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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萬家訴訟》

    陳源斌

    《萬家訴訟》這部小說,是一種頗為特殊的情況下寫成的。

    1990年底,我正在數百里外的農村深入生活,忽然得到消息:我在省城居住的簡易宿舍樓深夜失火,一幢樓全部燒毀。我以最快速度趕回省城,面對的是一片殘煙未盡的廢

    墟,包括手稿、藏書(7隻書櫥)在內的所有家產,均蕩然無存。全家人只好凄惶地寄居在臨時安置的小旅館單人房間里,連吃飯的碗筷和洗漱的毛巾牙刷都沒有。

    面對驟然降臨的天災,我的內心竟然出現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安詳寧靜。我的真實想法是,與其沉浸於自我悲痛和他人憐憫之中,不如寫一部小說。

    失火的第二天,我在小旅館房間里攤開紙筆開始寫作,恰好一位分管宣傳文化的省級官員來慰問受災人員,看到我一聲不吭地憋在房間里埋頭寫小說,她嚇了一跳,以為我頭腦受刺激出了毛病。

    實際上,我當時非常冷靜,很想寫一部能夠超越自己以前作品的中篇小說。為此,我選用了自己比較傾心的法制題材,構思了一個一句話就能說完的故事:農婦狀告村長,告

    到鄉、縣、市公安部門,又訴諸法院再上訴二審獲勝。我試圖逼迫自己在這種簡單事件和有限天地里,追尋最佳結構方式和獨特敘述視角,從而激蕩波瀾,充分地收融生活容量,展示原湯原汁的社會風貌,將人物寫得既鮮活獨異又普通真實。與此同時,除了追求敘述語言的感覺和質量之外,還注意使用了「討個說法」之類的生活用語——lO天以後,這部小說順利完成,取名《萬家訴訟》。

    事有湊巧,就在寫作此稿期間,我收到了《中國作家》編輯趙虹寄來的一封在我看來有點不可思議的約稿信,她並不知道我遭遇火災的事,卻在信中讓我寫一部「既高瞻遠

    矚,又是通俗易懂的,又是洞察人心的,並且新鮮、獨特、與眾不同」、「最好是當代、現實生活題材,讀來令人驚心動魄」的中篇小說。沒過兩天,趙虹又來信要求「即使不驚心動魄,總得震撼人一些,至少讓頭兒讀了坐不住;或者長嘆、感慨一番,或喝茶深思一番也好」——在短短時間內,她一共來了整整lO封催稿信(後來,我把這1O封信連同信封郵戳一起複印寄給了中青社的《小說》雜誌,信的全文發表於該刊1995年第5期「小說書簡」欄目)。

    於是,我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將剛完成的《萬家訴訟》寄給了趙虹。《中國作家》隨即在1991年第3期頭條位置予以刊發。

    稍後,同年的《小說月報》第8期頭條和《新華文摘》第8期轉載了這部小說。《中國文學》則將其翻譯成了英、法兩種文字。《人民目報》和《作家報》分別發表了對這部作品予以肯定的評論。

    至此,距火災已近4個月,這部小說的數次稿酬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的經濟窘境,同時在精神上也是一種慰藉。不過,它的好運似乎還在後面。

    1991年5月,我參加了在北京21世紀飯店召開的全國青年作家會議。會上贈送的文學刊物中恰好有《中國作家》第3期,來組稿.的長春電影製片廠王曉蓮以及中國電視劇製作

    中心、北影廠等三位女編輯無意中看到《萬家訴訟》,頗感興趣,便問是否願意改編電影。我表示同意,但提出須由我自己選導演。隨後,我提到了張藝謀的名字。但是對方告訴我,張藝謀目前正受到猛烈抨擊,他所執導的兩部電影《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均未能公映,在這種情況下,找張藝謀當導演根本沒有可能。結果,這次合作沒有成功,我也把此事丟在了腦後。

