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一場探險

我該怎麼著手，我等著靈光乍現。天知道我該怎麼著手。等待期間，我讀書。我讀到個別科學家並不完全接受海爾達爾的遷移理論。科學家們質疑他的海上孤筏。他們並不懷疑他這麼幹了，但他們懷疑這與當年人類移居太平洋諸島的場面不相符。他們覺得這不合理。其中有一個英國女人正在研究波利尼西亞人的基因是不是更接近亞洲人而非南美洲人。如果假設成立，對海爾達爾來說可謂當頭棒喝。我得祝他一臂之力。要想挽回挪威的尊嚴，我就得助海爾達爾一臂之力，別人也做過類似的嘗試。有人滑著雪去過南極，一個人，還去過北極。但在我看來他們只是證明了這些事可行。這自然也是種成就。這是我抹不掉的。但他們並沒有以驚人的科學成果造福人類。他們首先造福的是他們自己。或許還造福了一部分挪威的商業，我怎麼知道？

我得為此做點兒什麼。

但得先把一切安排妥當，得拿到錢，得按計划進行—看上去錯綜複雜。我懷疑讓我來做組織者只能算中規中矩。我有理論，但理論得被證明。這需要感染力。我記不起來自己有這樣的能力。能力我有一些，但能感染人嗎？有，也是特例了。

而且我已經有了出行前的惶恐，還不知道我到底要去哪兒，什麼時候去，甚至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成行。但我已經開始惶恐了，我是既害怕又期待。

我養成了沒事跑機場的習慣。我在練習。我站在出國旅行的人要走的那扇門門口。我不能進去，因為我沒有機票。但我站在那兒假裝旅客。我還會去咖啡館坐坐，喝喝茶，其間喝瓶汽水，一個一個店鋪逛逛看看。我會在胳膊下面夾一張外國報紙，研究飛機的起落。飛機的動力多麼強大，噴氣機的聲音，聲勢浩大；飛機的重量上千千克，但它們卻能飛起來，還能降落，輕若鴻毛。

這事我每周都干兩三次。

我背上總背著個包—旅行包。別人可能以為我外出旅行，而且經常旅行，或者轉機路過，可能還是班機延誤的受害者。我看上去有些絕望。天氣大霧，總有些這樣或那樣的意外。「你上回坐不出岔子的飛機是什麼時候？」我問買熱狗的隊伍中排在我前面的那個人。他激動地搖頭表示同意。總出錯，錯了就得糾正，就得等。像我們這樣整天旅行的人就得學會有耐心。他要去巴黎。我們聊了聊巴黎。還好我看了夠多關於巴黎的文章，所以他看不出我從來沒去過。旅途中的我們，隨時分享經驗。「你去哪兒？」他問。我說我要去南美洲的秘魯。他吹吹口哨表示他覺得挺遠的。「不像巴黎，沒錯。」我說。但不管怎麼說，巴黎也挺不錯的。我表現出長途旅行很無聊的樣子。在巴黎度個周末更吸引人，逛逛香榭麗舍，看看盧浮宮。我懂什麼，優哉游哉地就好。看看女孩，啊哈，法國女孩。他知道我在說什麼。

然後我坐機場大巴回特隆赫姆市區。在皇家花園飯店下車，然後踱步直到看見一家賣旅行箱包的店鋪。我走進去展開一場對話，大談我的旅行計劃。很遠，我要出遠門，並且有危險。店員給我看了帶密碼鎖和全套裝備的行李箱，價格不菲。我說我得回家考慮一下，於是就回家考慮去了。

我知道我害怕坐飛機，非常害怕。飛機是會掉下來的，幾個星期前剛發生過，砰！直接掉海里了。

我聽廣播里的趣聞，隨時捕捉有趣的事，總會派上用場的。這次是廣播。一個心理學家多年來一直在研究我們在兄弟姐妹中的位置如何影響我們的性格特徵，比如我們是老大，還是老小。他在廣播里娓娓道來。他聲稱自己調查的對象有一萬人，已故的、在世的，有科學家、政治家、藝術家等，有極端的、保守的。他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往往比之後出生的弟弟妹妹們智商高一點。與之相對應，年紀越小越容易接受新想法。他們甚至會自己創造新想法，而老大更傾向於擁抱現狀—那些父母一輩人所代表的一切。革新都是由兄弟姐妹中最小的那個創造的。他們更開放，更極端，更反叛。老大可能會成為自己行業中的佼佼者，能拿諾貝爾獎什麼的，但只會在已經建立的安全框架之內。老小自行其道，標新立異，絕不為傳統止步。他們總能發現別人都不相信存在的事物，做別人認為不可能做的事。最重大的發現都是弟弟妹妹們乾的。

雖然我是老大。換句話說，我的智商可能比我的弟弟高一些，但根據心理學家的理論，他會走上新的道路，看到我看不到的東西。我忙著討好父母，心理學家說，我弟弟不會。如果真是這樣，這顯然是我成為開拓者的障礙。我又不是想出來證明什麼既存的觀點。相反，我要有新發現。幹革命，至少是科學上的革新。問題是我能不能獨立完成。不遠萬里跑去地球的另一端，就因為我是兄弟姐妹中的老大，眼力見兒不對，結果跟顯而易見的重大發現失之交臂，這也太可惜了。去太平洋轉一圈，結果只證明了什麼既存的觀點，我不能冒這個險。這樣的話，既可惜又屈辱，地圖上也不會多一個字。

或許我應該把我弟弟也計划進這次旅行。他和我一起應該是智慧與發現新事物能力的完美結合。另外，他比我年輕得多，只要一點運氣，他可能取得的發現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歸功於我。他激進的態度和我的足智多謀，為我們打開了一條大道。未來諾貝爾獎歸我，我弟弟也不會有什麼微詞。據我所知，他自己從來沒有這方面的野心。

錢。

我需要錢，得找設備，買票。沒有錢不可能完成探險。我自己沒什麼錢，只夠維持生計，盈餘不多，但肯定會有人想要贊助我這樣的人—一個年輕的開拓者，視為祖先爭光、為科學添彩為己任的人，錢應該會滾滾而來。我確實沒什麼建樹。沒什麼可以拿得出手的東西，但關鍵是意願。大家應該看得到我有美好的意願，並不一定非得已經有所建樹或屢次探險才能引人注目吧。不然的話，只會令人作嘔地討好到一批老年人。而我們小輩將永無出頭之日，社會則將承擔錯失大量新想法的風險：我自己的新想法，我弟弟的，還有別人的。這樣就太慘了。

我寫了幾封信，給政府，還有挪威社會大大小小的權力機關。我想問他們要小几十萬塊錢，只要夠我和弟弟或許再加幾個人買裝備上路就成。看著辦吧。我儘可能用吸引眼球的方式把我的理論寫下來，並給自己塑造了一個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的嚴肅青年形象。我對自己的理論有所保留。我照實解釋，我也不完全確定太平洋曾冰封千里，但我同時指出當年海爾達爾也無法完全確定他的輕木木筏理論是正確的。他賭了一把，有錢人就投錢支持了他。我也願意賭一把。我還補充說萬一溜冰理論翻車了，我還存了點兒其他理論。最不缺的就是理論。我還暗示我有一種預感，我，或者我弟弟，會有新的發現，最好是某種新元素。我很願意以那個為我們的探險出資最高的團體、機構或個人的名義為這種新元素冠名。我有意識地這樣寫，心知這樣的措辭可以套到錢。以自己命名的東西，大家都喜歡。我覺得我的那些市場推廣的小伎倆已經盡其用了。我說出了他們能聽懂的語言。我還做了預算，自己看著還覺得挺專業的。預算配上漂亮的下劃線和正確的符號。比如，我在申請總額下面畫了兩條線。

當然還附上了五年級、六年級野外課的評語。

然後，我就把信寄了。

只過了幾天，我就收到了第一個回復，是來自國王的，通過他親切得力的內閣秘書轉達。國王祝這個刺激而有趣的項目好運。潛台詞就是我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不是經濟上的，沒錯，是道義上的。我有他做靠山。這種感覺不錯。國王都支持我，我覺得錢一定會滾滾而來。我把信複印了，給每個聯繫人都轉發了一遍，作為補充附件。這樣他們就知道事情的重要性了，讓他們感覺一下分量。

但我並沒有如願以償。

又過了一個禮拜，信擠爆了我的信箱，接踵而來的，都是標準的拒絕信。他們沒有把我當回事。關於太平洋探險活動的資助申請回復如下：我們這個機構每天都收到各種活動的資助申請，其中很多我們都願意批准，但是，等等。總是這些「但是」，就是這樣的筆調。我這兒計劃著一場光榮的探險，代表挪威的大行軍，他們居然稱之為活動，才不是什麼活動。這是一場能讓我們所有人光宗耀祖的探險。居委會搞的那才叫活動。大家決定一起耕耕公共區域的地，種種新草；打電話給鄰居問問要不要一起上房頂補補落水管。這叫活動。我的項目是探險，說不定是豐功偉績，誰知道呢？反正不是什麼活動。

他們全都一口拒絕。我大概不需要一一點名，但他們都拒絕了。不管了，豁出去了。我來點個名。挪威石油、挪威水電、阿迪達斯、瑞瑪1000連鎖超市、法國航空、基洛伊旅遊公司、北歐航空、布拉森航空、挪威電信、外交部，都拒絕了。另外，研究院還道歉說他們不可能以物資或其他任何形式來給予我支持。連拍拍肩膀說句鼓勵的話都沒有，什麼都沒有。這最後一條特別傷人。海爾達爾當年可是從美國國防部得到了設備和補給。他要為他們測試，比如測試一種驅趕鯊魚的粉劑。他們肯定是研製了某種新型粉劑。50年前，鯊魚粉劑研究前沿一定發生過什麼重大突破。我也能測試粉劑，但他們說不用了。連我覺得很有把握的勞力士都從日內瓦發了一通沉悶的電報，上面說我項目的目的很有獨創性，也很有意思，他們甚至感激我想到讓他們來資助的壯舉，然後他們插入了一段道歉的話，幾乎就像個從句，一個很小但殺傷力很強的從句，直言他們不可能資助我，不管他們有多不情願。寫得就像他們還沒有決定似的。就像勞力士也不能做勞力士的主，還另有他人拽著勞力士沉重的線繩—一個為所有重大決定敲板的人，勞力士只能言聽計從，而勞力士登上《國家地理》雜誌的機會自然也泡湯了。我本可以手腕上戴個勞力士站著，配上文字說明：力量和誠信是我最欣賞的品質，我獨步天下，有國王撐腰，讓全人類又前進了一小步，而我的蚝式恆動探險家二號一刻不停，絲毫不錯。

然而沒有。這讓我很失望。要是有個勞力士，我至少可以隨時知道時間。哪怕萬念俱灰，至少我還能知道時間。作為報復，在考慮片刻之後我聯繫了造假勞力士的生產商。或許他們贊助基礎研究的心態更健康，但還是有差別的。我見過這樣的假勞力士。它們又丑又輕，而且秒針是一格一格移動的，不是流暢滑行的。我坐火車周遊歐洲的時候有一個名叫埃格爾的同伴，他差點兒在比薩斜塔下從黑人手裡買下這樣的表。後來他還是放棄了，雖然那個黑人說：「等等，等等，你來決定，想付多少錢？」我們只是看看塔，太斜了，然後埃格爾建議—誰搞得懂這個傢伙：我們應該坐火車去波河河谷，因為他想在歷史名勝區打個「飛機」，他是這麼說的。另外我還得到了一個住在亞洲某地非常富有的挪威人寄來的拒絕信。一個勛爵，一個富有的挪威勛爵，他拒絕了我。這樣一來，我的這場探險的經濟基礎看上去就單薄了。老實說，與我原來的希望背道而馳。

我得做點兒什麼。懷著半絕望的心情，我投身到豐富的探險文學中，看看那些老傢伙是怎麼搞定資金的。我停在了麥哲倫這兒。他指了條明路。我明白，麥哲倫可不是什麼泛泛之輩。他不僅是第一個穿越麥哲倫海峽和太平洋的人—他用了80天橫渡大洋，沒有經歷一場風暴，這讓他相信自己發現了一片太平的大洋，而且他還非常擅長組織和募資。當葡萄牙的資助捉襟見肘時，他就去了西班牙另闢蹊徑。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娶了獨掌西班牙赴印度艦隊大權的人的女兒。這可是一步決勝的棋。然後他進一步得到來自勢力集團的支持，包括教會和財政要員。最後他得到了自己的船隊和錢，啟程出發。許多人認為麥哲倫的功績比瓦斯科·達·伽馬和哥倫比亞的都大。無論從道德上、學術上，還是實質上來看，都是這樣的。麥哲倫穿越的航道更兇險，橫渡的大洋也超越了前人的想像。他比任何前人航行的都久。麥哲倫的不足在於，他沒有回來。麥哲倫在關島附近的小島上，身上插著毒箭倒下了，英勇就義。

但想法是好的。麥哲倫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了他的探險隊。他高瞻遠矚，有條不紊，先建立起了自己的關係網。看來我得效仿一下。我得先建立一些有利的關係。這應該還挺快的。

我決定使用麥哲倫模式，現在我站在特隆赫姆的一所高中門口，等著他們打鈴放學。今天是周五。我調查到某個集團大佬的女兒在這裡上學，就在這所學校。她還挺可愛的。我已經在遠處觀察她好些日子了。她的父親是某個總部在挪威的跨國集團的總經理。跟其他挪威相關的公司一樣，這個集團的關鍵詞是離岸。這個集團就是個錢倉，股票一直在漲。我給馳騁股市的人打過幾個電話，對這家公司的總體印象相當樂觀。要是有誰錢多得想找人分的話，那肯定就是他們沒錯。但寫信不管用。我早就得出了這個結論。關鍵時刻靠私聊，面對面地。這是做交易的古老方式，或許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我拭目以待。

我等的女孩叫愛娃，19歲，比我小10歲。我還沒有對她做自我介紹，現在就去做。我要讓她喜歡上我，做我女朋友，然後嫁給我。這就是計劃。禮物將從她父母那裡源源不斷地湧來。房子、車子，我想肯定少不了，還有家電，但這些我都會拒絕。或許早在婚禮上我就會提出我的唯一請求，在總經理和他的女兒—新娘跳過舞以後，當我們—我和他—坐在各自的椅子上時，手舉干邑白蘭地，或許還有雪茄，我會請他資助我的探險。資金總額對他來說不足掛齒，讓他無法拒絕。他跟自己的女婿坐在一起，儘管我們第一次見面只是幾個月前，但他已經學會像愛自己的親兒子一樣愛我。他的嘴裡說不出「不」來。他會在我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年輕，有衝勁，創意卓絕。他完全被感染了。他當然能看出來我是年輕氣盛，但是他喜歡。他喜歡我遠大的理想。他會說，他真想親自參加，但是他做不到，他要操心的事太多，要是20年前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加入，但是現在……他搖搖頭。而且他也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我探險歸來功成名就、聲名顯赫，對他的集團也是有好處的。儘管我的教育背景並不對路。「教育背景不是全部。」他說，「比起你讀過的書，你是什麼樣的人、做過什麼事更重要。」他這麼說一小部分原因也是估計到馬上會抱孫子，他也想為我和愛娃提供一點兒經濟保障。然後他把他宗教界和金融界的朋友都介紹給我。這樣就萬事俱備了。

下課鈴響了，學生們開始走出教學樓。他們下樓走向我守著的大門。愛娃就在其中。她和一些女同學走在一起。她經過的時候，我喊：「愛娃！」她轉身停下腳步，以充滿疑惑的口氣說：「是我。」我自我介紹一番後說，這聽上去可能有些奇怪，但我迷上了她，想認識她。幸好我的外形並不可怕。恰恰相反，我長得還可以。一個膚淺的19歲女孩很可能只因為我的長相就對我著迷。這是自然賜予我的天賦，對此我心存感激。我可以說從來沒有利用過這個天賦，但現在算是派上用場了。在這種情況下，目標決定手段。其實我並不覺得這算處心積慮，這叫務實。我當然也會愛她、尊重她。我想不出任何我不會喜歡上她的理由，就像我會喜歡上任何其他人一樣。

她想知道我是怎麼知道她的，我扯了個很爛的謊，幸好她吃我這套。我時不時地會去她常去的那個騎術中心騎馬。我見過她幾次，我說，心裡很清楚她喜歡騎馬。這我是調查過的。

她有些受寵若驚。她的朋友們羨慕地偷笑起來，遲疑著走開了。愛娃和我單獨站在校園邊界。愛娃現在就要去騎術中心。我提出開車送她，並向她保證我的動機是真誠可靠的。她看著我的眼睛相信了我說的話。我們走到我的車跟前，車就停在一邊，還閑聊了兩句。

然後，我就開車送她去了騎術中心，看她騎馬。她提出讓我試騎一下她的馬，但被我推辭了，我說我上次從一匹年輕的野馬背上摔下來把膝蓋摔傷了，我還畫蛇添足地說那是一匹閹馬，這個詞到這一刻為止還從沒在我嘴裡出現過。她是個矯健的騎手，跳躍障礙易如反掌。之後我們去咖啡館。她有些嘻嘻哈哈，但我開誠布公地把我的探險計劃告訴了她。她覺得我志向遠大，很了不起。她說，她想從醫，這在她的能力範圍之內。她在學校里成績不錯，而且很有同情心。她覺得自己很幸運，她想幫助那些生病的、不那麼幸運的人。我沒說出口，但心想娶個醫生挺好的，她能在很早期的時候就發現癥狀，這樣我就不用急著戒煙了。我自己的貼身醫生，並且還是我能喜歡上的人。

我問她父母是做什麼的，當她說到她總經理父親的時候我假裝很吃驚。「那是你父親？」我問，「誰會想到？我以為所有這樣的集團老總都住在奧斯陸呢。」但心裡清楚他每周兩地往返已經好多年了。

「他每周回來一次。」愛娃說。

一切如期順利進行，我們約好再見面。

我覺得經濟問題算是解決了，需要花點兒時間，但只要我把手上的牌打好了，錢基本上肯定會進口袋。現在我需要的是幾個好用的人。我應該選誰？海爾達爾只帶了男人，實打實的男人。但自那以後，性別社會學前沿已經發生了許多事。我是不是應該招幾個女性探險隊員？這在政治上是非常正確的，幾乎有些矯枉過正。

我就這個問題思考了好幾天，越來越傾向於只選擇男孩同行，或者是小伙（也有這麼叫的）。這個選擇有許多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探險隊從來都是由男人組成的；第二個原因是女人和男人混在一起通常會以不安與災難告終；而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我還從沒參加過只有男人組成的團體。我感覺自己缺乏這一經驗。我對女人當然沒有什麼意見，我不覺得她們比男人差，根本沒有。可能男人總體而言比女人強壯，純粹就身體而言。男人舉得重一些，跑得快一些。但我聽說女人比男人更能吃苦忍痛。我也不知道這是好事還是壞事，但事實就是這樣。我認為，如果選出一個只有女人參加的探險隊來會給外界發出錯誤的信號。這會讓人以為這是一次痛苦的探險。我完全沒想過要讓自己和我的探險隊員們面對痛苦。這次探險跟大多數探險一樣，痛苦適中，不多不少。

我並沒有像缺男人那樣缺女人。

比如，我沒有服過兵役。徵兵的時候，我拒絕了。同班同學都覺得我很奇怪。那時候，我已經五大三粗的了，為什麼不願意穿上國王的軍裝？我是反對武器和暴力的，我說。我是和平主義者。我相信和平的解決方式，相信談判，相信只要嘗試，理性終將勝利。面試的時候，我是這麼跟警察說的，結果我就去做民事工作了。自我感覺非常正確，我的朋友們也這麼做了。如今我看到世界遠比我當時想像的要複雜，但原則上我的想法沒有變。我不後悔自己沒有學習開槍，但我有時會後悔沒能和其他男生共度珍貴時光：躺在戰壕里，朝官方指定的某些敵人拚命開槍；或者外出滑雪，在雪地里挖洞，再把自己藏進去，或許還有雪暴，聽另一個北面來的士兵講一段粗糙還帶歧視的少數民族故事。這我從來沒有體驗過。

