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從法律上來講他不是。」「我很抱歉沒打電話。我現在沒事了。」我曾經跟她說我會離開一個星期，也許兩個星期，但我離開將近一個月了。我微笑。「跟雅米拉阿姨說不要再殺羊了。」「男孩嘛，他們總喜歡出去玩。」他嘆氣說，「我有三個男孩，他們整天都跑得不見蹤影，給他們母親惹麻煩。」他用報紙扇風，看著我的下巴。「嗯。」「我在巴基斯坦。」「我知道他不會。」我說，「你在喀布爾救了我的命。我知道他會為你感到非常驕傲。」「你把我嚇壞了。」我說。我在他身旁坐下，強忍彎腰帶來的劇痛。「那個男孩？」「他為我爸爸感到羞恥嗎？」「你老闆應該禮貌一些。」我說。我以為她會轉動眼珠，也許點頭說「我知道，每個人都那麼說」，諸如此類。相反的是，她降低聲音：「可憐的雷，自從他女兒死後，他就跟變了個人似的。」「吸煙嗎？」他問，和他瘦弱的身形相比起來，他低沉洪亮的聲音顯得十分古怪。他聳聳肩，「就是想想而已。」他仰起臉，看著我的眼睛。這時，他哭了起來，輕柔地，默默地。「我能問你一些問題嗎，阿米爾老爺？」「要是有又怎樣？」「你想要長的答案，我現在正給你呢。你的下一個問題是，你需要這個孩子出生國的合作。現在，就算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也很難，還有，引用你說過的，我們在談論的是阿富汗。我們在喀布爾沒有大使館。這使事情極端複雜，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強迫自己看著他：「是的。」「真的？」「聽到這個我很抱歉，」安德魯張口說，不過他望著我的樣子，好像我們一直在談論天氣，「但那不會讓移民局給這個小男孩放發籤證。」奧馬爾·費薩爾皮膚很暗，矮矮胖胖，臉上有酒窩，黑色的大眼睛，還有和藹的笑容，露出來的齒縫很大。他稀疏的頭髮在後面梳成馬尾，穿著棕色燈芯絨西裝，手肘的位置上有幾塊毛皮補丁，還帶著個鼓鼓的破舊公文包。公文包的提手不見了，所以他將其抱在胸前。他是一見面就笑著說很多話而且過分客套的人，比如說「對不起，我將會在五點在那兒」之類的。我打電話給他，聽到他的笑聲，他執意要出來會晤我們。「很抱歉，這個城市裡面的計程車跟鯊魚一樣，」他的英語說得很棒，沒有任何口音，「一旦嗅到外國人的味道，就會多要三倍車費。」電話將我驚醒的時候，天已經全黑了。我揉揉眼睛，旋開床頭燈。剛過晚上10點半，我睡了將近三個小時。我拿起話筒。「喂？」「我真不理解，」我說，想找個東西揍一頓，「我是說，我明白，但是我不理解。」「祝你好運。」他說。我們走出房間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一眼。安德魯站在長方形的陽光中，茫然地望著窗外，雙手將那盆番茄藤轉到陽光下，慈愛地拍打著。「安德魯先生。是的，是的，那個傢伙人很好。實際上，他打過電話給我，把你的事情告訴我了。」「我很怕。」「你真是太好了。」我說。他的聲音被我的胸膛悶住，但我能聽到話里的痛苦。「求求你答應我你不會這麼做！天啊，阿米爾老爺！求求你答應我你不會！」「知道了。」我說，「現在，也許你可以告訴我原因了。」「阿米爾！」她幾乎是尖叫，「你還好嗎？你在哪兒？」浴室的門關上，門後傳來水流聲。自從我們住進賓館那天起，索拉博每晚上床之前總要洗很久的澡。在喀布爾，熱自來水像父親一樣，是稀缺的產品。現在索拉博每晚幾乎要用一個小時洗澡，浸在肥皂水中，不停擦著身體。我坐在床邊給索拉雅打電話，看著浴室門下滲出來的光線。你覺得乾淨了嗎，索拉博？「不是，我在卡拉奇④出生，但在喀布爾生活了好幾年。沙里諾區，靠近哈吉雅霍清真寺。」費薩爾說。「實際上，我在伯克利⑤長大。1960年代後期，我爸爸在那兒開了間唱片店。自由戀愛，染了領帶的襯衫，你叫得出來的全都有。」他身體前傾，「我去過伍德斯托克音樂節⑥。」「我也愛你。」她說。我聽得見她話里的笑意，「小心點。」「那兒距這裡還不到一公里。」他說，不過他已經從櫃檯站起來。但這一次，說故事的人是我，她在哭泣。「我也這麼想。」「當然。」「看。」索拉博說，他用撲克牌指著天空。我抬頭，見到有隻蒼鷹在一望無垠的天空中翱翔。「我知道，」他說，「但讓我們假設現在這個孩子父母雙亡的情況弄清楚了。即使那樣，移民局會認為，最好由該國的人來收養這個孩子，以便他能保持本國的文化傳統。」「沒有人會傷害你。再也不會了。」「清真寺！」我說，「大清真寺。」我記得我們路過的時候，清真寺讓索拉博從委靡中振奮起來，記得他趴在車窗望著它的樣子。她笑起來：「別客氣。」她走回辦公桌，高跟鞋在地板上敲響。在回旅館的計程車上，索拉博頭靠車窗，望著棟棟後退的房子和成排的橡膠樹。他的呼吸模糊了玻璃，擦乾淨，又模糊了。我等待他問起會談的情況，但他沒問。他又翻身朝著我，屈起雙膝，「要是你厭倦我怎麼辦呢？要是你妻子不喜歡我怎麼辦？」「對不起。」他強硬地說，戴上眼鏡，打開報紙，「我沒見過這樣的男孩。」「可是像索拉博這樣的孩子最需要有個家，」我說，「這些規章制度對我來說毫無意義。」「不，不過有很多霧。