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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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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上下下都感到这天的气氛有些怪异,中午都过了,还没有人吩咐开饭。

  二太太房子里静悄悄的,就是她平时起来晚,也该招呼刘妈准备梳洗了。只有自鸣钟的声音间或报告着时间的意义,它颤抖而悠长的尾音,响得也有点蹊跷。

  温妈后来说:“那天一早我就觉着乌鸦叫得个怪,连朝着它啐了三口唾沫,也没破了这个邪厨子老魏等得很急,他做的那道香酥鸡再不上桌子可要过火候了。他出来进去往楼-上看着,嘟嘟嚷嚷地说:“我这个厨子真不好当,菜上早了不行,上晚了也不行。您倒是正点吃饭呀,我们也好有个准头儿,回头还得说我做的不行。”

  正说着,温妈从小学接了包立回家,包立进门就嚷嚷:“我饿了,我饿了。怎么还不开饭?”

  见没人答应,径自进了厨房,见到香酥鸡上去就掰了一只鸡腿,老魏拦也不是不拦也不是,央告他说:“我的大少爷,你妈还没吃呢。”转过脸来又对温妈说,“劳您驾上去瞧瞧,这是怎么回事,要是不在家吃饭也说一声,我们佣人也好行事。”温妈拿糖地说:“现在求着我了,昨儿晚上打完牌,让你给我们姐儿几个下碗馄饨你都不干!”说归说,她还是上楼去了。

  温妈先是站在二太太卧室门外,说:“太太,我们回来了,小少爷嚷嚷饿了.您看要不要吩咐大师傅开饭?”

  没回声。温妈提高嗓门儿又问了一遍。

  屋里还是没人答应。温妈先是探开一窄条门缝,接着两只手并排推了个大开,一脚迈进二太太的卧室——

  床上床下被褥乱作一团,大柜小柜门敞开,里面的衣服或掉在地上或耷拉在柜门上,皮鞋、绣花鞋东一只西一只,不成双不成对地散了一地。她就床前床后、岔声岔气地喊起来:“太太,太太……”

  然后她冲到门外,对着楼下的佣人们喊:“可了不得啦,太太没了,太太没了……”虽然她心里已经明白二太太卷逃了,可她不敢那么说。楼下的人一听以为二太太过世了,忙忙跑到楼上,一看屋里的情形也就明白。刘妈就说:“赶快禀报老太爷吧。”

  包家闹得翻江倒海也没找到二太太,又不便登报寻人,只好花钱雇了私家侦探,很快就知道二太太跟小叔子包天心一起走了。

  直到包天心在报纸上登了一份与家里断绝一切关系的声明,这场风波才不了了之。

  温妈一边说一边咬着水萝卜,吭哧、吭哧,好像给她那些话伴奏,“我早就看出来有事,你们瞧她这一年净做大红缎子旗袍,净买大红缎子绣花鞋。四十多岁的人了,干吗?”

  又说:“有次我到上房送点心,就瞅见小叔子躺在嫂子怀里,打那儿以后二太太对我就特别好,打碎那个花瓶也没说我,只让我以后当心点儿。”

  一会儿一个水萝卜就咬完了,然后就打带有萝卜味儿的嗝,“吃了萝卜喝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温妈说。她不缺热茶也不缺水萝卜,茶叶都是从上房偷来的,水萝卜是跟厨房大师傅要的。

  二太太的热闹过去了,人就越来越散。包立回到了亲娘三太太那里,老魏也辞掉了,没了主人,大师傅还给谁做饭?

  温妈能说会道,伺候包老太爷去了。其他人纷纷离散,就剩下刘妈和叶莲子看房子。叶莲子。心里明白,看房子用得着两个佣人吗?

  叶莲子能在包家讨生活是二太太做的主,又在二太太手下干了两年多:‘好像就是二太太的人了。’就说她不是二太太的人,就说看在包天剑把她丈夫带走的分儿上,包老太爷或大太太、三太太也不能为了安排她就把干得好好的佣人辞了……

  叶莲子更卖劲地打理着这栋没了主人的房子,心想也许她的忠心能感动包老太爷,留给她,也就是留给她们娘儿俩一口饭吃。

  2

  二太太脱离包家后,自以为靠着在社会上闯荡多年的经验和不算愚笨的头脑,还有手里那些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钱,总能找到独立生活的办法。

  到上海之后先是顶下一处房子,当起了二房东。因为没经验,顶房子付的钱又没有要收据,出租时也不懂得写下疏而不漏的契约,遇上不三不四的房客,房租根本不能悉数收回。物价狠得下心飞涨,她却狠不下心涨房租,试着涨了几次房租都遭到房客的抵制,那些房客都是久经房业沙场的,她这个房业新手怎能纠缠得过?她所谓在社会上闯荡多年的经验,不过就是青楼里练就的那些本事,那种本事在尔虞我诈的商海里就显得捉襟见肘。二房东干不下去只好退房,因为没有收据,顶房子的钱也就白瞎了。

  有个房客介绍她往返于上海、嘉兴间,跑香烟、布料生意,赚个地方差价,从包家的二太太到二房东,再从二房东到跑单帮,她是一落再落了。

  现在谁也认不出这个满身风尘,手提肩扛几个包袱,见了稽查就躲的女人是包家的二太太了,躲不过就得被稽查全部没收。对一个曾经生活在德划、洋楼里的女人来说,这种生活是太辛苦了。

  又听信他人的话,将最后一些钱在嘉兴买了一百八十亩地转租。

  今天刚从乡下一无所获地回来。原因是那些佃农比她还穷苦,她又没有“黄世仁”的心黑手辣,只好“颗粒无收”。看来只好把地卖掉,她是连当地主的本领也没有的。

  钱也就这样折腾光了。

  除了卖身她又有什么别的本领?就是卖身,现在也是人老珠黄不值钱。

  哪里是出路?此时此刻,她连出家的心都有了。

  屋外的年节气氛更让她觉得孤身女人闯荡江湖的不易,但她并不哭泣,也不一个劲儿地吸烟,只是阴沉着脸子躺在床上想心事。

  如今连向人倾诉一番也是不能的了。包天心在香港读书,即便他们有时通信,她也从未对他说过这些。何况有些事可以对人言,有些事不可以对人言。不能对人言并非因为关系远近而是无济于事,那些注定由你消受的事必得由你亲自消受。即便如此,日暮途穷的二太太每月照旧给包天心寄些钱,不多,也就是十块左右,足够支付他在香港的食宿,包天心因此一直以为二太太的日子还混得下去。

  包天心在二太太心目中虽不是大丈夫却是个好人,为表示清高,离开家时连手上的白金戒指也摘了下来,还在报纸上登了一份脱离家庭关系的声明。初到上海时,她在银行租了个保险柜,存放她的首饰和现金,用的时候就请包天心去取,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他要是拆白党,早把她的保险箱拿走了。

  可他是少爷的命,比她还没有社会经验,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他的社会关系都是包家的社会关系,一旦脱离与家里的关系,那些关系也都跟着脱离了。

  人一不痛快就会想起很多事,而且是不幸的事。先是没赶上好父母,父亲是个非常窝囊的人,母亲看不上他的窝囊,三天两头和他打架。父亲在男人中也算少有,竟让母亲打跑了,从此音信全无,再也没有回过家。

  之后母亲又找了一个男人,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男人,在他的策划下母亲逼她当了妓女,成了他们的一棵摇钱树。那一年,她才十六岁。有个在盐务局当差的男人要娶她,母亲却借这个机会狠狠敲了那好心的男人一把,也不管这样一来是否会使她从良的机会告吹。母亲振振有词地说:“不是我心狠,我还指望女儿过日子呢,她走了谁还能养活我?”