我要組建一個男子探險隊。

海爾達爾的男人們都是從哪兒來的？

第一個，赫爾曼·沃辛格，是海爾達爾在紐約的「挪威海員之家」吃早飯的時候出現的。海爾達爾在紐約向幾個傑出的民族志學者彙報自己的理論。他沒有得到任何支持，沒人相信他那危險的項目。沃辛格走進餐廳的時候，海爾達爾正一籌莫展。在海爾達爾的書中把沃辛格描述為一個衣著得體、體格矯健的年輕人，一個學院工程師，畢業於特隆赫姆的挪威技術高等學院。他來美國採購一些機械零件，並且實習學習製冷技術。他在「海員之家」吃早飯是因為那裡有最可口的挪威菜。就在此刻已能看出沃辛格實足是一塊探險的好料。他在美國紐約，一個能享用世界美食的城市，但他還是來「挪威海員之家」吃飯，因為他想吃挪威菜。他可以吃日本菜、印度菜、猶太菜、美國菜、阿爾巴尼亞菜。他想吃什麼早餐就能吃什麼早餐，但他卻要吃挪威菜。這就是赫爾曼·沃辛格。這就是他與海爾達爾相遇的原因。

那天早上，海爾達爾對沃辛格提及了他的項目。他只是隨口一提。除此之外，兩人之間別無他話。但四天之後，在同一個地方，沃辛格表示他很願意參加這個海上之旅。海爾達爾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認為他是條好漢。「好吧，」海爾達爾說，「那我們就一起。」

後來某一天，沃辛格和海爾達爾闖進了「探險傢俱樂部」。他們和丹麥極地探險家彼得·弗洛興聊了聊，弗洛興覺得坐印第安木筏漂洋過海這個主意棒極了，他願意全力支持他們，從此他們就一帆風順起來。消息不脛而走，很快就有人承諾給予他們經濟支持，只要他們願意為報紙寫文章，並答應在返程後巡遊演講。

「但還缺四個人，四個得力的人。」海爾達爾這樣寫道，「必須精心挑選，不然在海上與世隔絕地漂上幾周後只會出現爭吵和叛變。」得趕快找到他們，因為過不了幾個月颶風季節就要開始了。他們必須在此之前離開秘魯。怎麼知道人得不得力？海爾達爾沒有直截了當地寫明。據我所知，政府也沒有制訂出一套指導方針來。所謂招賢納士多少有點兒神秘色彩。尤爾·伯連納在《豪勇七蛟龍》中對這一點就有所表達。一群墨西哥農民遇到了難題，他們的村莊常年被土匪肆無忌憚地劫掠，他們想尋求幫助。墨西哥人在電影里總是那麼。說好聽點兒，他們總是夾著尾巴落荒而逃。他們是一群貨，所以他們去找尤爾·伯連納，尤爾·伯連納一點兒都不，恰恰相反，這個倒霉蛋是個浪跡天涯的槍手。他們想尋求幫助，於是就問尤爾能不能帶一幫兄弟上街。他們都有槍，無一例外。「不是這樣的，」尤爾說，「沒有這麼簡單。我們得找對人。」對的人和錯的人之間有天壤之別，如同晝夜。「那怎麼決定一個人是對是錯？」墨西哥人問。有辦法的，尤爾熟悉，他有辦法。之後他就讓他們猜他說的是什麼辦法。首先，就是要看那人是用槍快還是用刀快，或刀槍齊快。最好是那條什麼小河這一側最快的。這是一件事。其次，這一點更含糊，好像是看那人的心性是不是有正氣。這份差事的報酬少得可憐，跟沒有差不多。但還是有得力的人選出現。那些人一開始都顯得自以為是、肆意妄為，但都展現了胸襟和膽識。他們挺身而出，一小部分原因是那點兒象徵性的錢，但實際上主要是因為他們路見不平。換句話說，這是個道德問題。最後，算是意外驚喜，我們得知農民才是勇敢的。據說，日復一日、勤勤懇懇耕地務農比整天策馬揚鞭、舞槍弄刀更需要勇氣。農民是大贏家。「輸的總是我們這樣的人。」尤爾最後說。不管他是什麼意思，反正他是個好人。這是毋庸置疑的。海爾達爾也認真考慮過所謂得力和優秀的人到底需要具備哪些條件。最重要的應該是他們曾在野外熬過冬夜。他們得有某種實用的才能，並曾在野外熬過冬夜。但他不想要海員。他怕要是有能幹的海員上了木筏，一旦他成功完成項目，有人會利用這一點來攻擊他。你的木筏上有海員，不是嗎？你們能做到是因為你們比古代秘魯人更擅長航海。海爾達爾不想要任何這樣的流言蜚語。我很理解。我，就我而言，也不想要什麼溜冰運動員。我不想事後聽人說起來我們發現了古代溜冰鞋是因為探險隊里都是一群知道怎麼脫冰鞋、扔冰鞋的人。探險隊的隊長要把好這個關。就這一點，我們很相像，海爾達爾和我。

但海爾達爾覺得無論如何，他還是需要一個會使用六分儀每天在地圖上標註木筏航線的人，於是他想到了一個熟人—一個有趣的畫家，一個會彈吉他的大塊頭，並且滿肚子笑話。他上過航海學院，已經週遊世界好幾圈了。沃辛格和海爾達爾達成一致，決定給這個畫家寫封信。

他們還需要一個能擺弄無線電的人，海爾達爾是這麼表達的。沃辛格覺得發發氣象觀察什麼的還挺有意義的，只要不是發求救信號，裝備一兩台無線電對理論本身來說並沒有什麼影響。海爾達爾對在木筏上裝備無線電這種如此先進的東西表示懷疑，但沃辛格說服了他，有意思的是，最後發現找個人來用小巧的設備進行長距離的無線電聯絡這事對海爾達爾來說易如反掌。他提到了托斯坦·羅比和克努特·海于格蘭。

海爾達爾是1944年在倫敦第一次見到海于格蘭的。那時，他已經因為作為電報員參與破壞德軍尤坎重水廠行動獲得了英國國王勳章，並且剛在挪威完成了另一個相當刺激的任務回來。用海爾達爾自己的話說：「……當時他正端著藏有秘密電台的煙斗坐在奧斯陸婦女診所里，蓋世太保的到來讓他吃了一驚。納粹們找到了他的藏身之處，整幢樓被德國兵團團圍住，每扇門門口都堵著一挺重機槍。蓋世太保首領費默親自站在院子里等著士兵把克努特抬出來。但抬出來的都是蓋世太保的人。克努特用手槍開路從閣樓一直衝到地下室，然後從後院撤退，在槍林彈雨中消失在醫院圍牆背後。我在一座英式老城堡的秘密無線電站與他見面時，他剛回國，為了在德軍佔領的挪威全國布一個連接上百座發送站的地下無線電網。」

海于格蘭一路開槍殺出了一條血路。

這就是那個時代的人乾的事。必須這樣，那是個殘酷的時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只有開槍殺出一條血路。

我自己當然從沒殺出過一條血路。我也不認識誰這麼做過。學校里也從未將「殺出一條血路」作為動詞短語的例句。殺出一條血路，正殺出一條血路，殺出了一條血路，殺出過一條血路。從來沒有。

但海于格蘭做到了。他殺出了一條血路。不僅如此，他還保住了無線電。

托斯坦·羅比也能做到。戰爭末期，海爾達爾在芬馬克見過他，據說他是個有趣的傢伙，藍眼睛，亂蓬蓬的金髮，從山頂的小木屋中爬出來。他在「提爾皮茨號」戰列艦上躲了整整十個月，每天給英國發消息，彙報船上發生的一切。晚上，他會連上德軍的天線。這肯定是件相當危險的事，甚至有生命危險。最後英國人得到了足夠的信息來炸沉「提爾皮茨號」。之後羅比逃去了瑞典，輾轉來到英國，最後回到挪威，從德軍後方彙報敵情。德國人撤退的時候，他也帶著自己的無線電出現了。他的出現正是時候，因為總是「剛剛踩了個地雷」，海爾達爾這麼說。換句話說，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正確的地點這方面，羅比經驗豐富。

海爾達爾給這三個人發了電報，非常簡短，問他們有沒有興趣一起坐木筏橫渡太平洋。他對沃辛格說，他願意打賭，海于格蘭和羅比現在正因為要回家而發愁呢。

「現在」指的是1946年深秋。戰爭結束後艱難的一年。他們都是殺出過一條血路的人，跳過傘，藏過無線電發射器，進過秘密英式城堡，但現在已經平靜了整整一年。據海爾達爾估計，他們肯定很無聊，巴不得出現一個可以捨命一搏的任務。

三個人都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這樣一來，他們加在一起就是五個得力的人。但海爾達爾想湊齊六個，因為這樣一天24小時的輪值工作就很容易分配，一人4個小時。

第六個人很久以後才從叢林中撐著槳姍姍而來，當時海爾達爾已經到了秘魯，在那裡綳著弦要讓木筏及時正確地完工。那個撐著槳留著大鬍子從叢林里出來的人，是烏普薩拉大學的民族學家。他的名字叫本特·丹尼爾森，儘管海爾達爾對他幾乎一無所知，只知道他在亞馬孫地區研究叢林印第安人，但他就這麼入了伙。鬍子和撐槳這兩項好像就夠有說服力的了。

這就是海爾達爾的團隊：赫爾曼·沃辛格、埃里克·赫塞爾伯格、克努特·海于格蘭、托斯坦·羅比和本特·丹尼爾森。他們的年齡在28歲到33歲，都在野外度過冬夜。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能擔保木筏能把他們完好無損地送到波利尼西亞。專家和閑人幾乎都異口同聲地說，輕木製成的木筏不到中途就會沉沒。毫無疑問會沉沒。人們的確見過這種古老木筏的圖片，所以它們不容置疑是存在過的，但大家都認為它們的用途只是沿著海岸線漂一漂，說主要是用於娛樂也不為過。除了海爾達爾本人之外，認為項目可行的人少之又少。我也不知道他的隊員們是怎麼想的。但是我們知道所有即將上筏的人都以平均的間隔時間一個接一個去檢查了潮濕侵入輕木筏的程度。他們都是在自認為沒人看見的情況下去檢查的。換句話說，他們都不確定。據此，我們可以推斷海爾達爾的隊員們都是豁出了命去的。他們真是這麼做的。內心最深處他們肯定都做好了最壞的打算，甚至可能正是這種危險的存在吸引並驅使他們加入項目的。

我聽說在衝突地區工作過的記者很難再回到日常的新聞工作中。當一個人從戰場上歸來，並報道過極端事件，可能還冒過生命危險時，再讓他寫漫長黑暗的冬季過後迎春的母牛如何饑渴蠢動就沒多大意思了。母牛是挺可愛的，但它們沒法刺激內啡肽和腎上腺素的噴涌。我猜想海爾達爾的團隊肯定有類似的感覺。

參加過戰爭以後可能就很難再平靜度日了。

如果我想要參加戰爭，那我很可能就得主動去找一場。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但我見過有人沒有上過戰場也會去做危險的事。或許正是因為他們沒有上過戰場，幾乎是因為無仗可打。比如有人會從巨魔牆(1)上，或是高樓上，背著降落傘跳下來。他們當然清楚地知道這種運動有巨大的危險性，但他們還是會去做。他們這麼做或許正是出於同樣的原因。他們的太陽眼鏡比海爾達爾和他的隊員們的丑一些。他們沒有經歷過戰爭，但他們還是跳了下來。他們直接跳了下去。

我想我要的不是動不動就跳下去的男生。我的探險隊里容不得跳腳的。我要實打實的傢伙，可以和我一起成長、一起成熟的人。他們不是為了冒險而冒險，重要場合能臨危不懼。我是這樣認為的，我們要互相幫助，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這是我之前沒有經歷過的事。我還想要話不多的人。很多人話都太多。我猜想過去的人可能話少一點兒，但可能只是胡思亂想。反正如今的人們，話多得要命，他們不安靜下來，我根本無法思考。還不僅如此，因為他們製造的那麼多詞語會讓我陷入無盡的憤懣中，我會變得非常衝動。我衝動的時候思維就會混亂，安靜的時候思維才清晰。人都安靜下來，一切都安靜下來，我才能清晰地思考。

我想要可以激勵我的男生，他擁有我沒有的知識。我們一起迎接挑戰，讓挪威登上世界地圖，然後友誼地久天長。這是我想要的。

跟阿汶討論了一下這個項目—扔土豆。

我首先跟我的弟弟提起了這件事，感覺從他開始比較自然，不管怎麼說他都是我最親近的人之一。我沒有什麼酷炫的朋友圈。沒辦法挑挑揀揀整個優秀的探險隊出來。但我的弟弟必須上。他很年輕，20歲。算很年輕吧。但他跟我一樣高大強壯。而且聰明。

我們兄弟之間關係很好，向來如此。我比他大挺多，所以從來不會構成競爭關係。我是我，他是他。這樣很好。他並不是撐著槳從叢林里出來進入我的生活的，但我對他的到來仍然記憶猶新，當時激動了好幾個月。那時我剛上小學二年級，在上野外課，當天我醒過來的時候就知道這一天到了。天黑之前一定會發生。我坐在爺爺奶奶家的樓梯上，就在這時，爸爸從醫院打電話來，說是男孩。一個弟弟，我有了個弟弟。這就是阿汶初次登場的畫面。感覺好得令人難以置信。阿汶真棒。

我弟弟，他對危險也並不那麼陌生。幾年前，我們一起騎車，我和他，在仲夏夜傍晚的森林裡釣魚。天是完全亮著的。那天晚上棒極了。我們騎車深入特隆赫姆周邊無盡的森林。阿汶當時十三四歲的樣子。終於，我們來到一片很不錯的魚塘。我們把自行車靠在一棵樹上，走到水邊，穿過一片沼澤。我們踩著鋪在沼澤上的木板走。我們根本預料不到任何危險，周圍一片和諧寧靜，附近沒有任何人。突然，我們聽到不遠處一聲驚心動魄的怒吼。我們看到幾棵毛樺樹在晃動。是一頭熊。千真萬確。我們從來沒親眼看見，但之後幾天內從不同的來源得到的消息可以確信，在這個區域發現了熊的蹤跡。我倆都在電影院看過讓-雅克·阿諾的《熊的故事》，所以我們內心深處都深信不疑，那是熊的吼聲。我們就站在那裡，在渺無人煙的地方，還光著腳，為了蹚過沼澤我們都把鞋脫了。不穿鞋的人是脆弱的。我們很脆弱。熊在吼，吼聲兇猛。誰都不會懷疑，它不是發情，也不是想交個新朋友，而是死亡與毀滅。我其實跟阿汶差不多害怕，但因為我是哥哥，所以我覺得自己應該沉著正確地做出反應。我趕著阿汶躲進了眼前的一座船屋裡。門鎖不上。我們坐到船屋裡一艘手划船的橫座上，開始穿襪子、穿鞋。阿汶都快哭了。我們包里有蜂蜜，本來打算泡蜂蜜茶，讓夜晚更愜意。愜意的夜晚，我們就別做夢了。我們怕熊會聞到蜂蜜的味道找到船屋裡來把我們逼到角落，然後結果了我們。但躲在船屋裡比在外面更糟糕，我們什麼都看不到。我們坐在那兒總覺得自己已經被包圍了。我逼自己和阿汶衝出去直奔自行車。我們不得不朝吼聲傳來的方向跑出一段距離去取我們的自行車。我們使出全力狂奔。感覺草木皆「熊」，上百隻熊。我們跳上自行車，撒腿騎走。過了很久，我們才放鬆下來。一個小時後，我們遇到了兩個人，對他們講了剛才發生的事。他們嘲笑我們，說肯定只是河狸。才不是什麼河狸，我見過、聽過的河狸多了，知道那個聲音肯定不是河狸的。他們嘲笑我們。

等我們讓挪威登上世界地圖了，看他們還笑不笑得出來。

這是我經歷過的最可怕的事。除非阿汶有什麼事瞞著我，要不然這肯定也是他經歷過的最可怕的事。或許算不上非常可怕。反正多年以後坐著沙發回想起來不能算，但已經夠可怕了。雖然是仲夏夜，但從多方面考慮應該也能算是冬夜，應該稱得上是在野外度過冬夜了。在這個探險隊里由我決定什麼算冬夜，什麼不算。這肯定能算是冬夜。這就是冬夜。

阿汶和我去了趟森林，我們一邊散步，我一邊講出了我詳盡的理論。我談到了冰川，談到了遠古時代。我自認為言之鑿鑿，但阿汶表示懷疑。連我的親弟弟都表示懷疑，那在所有與我非親非故的人中迎接我的會是怎樣的非議？不敢設想。

波利尼西亞有上千個島，他說。上千不至於吧，我說，「波利」是很多的意思，不等於上千。不管怎麼說，假設，他強調假設，真有溜冰鞋這回事的話，我們怎麼知道溜冰鞋會留在哪個島上？問得好。我一邊散步，一邊沉默地斟詞酌句。加油！我想，快想！想，想，想！我得想通它。我得理清思路，鞏固理論。疑問越多越好，勝利也就越有價值。過了一會兒，阿汶問我有沒有聽到他的問題。聽到了，我當然聽到了。

我有一個答案。首先，我知道海爾達爾從哪裡出發又從哪裡登陸的。這是個起點。哦？阿汶點點頭。其次，我們可以找張地圖畫出海爾達爾的航線，從中推測出如果他沒有觸礁擱淺的話最終會到哪裡。

「換句話說，我們的探險完全基於海爾達爾的行程。」阿汶說。

「可以這麼說，」我說，「但主要是基於風向。」

「風向？」阿汶問。

然後，我對他解釋說我得到的所有信息都表明我們要去的那個區域的風向相對穩定。如果風可以帶海爾達爾漂洋過海，那它也能帶一隊踩著溜冰鞋的原始人過去，也就是說它能帶我們過去，只要我們願意。

「我們願意嗎？」阿汶問。

我聳聳肩。「我們願意呀！」我說。

我們在坡上停下來喘口氣。阿汶跟我說他的新嘗試。他開始扔土豆。只是偶爾，他說，在外面。有食用土豆和種植土豆兩種土豆，他說，但還有用來扔的土豆，就是那種既不能種到地里又不能吃進嘴裡的土豆，就得扔掉。他從包里拿出一個一直背在身上的土豆，用一把匕首一分為二，給我一半。然後他把他那半扔在石頭上。土豆應聲碎裂朝四面八方飛散。他鼓勵我也這麼做。瘋了，我說。但我照他說的做了，很有滿足感。破壞的樂趣，阿汶說。這可不容小覷。破壞。他不認為這是在浪費糧食。只要下次他燒土豆的時候少燒一個就行了。這樣就扯平了。

「很好，很好，」我說，「不過，探險的事你到底是怎麼想的？」

「我參加。」阿汶說。

事關建設而非破壞。

阿汶說他仍然想參加。那理論呢？他願不願意站在它背後，支持它？

還行吧。他說他得再想想，但他還說他認為我應該有些後備的理論，萬一這條不靠譜，我們得準備兩條理論當退路。「比如呢？」我問。「我們得帶些石蕊試紙，」阿汶說，「這樣我們就可以測一測東西的酸鹼性。石蕊試紙可以快速拯救動搖的探險隊。」