你知道那座你看過的紅色大橋吧？」「有一次，我很小的時候，我爬上一棵樹，吃那些青青的酸蘋果。我的小腹變得又腫又硬，像鼓那樣，痛得厲害。媽媽說只要我等到蘋果熟透，就不會生病了。所以現在，無論我真正想要什麼，我都會想起她說過的關於蘋果的話。」我抹開水汽迷的鏡子，用旅館的舊式刮鬍刀刮臉。你得把它打開，然後把刀片裝進去。接著我洗澡，躺在浴缸裡面，直到冒著汽的熱水變冷，讓我的皮膚起雞皮疙瘩。我躺在那兒漂浮著、思索著、想像著……「我也心有戚戚，阿米爾。」他說，「但事實是，就當前的移民法、收養機構政策和阿富汗的政治局勢看來，你的情況很不妙。」索拉博不再吃東西了，把夾餅放下，「爸爸沒說過他有兄弟。」「你去過馬扎里沙里夫嗎？」索拉博說，下巴放在膝蓋上。「那不同的。就在這兒，在伊斯蘭堡，不是在喀布爾。我會每天去探望你，直到我們能夠離開，把你帶去美國。」「那是什麼？」「嗯，費薩爾先生那會很有幫助，如果我們……如果我們能讓你在一間為孩子準備的房子待上一陣。」我想起爸爸粗壯的脖子，黑色的眼睛，那頭不羈的棕發，坐在他大腿上跟坐在樹榦上一樣。「我記得他長什麼樣子，」我說，「我還記得他身上的味道。」「他為什麼不知道？」「不，」我說，「是時間讓你忘記的。」我想起某些東西。我翻開外套的前袋，找出那張哈桑和索拉博的寶麗萊合影，「給你。」「你一點都不臟。」「你在阿富汗住過，」我說，「你知道這事的可能性有多大。」「那就是說你想聽長的答案了？」他語氣冷淡地說，對我不快的語氣無動於衷。他合起手掌，似乎他正跪在聖母面前。「讓我們假設你告訴我的故事是真的，不過我非常懷疑它是假的，或者省略掉一大部分。告訴你一聲，我不關心。你在這裡，他在這裡，這才是要緊的事情。即使這樣，你的請求面臨著明顯的障礙，更何況這個孩子並非孤兒。」「酸蘋果，」我說，「安拉保佑，你是我見過最聰明的孩子，親愛的索拉博。」他的耳朵紅了起來。他招招手，把車駛離。我站在賓館房間門外，也朝他揮手。我希望索拉雅在身邊陪著我。我回到房間的時候，索拉博已經關掉電視了。我坐在自己的床沿，讓他挨著我坐下。「費薩爾先生說有個辦法可以讓我把你帶去美國。」我說。「你願意到美國去、跟我和我的妻子一起生活嗎？」「別害怕。」我碰碰他的手臂說，「這些人很友善，放鬆點。」我自己才應該聽從這個建議。我在座位上不停挪動身子，解開鞋帶，又繫上。秘書將一大杯混有冰塊的檸檬汁放在咖啡桌上。「請用。」「求求你！求求你！別這樣！」他哽咽著，「我很怕那些地方。他們傷害我！我不想去。」「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幫忙，可以捐錢給可靠的慈善組織，或者去難民營當義工。但在現在這樣的時刻，我們非常不贊成美國公民收養阿富汗兒童。」「你知道嗎，那天我也問了這個問題。那兒有個答案，但不是個好答案。讓我們這麼說吧，人們瞞著我們，因為你父親和我……我們不應該被當成兄弟。」「真的嗎？」雖然他說得沒錯，但不能平息我的怒火。「你對，我錯了，是我的錯。那麼，你見過他嗎？」「真主會不會……」他開始說，語聲有點哽咽，「真主會不會因為我對那個人做的事情讓我下地獄？」「我不知道你的法爾西語說得這麼好，」我用英語說，「你在喀布爾長大嗎？」但我們在離清真寺約莫一百米的地方找到他，坐在車輛停滿一半的停車場裡面，一片草堆上。費亞茲在那片草堆停下，讓我下車。「我得回去。」他說。⑦Girl Scouts，美國女童軍是世界上最大的專門服務於女孩的組織，成員多為成年義工，旨在幫助女孩提高使她們終身受益的素質。「爸爸帶我去藍色清真寺。」索拉博說，「我記得那兒有很多鴿子，在那個回教堂外面，它們不怕人。它們朝我們走來，莎莎給我一小片饢，我喂那些鳥兒。很快，那些鴿子都圍在我身邊咯咯叫。真好玩。」他搖搖頭：「你應該看好那個男孩，先生。」「光是它的院子就可以容下四萬人。」我在櫃檯站了一會，抑制自己別發火。我走出大廳的時候，他說：「有沒有想過他會去什麼地方？」「你是在叫我放棄？」我問，用手壓著額頭。「什麼傳統？」我說，「阿富汗有過的文化傳統被塔利班毀掉了。你知道他們怎麼對待巴米揚的大佛。」「嗯，你有嗎？隨便問問而已。」「誰能怪他呢？」她說，「我想見到他，阿米爾。我真的想。」「我會告訴你，那兒不是伯克利。」我說。「我知道這聽起來很瘋狂，可是我發現自己在想著他最喜歡吃什麼菜，或者最喜歡學校里的哪門課。我設想自己在幫他做作業……」她哈哈大笑。浴室的水聲停止了，我能聽到索拉博在那兒，從浴缸爬出來，擦乾身體。「謝謝。」我說。浴室的燈光亮著，索拉博又在洗澡了。電話傳來兩聲按鍵聲，然後是索拉雅的聲音。「你好！」她聲音振奮。「是的。」實際上，我都不記得上次把頭磕在地上禱告是什麼時候。然後我想起來了：阿曼尼大夫給爸爸看病那天。我跪在祈禱毯上，想起的卻只有幾段課堂上學到的經文。他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先生，法律不是我制定的。你生氣也沒用，你還是得證明他的父母確實去世了。這個男孩必須讓法律承認他是孤兒。」「好的。」櫃檯上有個飲水機。我倒了一玻璃杯水，吞下兩片阿曼德的藥丸。水是溫的，帶有苦味。我拉上窗帘，慢慢躺在床上。