的「三鼎甲」。張嘉H28歲即出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理。在北洋政府時期,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這兩家半官方的銀行,是最重要的兩家中資銀行,一定程度上發揮了中央銀行的作用。當時的北洋政府疲於應付戰事,財政緊缺,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負責印發「銀元券」,僅中國銀行的印發量,兩年就·了七八倍,鈔票印多了,自然引發通貨膨脹。
    當時,梁士貽是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看到物價上漲,他出了個餿主意:將中國、交通兩家銀行合併。意思大概是想搞個「縮股合併」,以便發行更多的鈔票。消息一傳開,立即引起儲戶的恐慌擠兌。無奈之下,北洋政府令中國、交通兩家銀行停止兌現。而當時年輕的中國銀行上海副理張嘉H認為,「如遵照命令執行,則中國之銀行將從此信用掃地,永無恢復之望」。便和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一起做了個大膽的決定:抗命!可抗命談何容易呀!違抗政府的成命,公然與政府作對,北洋政府可以立即讓他們「下崗」。同時,如果敞開中國銀行的銀庫兌現,單憑上海分行也沒有這個實力。當時銀庫中的現銀只有200多萬,而敞開兌換到底需要多少銀子,必須事先有個精準的推測。但此時的張嘉H心中早已打好了算盤,準備唱一出好戲!
    張嘉H和搭檔宋漢章不露聲色,先找到浙江財閥中的幾位大掌柜——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浙江興業銀行常務董事蔣鴻林和浙江地方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馥蓀。這三位正是北洋時期,銀行業中最著名的三家南方民營銀行,又稱「南三行」的掌柜人物。張嘉H請他們分別代表股東和存戶向法庭起訴他自己!
    根據當時的法律,訴訟期間,當局是不能逮捕和撤換現任經理、副理的,這樣就先封住了北洋政府的「穴道」。緊接著,張嘉H聘請了英國人古柏和日本人村上,幫他唱了出精彩的雙簧。古柏和村上代表股東接收中國銀行,之後二人又代表股東,向張嘉H和宋漢章出具股東文書,指令兩人繼續主持分行業務,並照常營業。(英國人和日本人在北洋時代,還是鐵哥們兒,上世紀30年代以後才逐漸分道揚鑣。)
    現銀方面,張嘉H聯絡「南三行」和外國銀行為中國銀行撐腰。「南三行」大都是中國銀行的股東,利益相關,同時外國銀行深知中國銀行是中國金融的支柱,中國銀行一旦垮台,整個局面不堪收拾,對外國銀行也不利,很痛快地就與中國銀行訂立了200萬的透支契約。【3】政府的「停兌令」正式實行,立即形成擠兌狂潮。銀行門前人山人海,「爭先恐後,撞門攀窗,幾乎不顧生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因為事先有了充分的準備,來者照樣兌現,但擠兌者仍然人潮如涌。到了星期六,按慣例只營業半天,但張嘉H決定下午繼續營業,並登報公告。
    星期日,銀行又在報上登廣告,宣布仍然開門兌現。市民發現,中國銀行是一家「守信」銀行,根本沒必要去擠兌,於是人心大定,擠兌風波完全平息。風暴過後,中國銀行的聲譽驟然提升,張嘉H和宋漢章則被當時的媒體報章稱為「有膽識、有謀略的銀行家」。要是沒有列強在後面撐腰,殺人如麻的袁世凱豈能放過這兩位膽大包天的銀行家。
    後來張嘉H出任中國銀行總行副總裁,實際主持中國銀行的業務。他一上台就提出,中國銀行要招募商股,減少官股,擺脫政府的控制。張嘉H依託與江浙財閥的實力派人物陳光甫、李馥蓀、虞洽卿、宋漢章、蔣鴻林、錢新之等人的莫逆之交,發起張府「星期五聚餐會」,後來這個「張府小飯桌」逐漸擴大,並演變成上海銀行公會。浙江財閥控制著上海銀行公會22家會員銀行中的14家,到1925年時,這14家銀行掌握著全部會員銀行資金總數的84%。
    中國銀行一再擴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中國銀行里的勢力,江浙財閥募集股份600萬元。後來北洋政府財政支絀,再將500萬元官股出售。商股比例逐步提升,到1923年時增至97.47%,此時的中國銀行已由商股掌控。【4】到蔣介石進了上海,1928年中央銀行成立,國民政府對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實施改組,強行要求增資擴股,儘管是小股東,政府總算是在這兩家主力銀行中佔有了一席之地,打進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官股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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