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苦相逢
一九六八年的前半年，空四兵团大院里一直是风平浪静的。红海洋虽然还在，却已被南方强烈的阳光晒得褪色了，并且没有再增加新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不再充斥军营，只有文工团的大批判专栏上有时还偶然公布一点彭其的罪行材料。今年最热火的事物是毛主席像章。在制作像章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方面，空军是数一的。空四兵团领导机关年初建立了一个像章厂，投产不到半年，产品已销行全国。像章制造业是一门新兴工业，随文化大革命而兴起，一开始就表现了蓬勃的生气。互相竞争，新陈代谢，演变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人得到一枚最新式的像章，喜滋滋拿回家去，在路上遇到一个朋友，他手上有一枚比你的更新，又遇上一个朋友，他又有一枚前所未见的，相比之下，你手上的新像章只能立刻宣布淘汰了。像章在发展过程中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小像章，单纯金色的和加上红色珐琅质的都有；第二个阶段是在形状和图案上下功夫，使得主题不突出，走了一段弯路；第三个阶段一面减少花样突出主题，一面往大的方面发展，最大的有挂钟那么大，需要用绳子吊在脖子上才行。有些地方有瓷像章、竹黄像章和塑料像章，也是在这个阶段发展起来的。由于像章制造业的爆炸性发展，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很多人以收集像章为志趣，革命不再参加；也有人用像章搞投机，趁着革命高潮营利。用像章打通后门，用像章做定婚礼品，用像章打扮姑娘，各种交易，各种用途，也跟像章的式样一般，叫人眼花缭乱。久而久之，像章的本来意义已完全丧失净尽。目前在空四兵团机关大院里，收集和交换像章的热潮正在汹涌澎湃。无论批判会也好，大字报也好，比赛背诵“老三篇”也好，所有那些去年吃香的事如今都不吃香了。干部们愿意用工资的一半去购买像章——如果有可能买到的话。
大营门外面那条洁净的柏油马路上，当前正在进行一场热闹的像章交易，四个年轻的空军干部头碰头围在一起，站在马路中间。
“我用两个跟你换这一个。”
“不行，你那算什么！”
“换给我吧！”
“你拿什么？”
“喏，这个。”
“啊！这个好，这个好。”
“你以为我真跟你换哪？休想！”
“谁稀罕！”
“算了算了！你们的都是老式的。”
“换了吧！”
“喂！走走走，到我家去，你把这个给我，我那里有五百多个，随你挑两个来换。”
“别去！他那五百多个都是没人要的。”
“干什么？干什么？想抢啊？土匪！”
“这帽子你戴不上，我热爱毛主席，怎么的？”
“干脆！看谁抢得过谁。”
“来吧！来吧！你敢！”
“抢啊！”
“抢啊——！”
于是，四个人扭成了一团。
一辆北京牌吉普车从市区开来，老远见前方有人打架，便长鸣喇叭减速驶来。一直来到跟前，打架的还没有散，使吉普车无法通过，只得停下来按喇叭。
“喂！来车了，”其中一个喊道，“到边上抢去，听见没有？”
“他妈的！不像话！”被抢的人正在拼命抵抗，什么也听不见了。
“嘀嘀——！”
“喂！走开！走开！”司机也伸出头来喊了。
这才总算把他们驱散了。被抢的人趁机撒腿就跑，“土匪”们哈哈笑着，闪向马路两旁。
吉普车从他们面前驶过去。
“看见没有？”有人说，“车里坐着彭其。”
“是的，是的，是彭其。”
“他还能活着回来？不简单！”
“可能腿瘸了。”
“走，看看去！”
好奇的人们追赶着车子而去。