「好。」我說，「那你負責石蕊試紙。」阿汶得意地笑笑。我能看出來這個任務能讓他成長起來。

「另外，我還有自己的睡眠實驗。」他說，「研究一下溫度和濕度對睡眠的影響也挺刺激的。」

睡眠實驗？這個他之前沒跟我說起過。

他給我講解了一下原理。

阿汶的睡眠理論：每晚睡6～8個小時。當然這是因人而異的，但平均下來差不多是這樣。有人自然醒，有人需要精密的機械和電子儀器來喚醒。阿汶提出的問題是：睡眠的極致是什麼？如果就這麼一直睡啊睡會發生什麼情況？多年來，阿汶一直嘗試突破他睡覺時長的極限。他深信會發生什麼了不起的變化，只要他睡得足夠久，並超過某個臨界點，他稱之為K點。到目前為止，他成功睡足過17個小時，但還是沒有突破K點。他能感覺到已經離目標不遠了。他幾乎可以肯定，K點在17～20個小時。但到目前為止，周遭條件阻礙了他睡得更久。電話、聲音、環境，環境總是出問題。

或許K點能在波利尼西亞到達，那裡的環境肯定更祥和安靜。如果阿汶可以請假免除輪值工作的話，他或許可以努力睡一下，從基礎抓起。

我覺得這個想法很有意思。這可能無法讓挪威登上世界地圖，但又如何。不積細流，無以成江海。

我握住阿汶的手，歡迎他加入探險隊。

這下我們就是兩個人了。

別假正經。(2)

我給愛娃—我未來的內當家—打了個電話，問她要不要見面。她覺得我們應該見面。我說我的膝蓋好多了，但話一出口就後悔了，因為她提議我們一起去騎馬。

我瘋狂地翻閱起黃頁來。姆—阿，馬。我飛快地檢索到一個馬農，求他給我上個速成課。我說其實並不是因為我有多想學騎馬，實際上我對馬還過敏，但這是為一場偉大光榮的探險拉錢引資所邁出的（許多步中的）第一步。我會在我的回憶錄中提到他的，我說。馬農說給他500克朗，也許他能在幾個小時之內教會我一些基礎，回憶錄里提不提到他的名字根本無所謂。馬農沒心沒肺，直截了當，我們國家就需要這樣的人才。我們給一匹看上去壯碩漂亮的馬配上馬鞍。馬是黑色的，幾乎是黑色的。我們牽著韁繩走過來走過去。我儘可能地跟著學。馬農解釋說這是他兒子的成人禮禮物，已經是10多年前了。他給它起名為「別假正經」，這名字馬農從來就沒叫順口過。但給馬起名字也不能隨隨便便，該叫什麼就叫什麼，要是忽然有人叫它別的名字它會糊塗的，還會發瘋。他後悔給了兒子一匹馬作為成人禮禮物，因為不明智。他以為這會讓兒子走上正途，從此擁有責任感什麼的，但事與願違，兒子很叛逆。很多年輕人都有這樣的階段，馬農說。他們想證明自己與眾不同，要和父母分道揚鑣。他們反抗，偷偷抽煙，還給馬起稀奇古怪的名字。那個孩子已經無藥可救了。

然後我跨上馬背，我要這樣把握韁繩，把大約40%的體重放在跖球部上。馬農聊起馬，聊起動物：我們絕不能信任馬，因為馬並不特別聰明。它們很自我，還有點兒笨。那些騎馬的人摔斷了腿倒在天寒地凍的林場里，馬搬來救兵的故事跟事實都沒有太大關係，都是雞湯，給孩子喝的。馬一心就想休息、吃喝、時不時交配一下。這就是它們想要的生活。少女們喜歡給馬的智商和情商加分，但真相是它們頭腦相當簡單。大多數少女也是一樣，所以她們注意不到。對付馬一定要堅決，千萬別怕使勁。我現在坐在馬上，就要問自己：我和馬有聯繫嗎？我與這匹馬有沒有聯繫？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很快就會有危險。因為馬很強壯，比我強壯得多，桀驁不馴，後患無窮。

我和馬有聯繫嗎？我拽一拽韁繩，馬就向右或向左轉，言聽計從。馬農說這可以比作打電話。先找到要撥的電話號碼，然後撥號碼等回答。要先等有人接電話才能開始說話。沒人接就說話是沒有意義的。那叫白費口舌，咬聾子耳朵。馬也是一樣，得先取得聯繫，再發出信息。我說我聽明白了。我電話打得還挺多的，很清楚什麼時候該說話，什麼時候不該說。

我們開始做動作。我騎著「別假正經」。馬農騎另一匹馬跟在邊上。他讓我要找到節奏，搖搖脊背，手肘夾緊身體兩側，韁繩長長地垂下去，膝蓋和大腿夾緊馬身，跟上馬的節奏。

比我想像的要輕鬆。慢慢地，我們小跑起來。開始我只是跟著上下蹦躂，很隨意，很不雅觀，但慢慢地我就明白了，我要雙腿用力，這樣就能形成波浪形運動。坐在高處指揮這麼高大的動物真帶勁，可以說是以自然的方式在自然中穿梭。我很快就嘗到了甜頭，味道好極了，感覺大權在握、八面威風。要是我活在中世紀，我一定會騎馬橫行鄉里，拿小鞭子抽那些窮光蛋。馬農說我表現不錯，非常出色。少女起碼得花上幾個月、幾年才能達到我這水平。教成年人就是爽，馬農說，只要稍微成熟一點兒就行。但馬場的經濟基礎都是靠那些少女支撐的。她們騎啊騎，怎麼也騎不夠。而且她們放眼望一望到處都是朋友。她們的朋友們也要騎。就這樣財源滾滾了。

我跟這匹馬有聯繫嗎？

應該是算有吧。

馬丁。

我坐著電車，身上都是馬味兒。我對面坐著個跟我年齡相仿的傢伙。我看到他在讀某報上的體育版。在看關於羅森博格隊的文章時，我們攀談起來。說到一個踢飛的點球，太能扯了。他很好看，金髮，高大，但看上去有點兒累，顯得疲憊。我問他是幹什麼的。他緊張地四處張望一番，然後回答說他是學社會人類學的，主攻課題是聚會文化和泡妞，另外還搗鼓些電腦。

問他對南方文化有沒有了解？他說有呀，這怎麼跑得了。比如他去過非洲，四處轉轉，跟土著聊聊天，學點兒東西。波利尼西亞怎麼樣，去過嗎？他說沒有，但他讀過許多關於當地文化的文章，都存在腦子裡了。我為什麼要問？

他叫馬丁。我們握了握手，找了家咖啡館。我擺出了我的理論，馬丁專心地聽，問了些問題，讓我明白我是在跟有能力的人打交道。資金到位了嗎？比如他會這樣問。這就不用你操心了，我說，資金已經到位。就這麼簡單。馬丁相信了。毫無疑問，他自己也很想出去闖闖。他專業課題已經做太久了。好多聚會，好多妞，好多好多，真的。她們滿大街追他。她們覺得自己被利用了。她們覺得馬丁不能總是以在寫關於泡妞的論文做幌子。她們覺得這個借口太爛了。馬丁很開放。這些事都是一杯咖啡說完的。我們本來不認識，但他信任我。我注意到了這一點。妞們想追他。白天他已經不能去大學了，只好晚上去。他不參加聚會的時候，或者和之前不認識的女孩在一起的時候，助學基金也在追他。該死的助學基金總是死纏爛打。不背助學貸款的人生只是一場遠在天邊的夢。還款計劃連本帶利早就做到了21世紀中葉。還款到期催討已經五六回了，每回都是最後期限前那一個小信封把他救了回來。他身無分文，捉襟見肘。馬丁的夢想是鼓起勇氣上門找助學基金把舊賬一筆勾銷，抽一天時間出來找助學基金聊聊交個朋友，杯酒泯恩仇，一了百了。助學基金肯定也跟大多數人一樣：一幫子朋友在一起凶神惡煞似的，但一對一的時候立馬掏心掏肺。問題就是得親自找上門去。也聽說有人心平氣和地跑過去，結果直接上了鐵鐐。傳言那兒有間房叫鐵房—國家助學基金鐵房。在鐵房裡逼人簽合約送去北極圈做苦力。鐵房裡不知簽過多少這樣的生死契。

馬丁唯一的希望是飛來一筆橫財，這樣他就可以還了債一身輕。課題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顛覆式創新，他說。這是人類學、物理學和生物學之間史無前例的跨界。這種聯結在很多人看來是牽強的、匪夷所思的，但並不代表不會引起轟動，很可能會帶來一大筆錢。一開始，課題的這個部分只是藏在一小對括弧里，但現在它的重要性越來越顯現出來了。這將成為整個課題的脊梁骨。馬丁又緊張地四處張望一番，然後從他的背包里拿出一大卷厚紙。還沒完成，他說，在城裡沒辦法著手，因為太多女孩在追他。聚會太多，他需要安靜的環境完成它。這將是他的畢生心血。

我打量了一下紙卷，尺寸很大，幾乎像海報，上面是某種表格，條條框框，像極了元素周期表。馬丁點點頭。這是女孩周期表，他說，可了不得了。他只讓我看了一眼就把紙又卷了起來塞回背包里去了。表完成以後，他估計自己的電話會讓廣告公司、獵頭公司，以及海內外心理學和其他學科的研究人員打爆。他要給自己開個好價錢。我問馬丁有沒有兄弟姐妹。他說他有幾個哥哥，他是最小的。「最最小的？」我一邊問，一邊已經看見軍樂隊邁著整齊的步伐在機場迎接我們凱旋，行李箱里裝滿新發現，還得有人為我們在記者群中開道，同時繪圖員把挪威畫到了世界地圖上，一勞永逸。

「最最小的。」他說。

「準備好去波西尼亞了嗎？」我問。

「什麼時候出發？」馬丁說。

阿瀾、阿汶和馬丁。

我們仨。

英國純種、阿拉伯、漢諾威、匈牙利基特蘭、比利時阿登、利皮扎、多勒馬，愛娃目瞪口呆地看著我細數自己騎過的馬的品種。我從沒騎過野馬，但家馬—我喜歡叫它們埃庫烏斯·卡巴魯斯(3)—我還是挺有經驗的。我愛死馬了，我說，有點兒擔心我表現得過分誇張。想控制一下自己，但沒有成功。馬原產於北美洲，我繼續信口開河，但很早就遷徙到了亞洲，然後到歐洲和非洲。也不知道是為什麼。美洲那時候可能就已經美洲化了。感性、商業而混賬。第四紀的時候馬就在美洲滅絕了，可惜又可恥。但幸好很多馬已經到了其他洲，它們在那些地方幸福地生活下去。我覺得自己很像馬，所以我經常騎馬。

愛娃已經動心了。她怎麼會不動心。對她來說，我肯定是個完美的男人，比她大好多，生活經驗豐富，還跟她一樣深愛騎馬。我們是天作之合。

我們來到騎術中心，我竭力裝出自己是這裡的常客。那兒的經理覺得我是個跳樑小丑，那也沒辦法。我們在馬廄里轉了轉，每人選了匹馬。我的眼睛開始痒痒，流鼻涕。我時不時就出去轉一圈擤個鼻涕，透透新鮮空氣。把馬牽出去以後肯定會好一點兒。對愛娃，我就說我有點兒感冒，因為幾個星期前我光著膀子騎過一次，雖然天還很冷。我太投入了，我解釋說。愛娃說她從來沒有遇到過我這樣的馬痴。過敏真是件天殺的事，讓我無法靠近自然，離間我和那些本來可以做我朋友的動物—馬、狗、貓和其他動物。我受不了它們。我身體里估計有什麼脆弱的基因成分。我和愛娃的孩子估計也會過敏。那樣的話，愛娃就得另找愛好了，而我只能假裝不能騎馬是重大的犧牲。但一件事歸一件事。

我們選好了各自的馬，然後給馬裝上馬鞍。我偷偷看著愛娃熟練地裝馬鞍，自己也盡量照做。她沒看出來我之前沒幹過這事。她瞎了。愛情讓人盲目。她肯定是愛上我了。

現在我們開始騎馬。我靠著兩天里積累的經驗駕馭，就一會兒，愛娃就想撒開腿跑。這難度級別我跟馬農還沒學到。我依葫蘆畫瓢地模仿她的動作，忽然之間我的馬就飛奔起來。真他媽快！這種速度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這些該死的馬（整個物種），還有第四紀，居然沒能把它們趕盡殺絕。我的前方傳來愛娃的笑聲。少女的笑聲歡樂莫名。她很愉快。她生機盎然。我咬牙跟上。前面跑著的可是錢呀，我告訴自己。成千上萬克朗，能把我打造成探險家和科學家的錢。我使勁擠出跟她一樣高亢的笑聲，好讓她聽到並覺得我們是在同甘共苦。我的笑聲極不自然。假笑。我想這是邁向世界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吼著全世界最假的笑聲超過愛娃，彎下腰躲一根樹枝，將將躲過，但亂了節奏。騎手最怕的就是亂了節奏。愛娃注意到了，並做出了反應。又來了一根樹枝，我已經無計可施，樹枝擊中我的肩膀，砰！我摔下馬背，該死的馬繼續衝進樹林，躲進黑暗的樹榦之間，消失了，跑得還挺自在，自得其樂。蠢貨，頭腦簡單。我卻躺在這裡，苔蘚都進了內褲。愛娃掉轉馬頭回來的時候，我試圖躲避她的視線。她下馬彎下腰擔憂地看著我。

我背疼。那兒疼可是最可怕的。但我說只是擦傷，一點點皮肉傷，不致命。

「你到底騎過幾次？」愛娃問。真相時刻突如其來。

「那個啥……」我尷尬地笑。

「你笑得好詭異。」她說，「你是不是在騙我？」

直擊靈魂的拷問。我開始回顧人生。我看到自己的童年、少年、成年。成年？我從來就沒成年。回顧了一遍我毫無建樹的人生。我沒造過的房子。

阿瀾躺在這兒，沒有為祖國添過一塊磚，加過一片瓦。我像劇情片里那樣握住愛娃的手，平靜而毫不做作地呼出一口氣。

我在醫院醒過來的時候，先是為自己還活著鬆了一口氣，不管怎麼說自己還活著，但是我環顧了一下四周，殘酷的現實在那裡等著。愛娃坐在我身邊，還有我的父母、愛娃的父母。羞恥一瞬間湧上心頭，但所幸稍縱即逝。這場面是不會讓我屈服的，我心想，不管是我還是探險隊都不會屈服。

「你在那匹馬上幹什麼？」我父親問我。

「你大概並沒有像你自己說的那樣經常騎馬吧。」愛娃說。「大概沒有。」我說，然後循循善誘地舉了超人演員克里斯托弗·里夫的例子，他1995年從馬上摔下來癱瘓了。他可是個經驗豐富的騎手。換句話說，這也是常有的事。「這當然是常有的事，」愛娃說，「但你騎得並不多，是不是？」

「不多，」我說，「我騎得並不多。」

來了個醫生，說我走了狗屎運，只是有一點兒小小的脫臼，並無大恙。只是一點點無傷大雅的良性腰椎間盤突出，幾天就可以出院了。多虧了我良好的身體素質，他說，然後就走開了。他看上去簡直有些生氣，我竟然那麼僥倖。該死的馬，我說。然後我問愛娃願不願意嫁給我。我真這麼做了，直奔主題，像男人該做的那樣。「你願意嫁給我嗎？」我問。發問之前，我本應該盤算一下時機的，但我有一種感覺，現在不說就晚了，進攻是最好的防守，云云。愛娃吃了一驚，她不想嫁給我。她問我是不是瘋了，然後跑出了房間。我想追著她跑出去，但是我的腰椎間盤還突出著，我只好躺著。我看到我父母在看我，還有愛娃的父母，他們起身要走。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我轉向愛娃的父親—總經理先生，問他有沒有幾分鐘時間。他眼神有些飄忽，但大約覺得自己不應該拒絕給予我這個剛撿回一條命的人一丁點兒他的時間。我為他講解了我的理論並快速草擬了一份預算需求。他笑了。他喜歡我這種毫無畏懼、直言不諱的精神。他要握我的手。他說現在就需要我這樣的人，剛剛在一場冒險中生還就開始全情投入策划下一場。他問我是不是因為這個才對愛娃感興趣的，他讓我不由得揣測他是不是也會使用這種見不得人的手段。我就是因此才對她感興趣的，我說，但同時我也覺得她很可愛，並且心地善良等。的確，總經理說，她就是這樣的。

這時候，他的夫人拽著他離開了。她認為他不應該關心並接近一個剛向他們19歲的女兒求婚並遭到拒絕的人。但他離開之前給我使了個眼色，讓我心存很大的希望，覺得很快錢就會滾滾而來。

我在醫院到目前為止都過著貴族般的生活，躺在那裡喝喝果汁，給潛在的贊助商和旅行社打打電話，問問機票價錢什麼的。我床邊就有電話。現代的挪威社會真了不起，到處都是電話，蒸蒸日上。

馬丁來看我。他激情燃動，因為他為太平洋冰蓋建了個電腦模型。他給我看他打出來的幾張圖片，看上去很有衝擊力，很好。冰又藍又硬，跟我在理論中描述的一模一樣，持續西風。他說他打算往程序里放一個溜冰的人，看看如果我們讓他（當然也可以是她）從秘魯海岸出發最後能到達哪片陸地。馬丁建議溜冰鞋可以是用黃金打造的。西班牙殖民者到來之前那裡有的是黃金，就沒別的了。黃金溜冰鞋。我喜歡這個想法。我也喜歡馬丁可以順著理論繼續獨立思考。他跟我一樣，是一個獨立解決問題的人。我們齊心協力。探險還剛剛在籌備階段，我們就已經齊心協力了。黃金理論好就好在黃金是不會生鏽的，也不會朝任何不好的方向變化。黃金永遠是黃金。天荒地老年，黃金恆久遠—萬徑人蹤滅，黃金永不變，哪怕在水下待上幾百年。我們只要沿著海底找發光發亮的東西就可以了。這比找銹鐵容易多了。

馬丁走後，我躺在那兒想像這趟旅行的樣子。我們要怎麼去？這我還沒有想清楚。最理想的當然是我們可以溜冰橫渡太平洋。那樣的話我的理論就是鐵證如山了。然而並沒有冰，我們只能用其他方法。當然我們可以把海爾達爾的行程再來一遍。造個新的木筏走老路，那樣我們就重新證明了海爾達爾的理論，並且一定會在某片陸地的某處找到藏在珊瑚深處的黃金溜冰鞋。我們還可以直接去波利尼西亞，坐飛機去某個島找溜冰鞋。這些我都得想清楚。我得做出決定。不管怎麼說我都是隊長。我得做決定，得有隊長的樣。

我從醫院圖書館借來了一本關於各種大探險之旅的書，為我的探險項目做準備。在探險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矛盾的情況，我一定要果斷而公平地處理。那些老探險家出發探險時都會帶上武器，但他們只有必要的時候才會使用。估計武器傍身本身就對隊員有些威懾作用。他們必須清楚，如果他們敢搗亂，我也不知道招呼他們的會是手槍還是鳥槍。我是不是應該搞一把手槍？這個可以考慮一下。但很可能我的領導才能在於心智的掌控而非粗暴的武力。老船長庫克為我如何成為明智的隊長獻計獻策：「開始的時候，船員們都不願意吃酸菜，於是我使用了一個在船員中屢試不爽的方法。每天，所有長官的餐桌上都會擺上酸菜，所有的長官無一例外都得到指示必須吃完。船員可以自己選擇吃多少，想吃多少吃多少，或者碰都不碰。但這個方法只用了一個禮拜，之後就必須給每個人固定的配額，因為這就是船員的脾氣和秉性，不管給他們吃什麼，這東西對他們有多好，他們都不會聽話地咽下去，你只會聽到他們對提議的人的埋怨。但一旦他們看到他們的上級很喜歡吃，那這個東西就成了世上最好吃的美味佳肴，提議的人就成了大好人。」

