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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愛農

所屬書籍: 朝花夕拾

  在東京的客店裡,我們大抵一起來就看報。學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專愛打聽社會上瑣事的就看《二六新聞》。一天早晨,辟頭就看見一條從中國來的電報,大概是:——

  「安徽巡撫恩銘被JoShikiRin刺殺,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後,便容光煥發地互相告語,並且研究這刺客是誰,漢字是怎樣三個字。但只要是紹興人,又不專看教科書的,卻早已明白了。這是徐錫麟,他留學回國之後,在做安徽候補道,辦著巡警事物,正合於刺殺巡撫的地位。

  大家接著就預測他將被極刑,家族將被連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紹興被殺的消息也傳來了,徐錫麟是被挖了心,給恩銘的親兵炒食凈盡。人心很憤怒。有幾個人便密秘地開一個會,籌集川資;這時用得著日本浪人了,撕烏賊魚下酒,慷慨一通之後,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蓀的家屬去。

  照例還有一個同鄉會,吊烈士,罵滿洲;此後便有人主張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會眾即刻分成兩派:一派要發電,一派不要發。我是主張發電的,但當我說出之後,即有一種鈍滯的聲音跟著起來:——

  「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什麼屁電報呢。」

  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髮,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象在渺視。他蹲在席子上,我發言大抵就反對;我早覺得奇怪,注意著他的了,到這時才打聽別人:說這話的是誰呢,有那麼冷?認識的人告訴我說:他叫范愛農,是徐伯蓀的學生。

  我非常憤怒了,覺得他簡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殺了,連打一個電報還害怕,於是便堅執地主張要發電,同他爭起來。結果是主張發電的居多數,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來擬電稿。

  「何必推舉呢?自然是主張發電的人羅——。」他說。

  我覺得他的話又在針對我,無理倒也並非無理的。但我便主張這一篇悲壯的文章必須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為他比別人關係更密切,心裡更悲憤,做出來就一定更動人。於是又爭起來。結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誰承認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個擬稿的和一兩個幹事,等候做好之後去拍發。從此我總覺得這范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為是滿人,這時才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倒是范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范愛農除去。

  然而這意見後來似乎逐漸淡薄,到底忘卻了,我們從此也沒有再見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鄉做教員,大概是春末時候罷,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見了一個人,互相熟視了不過兩三秒鐘,我們便同時說:——

  「哦哦,你是范愛農!」

  「哦哦,你是魯迅!」

  不知怎地我們便都笑了起來,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還是那樣,然而奇怪,只這幾年,頭上卻有了白髮了,但也許本來就有,我先前沒有留心到。他穿著很舊的布馬褂,破布鞋,顯得很寒素。談起自己的經歷來,他說他後來沒有了學費,不能再留學,便回來了。回到故鄉之後,又受著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可容。現在是躲在鄉下,教著幾個小學生糊口。但因為有時覺得很氣悶,所以也趁了航船進城來。

  他又告訴我現在愛喝酒,於是我們便喝酒。從此他每一進城,必定來訪我,非常相熟了。我們醉後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連母親偶然聽到了也發笑。一天我忽而記起在東京開同鄉會時的舊事,便問他:——

  「那一天你專門反對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你還不知道?我一向就討厭你的,——不但我,我們。」

  「你那時之前,早知道我是誰么?」

  「怎麼不知道。我們到橫濱,來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們,搖搖頭,你自己還記得么?」

  我略略一想,記得的,雖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時是子英來約我的,說到橫濱去接新來留學的同鄉。汽船一到,看見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將行李放到稅關上去候查檢,關吏在衣箱中翻來翻去,忽然翻出一雙繡花的弓鞋來,便放下公事,拿著子細地看。我很不滿,心裡想,這些鳥男人,怎麼帶這東西來呢。自己不注意,那時也許就搖了搖頭。檢驗完畢,在客店小坐之後,即須上火車。不料這一群讀書人又在客車上讓起坐位來了,甲要乙坐在這位子,乙要丙去坐,做揖未終,火車已開,車身一搖,即刻跌倒了三四個。我那時也很不滿,暗地裡想:連火車上的坐位,他們也要分出尊卑來……。自己不注意,也許又搖了搖頭。然而那群雍容揖讓的人物中就有范愛農,卻直到這一天才想到。豈但他呢,說起來也慚愧,這一群里,還有後來在安徽戰死的陳伯平烈士,被害的馬宗漢烈士;被囚在黑獄裡,到革命後才見天日而身上永帶著匪刑的傷痕的也還有一兩人。而我都茫無所知,搖著頭將他們一併運上東京了。徐伯蓀雖然和他們同船來,卻不在這車上,因為他在神戶就和他的夫人坐車走了陸路了。

  我想我那時搖頭大約有兩回,他們看見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讓坐時喧鬧,檢查時幽靜,一定是在稅關上的那一回了,試問愛農,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們帶這東西做什麼?是誰的?」