  跟着丈夫到了南方,才知道家里还有一位大太太。大太太对她还不错,那是知书达礼的人家,知道应该怎样行事。谁想到丈夫得了痨病,死了。

  大太太自己也失去了生活的依靠,还怎么善待她?她心想出嫁时母亲捞的那笔钱肯定还没花完,只好拿着大太太给的最后那点盘缠回老家找母亲。

  回到老家时,母亲却说那笔钱早就花完,她还得出去当妓女。

  就这样又碰上包天剑,不过那时候包天剑还不是师长,家里虽然有钱,自己手上却没多少。包天剑一定要娶她,她说:“你要是拿钱买我,我还不干呢。咱们是你有情我有意,只要你真心待我,能养活我妈、供我弟弟上学就行了。”

  包天剑明媒正娶地把二太太迎进了门。她倒是豁达,说:“我就是当二的命,谁让我和你有这个缘分呢。”包天剑很尊重也很信任二太太,不但全部家当交她掌管,家里家外的事也交她大拿。可她不能生育的事让包天剑为了-难。包老太爷又一再提醒他不能后继无人,虽然包寥上上下下百十口子人,可他总得有自己的亲骨肉,就这样娶了三太太。他觉得对不起:二太太;也就没敢往家里安排,在外面给三太太置了个小公馆。要不是包家奶奶过世,二太太在挽幛的子孙排名榜里看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包立,还一直蒙在鼓里。包立是谁?问起家里人,家里人都支支吾吾。

  可家里百十口子人,人多嘴杂,二太太要是有心打听是包不住的。

  这才知道包天剑在外面有了三太太还有了孩子,她闹了起来,包天剑只好承认。

  二太太要求把三太太打发走,包天剑说:“孩子都有了,怎么打发呢!我不是对你负心……”他不敢说后继无人的事,怕伤了二太太不能生养的痛处。二太太也知道这是她最站不住脚的地方,“是,我明白,谁让我养不出儿子?当初你我指天指地发誓又有什么用?说什么你情我意,到头来还不是母随子贵?算了,不说了……这样吧,把这个包立抱来过继给我,送三太太走人。”

  包天剑哼哼哈哈地应着。

  包立从小公馆抱过来后,二太太非常宠爱。因为只有几个月大,必得雇奶妈照看,没文化的奶妈二太太还不相信,从医院请来个特别护士。小衣服一买二十多件,小孩子家正是猛长的时候,有些衣服穿都没有穿就小得不能穿了。在这种养育下,包立不论将来上学或是做人,只能落人“劣”

  等。

  叶莲子来到包家时,包立已经七八岁了。

  他常常一把抢下吴为的小饭碗;说:“你凭吗吃我们家的大米子儿?”

  吴为就瘪着嘴垂头而立。

  包立要的是吴为的啼哭,吴为不哭他就气得跳着脚说:“小要饭的,小要饭的!”

  包家的剩饭一桶一桶往阴沟里倒,怎么就容不下吴为这一小口饭?

  一到吃饭的时候叶莲子心里就念叨:包立千万别到下房来,让吴为吃顿囫囵饭吧。可是包立上蹿下跳、东跑西颠,谁能防得了他?

  不知道什么时候,包立就拿着水枪站在了身后,非让吴为陪着他玩。吴为要是不陪他玩,他就拿水枪往吴为脸上滋,滋得吴为睁不开眼。

  眼巴巴在一旁守着的叶莲子就赔着笑脸拦阻:“小少爷,小少爷,太太叫你呢,太大叫你呢!”

  这样一来,吴为就更不陪包立玩了。越是不陪他玩他就越气,气不过了伸手就打。

  包立往吴为脸上滋水叶莲子还能忍,要是大打出手她就无法忍了,一把将吴为护在怀里,包立的拳头就只好落在她的身上。她是佣人,能对主人的孩子说什么?只能用两只眼睛恨恨地盯着包立。

  温妈就说:“让小少爷打几下怕什么?”

  叶莲子说:“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干吗让人家打着玩儿?”

  温妈不瘟不火地说:“谁让你是佣人呢。”

  她说:“我是佣人,我孩子不是佣人。”

  “是佣人就不该带孩子,主家让你带孩子就不错了,你还不让人家小少爷打几下?瞧你的眼睛,瞪得像个老爷,你要是有老爷的命也行,偏偏地没有呀!”

  刘妈就说:“说的!要是你的孩子,你乐意让人打吗?”叶莲子过世后,吴为也去找过三:太太,巧遇包立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看上去很是遭遇过的样子,往昔的嚣张、跋扈,似乎也被拦腰横砍,谨慎而又阴沉地坐在灯光照不到的暗影里。

  一九四九年政权易手前夕,包天剑不是不想远走高飞,可是他们已经穷困得凑不上盘缠,这个行伍出身不善思索的人,竟像预言家那样看到了自己的大限,惶惶然对三太太说:“要是不走,下场就太惨啦!”三太太冷丝丝地笑笑:“你到底明白过来了!”

  此时只好让包立先走,说是他们的盘缠慢慢再想办法。其实心里再明白不过,所谓“慢慢再想办法”,不过是人们坠人深渊前那绝望而又不甘的最后一瞥。

  包立上路时只能带几箱衣物,其他什么也没有了。到台湾后先在舅舅家落脚,而后进了中学。人到没钱的时候,除了爹娘老子,很少有人再顾念你这个社会关系,舅舅待他自然一天不如一天。他只好搬出去,靠变卖那几箱子衣物念完高中,又考上了航空学校,后在空军服役。靠着空军往来便利做了些生意,才有了稳定的生活。

  回到离别几十年的北京真是百感交集,对着三太大又是涕泪交流,又是磕头下跪……他不是不知道,一九四九年后生母三太太在毛衣厂织毛衣,兄弟姐妹或在菜站卖菜,或在工厂当小工……一家人生活十分拮据,可他就是一分钱也不往外拿,——也许不能怪他不讲骨肉之情,他足穷怕了。

  总而言之,他过去怎样折磨吴为,现在生活也就怎样折磨着他。

  包天剑走后,二太太生活并不很宽裕,但她从没找过包老太爷,只靠变卖首饰度日。首饰本是玩物,怎能以此为生?而且上当铺的心情好受吗?人知道包家太太上当铺,算怎么回事!

  她也一直以为包天剑把三太太送走了,没想到三太大没走。

  不久三太太就对包老太爷说包天剑留下的三千块钱花光了。也不知道真假,包老太爷惦记自己的孙儿孙女,决定每月再贴补三太太一百块钱生活费。但是没。人敢去送这个钱,怕二太太知道,她的脾气太大了。

  只好把这个活儿派给包天心。他倒没有什么顾虑,反正可以趁上厂学时把钱给三太太送去。

  那是包天心第一次看到三太太。觉得她人很年轻也很清秀,却不知她那么精明。与外部世界相比,三太太的段数也许不能算高,但在直来直去、一根筋到底的包家人中,她的精明就显得一枝独秀,万事顺遂。早在包天剑意气风发投奔共产党之始她就说过:“瞎折腾什么?包家的气势自打‘九一八’就完了,咱们走着瞧,没什么好结果。”

  尽管三太太给包家生儿育女,可她根本看不起包家,嫁给包天剑更非所愿。这也许就是她一有机会就划拉钱的原因?

