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人文主義革命
現代契約給了人類力量，但條件是我們不再相信整個世界有一個偉大的宇宙計劃能讓生命有意義。然而，如果細查契約條款，會發現有一條賴皮的例外條款。如果人類不用通過偉大的宇宙計劃也能找到意義，就不算違背契約。
這條例外條款正是現代社會的救贖，因為如果真的沒有意義，就不可能維持秩序。現代社會在政治、藝術和宗教方面的斐然成就，為人類的生命找到了意義，但找尋意義的過程與偉大的宇宙計劃沒有關係。雖然我們現在知道自己不是什麼神聖戲劇里的角色，也沒有誰真的在意我們或我們的行為，因此不會有人限制我們的力量，但我們仍然相信自己的生活有意義。
在2016年，人類確實是魚與熊掌都能兼得。人類擁有的力量不僅遠超以往，而且出人意料：上帝已死，但社會並未崩潰。縱觀歷史，先知和哲學家都認為，如果人類不再相信有一個偉大的宇宙計劃，所有的法律和秩序都會消失。今天，對全球法律和秩序造成最大威脅的正是那些繼續相信唯一真神和偉大計劃的人。對神懷有敬畏的敘利亞，比世俗的荷蘭要暴力許多。
如果沒有宇宙計劃，我們也不用遵守神聖或自然的法則，那麼是什麼阻止了社會崩潰？為什麼你能夠旅行數千公里，從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到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或從新奧爾良到蒙特利爾，而不會被販奴者綁架、遭亡命之徒伏擊，或被敵對部落殺害？
向內心探尋
正是人文主義，讓人類擺脫了人生無意義、存在無依據的困境。人文主義這個革命性的新教條，在過去幾個世紀征服了世界。人文主義宗教崇拜人性，期望由“人類”來扮演上帝在基督教或真主在伊斯蘭教中扮演的角色，或自然法則在佛教和道教中扮演的角色。傳統認為，是偉大的宇宙計劃為人類生活帶來了意義，但人文主義讓角色逆轉，認為是人類體驗為宇宙賦予了意義。根據人文主義的觀點，人類必須從自己的內在體驗找出意義，而且不僅是自己的意義，更是整個宇宙的意義。這是人文主義的主要訓誡：為無意義的世界創造意義。
因此，現代性推動的主要宗教革命並不是對神失去信心，而是對人類有了信心。走到這一步，足足花了數個世紀。思想家寫著宣傳小冊，詩人作著詩，音樂家譜著交響曲，政治家推動著各種契約，他們共同使人相信，人類可以讓宇宙充滿意義。想知道人文主義革命的影響有多麼深遠，可以看看現代歐洲文化與中世紀歐洲文化有多麼不同。在公元1300年，倫敦、巴黎和西班牙托萊多的市民還不相信人類自己就能判斷善惡、正誤、美醜，認為只有神才能創造和定義善良、正義與美麗。
雖然當時人們已經普遍認為人類確實享有獨特的能力和機會，但同時認為人類就是一種無知和墮落的生物，如果沒有外力監督指導，就不可能理解永恆的真理，只會沉溺在一時的感官享受及世俗幻象之中。中世紀的思想家還指出人類不免一死，各種觀點和感受會如風般易逝。人們在今天全心愛著某樣東西，明天就可能會厭惡，等到下周，甚至連自己也已過世、深埋地底。因此，任何根據人類觀念生出的意義，都必然是脆弱而短暫的。這麼說來，如果要講絕對的真理、生命和宇宙的意義，就必須依據某種高於人類的來源制定的永恆法則。
根據這個觀點，神不僅成了意義的本源，也成了權威的本源。意義和權威始終攜手共進。那些判斷我們的行為究竟屬於好壞、對錯、美醜等意義的人，也會獲得權威，能告訴我們該如何思考和行動。