  「還不是我們師母的?」他瞪著他多白的眼。

  「到東京就要假裝大腳,又何必帶這東西呢?」

  「誰知道呢?你問她去。」

  到冬初,我們的景況更拮据了,然而還喝酒,講笑話。忽然是武昌起義,接著是紹興光復。第二天愛農就上城來,戴著農夫常用的氈帽,那笑容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老迅,我們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復的紹興。我們同去。」

  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麼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柜是軍械司長……。這軍政府也到底不長久,幾個少年一嚷,王金髮帶兵從杭州進來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會來。他進來以後,也就被許多閑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裡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並不冷。

  我被擺在師範學校校長的飯碗旁邊,王都督給了我校款二百元。愛農做監學,還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談閑天。他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還是不行,王金髮他們。」一個去年聽過我的講義的少年來訪我,慷慨地說,「我們要辦一種報來監督他們。不過發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還有一個是子英先生,一個是德清先生。為社會,我們知道你決不推卻的。」

  我答應他了。兩天後便看見出報的傳單,發起人誠然是三個。五天後便見報,開首便罵軍政府和那裡面的人員;此後是罵都督,都督的親戚、同鄉、姨太太……。

  這樣地罵了十多天,就有一種消息傳到我的家裡來,說都督因為你們詐取了他的錢,還罵他,要派人用手槍來打死你們了。

  別人倒還不打緊,第一個著急的是我的母親,叮囑我不要再出去。但我還是照常走,並且說明,王金髮是不來打死我們的,他雖然綠林大學出身,而殺人卻不很輕易。況且我拿的是校款,這一點他還能明白的,不過說說罷了。

  果然沒有來殺。寫信去要經費,又取了二百元。但彷彿有些怒意,同時傳令道:再來要,沒有了!

  不過愛農得到了一種新消息,卻使我很為難。原來所謂「詐取」者,並非指學校經費而言,是指另有送給報館的一筆款。報紙上罵了幾天之後,王金髮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於是乎我們的少年們便開起會議來,第一個問題是:收不收?決議曰:收。第二個問題是:收了之後罵不罵?決議曰:罵。理由是:收錢之後,他是股東;股東不好,自然要罵。

  我即刻到報館去問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說了幾句不該收他錢的話,一個名為會計的便不高興了,質問我道:——

  「報館為什麼不收股本?」

  「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麼?」

  我就不再說下去了,這一點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說出連累我們的話來,他就會面斥我太愛惜不值錢的生命,不肯為社會犧牲,或者明天在報上就可以看見我怎樣怕死發抖的記載。

  然而事情很湊巧,季弗寫信來催我往南京了。愛農也很贊成,但頗凄涼,說:——

  「這裡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罷……。」

  我懂得他無聲的話,決計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辭職,自然照準,派來了一個拖鼻涕的接收員,我交出賬目和餘款一角又兩銅元,不是校長了。後任是孔教會會長傅力臣。

  報館案是我到南京後兩三個星期了結的,被一群兵們搗毀。子英在鄉下,沒有事;德清適值在城裡,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後,脫下衣服,照了一張照片,以顯示一寸來寬的刀傷,並且做一篇文章敘述情形,向各處分送,宣傳軍政府的橫暴。我想,這種照片現在是大約未必還有人收藏著了,尺寸太小,刀傷縮小到幾乎等於無,如果不加說明,看見的人一定以為是帶些瘋氣的風流人物的裸體照片,倘遇見孫傳芳大帥,還怕要被禁止的。

  我從南京移到北京的時候,愛農的學監也被孔教會會長的校長設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愛農。我想為他在北京尋一點小事做,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沒有機會。他後來便到一個熟人的家裡去寄食,也時時給我信,景況愈困窮,言辭也愈凄苦。終於又非走出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處飄浮。不久,忽然從同鄉那裡得到一個消息,說他已經掉在水裡,淹死了。

  我疑心他是自殺。因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夜間獨坐在會館裡,十分悲涼,又疑心這消息並不確,但無端又覺得這是極其可靠的,雖然並無證據。一點法子都沒有,只做了四首詩,後來曾在一種日報上發表,現在是將要忘記完了。只記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論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猶酩酊,微醉合沉淪。」中間忘掉兩句,末了是「舊朋雲散盡,余亦等輕塵。」

  後來我回故鄉去,才知道一些較為詳細的事。愛農先是什麼事也沒得做,因為大家討厭他。他很困難,但還喝酒,是朋友請他的。他已經很少和人們來往,常見的只剩下幾個後來認識的較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們似乎也不願意多聽他的牢騷,以為不如講笑話有趣。

  「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拆開來一看,是魯迅來叫我的。」他時常這樣說。

  一天,幾個新的朋友約他坐船去看戲,回來已過夜半,又是大風雨,他醉著,卻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家勸阻他,也不聽,自己說是不會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雖然能浮水,卻從此不起來。

  第二天打撈屍體,是在菱盪里找到的,直立著。

  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還是自殺。

  他死後一無所有,遺下一個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幾個人想集一點錢作他女孩將來的學費的基金,因為一經提議,即有族人來爭這筆款的保管權,——其實還沒有這筆款,大家覺得無聊,便無形消散了。

  現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兒景況如何?倘在上學,中學已該畢業了罷。

  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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