我覺得自己的胸膛會裂開。等到痛楚稍減、我又能呼吸的時候，我拉過毛毯蓋在身上，等著阿曼德的藥丸生效。「你說得對。你父親是個好人。但我想告訴你的是，親愛的索拉博，這個世界有壞人，有時壞人壞得很徹底，有時你不得不反抗他們。你對那個人所做的，我很多年前就應該對他做的。他是罪有應得，甚至還應該得到更多的報應。」「沒人告訴他，」我說，「也沒人告訴我。我最近才發現。」我走出去的時候，他身子從前座探出來。「我能對你說幾句嗎？」「你兒子要嗎？」我把跟索拉雅通電話之後編好的故事告訴他。我前往阿富汗，帶回我同父異母兄弟的兒子。我發現這個孩子處境堪憂，在恤孤院中浪費生命。我給恤孤院的負責人一筆錢，將孩子帶出來。接著我把他帶到巴基斯坦。「我接到沙利夫舅舅的回電了。他說關鍵是把索拉博送進這個國家。只要他進來，就有很多把他留下的辦法。所以他給幾個在移民局的朋友打了電話。他今晚給我回電，說他很有把握能替索拉博爭取到人道主義簽證。」「你留著吧，」我說，「它是你的。」「沒有。」我說。我感到疲憊，又累又怕。我感覺就像冉·阿讓坐在沙威③對面。我提醒自己，我如今在美國的領地上，這個傢伙跟我是一邊的，他領薪水，就為了幫助我這樣的人。「我想收養這個孩子，將他帶回美國。」我說。「我不想再到恤孤院去。」他說。「瘋掉了。」他說。他踩下油門，車輪在地面打轉，尾燈在黯淡的夜光中閃閃發亮。我把剩下的都告訴他了：跟阿塞夫見面、搏鬥、索拉博和他的彈弓、逃回巴基斯坦。當我說完，他飛快地寫下一些東西，深深呼吸，鎮定地看了我一眼：「好了，阿米爾，你前面有場艱苦的戰鬥。」我嘆氣，揉揉眼睛。眼睛後面突突發痛。我看見索拉博坐在那兒，看著電視和我們。他的坐姿跟他父親過去一樣，膝蓋抵著下巴。「你算是這個孩子的伯伯？」「媽媽很為我們高興。你知道她對你的感覺，阿米爾，在她眼裡，你做什麼都不會錯。爸爸……嗯，跟過去一樣，他有點讓人猜不透。他沒說太多。」「嗯，事情是這樣的。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但他說可以做到，而且他會幫助我們。」我把手放在他脖子後面。外面，召喚人們禱告的鐘聲響徹大街小巷。他用衣袖擦臉，弄破了他嘴唇上掛著的唾液泡泡。他把臉埋在手裡，哭了很久才重新說話。「我想念爸爸，也想念媽媽，」他哽咽說，「我想念莎莎和拉辛汗。但有時我很高興他們不……他們不在了。」我鎖上房門，一隻手扶在走廊的欄杆上，跌跌撞撞走到大堂的經理辦公室。大堂的角落有株滿是塵灰的假棕櫚樹，粉紅的火烈鳥在壁紙上飛舞。我在塑料貼面的登記櫃檯後面，找到正在看報紙的經理。我向他描繪索拉博的樣子，問他有沒有見到過。他放下報紙，摘掉老花鏡。他的頭髮油膩，整齊的小鬍子有些灰白，身上依稀有種我叫不上名字的熱帶水果味道。他的臉扭曲繃緊，試圖保持平靜：「爸爸常說，甚至連傷害壞人也是不對的。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好的，還因為壞人有時也會變好。」我站起來。「走吧，索拉博。」我用法爾西語說。索拉博倚著我，頭靠在我的臀部上。我想起那張寶麗萊照片，他和哈桑就這樣站著。「我能問你一些問題嗎，安德魯先生？」他淚水浸濕了枕頭，很長很久默不作聲。然後他把手抽回去，點點頭。他點頭了。安德魯將香煙掐滅，抿著嘴，「放棄吧。」法里德在一條通往瑪加拉山的巷道找了個小旅館。路上，我們經過著名的費薩爾清真寺，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香火甚旺，聳立著巨大的水泥柱和直插雲霄的尖塔。看到清真寺，索拉博神色一振，趴在車窗上，一直看著它，直到法里德開車拐了個彎。「你在說什麼？我應該將他扔到街頭上嗎？」我說。「有時候，早晨的霧很濃，你只能看到兩座尖聳的塔頂。」「我認為他不是出去玩，」我說，「我們不是本地人，我擔心他會迷路。」「聽起來真嚇人。」他說。他翻過身，臉朝著我，背對著電視。「那個英俊的小紳士。」她說，朝索拉博笑著。「我小時候似乎也有一隻。」伊斯蘭堡美國大使館外面的草坪修剪齊整，點綴著一圈圈花兒，四周是挺直的籬笆。房子本身跟伊斯蘭堡很多建築很相像：白色的平房。我們穿過幾個街區，到達那兒，三個不同的安檢人員搜我的身，因為我下巴縫著的線弄響了金屬探測器。我們最終從熱浪中走進去，空調的冷風撲面而來，好像冰水潑在臉上。接待室的秘書是個五十來歲的金髮婦女，臉龐瘦削。我自報家門，她微微一笑。她穿著米色的罩衫和黑色的休閑褲——她是我數個星期來見到的第一個沒有穿著蒙臉長袍或者棉袍的女人。她在預約單上查找我的名字，用鉛筆帶橡皮擦那頭敲著辦公桌。她找到我的名字，讓我坐下。「我……我說了……」費亞茲在說話，但我那時哈哈大笑，喉頭爆發出來的笑聲從我縫著線的嘴巴迸出來。「你想念你的父母嗎？」他問，把臉頰放在膝蓋上，抬眼看著我。「好的。」「你在說什麼？」「費薩爾？」「但是讓我們假設不管怎樣，阿富汗人肯幫忙。」奧馬爾說，雙手交叉放在隆起的肚子上，「這次收養仍有可能被拒絕。實際上，就算是那些較為溫和的穆斯林國家，對收養也不無疑慮，因為在多數這些國家中，穆斯林教法不贊同收養。」「你怎麼想？」我說。