  包老太爷过世后,包家大院自是飞鸟各投林。

  ‘院中那几栋由德国工程师设计的小楼,几经易手,最后都变做本书第一部中所描述的情形。

  包天剑一房搬回他们北平那所宅子,因为没有谋生手段,三太太只好买一辆卡车让董贵跑运输。解放前夕,时局不定,商家格外谨慎,家家紧缩银根,卡车也就少有大宗托运,自然也就没有挣到什么钱,为此三太太十分迁怒于董贵。

  一九四九年后包家只得将佣人遣散。董贵从小跟随包天剑,本该对他有个妥善的安置,可是三太太不管。包天心对她说:“人家跟了你们一辈子啊!”

  她说:“谁不愿意做个菩萨,可我这一家子人吃不上饭谁管?”

  包天剑刚一咽气,三太太就高瞻远瞩地卖房子,当初四十多根条子买下的房子,如今只能卖到十几根。就是这样买家还说:“太太,您也不看看时局,我都不敢担保这是不是一步臭棋,说不定这十几根条子全折了。”

  三太太说:“不敢和那些王府比,这样的房子在北平可说是一等一,您花十几根条子就享用这样的房子还说什么呢?”房子真是好房子,便宜也是真便宜,可买主没有估计到,他最后赶的这趟车,日后将在他的阶级成分上发挥何等的作用。

  按照法律,这笔钱三太太应该和大太太平分秋色,即或三太太孩子多,按人头分也行。可是包天剑还没人殓,三太大就把娘家人叫来,说是包天剑生病时借了娘家两根金条,其实包天剑生病用钱,都是母亲故去后存放在几位姐妹那里的钱。

  三太太又请包天剑的朋友帮忙,说是包天剑什么钱也没留下,抛下她一个人带那么多孩于今后怎么活?看在可怜见的孩子分上,请对包家人说包天剑在世时借过你几根条子未还。

  就这样,三太太先从卖房钱里提了几根金条,余下的钱又按人头分配,大太太最后只分到几两黄金,她又没有一点生计,只好改嫁。

  大家闺秀三太太运筹帷幄的能力,显然比闯荡过江湖的二太太高明多了。而后包家人只能靠卖金子或卖东西过日子,一套带大理石的红木椅子和茶几才卖十五块,买家还不愿意要。三太太的条子没多久也花光了,只好到毛衣厂织毛衣。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伊始,三太太被红卫兵小将打得皮开肉绽,在街道监督下劳动改造。天津的包家大院被造反派没收,包家人全被赶进了叶莲子住过的地下室……

  当皮开肉绽的三太太一笤帚一笤帚打扫着胡同的时候,也一笤帚一笤帚打扫着往事的尘埃,等到打扫干净,事情的本质就无比清楚地凸现出来。三太太终于明白,她不过是一个陪葬品,在包家开始走向衰落、灭亡的时刻来到包家,既没有享受过情爱也没有享受过荣华富贵,比起二太太,她才是两手空空一样没落着。她更常常想起那个从来没让她称过心,从来没干过一件正经事的包天剑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说的话:“要是不走,下场就太惨啦厂那大概是他惟一正确的选择,但却未能实现。包家是个大家庭,人多嘴杂,事情总有包不住的一天。

  二太太得知三太太不但没有被送走,比之她的生活还多出诸多特殊照顾.心里很不个衡.就追问包天心。包天心说:“人家有儿有女,不管怎么行?你住在包家大院,有了问题白会有人照管,这样比起来,她的困难是不是比你大?”

  二太太又追问三太太的地址,包天心没有告诉她。她说:“我不是要和她吵架,而是要把她接到家里来,那不是可以节省一些开支?”

  包天心说:“你脾气那么不好,要是出了王熙风和尤二姐那样的事怎么办?”

  二太太虽是青楼出身,却不大在乎钱。不大在乎钱的人,多半会在其他方面不依不饶,比如说感情,这很可能与她从小没有得到多少关爱有关。

  很少得到关爱的人,大都属于情感反应不太正常的“高危人群”,一旦得到哪怕如一滴眼药水的关爱,都能在那滴眼药水里翻江倒海,兴风作浪。反过来说,一旦感情上沦为赤贫,也有“穷极生风”的可能,特别在男人背叛之际,总会追悔自己曾经的投入,完全没有了当初的自我牺牲,从而走向极端。

  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二太太和吴为非常相近。

  几天之后她对包天心说:“你二哥失信于我,我和他的感情看来是到头了。既然事已如此,我要走了。”

  包天心和二太太一起出走,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受了新思潮的启发,也可以说是追随富家子弟出走的时尚,还可以说他一心只想离开那个勾心斗角、没有文化的大家庭。姐妹们都没上过学,家庭又封建,这让有了点文化的包天心深感郁闷,而同学的家庭大多是职员,虽说经济条件中等,但是非常温馨,每每到同学家探访都让他心生渴望。

  母亲虽然爱他可是已经离世,不论需用什么钱都得向姐姐们讨要:她们又捏得很紧,花一块,要一块,给一块,这更让他感到没有母亲的悲凉。

  厨子做了什么好吃的,二太太总会对包立说:“去,叫你小叔叔来吃点儿。”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他觉得二太太比姐姐们还关心他。

  他也受不了包老太爷的大葱蘸酱。一家子人围在大桌上吃大葱蘸酱,无非是走走天伦之乐的过场,下了饭桌各自再到外面下饭馆。也许还因为和二太太有些投契。不过男女间的投契与男女间的私情,区别从来就不明确,不然走就走,还在报纸上登什么与家庭脱离关系的声明?

  有一次乘火车从北平回天津,车上日本人很多,包立因为坐在车门旁,小手扶着门缝,有个日本人关车门时夹了包立的手,把手夹流血了。二太太站起来,一把揪住那日本人的领子不依不饶。当时日本人还算讲理,让车上的卫生员把包立的手包扎上了。

  别一次乘火车包立睡着了,车上有人大声说笑,包天剑发了火,冲着人家嚷:“你们这样吵,把我孩子吓着啦!”

  二太太当时就说:“你孩子有什么了不起?这是公众场合,你有什么权利干涉人家说笑?”

