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哦，不，不，謝謝，我這就回去準備資料。」

　　「還有什麼事你儘管說。」畢竟何婷覺得心裡有些歉然。

　　「沒什麼啦，能解決二米五的立車已經夠照顧我們啦。」那人點頭躬腰，感謝不盡。

　　何婷送他到走廊。

　　「您請留步，請留步。」他一面點頭，一面退著走遠了。

　　在走廊里何婷迎頭碰上了賀家彬，她想起分配給處里的那張電視機購買證，羅海濤多次表示想要，他是她那個核心的中堅。這個人情還不該送?!別人不會說什麼，賀家彬也許會說怪話，先摸摸他的態度，其他人那裡好說。

　　「哎，老賀，處里分到一張日本『三洋』牌電視機的購貨票，你買不買? 」態度極其親密，好像他們之間從來沒有過什麼口角，好像他們打認識那天起，就是步調一致，利益一致，觀點一致的老戰友。

　　「我才不花那個冤錢買電視機呢，就沖那些電視節目。哼! ，．正中下懷。何婷知道他不會要。真蠢，不要也不說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那就給老羅，你看怎麼樣? 」好像賀家彬是支部里的副書記，何婷沒有一件事不尊重他的意見。

　　「憑什麼? 因為他是黨員，是支委，就該先給他是不是? 人家辛工程師快退休了，再不給他退休之後還上哪兒分票去? 」

　　真不識抬舉，不論她幹什麼事，賀家彬都要唱反調。

　　「這不是和你商量嘛。」

　　給辛工? 他對她有什麼用? 一個就要退休的老書獃子。不行，她還得想個什麼借口，把這票證給羅海濤。

　　何婷的臉上依舊堆著親密無間的笑，心裡卻想：下午黨委會就要討論你的入黨問題，等著瞧吧。

　　何婷安下心來，再去打她的電話。

　　「喂，誰呀? 」

　　「曹秘書，我是何婷啊。」何婷笑著，笑聲里透著無比的謙和。

　　她和每個部長的秘書都很熟。秘書，可真是個關鍵性的人物，別看他們的官銜都比她低，頂多不過是個副處級，可和他們接觸的時候，何婷反倒顯得低聲下氣。要想在部里站住腳，或是通個天，往哪個部長的耳朵里吹點什麼，或是探聽點消息，這是關鍵的一環。

　　花多少功夫，賠多少心力，都是上算的。

　　「啊，是何處長呀，有什麼事嗎? 」曹秘書熱情得很，沒打一點官腔。

　　「我想跟孔副部長通個電話，也不知他這會兒忙不忙? 你看現在請他接電話合適不合適，啊? 」好像接不接電話的決定權在曹秘書那裡，其實她很有把握，孔祥一定會接她的電話。

　　「你等等，我給你看看去。」

　　「那太感謝你了。」

　　「自己人，客氣什麼。」

　　何婷聽見那邊放下了聽筒。接著她聽見電話撥到另一個機子上去的聲音。

　　「哪一位呀? 」孔祥拖著長長的四川腔問道。

　　「哎呀，老首長，您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啦，您早把我們這些兵給忘嘍，您可真是官僚，我是何婷呀。」

　　這樣的埋怨，誰聽了也會覺得心裡癢酥酥的，只會呵呵地樂。

　　「啊哈哈——小何呀，這張嘴還是那麼厲害嘛，你好久也不來看我了嘛。」

　　「還小何哪，白頭髮一腦袋了。哪次去部里沒去看您，」何婷說的是實話，這尊佛，能不拜到嗎。「您是個大忙人，要麼在開黨組會，要麼就外出了。我呀，主要是找您檢討去，您不知道，那個寫報告文學的賀家彬，就在我這個處。給部里捅了那麼大的婁子，都怪我平時思想政治工作沒有抓好，情況掌握得也不及時，文章發表我才知道。孔部長，您就狠狠地批評我吧。」

　　嗬，那個痛心疾首。

　　「小何，不要有顧慮喲，這件事和你無關嘛，有人借著這件事給自己樹碑立傳嘛，這個背景你哪裡曉得嘛，對賀家彬這種人以後注意加強教育就是嘍。」

　　「啊呀呀，還有這樣的事情，一篇文章，有這麼大的背景。」好像她真不知道，其實心裡比誰都清楚。

　　「還是不能忘記毛主席的話喲，不能忘記階級鬥爭，路線鬥爭。

　　現在有些人就是反對四個堅持嘛，打著三中全會的旗號，實際上搞的是資產階級那一套，衝擊黨的領導、衝擊黨的路線嘛，對這些人，就是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一提起專政這個字眼兒，孔祥頓時覺得像是喝了一碗參湯，嗓門兒也洪亮起來，說話也流暢起來，氣兒也粗了，腰也硬了。像一輛安了十個炮眼的新式坦克，嘎嘎嘎嘎，突突突突，管它前面有沒有目標，先他媽的放上一通。那聲音讓他心裡痛快，痛快得嗓子眼兒直痒痒，痒痒得直想讓他大聲喝彩。