以神作為意義和權威的源頭，不只是一個哲學理論，而且影響了人類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假設在公元1300年的某個英國小鎮，有位已婚婦女很喜歡到隔壁鄰居家偷情。當她溜回家，忍住笑意、整理衣服的時候，心裡會開始不停想著：“這是怎麼回事？我為什麼會這麼做？這是好事還是壞事？這說明我是怎樣的人？我該繼續這樣嗎？”為了回答這些問題，這位婦女會去找當地的神父，向他懺悔，並請求上帝給予指導。神父對《聖經》的內容了如指掌，而《聖經》的內容也告訴他上帝對於通姦的看法。基於上帝永恆不變的話語，這位神父可以明確判斷這個女人犯了一項不可饒恕的罪，如果不悔改，就會下地獄。所以，她必須立即悔改，捐10枚金幣給即將出征的十字軍，6個月內不得吃肉，還得前往坎特伯雷，到聖托馬斯·貝克特主教（St. Thomas Becket）的安息地朝聖。而且不用說，這種可怕的罪過絕對不可以再犯。
現在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幾個世紀以來，人文主義一直想讓我們認為，人類自己就是意義的本源，因此自由意志也是最高的權威。我們不需要等著某個外在的實體說三道四，而能夠用自己的感覺和慾望來判斷。我們從小就不斷聽到各種人文主義的口號：“要聆聽自己的聲音，對自己真誠，相信自己，追隨自己的內心，做讓自己快樂的事。”盧梭的教育小說《愛彌兒》，正是集各家大成，可以說是18世紀討論感受的“聖經”。盧梭認為，當尋找生活的行為準則時，應該明白這些準則是“在我心深處，出於自然，無人能抹去。想做什麼，只需要問問自己。我覺得好，就是好；我覺得壞，就是壞”。
因此，如果一位現代女性想知道自己有外遇有何意義，她不太可能盲目接受神父或某本古書的判斷，而是仔細審視自己內心的感覺。如果這時的感覺還不太清楚，她會打電話給閨密，兩人見面喝喝咖啡，傾吐心聲。如果還是覺得琢磨不定，她就會找一位心理治療師，把一切都告訴他。理論上，現代的心理治療師與中世紀的神父站在同一個位置，也已經有太多人對兩者做過比較。總之，實際上，兩者有一個巨大的差別：心理治療師並沒有一本定義善惡對錯的《聖經》。當這位婦女說完故事的時候，治療師不可能忽然破口大罵：“你這個邪惡的女人！你犯了一個可怕的罪！”當然，他同樣不可能讚美她說：“太好了！你真棒！”相反，不管這位婦女究竟說了什麼、做了什麼，治療師最有可能做的事，就是用一種溫暖且關懷的聲音問：“那你對這一切有什麼看法呢？”
確實，心理治療師的書架上，有弗洛伊德、榮格等人的著作，還有厚達千頁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直能把書架壓垮，但這些都不是什麼神聖的經典。《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診斷的是生命中的疾病，而不是生命的意義。大多數心理學家相信，唯有從人的感覺出發，才有權判斷人類行為的真正意義。因此，不論這位心理治療師對病人的婚外情有何看法，也不管弗洛伊德、榮格或《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對婚外情這件事有何看法，他都不該把自己的意見強加在病人身上。相反，他該做的是幫她走進心中最私密的房間。只有在那裡，她才能找到答案。中世紀的神父彷彿和上帝有一條熱線，能夠為我們分辨好壞，但現代的心理治療師只會幫助我們觸及自己內心的感覺。
這可以部分解釋為何婚姻制度總是不斷變化。中世紀將婚姻視為神賜聖事，神同時授權父親依據自己的願望和利益，為孩子安排嫁娶。於是，婚外情等於明目張胆地同時挑戰了神權和父權。不管這對戀人怎麼想、有什麼感覺，婚外情都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過。今天，人們因為相愛而結婚，而這種關係的價值來自他們的個人感受。因此，如果曾經把你送入某人懷抱的這種感受，今天又把你送進另一個人的懷中，又有什麼問題？如果今天，結髮20年的配偶已經不能再滿足你的情慾和性慾，而這個新情人既善良，又熱情，而且還能很好地感受到你的需求，為什麼不好好享受呢？
