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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上

我們坐在飛機上,已經穿越一片大洋和美洲。現在我們進入一片新的海洋—浩瀚的太平洋。出發充滿了戲劇性,因為我忘了一本書—《倖存之書》。書里告訴我們倖存下來需要的一切知識。我忘帶了。我是在去機場的大計程車上發現的。起初我什麼都沒說,因為車上有個記者。我不想在旅程這麼早的階段就掉鏈子,但後來我改主意了(要是我們中有人受了傷,就因為我傲慢地不肯停下計程車而沒能活下來的話,我會無法原諒自己),我讓司機在我的一對朋友夫婦家門口停一下。我知道他們有本同樣的書。

幾天前,我去機場領票—7張奧斯陸到拉羅湯加的往返機票,幾乎花了我10萬克朗。我滿意地走出機場,開車門的時候居然把所有機票都掉進了一個大水坑裡。爆完粗口以後,我撿起機票回機場換新的。女櫃員對發生的意外深表理解,她打出新機票並再次祝我旅途愉快。

我們每個人上一次抽煙都是12個小時前,看上去最受不了的是埃格爾。我們在洛杉磯轉機的時候,他差點兒撞牆,因為我們只能在禁煙的候機廳待著。

我跟他說整個加州都禁煙,但他充耳不聞。埃格爾真有一隻耳朵是聾的,至少是有聽力損傷。我不記得是左耳還是右耳了。就在他最惱火的時候,他突然要跟我打賭。我一直確信《沙皇的信使》是每周六播放的,但埃格爾同樣確信播出時間是周四。我倆都一口咬定自己是對的,但我們都不太願意打賭。打賭就等於把戰事升級了,擺事實、講道理已經沒用。是或不是的爭辯到此為止。只有等某個權威人士拍板誰是正確的,失敗者就得跟著改。在某種意義上進入打賭階段之前更有意思。討論、爭辯,這些都有意義。但我們還是賭上了,是缺少尼古丁把埃格爾逼急了。我們賭半升啤酒,賭注不大,我們都不是特別物質,但絲毫不影響好勝心。我們都想贏。我知道我是對的。但糟糕的是埃格爾好像跟我一樣確信。這是個悖論。他不可能跟我一樣確信,內心深處肯定不是。《沙皇的信使》不是周四播放的。當然不是。周四是工作日,什麼樣的電視台台長會選周四播放《沙皇的信使》?肯定是瘋了。我不理解埃格爾怎麼會這麼想。這是給全家人看的電視劇,就是讓大人、小孩可以一起看,在電視前分享快樂。信使穿過大片的俄羅斯土地,還有一小片蒙古—要是我沒記錯的話,他總是遇到難題。有人要抓他,但他總能化險為夷。周六播放,20世紀70年代末,千真萬確。但除非電視台的人來確認,埃格爾就是不肯讓步。但我們現在離挪威電視系統十萬八千里,十萬八千里都不止。

金和雲浮看上去很滿足。他們很合拍,已經在計劃如何更好地記錄這次旅行了。金從電視台的朋友那裡借來了一台很不錯的數碼攝像機。每次他朝著魯爾舉起攝像機,魯爾都會生氣並舉起一隻手來表示自己的厭惡。魯爾不喜歡上鏡頭。或許他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我聽說廚師總是會捲入不可告人的生意—洗錢、販毒,諸如此類。

馬丁打開他的那張周期表開始在上面做筆記。他好久沒有那麼放鬆了。助學基金、女孩都夠不著他了。他已逃離攻擊範圍,而且越逃越遠,以每小時1000千米的速度。阿汶坐在那兒注視著窗外,雖然外面一片漆黑。太平洋在我們下方。浩瀚無冰的太平洋。鯊魚暢遊其中。阿汶很愜意,他吃著紐西蘭航空(女士們、先生們,姑娘們、小伙們—歡迎乘坐開往檀香山、拉羅湯加和奧克蘭的波音747飛機)提供的飛機餐,供餐間隔短暫。我們目光相遇的時候,阿汶就豎起大拇指說哥本哈根萬歲,也不知道他現在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出發前一天很緊張。我們開車轉著圈買裝備:濾水器、汽爐、顯微鏡、保護精密電子元件不被化學品和硬物損壞的大金屬箱。衛星電話和電腦得調試匹配。現在什麼東西都得整天調試。以前從沒人提這種事,是黃頁上的一個很無私、很能幹的人幫我們調的。他一邊調試一邊隔著絡腮鬍微笑。他就好這個,喲呵,通用介面、停止位和數據位、奇偶置換,各種我不懂的行話。最後衛星電話和電腦接通了。它們達成相互理解,相當了不起。實際上,這就意味著我們從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發送和接收數據信號,或者直接撥打電話了。通信費當然價格不菲,但我成功說服一家大報社,通信費應該由他們買單。作為交換,我為他們寫可研報告。