　　他老覺得，憑他的條件，他該當個公安部長那才過癮。

　　縱的，往上數，別說是查三代，就是查六代，他家也是祖傳的老貧農。往下數，兒子、女兒全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橫的，七大姑、八大姨，九大叔、五大舅全是老區里出來的。再說政治立場，哪次運動他不是左派? 除了「文化大革命」中當了個走資派，不過那個不算，十一大上已經否定了。

　　一九五二年打「老虎」，經他的手就處決了幾個不法資本家和貪污犯嘛，別看汪方亮、鄭子云比他級別高，那時候他們都被關了幾個月呢。

　　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上頭讓他打十個右派，他能打上二十個，現在全他媽的一風吹啦，不算數啦。多會兒看見了那些摘了帽的右派，他多會兒心裡不是滋味。那些人本該是對他點頭哈腰的奴才，這會兒卻跟他平起平坐了，他覺得他像是吃了敗仗，這叫人以後還怎麼工作。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他恨不得把機關里的幹部編成連隊，搞成軍隊建制，那一套他熟得很。別看部黨組那些成員，開起辦公會，說起生產、業務，哇啦、哇啦地沒完，他簡直就插不上一句話，干這個他是行家。

　　一九七六年「反擊右傾翻案風」，部里開了幾十次批判會。後來地震，禮堂里開不成了，是他給田守誠出了個主意，把會場搬到部大院門口開去。他特意讓辦公廳行政處新買了標語布，太陽一照，耀眼的紅，幾個大白字「誓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進行到底」

　　顯得格外醒目。沿著會場拉上了有線喇叭，那稀落的口號聲也顯得紅火多了，路上的行人不知他們在鬧騰什麼，來來往往圍觀的不少。那幾次批判會開得好不熱鬧，每次批判會，都由他親自作總結髮言，一口一個「老右派」，「老賣國賊」，「我早就知道×××不是個好東西」這句話一時成了部里廣為流傳的名言，因為大家恰好拿了這句話來回敬他。報社還來了個特派記者，他跟人家神吹一通：由於反擊右傾翻案風，生產上取得了偉大成果，比一九七五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十云云。是不是百分之十，他心裡也沒譜，不過按照過去的經驗，凡事往好里說准出不了婁子，沒人真會去查。

　　就是到了現在，孔祥心裡也不服氣：「反擊右傾翻案風」哪一點錯了? 看吧，現在的政策，一樁樁，一件件，哪一條不偏右? 晚上下班之後，他常去老戰友家裡轉悠。圍著一瓶子酒，幾碟子小菜，一邊兒吭吭地往桌子上蹴著酒杯，震得酒瓶子直晃蕩，一邊兒發著心裡的牢騷：姓鄧的，認準了，跑不了你。你就是右傾反案風的風源，咱們走著瞧。

　　可是到了白天，一進辦公室，他又泄了勁。老鄧什麼時候才能出點婁子? 他到越干越自信了。這兩年老百姓的日子好像過得風平浪靜，不開批判會了，不遊行了，不喊口號，不抓反革命了，那讓他幹什麼? 孔祥感到了閑散的難受。

　　去年好容易讓他逮住一個茬兒，研究所里的一個技術員政治學習的時候說了一句：「黨內民主生活，我覺得還不夠健全，有的人上台也沒經過選舉，只憑一個人的一句話，這和封建社會的皇帝傳位有什麼兩樣? 」

　　孔祥立即讓政工部門把這個情況編人政工簡報，火速上報，就差沒在信封后面插上三根雞毛。簡報中還指出，這種言論是新形勢下階級鬥爭的新動向，那種認為階級鬥爭不再是社會發展的惟一動力，不再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角落的觀點，是一種極右思潮的反映。云云。

　　他還幾次三番地給公安局打電話，要求公安局把那個技術員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逮捕起來，那些天他可著實地忙了一陣。鬧得政治部跟著他團團轉，鬧得公安局左右為難，到了最後人家一聽是重工業部的電話都沒人願意接了，誰都怕和他沾包兒。電話里，又是帽子、又是威脅、上綱上線，聽那意思，要是不按他的意志把那個技術員抓起來，他真敢告發公安局包庇現行反革命。

　　公安局的一位小夥子說：「我算服了這位部長了，比公安局還公安局，沒準將來咱們這個公安局全得讓他專了政。」

　　孔祥那一套話里賣的什麼葯何婷全清楚，她的嘴角撇得像個瓢。

　　反正不是傳真電話，只能聽，不能看。何婷沒有工夫聽他過這個癮，也說不定一會兒就有什麼要緊事把他扯走，那她這個電話就算白打了。

　　「孔部長，我個人還有一件事要請您照顧一下呀。」

　　照理這事不便在電話里說，去辦公室找他也不合適，讓秘書聽了去，誰能擔保他是拆台還是補台，有時一件事的成敗全在一句話。別看這個老頭，懵懵懂懂，糊糊塗塗，離了秘書話都說不清楚，「烏紗帽」的觀念可是一清二楚。只要有一句話讓他聽起來不那麼清楚，不那麼順當，琢磨三天也沒琢磨透，他這裡就得風吹草動，一推六二五。