  都是青年学生感兴趣的场景。

  其实包天心没有必须离家出走的原因,只是他赶上了一个离家出走的时代。他既没有包天剑收复东北王国的雄心,又没有胡秉宸的伟大理想,只能跟着那些不清不楚跑往内地或香港的同学赶一回时髦,离开这个他也说不清楚到底哪儿不合心意的家庭。

  当他向姐姐索要路费不得的时候,二太太说:“你要是真想走,我帮你。”于是他们一起到了上海,而后他又转道香港,读书去了。

  二太太突然中断了对包天心的经济援助,给她写的信也被邮局退回,信封上盖着“查无此人”的邮戳。这一来包天心的流浪生活便无以为继,只好写信给姐姐。包天剑这时已然回到天津,包天心能不能回家要看他的态度。包天心和二太太是不是私奔、情奔不好说,但他们确是一起出走的。

  包天剑能说不让包天心回家吗?他在外头混不下去,做哥哥的不让他回家,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以浪子回头定位的包天心,似乎并没有充分吸取教训、改邪归正,仍然是大少爷一个,整天骑一辆“三枪”跑车,车把上挂个镜子,飞轮上缠着五彩毛线圈,花里胡哨,招摇过市……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前夕,包天剑让包天心尽快逃亡。经过上:海、香港之旅的包天心,再不向往流浪的时尚。经过延安之旅的包天剑就语重心长地提醒他:“你要是不走,思想上就要有所准备,运动可是一个接着一个。”

  骑着花里胡哨“三枪”自行车的包天心说:“我没干过共产党忌讳的事,不在乎什么政治运动,反正是干活儿吃饭,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吃苦干活吗?他又不是没有吃过苦,比如在外流浪的日子。可没想到的是不能说真话了,这比吃苦还让他受不了。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厂长说产量可以翻一番,计划科长包天心说:“从我们的设备来看根本完不成。”

  厂长很不高兴。包天心想,你不高兴顶多不让我在这儿干,我还可以到别处于去。以为江湖上的规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生命之树长青,最后只好落得看大门的下场。

  二太太想到出走前给母亲买的那一处房子,该是天不绝人?她回到了北平,在那处房子落下脚,有时经过隆福寺,偶尔也会想一想,包天剑那所宅子就在附近。

  母亲死后,二太太又把小四合院卖了,在白塔寺附近买了两间铺面房,开个小铺卖牛奶,日子勉强维持。

  一九四九年后改卖鸡蛋为生,买了二百多只鸡养在两间房子里,到处都是鸡和鸡屎。可是鸡蛋卖不出去,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甘子。又来了场鸡瘟,鸡都死了,东西也都当光卖尽,最后沦落到以糊纸盒为生。又因为从没干过这些事所以干得不好,街道上的干部、胡同里的居民也看不起她,还有人叫她:“小老婆”、“老妓女”。生性高傲的她也就孤身进出,与谁也不来往,正应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那句话。

  日后重新落户北京的叶莲子,常常想起给过她一线生机的:二太太,希望再次聚首以报答一二。

  有时提着水桶到西单为禅月买活鱼的叶莲子经过白塔寺,就是不知道这个咫尺天涯的地方住着她念念不忘的二太太。包天心参加工作后月工资约七十块雇北京这个不算大的圈子里,很快就得知二太太的情况,从此每月周济二太太三十块钱。只有这样他良心上才说得过去,因为他在外面那两年全靠二:太太供养。包天心的太太柴米油盐全不管,从不过问他的收入。她结婚时什么陪嫁也没有,只从娘家带来一架破钢琴,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弹破钢琴,不论谁到包天心家串门,都是只听琴声不见人。

  都说包天心的这位太太有点傻,也许她心里暗笑,还不知道谁傻!

  只有包天心常去看望二太太,他们沽一壶散酒,摆一碟煮花生,什么也不说,只是低头喝闷酒,可也从不喝醉。包天心或留下一些钱,或留下一些物,便无言而去。

  3

  伴着叶莲子新新旧旧、一个个不知何时才能了结的忧愁,秋天又一天天近了。

  那天打开箱子给吴为找冬衣,一挪箱子,从箱子后面掉下一个白纸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二十四块钱和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叶莲子亲启。

  拆开信封先.看落款,才知道是二太太写给她的信。

  信上写着——

  “……我很伤心,包师长负了我,这个家我等不下去了。我走之后这儿的人就更欺负你了,找顾秋水去吧,别傻等了,他在香港呢……

  “钱是留给你的,不多,我这一走,不知是吉是凶,所以不能给你多留……”

  叶莲子这才知道顾秋水到了香港!

  二太太怎知道顾秋水到了香港?当然是包天剑来了信。包天剑能给家里来信,顾秋水怎么就不能给她来封信?让她在这儿死心塌地地傻等,还老担心顾秋水不知她到了包家,回到北平找不着她。

  可她马上责怪自己不该这么想,兵荒马乱的年头,顾秋水在外面出生人死,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难处。

  他走的时候不是说过“等我回来”?既然让她等,她就等,现在回不来,天下太平了一定会回来。

  这个相当模糊的信息,却让叶莲子马上觉得有了奔头,不再觉得包家这口随时都会丢失的饭像从前那样危及她们的生活了。她赶快告诉丁董贵。

  董贵私下对他老婆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到现在顾连长也不给他家里来封信?也不说把她们接去,就这样把她们娘儿俩甩给包家了?难怪包家对她们娘儿俩越来越不像话,简直比对下人还不如。”董贵老婆说:“男人老在外面待着又不给家里写信,算怎么回事?你有难不怕,得给家里捎封信,兵荒马乱的,你是死了还是活着,总得让家里人知道是不是?”

  不过这些话他们不当着叶莲子说。

  他们商议了好久,犹豫了好久。包家这口饭显然维持不了多久,到了该想条后路的时候了。

  真要说走,叶莲子也非常害怕。她从没独自出过远门,就是来天津也由董贵带着,更不要说去香港那祥远的地方。

  董贵思量着说:“这二十四块钱也不够到香港去的盘缠呀……”

  叶莲子说:“我倒还有只金镯子。”

  董贵说:“那也差得远……要不先到顾连长老家住住?你是他家的媳妇,他们家总不能不管,同时也给顾连长写封信,看他回信怎么说。”叶莲子马上给顾秋水和顾秋水的老家写了信,一九四O年夏天,顾秋水的二弟到天津来接她们娘儿俩。叶莲子拿着二太太留下的二十四块钱,一鼓作气、没头没脑地投奔了二道河子婆婆家。见到婆婆,叶莲子就像终于见到亲人,甚至觉得和远方的顾秋水都靠得更近了,进门就跪下磕头,叫了声:“妈!”婆婆淡淡地说:“噢,来了。”好像她们不是第一次见面,而是十分不和谐地一起生活了多年。然后婆婆看看吴为,问道:“几岁了?”叶莲子说:“告诉奶奶,几岁了。”

  吴为说:“三岁半。”婆婆说了句“个子可不小”,就没话了。婆婆整天坐在炕上盘着腿吞云吐雾,小老太太精瘦,方脑袋,不爱说话却爱骂。炕上有猪又有鸡,来来去去。她口沫飞溅地骂了猪之后骂鸡,骂了鸡之后骂天气,骂了天气之后骂庄稼,骂了庄稼之后骂在远方的儿子:“你这没有良心的东西,净顾自己在外头过好日子,不顾家,不顾爹娘,不顾妻儿……”

  骂完远方的儿子又骂儿媳:“嫌鸡上炕?鸡不上炕上哪儿?自打一有鸡,鸡就上炕。小丫头长虱子怪谁?怪鸡?怪猪?猪不进屋进哪儿?这么冷的天,你当就你们知道冷猪就不知道冷?我和它们睡了一辈子也没长虱子,看把你们娇气的,有本事找你男人去。”

  骂完媳妇骂孙女:“你给我住手,拔鸡毛干什么?啊?看把鸡拔得嘎嘎叫。鸡蛋呢?鸡蛋哪儿上了,啊?你这个小挨刀的,打了?啁?我揍死你,看你还淘不淘?”

  她绷着薄薄的嘴唇,使劲拧吴为的耳朵。

  鸡也不会还嘴,猪也不会还嘴,天气也不会还嘴,庄稼也不会还嘴,远在外地的儿子也不会还嘴,儿媳妇也不会还嘴,——只有吴为大叫大跳,又轰鸡又轰猪,还跟着地说:“你个小挨刀的……

  婆婆说:“你给我揍她,往死揍!”

