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開始創作這本小說的六個月後，雙子塔倒塌了。卡勒德·胡賽尼我希望你們也這樣。謝謝你們閱讀這本書，願你們的風箏飛得又遠又高。情況並非全然如此，我們兩人都知道。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已經見到多數美國人民不再妖魔化阿富汗人。他們的憎惡直接發泄向塔利班——而人們無法妖魔化那些已經是魔鬼的人。此外，她對這未完稿的前景的估計，我認為很善意，但過於樂觀。儘管如此，我明白了她的意思。不久之後，我的妻子建議——實際上是要求——我把手稿投出去。2002年6月，我把書稿寄到紐約，給一位可愛的女士，名字是伊說的話跟幾個月前羅雅說過的差不多。那年夏天快結束的時候，她給《追風箏的人》找到了家。這本書於2003年6月在美國出版。我從不曾想過還有別的人會真的閱讀這本書。也不盡然。我知道我的妻子羅雅會看。我的父母、兄弟和姻親也會。我想或許還能哄騙一兩個表親來看。在我腦海中，我會說出阿米爾的故事，然後書稿將會安放在儲藏室的書架上，和我那些裝滿小故事和短篇小說的牛皮紙信封相伴。當時我完成了差不多三分之二，而我每寫出一章，羅雅便讀一章。我反對將這本書投給出版商。首先，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否夠好。更重要的是，我認為全美國沒有人會聽一個阿富汗人的訴說，不過這個想法似乎錯得更加厲害。你們一定理解的，當時那次襲擊發生未久，傷口尚新，民憤高漲。現在阿富汗人備受歧視，我對羅雅說。就算我接受這個滑稽的假設，認為我的書有可能出版，但人們幹嗎要買它呢？那些在美國的土地上製造了有史以來最大慘案的人就在某人的祖國進行訓練，人們幹嗎要把錢放進他的口袋呢？況且，我還擔心，當時把書稿投出去會有機會主義的嫌疑，好像我在利用一個悲劇——儘管我創作這本書早在阿富汗人成為國際社會關注點之前。如同《追風箏的人》中的阿米爾，我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喀布爾開始寫作，當時還是孩子。雖然我用來寫作的語言已經變了——從法爾西文、法文，到如今的英文，但有個因素卻始終未變：我向來只為一個讀者寫作——我自己。某個特定的人物或者場景激起我的興趣，我坐下來，強迫自己將其完成。《追風箏的人》正是這樣寫就的。我腦海中有兩個男孩，其中一個在感情和道德上不知何去何從，搖擺不定；另外一個單純、忠誠，生性純良正直。我知道這兩個男孩的友誼前景暗淡，兩人的決裂對他們的生活影響巨大。內中緣由是促使我在2001年3月開始創作這本書的原因。我必須將其找出來，因為到頭來，於我而言，寫作總是服務於我自己，是一種把故事告訴我自己的行動。這本書自出版之後在全世界範圍內備受歡迎，你們能想像得到我有多麼吃驚。別忘了，我寫下它的時候，意識中的讀者只是我自己；所以，能收到印度、南非、特拉維夫、悉尼、倫敦、阿肯色的讀者來信，表達他們對我的感情，我非常的驚訝。很多人想捐錢給阿富汗人。有些人甚至還告訴我，他們想收養阿富汗孤兒。在這些信中，我看到小說作品獨有的聯結人們的力量，我還看到了人類的體驗有多麼普遍：羞恥、負疚、後悔、愛情、友誼、寬宥和贖罪。對我來說，這些讀者來信是巨大的滿足感的來源，也不斷提醒我，我娶了一位賢妻，沒有她，這本書可能還擺放在我的儲藏室里。身為作家，若讀者對這個故事、對裡面的人物和他們的艱苦、對情節的糾纏轉折有所觸動，我感到激動。身為阿富汗人，當讀者告訴我，閱讀這本小說讓他們對阿富汗人有了具體的認識，他們再也不把我的祖國看作僅僅是一片不幸、麻煩不斷、災難深重的土地，對此我深感光榮。羅雅不贊同。她認為這是我獲得更多讀者的機會。她信心十足，費了好大勁說服我。她覺得當時實際上是向世界講一個阿富汗故事的良機。那些日子——很悲哀，直到如今——關於阿富汗人的文章多數圍繞著塔利班、本拉登和反恐戰爭展開。到處是對阿富汗人的誤解和偏見。你的書能讓他們看到阿富汗人的另一面，羅雅說。我雖然猶豫，但不得不認可她的部分觀點。《追風箏的人》很大部分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蘇聯戰爭之前的時期，對很多西方讀者來說，實際上是個盲點。甚至還有相當多的篇幅談到流亡美國的阿富汗人，而至少是在小說界，這些人很少被提起。羅雅最後的也是產生作用的理由是：他們妖魔化，你可以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