但你可能會跳出來說“等等”，我們也不能忽視另一方的感覺啊。這位婦女和情人可能在彼此的懷中覺得很甜蜜，但如果被彼此的另一半發現，大家可能都會在一段時間痛苦萬分。如果導致離婚，可能會對孩子造成情感傷害。就算配偶從未察覺，但只是要隱瞞這件事，就會造成極大的壓力，並讓人越來越覺得孤立和憤怒。
在人文主義的倫理中，最有趣的討論就是像婚外情這種彼此感覺有所衝突的情境。如果某個行為讓一方感覺良好，讓另一方感覺痛苦，情況會如何？該如何衡量這些感受？兩個情人之間感覺幸福，是否會比配偶和孩子感覺不幸更重要？
不論你想站在哪一邊都沒有關係，重要的是，要了解雙方使用的論據。現代人對婚外情的看法各有不同，但無論立場如何，理由都會比較偏向於人的感受，而不會基於《聖經》或上帝的訓誡。人文主義告訴我們，只有這件事讓人感覺不好，才有可能是件壞事。謀殺之所以是錯的，並不是因為有什麼神曾說“不可殺人”，而單純就是因為這會讓被害人及其家人、朋友十分痛苦。偷竊之所以是錯的，並不是因為有什麼古籍說過“不可偷盜”，而單純就是因為如果有人失去財產，會感覺不開心。如果某個行為不會讓任何人感覺不好，就等於沒錯。如果一份古代文獻說上帝曾告誡我們不可以製作任何人類或動物的形象（《出埃及記》20：4），但我就是喜歡雕刻這些人物、動物，在過程中又不會傷害到任何人，這究竟能有什麼錯？
同樣的邏輯也能應用到對同性戀的討論上。如果兩個成年男性之間喜歡發生性行為，且不會傷害任何人，這又有什麼錯？為什麼要用法律禁止呢？這就是兩個男人間的私事，應該根據他們自己的個人感受來自由決定。如果在中世紀，兩個男人向神父告解，說他們彼此相愛，而且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樂，神父的判斷並不會因為他們究竟高不高興而有任何改變，而且他們居然不感到愧疚，這可是罪上加罪！今天的情況就不同了，如果兩個男人相愛，大家會說：“如果感覺對了，就愛吧！不要讓什麼神父、牧師影響你們，傾聽自己的內心就對了，你最知道什麼對你好。”
有趣的是，今天就算是宗教狂熱分子，當他們想煽動大眾時，也會使用這種人文主義論調。例如，在過去10年間，以色列的LGBT社群每年都會在耶路撒冷的街道舉行同性戀遊行。在這個充滿衝突的城市，這一天難得顯得如此和平，因為不管是猶太教徒、穆斯林還是基督徒，都忽然有了共同的敵人：同性戀遊行。真正有趣的是他們的理由。他們並不會說：“這些罪人不該舉辦同性戀遊行，因為上帝禁止同性戀！”他們會通過麥克風和攝影鏡頭高聲疾呼：“看到同性戀遊行居然穿過耶路撒冷這個聖城的中心，實在深深傷害了我們的感情。同性戀者希望我們尊重他們的感受，他們也應該尊重我們的感受。”
法國《查理周刊》曾刊出侮辱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結果在2015年1月7日，便有恐怖分子殺害該刊員工。接下來幾天里，許多伊斯蘭教的組織發出聲明譴責攻擊行為，但有些聲明還是忍不住加了一條“但是……”例如，埃及記者組織（Egyptian Journalists’ Syndicate）雖然譴責恐怖分子使用暴力，但同樣譴責該刊“傷害全世界數百萬穆斯林的感情”。這種情形，可以稱為進步。
我們的感受不僅能提供個人生活中的意義，也能為社會和政治程序提供意義。當想知道該由誰來統治國家、採用何種外交政策、使用何種經濟手段時，我們不會從古籍經典里找答案，也不會只聽教皇或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命令。相反，大多數國家都用民主選舉的方式，聆聽人民對當前事務的看法。我們相信選民能做出最好的選擇，而個人的自由意志選擇正是最終的政治權威。
然而，選民又怎麼知道該選誰？至少在理論上，選民要探尋自己內心最深處的感受，順心而為，但這並不容易。想要觸碰到自己真正的感受，就得先過濾掉那些沒有意義的宣傳口號、無恥政客無盡的謊言、狡猾名嘴放出的各種煙幕彈，以及被收買的專家提出的貌似專業的看法。先去除掉所有這些喧囂嘈雜，才能聽到自己內心真正的聲音。接著，內心真正的聲音會在你耳邊輕聲說“投給卡梅倫”“投給莫迪”或“投給希拉里”，於是你就在票上蓋下印記。這就是我們決定該由誰來領導國家的方式。