要是我的隊員們拒絕吃酸菜，我就知道該用什麼招了。我們可不想在路上得壞血病，那是不容分說的。牙齒掉下來，指甲脫落，門兒都沒有。隊員們只要看到我這個隊長吃了，他們肯定也會有胃口一起吃。

埃格爾是個蛋人，埃格爾是個蛋人，埃格爾是個海象。咕咕咕啾……(4)

一個老熟人來醫院看我，是埃格爾。他就是我們坐火車周遊歐洲時想買假勞力士的那個人。我們認識很久了。我們有幾個共同的熟人，還有一些共同的愛好。我倆在大學裡廝混的時候，經常一起去品紅酒、喝咖啡，一起聽披頭士的CD。

我看到他的一瞬間就明白了，他一定要參加。首先是因為我喜歡他。我們在一起其樂無窮，向來如此。他是個不錯的傢伙，很有幽默感，眼裡常看到別人注意不到的東西。他的知識還挺豐富。或許算不上很有好奇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覺得什麼都刺激、看到什麼都著迷的人。他可能有點兒太無所謂，但他語言能力強，他會很多語言。他懂文學、藝術，甚至語法的價值。在兄弟姐妹中，他排行中間。換句話說，他並不是什麼革命性的創新者，但也不是既成事物的盲目追隨者。不足之處可能是：他不是一個典型的天馬行空的幻想家，不是運動愛好者。他離不開自己的咖啡、香煙和沙發。我不知道他會怎麼應付探險中可能出現的壓力。

但我們以前也一同經歷過險境，反正應該算險境的預演，好幾次。比如，我記得我已經提到過坐火車周遊歐洲。火車從勒茲比擺渡碼頭出發之後在普特加登停了很久，久得有點兒不真實。我們當然喝了好多啤酒，我憋尿憋得想死，但只要火車是靜止的就不讓人上廁所。最後，我忍無可忍從窗口尿了出去。這是個很絕望的辦法。車窗的上半部分可以向下打開一點點，但也就不到十五厘米的樣子。我不得不站到那塊小桌板上，將將夠把尿引出窗外，但我的上半身只能貼著天花板。作案當時，德國海關督察背著自動手槍在站台上不停地來回巡邏。我直接尿在了站台上並希望不被海關督察發現。他們真的沒有發現。之後我從沒有因此感到驕傲。相反，這讓我很慚愧，但驚險是絕對的。要是我不幸尿在了德國海關督察身上，事情可就鬧大了。我們就只能跟火車旅行說拜拜了。我們可能會被掃射飛出車頂，但幸好沒走到那一步。唯一的作案痕迹就是站台上的一點兒尿，但很快就被雨水沖走了。祝福這場大雨。

另一次是我和埃格爾在哈爾莫島—北特倫德拉格某地近海中的一顆明珠，埃格爾的祖先就來自那裡，但現在那裡已經無人居住。

我們坐著外掛發動機的船出海釣魚，看鷹，看海豹，然後上島系了船，喝酒看一個接一個的某屆奧運會的直播節目。第二天早上，船沒了。半夜大風，船被吹跑了，因為我們系船的技術不過關。那天，埃格爾的一個親戚乘風破浪而來，用繩子拽著我們的船。他是個寬厚又大度的人，但還是掩飾不住讓我們覺得自己是無能的城裡人。我們誰都沒有親戚在太平洋上，出了狀況誰都不會開著船來救我們。

我問埃格爾最近忙什麼呢。他搖搖頭說沒什麼可忙的。這就是問題，要是忙一點兒就好了。工作也無聊，天氣也糟糕，女孩也犬儒。他希望可以去一個得到的樂趣比需要自己創造的樂趣多的地方。

「你是在野外熬過冬夜的人，埃格爾。」我說，並伸手拍他的肩膀。因為我躺著，只能夠到那麼遠。看上去有些無助，但最後還是友好地碰了一下，輕輕一碰。

「我從來不怎麼喜歡冬夜。」埃格爾說，「在我不玩《古墓麗影》的時候，我就待在家裡，卷捲煙，看看電視，或者看書。」

「《古墓麗影》？」

埃格爾用激動的聲音解釋說《古墓麗影》是個電腦遊戲，最好玩的遊戲，無出其右，特別宏大複雜，各方面都呈現得很完美：聲效、設計、動作、環境。一個現在的他看來遠勝於現實世界的三維世界。勞拉·克勞馥在世界各地跑來跑去地打壞人、炸房子，又跳又爬又游泳，撿有用的裝備外加解謎。她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行善。她是無私、無畏、無所不能的。

「女的？」我問。

「什麼女的？」埃格爾問。

「你說又打又跳的，但同時又讓我覺得你說的是個女的。這有點兒說不通吧？」

埃格爾解釋說，現在已經是20世紀末了，從各方面來講社會都很複雜、很難懂，如果我還覺得電腦遊戲使用女性英雄是件不可思議的事的話，他很為我難過。

「她長什麼樣？」我問。

埃格爾猜出了我的心思。「好吧，」他說，「她長得不難看。另外，她有與她纖細的身材相比幾乎大得比例失調的胸部。」他聳聳肩。遊戲設計師想怎麼塑造她是他們的自由。當他們設計到上半身的時候，肯定是左右為難，他們絞盡了腦汁，任務艱巨得難以勝任，得按時交差，總要做個決定，最後他們快刀斬亂麻，頂著各方質疑打造了一對堅挺的乳房。

我看著埃格爾說話的樣子。我都不知道他那麼喜歡電腦遊戲。他要是知道我打算邀請他參加一場光榮的大探險，或許他會選擇對這個遊戲隻字不提。現在我對埃格爾產生了懷疑。電腦遊戲，難道不是給孩子玩的嗎？說到孩子，我想起埃格爾小時候的一件懸案，懸就懸在這件事有兩個版本。埃格爾有一個，媽媽有一個。

埃格爾的版本：有個朋友來找我玩。我們到地下室去玩。媽媽喊我上樓吃飯。朋友留在地下室里。我們快吃完飯的時候，朋友從地下室上來說他得回家了，他也要去吃飯。我再去地下室的時候發現那裡著火了。朋友點了火，然後開溜了。

媽媽的版本：埃格爾和小夥伴在地下室。他們在玩火柴，點著了，還若無其事。埃格爾上樓吃飯，小夥伴回家去了。我們吃飯的時候聞到了煙味，勉強趕在火勢兇猛之前把火撲滅。

我在這兒跟埃格爾坐在一起。各方面都不錯的小伙，語言能力強什麼的，但冬夜裡他喜歡打遊戲，而且幹了壞事還立馬抵賴。反正他小時候是這麼乾的。如果媽媽的版本是正確的，這一點要註明一下，並非千真萬確，但也八九不離十。我們總是傾向於相信成年人比小孩多一點兒。這一點孩子們得學會適應。這樣的話，我作為負責任的隊長不得不自問：埃格爾到底適不適合加入我們的探險隊？痛歸痛，問題還是要問。

我問埃格爾在學校的時候野外課成績如何。

「我算中不溜吧。」埃格爾說。

「那打結呢？上回之後，你有沒有學習怎麼好好打結？」

「一點兒都沒有。」埃格爾說，「但上回系船的不是你嗎？」

「我記得不是呀。」我說，「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是你系的船。我站在岸上看你系的。」

「是我站在岸上看你系的船。」埃格爾說。

「我說過了，我記得不是。」我說。

「是你系的船。」埃格爾說。

埃格爾走後，愛娃的父親走進來。他來看看我恢復得怎麼樣，後來又說愛娃和她媽媽都不知道他來的事，也不需要知道。

他穿著一套看上去很昂貴的西裝，還有一件好像含駝毛的大衣。還是駱駝最管用，我問他的時候他說。

他想聽我再說說探險的事。我說了每個細節，當然不會放過大功告成之後歡呼的人群和軍樂隊已經在隧道的另一頭夾道等待的場景。

他覺得這聽上去很精彩，無與倫比。

我說我需要個幾十萬克朗，他說聽上去不多。

「是呀，你都這麼說了。」我說。現在激動人心的時刻到了。他簽了一張25萬克朗的支票。我看著他既寫了數字，又寫了字母，一個2，一個5，之後四個0。不會看錯。他把我的名字寫在正確的位置，他的名字在另一邊。「但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他說。無論何時，他都不需要沾這件事的光。他不會幹預，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感謝。哪怕我們發現了什麼基礎元素，他也不希望我們以他的名字命名嗎？就別提了。基礎元素？以他的名字命名？不用，就讓它過去吧。這件事永遠不要聲張。他讓我明白他這麼做是為了向我表示一下，因為我讓他回憶起年輕時滿懷理想的那個自己。他以前也是這樣，他說。錢對他來說沒多大意義。他有的是錢。他喜歡我那小小的「假動作」，他是這麼叫它的。你假裝要往左，對手失去平衡，你卻往右跑，一個人帶球，一個人面對守門員。他覺得這輪操作很舒服。我騙的是他女兒，我假動作晃掉的是她，這件事他隻字不提。

「對不起，我騙了愛娃。」我說。

「沒事，別去想了。」他說，「她還年輕，以後機會有的是，男孩們排長隊呢。還有馬。差不多就是換個男朋友換匹馬的節奏……」

「不管怎麼說，她的心地是善良的。」

「那還用說？」

說這話的是她父親。

後來來了個醫生，跟我說我可以回家了。我問我能不能再躺一會兒，等我的書看完。他說我不能。我康復了。健康的人就跟醫院沒關係了。他們很嚴格。我非走不可。

魯爾。

馬丁、阿汶和我一起去吃飯慶祝一下資金到位。我們為愛娃的父親幹了一杯，吃了一頓美味的海鮮。馬丁想讓阿汶去搞個豎笛。探險隊里總要有個人會樂器。學校里學的那點兒豎笛吹奏，阿汶怎麼都應該是我們這幾個人里忘得最少的。不管怎麼說，他都比我們年輕許多。他小學畢業也才8年。另外，阿汶還沒有定型，不像我和馬丁，這是馬丁說的。20歲的人還沒成熟，還能學很多東西，還有無限的可能。馬丁最近幾年經歷了許多。這些經歷讓他已經不可能再碰豎笛之類的東西。阿汶怎麼都應該還有潛力。這不像游泳或騎車，一旦學會了就能受用一輩子。這是需要努力維持的。我看得出阿汶拚命想找些理由來反駁。廚師走出來問我們菜肴是否可口，我們對口味做了點評。我們去的就是這樣的地方—那種廚師會走出來跟客人打招呼的地方。他會這麼做可能是因為那是一家高檔的小店，他有閑工夫。烹飪昂貴的美味佳肴，他能少燒幾桌菜，但賺得跟在翻台率翻個倍的廉價餐廳一樣多。我馬上認出來廚師是魯爾，我初中同年級的同學魯爾。我們一起打籃球，但之後失去了聯繫。他現在成了一名廚師。就是這樣，認識的人一個一個成才了。總是這樣，有人自顧努力一陣，想著會發生什麼，自己能成為什麼樣的人，女朋友換了一個又一個，也完全找不出什麼對得起智商的規律，白駒過隙，一晃多年。但這期間，別人就成才了。完成教育，得到有價值的經驗和能力。這些思考我都在瞬間完成。

魯爾看上去不錯。他有些發胖，但看上去不錯。

「你看上去不錯，魯爾。」我說，「你有些發胖，但沒走樣，你看上去不錯。」

「阿瀾，」他說，「是你呀。」「沒錯，是我。」「你謝頂了呀。」「謝了，謝了，」我說，「是有些稀疏。」「是呀，那是必然的。」魯爾說，嘴唇下面還含著唇煙。魯爾嗑唇煙。他上初中的時候就嗑。之前說過，我們一起打過籃球。大休息的時候，我們會去體育館打，或者在室外，如果天氣允許的話。魯爾曾在這樣一個大休息的時候給我遞過唇煙—瑞典唇煙，將軍牌的。幾秒鐘後我就開始頭暈噁心，差點兒栽倒在地。我記得自己總認為魯爾比我厲害。我還記得有一次在學校附近的小店門外，魯爾和另一個傢伙一起總結著剛過完的周末。我剛在店裡買了狐狸糖—那種黃顏色的焦糖塊，入口即融，吃完吐口水能吐出一種周圍有一圈大理石花紋的黃色液體。白色和黃色好像無法相融，其中肯定有某種複雜的化學關係。我們就喜歡消費這樣的產品，毫無怨言。它們的價格在我們的承受範圍之內，這肯定也是其中一個原因。我們買得起，並且能在常去的小店裡找到。不久之前，我還打賭說狐狸糖已經不存在了。我以為它消失了，它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它又出現了，還是那麼黃、那麼渾蛋，但也還是那麼好吃。狐狸糖品質過硬，毫無疑問。

我買了盒狐狸糖從店裡走出來，就像我提到過的那樣。門口，魯爾和另一個傢伙站著在做周末總結。他們去參加了個聚會—年輕人的聚會，留守派對，或許吧。我也不知道。但是留守派對的可能性很大。那時候幾乎沒有什麼聚會，沒有人一個人住，我們只有父母不在家的時候才能辦聚會，但他們總是在家。父母的主要作用就是在家。反正晚上是這樣，還有周末。但這個周末肯定有誰的父母不在家，魯爾和另一個傢伙就去了。交談中，我得知那裡供應啤酒和其他飲料，有女孩和香煙。經典派對的佐料一樣不少。我當時還沒有什麼聚會經驗，我加入得比較晚。我是個很謹慎的男孩，大多數周五和周六的夜晚我都在家度過，和我的父母一起，讀讀書，打發打發時間。我看《沙皇的信使》或《荊棘鳥》，甚至還看理查德·張伯倫主演的連續劇《將軍》。那個周六看的應該是《荒野大鏢客》，可能還吃了比薩。

《沙皇的信使》還要早幾年，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但魯爾和另一個傢伙並沒有那麼謹慎。他們不會待在家裡看電視。他們喜歡參加聚會。我羨慕地聽著。我還記得當時在店門外的那種挫敗感。

現在魯爾成了廚師。

「你成了廚師了呀？」我說。「是呀。跟你們這些書讀了一遍又一遍卻從來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混混相反，我成了廚師。我做得很開心。」魯爾一點兒都沒變，直言不諱，跟以前一樣，毫不含糊。「菜很好吃。」我說。阿汶和馬丁表示贊同。吃了好菜的人最大的問題是，魯爾說，很少有人願意對口味做出有意義的點評。他們知道味道好，但是說不出為什麼好。每一個味蕾—我們有許多味蕾，魯爾說道，都由五十到七十個細胞組成，大約每十天更換一次。這就意味著味覺永遠是處於巔峰狀態的，除非故意用煙草或其他毒素去削弱它。味覺和嗅覺是緊密聯繫著的。味覺體驗一部分來自味蕾，一部分來自嗅覺。總體而言，對於感官的描述我們都缺乏詞語，特別是味覺體驗，魯爾這麼認為。「好」是個非常無聊的形容詞。對待食物應該像對待藝術、文學和電影一樣。魯爾對此有獨到的見解。他找不出理由使用其他詞語來形容食物。我其實也找不出。阿汶和馬丁也是。「我們同意你的說法，魯爾，」我說，「我們同意。」魯爾端了杯啤酒坐下來。他問我過得怎麼樣。「謝謝，我挺好。」「你那個檯燈柱就從來沒有車出來？」他問。「沒有，我沒弄出來，但我有計劃，大計劃，一場探險。我在招兵買馬。我們要去太平洋。冰雪覆蓋、溜冰鞋、遷徙理論，許多理論。挪威要登上地圖。資金已到位。」「你需要廚師嗎？」「我當然需要廚師。」

我之前沒想到。我想漏了，這讓我很不安。探險隊隊長應該想得長遠。他的思考應該涉及各方各面，比別人要多想一些。所有可能性都應該事先考量，不應該有任何意外。遇到廚師才想到我需要廚師，這算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到了太平洋才發現沒有廚師就慘了，隨便燒啥吃啥可不行。「你在兄弟姐妹中怎麼樣？」我問。「這我可從來沒想過。」魯爾說，「還不錯吧。你的意思是？」「你是最小的、最大的，還是中不溜？」魯爾是最小的。

我有了一個廚師。

在海爾達爾的書中，他寫到如何成為一個男人。他從來不擅長體育運動。「比賽和運動中的失敗者。」他寫道。他從來沒有像某些男孩那樣覺得自己很強悍。他也不是舞蹈課的佼佼者，在女孩面前他總覺得自己很局促。他很害羞，謙虛而內向。他最喜歡做的事情是獨自散步，收集動植物標本。高中時代到來後，他開始在山裡度過假期。他想讓自己變強。他從格利特峰（海拔2452米）頂端滑落，因為風雪太猛烈，他無法直立。他也不知道前方有沒有懸崖，但還是一路滑了下來。他一個人闖進了冬季雪暴，儘管經驗豐富的山民想強行阻止他。海爾達爾和他的狗卡贊，就這樣衝進了暴風雪。他想擺脫他所謂的「……嬌生慣養的童年留下的後遺症」。什麼是嬌生慣養的童年？風雪交加中，海爾達爾躺在自己的鹿皮睡袋裡，在白雪皚皚的多夫勒地獄裡，差點兒被火車碾過，因為他根本無法看到鐵軌。其實躺在哪裡都一樣，他想：「這樣就能讓男孩變成男人！」他自己寫道：「這樣就能讓男孩變成男人！」

男孩是什麼？男人又是什麼？

字典只能提供一點點線索。

男孩：男性兒童或還沒有成年的男性。

男人：男性成年人。

「成年」是一個關鍵詞。字典里寫著成年一部分指的是年齡，一部分指的是精神上的成熟。成熟的意思是完成發展。完成發展，如果說的是身體，這是隨便哪個傻子都能做到的，根本不是個事。身體有自己的小命運。身體會性成熟，會趕著我們到東到西。身體自有主張。它是不是成年，我興趣不大。但我說的不是身體。那成年又是什麼呢？可以向銀行貸款？有孩子？完成學業？獨立思考？我不知道。反正可以肯定的是我從來沒有躺在多夫勒高原的暴風雪中想過「這樣就能讓男孩變成男人！」。街上見到我的人一定會稱我為男人。如果我做了違法的事，報紙上一定會寫一個30歲不到的男人幹了什麼什麼事。但我不覺得自己是個成年男人，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是成年。我也不相信別人知道。連托爾·海爾達爾都不知道。我讀到過讓女人描述理想中的完美男人，很多人都會提到保羅·紐曼。他很帥、很性感，她們說，但同時又很有智慧、聰明、溫暖、心地善良（紐曼每年會為生病的孩子和其他人捐贈上百萬美元）。他應有盡有，既柔軟又剛強。女人喜歡這樣的。紐曼也參加過戰爭。他坐在魚雷轟炸機中飛越太平洋，比他本來的年齡早熟得多，這我也讀到過。許多人的問題恰恰相反。我們既不成熟也沒有年齡。如今年齡根本無所謂，但渴望就是一切。

如果我是1900年出生的，29歲，10月的時候我會經歷紐約股市崩盤，之後10年所有西方國家經歷經濟大蕭條。我得排隊找一份並不存在的工作。我可能會餓肚子。不得不面對的這一切能不能讓我成為男人？可能。但我是1969年出生的，那一年西方世界基本上算是突飛猛進，人類登上了月球，並沉浸在地球的無限可能中。年輕人開始質疑父母的價值觀，但據我所知，這從來沒有造成什麼重大的社會經濟影響，巨大的機器不知疲憊地繼續向前運轉。到目前為止，作為一個1969年出生的29歲的青年，很難想像會出現什麼重大的轉折。如果有的話，那一定是大家都在談論的千禧年了，你讀到這段話的時候大概都已經過了吧。人們都在害怕這個轉折，有些出於宗教原因，人們總是什麼都信。那一刻逼近的時候說不定有人會跳樓，或從別的什麼可以墜亡的地方跳下去。還有人相信電腦無法運算99到00這個小小過渡。20世紀50年代開發的軟體為了省一些位元組都沒有把「19」放在年份前面。節省位元組是一件聰明的事，他們互相這麼說。這裡省一個位元組，那裡省一個位元組，最後能省出幾兆幾吉來。不能浪費位元組，位元組就是錢。他們當時就知道千禧年的時候會出問題，但他們覺得那還很遙遠，到時候會有新的系統代替。他們估計根本沒當回事，但系統還是那個系統，只是不斷擴容再擴容，基礎從來沒有換。現在人們都絕望了。他們想讓電腦平穩過渡。全世界的程序員都在努力，但是他們來不及。會發生什麼大事，但沒人知道是什麼大事。我其實根本不害怕。

