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 壞血統的故事 第1章
我是一九九五年徹底離開那不勒斯的，那時候人們都說，這個城市正在崛起，但我對於它的崛起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那些年，我看到新火車站、諾瓦拉街上的摩天大樓，以及斯卡姆比亞區那些展翅欲飛的建築拔地而起。還有修建在阿萊納奇亞區灰色的石頭上的、塔代奧·達賽薩街和國家廣場上的那些鱗次櫛比的新建築。那些建築在法國或日本被設計出來，然後在彭蒂塞利和波焦雷亞萊區被用一種緩慢、晃晃悠悠的方式修建起來，在很短的時間裡，這些大樓會失去所有光彩，成為那些絕望的人的巢穴。我們說的是什麼復興呢？那只是現代化的胭脂，胡亂塗抹在這個城市腐朽的臉上，只能讓人覺得滑稽。
每次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重生的口號會點燃人們的希望，一切都會支離破碎，成為殘渣，落在之前的殘渣之上。因此我沒留在那不勒斯，支持在義大利共產黨領導下的城市重建，我決定搬去都靈，去一家當時勢頭很好的出版社當主編。四十歲之後，時間開始狂奔，我沒法跟上來，真實的日曆被合同上的交稿日期取代了，一年一年就隨著一本本書的出版過去了。對於發生在我還有我女兒身上的事情，很難說出一個具體的日子。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寫作，我把這些事情都嵌進寫作了，這件事或那件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我幾乎會用一種不自覺的方式，去查看我的書的出版日期。
我已經寫了很多書了，這給我帶了一些權威和聲譽，還有富裕的生活。隨著時間的流逝，撫養幾個女兒的負擔也越來越輕省。黛黛和艾爾莎——先是老大，然後是老二——都去波士頓上學了。彼得羅那時已經在哈佛當了七八年教授，他鼓勵兩個女兒去美國。和父親在一起，她們很自在。除了有幾次，她們會寫信抱怨那裡的氣候，還有波士頓人愛賣弄學問，她們對自己很滿意，很高興擺脫了很多年前我強迫她們作出的選擇。這時候伊瑪也渴望能像兩個姐姐一樣，我還在城區做什麼？剛開始，回那不勒斯這個選擇給作為作家的我帶來了好處——我本可以選擇生活在別處，但卻留在了一個充滿危險的城郊，繼續接觸現實，從中汲取素材，但現在有很多知識分子都會這麼做，其次是因為我的書選擇了其他的道路，城區的主題已經退縮到一個角落了，我現在擁有一定的名聲和地位，假如我把自己的生活限定在一個很小的空間里，只能不安地記載我的兄弟姐妹、朋友、他們的孩子和侄子外甥，甚至是我的女兒的生活一步步惡化，這難道不是一種虛偽？
伊瑪當時是一個十四歲的小姑娘，她學習很努力，生活上也什麼都不缺。但她說一口粗糲的方言，她的同學我都不喜歡，假如她晚飯後出去，我會非常不安，但她常常會自覺待在家裡。我自己不怎麼出去，我在那不勒斯的生活很局限，我會和那不勒斯文化圈的朋友見面，會有一些男人追求我，後來都不了了之，非常短暫。那些非常出色的男人生活在這裡，他們遲早也會為成為失望的人，對自己的處境感到憤怒，他們很風趣，但總夾雜著一絲惡意。有時候我感覺到，他們追求我只是為了讓我看看他們的稿子，詢問我對於電視或者電影的看法，有時候只是為了向我借錢，然後就消失了。我強顏歡笑，很艱難地維繫著我的社會和感情生活。晚上穿上漂亮的衣服從家裡出去，對我來說不是一種樂趣，而是一種懲罰。有一次，我沒有來得及關上大門，就被兩個不到十三歲的男孩搶劫了，那個計程車司機在距離我兩步遠的地方等著，他一直沒有從窗口探出頭來。因此我決定離開。一九九五年夏天，我和伊瑪一起離開了那不勒斯。