在中世紀，大家會覺得這種方法實在愚不可及。對於重要的政治決定，怎麼可能以無知俗人一時的感覺為判斷基礎呢？當英格蘭在玫瑰戰爭之後面臨分裂時，從來沒人提過要用全民公投來解決。哪有可能讓每個鄉巴佬或妓女都投一票選擇蘭開斯特或約克？同樣，當教皇烏爾班二世（Urban II）發起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從沒說這是人民的意願。這是神的旨意，政治權威從天而降，不是起於凡人之心。
圖27 聖靈以鴿子的形象出現，送來裝滿聖油的壺，好為法蘭克王國創始人克洛維國王（King Clovis）施洗（圖片出自約1380年的《法蘭西大編年史》）。根據法國的建國神話，這個壺之後保存在蘭斯大教堂（Rheims Cathedral），繼任的法國國王加冕也都要塗聖油。每次要加冕時，這個壺都會自動重新添滿，因此每次加冕都是一項奇蹟，顯示上帝自己選定了這位國王並給予祝福。如果上帝不希望路易十世、路易十四或路易十六成為國王，這個壺就不會重新添滿
在倫理和政治上是這樣，對美學也同樣適用。在中世紀，藝術有客觀的標準。這些美的標準不會因為人類的喜好而隨波逐流，人類的品位應該去追求高於人類的標準。這在當時十分合理，因為啟發藝術的是一些超越人類的力量，而不是人類自身的感受。他們認為，是繆斯、天使和聖靈執起了畫家、詩人、作曲家和建築師之手，完成各種創作。很多時候，如果作曲家寫出一首美麗的聖歌，眾口讚頌的不是那位作曲家，原因就像大家不會讚頌那支筆一樣。筆由人的手指控制和指引，而人又由上帝的手來控制和指引。
中世紀的學者深信古希臘理論，認為是星辰在天上的運動，創造了天堂的音樂並滲透整個宇宙。如果人類的身體和靈魂的內在運動能夠與星辰創造的天堂音樂達到和諧同步，就能享有身心健康。因此，人類音樂傳遞的是整個宇宙的神聖旋律，而不是血肉之軀的作曲家心中的觀念和奇想。最美麗的聖歌和樂曲，通常都不是出自人類藝術家的天才，而是神靈降下的靈感。
這種觀點已不再流行。今天，人文主義者認為藝術創作和美學價值的唯一來源就是人的感受。音樂由我們內心所發，也依我們內心判斷，既不需要遵循星辰的律動，也不需要聽從繆斯和天使的命令。星辰本是悄然無聲的，而繆斯和天使也只存在於我們的想像之中。現代藝術家試圖觸及的是自己的內心感受，而不是上帝。這也就難怪，現在當我們要評判藝術時，已經不再認為有客觀標準，而是再次轉向我們的主觀感受。在倫理上，人文主義的座右銘是“感覺對了，就做吧”。在政治上，人文主義告訴我們“選民能做出最好的選擇”。在美學上，人文主義說“看的人覺得美，就是美”。
圖28 教皇格雷戈里一世譜出了以他為名的格雷戈里聖歌。聖靈仍以最愛的鴿子形象出現，站在他的右肩上，在他耳邊低語。聖靈才是聖歌的真正作者，格雷戈里只是一個傳聲筒，上帝才是藝術和美麗的本源
因此，藝術的定義變得開放了。1917年，馬塞爾·杜尚買了一個批量生產的普通小便池，宣布這是一件藝術品，命名為《泉》（Fountain），簽了名，放到巴黎博物館。對這件作品，中世紀的人根本懶得理，認為根本是毫無道理，連批評都是浪費口舌。但在現代人文主義的世界，馬塞爾·杜尚這件作品被認為是重要的藝術里程碑。在全球各地的無數美術教室里，都會給學美術的大一學生看看馬塞爾·杜尚的這件《泉》。接著在老師的一聲指示下，學生們就像群魔亂舞般吵了起來。“這是藝術！”“不是！”“就是！”“不可能！”等到學生充分發泄了一陣，老師就會讓討論重新聚焦，詢問：“藝術究竟是什麼？我們怎麼判斷某個事物是不是藝術作品？”經過幾分鐘你來我往，最後老師會把全班引向正確的方向：“只要有人認為是藝術，就是藝術；有人認為美，就是美。”如果有人認為一個小便池是一件美麗的藝術品，它就是藝術品。難道還有什麼更高的權威，能說大家都錯了？今天，杜尚這件傑作的複製品在全球許多重要的博物館展出，包括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加拿大國家美術館、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和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這些複製品可是在畫廊里展示，而不是放在洗手間）。