我很期待，好刺激。我只知道很可能什麼都不會發生，就像以往過年那樣。但有些人很絕望。我讀到過美國的三個電腦專家寫的東西，當然是美國人，總是美國人，他們為了這個問題工作了許多年，但最後還是放棄了。他們意識到自己不可能做到，於是辭職，在猶他州和亞利桑那州的偏遠地區買了地。他們報班學習如何鞣製皮革，他們囤了水、罐頭食品和武器。他們以為供電會徹底中斷，油、氣和食品供應也會中斷。火車不能開。人們無法解決問題，因為沒有可供電腦開機的電源。他們以為每個人只能自求多福。其中有些美妙的東西。這兩個小數字，人們選擇了省略它們，然後只能自食其果，就像從一座巨高的橋跳下，腿上綁著皮筋，就這樣幸福地下墜，年復一年，越來越快，然後，還有兩秒就要著地了，這才想起來皮筋有可能忘了綁到橋上。砰！

如果那些悲觀主義者是對的，人們只能自求多福，那麼自食其力的機會就會接踵出現。在艱苦的環境下，成熟起來的機會，劃著船漂洋過海冒著被射殺的可能取糧食的機會，重建的機會，但是重建總沒有新建來得刺激，而且我也沒有這個耐心等到千禧年新舊交替。我必須全速完成這次探險。我要讓好戲上演。

馬丁來找我，說他急切地想離開。他想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出發，他還給了我一個秘密電話號碼，他不得不搞了一個。情況已經不可收拾，全面失控。助學基金和憤怒女孩們的每日來電讓他不得不銷聲匿跡。現在他關在家裡試圖繼續做女孩周期表系統，但進展緩慢。他習慣每天近午夜時分出去喝一兩杯啤酒，但現在做不到了。到處都是女孩，她們都在找他。這也讓他無法專註於他的課題。他什麼正事都做不了。最近幾天，他其實只是做了一張毫無意義的圖表，來視覺化他最近幾年在特隆赫姆的行動。他是模仿一張瑞典的圖表做的，那張圖表出現在一本名為《家與我們》的家政教科書中。書是為20世紀50年代的母親們撰寫的。這張圖表是基於一個問卷調查做的，調查的內容是全職媽媽如何布置廚房才能最有效地利用時間。（「關於廚房工作流程的研究在許多國家展開。我們最了解的研究成果是瑞典系統繪製的廚房各組件之間的關係圖。經過長期的研究，研究人員找出了通用於大小廚房的行為準線……廚房裡的所有工作空間都必須做到最節約步數……到水槽、食品櫃和冰箱的距離必須儘可能短……如果柴灶仍在使用或是唯一的炊灶，操作台下必須有柴房。因為爐灶旁沒有放木柴的地方，不知道要跑幾英里的冤枉路。」）馬丁的圖表不是用來節約時間或步數的。他聲稱只是想繪製一下自己的行動。他突然開始意識到自己活動的範圍非常有限，與現實的關係甚小。當然和他的現實關係很大，但與其他現實關係很小，那些大現實，外面的世界。所以他繪製了這張圖表。他看到這張圖表的時候，心裡一咯噔。他說，他得離開，往肺里灌點兒新鮮空氣。他覺得自己一直在混日子，坐車往返於大學、各種咖啡館、室外、電影院、去埃索加油站買煙、無數的聚會和數目更可觀的女孩之間。一場永無止境的旋轉舞會，從家出發去大學、去聚會、去夜場、去找女孩，再回家，偶爾這兒那兒開個小差。所有這一切當然都是為了主課題服務的，但還是……夠了。課題還沒有完成，現在已經到這兒了，馬丁舉起一隻手到喉結處，表示一下「這兒」是哪兒。要是他能換換空氣，完成女孩周期表易如反掌。他非常不耐煩，幾近絕望。我說他應該先冷靜一下。我們一切就緒就出發，不會提前，當然也不會等太久。馬丁眼神黯淡，但是他明白，他當然明白。他平靜地吸氣呼氣幾個來回，然後說他要強調一下，如果我需要出差去做一些關於探險的調查的話—也叫考察，他的人和知識都隨時待命。我說我會考慮的。現在我最操心的是怎麼找到最後兩個探險隊員—兩個得力的小伙，健康、樂觀，有特長。馬丁說我應該在所謂重點科學領域尋找支持者，比如自然科學領域。人文科學是有局限的，他說。反正對探險來說是這樣，具備一些硬核的科學知識還是有用的。

雲浮。

我站在大學的某條走廊里。我、馬丁、阿汶、魯爾，還有待定的埃格爾。我有這些人，還有錢。「康提基號」上有六個人，一天24小時完美均分，每人4小時輪值。我想要組個七人的隊。這樣我們還能有點兒餘地。換句話說，我還需要兩個人，或許還需要幾個額外的理論，有備無患。我是這麼想的：我到哪裡去找這麼個人，既有理論又有知識—最好還是硬核的、能有派上用場的知識？我自問自答，也算是受馬丁啟發，我去了大學自然科學學院。所以我站在這裡，站在一間正在上物理課的教室門外。學生們開始從教室里魚貫而出。男孩、女孩，我估計他們出門前一定是學習了許多知識，知道很多自然現象可以通過基礎的、普遍性的法則和原理來理解。我對這些法則和原理並不是很在行。我需要一個懂行的人。我預計我們八九不離十會遭遇一些需要解釋的自然現象。這些現象每天都在發生，哪怕在家也是，但在太平洋肯定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大堆自然現象，我們必須解釋它們。這兒一個現象，那兒一個現象，噌噌噌地把這些現象攢一塊做個小小的總結就能造福人類。我需要一個物理學家。這兒來了一個有兩下子的傢伙，身材健碩，笑容寬厚，看上去不錯，眼神犀利而有智慧。我能看出來他很強壯，又強又壯。我相信人可以貌相。我的經驗是好狗看毛遠比其他方式管用得多。以貌取人是一門被低估的技藝。我看著這個傢伙朝我走來，他的氣質、眼神、衣著都能告訴我很多信息。他是可以信賴的人。他很討人喜歡，安靜、謙遜，背後有好多冬夜。我都看出來了。這是我的天賦。或許我在這方面比別人更敏感。我也不知道，但更敏感並不意味著更好，更敏感就只是更敏感。我攔下這個物理系學生問他有沒有5分鐘時間。我做了自我介紹，並稍微慎重地詢問了一下他剛才在物理課上學了點兒什麼。他問我是不是記者，這是不是問卷調查，類似於街頭採訪之類的，是不是學生報，他不反對自己的話在那上面發表。但並不是，我不是記者，我在計劃一場探險，等等，現在我想知道他學了點兒什麼。他學的是非金屬元素：磷、硫、氫、碳、氮、氧、鹵素（氟、氯、溴、碘、砹），還有惰性氣體（氦、氖、氬、氪、氙、氡）。非金屬元素確實只佔元素周期表的一小部分，但它們對地球生物來說至關重要。比如，空氣就是由78%的氮氣和21%的氧氣組成的，剩下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他叫羅格。我們去了咖啡館，總是咖啡館。他禮貌地聽我介紹了我的溜冰理論。他說他不相信，直言不諱。太平洋上從來不曾結冰，他說。我就忘了整個理論吧。羅格覺得這條理論很爛。但我們一路上總能發現些什麼，我說。不管是什麼。一種物質，一種植物，一種現象，一種魚，什麼都可能。如果要想讓挪威登上世界地圖，怎麼都得是條大魚。嘲諷，他很消極。他怎麼能否定太平洋會結冰，哪怕所有權威都給出了相反的意見？正是這種狹隘的眼界讓許多我們這樣的年輕人過著憤懣的日子，並一心想為集體做點兒貢獻。我提醒他海爾達爾用「康提基號」之旅對學院派進行了有力的還擊。好多偉人最後都不得不俯首帖耳地承認他們錯了，海爾達爾是對的。這是可能重演的，不能排除這種可能。羅格認為最糟糕的性格特徵就是無法從別人的錯誤中總結學習。如果所有的錯誤都必須親自犯一遍，那一定是個糟糕的科學家、一個失敗者。我生氣了。我們才認識不到5分鐘，他就坐在那兒說我是失敗者。事情不是這麼辦的。大家應該在互相尊重並互相好奇的基礎上面對面。開放，我擺出我的理論，你再擺你的，然後我們再去證明它們並成為終身摯友。跟羅格就不能這麼來。他不是我想像中的那種人。我惱火了，吼了他一聲傻子讓他滾。人有時候會言不由衷。他走之後，我坐在那兒抿我的汽水，滿腦子的事與願違。我主動來找一個物理學家為我們的旅行添加一點兒硬核的知識。我颳了鬍子，坐公交車來大學，選了一個自認為合適的人選。並不是碰上一個算一個，不是的，我是精挑細選的，我以為我挑了個最有潛力的人，結果這人一無所有。我都不敢想像班裡剩下的人會是什麼德行。一幫混日子的。此處不宜久留。

我坐在那兒胡思亂想的時候，過來一個傢伙問我他能不能跟我拼桌。我說請坐。但他最好別以為我會有興趣攀談。我很失望、很難過，就想坐在這兒把我的汽水喝完，然後走人。「你是什麼人？」他問。他以前沒在這兒見過我。我是什麼人？這算什麼問題？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回答。我的名字說出來沒有任何意義。他要問的其實應該是我在想什麼，我有什麼價值，我從哪裡來。我看看他，注意到他是個瘦高個兒，有點兒太瘦，但臉上的膚色很健康。他看上去很友好。好吧，無所謂。他比我大一點兒。我說我來這裡是想找一個物理學家一起來一場開疆闢土的太平洋之旅，但到目前為止我找到的只有傻子，我正打算放棄。「放棄什麼？」我如此這般把理論講了一遍。他向我伸出了手，想讓我接住他的手。「這個理論太酷炫了。」他說。他彷彿目睹那些原住民溜著冰漂洋過海。他叫雲浮。我叫阿瀾。他不是物理學家，但他對物理感興趣，特別是流體力學。他其實是學電影學的，知道些關於電影的知識。他學了很久。現在他覺得該有什麼新鮮的事發生了。最好他能自己寫電影劇本（誰不想呢），但沒那麼容易。當他突然明白懂很多電影知識並不一定代表能寫出好電影的時候，深受打擊。為了克服恐懼，他開始旁聽物理課，主要是為了讓自己可以有機會分分心，找些新想法。他還同時旁聽地理和植物學，只要感興趣，可以分心的方向很多。他站在人生的岔路口，要麼繼續走老路，要麼換條新路。另外，他女朋友剛剛甩了他。甩了他，聽上去挺輕鬆，但很難理解。

雲浮和我坐在那兒聯誼了幾個小時。我要證明他有足夠的物理知識能讓我沿途派上用場。「物理，」雲浮說，「嚴格地說不是什麼稀奇的東西。實際上，只是一小部分控制我們周遭所發生一切的法則。某種力可以有這樣或那樣的作用。物理通常顯得很艱深，是因為那些覺得自己懂很多又獨善其身的人想保持這種感覺。是媒體為它打造了一個高深莫測的形象。媒體的威權。」我們很談得來，雲浮和我。還有冬夜。雲浮在野外熬過自己的冬夜，而且不僅如此。有一回，當時雲浮的工作是植樹造林（這本身就是個好兆頭），他的同事眼睛裡扎了根樹枝，樹枝卡在了眼白里，雲浮必須把它拔出來。白色的眼液順著樹枝滴下來。這就是我所說的冬夜。還有一回，他的某個親戚的眼珠子被滑雪杖鈍的那一頭打了出來。眼珠子就這麼躺在雪地上。可怕的故事，但方向是正確的。雲浮是個經歷豐富的傢伙。悲歡離合，愛情，失敗，這還不算硬核的話就沒什麼能算了。另外他還懂點兒物理，對我來說這就夠了。後來還提到他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個。雲浮加入。我們要上天了。

我和埃格爾見面並澄清了那個關於誰系的船的分歧。我們倆都承認是自己。我是因為不想破壞我們的友誼，因為我想帶他一起去旅行。埃格爾開始意識到自己可能會因為太固執而錯過一場去太平洋的旅行。我們客氣一番後總結當時我們兩個在系船這件事上都插了一手，責任共擔，打了兩個結。埃格爾打了一個，我打了一個。我們兩個打結都不怎麼在行。「肯定是我打的那個結沒撐住。」埃格爾自責道。「不是，肯定是我的。」我說。我們放下各自的自尊，感覺很爽快。

氣氛活躍起來，埃格爾堅持要給我看他在自然中拍的照片—他跟羊群的合影。他對自然並不陌生。這是他想向我發送的信號。他還看了一點兒關於太平洋的書，為探險預熱。他提到「太平洋漫遊大拼圖」。我很感動，心想埃格爾這個傢伙居然對這事這麼認真，探險將超越所有的期待，但之後他笑了，承認這是海爾達爾的原話。也就是說這話不是他拍腦袋原創的，但是，他說，我們必須認識到那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如今能拍腦袋原創的事情少得可憐，幾乎已經不可能了。所有的思考，前人都已經思考過了。我們的任務是提煉。

他當然是對的。埃格爾加入。

我們握握手，彼此兄弟相稱。

金。

馬丁來串門，說他可能找到了最後一個隊員。那人名字叫金，應該是個有趣的傢伙，算是個藝術家。他做過很多稀奇古怪的事，繪圖、畫畫、平面設計，他還拍照攝像。金是個多面手。我們需要一個能以具有說服力的手法記錄發現之旅的人，或許回來以後可以出版個什麼精美的印刷品。我們這年代，印刷品前途無量，馬丁說。只要夠精美，一定能火。只要金來做，一定精美。另外他還是個快樂的青年。這個金，好相處，好好先生，各種好。如果我們的配置想接近一點兒康提基的話，那有個藝術家正合適。找個藝術家比找個突破型人才容易。如果我喜歡金，我可以按藝術家配額招他進來。七個年輕人組成的團隊應該具有代表性，怎麼都應該有個藝術家。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肯定有這麼個說法，聽上去很在理。

我們去找金。他坐在電腦前掃描，然後在Photoshop里修改。那是個幫助用戶處理圖像的軟體，金解釋道。金很喜感。他喝礦泉水，瞪著電腦太長時間眼睛都瞪紅了。我們聊了起來，談了談多媒體。這是現在的時髦話題，而且我懂。金解釋說多媒體就是很多媒體的意思。很多媒體混在一塊兒，就是多媒體。可能性就在其中。馬丁表示同意。據我判斷，他們應該是有道理的。金是獨生子，這是後來說起的。換句話說，他是兄弟姐妹中最大的，也是最小的。這讓我心裡痒痒。他估摸著有些我們夢寐以求的特質—矛盾特質。他一邊不經意間是一個既定規則的維護者，另一邊同樣不經意間又是一個激進的創新者，隨時隨地準備著突破所有的傳統。最難能可貴的就是這個不經意間。金只是自顧消磨時光，也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在推動他，或者自己有什麼潛質。在此期間，潛意識默默發功，該清的清，該毀的毀，整理頭緒，最後出現一種感覺、一種慾望，讓他一路跟隨，不明就裡。他肯定是這麼走上藝術之路的。只要輕輕推一把，金就可以開疆闢土。我看好他。

探險隊滿員了。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和每一個人都深聊了一次。我想了解他們是什麼樣的人，於是我一個一個地找他們進行了一場深刻的談話。「跟我講講你自己。」我說。每個人一開始的反應都是又驚又喜，但最後都開始娓娓道來。我得到了他們的故事，並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事，但我想知道。這年頭還有誰能驚天動地？幾乎沒有。我從馬丁開始。

「說說我自己？」馬丁說。他微笑著說他少年時參加過的聚會。夜深以後，大家就開始聊自己。說說我是誰，我在想什麼。那時候想法可多了。「好吧，」他說，「沒問題。我來說。」

馬丁說馬丁。

我生於1969年，在特隆赫姆的比沃森區長大，實際上是富二代。我們住在那裡是因為爺爺在那一片還是農村的時候就有了地。我們造了房子。爸爸是建築師。那是個很適合孩子成長的地方，有大片大片的遊戲場地—馬卡森林、旭湖，還有很多沒有開發的空地。我是最小的，有兩個哥哥。他們比我大挺多的，這使得我與他們幾乎是無痛共存，很少吵架。其中一個有時候會逼我去買他不想親自去買的東西。但總的來說，做小弟弟還挺好的。輪到我的時候，父母已經懶得管了。我基本上獲得了全面的自由。我12歲的時候，父母離了婚，感覺並不算什麼大問題。我不知道這事對我到底有什麼影響。我有我自己的事要做。我在小學裡很開心，都挺順利的，還整天踢球。課間休息的時候，大家一起踢。球場上有10～12個守門員、200個球員。我是裡面最棒的，並因此很受同學尊敬。美中不足的是我不擅長游泳，並且花了很長時間才學會騎自行車。

初中很無聊、很慘淡，有壓力。在房頂上嚼唇煙，呼喊奔跑，結了冰的雪球，而且作業也比過去多。我穿橙色褲子，很不合群。有人每次經過就要喊我屁精，也是挺讓人崩潰的。懷念周圍都是好人的日子。13～15歲那段日子是我最不想重溫的經歷。

高中也是令人大失所望，沒覺得我學了點兒什麼。以為會跟大學一樣，有更多自由和責任，更多有思想的人，但並非如此。幸好那兒有幾個老朋友，但沒交上什麼新的。校外就是我的朋克歲月，有點兒晚，但總比沒有好。我們去看演出，聽的都是「文身龜頭」這種樂隊。我當時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但後來搖滾精神越來越多、政治主張越來越少。最後音樂再與粉碎政權無關。音樂非常重要。這對我如何定義自己和他人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那些激進的氣質主要是我渲染出來偽裝自己的。有這麼一手挺好的。

在一段很短的時間裡有過很密集的聚會。大家都忙著搞酒喝。去參加聚會就是為了喝酒。通常還有吃的東西，但很快被一掃而空，接下來就是滿屋子跑，試探所有房間，在最短時間內獲得儘可能多的快樂。大家最喜歡的是奔跑喊叫。喝高了到處跑。我對這個沒多大興趣。我是過了18歲以後才破處的。在這種聚會經常冷場，最後我不得不坐在那兒跟那些紅色青年會的人討論時政。我從來沒辦法堵住他們的嘴，但幸好我有幾個好朋友可以。我的朋友圈裡想當藝術家的人出奇地多。

我們高中畢業那會兒失業率很高，上大學是比較實際的選擇。我一上就是好多年。不知道怎麼說好，有開心的時候，但混賬事也不少。兜里沒幾個子兒，還有一堆平庸的應酬。想過主課題寫《宗教、信仰和象牙海岸某農村的行政邏輯》。去比利時學法語，結果卻去了個弗拉芒語區。後來我的非洲鼓老師還死了，那時候我的興趣也隨著消失了。說起這個人，他其實遠沒有我以為的那麼善良。他就是挪威衛生部建議大家避而遠之的兩類人之一。他身上有一種可以通過性行為傳染的疾病，他就故意左擁右抱。