我們還在挪威空中救援中心登了記。我們希望萬一出了事,他們能來救援。只要附近有機場,他們就能來,義不容辭。我們覺得只是個很了不起的服務。問題是附近沒有機場。最近的坐船也要一晝夜。在沒有船的情況下,我們只能自求多福了。

有件好事恰在出發前發生:Helsport為我們購買帳篷、睡袋和雨衣提供了很給力的折扣價。我欣然抓住機會,現在行李里裝著一頂巨大的帳篷,可以睡下八個人。我們每人還買了一個熱帶睡袋、一件雨衣。我們聽說那裡雨水挺多的,難以置信,但確有其事。天門大開諸如此類關於天氣的陳年八股文,統統是從熱帶來的。

還有就是康提基博物館給了我們一卷毫米紙,並囑咐我們把馬努埃島上很可能存在的古代居民遺址儘可能精確地測繪下來。應該還沒有任何人類學家或考古學家測繪過這座島,很可能有寶藏和人類生活過的痕迹。他們讓我們明白,對於科學來說,一切都是有意義的,我們不可能失敗。

接下來,我們聯繫了位於特羅姆瑟的REAL戶外食品公司,他們毫不猶豫地送了我們一百包探險食品—小包裝的佃農燉菜、燉面、燉牛肉、酸奶油醬燉綠青鱈、水手雜燴,可能還有幾樣別的品種。只需要剪開包裝袋的頂,灌上半升開水,攪拌,再放一小會兒,嗖地就變出一道營養豐富的高級菜。這種食品的主要受眾是攀登喜馬拉雅山或參加惠特貝瑞環球帆船賽的大小伙們。

現在輪到我們了—挪威派往最前哨的特遣隊,我們向著知識的前沿出發,國王為我們撐腰。這是一場探險。所有質疑都已經橫掃。我們就是探險隊的裝備,我們就是探險隊的模樣,我們就是探險隊。而我就是隊長。

飛機上的想法3

想法一:蒼天大海。我這是要去幹什麼?

想法二:我不懂的太多。

想法三: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大聲地堅持讓我們系好安全帶?

想法四:飛機是不是在大多數氣流層中都會有些顛簸?

想法五:我的理論是不可能驗證的。

想法六:我應該當醫生。

這六個想法中最讓我糾結的是第一個和第五個想法,其他都只是一念之間。我坐在那裡有一種嘴塞得太滿的感覺,太魯莽。說得沒錯,那條理論不就是我拍腦袋想出來的嗎?我就是把美好的冬日天氣跟海爾達爾大膽的遷徙理論攪和在了一起。冰刀順著麗岸湖的冰滑得好順暢,腦子也跟著滑到哪兒是哪兒。我當時覺得自己好強大、好自信,現在我沒那麼有底氣了。如果理論得到驗證,肯定一炮而紅。隊長顧慮太多不是什麼好事,我必須試著把顧慮隱藏起來,但問題是露餡兒是遲早的事。