  婆婆说:“有你这么护孩子的吗?这孩子长大还不上房揭瓦祸害人!”吴为也说:“……祸害人。”

  “你看,你看,话还不会说就会顶嘴了。”不知道婆婆哪儿来的一肚子气。猪也没气着她,鸡也没气着她;公公一天也不说一句话,和猪、和鸡差不多;叶莲子也没话;——只有吴为说着天上地下的孩子话。

  婆婆说:“这孩子真像她爹,将来也是个惹是生非的家伙。十六岁上就跑了,一去不回头,连信也不打一封,不问问他娘他爹死啦还是活着,你倒是说说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也行啊!我还当他死了呢,也忘了我还生过这么-个儿子……不承想就塞给我个媳妇和孙女……”

  说着婆婆的眼睛向叶莲子一刺,那目光一定非常锐利,要不锐利就没法穿过糊在眼睛上的那堆眵目糊。

  然后把三尺长的烟袋往炕沿上敲了敲,就像兵营里吹了熄灯就寝号,敲完烟袋一眨巴眼,两道锐利的目光就被她关进了眼皮,立刻就睡着了。

  她一睡着就不能骂人了,院子里安静下来,甚至有点寂寞了。连猪连鸡都不叫了,好像全想趁她不骂人的时候赶紧歇口气。叶莲子这时候就驾轻就熟地熬猪食、剁鸡食,这套技能她从小就熟悉。

  她一面用柴火棍搅和着大铁锅里的猪食,一面怔怔地想,她真的去过那么远的地方吗?

  进过城,看见过汽车、火车、洋房、自来水?

  生过孩子,结过婚?

  只有虱子才能把她从愣怔中咬醒。原来她走了那么多路,不过是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婆婆醒了。婆婆睡觉就和鸡婆一样,鸡婆一蹲就睡着了,一眯瞪就是一觉。婆婆也是一会儿一眯瞪,一眯瞪就是一觉,醒来就嚷嚷:“人呢,人都哪儿去了?”“我见您睡着了,就去熬猪食了。”“谁说我睡着了?谁说我睡着了?”吴为说:“奶奶睡着了。”她嘟起嘴学奶奶打呼噜。

  “胡说八道,你们别以为我睡着了,你们干的什么事全在我眼皮子里装着呢!”

  吴为想,奶奶的眼皮一定很大、很大,可以装下很多东西,跟着院子里就热闹起来,猪们又开始到处乱窜,鸡又开始斗架或者下蛋。

  公公说:“别往心里去,她要不骂人干什么呢?这也是她的活汁。”

  怎能不往心里去?儿子们全都散了出去,家里又没地,全靠公公给人打木器过日子。乡下人谁老打木器?城里人打木器也犯不着寻访这个穷乡僻壤的乡下木匠。

  他们也穷啊,就是他们有收留她的那份心,也没有那份力。

  晚上,每当叶莲子挨着鸡婆们睡下,听着鸡婆们在梦中咕咕、嗅着鸡婆们的秽气,就会想她和吴为连鸡婆都不如……鸡婆还能给婆婆下蛋呢,她们不但不能下蛋还得吃婆婆家的口粮。

  可是等她带着吴为决定离开婆家时,老太太的脸却抽巴了,小发髻在她的脑袋上一摇一颤地抖着,“兔崽子,只管撒种不管养……六亲不认哪!”

  当吴为说“奶奶再见”的时候,婆婆脸朝炕里歪着,也没转过脸来看她们一眼。

  她们就这样地离开了二道河子。公公送她们上火车站。穿过高梁地时公公说:“你大伯就是在这块高梁地里让日本人活埋的……老二呢,却给日本人干活儿,就是一家人长短也不齐。”高粱还是那个高梁,看不出埋过活人的样子,没多长个穗儿也没少长个穗儿,“你男人呢,说是干着反对日本人的事……”神情之淡就像说着别人的事而不是自己儿子的事。叶莲子说:“爹,您回去吧。”

  “路上不安静,我得把你们送割火车站。来,让爷爷背一会儿。”

  他背起吴为,往上颠了颠,吴为两只厚厚的手就热烘烘地勒着他的脖子,他有了贴着自己血脉的一种感动。可是她们这就往火车站去呢,火车一会儿就要把她们拉走了,儿子在的那个地方和天边一样,孙女一走也和去了天边一样。一个山屯里的老人,觉得凡是屯外的地方都和天边一样了。

  他又想,儿子也好孙女也好,一旦到了外边就和自己没关系了,自己就像没有过这么一个儿子和这么一个孙女。

  人生在世,虚虚实实,一晃就过、一晃就过地倒腾着多少人和多少事。

  可他也没对叶莲子说,要是在外头混不下去就回来吧。

  直到火车开了,冒着一串白烟越走越远,他才往家返。又走过那高梁地,他才想起刚才还背着孙女呢,一转眼就成了过去。叶莲子回到天津后,董贵说,还是到香港找顾秋水才是正经。

  是啊,包家是回不去了,就是能回去也不能回去了,一个女人怎么不靠自己丈夫老靠他人过日子?要是她不知道丈夫的下落还好说。

  又没钱,再不去找顾秋水,只有上街讨饭了。

  董贵担心得不行,柔弱的叶莲子怎么上路呢?出了事他怎么向顾秋水交代?

  叶莲子却铁了心,说:“我行。”事到如今,不行也得行了。

  董贵老婆说:“唉,换第二个人都不敢去,就是男人也不敢。”

  而且他们一直没有收到顾秋水的回信。

  董贵左想右想:“还是一步步来比较稳当,先到江苏淮安落脚,那是一一二师驻地,你父亲还在那里,看看情况再做到香港去的打算。就是去你父亲那里一路也很危险,一个孤身年轻女人带着个三岁多的孩子,又没个伴儿,还要经过日本敌占区、汪精卫的敌伪区……”

  叶莲子头也不抬,还是那句话:“我行。”

  董贵先去打听南下路线,然后前前后后对叶莲子交代了几遍,在哪儿-下车,在哪儿换车,换什么车,到什么地方找什么人联络,最后联络人会送她到一一二师的驻地……叶莲子一遍又一遍默记在心。

  又帮叶莲子卖掉仅存的镯子。这只金镯子自顾秋水走后叶莲于就没有戴过,只在夜深入静吴为睡着之后,才拿出来套在手腕上细细端详,这一端详就像和顾秋水相会了一番……为了千里寻夫,现在只好把它卖了。卖了镯子,董贵又带她到银行兑换了通行于各个占区的货币,买了火车票,送她们上了去徐州的火车。

  董贵是一千个、一万个对得起顾秋水的嘱托了。

  叶莲子从来没忘记过董贵对她的关照,常常对吴为念叨董贵一家的情谊,可是他们从此一别再没见过面,虽然二十年后也就是七十年代,他们都住在北京西直门附近。

  本以为解放以后是穷人的天下,可是他们又有了别的烦恼,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不得不丢掉人和人之间那份温馨,去奔他们的日子。

  直到叶莲子去世后吴为才找到他们,董贵和他的妻子都还健在。

  吴为一进门,他们就老泪纵横地说:“你妈太不易、太不易啦,你能长大也是太不易、太不易啦……”