這種人文主義觀念也深深影響著經濟。在中世紀，整個生產流程由公會操縱，個體工匠或客戶很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或品位。什麼是好椅子，由木匠公會決定；什麼是好麵包，由麵包師公會定義；哪些歌曲算得上高尚，哪些又是垃圾，由名歌手（Meistersinger）公會判斷。與此同時，王公貴族與市議會控制了工資和商品價格，偶爾也會逼迫民眾購買特定商品，價格與數量都不由民眾決定。在現代自由市場中，這些公會、市議會和王公貴族都被一個新的最高權威取而代之：顧客的自由意志。
假設豐田想製造一款完美的汽車，可能會成立一個包含各領域專家的委員會：找來最好的工程師和設計師，集合最好的物理學家和經濟學家，甚至再聘請幾位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當顧問。為了萬無一失，再加上一兩個諾貝爾獎得主、一個奧斯卡最佳女主角，以及幾位全球知名的藝術家。經過5年研究開發，他們終於推出一款完美的汽車，生產了幾百萬輛，運到世界各地的汽車經銷商手中。然而，這款車一輛也沒賣出去。這是否說明顧客犯了錯，有眼無珠？在自由市場上，顧客永遠是對的。如果顧客不想要，就說明這款車不好。就算大學教授和神職人員都高聲疾呼這是一款很棒的車，也不會有任何影響——顧客不要，就是爛車。沒有人有權說顧客錯了，哪國政府也不會斗膽強迫公民違背意願一定得買某款車。
汽車的這種情形，也適用於其他所有產品。例如，讓我們聽聽瑞典烏普薩拉大學（University of Uppsala）的利夫·安德森（Leif Andersson）教授怎麼說。他的專長是農場動物的基因改良——讓豬長得更快、牛奶產得更多、雞肉量更大。他在接受《國土報》（Haaretz）訪問時，記者內奧米·達羅姆（Naomi Darom）詢問，這樣的基因操作是否會給動物造成許多痛苦。這些“加強版”的奶牛乳房太大，幾乎無法走路，而“升級版”的雞也是肉量過多，幾乎站不起來。安德森教授的答案十分確定：“一切都要回到個體消費者以及消費者願意為肉品支付多少價格的問題……我們必須記住，如果沒有加強版現代雞，就不可能維持現在的全球肉品消耗量……如果客戶只問什麼肉最便宜，這就是我們給的答案……客戶需要決定自己最看重什麼，究竟是價錢，還是其他因素。”
安德森教授晚上就寢時，並不會良心不安。只要顧客願意購買這些加強版動物的各種產品，就代表他已經滿足了顧客的需求和慾望，同時也代表他做得再正確不過。同樣，如果某個跨國企業想判斷自己是否還符合“不作惡”的座右銘，判斷標準就在於財務報表。如果現在看來財源滾滾，說明有幾百萬人都愛它的產品，也就說明這是一股善的力量。如果有人對此提出反對意見，說民眾也可能做出錯誤的選擇，很快就會有人提醒他，顧客永遠是對的，人的感受才是一切意義和權威的源頭。如果有幾百萬人都是通過自由選擇購買了公司的產品，你憑什麼說他們錯了？
最後，人文主義思想的興起也徹底改變了教育制度。在中世紀，所有意義和權威都來自外部，因此教育的重點在於順從、背誦經文、研讀古老傳統。教師向學生提出問題，學生就得背出亞里士多德、所羅門王或聖托馬斯·阿奎納是如何回答的。