    過了3個多月,我突然意外地接到了張藝謀的加急電報,說準備將《萬家訴訟》改拍電影。不久後我到北京與張藝謀見面,才知道這件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戲劇性。當時,

    張藝謀正在重慶籌拍著名作家劉震雲的《一地雞毛》,開機前夕他上街辦事,路過郵局時按慣例進去買文學刊物,他選買了一本《中國作家》第3期,頭條是《萬家訴訟》,二條、三條分別是著名作家從維熙和鄧友梅的中篇。隨後,他又買了一本《小說月報》第8期,也在頭條位置轉載了《萬家訴訟》,後面是另一位著名作家王蒙的中篇。他覺得有些奇怪,信手翻閱起來,沒想到被小說開頭的「太陽好起來了」和「討個說法」吸引了,便在郵局裡一口氣讀完了這部不足3萬字的小中篇,接著,他買了20本《小說月報》雜誌,回去分發給劇組成員,同時傳真給遠在香港拍攝《夢醒時分》的鞏俐。經與劇組成員及鞏俐磋商取得了一致意見,於是臨時做出決定,改拍《萬家訴訟》。

    在北京與張藝謀簽約後,我倆曾口頭約定,將在《萬家訴訟》、《碧秋嫂告狀》和《碧秋打官司》(小說主人公農婦名叫「何碧秋」)中選擇一個做電影的名字。後來,在劇中扮演李公安的戈治均(參加人民大會堂首映式時我倆住一個房間)轉告我,由於電影人物對話採用方言,「碧」「秋」兩字的讀音在陝西話中屬於不能並用的「髒話」,這部電影因此由《碧秋打官司》而最後定名為《秋菊打官司》。

    張藝謀對這部小說的改編是相當成功的,電影公映不久,即獲得中國長春首屆國際電影節金杯獎、中國電影金雞獎、百花獎和政府獎,此外,還獲得第49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主演鞏俐也第一次在世界電影節上獲得最佳女主角稱號。

    張藝謀在《當代電視》1992年1O期上,這樣評價了小說《萬家訴訟》與電影《秋菊打官司》的關係:「中國電影的繁榮與文學繁榮有直接關係。我們幾代導演成功的範例,都是由文學作品改編而來的。近幾年文學的變化和小說的追求,刺激著我們這些人怎麼從過去的風格里演變出來,怎麼採取一種新的創作方法。《秋菊打官司》這部電影,首先是小說原作《萬家訴訟》寫得好,我們確定用故事片與紀錄片相結合的方法拍攝《秋菊打官司》,便是原小說《萬家訴訟》的風格,為我們提供了思路。」

    由於電影在國內外影壇上的轟動效應和強大社會穿透力,使這部小說走向了包括不同語言在內的更多的讀者:《萬家訴訟》被威尼斯大學教授L·費龍佐翻譯成義大利文,被德國學者曠斯特凡翻譯成德文分別在羅馬、柏林等地出版單行本。這部作品還與我的另幾部小說《安樂四陳》、《九州一溺》、《天河》、《天行》、《天驚維揚》一道被翻譯成英、法文字,作為我的個人專集出版。中國台灣一家資深出版社也出版了我的中篇小說集《秋菊打官司》繁體字版本——也許還應該值得一提的是,這部小說中的「討個說法」,已經成了當代社會的流行辭彙。

    歲月倏忽,我寫《萬家訴訟》時剛滿35歲,依照文壇慣例,屬於「青年作家」。迄今整整1O年過去,已經悄然步入「中年作家」行列。人的生命歷程由青春而壯歲,更多的是俗世磨礪紅塵煎洗,所經所歷所閱所感,其中遭逢毀譽褒詬,無限滋味,對創作者尤為彌足珍貴——前人常言「文窮而後工」、「文章憎命達」,或許,當驟遇天災人禍時,你反而能穩住心境積聚精神藉助筆墨,衍化胸中塊壘為精誠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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