  他们相对无言,只能不停地流下浓缩着他们一生辛酸的泪。回家之后,吴为激动地对胡秉宸说到与董贵的会面,胡秉宸只待答不理地点了点头。

  到徐州后没有当即转往淮安的汽车,叶莲子母女非得在徐州过夜不可。

  虽然北平和天津也是日本人的天下,可还不像这里,如此赤裸地对人诉说着亡国的惨状。每栋烧焦的房子都像一颗死去的头颅,黑洞洞的窗户像大张着的嘴,凝固着临死前的呼救和死不暝目的控诉。侥幸留下的半堵墙壁,像一本被枪弹翻阅过的书,每一个弹孔、每一处焚烧的地方都是劫难的字符。最让人恐惧的是被日本人强暴后又杀死的女人,她们阴户里插着木棒或是铁具。

  日本人的的确确是有创造力的民族,凡是人类无法想像的残暴的生命杂耍,都被日本人发掘得淋漓尽致,也许连希特勒都不如日本人那样,能把杀人变成一项精雕细刻的手艺。叶莲子像是等过鬼门关,抱着吴为,提着一个小箱子,排在出站队伍中一步步往前挪。

  眼见一个独行青年男子被拉出队伍,——那时,独自进入敌占区的男人或女人都会被日本人怀疑为奸细。随着一声枪响,鲜红的血美如诗画飞溅开来,洒落在四周束手待毙的人群中。

  叶莲子一把将吴为的脑袋按进怀里,又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吴为不哭,小小的身子却猛烈抖动着。

  日本兵声色俱厉地对她说:“快点,快点广她努力想要迈出沉重无比的脚,可没等她迈出自己的脚,日本兵的枪托就重重地打在她的背上,手里的箱子也就掉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她放下吴为,手脚并用,忙把散落在地的东西扒拉到站口外,然后再往箱子里捡,要是丢了这些必要的衣物,她们就真是饥寒交迫了。

  吴为也蹲了下来,一边胆怯地用小眼睛瞄着日本兵,一边帮叶莲子往箱子里捡东西。

  幸亏有吴为,日本人才不致怀疑叶莲子是奸细,只对摊在地上的箱子看了看就放行了。

  叶莲子惊魂未定地走出车站,明知应该赶快逃离这个虎口,可不知何去何从,哪里好像都是魔窟。往东走几步退了回来,往西走几步又退了回来……除了从车站陆陆续续走出的人和不时在街上游荡的饿狗,满街没有一个活物。

  望望从站里出来的旅客,各个都像死里逃生的灰狗,夹着尾巴、贴着墙根嗖嗖地、溜溜地疾走,想找个人打听一下都不好张嘴。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没把脑袋扎进胸口的旅客,便赶快上前打探住店的事。那人把她带到附近一家小店,还帮她提着箱子,只是一路无话。她千谢万谢,那人还是无言地苦着脸,走了。

  嘴上总是叼着香烟的枉伪军军官在小店里走来走去,一面喷烟吐雾,一面吆五喝六地使唤着他们的马弁或是店小二,好像这里不是小店而是兵营。店后的灶膛里妪着湿柴火,店面里的烟气更加混浊,大白天也看不清人们的嘴脸,又在人们脸上添上如许的狰狞。

  叶莲子的目光小心翼翼在烟中搜索,希望看到一个女人。可是除她和吴为,即便有个把女人往来,也是卖春的女人。

  向店老板租房时,旁边一个伪警官说道:“听说话,你是东北的口音。”

  她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只是歪着头求助地看着店东。那伪警官挺有人情味儿,说:“咱们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呀。”不过再调转头来脸色就酷了起来,“你一个人能大老远的跑到这里,也真不简单……”已经站在老虎嘴下的时候就是害怕也没有用了,叶莲子只有听天由命垂头而立、还好,他没有再刁难就走回自己房间去了。恰巧在叶莲子隔壁!

  到了晚上,小店更是热闹而不是更加安静,她那间小房前后左右住的都是汪伪军官,各房之间只隔一墙薄板,四周的酗酒声、麻将声、狎弄声,声声入耳。其中倒是有许多东北口音。

  偏偏有人对着墙板怪声地咳,叶莲子甚至看见一只眼睛,在宽阔的墙板缝里闪烁又闪烁。

  看遍窄小的房子,再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掌,苦于想刁;出办法挡住外面的世界,只能用椅子把房门毫无意义地顶了又顶。这就是她面对一个凶险世界所能想出的保护自己的办法。这办法以后就成了她的常规武器,用来对付无数可怕的夜晚。

  惟恐有人进来闹事,叶莲子一夜没敢合眼,连吴为都敛声屏气,睁着惊恐的眼睛,倾听着四周的动静。也许正是一点乡情,那些当兵的才没来刁难。

  第二天登上去淮安的汽车,同座的正是那个自称老乡的伪警官。他说:“你到淮安去对不对?”

  叶莲子只好点头承认。

  “干吗去?”“找我父亲。”

  “你父亲在那边干什么?”

  “经商。”

  “东北人这时候到淮安经什么商!”说到这里,他似乎没有再逼问下去的意思,而是往椅子背上一靠,开始闭目养神。叶莲子的心跳得又快又。向,她真担心一旁的伪警官听见,可又无处逃遁,只有假作镇定,直挺挺地坐着。

  伪警官很快下车了,临下车前低声对叶莲子说:“我知道你去淮安找什么人。你说你父亲在那里经商,不对,淮安以北驻的都是抗日东北军。你可要多加小心,前面还有好长的路呢!”对着那个远去的背影,她默默地说了声谢谢。一下汽车就到了东北军的地盘淮安。可是距董贵告诉她的那个联络点还有十几里,只好雇辆人力车,按董贵说的路线,向淮安附近一个小镇而去。

  拉车的是个身强力壮、脸色阴沉的小伙儿,没穿上衣,肌肉强健的后背在阳光下闪着生机勃勃的光泽。

  即将收割的秋庄稼经过腰际,行走在庄稼围。屏的土路上,就像被埋葬在庄稼地里。叶莲子左看右看,希望碰见一个行人,可是没有,一个也没有,太阳底下只有他们三个人,四周静得都能听见庄稼成熟的声音。吴为也在她的怀里睡着了,经过一路折腾,现在就是在她耳边打雷,地也醒不了了。

  路也好像越走越背,越走越像是往回而不是前行,她也不敢问,问又有什么用?天这么高,地这么远,哪儿能够得着,抓得着一缕安全?