坐在车上的彭其见有人拦路挡住车子打架，神经产生了过敏，以为又是一年多以前的绑架案再演了，心中暗念道：“又要拿我怎么搞？这回只怕是要我的命了。”不料打架的被驱散，车子顺利通过了。这反而使他感到奇怪，回头从车篷的后面小窗洞里望着随车追来的人们。
庄严的大营门迎面扑来，哨兵无精打采，软绵绵地勉强站立着，使彭其看了痛心。他要立刻与哨兵说几句话，告诉他们这样不行，哨兵的精神面貌代表着整个部队的精神面貌。他还想问他们入伍多久了，搞过队列训练没有，会不会打枪，怎么穿上了军装还是农民气质。他要下车，便喊了声：“停车！”司机果真把车停下来了。坐在旁边的保卫干事扭头问彭其：“你要做什么？”彭其这才清醒过来，知道自己已不是司令了，枉操闲心，多此一举。
吉普车通过门卫，彭其望见了那座高高矗立的屏风。他看到《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褪色了。他因为与世隔绝已整整一年，不知世间发生了一些什么，以为除他以外，其他的事物都是得意的，猛然见到这幅褪了色的油画，又联想到无精打采的哨兵，似乎感到与他同命运的人和事多起来了。哨兵需要振作，油画也需要振作，而他们大概都还没有觉悟到振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只有彭其是下了决心的人。如此一想，彭其得到了欣慰。吉普车开进司令部大院，早有数以百计的机关干部在大楼底下的草坪里，停车棚周围，大门两旁，楼梯两侧，企鹅一样地站着、望着，目光随吉普车转动。彭其又产生了另一种高兴心情。多么隆重的仪式！过去任何一次从北京回来或从部队回来都没有这么多人侍立欢迎，每次都是冷冷清清，顶多在走廊里遇上几个人，向你行礼，闪道让你过去。今天的气候大不一样了，他们显然都是放下手头的工作专门出来迎接的。如此看来，当官不如撤职好，在位不如在野好，得势不如倒霉好。
车停了，保卫干事先下来，然后是他，再后面又是保卫干事。彭其站直身子，有意挺起胸膛，抬手把军帽扶了扶。此一举等于是告诉众人：“我还有军籍，怎么样？不错吧？”企鹅们果真产生了反应，不少人在移动步子，想走到能正面看见他的地方去。大概正是对他的军帽抱以关心，上面还有帽徽吗？彭其可能是理解大家的心理，干脆不走，转动身子朝四面望了一圈。他初略地感觉到，欢迎者虽没有鼓掌，也不呼口号，人多声音小，规模大而气氛冷淡；但是，真正抱着敌意的人极少，大都是好奇，也有不少人公然投过来同情的眼光。保卫干事催他开步，他只得开步。迎面遇上的人没有一个向他行礼，没有人与他打招呼，也没有人微笑。惟一略带笑容的是他自己，他挨个从人们的脸上扫视过去，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无论是谁，脸上都有一层表示惊奇的神色。彭其暗自好笑：“想不到吧？并不像受了羞辱的人，不低头走路，不惭愧得脸红，也不害怕得脸白。”
当他登上楼梯以后，外面草坪里才忽然响起“打倒彭其”的口号声，好像那些惊奇的人们到现在才醒悟过来。首先是少数人喊、接着是大家都喊，马后炮轰轰地响、其实，人们也并不是自己醒悟的，因为江主任来了，他看到围观者众，寂静无声，便发了脾气，叫宣传部一个干事带了头。只要有人带头，谁敢不喊呢？马后炮就这样打响了。
彭其提动将军步，有意多用点劲把楼梯踏得登登响。马后炮的炮声轰轰传来，使他非常高兴。原本觉得欢迎仪式听不到礼炮声有些失望，现在变成欢送仪式了，炮声隆隆，不也很好吗？相比之下，欢迎不如欢送好。欢迎是炮声在前，欢送是炮声在后，人走了，威风还在，其中的意义是不寻常的。
人群开始散去。散去时比集会时热闹多了，曲曲说话声震得走廊嗡嗡响。
“他不是摔断了腿吗？怎么走路不瘸呢？”
“可能是谣传。”
“不是谣传，是真的。”
“你看他脸色还不错呢！”
“倒比以前显得年轻些了。”