　　何況這種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後門可以走，但萬萬不可招搖，否則這叫什麼後門。

　　何婷也不便到孔祥家裡去。一九六二年那時候她還在幹部司工作，正在孔副部長的麾下，常去探望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她提處長的前前後後，去得勤了一些，最後一次幾乎是讓孔祥的夫人攆出來的，當時那個尷尬勁兒，直到今天仍是記憶猶新。

　　何婷和孔祥確實沒有那一手，但何婷相信這一條：女人在男人那裡，比男人在男人那裡好辦事。在不喪失原則的情況下，利用一下這個有利的因素又有什麼不可。

　　她接著說：「我那個小女兒，就是妞妞嘛，小時候還叫您乾爹呢，大學快畢業了。咱們部里的研究所正好有個名額，現在研究所的人事部門已經同意要了，他們打了一個報告送到部里，只要您批個同意這事就算妥了。」

　　「研究所? 好像有這麼回事——」孔祥在回憶著。

　　「您已經看見呈文了? 」何婷沒想到這麼快。

　　「不，不是。有人向我提過，說前不久研究所有個處長和他的老伴先後去世了，留下三個孩子。老二、老三還小，需要照顧，老大也是即將畢業的一個大學生，希望把他安排在研究所……」

　　是這樣! 不管怎麼說，孔祥不應該把這個情況當面捅給她，讓她怎麼往下說?又怎麼表態才合適呢? 孔祥是不是有意拿捏她呢? 何婷那白白凈凈的臉上，一霎間飛起了一塊塊不均勻的紅斑，像是得了蕁麻疹，她真恨不得把手裡的電話筒「叭」的一聲砸下去才好。

　　然而她不能那麼干。她只是用力地拉扯著擰成了麻花一樣的電話軟線，「嘩啦」一下碰翻了茶杯，茶水浸濕了攤在桌子上的公文、保密手冊和玻璃板下的那塊絨墊，她一個巴掌把那些公文、保密手冊全都胡嚕到地上。

　　心裡罵道：裝什麼假正經。

　　當初孔祥的女婿，那個只學了一門階級鬥爭課的大學生，還不是靠著她的力量才安排到她這個單位來的嗎。這些人都是過河拆橋、不講良心。

　　一九七四年機關編製正逐漸恢復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有多少人趁這個機會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塞了進來，而幹校里卻有好些等分配、懂業務的同志盼著回來。那些人，哪個人的家裡沒有大大小小的困難需要照顧? 到頭來還不是被那些什麼都不懂，可是有門子的人擠到外地去了? 這年頭，誰老實誰吃虧。

　　然而憤怒並未使她忘記對眼前這個局面進行冷靜的計算和剖析。

　　雖然在入黨申請書上，她填寫的是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終生，然而在身體力行上，她信奉的卻是自己的私利。退坡是不予考慮的方案。沒有那麼容易。

　　那三個孩子將會活上幾十年，有足夠的時間去為自己奮爭，而她的時間已經不多，不論她或她所能利用的關係，隨時都可能失去，到那時還能不能有人為她辦什麼事呢? 她不敢保證。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日益為物質形式所代替，真是世風日衰，每況愈下。

　　事在人為! 孔祥這段話，算得了什麼打擊? 她怎麼能在一句話前頭敗下陣來。

　　別管他話里究竟包含的是什麼意思，她現在只有裝傻，相機還得巧妙地提醒他：別忘了自己是怎麼回事兒。

　　「是啊，那三個孩子也真是應該照顧。現在安排個人，不像前兩年那麼困難。很多新的研究單位成立起來了，只要有真本事，還是有地方安排的。唉，要不是家裡實有困難，我真張不開這個嘴，工作這麼多年，我還從來沒為自己的事情張羅過。越是自己的事，越不好辦，不像給別人辦事豁得出去，什麼顧慮也沒有。我的情況您也知道，家裡那個病號，光帶他上醫院，背他上下樓就夠難為人了，還不要說其他方面的困難。我又是個處長，現在正是大幹『四化』的時候，哪一點做得比群眾差都不好交待。背著這麼個大包袱真影響我的工作，沒個幫手怎麼行呢? 反正我也沒有別的辦法，又沒學會走後門，只有依靠老領導了，不用我多說，您也了解我的困難。這樣吧，您要不好辦，也別為難，以後再有什麼機會，想著您那乾女兒就行了。」

　　那邊的口氣立刻變了，準是想起了沒有還上的那份人情。「妞妞啊，把她這乾爹也忘了，讓她來耍嘛。」

　　行! 有門了。何婷的情緒漸漸地安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