我現在最上心的就是我那個周期表，還有信息傳播和電腦編程之類的。只是我以為自己很上心。我喜歡自己這麼以為，但我經常會產生幻覺。人總是要聰明過別人，這樣很累。成為那種什麼都知道一點兒的人是件很可怕的事。越來越多的人走上這條路。但更可怕的是術業有專攻，因為這樣就得放棄其他的一切。

我覺得自己沒什麼可證明的，未來並不樂觀。愛情是我願意相信的少數幾樣東西之一。雖然有時會很難。

金說金。

我生於1973年，在特隆赫姆的星薩克長大，面朝市中心和峽灣，是景觀優美的好地段。那裡有美好的狹窄街道，小坡、花園、柵欄和籬笆。中小型住宅，挺漂亮的老房子，住著挺普通的人。記得有個牧師，還有一個播音員，退休了。小時候成長的地方，親切且安全，周圍有不少孩子。我喜歡做手工，喜歡創造發明。整天假裝自己是別人，不過這應該是所有孩子都會做的事，所以也沒什麼了不起的。我有兄弟姐妹，我們階段性獨處。有些社交場合較難融入，但童年記憶大都是美好的。我的父母都是建築師。我5歲的時候，他們離婚了，記得並不是很戲劇性。他們仍然住在同一幢房子里。奶奶去世的時候，家裡氣氛很悲傷。我能看出來我父親很難受，記憶猶新。

我喜歡幼兒園，特別想和女生在一起。有幾個我一直牽手，並最希望可以肩並肩地躺著，不管是在床墊上還是在草坪上，但她們總是能找到別的事做。這讓我很受挫。別人都回家了，我還沒人接很丟人，但時不時會發生一次。

上小學之後，我很活躍，組樂隊，拍視頻，辦雜誌。我數學很差，但喜歡挪威語和英語。我還很擅長畫畫。五年級的時候，我寫了個關於泰山的劇本。我非常討厭體育課，從來不洗運動服，任它放在塑料袋裡越來越臭。課間休息的時候，我常常一個人待著，因為我不踢足球。我和一個小夥伴因為我們的樂隊上過電視，可火了。我還去上跆拳道課，學得不好，但因此變得很強壯，而且那裡有女孩。我成了女性之友。我們經常聊天。我已經墜入愛河，但女孩們不知道，只管說說說。

不管是小學還是初中，我都不是很合群。我從來不和別人做一樣的事，肯定算是個怪胎。演戲總是能當上主角。我想自己當時一定自我感覺良好，不怎麼謙虛，口無遮攔並總因此吃苦頭。進了高中我就改變策略了。我安靜，也因此更容易融入其他人。我們全班去參觀藝術學院。我著了迷，立刻申請，18歲就被錄取了，非常年輕，其他同學都比我大7～12歲。大學生活很刺激，也很艱難，突然就完全自由了，什麼都可以做。老朋友都丟了，因為短時間內得學很多東西。開始接點兒私活兒，比如給報紙畫插畫，活躍於電影俱樂部，很投入，黑色系打扮，滿嘴人名。我經常提到《閃靈》和《發條橙》，關心藝術和文化，也很關心建築。我非常崇拜格林納威。電影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一個人去很遠的地方參加講座。電影直接聯繫著我的童年。我想這就是我這麼著迷的原因。小時候我很喜歡創造與世隔絕的小世界，可以編排一切。這種遊戲有電影敘事一樣的戲劇性。我後來又喜歡上了平面設計。其實我什麼都想做，電影、音樂、書、畫。我還在繼續。我對短期的未來很樂觀，但對長遠的未來很不確定，害怕我做的事都不成功，並且無法搞清楚我真正想要什麼，覺得自己很忙。因為我這麼早就進了藝術學院，所以我總覺得自己有優勢，但現在這個優勢已經不復存在，我落後了。我對生活的設想太浪漫了，以為生活是一條不斷拓寬的路，不斷有新的可能性出現。但現在我覺得自己僵化了，安全穩當。我害怕停下來，想改變。有時候我會想人是不是應該每7年徹底改變一次生活，比如：分手，搬家，交新朋友，做新的事。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可以實現的，但我想繼續尋找，只要可以就一直追尋下去。我很怕將來會對自己的生活不滿，害怕後悔。這肯定是一種普遍的恐懼，但這也可能只是我的自證預言。歸根結底，人必須忠於自我，只要這樣做並感到滿意就一定沒有什麼可怕的。但我並不很滿意。我也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忠於自我。我並不覺得自己在做什麼重要的事，我猜人們做重要的事的時候都會有一種正確的感覺，但我很少有這種感覺。這讓我很煩惱。

雲浮說雲浮。

我生於1964年，在特隆赫姆的下林蔭道長大，普通中產家庭，學院派，毫不費力的學霸。上學很輕鬆，喜歡運動，踢足球和跑步。晚上和我父親一起跑步。因為家裡沒有車，並且兄弟姐妹都是極左而被同學戲弄。我很早熟，會用班裡的同學不會用的詞。打過幾架，很強壯。家庭地位造就了我極強的勝負欲。討厭失敗，我現在還是這樣。不計成敗的遊戲懶得參加。喜歡做決定、制定規則，這一點常常不討女孩子喜歡。她們不喜歡競爭。我叔叔是我的榜樣。他是平面設計師，有一個Super 8攝像機。他帶我走上了創意之路。我很早就知道我不會像父母那樣當老師。我開始讀很多書，想住進虛構的世界。

我開始喜歡上寫作和攝影，為電影俱樂部和雜誌社工作。電影對我來說越來越重要。我是個浪漫主義者，電影容易吸引浪漫主義者。關於世界宏偉的理想主義敘事，美女，很高的期望值和很大的落差，對電影懷舊元素的著迷，多愁善感和憂鬱，對純情年代的懷念，超前或滯後的懷念，總是在懷念，電影俱樂部成了我的世界。上學、看電影、放學、喝酒，在女朋友身邊睡個長覺，周六上午在滿座的大廳里介紹電影，之後出去吃飯。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時光，很安全。我是喜歡社交的人，交友廣博的電影愛好者這個角色很適合我。我有過很激烈，肯定也很傲慢的見解。我理直氣壯地發表意見，總是辯論中的反方。現在我不年輕了，也不那麼爭強好勝了，但很難與自己和解。我喜歡自己是那個場合里最年輕的，看著周圍的人並感覺他們都比我平靜。現在我遇到比我年輕的人越來越多，這讓我很鬧心，甚至還有人認為我很成熟、很有智慧。比如，我就是探險隊里年紀最大的那個。我很不喜歡這樣。很奇怪的是，我覺得現在的社會就是因為年輕人年輕而尊重他們，就好像只要年輕就夠了，這樣就算贏了。年輕人懷揣著年長者看不懂的鑰匙。媒體和廣告公司用得著，因為這就是價值。這股潮流來得太晚，我們沒趕上。這讓我很心酸。

我很怕事業有成，但我又很嚮往。事業有成，仍劍走偏鋒，這是我的目標。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可能。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成熟的男孩而非男人。反正我自己很少覺得自己像個男人。時間轉瞬即逝，指望我成熟面對的場合我總是會退開一點兒距離。感覺不到大事已經發生，但過一段時間我會明白過來，它其實近在轉角。

與戰爭剛結束時的那一代年輕人相比，我們的幻想要貧乏許多，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抱著幻想比沒有幻想要走得遠。我們中的許多人已經丟失了可能改變世界的信念，所以他們寧可不去做。以前還有納粹需要抗爭，還有國家需要建設，每個人都扮演著角色，每個角色都重要。如今每個人都是對方的客戶。我們只是買進賣出。一切都淪落為交易。我相信戰後的那代人中有一種美麗的樸實和真誠。他們有一種處子般的純真，我覺得這是我們永遠不可能擁有的一諾千金。但我們對事物有更深刻的了解、更豐富的知識。我相信如今特立獨行更容易。我為了不公而沮喪的同時感覺自己對這種沮喪免疫，這一點就讓我很沮喪。我留意到自己其實並不關心，如果你明白我在說什麼。

我看了太多電影，有些工傷。現實生活與虛構相互混淆又很少一致。比如，我對愛情生活有極大的期待。有時候如願，有時候失望。無論如何我都是天然的樂觀主義者。相信只要我們繼承上一代最好的傳統並做到最好，結果就不會差。但我總是在想，有那麼多我本該做的事，如果我能更主動一些的話。我缺少對手。我好像混得不錯，其實大部分時間只是在胡鬧，就像踢足球不計比分一樣。一切似乎都沒有什麼意義。我渴望一種絕妙的思想。

埃格爾說埃格爾。

我1969年生於紐約，在特隆赫姆各個不同的地方長大。父母離異以後和母親以及兩個姐妹生活在一起。不能說我有一個幸福的童年。我是個複雜內向的孩子，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同時又很害怕被孤立。我很害羞，但在群體中會變得大膽。我在課堂上很尖刻、很風趣，並且很享受同學們的反應。搗亂課堂等違規行為很吸引我。我們偷東西，在樹林里偷偷抽煙，然後放火燒林。另外，我還喜歡動物，這我記得，特別是食肉動物，還有足球和溜冰。斯坦·斯坦森，他是我的第一個英雄。上初中後，我冷靜了許多，但我從來沒有認真對待過學習。我不做作業。我覺得所有學科都簡單得要命，學習不費吹灰之力。初中沒有給我留下太多美好的記憶。我完全無法把學校和任何好事聯繫在一起，可能除了我總是一個接一個地暗戀班上的女孩外。到現在我看到教學樓還是會想吐。後來我去了法國一家每年收一些挪威人的高中。我一夜之間蛻變了，開始穿黑色的奇裝異服，留奇怪的髮型，聽壓抑的後朋克音樂，嘗試屬於80年代非主流的一切。我和另外幾個人。我們覺得自己很牛，很特別，鄙視周圍大多數人—那些直男直女，試著過波西米亞式生活，出去喝酒，目空一切。其實我只是個自以為是的毛頭小子。那個年齡的人都不怎麼樣。我嘗試的波西米亞式生活惹惱了學校。後來我基本上不去上課，高中上了一半就不得不回挪威作為自學生參加會考。但後來想起來我覺得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時光。這可能最能說明我是一個懷舊的人，但我記得那段日子很特別。我們是一群剛剛離巢的小男生。我們有了自主權，周圍的一切都是嶄新的。第一年我們住宿舍，但之後就得自己找地方住。我也是那時候發現了文學。我把神秘的作家職業浪漫化了：那些毫不妥協地追求真理、酗酒的藝術家堅守著某個隱晦的秘密並以破除所有規則來轟動世界。但這個興趣也是深刻而真誠的。文學是一種啟迪，撥雲見日，比如我開始明白自己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孤僻，還有像我一樣的人。我還明白了，我要寫書。

開始上大學並沒有什麼好激動的，我覺得自己當時已經開始無動於衷，對同學們的熱情很不理解。可能也要怪我出自一個學院派的家庭，講座論文什麼的從小就是日常用語。反正我學習的時候總是三心二意。逃避上課，拖延考試，跳過大多數課程。我對幾乎所有專業都感興趣，但沒有耐心花太長時間學任何東西。如果不能一氣呵成，就乾脆放棄。這可能是我最糟糕的性格特徵。我很懶，無組織、無紀律，寧可選擇最簡單的出路。很少嘗試新的東西，首次嘗試失敗就不願意再花時間。現在我有各種證書，但並不覺得我有任何可以清楚定義的能力。也就是說，我的工作和文學有關，該做的都會，但是並不覺得我具備大學水平的知識。反正我喜歡這樣想：我這裡撿一點兒，那裡學一點兒，功到自然成。其實我從來沒有什麼事業心。我的野心主要在藝術成就方面。這些在我青春期的時候就開始了，但從來沒有實現過。做起事來我總是缺乏自律和耐心。我還好高騖遠，從來都不滿足。我有天賦，但實際上百無一用。我總是夢想太多，做得太少。回頭看看，我其實並沒有取得過任何有意義的成就。要我總結自己到目前為止的成人人生的話，離我10年前設想的要差十萬八千里。各種學業、工作、城市、住所、愛人、朋友—一切都好像是一連串未完成的碎片，沒有計劃和方向。但事實就是這樣。我聽上去可能很悲觀，但我也會相信「盲目的愛情」之類的事，所以還有救。

阿汶說阿汶。

我生於1977年，在特隆赫姆的斯韋雷堡長大，這是個很適合成長的地方，有許多孩子。除了戰後留下的碉堡外，山洞、湖、山坡、高爾夫球場、足球場，我們應有盡有。學校旁邊有好多老工廠，到處都是齒輪。那裡是個「黃金國」。我很喜歡上學，很為那棟漂亮的老教學樓自豪，但並不喜歡我們學的東西，因為我毫不費力就能搞定。我的興趣主要在課餘活動。我不是最野的，但我上課的時候喜歡在下面說話。其實我挺害羞的，足球踢得也不好，但我很風趣，如果周圍的人能認可這一點我會很高興。（這兒我必須插播一下，阿汶足球踢得很臭，他參加的球隊那叫一個爛。既然是我—他的哥哥執筆，我當然有比他願意交代的多得多的信息。這可能很不公平，但這就是現實世界。阿汶和足球隊去過一次瑞典，跟瑞典少年隊踢比賽。他們1∶13輸了，唯一的進球還是對方的烏龍球。之後阿汶就成熟了，放棄了足球。他八九歲的時候意識到人生還有更重要的事可以做。有的人要花很長時間才會意識到這一點，有的人可能永遠意識不到。）

我很喜歡小姐姐。現在老師都叫老師，但我有個小姐姐，她很喜歡我。或許她喜歡所有人，我不知道，但反正因為她，上學成了一件很愉快的事。最快樂的校園回憶是我贏過的一場乘法比賽。小姐姐飛快地出乘法題，答不上來的就得坐下。我記得就這樣持續了好幾個小時。我的心算能力讓家裡人都吃了一驚，但學過了乘除法，我就失去了興趣。從那之後我就不知道心算還有什麼用了。我的父母很體貼、很開明，也很積極。這為我營造了良好的學習氣氛。我從來沒想過爭第一，覺得這毫無意義。我只關心拿到足夠好的成績可以進我想進的學校。後來證明我的成績剛剛好，一分不多，完美無缺。我沒有多花一小時的時間，對此很滿意。高中基本上都好，但白花了不少力氣，學了些沒必要的科目。但高中環境不錯，同學人也好。學校在市中心，隔壁就是咖啡館。咖啡館很好。我一向知道自己得學習，從沒二話。歷史是個不錯的起點，我當時想，但之後學什麼我不知道。兵來將擋，或許跟無線電相關的科目，或許新聞學，我缺乏一個大方向，但這並不讓我犯愁，做學生本身就是不錯的生活。我其實特別沉得住氣，看待世界也很樂觀。顯然外面有很多好人。我很關心這些，而不是戰爭或災難。總會有人給別人搞破壞。我不覺得地球很快會滅亡。我們當然應該加把勁，但我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我從來沒有為環境頭腦發熱。學校里大多數課都在講環境，講我們得保護環境，這我毫不懷疑，但對此我一直很冷靜，也不知道是為什麼。我對人生有很高的期望，有野心這輩子要大幹一場，多看，多經歷。到目前為止，我的生活都四平八穩，今天還是覺得很安穩。

魯爾說魯爾。

我1969年出生。這兒住住，那兒住住，但8歲以後都在特隆赫姆，住在馬卡森林附近。這是個好地方，有點兒像衛星城，有各種各樣的人。我喜歡體育、女人和音樂。上高中後，對以後還完全沒有計劃，考慮過上大學，但後來就不想了，因為看不到任何上大學的意義。我對那些出路比較具體的職業更感興趣，覺得太多人只會生產思想和那些模稜兩可的東西。我的大多數同學都選擇了上大學，隨他們去。我直接從高中跳去學廚師。我比其他人都要大幾歲，覺得他們都笨得出奇。並不是所有廚師都那麼聰明，那是肯定的。食物是理所當然的選擇。這是人類共同的需求。廚師是很了不起的專業，總有很多東西需要學。我覺得自己掌握得還不錯。我覺得當下的廚師圈乏善可陳，自以為是的一幫人覺得自己有多好，其實大多數都極其無聊而傳統。但這也無所謂。這幫人反正慢慢都會死絕。這個職業算是容易找工作，也容易單幹。我參加過一個白手起家的項目。選擇優良的食材，以及對食材創新，我不想做華而不實的菜，味道好比品相好重要。我反覆嘗試，反覆失敗，但樂在其中。這也是一個辛苦的職業，需要做許多體力活兒，也有很大的心理壓力。很多人很快就把自己耗盡了。我考慮過要從長計議。我每天大約12點起床，然後去上班，先看看報紙，喝喝咖啡，然後訂貨，到處打電話，發傳真。我也雇其他的廚師，一切安排得有條不紊。大約14點左右，我們在廚房開工。菜單是我事先準備好的。我在廚房分配工作，但自己也會做許多菜。食材總是按飯店晚上可能滿座的量來準備，從來沒剩過飯菜。做到這一點其實是挺優秀的。我們17點開門，不可開交地忙到23點打烊。我學會在腦子裡裝二三十個點單。關門後，人就徹底空了，累得有些奇怪。我們一直是站著的，好多人都有了腱鞘炎。這比我以前想像的還辛苦。我時不時都想試著重啟一下自己，要是厭煩就輸了。但我已經慢慢不想在廚房裡站著了。我想我寧可做菜單或者等別人做好了菜我來裝盤，不然我會得冠心病垮掉的。客人的滿意是很大的激勵，就是他們讓我繼續做廚師。我覺得自己很有創造力，但並不是藝術家。我80%的朋友都在搞藝術，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覺得他們絕大多數也是。當然大多數人工作得太勤奮，我也是。但我相信我們勤奮是因為我們喜歡工作。大家都喜歡事有所成。

我們就是這樣的。

這就是小伙們，言簡意賅。實際上肯定不止這些，每個人都是。誰都不能因為這樣一份速寫的自述給出公平的定論，但這是個開始。也就是說，這是我手頭有的貨。

我突然意識到，說起探險旅行讓挪威登上地圖，他們可能都不夠資格，但在某種程度上我喜歡的就是這個。那樣的話，一旦成功之後就不會有人抓著我說都是因為我帶的人太資深。我選擇了普通的、能幹的好小伙們。這樣就夠了。

團建。

我研究了一下團建工作。不是攢夠了人就可以出發，這樣是不夠的，先要把團隊建立起來。我們得記住，我們是七個不同的個體，有不同的背景和經驗。我們的想法不一定一致，也不應該一致。但我們必須學會互相理解，這樣我們才能開始互相尊重對方的想法。相互理解應該成為基礎。只要有這個基礎，時不時有些小分歧也就無所謂了。作為隊長，建立這個團隊是我的任務。我要讓團隊運行起來。我們可能很快就會遇到壓力、難題和危機。這就需要所有人都能互相信任，大家事先就已經建立起良好的關係。嘻嘻哈哈也無傷大雅。最普通的團建活動好像是登山。其他的探險隊隊長都在書里寫到過。圖書館裡有這些書。帶上自己的小伙們去登山，長途跋涉，一起釣魚摸蝦，餐松飲澗，背大包睡帳篷，擠在一起，看誰受不了近距離接觸、重體力運動和精神壓力。太平洋里沒什麼高山，最多的是珊瑚和棕櫚，這是我從《國家地理》雜誌上看來的。所以據我評估，帶著兄弟們登山有點兒浪費時間，而且現在是冬天，山裡冷得要命，風大，還有難以預計的深坑。團建肯定還有別的方法。