“真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看样子他根本没有好好认罪。”
“你还不知道他的脾气？犟死牛。”
“他还笑呢！”
“你看见他笑了？”
“笑了，好像打了胜仗一样。”
“阿Q精神。”
“会不会开个斗争大会？”
“谁知道！”
“回来怎么办呢？”
“可能是养起来算了。”
“没那么便宜。”
“要是养起来，每月会给他多少钱？”
“总不会比你的工资少。”
“那当然哪！”
“要是我有他那地位，我就自己打倒自己，省得当官儿操心。”
“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在其位，哪有愿意自动下台的？”
“唉！看样子，搞来搞去，没啥意思，他搞了四十年，最后还得垮台。唉……！”
“算了！不要再扯了，扯着扯着就没有原则了。”
“喂！注意点儿！扯谈要突出政治啊！”
今年以来，军营里这一类的闲谈是很多的，常常是谈着谈着就脱离了原则，忘记了突出政治，最后经有心人一提醒，大家便哑口无言了。或者扫兴地散开，或者转一个话题，谈大前门香烟的质量怎么降低了，谈火葬场怎样闹鬼的故事等等。
彭其被带到党委会议室旁边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也就是一年以前他与陈政委谈话的那间小屋。他清楚地记得，大风怎样使玻璃撞碎，他自己怎样踏着碎玻璃站起来，整个谈话过程中一语未发。
两名保卫干事把他送进屋以后就走了，取代他们来执行保卫任务的是两个警卫连的战士，一人别一支手枪，站在门外两边警戒。
彭其兴致很高，走到曾经摔碎过玻璃的窗前去看，见玻璃已换上了新的。他朝窗下望了一眼，感到院子里的树木长高了，枝叶比去年稠密。他本想还要推开窗户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但为了不引起警卫战士紧张，没有那么做。他离开窗户折转身来，看到办公桌还是原来那一张，桌面上的玻璃板也还在，只是没有什么彩色照片了，端端正正摆着一张红蜡光纸。纸上有金色的双喜字，还有很讲究的图案镶边，中间印了几行金字：
特大喜讯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于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接见了我空军新编第四兵团政治委员陈镜泉同志，除就我兵团各项工作做了亲切指示以外，还将一尊光辉的毛主席铜像送给陈镜泉同志。这是我兵团全体干部、战士的最大光荣和最大幸福。我们要将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永远铭记在心，更加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将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中共空军新编第四兵团委员会
彭其以飞快的速度将这一张喜报读完了，好像并不感到惊讶，只是几乎听不见地轻蔑地哼了一声。
保卫干事走来通知他说：
“你在这里等一等，陈政委要跟你谈谈，不久就来，希望你端正态度。”
“什么？”彭其的语气跟他当司令的时候一样，“他要跟我谈谈？”
“是的。”
“你去告诉他，不要来，我今天耳朵聋了，听不见。”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不要管，你去告诉陈镜泉，我是聋子，晓得吗？年三十夜里冻聋的。”
保卫干事只得离开去向陈政委报告情况。
彭其很满意，感到刚才的回答很有力，也很艺术，他为自己的成功高兴，望着呆板无色的墙壁笑了。拿出一支烟来，在手上捻了捻，看见了“大前门”三个字，自言自语道：“一个烧炭的，还吸这么好的烟？”又笑笑，将烟点着。