在我們出發前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熱切地希望阿汶和我,或許還有馬丁可以提前去南美洲,砍些輕木杆子扎個筏子,然後像海爾達爾和他的隊員那樣漂洋過海。就是為了做而做。這樣的話萬一溜冰理論之後證明不成立的話,我們怎麼說也已經有了一個成就。其他人都斷然拒絕參加孤筏遠洋計劃,但有段時間阿汶和馬丁對這個想法的態度好像有所轉變。我們需要的輕木杆子肯定不多,造三個人的木筏跟造七個人的肯定是兩碼事。我們可以造一個像《朱童和朱重》(1)那樣的木筏,船帆什麼的一應俱全,漂洋過海易如反掌。我這麼想。然而阿汶和馬丁讀了康提基書中描寫伐木運木的那一段之後有了別的想法。他們不喜歡關於海爾達爾和沃辛格以及他們的棕色皮膚朋友必須穿過的那片叢林的描述。叢林沿著河岸像一堵堅固的圍牆,鱷魚伺機埋伏。最糟糕的是—我引用一下:「我們坐木筏在外總是會引起一群由印第安人、黑人和西班牙人組成的烏合之眾的高度注意。」這句話讓阿汶和馬丁打了退堂鼓。他們拒絕加入。儘管在我們現代社會裡,人們對外來文化來訪者的態度跟50年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我們生來積極開放,我們了解到自己並不比別人強,我們自己的態度也是。薩米人、印第安人、因紐特人、黑人—他們都和我們一樣出色。他們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我們學會如何與世界共處,不再自以為是地認為我們的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先進的文化。民族優越感的世界觀已經破碎,反正我高中的社會學老師是這麼認為的。但真實情況更微妙。受過高等教育的阿汶和馬丁想到印第安人、黑人和西班牙人混在一塊兒會幹出什麼事來還是會緊張。據阿汶說,特別是西班牙人起了決定性作用。黑人和印第安人總能應付過去,他們是自然的人類,有先祖的傳統,不用太擔心,但西班牙人要叵測詭譎得多。他們是征服者,欺負動物、女人和其他人種,沒心沒肺,姦猾狡詐,愛金如命,一言不合就翻臉。馬丁號稱他看過每項統計顯示所有從「泰坦尼克號」上倖存下來的人血管里多多少少都流著西班牙人的血液。

得知阿汶和馬丁不想去之後,我失望又生氣:表面上我裝成這樣,骨子裡我鬆了口氣。不用去南美洲太好了,那邊本來就不太平,政治全是腐敗的,不是足球就是毒品。民主體制那麼不穩定,從來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事。這是我聽去過的人說的。開車都跟鬧著玩似的,被逮著了只要給警察塞一兩張紙幣就行了。另外叢林也很危險,到處都是毒蛇和妖孽。只要隨便拿一本國家地理雜誌就能看到那兒生活著的怪物,好多都還沒被發現。解決的辦法是我們打電話給一個阿汶認識的在厄瓜多留學的女生。她很拿我們當回事,並承諾把一個椰子(用防水漆)塗成紅色,搭公交車到海邊把椰子扔進太平洋。計劃是椰子漂到波西尼亞時,正好到我們島上。這與其說是科學實驗,還不如說是致敬,向海爾達爾致敬。這是我們向他致敬的方式,謙卑的小敬意。如果椰子順利抵達,怎麼也應該會上報,哪怕只是一條通訊。

我在讀《生存之書》,一個瘋狂的空軍特種兵寫的,來自英國國防精英部隊。書的內容簡單直白,就是教你如何在最極端的環境下生存下去。書中說要隨時準備應付任何情況,不管在什麼地方,因為一切都可能發生。他好像是在說戰爭就是日常,放鬆一秒你就死了。就像有人認為我們生活在冰河時代的溫暖時期一樣,這傢伙認為戰爭是恆常的,如果看上去好像不是這樣,那只是因為我們幸運地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地方。但朝不保夕,情況隨時在變,應該隨時提高警惕,防人之心不可無,有備無患。必要情況下,既要殺動物,也要殺人。必須一直,好話不多說,一直隨身帶個應急箱,或是應急包。應急箱和應急包是有區別的:應急箱里有所有最必需的東西,應急包里東西更多一些。

應急箱里通常有火柴、蠟燭、打火石、放大鏡、針線、魚鉤魚線、指南針、裝有氚氣的玻璃容器(書上寫著氚燈能常年照明)、製作陷阱用的鐵絲、手鋸(用手鋸可以鋸倒相當大的樹)、急救用品和藥物(抗生素、腸胃藥、抗組胺葯、抗瘧葯和高錳酸鉀)、手術刀、避孕套(不是用來亂搞的,是用來儲水的)。