我們決定先從游泳開始。特隆赫姆有個中央浴場。游泳是用得著的，還有潛水。我的小心思當然是想看看他們是不是都像自稱的那樣擅長游泳。他們都有游泳胸章。他們都賭咒發誓會游泳，但我還是心存懷疑。我想約他們大清早見面，但其他人並不覺得這是個好主意，所以我們約在午餐時間，一人背一個塑料袋，裡面裝著泳褲、毛巾、洗髮水以及其他可能用得上的游泳裝備。

先介紹那些互相不認識的人認識，彼此握了手。這是個比較特殊的時刻。我們站在這裡，七個年輕小伙，或者說男孩，不管現在他們怎麼叫我們，光天化日之下，在挪威，在巨人的故鄉，為了去游泳池一人拎一個塑料袋，相互認識，然後出發遠遊踐行壯舉。我覺得我們應該感到驕傲。我自然而然地進入領導角色為每個人買了票。他們下樓走向更衣室的時候，我停下腳步看著他們以男孩的方式嬉笑著建立友誼。

我們換衣服的時候，作為領導，我可以告訴他們，很受歡迎的游泳胸章是1935年起由挪威游泳協會頒發的能力證明，是一個可以別在外衣上的小胸章，有點兒像胸針，只要能游到200米就能獲得。這是基本要求。想游多久就游多久，哪怕遊了一個禮拜，游到就有胸章。

上學的時候，這個胸章可熱門了。首先我們得訓練幾個月。這可不是什麼大事，都豁出去了。政府希望所有的挪威孩子都能學會游泳。這算義務。擅長游泳的國家，別的也差不到哪兒去。他們肯定是這麼想的。我們得學游泳，不惜一切代價。那些怕水的，尤其是那些女生，直接扔水裡，游泳老師用一根頭上有個環的長棍幫她們。游泳老師沿著泳池平靜地漫步，想心事，而棍子另一頭的女孩們都覺得自己要死了。

終於，幾個月坐班車往返於學校和游泳池之後，我們要參加那個重要的考試了，胸章在望。我們各自游完200米來換取游泳老師的點頭認可。這個身材巨大的男人，從來沒聽說過教育學這回事，但口袋裡顯然藏著幾枚獎牌，很可能是地方錦標賽，但也不排除全國錦標賽的可能。對於連游泳（這麼簡單的事）都學不會的人，他只有鄙夷。胸章可不是免費的，我們得花錢買。一個25克朗左右，倒不貴。

我的小伙們都出色地完成了測試。他們本來可以再多游一倍的距離也完全沒有問題，但我決定喊停，這樣他們就不會覺得我這個隊長太嚴厲—一個既嚴於律人又嚴於律己的無情鐵人。然後我們上跳板胡鬧了一番。馬丁搭訕了一個戴泳帽的女孩，學德語文學的，據她自己說她是個健身達人。事後馬丁告訴我這類女孩他還沒有遇到過。他精確地知道她應該屬於周期表的哪個位置—較低的原子序數，或者叫女孩序數，馬丁是這麼叫的。這類人穩定、堅固，通常不主動與別人發生聯繫。

我們到桑拿房包場，我覺得這是召開全員會議的好時機。我起身站在小伙們跟前，有點兒像軍官面對自己的部隊，還以不經意的動作時不時地往桑拿爐上灑點兒冷水。我說一切都表明我們是個紮實的小團體，每個人都具備各種有趣而實用的知識和個性。你們要知道，我說，任何人我都可以選，我讓這句話飄一會兒，但我選了你們。我停頓了一會兒，讓最後一句話懸浮並融化進水蒸氣中。之後我把這個想法、遷徙理論是怎麼出現在我腦子裡的說了一遍：不久前我溜冰穿越了麗岸湖，風在背後推著，還有那密集的聲音—歌聲、金屬與冰面撞擊的聲音。我還提了提資金是怎麼奇蹟般地落實的。我全盤照實說了，一條一條，規規矩矩。我一邊說一邊觀察他們的反應，看我的話對他們有什麼影響。他們很吃我這套。反正看起來是這樣。我面對他們，讓他們所有人，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是特別的，覺得我是在和他一個人說話。這是一門藝術。我讀到過相關的書。我一個一個地輪流看他們，看雲浮、金、馬丁、阿汶、魯爾，還有埃格爾。下一個瞬間，我又同時看他們所有人，看整個團體，要讓他們覺得我們是一個團結的優秀團體，擁有共同的目標。

我說我對自己的理論很有把握，但這並不表示我不想看到其他人也能拋出個理論來，或帶個項目進來，來彰顯探險的偉大。比如，找些可以在太平洋做的事，收集證據，在可控的條件下做實驗，我也不知道具體是什麼，可以是自然科學或人文科學，也可以是藝術方向。我很謹慎地不遺漏任何可能性。我要讓小伙們覺得我張開雙手擁抱他們，並鼓勵他們獨立思考，算是責任下的自由。我讓他們回家把自己的項目計劃寫在一張紙上，再加上幾句關於自己的話，這樣我就可以把這些項目都收集起來，對我們可能取得的成就有個全面的了解。

「有問題嗎？」講完話後我問，運籌帷幄般地。

小伙們互相看看，都在思考。

埃格爾發話了。「你這個遷徙理論，」他說，「是不是有些單薄？感覺你就是一拍腦袋想的。就是你自己溜冰時的突發奇想，跟實證研究扯不上什麼關係，不是嗎？」

「問得好。」

我站在那裡琢磨了一會兒，往桑拿爐上灑了點兒涼水。水蒸氣盈滿房間，坐在最高處的埃格爾幾乎消失了。我不知道應該怎麼組織語言回答。阿汶幫了我一把。

「沒錯。」阿汶說，「可能是有點兒單薄，但這是好事。阿瀾肯定意識到自己賭得很大，但如果理論最後驗證了，贏得也就大。反正也無法排除有別處的原住民溜冰到波西尼亞的可能性。我們不是證明理論正確就是證明理論不正確。兩種結果都是拓展了人類知識的地平線。也就是說，反問我們有什麼損失？」

回答得好。

馬丁問有沒有人懂點兒考古學。不管怎麼說，我們要找的東西都在地底下埋著呢，或許在海底，或許在陸地。我們怎麼都該懂點兒考古。我招架說能有多難，不可能難到哪兒去，只要挖不就行了，可能就是挖的時候小心一點兒，別文物還沒挖出來就碎了。馬丁說還是應該尊重別人的專業領域，考古學怎麼說都是門學問，是有教授的。我們當然要尊重咯。我說，我們尊重地挖。這不在話下。

「那安全呢？」雲浮問，「會不會有危險？需不需要帶個醫生？」

完全不需要，我說，醫生太煩人。這麼說吧，他們太佔地方，說話太大聲。大家當然都得買旅行保險。除此之外，只要小心就可以了。我對自己在駕校學的急救課程還記憶猶新，雖然我是10年前考的駕照，但全都刻在我腦子裡了。復原卧式、口對口、休克，隨便問。我們再打點兒疫苗，這樣身體就能培養出一些應付這個或那個的抵抗力來。一小針下去，嗖！身體倍兒棒。整出這玩意兒來的人太了不起了。曾經奪走成百上千人性命的疾病如今都弱爆了。拿霍亂來說吧。分離出一點兒霍亂小鬼，再打到胳膊上，免疫系統馬上發現並做出反應，要是之後再喝到霍亂菌污染的水，那些微生物就一點兒機會都沒有了。身體已經準備好了，無情地將微生物趕盡殺絕，尿進馬桶，或者用別的更機靈的辦法分離出來。我的巧言善辯連我自己都吃了一驚，或許我的領導才能超越了自己的想像。

出了游泳池，我們去喝啤酒，然後一起去我家美餐一頓。食物是魯爾用我們家櫥櫃中那些雜七雜八的原料變出來的。魯爾這個廚師不是蓋的。然後我們又喝了點兒酒，玩填字遊戲。這是最好的團建。

當我拼出「negerhus」（黑奴房）的時候，氣氛有些緊張。我連著兩次拿了三倍拼寫分，外加50分附加分，因為我一下子用完了我手上的所有字母，加在一起是個聞所未聞的高分，幾乎不可能超越。「R」是原來就在那兒的，完美無瑕。但其他人不同意，他們跟我較真。「negerhus」在挪威詞典里查不到，以埃格爾為首的幾人說。閃閃發光的友誼正在經受考驗。「negerhus」當然是個詞，我說。我馬上證明給你們看，意思很清楚，黑奴房就是黑奴住的房子，或者可能是一個或者多個黑奴造的房子。我來來回回看著其他人，從一張臉到另一張臉。連阿汶—我的親弟弟都不買賬。我是從表情上看出來的。我們找出市面上最厚的詞典來，令我驚訝並懷疑的是，上面唯一一個跟黑奴有關的合成詞是「negerarbeid」（苦力）。詞典收錄了這個猥瑣的種族歧視詞語，完全沒有為在人類之間建造橋樑做貢獻，而我這個中性的「黑奴房」卻不存在。我不得不投降，而壓制住胸中的怒火代價慘重，真的很慘重。我很失望、很悲傷，卻微微一笑：輸贏算什麼？

最後我不得不拼出那個平庸的詞「regn」（雨），拿了三倍拼寫分，但跟我原本能拿到的相比，總分少得可憐。我拿了根煙去廚房轉一轉，試圖熄滅怒火併在這件事上找一找積極的方面。現在我們還在文明的懷抱中，不是在太平洋上，在那兒我們將獨立自主，沒有任何社會的條條框框來阻止我砸碎埃格爾賴以生存的眼鏡。

夜幕正式降臨的時候，我們還是很友好地告別。我躺在床上想我們已經通過了最嚴酷的考驗，團建最艱難的階段已經過去，怎麼說也算無痛過關。要說沒那麼簡單，但這種態度要不得，怎麼就不能那麼簡單呢？

我坐在那裡翻那本《孤筏重洋》，想整理一下思路。總體思考一下需要組織點兒什麼活動，下一步應該做什麼。我有理論、隊員和一大筆錢，現在得搞點兒具體的了。

我跟外交部打了個電話，解釋了一下我是誰，我是幹什麼的，問他們能不能幫我們找一個可以去的荒島。接線員很禮貌但毫無興趣地聽完我冗長的開場白，然後冰冷地把我推給了挪威宣傳部。完美對口。有人接聽之前，我不得不聽了一段長長的電子版交響樂，然後一個女人接起電話說他們什麼都做不了。她說我兩頭不討好，也不告訴我她指的是哪兩頭。她透露說一般都是探險隊的隊長決定要去哪兒。此處我聽出了嘲諷。我們運轉良好的社會處處滲透著冷嘲熱諷。我知道必須運用一點兒營銷伎倆才能讓人認真對待。海爾達爾也是一樣。比如他在紐約探險傢俱樂部留了影，合影的還有赫爾曼·沃辛格、去過格陵蘭的彼得·弗洛興和蘇格蘭菲爾古森族的族長—也不知道是什麼怪人。他們圍繞著一個碩大的地球儀，端著一張地圖，海爾達爾手指地圖，在他們背後的牆上一個河馬頭張大了嘴，嘴角露出兩顆獠牙。另一面牆上還有一些照片，一頭猩猩，一個髮型怪異的黑人，一個機警的黑人站在一頭犀牛背後，另外還有一些荒野（新發現的？）自然照。

這是一張贏取信任的照片。海爾達爾和沃辛格頭式清爽，西服領帶那是當然的，胸前口袋裡還有白色手帕冒頭。弗洛興也穿著西裝，但看上去更野性—這當然符合大家對格陵蘭探險家的期望。菲爾古森族穿著蘇格蘭裙和長筒襪，當時可能更普通一些。我怎麼知道？反正這些男人是探險家、科學家，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他們一看就不是招搖撞騙的。方圓幾英里內都沒有任何貓膩。如果我有這麼一張照片，探險隊的形象問題就解決了，一勞永逸。

我做了個決定，許多決定中的第一個（我得練練決斷力）。我當即決定，帶上馬丁去探險傢俱樂部拍一張這樣的照片。做決定是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前一刻還不知道到底要做什麼，下一刻就知道了，發生在前一秒和後一秒之間。在無限可能性面前，突發奇想：我選擇排除這個或那個，優先考慮這樣或那樣，所以我決定這樣或那樣。簡短而神奇的過程。腦子轉一轉就搞定了。把所有可能性篩選到只剩一個。腦子裡信號來來回回，像一台精密的儀器。

當然要找同一個地球儀，我和馬丁還得找張地圖來指，或者來個老式的握手。要是我們能來一個那樣的菲爾古森族族長就好了，最好是穿蘇格蘭裙的，硬把他塞進照片里，對他也沒害處。

我調查了一下有什麼不坐飛機去紐約的可能性，發現很少。最誇張的方式是穿越俄羅斯，然後跨過白令海峽，到阿拉斯加，之後去美國。這樣可能得耗費一兩個月，我隱隱覺得不應該跟馬丁提這種可能。還有一種可能是搭便船。反正我是聽說過的。衝到碼頭問船長能不能上船。坐船隻要幾天時間就能跨越大西洋，既迅速又安全。

馬丁的想法不一樣。我們必須飛，他說，這是唯一可行的。我辯解說船上更清靜，讀書，聊天，喂海鷗，吸好多新鮮的海上空氣。但馬丁一眼就把我看穿了，問我是不是怕坐飛機。大概有一點兒，我說。馬丁說我得了一種很不理智的恐懼症（面對某種情況、自然現象、東西或動物時所產生的焦慮），這我們必須追根究底。他想知道我得的到底是他所謂的恐懼焦慮還是恐懼障礙。我明白後者更糟糕。我不應該沮喪。他說，10%～25%的人都會在一生中產生這樣或那樣的恐懼。飛機是最安全的，馬丁強調，民航事業中事故率為每十萬小時飛行中有0.1次致命事故。馬丁說得很清楚。這幾乎是人可以做的最安全的事了，他說，其中還包括坐沙發、烤華夫餅，還有（也不知道他是哪兒看來的）競走。

馬丁帶我去圖書館找了本《辭海》，查了查「恐懼」。大致是這樣寫的：恐懼，據心理分析師推測是一種對禁忌思想和衝動的神經性防禦機制，其中產生恐懼的事物象徵著禁忌的內容。這太扯了。我肯定沒有什麼禁忌的思想和衝動，從來沒有過。就好像我怕坐飛機是因為我有什麼思想（或者衝動）在防禦飛機上的禁忌。這條應該刪掉。這想法太可笑了。對於飛行，我有些緊張，僅僅是因為飛機可能掉下來，一飛機的人都會喪命。不久前就發生過，飛機直接掉海里了，砰！

也不是就我一個人這樣。拿丹尼斯·博格坎普來說吧—這個在阿森納踢球的荷蘭球星。他從來不坐飛機。那些離倫敦太遠不能開車去的比賽他都直接跳過。但博格坎普是博格坎普，我是探險隊隊長，這是另一碼事。一本嚴肅的大《辭海》竟然敢拿我的思想和衝動來說事，這讓我很惱火。怒火一燃，我突然堅強起來，完全不把恐懼當回事。我拽著馬丁去了最近的北歐航空票務處買票。完成這一切耗時不到一刻鐘。

我給探險傢俱樂部發了份傳真，告訴他們我正要策劃一場探險，多多少少想追隨海爾達爾的精神和足跡，所以我和我的一個隊員想在他們的地球儀跟前拍一張照，於是現在我和馬丁就坐在了飛機上。由於飛機的一個零部件需要更換，從奧斯陸出發的時候延誤了。我們到最後都不知道更換的是什麼，可能是個馬桶蓋，也可能是片機翼，因為消息封鎖了。我們坐在機場一支接一支地抽煙。馬丁總是抽不同牌子的煙，他對品牌並不忠誠。他說他每次買煙的時候都心存怨念，煙草公司休想套住他。他打算戒煙，所以趁還沒戒儘可能多抽。我們看報紙，上面寫著弗蘭克·西納特拉在洛杉磯快不行了。要是他去世的時候我們正好在美國，無疑會為我們這次訪美錦上添花。這樣想有點兒無情，但是事實。就因為我這麼想了，這下飛機肯定要掉下來了。

機場大巴上，我們經歷了一件震撼的事：一個乘客端著一把松下來的座椅上去找司機。高峰時間人很多，那個人擠上前，胳膊下夾著那把大座椅，有些小興奮，因為他以為司機會為了他的細心表揚他一小下，或拍拍他的肩膀，但他的熱臉貼了冷屁股，司機讓他哪兒拿的座椅放回哪兒去。這一幕有些小憂傷。那個人不得不忍著羞辱感穿過擠滿人的車廂回到座位上。我經歷著人生眾多小挫折中的一個。我怎麼都不會想到帶著座椅去提醒司機它鬆了，但這個人做了，卻付出了代價。

飛機上的想法1

想法一：我能看到拉布拉多半島。下面有雪。太陽很低。有海洋。

想法二：生命是一場極限運動。

想法三：我在以每小時900千米的速度移動，距離下面的世界1萬米，窗外零下20攝氏度。

想法四：這是生死之間的地方，可以說是中間。

想法五：跟我同處一個地方的其他人相對而言不多。這讓我有點兒特別。

想法六：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在29歲的年齡，我開始真正喜歡上運動。之前我一直覺得運動是混子乾的事。現在我不這麼認為了。馬丁和我已經好幾次聊起足球世界盃。上周關於有舵雪橇，我參與了兩次美好的對談。

想法七：我把自己的性命交在了別人手裡。

想法八（我剛看《國家地理》雜誌受到的啟發）：探險者是前往知識前沿並帶回新知的人。我們要去的就是那裡—知識的前沿。別無選擇。

在紐約，我們一點兒都沒有浪費時間。我們入住YMCA青年旅舍（在美國叫KFUM），是有基督教背景的連鎖廉價旅社，但並不要求一定要信仰基督教才能入住。馬丁沖澡的時候，我等著一個義大利人模樣的男人打完電話，他說「過分了，過分了」，說了好幾遍，然後掛斷。太多就是太多，重複也無所謂。他掛了以後，我給探險傢俱樂部打了個電話，他們沒想到我們這麼快就來了，並且對我們在裡面拍照的事有些為難。聽好了，我說，然後讓他們明白我不管怎麼樣都會去。

探險傢俱樂部前台的伯納德找來了他的領導，是一位女士，她對我們的項目各種質疑：太平洋上從來沒有結過冰。她一口咬定，大言不慚。「這是你認為的。」我說，「我不這麼認為。」女士又去找她的領導，一級領導接一級領導，最後來了一個小代表團，說他們得討論一下這件事，我們得明天再過來。第二天，我們又站在這裡。那位女士說行，我們可以拍一張照片，但得付100美元，另外我們還得填好多表格，保證我們不會以任何方式（居然還有這種事）濫用俱樂部的信譽和名望。我簽了字，交了錢，還得到了一張發票。一名秘書為馬丁和我拍了照，地球儀的前後左右都拍了。是海爾達爾照片里的那個地球儀沒錯，但他們把它搬進了一間乏味許多的房間。牆上沒有河馬頭，沒有獠牙，沒有蘇格蘭菲爾古森族族長，連怪發黑人的照片都沒有。不管怎麼看都是一個陰暗乏味的房間。我自問這是為什麼，會不會是因為世界上的東西都被發現得差不多了，那這樣的俱樂部也就失去了意義，它們已經不再那麼光輝。這兒好像空蕩蕩的，靜得出奇。沙龍里沒有任何探險家坐在裡面抽雪茄、喝金湯力、打賭週遊世界有多快，或就一張秘密地圖或某人臨終遺言中的傳奇展開探險計劃。一切都已探索完畢。探險傢俱樂部在走下坡路。這個領域的市場也在萎縮。難怪地球儀出一出鏡，開價就是100美元。