我在波河沿岸租了一套房子，就在伊莎貝拉橋邊上，我和小女兒的生活馬上就好了很多。對我來說，住在都靈，讓反思那不勒斯的一切變得更加容易，我能更清醒地描述它。我熱愛我的城市，但我再也不會捍衛它。我確信，我對那不勒斯的不安和沮喪遲早會消失，但對它的愛就像一個鏡子，可以讓我看到整個西方。那不斯勒是一個歐洲大都市，它的姿態很明確：相信技術、科學和經濟發展，相信自然是善意的，歷史會向好的方向發展，相信民主會得到普及，但一切都缺乏根基。我有一次寫道——我想到的不是我自己，而是莉拉的悲觀主義——出生在那不勒斯，只在一個方面有用，就是從一開始我們就幾乎本能地知道：夢想著毫無限度的發展，其實是一個充滿暴力和死亡的噩夢，現在很多人都不約而同地產生了類似的想法。
二〇〇〇年伊瑪去巴黎上學了，我又成了一個人。我盡量說服她不要去，我說沒這個必要，但她周圍的朋友都作出了這個選擇，她也不想落後。剛開始，我沒覺得太難過，因為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但過了兩年，我開始感覺到年老的到來，就好像我自己，還有我取得成功的那個世界都在慢慢淡去。儘管我的幾部作品都獲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獎項，但那些書賣得很少，比如說二〇〇三年，我寫的十三本小說還有兩本雜文，一共給我帶來了兩千三百二十三歐元的收入。我應該採取對策，我的老讀者對我已經沒什麼期待了，那些年輕的讀者——準確來說應該是女讀者，從我開始寫作以來，我的大部分讀者都是女性——她們都有著別的品味和興趣。為報紙撰稿也不再是一個收入來源，報紙對我已經失去興趣了，編輯也很少找我約稿，要麼他們會給我很少的稿費，要麼就一點兒錢也不給。至於電視，在九十年代的幾次成功演播之後，我試著做了一個關於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學的節目，是一個下午的節目。產生這樣一個想法，只是因為幾個朋友——其中包括阿爾曼多·加利亞尼的建議，他在廣播5台有自己的節目，他和國家電視台的人關係不錯。結果那個節目徹頭徹尾地失敗了，我再也沒有過類似的工作機會。我之前一直擔任主編的出版社，也開始走下坡路。二〇〇四年，一個三十多歲、很聰明的小夥子讓我出局了，我成了一個外部顧問。我六十歲了，感覺自己走到了職業生涯的盡頭。在都靈，冬天太冷，夏天太熱，文化圈的人都不是很熱情，男人眼裡已經沒有我了。我很焦慮，晚上睡得很少。我從陽台上看著波河，河上划船的人，還有旁邊的小山，我很厭倦。
我開始頻繁去那不勒斯，但我已經不想再見我的親戚朋友了，他們也不想見我。我只和莉拉見面，但經常我連她的面也不見，她讓我很不自在。最近幾年，她對那不勒斯產生了激情，但在我看來，那是一種很粗野的地方主義。我更願意一個人沿著卡拉喬洛海濱路走，走上沃美羅，或者去法院路散步。二〇〇六年春天，我在維托里奧·埃曼努埃萊大街的一家老賓館住著，天開始下雨，一直停不下來，我關在房間里出不去。為了打發時間，我開始寫作，在短暫的幾天時間裡，我寫了一篇大約八十頁的小說，以城區為背景，講了蒂娜的故事。我寫得很快，沒有時間去虛構，結果寫出了一些乾巴巴、很直接的文字，故事的結尾是通過想像加上去的。
我在二〇〇七年秋天發表了這篇小說，題目是《友誼》。這本書很受歡迎，到現在還賣得很好，學校老師會讓學生讀這本書，作為暑假作業。
但我很討厭這本書。
在這本書出版兩年前，吉耀拉的屍體在城區小花園裡被發現時——她死於心臟病發作，一場慘淡、孤寂、可怕的死亡——莉拉讓我答應她，永遠都不會寫她，但我沒信守諾言，我用一種最直接的手法把她的故事寫了出來。有幾個月，我相信這是我至今為止寫得最好的一本書，我作為作家達到了新的頂峰，我已經有很長時間沒受到關注了。但二〇〇七年年末快要到聖誕節時，我去馬爾蒂里廣場上的菲爾特瑞奈利書店推廣這本書，我忽然為自己感到羞恥，我很擔心在人群里看到莉拉，她可能會出現在第一排，已經做好了提問的準備，隨時會讓我陷入尷尬和困境。但那天晚上一切都很順利，我受到了大家的歡迎。回到賓館，我感覺信心大增，我試著給她打電話，先是固定電話，然後是手機，後來又打了固定電話，她沒有接。從那以後，她再也沒有接過我的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