保卫干事又来了，更改通知说：
“由江主任跟你谈。”
“什么江主任？我没有听说过。”
“就是原来的宣传部长江醉章同志，现在是政治部主任。”
“宣传部长是写文章的吗？”
保卫干事愕然，没有回答，意思是说：“你装什么糊涂呢！”
“写文章的我一个也不认识。”彭其说，“我没有文化，不认识字，从来不看文章。”
“你这样的态度可不好啊！”保卫干事提醒说。
“什么不好？你告诉他，我是一个兵，他是秀才，秀才碰了兵，有理讲不清，不要来了。”
“你可要知道，你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跳河的事还没有算账，你们那个集团还在继续清查，不要以为保留了党籍军籍你就万事大吉了。”
“这个我晓得，再严重也不过是枪毙嘛！我已经死过一回了，不怕枪毙。”
保卫干事叹了一声，只得又去回话。
彭其坐在一把椅子上，将香烟倒过来拿着，吹去烟头上的白灰，借以消遣。没有人跟他说话他就自言自语：“看样子要戒烟了，坐牢是不许吸烟的。好，戒掉也好，烧炭的，哪有钱买烟？”
保卫干事第三次出现。
“陈政委问你，要不要同家属见见面？”
彭其蓦地站起来，将烟头往烟缸里一戳，说了一个字：“要。”
“那你跟我来吧！”
彭其大步走出门。保卫干事对两名警卫战士招了一下手，让他们跟在彭其身后走去。他们一行四人在保卫干事带领下，从大楼的这头走到那头，推开了一间办公室的门。
默默无声坐了很长时间的许淑宜和彭湘湘忽见门开了，一齐站了起来，期待地望着门外。
彭其在门外出现。里外三双眼睛对望着，半天没有做声。湘湘控制不住了，声音失常地叫了一声：“爸爸！”哇地哭出声来，要朝门外扑去。许淑宜及时拉住了她的手，对彭其说：“进来吧！”
彭其这才移动脚步，像瞎子过桥一样，颤颤抖抖、伸伸探探地走进来。
外面的保卫干事吩咐警卫战士一个留在门外，一个跟进里面去。于是，有一个战士进来了，把门关上。
一家人走到一起了，湘湘再也不能控制，挣脱妈妈的手，扑到爸爸怀里。
哭声，满屋子的哭声。湘湘在放声嚎哭，只听见一声声叫爸爸，没有喊出一句别的来。许淑宜掩着鼻子抽泣，泣不成声。惟彭其没有声音，他只有眼泪，扑簌扑簌地落下来，落在女儿的头发上。
他们这个家庭自从组成以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景。夫妻之间，父女之间，历来都是比较平淡的。主要原因在彭其身上，他很忙，从来没有清闲过一天。早些年忙于打仗，近二十年来又忙于部队的建设、训练、战备，他脑子里只能装进去那么多，天伦之乐很难找到空隙往里挤。今天是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彭其突然发现了爱情，原来自己身上也有同别人一样的感情！丈夫的感情，父亲的感情，他一样也不缺，甚至以为比任何人都要深沉、强烈。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这不是在今天，而是回到一九五○年去了。那回他过完了自己最后一次指挥陆地战的生活，部队在广东某地驻扎下来，他的纵队司令部设在一个专署所在地的城市。有天从外面回来走进自己的临时卧室，发现有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孩子坐在里面。女同志听见脚步声扭过头来，原来是她！许淑宜也带着一个南下工作队到这里来了，怀里的孩子就是湘湘。那一回本来是可以好好儿地体会一下天伦之乐的，可是不行，彭其马上要开会，许淑宜也立刻要走，当时她的地方工作比彭其的部队工作更忙，更复杂。今天这个意外机会弥补了那一次的不足。那次是在全家欢笑中度过了一个小时，今天是在悲哭中相见，这样，悲欢离合都有了，算是一个完全的家庭了。他抚摩着湘湘的头发，好像这孩子依然只有两岁。他眨巴眼睛望着许淑宜，好像她仍旧是那么年轻。
