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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所属书籍: 浴血罗霄

  隐藏了好几天的太阳,冲破阴晦的天空,照耀大地,这对于准备行动的罗霄纵队,真是得了“天时”。

  队伍趁着天色晴朗,循着迂回曲折的雪道,蜿蜒向北。这天的行军序列是,三团为前卫,一团为本队,二团为后卫,纵队直属队在前卫后行进。雪后初晴,冷气刺骨。各人只露出眼鼻和口。手上戴着各种颜色的手套,包袱外边捆着几双草鞋,大踏步地前进。

  这天正午,部队到了一个高山下。在平常,他们一到宿营地,除了有大的敌情外,都是随到随宿营。这一天虽然没有敌情顾虑,除担任分配房子的人员外,都站在宿营地外一个广场上。

  队列中一个背图囊和手枪的人,身材较高而结实,浓眉,双目炯炯,走到几个看热闹的农民面前,说了几句客气话,就向他们请求说:“老表,借几把秤,行吗?”

  “行!”农民立即答应,又问,“要几把?”

  “越多越好。”

  老表们和士兵们都笑起来,他们都奇怪,觉得从来还没有看到借秤也说越多越好的。左猜右猜,谁也猜不着,只有等秤来了再看看。

  借秤人名叫黎苏,是罗霄纵队的参谋长。他家在贾鲁河畔,土地不多,由兼做草药医生的父亲耕种。也只够吃。童年读私塾,后考入旧制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中学,才一年半,因故乡连年饥荒。便辍学投身北洋军队。大革命时代,参加了响应北伐军的战争。武汉政府叛变革命后,他以单纯的军人态度继续服役,参加蒋冯阎军阀大混战。中原战争结束后,由蒋介石统率他们在鄂豫皖地区打红军。黎苏本来在大革命时期就受过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影响,知道苏维埃政府是最廉洁的政府,红军是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军队。后来更多更直接看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红军的主张和行动,就确认他们和中国其他任何政党、政府和军队不同。他当时是副营长,他那营独立驻在苏区边一个镇子里担任守备。他的团有个团副和他那营有两个连长,是秘密共产党员。他们利用国民党军队中-一些士兵和军官对进攻苏区的不满,决定起义。他们在黎苏同情赞助下,做好营长的工作,派人到苏区和共产党联系。就在红军配合下起义了。半年之后,因为黎苏有较好军事知识和技术,就调到罗霄纵队工作,他仍然保持了正规军人的气质和风度,不同的是加入了共产党。在起义前他是少校军官,起义之后很快和士兵打成一片,过官兵平等和无薪饷的生活了。罗霄纵队北上的时候,他看到部队有个不好的习惯,没收土豪的东西,特别是被服,腊肉之类,总想多带。这样很多人包袱很重,影响整个部队的行动。这天早晨出发之前,接到红军总司令部的电报,要罗霄纵队赶快进到南浔铁路附近,为了加速行军,必须减轻不必要的行李。他向郭楚松建议说:“到宿营地就减行李?”

  “好。”郭楚松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也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又补充说,“必须严厉一点,行动要真正做到‘其疾如风’。”

  黎苏说:“不管是谁,一律不准带不重要的东西。”

  队伍集合好了,每个人身后是自己的行李包裹,黎苏站在一个土台上,向部队说:“同志们听着,大道理我不讲了,讲点小道理。当兵打仗,最要紧的是轻装上阵,如今我们是长途行军打仗,这个问题尤其重要,俗话说远路无轻担,我们都是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可是我们有的同志,行李太多,把没收土豪的东西都背上了。而不管用得着用不着,有些人甚至把女人的裤子也背起走。真不象话。背的东西多了,影响行军速度,削弱了战斗力,因此,我们决定轻装。不需要的服装、物品,一概送给老百姓,不需要的书籍文件,不能送人的,一把火烧掉。炊事员只准挑一餐的菜——就是猪肉鸡鸭,也不准多带!”

  黎苏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叫就近部队行政首长来,每人发一把秤,眼睛随即向大家扫射一下,高声而严肃地说:“各人把包袱解开!”