「繼續。」「你向我保證過永遠不讓我去那些地方，阿米爾老爺。」他說。他聲音顫抖，淚如泉湧。我一陣心痛。他嘆氣，搖搖頭，「在這裡等著。」他走進裡間，出來的時候換了一副眼鏡，手裡拿著串鑰匙，有個披著橙色紗麗的矮胖女人跟在身後。她坐上他在櫃檯後面的位子。「我不會收你的錢。」他朝我吹著氣，「我會載你去，因為我跟你一樣，也是個父親。」他搖搖頭，「真是危險的事情，給孩子承諾。」他嘆氣，又打開抽屜，「你真想要這麼做？」他說，翻著文件。「那麼你清楚我的情況了。」我原以為我們會在城裡四處尋找，直到夜幕降臨。我以為我會看到自己報警，在費亞茲同情的目光下，給他們描繪索拉博的樣子。我以為會聽見那個警官疲累冷漠的聲音，例行公事的提問。而在那些正式的問題之後，會來個私人的問題：不就是又一個死掉的阿富汗孩子，誰他媽的關心啊？我把發生過的一切統統告訴他：我跟拉辛汗的會面、前往喀布爾、恤孤院、伽茲體育館的擲石頭。「怎麼了？」索拉博問。我擠出笑臉，跟他說沒什麼。醒來之後，房間變黑了。窗帘之間露出一線天光，那是即將轉入黑夜的紫色斜暉。汗水浸透被褥，我腦袋昏重。我又做夢了，但忘記夢到什麼。我回到旅館房間，發現索拉博躺在床上，身子彎成弓形。他雙眼合上，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睡著了。他關掉了電視。我坐在床上，痛得齜牙咧嘴，抹去額頭上的冷汗。我在想，要過多久，起身、坐下、在床上翻身才不會發痛呢？我在想，什麼時候才能吃固體食物呢？我在想，我該拿這個躺在床上的受傷的小男孩怎麼辦？不過我心裡已經有了想法。他沒有回答，他的淚水流進我的襯衣，我隨他去。「他當然是。」「我也不知道。」他說，眼睛看著那隻迴旋的鳥兒，「你生活的地方有老鷹嗎？」「什麼事？」「我知道，」我說，「但我睡著了，醒來他已經不見了。」「我不知道，一陣吧。」他驚奇地微笑著：「哦。」我坐起來。「什麼？為什麼？怎麼回事？」「索拉博！」我喊道，從床上起來，「我有個好消息。」我敲著浴室的門，「索拉博！親愛的索拉雅剛才從加利福尼亞打電話來。我們不用把你放到恤孤院了，索拉博。我們就要去美國了，你和我。你聽到嗎？我們就要去美國了！」「有個長的答案，到了最後我會告訴你。你想先聽個短的嗎？」「美國打來的電話。」費亞茲先生的聲音。「啊，我差點忘了！我給沙利夫舅舅打過電話！」「我們得認為他錯了。」她說她給幾家安排國際收養的機構打過電話，她還沒發現有考慮收養阿富汗孩子的機構，但她還在找。「我見過一幅舊金山的照片。」索拉博說。他抽出一張名片：「那麼我建議你找個優秀的移民律師。奧馬爾·費薩爾在伊斯蘭堡工作，你可以跟他說我讓你去找他。」「是的。」「我想念我的父母嗎？嗯，我從沒見過我的媽媽。我爸爸幾年前死了，是的，我想念他。有時很想。」「你知不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他問。「我愛你。」「不，」我說，「我想他為自己感到羞恥。」我望向睡在床上的索拉博：「他很可愛，很嚴肅那種。」「我會的。還有，別告訴你父母他是誰。如果他們想知道，應該讓我來說。」我揚起眉頭。「哦。」他說。我希望他會多問幾句，但他又甩出一手牌，問是不是可以吃東西了。我打開紙袋，給他肉丸夾餅。我的午餐是一杯混合的香蕉汁和橙汁——那個星期我租了費亞茲太太的榨汁機。我用吸管吮著，滿嘴甜甜的混合果汁。有些從嘴角流出來，索拉博遞給我一張紙巾，看著我擦嘴唇。我朝他微笑，他也微笑。「很久以前去過，我不太記得了。」③冉·阿讓（Jean Valjean）和沙威（Javert）都是雨果作品《悲慘世界》中的人物，前者因為偷東西入獄，後者是警察。「那兒下雪嗎？」索拉博聳聳肩，微笑著，這次笑得更燦爛了：「我不在乎，我能等。那就像酸蘋果。」「你在微笑。」⑤Berkeley，美國加州城市。「謝謝你。」他說，「但我想今晚就回去。我想念我的孩子。」他走出房間，在門口停下來。「再見，親愛的索拉博。」他說。他等著回應，但索拉博沒理他，自顧搖著身子，屏幕上閃動的圖像在他臉上投下銀光。「說吧。」我說。「當然。」「找到了。」費薩爾說，翻開一本黃色的法律記事本。「就安排事物的能力而言，我希望我的孩子像他們的媽媽。很抱歉，也許這不是你所想要從你未來的律師口裡聽到的，對吧？」他哈哈大笑。索拉博眨眼，好像那是他第一次看著我，第一次真正看著我。「可是人們為什麼瞞著爸爸和你呢？」他推開門，臉帶微笑，道歉連連，稍微有點喘氣和流汗。他用手帕擦額頭，打開公文包，亂翻著找記事本，為把文件扔得滿床都是不停道歉。索拉博盤膝坐在床上，一邊看著消掉聲音的電視，一邊看著那個手忙腳亂的律師。那天早晨我跟他說過費薩爾要來，他點點頭，似乎想問些什麼，但只是走開去看一個有動物在說話的電視節目。「我在想著你的事情呢。」我說。「你好，索拉博。」費薩爾說，「你知道自己的名字來自一個了不起的戰士嗎？」我強忍怒火：「對，那個男孩！那個跟我一起來的男孩。以真主的名義，你見過他嗎？」「你後來回去過嗎？」我記得在我們的婚禮上，他朗誦一首寫在酒店信紙上的詩歌。我和索拉雅走向舞台，朝閃光的鏡頭微笑的時候，他的兒子在我們頭頂高舉《可蘭經》。「他怎麼說？」