湘湘重新回到妈妈的身边，手忙脚乱地掏出手绢来擦眼泪，以便把爸爸看得更清楚一些。许淑宜咬住嘴唇，强迫自己不再抽泣，争取能多跟丈夫说两句话，因为不知道会见的时间有多久。彭其则早已像铁汉一样挺立着了，想把力量和信心传导给女儿和妻子。
哭声停止了，一家人都平静下来了，可是，房间里仍有一种控制得很微弱的抽泣声。爸爸以为是妈妈，妈妈以为是女儿，互相一看，谁也没有抽泣。是谁呢？难道出鬼了？彭湘湘首先发现门背后站着一个战士，爸爸和妈妈都转头去看，只见那战士面对墙角低着头在擦眼睛。原来是他！当他进门的时候，这一家三口正在互相望着发痴，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他跟着进来了。
“你们还好吗？”彭其首先开口。
许淑宜点了头，憋住气，然后才沉重地说出话来：“还……好。你呢？”
“我，你看，不是劲板板的吗？我身体很好，吃得，睡得。”
“怎么不写封回信呢？”
“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会客，三不准。”
“爸爸您住在哪里？”湘湘问。
“住在一个招待所，还不错，天天有人陪。今年换了她方，在医院住了几个月。”
“孩子，”许淑宜对湘湘说，“你搬条凳子给爸爸坐呀！”湘湘这才想起来，感到愧疚，忙去抽了一条靠背椅，轻轻放在爸爸的身后，小心翼翼移到不前不后正好合适的地方，颤颤地说：“爸爸，您坐着吧！”
彭其坐下了。
“摔了哪条腿？”许淑宜阿。
“这一条。”彭其抚摩着左腿膝盖说。
“好了吗？”
“好了，完全好了。”
“卷起裤腿给我看看。”
彭其顺从着妻子，将裤腿提上来，卷到膝盖以上。
“你坐过来一点。”许淑宜提出。
彭其又将自己的椅子挪了挪。
许淑宜颤颤抖抖地抚摩着丈夫的膝盖，好像那是一件娇嫩的无价之宝，稍一粗心就会碰坏似的。如果这个膝盖是长在自己的身上，决不会这么爱惜。它是长在丈夫的身上，它曾经支撑着他走遍中国大陆，支撑着他从一个南方的山区辗转飘泊，最后飘到延安与许淑宜相遇，在那里建立了感情。要不是这个膝盖，他和她也许还在天南地北，互不相识，她的孩子也不姓彭，不叫湘湘这个名字了。人人腿上都有两个膝盖，都是平平常常不足一谈的，惟彭其这个受了伤的膝盖对许淑宜有特殊重大的意义。她心疼得如割如绞地抚摩着，又流出泪来。
母亲的眼泪是一眼泉水，泉流直通女儿的心。湘湘把椅子搬到爸爸侧面去，也和妈妈一起捧着那个膝盖，泪花闪闪。爸爸和妈妈是孩子的前身，爸爸和妈妈赖以连结的感情构成孩子的心灵。此刻，一家三口的热血都通过那个受伤的膝盖互相流通了。
彭其感到这样不好。要给她们一些慰藉，要使她们宽心，要让她们和自己一样，产生力量，树立信心，由悲痛转为欢乐。他推开妻子和女儿的手，站立起来，提起那条腿用力甩了几下说：“你看，完全复原了，比以前还有劲。医生很负责任，治得过细，护理也好。我根本没有什么痛苦。”他说了一句假话，“不信我走给你们看看。”
地板登登地响起来，每一声响都显示着力量，很坚实，很干脆，毫不含糊。他做了各种转动的动作，蹲下，站起，抬起来搁到凳子上，还压了几下。
妈妈和女儿仔细地看着他表演，眼泪逐渐干了，脸上出现了微笑。
“够了！”许淑宜闪着泪花笑着说，“还压腿呢！又不要你考文工团。”
妈妈提起文工团，湘湘脸上有一朵浮云匆匆掠过。
爸爸在说：“这都是我在医院锻炼身体的一些动作，考文工团倒是不想了。”
浮云又掠过湘湘的脸。
“你坐下来吧！安静点儿说说话呀！”许淑宜微嗔着丈夫说。
彭其服从了妻子的命令，坐得端端正正，拿出烟来。
“吸的什么烟？”许淑宜接过那支烟来看了看牌子，还给丈夫说，“降格了。”