  走到一个僻静之处,拉车的不声不响将车停下,并回头朝她望着,叶莲子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她垂下眼睛看看脚下的皮箱,期望这只皮箱能在关键时候起点作用。

  拉车的说:“歇歇脚,那边地里有口井,我去喝口水。”说罢,就丢下她们走了。

  她缩头缩脑坐在车上。庄稼地里一片此起彼伏的虫鸣,似暗藏杀机,叹暗藏着激战前夜的骚动不安。很长时间也不见拉车人回来,叶莲子更加焦急,似乎时间拉得越长阴谋酝酿得越大。

  终于听到背后渐走渐近的脚步,她绝望地想,来了,来了,可又不敢回头张望。她的两眼在太阳底下发了花,一阵阵黑雾也随之在眼前浮升滚腾。

  拉车人转到她的面前,看出她的恐惧,冷冷笑着把手里一个甜瓜递给她,说:“想必你们连饭也没吃、水也没喝吧?这个甜瓜你拿着。”

  叶莲子不敢接也不敢不接,尽量往靠背上缩着身子。

  拉车人也不强让,顺手把甜瓜放在叶莲子脚下的踏板上,拉起车又往前走了。

  当越来越多的树、越来越多的房子出现时,叶莲子才知道地多虑了。’付钱时拉车人冷冷地接下钱,没说个什么就走了,把叶莲子尴尬地丢在那里。

  她们终于找到了联络员的家。

  结婚时叶莲子曾想,她是再也不会回这个家了,可是才过五六年,她就回来了,而且落魄成这个样子。

  结婚时的风光已成旧事,师里入无不称赞的“郎才女貌”,这样快就残败凋零,天各一方。叶莲子一眼就认出,继母穿的居然还是参加她婚礼时做的一件旗袍,而自己的风采不但早已消散,嫁衣也早就进了当铺。

  “回来啦。”继母说。对着这样落魄的人真就没法儿客气,然后看看吴为,“这就是南南?”

  “叫姥姥。”吴为吓得紧往后捎。

  “认生呢。”叶莲子忙说。继母并不在意,叶莲子本不是她的女儿。

  “路上还好走吧?”父亲比她没出嫁之前客气许多。

  “好——好走。”

  在父亲的眼里,叶莲子再不是那个瘦弱的乡下小姑娘而是个成年妇女了。可幼年时就铸在她身上的畏瑟不但没有消逝,反倒亨那懵懂之上又增添了一种颇为明确、自觉、沧桑的畏,让叶志清一阵悲从衷来,——不论怎样,父亲还是父亲。“老顾家真行,自己家的媳妇却——推六二五。”继母从髻子上抽下簪子,一边挖着耳朵眼儿一边评论着。

  “是我自己要走的。”

  “想必也是待不下去吧。”继母一针见血地说。

  叶莲子求救地望望父亲。父亲说:“把行李放下,先去洗把脸,再煮点儿东西吃吧。”吴为就贴着叶莲子的腿出去了。

  她们的脚后跟刚擦过门槛,就听见继母对父亲说:“你打算怎么办?”

  父亲说:“给她男人写封信吧。”

  “莲子不是说到婆家之前就给他写了信,怎么老不回信?你指望那个拆白党能来接她们?我早、就看出他不是个东西,没和莲子结婚前就跳郭连长家的墙,一边打牌一边和李营长的太太吊膀子。”

  父亲的目光频频向外扫去,他怕叶莲子听见,她这会儿是山穷水尽哪。

  “你当初为什么不说?”

  “你们家莲子闺女做得不耐烦了嘛。”

  叶志清有点不悦,“莲子不是那样的人。”

  “忘了她塞在你口袋里的字条了?”父亲没的说了,无形中就有些埋怨叶莲子,若是听他的安排,就不会落到这个局面。什么局面他也不清楚,叶莲子也没跟他说,不过看还看不出来吗?

  继母就说:“说话得公平,她是不是有点儿自找?不过呢,既然是自己家闺女也不能不管,还是想个办法吧。唉!——”这一声长叹真是苦不堪言,苦如叶莲子还叹不出这样一声叹息呢。

  一一二师里有顾秋水的许多朋友,叶莲子一到,顾秋水最好的把兄弟、排行老七的于高祥就抱起吴为问大家:“你们看这孩子像谁?顾秋水!不用说,一看就是他的闺女。”

  顾秋水从没给叶莲子写过信,倒是接长不短地给于高祥写信,所以到了一一二师,叶莲子立刻就得到了顾秋水的确切地址。

  吴为吃得很多,叶莲子忧愁地看着她吃下一碗米饭又吃下一个鸡蛋,想着以后她要是天天这样吃起来怎么得了。吴为很久没见过鸡蛋和米饭了,所以吃得很慢,好像在延长享受一个转眼就会消失并且再不会有的梦境。

  叶莲子一再朝上房望去,生怕继母这时到厨房里来,吴为还没吃够呢。

  小孩子真不懂事,吃个半饱就可以了,她却非要吃个肚儿圆。可叶莲子又巴不得吴为多吃一些,对穷人来说,吃饭真是世上最费思量的一件事。

  吴为吃完一个鸡蛋又说:“妈妈,我还要。”叶莲子拍拍她鼓起来的小肚子说:“你饱了。”

  “妈妈,我还要。”“不能再吃了。”

  “再吃一个,”她伸出小手指,又像恳求又像保证地说,“妈妈,一个!”“不行。”叶莲子斩钉截铁地说,“你吃饱了。”吴为尖声哭了起来,而且哭得很响,叶莲子马上捂住她的嘴。婆婆虽然爱骂人,只是骂骂而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老包家深宅大院,上房听不见下房的动静。这儿虽然没人骂吴为或她,可老觉得有个无形的钳子夹着她,这钳子其实夹得不重,既不痛也不痒,就是老窝着她,让她不能伸直。

  吴为哭得额上冒汗,青筋暴起,声嘶力竭……为什么?不过为了一个小小的鸡蛋,又不是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又不是大海里的珍珠、石头里的金子。

  这样一想,叶莲子似乎有了勇气,又从柜橱里拿了一个鸡蛋给吴为。

  吴为不哭了,安静地等着叶莲子为她剥去蛋壳。她接过叶莲子剥好的鸡蛋,一小口、一小口安静地咬着,睫毛上挂着泪珠的眼睛紧盯着手里的鸡蛋,眨都不眨。

  看得叶莲子心里一酸,可她不能掉泪,吴为哭起来的时候有她呢,她哭起来有谁?掉下一块蛋黄,吴为伸出小手指头去捏,却捏碎了。那块蛋黄变成更小、更小的碎渣,小得都晶不出鸡蛋味了,可吴为还是一点一点捏进了嘴里。紧跟着就是继母整天说不是丢了这个,就是丢了那个。偏偏人家一说丢了什么叶莲子就禁不住脸红,连后脖颈都红得无法见人,好像是她偷了那些东西。

  她痛觉自己的无能、窝囊,既不能一跺脚离开,又不能不脸红。

  一个多月过去,顾秋水还是没有回信。继母猜到他可能在外头有了别的女人。男人都是这样,你紧盯着他,他还出事呢,不要说这样大撒手地一别三年多。得赶快把这娘儿俩送走,顾秋水要是真在外边有了别的女人,把妻儿往他们这里一撂,可就没头了。可她并不说出自己的猜测,只对叶志清说:“不如把莲子送她丈夫那儿去,让他们小两口儿团圆吧。现在兵荒马乱,她还年轻,出了什么事咱们不好向女婿交代。”

  父亲说:“这可要一大笔路费。”

  继母说:“她说手里还有些卖镯子的钱,剩下的你当爹的还不应该给添上?”她算过账,就是添上这笔路费,也比没年没月把这母女二人留下合算。

  “去信也不见回信,搬家了?人死了?莲子这样冒蒙着去了,要是找不着人怎么办?连回来的路费都没有……她还带着孩子呢,那可让她如何是好?”“于高祥说的地址能有错吗?”继母又对叶莲子说:“他到现在还不回信……我看你顶好带着孩子找他去。我是说,你们守在一起总是好些。”继母说得对,不能再傻等顾秋水的回信了,她这就去找他。自生下来也没清楚过的叶莲子,一下清楚起来。

  她不管顾秋水回不回信,是不是搬了家,死了还是活着,就是死了她也要看一看他的坟头,更不想万一找不着连回来的路费都没有。已是满眼萧瑟的十月末,不但叶子开始发黄,江水开始发黄,连秋风也日惭地黄了。

  叶莲子匆匆忙忙抱着吴为登上小轮船的时候,父亲突然流下了老泪,——这一路有太多的风险,叶莲子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啊!