「真的嗎？都想些什麼呢？」「你不臟，索拉博。」我說。注釋：如果說白沙瓦讓我回憶起喀布爾過去的光景，那麼，伊斯蘭堡就是喀布爾將來可能成為的城市。街道比白沙瓦的要寬，也更整潔，種著成排的木槿和鳳凰樹。市集更有秩序，而且也沒有那麼多行人和黃包車擋道。屋宇也更美觀，更摩登，我還見到一些公園，林蔭之下有薔薇和茉莉盛開。雷蒙德·安德魯個子不高，手掌很小，指甲修剪得很好，無名指上戴著結婚戒指。他草草和我握手，感覺像捏著一隻麻雀。這是一雙掌握我們命運的手，我想。索拉博和我坐在他的辦公桌對面。一張《悲慘世界》的海報釘在安德魯身後的牆壁上，挨著一張美國地形圖。陽光照耀的窗台上有盆番茄藤。他舔了一根手指，翻到空白頁，把筆帽打開。「那最好了，阿米爾。我們何不用英語交談，免得外面的人聽到？」「你呢？你高興嗎？」「嗯。」「它們是什麼樣的？」他現在看著我。電視上，兩個毛拉正在交換意見。「絕對是。」我說，「絕對是。」「我確定嗎？」她說，「阿米爾，他是你的侄兒，你的家人，所以他也是我的侄兒。我當然確定，你不能任他流落街頭。」她停頓了一會，「他性子怎樣？」「我忍不住想快點見到你。」她說。「我在美國長大，阿米爾。如果說美國讓我學到什麼東西，那就是，認輸簡直就像在女童軍⑦的檸檬水罐裡面撒尿一樣不可原諒。可是，身為你的律師，我必須把事實告訴你。」他說，「最後一點，收養機構會定期派人前去評估那個孩子所處的環境，而沒有正常的機構會派人去阿富汗。」「是的，」我伸了一根手指在他下巴，把他的臉轉過來，「還有一件事，索拉博。」旅館的房間比我和法里德在喀布爾住過那間好得太多了。被褥很乾凈，地毯用吸塵器吸過，衛生間沒有污跡，裡面有洗髮水、香皂、刮鬍刀、浴缸，有散發著檸檬香味的毛巾。牆上沒有血跡。還有，兩張單人床前面的柜子上擺著個電視機。「你不臟，你身上沒有罪。」我又去碰他的手臂，他抽開。我再伸出手，輕輕地將他拉近。「我不會傷害你，」我低聲說，「我保證。」他掙扎了一下，全身放鬆，讓我將他拉近，把頭靠在我胸膛上。他小小的身體在我懷裡隨著每聲啜泣抽動。「那是因為他不知道。」「你父親，」他眼睛看著食物，說，「你父親愛你和愛我爸爸一樣多嗎？」「這裡面有多少錢？」法里德有點手足無措。「嗨。」「酸蘋果？」「我能打贏嗎？」「正如我所說的，那是你最好的選擇。」①Rawalpindi，伊斯蘭堡附近古城。我很累，很痛。我的下巴抖動，胸膛和腹部那些該死的傷口像魚鉤在拉我的皮膚。但儘管這樣，我還是開始大笑起來。「虔誠嗎？」「是的，你能送我去嗎？」「真是個好消息。」我說，「我忍不住想讓你快點見到索拉博。」「說吧。」她說。「舊金山？我想有吧，不過我沒有見過很多。」「男孩應該多加關心的，你知道。」我一直在尋找恰當的機會、恰當的時間，問出那個縈繞在我腦里、讓我徹夜無眠的問題。我決定現在就問，就在此地，就在此刻，就在照射著我們的真主房間的藍色燈光之下。「什麼？」「哦，是的。」「什麼？」「你父親跟我是兄弟。」我說，自然而然地。在我們坐在清真寺附近那晚，我本來打算告訴他，但終究沒說出口。可是他有權利知道，我不想再隱瞞什麼事情了。「同父異母，真的。我們有共同的爸爸。」「他的父母在街上被處決了，鄰居都看到。」我說，為我們用英語交談而高興。「為什麼人們總是傷害我父親？」索拉博有點喘著氣說，「他從不針對任何人。」「因為……」他抽泣著說，「因為我不想讓他們看到我……我這麼臟。」他深吸一口氣，然後抽泣著慢慢呼出，「我很臟，渾身是罪。」「我想，把下巴縫成這樣，該不是最近時興的證詞吧。」他說。我們麻煩了，索拉博和我，我頓時明白。我告訴他我在白沙瓦被搶了。「你有孩子嗎？」我想起很久以前，有一天我們在喀爾卡湖，哈桑的石頭比我多跳了幾下，爸爸情不自禁拍著哈桑的後背。我想起爸爸在病房裡，看著人們揭開哈桑唇上的繃帶，喜形於色。「我想他對我們的愛是一樣的，但方式不同。」「我不想那麼做。」我說，看了一眼索拉博，「我答應過他，不再讓他進恤孤院。」「是的。」我如何能答應呢？我抱著他，緊緊抱著，前後搖晃。他的淚水滴進我的衣裳，直到淚流幹了，直到不再顫抖了，直到驚恐的哀求變成聽不清的喃喃自語。我等著，搖著他，直到他呼吸緩下來，身體鬆弛。我想起曾經從某個地方看來的一句話：孩子們就是這樣對付恐懼：他們睡覺。「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安德魯喊道。他望著清真寺。費薩爾清真寺的外觀像一頂巨大的帳篷。轎車進進出出，穿著白衣的信徒川流不息。我們默默坐著，我斜倚著樹，索拉博挨著我，膝蓋抵在胸前。我們聽著宣告祈禱開始的鐘聲，看著那屋宇隨日光消退而亮起成千上萬的燈光。清真寺在黑暗中像鑽石那樣閃著光芒。它照亮了夜空，照亮了索拉博的臉龐。「哦，好的，謝謝你。」「你說『沒事』是什麼意思？你的聲音怎麼回事？」「多久？」索拉博問。「太帥了！」我說。費薩爾哈哈大笑，又開始冒汗珠了。「反正，」我繼續說，「我跟安德魯先生說得差不多了，省略掉一兩件事，也許三件。我會完完整整告訴你。」「當然，」他說，清清喉嚨，「你是穆斯林嗎？」扇風停止。他眼睛一縮：「別跟我來這套，老弟，把他弄丟的不是我。」那天晚上，我們躺在床上，看著電視上的談話節目。