“爸爸，我给您带烟来了。”湘湘有些慌乱地从旁边拾起一个人造革提包，扯开拉链，从里面掏出三条烟来，“还是您过去吸的那种，中华牌。”
“可不容易呢！”许淑宜插话说，“你出事了，这烟，人家不卖给我们。还是小炮那孩子给我们买来的。”
“小炮？”彭其有点诧异。
“是啊，陈小炮。”湘湘补充说，“这一段时间，我们家里多亏了她。”
彭其沉默，在努力寻思：小炮……她的爸爸……她冤死的妈妈……他们父女之间……陈镜泉授意他的孩子？……不是，不是，那孩子独立性很强，她是不受约束的，她很有主见，她的爸爸管不了她，管不了她……
“你到底是怎么摔下去的呢？”
许淑宜打断了彭其的思绪。
“倒霉呀！”彭其长叹一声，要说下文，却想起了门背后站着一个战士，回头望一眼。
许淑宜和湘湘都望着那个战士，又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谁也不说话了，静得只听见呼吸声，一秒一秒地安静下去，半分钟过去了，一分钟过去了……
那个腰上别短枪的战士一直背对他们站着，把头埋在墙角里，刚才他曾经在轻轻抽泣，现在像是羞于见人，又像是在思虑着什么，也许都不是，而是在洗耳监听着他们的对话？忽然，那战士车转身来，仍旧低着头，轻轻叫了一声：“司令员！”
彭其很诧异，扭过头去仔细望着那个战士，但看不清他的脸。
“司令员，”战士抬起头来，眼里噙着泪花，“你不认识我了？”
“哦！”彭其猛然回忆起来，“认识，我打过你一巴掌。”
“不！”战士说，“你保护了我，叫我没有吃眼前亏，你亲自送面条给我吃，你不要我写检查，要我好好睡觉。”
“你的名字？……记不起来了。”
“我叫杨春喜。”
“对对对！”彭其敲着头说，“你是浏阳人，我的同乡，我记起来了，记起来了，杨春喜，对，是这个名字。”
“司令员，”杨春喜惭愧地说，“我……组织上要我执行看守你的任务，是江主任亲自跟我们谈的，我不能不来。我……”
“这我晓得，”彭其说，“你是战士，叫你来你不能不来，我不会怪你的。”
“还要我们监视你，”杨春喜走过来小声地说，“听见什么看见什么都要汇报的。”
“好，我晓得了。”彭其话中有话地转向许淑宜说，“我们没有话讲了，在一起安安静静坐一坐吧！”
“不，”杨春喜又说，“你们只管讲，要讲什么讲什么，我这只贴在你背后的耳朵是聋的，司令员，真正是聋的，什么也听不见。你老人家相信我吗？我不想提干，不打算在部队久留，服役期满我就要回家去。你们只管讲，我是聋子，眼睛也看不见，是瞎子，就当这屋里没有我这个人。但我不能够出去，我要站在这里，像庙里的判官小鬼一样。”
“小杨！……”彭其感激地伸出手来，要与这纯朴的战上握手。
“不，”战士摆手说，“司令员，我们不能够握手，你们讲吧！快讲吧！时间不多啊！”说完，他重新站成原来的姿势，果真像泥塑木雕的菩萨，纹丝不动。
他的举动使彭其一家人哑然，互相望着，半晌无言，心中的感慨不知从何谈起。许久，彭其才打破沉默，问起了家庭生活小事。
“是不是从那个地方搬出来了？”
“搬出来了。”许淑宜回答。
“搬到哪里？”
“修地下工事住过警卫排的房子里。”
“还好吗？”
“好什么呀！”湘湘气愤地抢着说。
“不，”许淑宜扯一扯女儿的衣服给了暗示说，“当然不能跟原来相比，但也还可以，不比别人差。”
“旁边有邻居吗？”
“有，是个好人，我们出来，有人给我们看家。”
“唔。”彭其深深点一点头，“要跟邻居搞好关系，不要摆架子，我们没有什么架子摆。湘湘，你尤其要注意，泼辣一些，要跟邻居的孩子打成一片，邻居是什么人？”
“军人服务社修鞋的朱师傅。”湘湘说，“朱大娘是没有工作的，天天呆在家里，对我们挺不错。”
“是啊！这些人对我们都不错啊！是啊！是啊！”彭其深有感慨地说，“我在北京也碰到一个好人，是个修机器的工人。你们想不到他是谁吧？”
母女对望一眼，意思是说，这怎么能猜得到呢？
“就是经常到我们家来的那个小赵的父亲。”