  “到了镇江别误了去上海的火车。到上海后就按着我给你的地址去找赵营长的哥哥,他在日本军营里做事,可是,是这边儿的人。他会给你买张到香港的船票,也会给你办好去香港的手续。”

  他们父女间的感情,到了此时才略见分晓。可他们又不能不远远地分离着,就是她不去找顾秋水也是嫁出去的人了,就是不嫁出去他们也不可能长相守着。

  看着渐渐老去的父亲,叶莲子想,这一去,不知何日才能相见了。

  十八九年后叶志清一家迁往他乡,途经叶莲子工作的小城,下车看望离别多年的女儿。

  正是三年饥荒时期,叶莲子不知怎么弄到一小碗肉,恭敬地放在父亲面前。叶志清还像从前一样,不知道为了什么小事吹胡子瞪眼。

  吴为忍不住说:“姥爷,我妈从小就没少受呵斥,如今她也是五十岁的人了,也该歇歇了是不是?”吴为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母亲工作的小城,算是组织上对她这个独生女儿的照顾。

  其实北京各单位需要的大学毕业生名额很多,只不过她无法说服自己,去和班上的党支部书记进行一个交换。

  大学自解放区搬迁而来,每个班级确保共产党支部和党支部书记制度,书记由调干同学担任,领导班上同学的学习、生活、思想,握有毕业分配去向的“生杀大权”。

  如果吴为同意这种交换,就能留在北京,但她振振有词地说:“为了爱情上床是风流,为了交换上床是下流。”

  那么她后来为了调回北京,嫁给根本不爱的韩木林,难道不是交换?

  不是掌自己的嘴巴又是什么?

  不是下流又是什么?

  只不过那是一个有法律保证的交换,听起来堂皇一些。如果她当初同意这个交换,后来也就不会有私生女枫丹;那么也就不会因为她更大的自私,让枫丹、禅月和叶莲子跟着深受其害。上床一睡,毕竟比有一个私生子简单多了。

  叶志清用他很大的眼珠子看了看吴为,什么也没说,从此结束了他吹胡子瞪眼的历史;又看了看“也该歇歇”的叶莲子,奇怪这十几年不见,女儿怎么就和自己差不多了。

  叶莲子轻轻地斥责吴为:“怎么跟姥爷说话呢!”可吴为的话分明让叶莲子想起过往的一切,既庆幸自己已从里面走出又惋惜它们已然过去,对父亲反倒有了青春年少时所没有的依恋。

  -到了现在,他们才觉得彼此像是父女了。可惜叶莲子和父亲这一面之见竟是永诀。

  他们是白做了一世父女,等到他们开始珍惜这份亲情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来得及说,什么也没:来得及表示,就永别了。一路上仍是满目疮痍、满目萧条,不要说没有了树、没有了房子、没有了人,连鸡鸭猫狗都没有,如同到了世界末日……

  岸边,离小轮船不远的地方,一个日本兵正在把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一次又一次推下河去。可是那人并不呼叫,只是在水里无声地挣扎着,好不容易爬上岸,又被日本兵推下河去……日本兵终于玩腻了,一刀把那人的脑袋削进水里,又把尸体推进河里才结束游戏。

  好在幼年的吴为不像后来那样让人厌恶,虽谈不上美丽,却让人一看就发出欢喜的微笑。她们能够顺利到达上海,可能与此有关。

  到了上海,满眼还是日本人。都说日本是个小国,可哪儿来这么多日本人?从天津到徐州到上海,一路都是,好像全体日本人都搬迁到了中国。

  出了上海北站,叶莲子给吴为买了个烧饼,正在低头付钱,就听得吴为一声惊叫,回头一看,吴为手里的烧饼被人抢走了。

  当叶莲子为那个被抢的烧饼痛心疾首之时,胡秉宸正和表姐绿云从四爹爹家出来,漫步在霞飞路上。如果胡秉宸和吴为不是几世情缘,又为什么总是前前后后在许多地方擦肩而过?

  叶莲子既无仇恨也无报复之念,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抢烧饼的人——拐着八字脚,穿一身蓝布短衣,一头短发像比叶莲子和吴为受到更大惊吓地竖在头上,一边跑一边大口咬着烧饼。她想:你就是抢也不挑个人,我要是有钱,能只买一个烧饼吗?

  继而又想,不抢她抢谁?谁都比她不容易抢。一看就是个该挨抢的人,一看就是个举目无亲的外地人,一看就是个不会还手的人……她咽下自己的饥饿,又在心里埋怨道:你就是抢了烧饼也要好好享受一下它的美味,不能这样狼吞虎咽糟蹋那个来之不易的烧饼啊。

  她只好再给吴为买个烧饼,把钱往怀里揣了又揣,然后把吴为更紧地抱在怀里,以防烧饼再次故人抢去。

  叶莲子一路行来,一路打听。满眼都是没有生计、衣衫褴褛的穷人,游荡在街头巷尾,好像街头巷尾里藏着解救他们的机会。

  不难,就找到了赵营长的哥哥。赵先生也没有多问,看过叶志清的信,干练地为叶莲子和吴为办好了去香港的一应手续。

  离开上海那天是个晴朗的日子,让叶莲子心中充满憧憬;他们坐着人力车,经过沿黄浦江而建的百老汇路。马路另一侧多为西式建筑,其中有许多店面、钱庄、饭店和旅馆……

  不论街上的热狗、美容、咖啡店,还是文明婚礼的照片,租界地上的手摇电话亭,印度巡捕,坐洋车的西洋男人,中英文并茂的先施、永安百货公司,或是贴有“先施牙膏”各种广告的双层、单层有轨电车……叶莲子不曾对这些留下一丝艳羡,她的目标在正前方。

  倒是黄浦江上的涛声、沙船上吱吱扭扭的摇橹声、轮船的汽笛声、人力车的铜铃声以及外滩上的钟声,让吴为心中似有所动。

  过外白渡桥往北,就到了杨树埔的公和祥码头。

  叶莲子不明白,为什么不坐更便宜的有轨电车?可也不便多问,只能跟着赵先生走。

  该乘什么车赵先生有数。他当然不能带着她们坐有轨电车——谁知道日本军营会不会派人跟踪?为省几个车钱让他们怀疑他来自平民的身份?

  分手时叶莲子笨拙地说:“真不知道怎么谢您才好,才好……”

  赵先生皱着眉头眯着眼睛,瞟着舱里舱外往来人等,好像太阳晃得睁不开眼睛。他又看不出嘴唇嚅动地低声叮咛道:“没开船之前一定要谨慎小心,就坐在船舱里不要出去。罗斯福号虽然是美国轮船,可……谁知道会不会有意外?有人问什么不必多说……”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并不对着叶莲子,只一味不舍似的抚摩着吴为的小脸.好像对这个从见面起看也不曾看过一眼的孩子,突然地有了感情。

  然后他就头也不回地下船走了。舷梯上和他擦身而过的人,一看他那身日式军装,无不像是遭了瘟疫,惟恐躲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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