相比之下，現代人文主義教育則教導學生要自己思考。能知道亞里士多德、所羅門王和阿奎納對政治、藝術和經濟有何看法是很不錯，但因為意義和權威的本源在於我們的內心，所以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對這些事情的看法。不管是在幼兒園、中小學還是大學，你可以隨便找一位老師，問他想教的是什麼。他可能會回答：“這個嘛，我教的科目是歷史（量子物理或藝術），但最重要的是我想教學生如何思考。”雖然不見得總會成功，但這正是人文主義教育的目標。
隨著意義和權威的源頭從天上轉移到人類的內心，整個宇宙的本質也隨之改變。對於外在世界，原本的印象充滿各種神、繆斯、精靈、食屍鬼，但現在就是一片空無的空間。對於內心世界，原本的印象只是包含各種原始激情的一塊空地，但現在忽然變得如此具有深度、廣度且難以度量。對於天使和魔鬼的概念，已經從漫遊在森林和沙漠中的實體，轉換為人類內心的力量。天堂和地獄也不再是雲層之上和火山之下的實際地點，而是人類內在的精神狀態。只要你心中燃起憤怒和仇恨的火焰，就是經歷地獄的苦痛；只要你原諒敵人、懺悔錯誤、與窮人分享財富，就是享有天堂的幸福。
尼采所謂的“上帝已死”，指的就是這個意思。至少在西方，上帝已經成了一個抽象概念，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但幾乎沒有什麼差別。在中世紀，如果沒有上帝，就沒有了政治、道德和美學的權威來源，無法判斷對錯、好壞、美醜。這還得了？相較之下，今天要說自己不信上帝卻是再容易不過，因為這並不會讓一個人付出任何代價。就算我完全是個無神論者，仍然能夠通過內在的體驗得到非常豐富的政治、道德和美學價值觀。
如果我相信上帝，是因為我選擇相信。如果內心讓我要信上帝，我就信。我相信是因為自己感覺到了上帝的存在，我的內心告訴我，他就在那裡。但如果我不再感覺到上帝的存在，如果我的內心突然告訴我世上沒有上帝，我也就不再相信。不管是哪一種，權威的本源都在於我自己的感覺。所以，就算有人說自己信上帝，其實他更信的，是自己內心的聲音。
下面，我以5張照片解釋人文主義。
圖29 人文主義政治：選民能做出最好的選擇
圖30 人文主義經濟：顧客永遠是對的
圖31 人文主義美學：看的人覺得美，就是美（杜尚的《泉》在蘇格蘭國家畫廊的現代藝術特展中展出）
圖32 人文主義倫理：感覺對了，就做吧
圖33 人文主義教育：為自己想
踏上綠野仙蹤的黃磚路
正如其他權威來源，“感受”也有其缺點。人文主義假設每個人都有一個真正的內在自我，但是當我們去叩門的時候，卻常常沒有回應，或是眾聲喧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人文主義又宣稱有一個新的權威來源，同時還提出配套的新方法，告知大家如何使用這種權威獲得真正的知識。
在中世紀的歐洲，獲得知識的主要公式是：知識=經文×邏輯。如果想知道某個重要問題的答案，他們會閱讀相關經文，並用邏輯來理解經文的確切含義。舉例來說，學者如果想知道地球是什麼形狀的，就會快速瀏覽《聖經》里的內容，尋找相關參考記述。有人指出，《約伯記》38：13提到，上帝“叫這光普照地的四極，將惡人從其中驅逐出來”。於是學者就會用邏輯推斷，因為這個世界有“四極”，所以它一定就是個平坦的正方形。但另一位賢者不接受這種詮釋，要大家看看《以賽亞書》40：22，裡面提到“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這豈不就證明了地球是圓的？在實踐中，這代表著追求知識的學者會花費多年時間泡在學校和圖書館裡，讀著越來越多的經文文本，不斷鍛煉自己的邏輯，讓自己能夠正確了解文本的意義。
科學革命的知識公式則非常不同：知識 = 實證數據×數學。如果想知道某個重要問題的答案，我們要做的就是收集相關的實證數據，再用數學工具加以分析。舉例來說，要測量地球真正的形狀，可以先從在世界各地觀察太陽、月亮和行星開始。等到累積了足夠的觀測值，只要運用三角學，不僅能夠推斷地球的形狀，就連整個太陽系的結構也能推知。在實踐中，這代表著追求知識的科學家花費多年時間泡在觀測站、實驗室和研究考察里，收集越來越多的實證資料，不斷升級自己的數學工具，讓自己能夠正確解讀數據的意義。