  所有的人包袱打开了,他命令大家把红红绿绿的和不必要的物品,通通清出来,集中一块,叫宣传队长陈廉给群众分掉,不需要的文件,一把火烧了。需要的东西,各伙食单位过秤。

  黎苏在各部队走来走去,监督过秤。一个担架员,正和过秤的人发牢骚:“我的东西不算多。”

  “不管多少,都要过秤。”营长朱理容见黎苏过来,也督促说。

  担架员忽然慷慨地说:“过吧!”

  可是,他趁着过秤的人没有注意,偷偷摸摸丢一件东西给了过秤的同伴。他身边的人,都隐笑起来,黎苏看到他们这样子,怀疑有点名堂,就问发笑的人,但他们闭口不说,只是冷笑。他更加怀疑了,于是亲手检查,一个两个,到了第三个——他是过了秤的——发觉他包袱底下,有一条绫绸女人裤子。他把裤子高高举起,挥动几下,好象要大家看把戏一样,同时大声叫道:“大家看看!”

  于是全队列都大笑起来。

  “你好打埋伏!”他看着那个战士,斥责道。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他申辩说。

  “是谁的?”他又穷追。

  “是他的。”那人指着担架员说。

  担架员说:“也不是我的。”

  “是谁的?”

  “是……”担架员见黎苏很严厉,吞吞吐吐。

  “是谁的?”

  担架员还是不说。

  “那就是你的!”黎苏火了。

  “真不是我的……担架员申辩着。

  “那到底是谁的?”

  “是……”担架员说着看了看旁边的朱理容。

  朱理容不看他,而是望着很远的地方。

  黎苏明白了几分,说:“你过来,我要和你单独谈话。”他把担架员叫到一边问:“到底是谁的?”

  “我不敢说。”

  “什么不敢说?我给你做主。”

  “营长的。”担架员终于说了出来。

  “好吧。你回去。”

  黎苏把朱理容叫过来,说:“好哇你!”又把绫绸裤子举起来,“你带着女人裤子干什么?”他这句话使大家狂笑起来。他随即改成庄严的口气说:“我们是来消灭敌人,不是搬家。你背多了东西,行军会掉队,不只害了自己,而且害了大家。”

  黎苏看到他很尴尬,又想到他结婚不久,大概想给年轻小娘子穿漂亮点,口气缓和了些:“你还舍不得?革命成功了,天下都是我们的,一条裤子算什么!真是……”他的眉头皱一下,没有把话说完,心里说:“真有点农民意识。”

  黎苏把裤子摔在一边,就过去了。到了另一个单位,看见一个拿秤的人,正在和朱福德论理,他们两人之间,隔着一担挑子,挑子两头各有两个敞口煤油桶。桶的两边上方挖了个铜板大的孔,穿一根横木,拴上棕绳,能挑水,也能装油盐、菜刀之类杂物,一看就知道是炊事用具。他们越说声音越大,如果没有挑子隔着,似乎要吵起来。

  黎苏看到那样子,虽然没有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但知道又出了问题,于是走近他们面前,以指责的口气,向着他们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拿秤的人转过头,向着黎苏说:“朱老大挑了四个洋油桶,要他减两个,他就不肯。”

  黎苏质问朱福德:“你为什么不愿意?”

  “参谋长你听我说。”朱老大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不愿减轻行李,我还在劝别人减行李呢。我的工作是当炊事员,我要保证部队吃饱饭喝足水。这四个煤油桶,是我的工具。你去问我们单位的同志,他们到宿营地,不要好久,就可以喝到开水,因为我一到,不借老百姓的桶,很快挑水,很快烧开,还可以很快煮饭煮菜,这样吃饭也快了。喝足水,吃饱饭,还怕什么!”

  “啊!黎苏立即改变为和平口气,脸上微带笑容,“朱老大,我懂你的意思了——你都是为了大家好。不过,你担重了,也会妨碍大家的。”

  陈廉这时在黎苏旁边,也劝朱老大说:“老大,我看还是减两个吧。”

  朱老大有点生气地说:“怎么减!”他指着陈廉提的石灰桶,“我的煤油桶就象你的石灰桶一样。你做宣传工作,能不能把你的石灰桶减掉?”

  黎苏接着说:“朱老大,这是上级命令,谁也不能超过重量,如果你可以超过重量,那么,别人也照你一样,那命令怎么办?”