秘書拿著我的小傻瓜相機按個不停，領導們時不時經過，冷嘲熱諷一下我們的開銷，因為我們看上去很不專業。我們連西服都沒有。之後我們簡短地參觀了一下房子。可敬的老房子擺滿了世界各地收集的文物，還有所有曾經或現在與俱樂部有關的探險家的照片。有的地方掛了更多照片。我還隨口指出有些人或許應該重新考慮一下自己對太平洋地區不曾結冰的斷言。我使用了一種微妙的口吻，幾乎完全沒有流露出恨意。

馬丁和我獎勵自己坐船去自由女神像轉了一圈，來慶祝我們順利拍了照。自由是個好東西，值得塑個像。很多人沒有自由。我們真走運。船上當然滿載喂海鷗的日本人。這些日本人，都是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

回旅店的路上，我們經過一家大書店，正在宣傳馬上要進行的一場名為「重拾成年」的講座，主講人叫弗萊，也可能叫布萊。我對長大成人這個話題有點兒興趣，反正我們也沒有別的什麼更有意義的事可做，於是就踱步進去坐下。弗萊（還是布萊）70多歲了，滿頭白髮，他說如今西方世界的人都不願意長大。我們所有人都是半熟少年，他說。成年人對青春都心懷悔意，孩子們看在眼裡，自己也失去了長大的慾望。以前人們的目標都是做個好人，現在大家都想趁早成名。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上是一幫快樂的人，他說。集體精神蔓延，大家分享一切並心懷信念。如今很多孩子都缺乏自信，他們憂鬱、內向、冷漠，他們都是解構主義者。為什麼？

他說，今天的社會很複雜，比如經濟問題、家庭結構等。許多人步履艱難。但在印度找工作也很難，那裡的青春期並沒有因此而延長。他說大腦有一部分稱為新皮質。這部分的技能是幫助我們觀察周圍環境並生存下去。反正以前是這樣的。現在不需要仔細觀察周圍環境就可以生存，但這樣無法成長，弗萊說，或者是布萊。我覺得這很有意思。曾幾何時，孩子花在四處奔跑翻石頭之類事情上的上百個小時是新皮質所必需的。他還引用華茲華斯的話，說成為男人和女人的過程並非童年到成年的過程，而是童年經由自然邁向成年的過程。如果沒有投入自然的那段時間，人將一生處於兒童狀態。華茲華斯這麼認為。弗萊或者布萊說他跟小學老師說必須逼孩子們到外面去，因為他們已經不想出門了，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外面能做什麼。

人們都太忙了，許多人根本無法勝任為人父母這份艱難的職責。孩子看電視或者玩電腦。人們已經沒有耐性去學習那些無法馬上用到的技能。人們已經不願意犧牲自己。我們正朝著一個幼稚的世界發展。

有些我之前聽說過，但不管怎麼說還是很有啟發。我根本沒有那麼了解我自己。我想要成長，但我不知道成長意味著什麼。我不明白成長是什麼。比如我是不是更想出名而非成為一個好人？我也不知道。也並不是說我有多想出名，但我想讓挪威登上地圖，作為一種感恩，作為一種姿態，這是我已經提到過的。但如今這世道，自己不出名很難讓挪威登上地圖了。孩子做什麼不做什麼，我負不了這個責任。這個鍋得別人背。但要我說是得逼這些小魔鬼出去，去經歷風霜雨雪。讓他們出去，去感受天氣。我覺得我的新皮質沒什麼問題。我小時候到處亂跑翻石頭好多年，但我也算是個解構主義者，從頭到腳。可能沒那麼憂鬱，但我就是要把那些該死的爛貨都拆了，一片一片，全拆掉。砰！

飛機上的想法2

想法一：它會怎麼樣？在這裡，我賦予「它」最寬廣的定義。

想法二：每天天都亮真是不可思議。恆久不變是不可能的。

想法三：我的父母馬上就要起床了。

想法四：我開始想要孩子了。

想法五：我不知道英格蘭看上去是不是這樣的。

想法六：下面住著比我們還怪的人。

想法七：到目前為止，我沒看到機場有什麼化糞車。這幾乎就意味著屎是直接灑出去的。冰冷的屎，直接掉下去。

想法八：有一天飛行員會想，這有什麼意思？我每天帶著乘客飛來飛去。我以為幫助他們在世界上到處轉悠能讓他們更懂事，可他們還是什麼事都不懂。他們都是傻子。我想把他們都砸到海里去。我希望那一天我不坐在飛機里。

回到特隆赫姆後，我們繼續團建。我們去馬卡森林滑雪。金和埃格爾沒有雪具，於是我得給他們弄雪具，但這也沒什麼。挪威有的是雪具，最不缺的就是雪具。雲浮用的是泰勒馬克式雪板，滑起來很好看，是滑雪樂趣的形象代表。埃格爾看上去有些悲催，穿著牛仔褲，戴著絨線帽。我們朝埃爾格賽特山莊進發，一邊閑聊一邊聯結友誼的紐帶。到山莊以後，我們吃乾糧打牌。我們很快就要成為一支優秀的隊伍了。

我拿到了其他人的項目說明。他們為自己的研究項目寫了幾句話，看上去還不錯。反正只是一種保障，備用的，要是主要理論行不通的話。

阿汶：懶得寫我自己的。你基本上都知道的。我的主要項目是嘗試睡到K點。超過K點會怎麼樣？最近我還開始關心水土流失。我要在那兒做些水土流失的實驗。另外，像我承諾的那樣，我搞來了石蕊試紙。我是石蕊負責人。太平洋里什麼是酸的，什麼是鹼的？我突然覺得這是可以拿諾貝爾獎的玩意兒。

魯爾：掌勺、釣魚、寫菜譜，想試一下能不能做到禁慾。

金：我發現我模仿海爾達爾還挺像的，比我想像的簡單。除此之外，我還想把整個旅行拍成紀錄片，研究一下攝影和攝像；再草繪一幅現代貝葉掛毯。這是必要的。把一切都畫到毯子上。除了這些，我也可以有求必應。

馬丁：完成女孩周期表。研究一下我們的夢，看看我們在更溫暖的環境下做的夢會不會有所不同。我負責技術設備，當然也會對波利尼西亞文化睜大眼睛。我不排除我們能發現史前定居者的可能。看看我能不能借到基因鑒定設備。

埃格爾：把我們在那裡的活動都視覺化。我們將是一個小社會。我對小社會感興趣。看看我們每個人都是怎麼反應的。研究一下海灘生活。抽煙，喝咖啡。對了，昨天我玩了古墓甲板那一關，很好玩的關卡。我喜歡景色開闊的關卡，可以看得遠，比如西藏那關，爬上一座小丘的時候，腳下深處有面小湖，可以跳下去，另一側遠遠地可以看到滑雪小屋，門口停著一輛紅色雪地摩托車。你看到就知道雪地摩托車會是你的，過一個小時，你就騎上它開路了。這遊戲總能讓我嘆為觀止。或許比我現在正讀著的《哈姆雷特》還要帶勁（我承認這麼對比有點兒奇怪）。

雲浮：我的自然科學知識能派上用場。研究當地的自然現象，探索一下天氣風向。把能測的都測一測。發現一個基本元素，或任何一種沒有記載的元素。格溫妮斯·帕特洛曾在一座荒島上待過一段時間，她在《嘉人》雜誌上寫到過，我要超過她。寫一個電影劇本。

在金的大力協助下，我製作了一個小文件夾發給媒體，裡面寫了一些我們的計劃，馬丁和我在地球儀旁拍的照片佔了重要位置。我還附加了一些對我有利的文字，把所有文件都用一個可愛的小夾子夾在一起。上小學的時候，我們就學過得體的裝幀總能給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哦，小學，算是沒有白讀。

回復如期而至。才過幾天，挪威國家電台就打電話來要求採訪。我毫無畏懼地出場，解釋一下海冰和溜冰鞋，反正我覺得對方還挺把我當回事。但突然之間他們連線上了住在特內里費島上的海爾達爾。聽聲音，毋庸置疑就是海爾達爾本人。他們要我向他提問。我冒汗了，但還是硬著頭皮問他，這個世界跟他那個年代相比已經被探索得差不多了，有點兒不公平，這點他同不同意。海爾達爾不同意。他認為還有很多需要探索的地方。

「我們該往哪兒找？」我問。

海爾達爾說一切都在地里埋著。挖地，他說，都在裡面埋著。

我在小紙條上記上「鏟子」，然後點點頭。我們得挖。

「你在康提基上害怕嗎？」我問。

他說他對計劃很有信心，所以不怕。但其他人也不害怕，他覺得這很奇怪。

然後採訪就結束了，我還憋著好多問題。總是這樣，媒體從來沒有時間深入挖掘做高質量的對談。他們得繼續，總是要繼續，得播點兒音樂，聽眾要聽音樂，他們好跟著哼哼。

從播音室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起海爾達爾沒有評價我的理論。我不知道這是個好事還是壞事，可能他感到了一點兒威脅。他意識到這條理論多石破天驚，他想用沉默把它扼殺掉。海爾達爾，心機男。

上電台很有幫助，我開始受到關注。媒體強大的翅膀把我託了起來，採訪播出後沒多久，康提基博物館就打來電話，問我要不要借他們的衛星電話，反正他們用不著。他們很認可我的理論。他們覺得這很勇敢。雖然正確的可能性不大，他們說，但我能致力於太平洋上的遷徙問題，這讓他們很感激。銖積寸累。康提基博物館真有懂道理的人。我們約好了見面。

馬丁和我去城鄉接合部買太陽能板。我們找了黃頁上的所有公司。黃頁上看覺得這些公司都默默無聞，但在這裡，在城鄉接合部，這些公司都是真實存在的，有門面，有前台。它們真的存在，公司背後有真的人在操作，親眼看到很有安全感。給黃頁配照的這個男人有點超重，一直在打電話（黃頁還是有用的），並且特別友善。他帶我們參觀，為我們解釋太陽能晶元的情況。我們說我們需要足夠一台筆記本電腦和一台衛星電話的電量，就這些。男人在紙上筆算了一陣。我們每天需要多少小時，這樣的話我們需要多少安培，在太平洋上要流轉上百萬安培。要做的就是把電發出來。男人說一想到太陽整天只是直射進大海或沙漠就覺得傷心，枉然。

太陽不用就是浪費。他找來合適的太陽能板，以正確的方式連好，並祝我們好運。

在馬丁的幫助下我還買了一台筆記本電腦。電腦很小、很好看，裡面裝備了這個時代所必需的每一個比特和赫茲。用它我就可以寫我的科學筆記了，還能通過衛星電話和外界溝通。它可能算不上多媒體，但也差不多。

晚上，我在電腦上練習打字，我和電腦很快找到步調，雖然給電腦編輯詞條的人看上去辭彙量有限。

比如，電腦建議我把「射精」改成「設計」，把「不爽」改成「爽」。為什麼不呢？反正「爽」比「不爽」聽起來積極很多。「射精」這種詞在太平洋大遷徙的論文里也用不上，我本來也是手滑打上去的。

出發前還差點兒什麼？差不多了。我得買些戶外用品，找座島，另外預測一下我們怎麼以最佳方式過去。既然外交部不願意幫我解決找島的問題，那我就得自己找了。怎麼找荒島呢？這樣的島已經不多了。事實就是這樣，到處都是我們人類。完全不挑，我們已經佔領了地球上的大陸和島嶼。只要有陸地就有人。但肯定能找到一些例外。我說服埃格爾給法國大使館打了個電話，問問他們在法屬波利尼西亞什麼地方有沒有多餘的島。我們不需要待很長時間，只要一個月左右就行。法國人裝聾作啞，假裝聽不懂，端架子，裝清高。他們沒直說，但埃格爾和我都明白他們是想獨霸整個區域，這樣他們就可以時不時炸個原子彈，或者休假的時候報個旅行團愜意一番。這幫法國渾蛋。我們再也不喝法國酒了，這只是第一步。他們就做夢去吧。我買了一本當地的導遊書，想找找其他目的地。澳大利亞離海爾達爾乘「康提基號」登陸的地方太遠。另外，那邊毒氣太重，是世界上最毒的地方。紐西蘭沒有什麼毒物，但那是個很大的國家，不是荒島，對我們於事無補。還有一些太平洋島國—吐瓦魯、湯加、斐濟、庫克群島，我把這些國家的信息都讀了。庫克群島沒有瘧疾。別的島總有些這樣或那樣的，得好好查一查。哪怕取得了重大發現，開闢了疆土，染了瘧疾死了不也是白搭嗎？不管怎麼說，全身而歸的能力跟說走就走的能力一樣重要。我當然想回家。和我的小夥子們一樣，我是個耐得住的人，我覺得我耐得住。我還要回來的，瘧疾什麼的門都沒有。

我想去奧斯陸找找有沒有波西尼亞大使館，卻被我的旅行準備給耽擱了。魯爾沖了進來，激動不已。他在某個聚會上遇到了一個人，跟庫克群島有聯繫，於是找島的問題撥雲見日。那人認識一個挪威人叫馬格納，聽說人巨好，定期居住在拉羅湯加島。他從事某種船業，並且提到了「運輸」這個詞。他應該是個一呼百應的人。

馬丁和一呼百應的馬格納建立起了電郵聯繫，他果然是個了不起的傢伙，忙碌幾天之後一切就緒了，幾乎不需要我抬一根手指。有時候世界是個慷慨而奇怪的地方。世界很大，又很小。世界很悲慘，但又很美麗。世界很無情，但又很安全。可以這麼一直寫下去，總是會跑出一堆反義詞來。辯證法、反義詞，無窮無盡。

1．馬格納的郵件：

阿瀾你好。

謝謝今日來函。你的項目很有趣。

我認為你們在庫克群島實施研究計劃比去法屬波西尼亞更實際。

（1）因為這裡沒有那麼官僚，而且我們上下各部門的人都認識。

（2）從這裡去別的島更便宜。

建議去以下島嶼：

帕默斯頓島：26個居民。所有人都說英語，所有人的姓氏都是馬斯特斯。有很有趣的歷史。

馬努埃島：有個作為管理者的家族。以前是監獄島。去該島沒有固定的航班，但該島處於中心地理位置，在那裡設一個停靠點應該不難。

塔庫特阿島：無人島。鳥類保護區。上島暫住需要申請特殊許可證。

不然的話，住在那些有人的島上無人定居的部分可能更便利一些。推薦茅克島，大約有200個居民。居民都有電視，但收不到任何電視台。電視都用來看錄像。

太平洋上的這一地區還有可能遇到重大的挑戰。每當我夢想進行一些貿易讓島上居民改善一下生活的時候，都忍不住停下來問自己，讓他們越來越像我們真的是件好事嗎？那樣會越來越依賴外部供給。反駁的理由是哪怕我們不去做，總有人會做，不管是海外傳教會還是石油公司。

你們需要的裝備：既可以抗風又能擋雨的雨衣和帳篷。颶風季節到4月1日之前不會結束。

蚊子也是樣好東西。

庫克群島上沒有瘧疾。

祝好

馬格納

2．馬格納的郵件：

直接說正事。

我們就把馬努埃島定為首選吧。

馬努埃島的主人住在艾圖塔基島上。明天我找時間聯繫一下他們。要想使用該島幾周時間的話，我估計得捐一點兒款。捐了款，帶帳篷上島就不成問題了。這裡的政府不太歡迎背包客和廉價旅遊團，他們覺得在這些人身上賺不到什麼錢。

帳篷設備必須是新的，不能沾過地，不然異地「細菌」會破壞這裡的自然。

時間安排。

太平洋上海洋面積浩大，許多島嶼幾乎與世隔絕，通常情況下每年與外界的聯繫不超過兩次。最近北方諸島都有一月一次的輪渡。如果天氣好，馬努埃島離拉羅湯加只有一晝夜的航行距離。你們要記住，這裡是貨物決定離港和到港時間，而非乘客。

建議你們改變一下西方工業社會那種緊迫的時間觀念，很可能會出現颶風、暴雨等不確定因素，讓船隻無法按預計時間前往救援，可能拖延數周。這裡也沒有直升機等等。

這樣的話訂回程機票的時候最好選擇開放機票。不要設回程日期。這裡沒有固定班次的船，呵呵，颶風季節到4月結束之前也不會有水手上班。

你的項目很帶勁，但你們也要做好隨機應變的準備，這裡的生活沒有正軌，居住的時間可能會比希望的要長。關於疾病，可能會很難買到藥物，帶上你們的急救設備和務實的意識。

馬格納

3．馬格納的郵件：

你好，我已經和馬努埃島的關鍵人物電話聯繫了。

他說，儘管來吧。他在政府里工作，也是島嶼行政人員。你們到機場和移民處以後，就說你們是遊客，會住蘭花旅社。

其餘我會與提亞里奇·雅科布搞定。他希望所有聯絡工作都通過我。

要在馬努埃島上住一個月，你們必須為島主提供一筆善意的捐贈。島是完全自主產權地，跟政府完全沒有關係。他還說儘可能在我們和島主內部解決，這樣比較好辦。

關於捐贈，他們沒有提要求，由你們來決定一個既符合你們的預算又對得起島主的數額。

此外，你們不能讓島主承擔任何的責任。

你們做項目的時候必須自行承擔風險。

買一個包含所有意外可能性的旅行保險。

馬格納

4．馬格納的郵件：

阿瀾你好。

給你們傳真了馬努埃島的地圖。

1萬克朗是個很理想的捐贈額度。

相信這個數額肯定會讓他們很驚訝。不過這樣一來他們也會很配合。

計划出行日期是完全不可能的。這裡的生活很不一樣。我們不能設定日期，不然如果不能順利按計划進行的話會很受挫。

這是你們首先要學會的：順其自然。

你們什麼時候到拉羅湯加？

祝好

馬格納

5．馬格納的郵件：

阿瀾你好。

馬努埃島上的供水情況還不清楚，但那裡肯定有水箱。記得以前島上有許多。

其他的話，你們想帶多少罐頭都沒問題。你們打算怎麼把東西運上島？打算租鋁船還是氣墊船？只要你們想好，都可以搞定。

馬格納

6．馬格納的郵件：

你好。

想到一個簡單的濾水系統，你們可能用得到，叫迷你桑德烈。

如果你們要買一套的話（大約250克朗），能幫我帶個濾芯（大約100克朗）嗎？

這東西很好用，我已經用了半年。

馬格納

7．馬格納的郵件：

阿瀾你好。

以下是建議合同。提亞里奇今天來過我辦公室。暫住的話，你們要支付2000美元，但提亞里奇想要500美元，用作組織費用等。關於租借氣墊船或鋁船的事，我可以幫你們找到半價的。21日來吧。這樣的話，只要船載好貨，我當天就能帶你們出海。船16日周一或17日到拉羅湯加。一切順利的話，接下來幾天載貨，21日周六或22日周日下午出發。

要看天氣和貨載情況。

協議備忘錄

協議雙方：

馬努埃島完全自主產權所有者，代表人提亞里奇·雅克布；七位挪威科學作家，代表人阿瀾·盧。

科學家們在馬努埃島上駐留一個月進行研究活動。

研究活動為托爾·海爾達爾西南太平洋探險的後續工作。

作為對島主的感謝，科學家們希望捐贈1500紐西蘭元以表心意。

科學家們將自己承擔在島上的開銷與風險，並在此承諾不向馬努埃島島主或庫克群島的任何人索取任何費用。

馬努埃島是獨一無二的，來訪者承諾不干擾當地任何動植物生態，離開該島時保持原樣。如果出現任何由疏忽導致的破壞事件，隊長阿瀾·盧承諾賠償產生的所有費用。

提亞里奇·雅克布 阿瀾·盧

代表島主和探險隊隊長

庫克群島政府

* * *

(1)　挪威著名自然景觀，歐洲最高垂直山面。

(2)　美國搖滾樂隊傳聲頭像（Talking heads）1984年的演唱會電影及唱片的標題，原文為英語Stop making sense。

(3)　馬的拉丁語學名：Equus ferus caballus。

(4)　根據披頭士名曲《我是海象》的歌詞改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