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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所屬書籍: 萬曆十五年

  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作者的署名為RayHuang,1981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寫的,寫成後,出於向國內讀者求教之忱,乃由筆者本人譯為中文,並作某些修改潤色。

  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學歷史系讀書,選定了「明代的漕運」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了5年。論文完成後,算是對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遺留的問題仍然不少。為了解決自己的困惑,並圖對明代的財政與稅收窺其全豹,乃開始收集材料,撰寫「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in16thCenturyMing-China」一書。當時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實錄》,此書為明代史料的淵藪,自然在所必讀。全書133冊,又無索引可資利用,所以只好硬著頭皮,在教書之餘每周閱讀一冊。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閱覽就花去了兩年半。除此而外,參考奏疏筆記、各地方志,搜尋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此書從計劃撰寫到殺青定稿,歷時7年,1974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

  結論從材料中來。多年以來摸索於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了人云亦云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於學術界的探討。

  比如,過去關於明史的敘述,幾乎無不有「稅重民窮」的說法。如果意在說明當日的官僚貪污百出,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16世紀末,全國田賦額最重的為南直隸蘇州府,約佔農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佔農村收入的9%,去蘇州不遠的溧陽縣,情形就更為奇怪,約在1~5%之間。以總額而言,17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500萬,稅收每年竟達700萬英鎊,摺合約銀2000餘萬兩,和人口為30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據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的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征。

  中國幅員廣大,情形複雜。明朝採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在中國歷史中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為管中窺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親自指示,讓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于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發給軍餉,並規定先在應天府抽派若干稅民,和金吾衛的五千軍士對口。試驗一年以後,朱元璋認為成績良好,乃通令全國一體施行。這一辦法之脫離實際,窒礙難通,自不待言而自明,於是只好虎頭蛇尾,銷聲匿跡。這種安排雖然不再執行,但與之相適應的其他經濟措施,則依然危害極大。如果軍需稅收總收總發,國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有較大的進步,次之則銀行業、保險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產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展。各地區既互通有無,以後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況而發展其生產技術。西歐各國在14世紀已經朝著這一方向前進,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復如是。而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則和民間經濟的發展相脫節。萬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他每年要向27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則不出白銀2000兩。與此相似,全國布滿了這短距離的補給線,此來彼往,側面收受,既無架構,而提出的統計數字,經常為一紙具文,以致發生了上述稅率參差不一的現象。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參加李約瑟博士主持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工作,歷時一年,茲後我又幾次有機會舊地重遊,向李公學習。上述看法,我們已寫為「TheNatureofChineseSociety:ATechnical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羅馬和香港兩處發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講,也以此文為講稿,後節譯為中文,刊載於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

  我們也很難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在明代萬曆年間,中國的封建經濟已向資本主義經濟進展。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一種系統。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論述資本主義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換為貨幣(Money),貨幣又再交換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貨幣是一種公眾的制度,它把原來屬於公眾的權力授予私人。私人資本積累愈多,它操縱公眾生活的權力也愈大。同時,商業資本又是工業資本的先驅,商業有了充分的發展,工業的發展才能同樣地增進。這是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中國的傳統政治既無此組織能力,也決不願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張瀚所著的《松窗夢語》中,記載了他的家庭以機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學者,對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說明當時工商業的進步及資本主義的萌芽。其實細閱全文,即知張瀚所敘其祖先夜夢神人授銀一錠、因以購機織布云云,乃在於宣揚因果報應及富貴由命的思想。姑不論神人授銀的荒誕不經,即以一錠銀而論,也不足以購買織機,所以此說顯然不能作為信史。同時代的書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談》中提到江西景德鎮燒造瓷器,火光燭天,因而稱之為「四時雷電鎮」。當代好幾位學者據此而認為此即工業超時代發展的徵象。實則王世懋的本意,是在於從堪輿家的眼光出發,不滿當地居民穿鑿地脈,以致沒有人登科中舉;而後來時局不靖,停窯三月,即立竿見影,有一名秀才鄉試中試。

  如是等等的問題,其癥結到底何在,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認真考慮的。筆者以為,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這一看法,在拙著《財政史》中已肇其端。本書力圖使歷史專題的研究大眾化,因而採取了傳記體的鋪敘方式。書中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因為敘及的主要人物,有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即使是側面提及的人物,如馮保、高拱、張鯨、鄭貴妃、福王常洵、俞大猷、盧鏜、劉(糹廷),也統統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在上述前提之下,對具體歷史人物的具體評論,就難免有與國內外明史研究專家有出入之處。例如萬曆皇帝,歷來均以為昏庸,讀者在讀畢本書以後,也許會認為筆者同情這位皇帝。如果真有這樣的批評,筆者將不擬多作無益的辯解。因為本書論述萬曆,本在於說明皇帝的職位是一種應社會需要而產生的機構,而每一個皇帝又都是一個個人。又比如海瑞,這也是一個容易惹起是非的題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們記憶猶新。在本書中專設海瑞一章,並不是要在這段已經了結的公案再來畫蛇添足,而意在向讀者介紹當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態。有關16世紀地方行政的資料不多,沈榜的《宛署雜記》所載,為京師的情形而非一般概況,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過於瑣碎,唐鶴征的敘南直隸、歸有光的敘浙江長興縣,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遺墨,涉及當日地方政府的各個方面,最具參考價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們對當日的情形有更具體的了解。當然,問題還遠不止此,比如何以萬曆的立儲問題業已解決而爭執卻綿延不斷?何以島國日本可以侵犯中國而中國卻不能遠征日本?何以當日的西歐已經用火器改進戰術而中國還在修築萬里長城?何以人人都說海瑞是好官而他偏偏屢遭排擠?這些具體問題,無疑和上述總的癥結密不可分,然而卻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筆者寫作此書時,雖已不同於過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筆時仍然頗費躊躇。書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屬一得之見,敬請讀者批語指正。

  中國的過去,禁忌特多,所以說話作文時有隱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諷今,這在明朝人更為慣技。本書論述明朝時事,舉凡有所議論臧否,都是針對16世紀的歷史而發的。如果我要對今人今事有所議論,自當秉筆直書,決不願學明朝人的辦法,否則就是違反了自己寫書的目的。當然,另一方面,以古為鑒,今人也未嘗不能得到若干啟示。這本《萬曆十五年》,意在說明16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衝突時的側面形態。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衝突既開,恢復故態決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

  本書由英文譯為中文,因為國內外情況的差別,加之所譯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這一翻譯實際上是一種譯寫。筆者離祖國已逾30年,很少閱讀中文和使用中文寫作的機會,而30年來的祖國語言又有了不少發展,隔膜更多。幸經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將中文稿仔細閱讀一過,作了文字上的潤色,又承中華書局編輯部傅璇琮先生關注,經常就各種技術問題與筆者書函磋商。所以,本書與讀者見面時,文字方面已較原稿流暢遠甚。其有創意遣辭方面根本性的不妥,當然仍應由筆者負責。又,廖沫沙史為筆者年輕時的患難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揮翰題籤,為本書生色不少。謹此一併致衷心的謝意。

  黃仁宇

  1981年1月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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