  “参谋长,”朱福德辩论说,“我同别人有些不同,我身高力大,挑重一点也比他们挑轻的走得快。”

  黎苏和四周的人都笑起来。笑过一阵后,黎苏说:“朱老大,不要这样说,你说你气力人,别人也还有气力大的,如果你们气力大的都要超过重量,那可就不好办了。”

  朱福德也笑起来说:“这好办,我把包袱甩掉就行了。”

  “那也不行。”黎苏婉言说,“一个人换洗衣服还是要的。”

  一个同朱老大同班的站起来说:“对!包袱还是要的。”他又向着黎苏,“参谋长,朱老大的包袱我代他背,煤油桶还是不减为好。”

  “那么你的包袱不是重了?”

  朱老大单位的上士说:“他那一点子东西,我分一点背就行了,我们都可以减一点自己的行李,绝不超过规定。这样他的包袱也不要摔,我们就又有水喝又有饭吃。”

  “对!”另一个也说,“我也可以帮他分背一点。”

  又有几个人接着说:“我也可以,”

  黎苏看到这个情况,就不坚持了,反而转为和悦的颜色向他们说:“好!好!好!就这样办。”

  朱福德立即喜悦起来,他又看了黎苏一眼,就去整理他的行头了。

  黎苏他们轻装的时候,杜崇惠正朝一团团长朱彪、政委罗铁生发脾气:“轻装工作是重要,可是纯洁部队更重要,我早就告诉你们要做好清洗工作,富农出身的军队不能要,‘自首’的不能要,流氓习气重的不能要,喜欢发洋财的都不能要。你们就是不办!这样对待上级的指示,什么意思?”

  朱彪低着头吸烟。罗铁生手里摆弄着棋子儿不吭声。

  “一个‘自首’分子,居然还敢讲动摇军心的话,你们还不警惕!”杜崇惠越说越气。

  “他平常有缺点错误,我们都同他谈过。”朱彪嘟哝了一句,又埋头抽烟。

  “这样的人谈一下就行吗?”杜崇惠气更大了,手上的云帚用劲一挥,“应该给他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打击!”

  朱彪、罗铁生处在受委屈而又不好回答的地位,只轻轻“唔”了两声,杜崇惠又继续训斥:“应该提高阶级觉悟,不能让阶级异己分子自由自在呀!”

  杜崇患说的是这个团的机枪排长桂森。两年前苏区肃反时,他被别人交代出是AB团。那时他在师里当通信员,经过审讯,他承认了。郭楚松、黄晔春认为他出身贫农,一贯表现好,就保他,组织上准许他“自首”①,才留在这支部队的。几天前,他和几个战士发牢骚,说往哪里走,去做什么都不知道,是“打糊涂仗”。恰巧被部队中的“十人团”②成员昕见了,报告了杜崇惠政委。杜崇惠指示一团立即把这个人开除回家。谁知今天又在行军的队伍里见到了他。

  朱彪、罗铁生他们没有处理桂森,是经过调查没有发现桂森有什么问题,牢骚话也不常说,同时认为象桂森这个人,出身好,打仗勇敢,对同志忠厚,怎么会去当AB团?他们对杜崇惠根据“十人团”的报告,就要把他洗刷出红军,总觉得窝心。他们知道,前几年苏区和红军打AB团,有很多他们认识的好人被杀了,他们心里都认为冤枉了,没有杀的,虽准许“自首”。但仍是怀疑对象。对“十人团”这个组织也半信半疑。不信吗?那是上级设立的搞军队内部保卫工作的秘密组织,信吗?只要讲错几句话就被怀疑甚至抓起来,这样,对这个组织就有意无意的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在杜崇惠根据“十人团”的报告要处理桂森的时候,他们就向老首长郭楚松、黄晔春报告,并经他们同意留下了桂森,杜崇惠也知道内情,不好朝郭楚松、黄晔春发脾气,就在下级面前出气。等杜崇惠停下来,罗铁生说:“杜政委,这样吧,我们派人监视,如果有情况马上处理。”

  杜崇惠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就坡下驴,悻悻地走了。



  ①“自首”是指肃反中被迫承认参加过反动组织的行为。

  ②“十人团”是红军时期国家保卫局为纯洁部队、加强内部保卫设立在基层的半公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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