這個知識的科學公式讓我們在天文學、物理學、醫學等學科取得驚人突破，但它有一個重大缺點：無法處理價值和意義的問題。中世紀學者可以完全肯定謀殺和偷竊是錯的，也知道人類生活的目的就是要遵循上帝的指示，因為經文里就是這麼說的。但科學家無法做出這樣的倫理判斷。不管有多少數據、數學功力多強，都不可能證明謀殺是錯的。然而，人類社會如果缺了這種價值判斷，就無法維繫。
要克服這個困難，方法之一是在新的科學公式之外，繼續應用舊的中世紀公式。如果碰上實際問題，比如確定地球的形狀、搭橋或治病，就收集實證資料，做數學分析。如果碰上倫理問題，比如是否允許離婚、墮胎和同性戀，就求助經文。從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到21世紀的伊朗，許多現代社會都採用這種解決方案。
但人文主義提供了另一種選擇。等到人類對自己有了足夠的信心之後，一個獲取倫理知識的新公式出現了：知識=體驗×敏感性。如果想知道任何道德問題的答案，我們需要面向自己內心的體驗，以最大的敏感性來觀察它。在實踐中，這意味著追求知識的方法要靠多年的體驗累積，並鍛煉敏感性，好讓我們正確理解這些體驗。
體驗究竟是什麼？體驗並不是實證數據，也不是由原子、電磁波、蛋白質或數字組成。體驗是一種主觀現象，有三個主要成分：知覺、情緒及想法。在任何時刻，我的體驗都包括了我的一切知覺（熱、愉悅、緊張等），我感覺到的情緒（愛、恐懼、憤怒等），以及一切出現在我腦海中的想法。
敏感性又是什麼？敏感性包括兩方面：第一，注意到自己的知覺、情緒和想法；第二，允許這些知覺、情緒和想法影響自己。當然，並不是略有風吹草動就反應激烈，重點是要對新的體驗持開放態度，允許新的體驗改變自己的觀點、行為甚至個性。
體驗和敏感性會形成一個互相加強的無限循環。沒有敏感性，就無法體驗任何事物；不體驗各種事物，就無法培養敏感性。敏感性並不是能夠靠讀書或聽演講來培養的抽象能力，而是一個實踐技巧，必須在實踐中慢慢成熟。
讓我們以喝茶為例。最初，我是在早上讀報的時候，喝加了許多糖、質量最普通的那種茶。那時喝茶只是個借口，主要是想享受糖分帶來的快感。直到某天，我才發現自己看了報紙、攝取了糖分，但幾乎不算真的喝了茶。於是，我把糖量減少，把報紙放在一邊，閉上眼睛，專心喝茶。我開始感受到茶獨特的香氣和風味。很快，我開始想試試不同的茶，有紅茶、綠茶，比較著各種茶高雅的口感、微妙的香味。不過短短几個月，我就無法再滿足於超市裡的茶葉品牌，而是到高檔的哈羅德百貨買茶。我又開始特別喜歡一種“熊貓茶”，產自四川雅安山區，是一種以大熊貓糞便為肥料種植的茶葉。就這樣，我一杯一杯地喝著茶，磨鍊著對茶的敏感性，學會了品茶。如果在我喝茶的早期，就拿明代的瓷杯來品味熊貓茶，可能並不會感覺與用紙杯泡茶包有多大差距。沒有必要的敏感性，就無法體驗到某些事物；沒有長期的體驗，就無法培養敏感性。
關於茶的這些認識，也可以應用到所有其他美學和倫理知識中。我們並不是一出生就帶著良知。在人生旅程上，害人者人恆害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如果我們注意到這一點，道德敏感性就會變得敏銳，這些體驗就能提供有價值的道德知識，告訴我們什麼是善的、什麼是對的，以及自己是怎樣的人。
因此，人文主義認為生命就是一種內在的漸進變化過程，靠著體驗，讓人從無知走向啟蒙。人文主義生活的最高目標，就是通過各式智力、情緒及身體體驗，充分發展人的知識。19世紀初，建構現代教育系統的重要人物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曾說，存在的目的就是“在生命最廣泛的體驗中，提煉出智慧”。他還寫道：“生命只有一座要征服的高峰——設法體驗一切身為人的感覺。”這正可作為人文主義者的座右銘。
