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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树

所属书籍: 平原上的摩西

我和赵队最后还是决定去一趟蒋不凡母亲那,就算是枯井,也要下去摸一摸。烫伤事件里的母女,我们都已经排查过,没有嫌疑,女人是单身母亲,女孩儿成绩不错,两人收到了大量的捐款,女孩的恢复也比预想的好,两人既无作案的能力,也无更深层次的作案动机,和旧案也无瓜葛。在孙天博那里,有一定的收获,这让赵队振奋。收获就是没有收获。孙天博的诊所极其干净,一尘不染,病历、锦旗、沙袋、针艾、草药、床,都在恰当的位置,还有两盆一人高的非洲茉莉。病志是整齐的十几本,两个人的字迹,前一个写得比较凌乱,后面的则字迹清秀,工工整整,情况也写得详细。从里面出来,回到车上,赵队说,有意思,这个姓孙的好像一点毛病没有。我说,是,太利整了。他说,说说你的想法。我说,得把他妈找着。赵队说,是,找人,用不着咱俩,让局里落实。我打个电话。他把电话打完,我们俩坐在车里抽烟,我说,蒋不凡留下什么东西了吗?他说,有,他当时穿的衣服,他妈都留着,上面还有血,没洗。她说这是他儿子的血,不脏。搬了几次家,都带着。我说,赵队,我想看看。他说,走吧。

蒋不凡母亲跟大女儿一起住,在市西面的砂山地区,属于三个行政区域的交界,发展得比较缓慢,三个区都想管,最后都没管。有一片地方想开发,平房推倒,挖了一个大坑,一直没有盖东西。十年过去,还是一个大坑,所以那个地方也叫砂山大坑。她的大女儿在大坑边上开了一间麻将社,不大,六张桌子,有一个小厨房,麻友可以点吃的,炒饭或者炒面两种。我们去的时候,她的大女儿去接孩子,蒋母自己看店,她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一边嗑毛嗑,一边和其中一个老头说话。老头说,今年退休金涨了一百五,真不错,死了能多穿一件裤衩。赵队说,大娘,没玩?她转过头说,小东来了。我把买好的水果递上,她说,老了,吃不了几个,下回别买了。赵队说,这是小庄。咱们后屋说啊。她说,咋的?人抓着了?桌子上的四个人马上抬眼看我们,赵队说,没有,说点闲话,有日子没来了。大爷,该和就和吧,别憋大的啦,五万对死了。几个老人笑了,继续打牌。

蒋不凡的衣服果然在这儿,一件棕色夹克,一件深蓝色毛衣,一件灰色衬衣,一件白色挎篮背心,一条黑色西服裤子,一条藏青色毛裤,一条灰色衬裤,一条灰色三角裤头。蒋母用一个包袱卷包着,好像一盒点心。赵队说,看看吧。蒋母说,我想了,我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今年小凡忌日,这些东西我就给他烧去了,要是我死了,怕是得让人扔了。赵队说,嗯,我们再看看。我把每件衣物翻检了一遍,没什么东西,血迹已经发黑,兜里的东西应该早就拿出去了。我说,我再看一遍。赵队说,你别急,都已经来了。第二遍我翻到裤子,发现右裤子兜是漏的,顺着裤腿,我摸下去,发现在裤脚,有个东西。裤脚扦过,是两层。我借来剪子,把裤脚挑开,里面有个烟头。我把烟头拿出来,举起来,过滤嘴写着两个字:平原。我说,大娘,蒋大哥当年抽什么烟你还记得吗?她说,大生产嘛,我给他买过,一天两包。现在买不着了。我回头跟赵队说,是吧。赵队说,是,我也抽大生产,后来这烟没了,换成红塔山,又换成利群。我把烟头递给他,说,那这烟头是谁的?