開車、駕船或坐飛機的時候身邊一定要有應急包,裡面放炊具、燃料、手電筒、熒光材料的信號筒、熱飲、食物,另外還要裝一塊鋁化塑料布,情況緊急的時候可以鑽進去。

我突然意識到應該在離開特隆赫姆前看一看這本書。我大概是把安全問題想簡單了。在家的時候是很安全、很美好。人們都相互認識,沒事串個門,很少出現緊急情況,但現在情況不同了。這是探險,隨時可能出現危險。「記住了,」書上說,「你的反應沒有你的刀快。你的刀是你生存下去的重要工具之一,永遠要保持鋒利並隨時準備掏出來用……保持刀身清潔……永遠不要朝樹上或地上扔……養成習慣隨時摸一下刀是不是在該在的地方。這應該成為通過狹窄通道時的條件反射。檢查口袋和裝備應該成為你的第二本能。」好嚴格。

克制住恐懼之後,我打起精神,並覺得不要往樹上或地上扔刀這條建議很讓我滿意。作者肯定注意到不管是男孩還是成年男人都有這麼乾的傾向,完全沒有任何實用性的目的,就是為了看看刀立不立得住。這是普世的條件反射。我就是要往樹上扔刀子,我們會想,說不定就立住了。但空軍特種兵建議我們別這麼干。我絕望地開始讀題為「飛行事故」的章節。

「飛機在複雜地形墜毀或迫降是很劇烈的。」上面寫了墜毀時以及之後應該如何應對,還有一些可以提高存活率的小絕招。「飛機停下來後(不是之前),按照乘務員起飛前的指導離開機艙……隨身帶的東西越多越好,但千萬不要停下來找自己的個人物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你會為行李里裝了應急箱或應急包而感到高興。」

這還沒完。

「你會處於受驚狀態並在恐慌邊緣徘徊。如果著火了或有著火隱患,保持距離直到危險過去,但只要保證安全,不要走得太遠。如果燃料泄漏的話要確保無人抽煙……如果可能的話,把死人與活人分開。死人是恐怖環境的一部分,分開可以讓倖存的人更容易冷靜下來。」書里還鼓勵大家應該練習嘗試那些平時不吃的食物。「如果通過練習,你已經對不尋常的食物習以為常,求生的時候就會變得更容易。」另外還要特別注意是不是有孩子倖存下來。「嬰兒看上去非常脆弱,但其實他們很頑強。」書上說,「孩子需要安慰和照顧,特別是失去了親人之後……必須確保他們不會亂跑、玩火或暴露於未知的危險之下。」

我突然很後悔沒有在童子軍里多待幾天。童子軍里有我當時看不到的機會。我本來可以學會怎麼用刀和繩、怎麼生火,但我沒忍住。我7歲的時候在童子軍里待了半年,然後就受夠了。童子軍讓我難以忍受,一部分原因是早在那時我就已經對有組織的課餘活動產生了懷疑,另一部分原因是我的本能讓我對圍坐在一個叫巴格拉的女人身邊玩「金氏遊戲」這一活動感到不安,因為遊戲規則是每個人有一分鐘時間記憶地板上放了什麼東西(火柴、放大鏡、鉛筆、鑰匙等),然後東西被蓋住,大家得全都回憶出來。巴格拉玩這個遊戲的時候非常嚴格。我們一定要跟上。其他時候也可能是跑到自然中盡情觀察。這兒跑來一頭駝鹿,那兒站著一隻鳥,諸如此類。但那場遊戲已經結束了,我再也做不了小狼崽。童子軍都沒畢業,我就想當探險隊隊長。我這是在自找麻煩。

皮膚曬得黝黑的乘務員又來送吃的了,先給我們上了一道類似義大利面的主菜,然後給我們分發裝在籃子里的麵包。我拿了個麵包,但留著沒吃。或許是對探險能否成功的質疑讓我心慈手軟了,我很快就對這個麵包產生了感情,我們成了朋友。我假裝麵包是個小生靈,就像小野兔或小松鼠,我左右搖晃它,這樣它看上去就像會走路似的。然後我把它放到肩膀上注視著窗外。然而,正當這段小小的友誼剛剛起步,就來了個空姐收食物,於是把我的朋友也收走了。我一不留神,麵包就不見了。我最親愛的朋友,不見了,簡直難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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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挪威著名童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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