兩個教士鬍子花白，穿著白袍，接聽世界各地信徒打來的電話。有人從芬蘭打來，那傢伙叫艾優博，問他十來歲的兒子會不會下地獄，因為他穿的褲子寬大耷拉，低得露出內褲的橡皮筋勒帶。「可是什麼？」「有的，但我不知道他現在在哪兒。」「我真的想這麼做。」「嗯，他會幫助我們。他會給他在移民局的朋友打電話。」她說。「很抱歉，I-600表格是移民局的官方文件。家庭評估由你選擇的收養機構執行。」奧馬爾說，「你知道，那是要確保你和你的妻子沒有精神病。」「我要走了，阿米爾老爺。」法里德說。「天哪，我能做什麼？」整整一個星期，我們兩個都沒提起我所問過他的，似乎那個問題從來沒被說出來。接著某天，我和索拉博坐計程車，前往「達曼尼科」——它的意思是「那座山的邊緣」——觀景台。它坐落在瑪加拉山半腰，可以看到伊斯蘭堡的全景，樹木夾道的縱橫街路，還有白色房子。司機告訴我們，從上面能看到總統的宮殿。「如果剛下過雨，空氣清新，你們甚至能看到拉瓦爾品第①。」他說。我從他那邊的觀後鏡，看見他掃視著我和索拉博，來回看個不停。我也看到自己的臉，不像過去那樣浮腫，但各處消退中的淤傷在它上面留下黃色的痕迹。「自殺。」她說。「什麼事？」她放低聲音說，語氣謹慎一些了。「我不會一個人回家。我會帶著一個小男孩。」我頓了頓，說，「我想我們要收養他。」「他們會的！他們總是說他們不會，但他們說謊！他們說謊！求求你，真主啊！」「你記得他長什麼樣子嗎？」②Pakeeza，1971年公映，巴基斯坦電影。「噓。」我把他拉近，抱著他顫抖的身體。「噓。會沒事的。我們會一起回家。你會看到的，沒事的。」「這樣最好了，索拉雅。對吧？」「你父母對這個消息怎麼看？」「對你的事情有點幫助，但起不了太大作用。」他說，作勢在他那蓬鬆的頭髮上搔癢。「你可以把他重新送進這兒的恤孤院，然後填收養申請表。讓他們審核你的I-600表格和你的家庭，把孩子留在安全的地方。」喝著同樣的奶水長大的人之間會有親情。如今，就在這個男孩痛苦的淚水浸濕我的衣裳時，我看到我們身上也有親情開始生長出來。在那間房間裡面和阿塞夫發生的事情讓我們緊緊聯繫在一起，不可分開。「嗯？」我從床上掙紮起來，走過我們之間的距離，坐在他身邊。「我永遠不會厭倦你，索拉博。」我說，「永遠不會。這是承諾。你是我的侄兒，記得嗎？而親愛的索拉雅，她是個很好的女人。相信我，她會愛上你的。這也是承諾。」我試探著伸手拉住他的手掌，他稍微有點緊張，但讓我拉著。他疑惑地看著我。我從他那裡拿過名片。「謝謝。」我低聲說。「只是待上一陣。」「我敢說，不用一年，你就可以說得跟法爾西語一樣流利。」我笑著掛上電話。「我會付你車錢。」「索拉雅？」「我不知道該怎麼想，阿米爾。你一下子告訴我太多了。」「天！」他低聲驚呼，「很抱歉，我在喀布爾有很多美好的回憶。很難相信你剛才告訴我的竟然是同一個地方。」「誰？」我們快傍晚的時候才離開，天氣很熱，讓人疲累，不過疲累得開心。回去的路上，我覺得索拉博一直在觀察我。我讓司機在某間出售電話卡的商店門口停車。我給他錢還有小費，讓他幫我去買電話卡。我們把一條從旅館衛生間取來的浴巾鋪在野餐桌上，在它上面玩起番吉帕。在那兒跟我同父異母兄弟的兒子一起玩牌，溫暖的陽光照射在我脖子後面，那感覺真好。那首歌結束了，另外一首響起，我沒聽過。奧馬爾吸氣，用鋼筆敲打下巴，然後把氣呼出來。「你還是填一份收養申請表，期待最好的結果。你可以做獨立的收養。也就是說，你得和索拉博一起生活在巴基斯坦，日復一日，挨過兩年，你可以替他申請政治庇護。那是個漫長的過程，你得證明他受到政治迫害。你也可以申請人道主義簽證。那得由檢察總長審核，很難得到。」他頓了頓，「還有個選擇，也許是你最好的辦法了。」「這是索拉博。」我說，「索拉博，他是費薩爾先生，我跟你說過的那個律師。」「為什麼？」我碰碰他的手臂，他抽開。我們又談了一會，然後我送他上車，一輛舊大眾甲殼蟲。當時伊斯蘭堡已近黃昏，一輪紅日掛在西邊。奧馬爾不知道使了什麼法子，居然能擠到車裡去，我看見他上車的時候車身一沉。他搖下車窗：「阿米爾？」「你承諾過這個孩子帶他回家嗎？」「是的。」我說，血氣上涌。他怎麼可以對我的焦急如此無動於衷？他把報紙交在另外一隻手上，繼續扇風，「他們現在想要自行車。」「你是什麼意思？」我問。我拉起索拉博的手，扣著他的手指。索拉博不安地看著我和安德魯。「不，」他說，「別這樣，求求你。」「那兒有座紅色的大橋，和一座屋頂尖尖的建築。」奧馬爾點頭，雙眉緊鎖。「好了，就這樣。災難之後，不管天災還是人禍——塔利班真是一場大災難，阿米爾，相信我——一個孩子是否孤兒，總是很難判斷。孩子們被遺棄在難民營，或者被雙親拋棄，因為他們無法加以照料。這些情況向來都有。所以除非孩子滿足孤兒的法律定義，否則移民局不會放發籤證。我很抱歉，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荒唐，但你需要一紙死亡證書。」我推開門，走進浴室。「不，它不是。不要那些地方。天，天啦！求求你，別這樣！」他渾身顫抖，涕泗俱下。他將相片放在面前幾英寸的地方，轉了一下，以便讓清真寺的燈光照在上面。他久久看著它。我想他也許會哭，但他只是雙手拿著照片，拇指在它上面撫摸著。