回局里的路上,我们俩停了一次车,去了烟店,买了一包新出的平原,打开一人一根抽上。我看着烟盒,觉得奇怪,上面有一个玩“嘎拉哈”的小姑娘,虽然图案很小,面目不太清晰,但是感觉很亲切。从烟标来看,做工是很好的。赵队说,挺好抽,当年也有这种烟,但是不好抽,后来没了。我说,不好抽?他说,是,还挺贵,抽的人特别少。我们可以查一下,95年,这种烟也许刚上市,抽的人更少。我说,那就明白了。他说,是,老蒋还是老蒋,可惜这么多年我们都不知道他兜里头有东西。我说,不怪你,那兜漏了。蒋哥在车上管凶手要了一棵烟,他也发现抽这种烟的不多,所以抽完之后,就把烟蒂放在裤兜里。他说,幸亏老太太没把衣服烧了。要不然老蒋就白死了。我说,不会的,不会有人白死的。

第二天赵队主持开了个会,烟头的事儿他没有通报,因为涉及到过去的过失,等查出结果再说也不迟。他主要提了两件事儿:一个是密切监视孙氏中医诊所,二十四小时不能断人;一个是尽快找到孙天博母亲的下落。盯了一星期,孙氏诊所没什么动静,没有可疑的病人,孙天博也没有逃跑的动向,但是孙天博的母亲找到了。她叫刘卓美,现在在北京朝阳区东四环附近开了一家四川小吃店,卖面皮、麻辣涮肚、麻辣拌。老板是四川人,当年在本市走街串巷,推着一个两平米的小车,四面缝着塑料,里面有口锅,常年煮着漂着大烟葫芦的老汤,她常上他的车吃麻辣烫,后来孙育新下岗,她就跟着他推着车跑了。我和赵队马上连夜飞到北京,当时北京正在弄奥运,一片乱糟糟,我们两个外地警察,也被人反复查了一阵。到了那家小店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多,饭店里没什么人,几个服务员围着一锅面条,一边吃一边看墙角挂着的小电视,里面正在播盖了一半的鸟巢,一片狼藉,好像被拆了一半。我们拿着照片,看见刘卓美坐在其中一张靠里的桌子上点账,左手拿着一棵烟。每翻开一页纸,就用拿烟的手蘸一下口水,头发花白,其实已经焗过,但是在亚麻色中间,到处可见成绺的白发。我们说明了来意之后,她没有惊慌,而是让服务员提前下班,说要和我们好好聊聊。她说,老乡啊,虽然我的口音已经乱套了,老乡还是老乡。她的丈夫从后厨出来,是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穿着一双安踏运动鞋,鞋帮已经裂了。他给我们沏了壶茶,她说,他可以先回家吗?赵队说,可以,主要问你一些事情。她说,那你回吧。那个男人走出门去,却没有走,而是蹲在路边,背对着我们抽起烟。赵队说,你是哪年走的?她说,94年10月8号。赵队说,说说怎么回事。她说,老孙下岗了,第一批被裁了员,过去他在拖拉机厂当木工。下岗之后,他想开诊所,那时给了他一笔买断工龄的钱,但是我反对,租房子,进东西,投入太大,而且他的手艺平常觉得好使,真开起诊所说不定哪天就让人封了。他不干,我就不给他钱,咱们家的存折在我这儿,他就打我,我和他一直关系不好,他老打我,手劲还大。那时候我和小四川很熟,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带我走,我有点钱。他说,你没钱,咱们也走。10月8号的上午,是休息日,老孙没在家,我给天博做好饭,看着他吃完,问他如果有一天妈不想和爸过了,你是跟妈走还是跟爸走。他说,跟爸。然后继续吃饭。下午我拿上存折,就跑了。赵队说,说得很清楚,那就是说,95年12月24号,你已经不在老家了。她说,95年?那时候我们在深圳打工。赵队看了我一眼,说,他们现在的诊所开得不错,你儿子接班了,老孙去世了。她没有表情,说,从走那天开始,我就和他们没有关系了。天博从小就是个心里有数的孩子。顿了一顿,她说,他结婚了吗?赵队说,没有。她说,嗯。这时我说,你当时把家里的钱都拿走了?她说,是,连他买断的钱我都拿了,就给天博兜里揣了十块钱。我说,那他拿啥开的诊所呢?父母能给不?她说,不可能,他父母早没了,兄弟姐妹比他还困难。我说,那他从哪来的钱呢?她说,这我哪知道?我说,你再帮着想想。她想了想说,他有个朋友,一直很好,如果他能借着钱,也就是他了,他们从小就认识,下乡,回城,进工厂都在一起。那个人不错,是个稳当人,不知道现在在干啥。我说,他叫什么你还能想起来不?她说,姓李,名字叫啥来着?他有个女儿,老婆死了,自己带着女儿过。我说,你再想想,名字。她说,那人好像姓李,名字实在想不起来,他那个姑娘,很文静,能背好多唐诗宋词,说是一个邻居教的,小时候我见过她,那孩子叫小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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