“是他？！”
妈妈说：“我们倒是听小炮说了，是一个工人救了你，可没有想到是他。”
“我也没有想到那样凑巧，”彭其说，“真是无巧不成书啊！看起来，我们这两家人注定要成为亲戚。那一家子人真不错啊！赵开发老头，是个好人哪！不管时世怎么复杂，好人总归是好人。小赵也去看我了，当着我的面哭了！那个孩子，实在，有感情，跟他父亲一样，不错啊！都不错啊！湘湘你要原谅爸爸，那时候，我当着那个司令员，心难顾家，身不由己，做了一些刺伤你们的事，爸爸知道是对不起你。”
湘湘忍不住又失声痛哭起来。
“孩子，不要哭，我们大家都冷静一点，想想过去的事，很值得一想啊！”彭其叫女儿不要哭，他自己也忍不住眼泪汪汪，“一个人，身上担子重，手上权力大，很容易忽略体贴人哪！弹指一挥，信口一句话，说不定就要造成多少悲欢离合呢！我自己当了这个囚徒，晓得要爱惜人了！当官的时候，身边的人总难如意；倒了霉，身边的人都可爱呀！我现在变成一个糍粑心了。孩子，爸爸不反对你们好，你们就好下去吧！钢琴再不要锁起来了，想弹就弹弹，想唱就唱唱。爸爸愿你们幸福。”
湘湘哭得更厉害了。爸爸哪里知道这一对青年人之间的伤心事！半年多以来，湘湘恨着他呀！下决心再也不见他了，永远永远不见他了！但她每天都要想起他，偷偷地躲在自己房里寻找最刻毒的词句，写信去骂他。她至少写了三十封信，全都烧了！她担心会让人看出写信人的笔迹，给他带来政治上的不幸。又恨他，又怕他倒霉，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啊？今天，爸爸又提起他，夸奖他，爸爸是多么了解又多么不了解女儿的心啊！她想倾诉，想告诉父母，可又怎么能说得清楚哟！谁知那颠簸的小船，是顺风，是倾覆，还是永远飘流在无边无际的海上？
外面在敲门，杨春喜将门打开。保卫干事伸进头来说：“要吃饭了，还有什么谈的快抓紧时间。”
他把头退缩回去，杨春喜重新关上了门。
“你们没有别的事吧？”彭其问妻子和女儿。
那母女俩好像面临生离死别一般，拉着他无言地抽泣。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彭其站立起来，比他没有倒台时更显得威严稳重，“要把这看成好事，我们有多年不跟普通老百姓接触了，有了官气、骄气，还有那个娇嫩的娇气，不光是我，也有你们。我现在体会到文化大革命的好处了，要不是这个革命，我不会认识赵开发，你们也不会跟朱师傅成邻舍。他们身上有值得学的，跟他们在一起会改变我们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们想不通的，他们觉得好笑；我们讲不清的道理，他们随便讲一句老实话，你就明白了。从现在起，你们不要把我当成一个官，我是烧炭出身的，现在九九还原了。你们也要跟着我变，你是炭黑子的老婆，你是炭黑子的女儿，我们从头来过，再从第一步走起。烧炭的要经常碰到困难，有时要饿肚子，有时要碰上老虎，有时大风大雨会把你的炭棚子掀掉。没有见过一个炭黑子被这些困难吓得不想活，一个个都养成了一副有劲的瘦骨头。你们放心，我不会死的，我是烧炭的，不会为这些事去寻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是一座青山，还不到六十岁，头发虽然掉光了，汗毛还在，汗毛要比头发多。只要不怕冷，少穿点衣服，汗毛还会越长越粗的……”
“爸爸……！”湘湘想说话。
“孩子，”父亲抢了先，“你的钢琴弹得怎么样了？还要练，练好一些，那也是一门本事，跟烧炭一样。我过完这一段，要回来听你弹琴的，你弹一首有劲的给我听。哐！哐！叮叮叮叮哐！”他模仿着弹琴的动作，突然收住，“你们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