我想起一句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看來的話，或者是從別人口裡聽來的：阿富汗有很多兒童，但沒有童年。他伸出手，把它遞給我。他默默無語。我聽見她把聽筒換到另一隻手上。「我想這對你的侄兒來說是好的，但也許他也會給我們帶來幫助。」「現在別擔心這個。我沒事，真的。索拉雅，我要告訴你一個故事，一個我早就該告訴你的故事，但我得先告訴你一件事。」「我該怎麼辦，奧馬爾？」「真不知道該怎麼謝謝你。」我說，「你幫了我這麼多。」我們掛上電話。我抱他上床，把他放下。然後我躺在自己床上，望著窗外伊斯蘭堡上方紫色的天空。「我們會開車到那些街上去嗎？那些你只能看見車頂和天空的街道？」「天，沒有。」「沒有文件，」我用虛脫的聲音說，「沒有人知道這回事。索拉博也是我說了他才知道的，而我自己也是最近才發現這個秘密。惟一知道的那個人已經走了，也許死了。」「……他們對我……那個壞人和其他兩個……他們對我……對我做了某些事情。」「英語難學嗎？」「很抱歉，我在告訴你的是移民局怎麼工作，阿米爾。」奧馬爾說，碰碰我的手臂。他望向索拉博，露出微笑，然後看著我。「說到這裡，一個孩子必須根據他自己國家的法規被合法地收養。但假如你碰到一個亂糟糟的國家，比如說阿富汗，政府官員會忙於處理各種突發事件，處理收養事宜不會得到優先考慮。」「剛開始有點嚇人，」我說，「不過你會習慣的。」「你跟那個律師談得怎樣？」我望向索拉博的床，發現它是空的，心裡一沉。我叫他的名字，發出的嗓音嚇了自己一跳。那真是茫然失措，坐在陰暗的旅館房間，離家萬里，身體傷痕纍纍，呼喚著一個幾天前才遇到的男孩的名字。我又喊了他的名字，沒聽到回答。我掙扎著起床，查看衛生間，朝外面那條狹窄的走廊望去。他不見了。「是我。」我說。我坐在自己的床上，看著索拉博睡覺。「那個傷害你的人，我認識他很多年。」我說，「我想這個你從我和他的對話中聽出來了。我像你這樣大的時候，他……他有一次想傷害我，但你父親救了我。你父親非常勇敢，他總是替我解決麻煩，為我挺身而出。所以有一天那個壞人傷害了你父親，他傷得你父親很重，而我……我不能像你父親救過我那樣救他。」「怎麼？」在薄暮的黑暗中，他的臉只剩下一對反照出微光的眼鏡。「你們阿富汗的事情……這麼說吧，你們有點魯莽。」索拉博羞澀一笑。「非常謝謝。」他用英語說，聽起來像「灰常歇歇。」他跟我說過，他只懂得這句英語，還有「祝你今天愉快」。後來，他們說救護車來了之後我還不停叫著。「我知道。」「保重。」我們走過秘書的辦公桌時她說。然後我做了結婚十五年來沒做過的事：我向妻子坦白了一切事情。一切事情。我很多次設想過這一刻，害怕這一刻，可是，我說了，我感到胸口有些東西湧起來。我覺得就在提親那夜，索拉雅跟我說起她的過去，也體驗過某種非常相似的感覺。「祝你今天愉快。」索拉博說。索拉博點點頭，爬回床上，繼續側身躺著看電視。「謝謝你。」他又看了看照片，把它放在背心的口袋裡面。一輛馬車發著聲響駛進停車場。馬脖子上掛著很多小鈴鐺，隨著馬步叮噹作響。「我很小的時候，爸爸帶我去過那兒，媽媽和莎莎也去了。爸爸在市集給我買了一隻猴子。不是真的那種，而是你得把它吹起來的那種。它是棕色的，還打著蝴蝶結。」「死亡證明？我們在說的是阿富汗，很多人甚至連出生證明都沒有。」「如果你能證明，它會起作用。很抱歉，你有什麼證明文件或者什麼證人嗎？」「我不是這個意思。那也讓我害怕。可是……」「索拉博，那只是很短的時間，我保證。」我聽見她擦鼻子的聲音。「但我很清楚地知道的是：你必須把他帶回家。我要你這麼做。」「什麼？」「你能送我到那邊去嗎？」「你應該看看那些街道。」我說。我伸手去碰他，他身子退縮。我收回手。「不會，當然不會。」我說。我想把他拉近，抱著他，告訴他世界曾經對他不仁，他別無選擇。幾分鐘後，索拉博從浴室出來。自從與安德魯會面之後，他說過的話幾乎不超過十來個單詞，我每次試圖跟他交談，他總是點點頭，或者用一個字回答我。他爬上床，把毯子拉到下巴。沒過幾分鐘，他呼呼睡去。「我的孩子。」他說，「他們總在說：『爸爸，爸爸，請給我們買自行車，我們不會給你帶來麻煩。求求你，爸爸。』」他哼笑一聲，「自行車。他們的母親會殺了我，我敢向你保證。」他看看錶，側身轉向窗台上的番茄藤，「有人能證明嗎？」「我剛才跟你說過嗎？你正在努力爭取的事情很了不起。」「因為他是哈扎拉人嗎？」「他受過性虐待。」我說，想起索拉博腳踝上的鈴鐺，他眼睛上的眼影。索拉博和我坐在黑色的皮沙發上，就在接待櫃檯對面，挨著一面高高的美國國旗。索拉博從玻璃桌面的咖啡桌挑起一本雜誌。他翻閱著，心不在焉地看著圖片。他的笑容不見了，翻身仰面躺著，十指交叉，放在腦後。毛拉確定了，艾優博的兒子那樣穿著褲子是會下地獄的。他們說《聖訓》裡面有提及。「我想過了。」索拉博說。「兩千……」他說，下唇稍微有點顫抖。稍後，他駛離停車道的時候，撳了兩下喇叭，搖搖手。我也朝他招手。再也沒有見到他。「我會坦誠相告，你的選擇不多。」「說吧。」「什麼？」「嗯，雷蒙德·安德魯對你評價很高。」「我還不知道伊斯蘭堡有老鷹呢。」「你覺得爸爸會對我失望嗎？」他把筆帽裝上。「就安德魯的語氣判斷，希望渺茫。不是不可能，但是機會很小。」和藹的笑容和戲謔的眼神不見了。「怎麼樣？」④Karachi，巴基斯坦南部城市。
我看看時間：「這張該死的電話卡還剩下四十七分鐘，我有很多話要對你說。找個地方坐下。」我聽見椅腳匆匆拖過木地板的聲音。撥到第四次，電話終於接通了。鈴聲響了三次，她接起電話。「喂？」當時在伊斯蘭堡是晚上7點半，加利福尼亞那邊差不多是早晨這個時間。那意味著索拉雅已經起床一個小時了，在為去上課做準備。我想像著索拉博橫屍街頭，或者在某輛轎車的後廂裡面，手腳被綁，嘴巴被塞住。我不想他死在我手裡，不想他也因我而死。「麻煩你……」我說，皺起眉頭，看見他那件短袖藍色棉襯衫翻領上的商標，「費亞茲先生，你見過他嗎？」「可以。」「告訴我你的故事。」他重複說，用食指把煙灰在整潔的辦公桌上壓碎，將其掃進煙灰缸。「是的。」「怎麼啦？」索拉博說。「不，謝謝。」我說。安德魯甚至都沒看索拉博一眼，跟我說話的時候眼睛也沒看著我，但我不在乎。他拉開辦公桌的抽屜，從半包煙裡面抽出一根點上。他還從同一個抽屜拿起一瓶液體，一邊塗抹在手上，一邊看窗台上的番茄藤，香煙斜斜吊在他嘴角。然後他關上抽屜，把手肘放在辦公桌上，呼出一口氣。「好了，」他說，在煙霧中眨眨他灰色的眼睛，「告訴我你的故事。」我們坐在橡膠樹的陰影裡面，野餐區的長椅上。那天很暖和，太陽高懸在澄藍的天空中，旁邊的長椅上坐著幾個家庭，在吃土豆餅和炸蔬菜餅。不知何處傳來收音機播放印度音樂的聲音，我想我在某部舊電影裡面聽過，也許是《純潔》②吧。一些孩子追逐著足球，他們多數跟索拉博差不多年紀，咯咯發笑，大聲叫喊。我想起卡德察區那個恤孤院，想起在察曼的辦公室，那隻老鼠從我雙腳之間穿過。我心口發緊，猛然升起一陣始料不及的怒火，為著我的同胞正在摧毀他們的家園。「看起來是的。」她說。她的聲音很快樂。我說我愛她，她說她也愛我。我們掛上電話。「將近兩千美元。」「你提出的收養這個孩子的請求。放棄吧。那是我給你的建議。」「你為什麼不早點打電話來？我擔心得都生病了！我媽媽每天禱告，還許願！」「你一定很想念你的父母。」我說。我在想他有沒有看到塔利班將他的父母拖到街上。我希望他沒有。「我最近經常想起清真寺。」索拉博說。我將雷蒙德跟我說過的告訴索拉雅。「你現在怎麼想？」「不知道，可是……」「你有考慮過我之前問你的問題嗎？」「我可沒那麼說。」「我們每一條都去。」我說，眼淚湧上來，我眨眼強行忍住。「不是開玩笑吧？」我說，「啊，謝謝真主！親愛的沙利夫太好了！」「為孩子準備的房間？」他的笑容消失了，「你是說孤兒院嗎？」「索拉博？」「我知道。不管怎樣，我們可以當保證人。一切會很快的。他說那種簽證有效期一年，足夠我們申請收養請求了。」「可是……」費薩爾擦去唇邊的汗水。「我清楚你告訴安德魯先生的情況。」他說，臉上出現兩個酒窩，泛起狡的微笑。他轉向索拉博。「肯定就是這個少年惹起所有的麻煩吧？」他用法爾西語說。「好的。我們會走回去。」我說，「謝謝你，費亞茲先生，真的謝謝。」索拉博從他的床上滑下來，跟費薩爾握手。「你好。」他低聲說。「真的嗎？」他好幾天來第一次露出微弱的笑容，「我們什麼時候能走？」「我知道那有點可怕，」我說，抓住那一絲渺茫的希望，「但你很快就可以學會英語，等你習慣了……」「我不要，謝謝。」這下，他第一次眨眼了。「留下過夜吧，」我說，「路途遙遠。明天再走。」在門外，我給他一個信封。打開之後，他張大了口。「那些男人……」他撿起夾餅，默默地吃起來。他轉向我，點點頭。我試圖從他臉上看出他的想法，但一無所獲。我在想他這雙小手有沒有玩過撲克。「真的嗎？」「什麼？」我靠近身體問。他露出緊張的微笑。挑起另外一本雜誌，還不到三十秒就翻完了。「我永遠不會讓那發生。我向你保證。」我雙手壓住他的手，「跟我一起回家。」「我這麼認為，」我說，拉起索拉博的手，「他們應該找個知道想要孩子是什麼感覺的人坐你的位置。」我轉身離開，索拉博跟著我。「我是他伯父，難道這沒有用嗎？」「我開始忘記他們的面孔，」索拉博說，「這很糟嗎？」⑥Woodstock，位於紐約州東南，每年8月舉辦民謠和搖滾音樂節。剎那間我跪倒在地，放聲大叫。我牙齒打顫，不斷大叫。叫得我的喉嚨快要裂開，叫得我的胸膛快要炸開。「你們想來杯檸檬汁嗎？」她問。「看！」我對索拉博說。我用手將它打開——沒有遙控器，轉動旋鈕。我調到一個兒童節目，兩隻毛茸茸的卡通綿羊唱著烏爾都語歌曲。索拉博坐在床上，膝蓋抵著胸膛。他看得入迷，綠眼珠反射齣電視機裡面的影像，前後晃動身子。我想起有一次，我承諾哈桑，在我們長大之後，要給他家裡買台彩電。我用拇指抹去他臉上的淚痕。「酸蘋果，記得嗎？這就像一個酸蘋果。」我輕聲說。「不一定的，索拉博。」我把費薩爾的建議告訴她。「好了，你可以忘了它，」她說，「我們不用那麼做。」「你有死亡證明嗎？」「他有什麼愛好嗎？」他說，我看見他把報紙收起來。「比如說我的孩子，他們無論如何總是要看美國動作片，特別是那個阿諾什麼辛格演的……」「它們很陡，當你開車上坡的時候，你只能見到前面的車頂和天空。」「你確定嗎？」我說，閉上雙眼，微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