根據中國哲學，世界是由陰陽這兩種相對但又相依的力量維繫的。實際的物理世界可能並不這麼認為，但對於由科學和人文主義的契約創造的現代世界來說，卻的確如此。每股科學的陽，都包含著一股人文主義的陰，反之亦然。陽給了我們力量，而陰則提供了意義和倫理判斷。現代性的陽和陰，就是理性和感性、實驗室和博物館、生產線和超市。人們常常只看到陽的一面，認為現代世界就是枯燥的科學、邏輯和實用主義，就像實驗室或工廠。然而，現代世界其實同時也是個奢華的超市。人類史上，從沒有任何文化如此重視人類的感受、慾望和體驗。人文主義將生命看作一連串的體驗，於是這個神話便為從旅遊到藝術等許多現代工業奠定了基礎。旅行社和餐廳真正賣的不是機票，也不是什麼高檔晚餐，而是新奇的體驗。
同樣，現代之前的敘事多半強調外部事件和行動，但到了現代的小說、電影和詩，強調的常常是感受與感覺。希臘、羅馬史詩或中世紀的騎士文學，記錄的都是英勇的行為，而不是種種感受。這一章講的可能是某個勇敢的騎士如何挑戰可怕的食人魔，最後殺了食人魔；另一章又講了騎士如何從噴火惡龍手中救出美麗的公主，最後殺了那條龍；再一章講的是邪惡的巫師抓走了公主，但騎士追了上去，最後殺了巫師。毫無疑問，這裡的英雄一定是個騎士，而不會是木匠或農民，因為農民不會有英雄的行為。
重點是，這裡的英雄也不會有什麼內心的重大變化過程。不論是阿喀琉斯、亞瑟王、羅蘭還是蘭斯洛特，都早在踏上征途之前就已經是無畏的戰士，擁有騎士的世界觀。到了最後，他們仍然是無畏的戰士，世界觀也仍然維持不變。他們殺了這麼多食人魔，救出這麼多公主，人們肯定了他們的勇氣和堅毅，他們卻不見得真的學到了什麼。
到了人文主義，重點放在感受和體驗上，而非各種行為，於是藝術也因此改變。在華茲華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和左拉的筆下，講的不是什麼英勇的騎士或騎兵，而是刻畫一般勞工和家庭主婦內心的感受。有些人認為，說到現代關注內心生命而非外在行為，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是巔峰之作。喬伊斯用洋洋洒洒的26萬字，描述了兩位都柏林人斯蒂芬·德迪勒斯（Stephen Dedalus）與利奧波德·布魯姆（Leopold Bloom）的一天，他們在那一天里，所做的就是……幾乎什麼都沒做。
很少有人真的能把《尤利西斯》完整讀完，但這種焦點轉移現在也同樣成了多數大眾文化的基礎。在美國，電視節目《倖存者》（Survivor）常常獲贊（或遭斥），掀起了真人秀的狂熱。《倖存者》是史上第一部登上尼爾森收視排行榜首的真人秀節目，2007年的《時代》雜誌也將它列入史上百大電視節目。在每季節目中，20位參賽者穿著不能再小的泳裝，身處某個熱帶小島上。前方有各種挑戰等著他們，而在每集最後，都會投票讓其中一人離開。最後剩下的人，就能拿走100萬美元。
如果有觀眾來自荷馬時代的希臘、羅馬帝國或中世紀歐洲，會發現這個概念十分熟悉且有吸引力。有20位挑戰者走了進來，但最後只有一位英雄能走出去。“太好了！”古希臘、古羅馬的王公貴族，或中世紀騎士，就會一邊這麼想，一邊坐下來看著。“接下來一定是精彩萬分的冒險舉動、生死攸關的戰鬥場面，以及英雄與背叛的誓不兩立。這些戰士可能會在背後刺人一刀，或是把彼此的內臟都掏出來！”
他們可要失望了。這裡的背後刺人一刀只是個比喻。節目每集大約一小時，而牙膏、洗髮水和麥片的廣告就佔了15分鐘。另外還有5分鐘左右，是用來應付幼稚得不可思議的挑戰，比如誰能把最多的椰子扔進籃筐，或者誰能在一分鐘內吃下最多的蟲子。其他時間，這些“英雄”只是不斷談著自己有什麼感受。他說這、她說那，我覺得這樣、我覺得那樣。如果真有一個騎士坐下來看這個節目，大概會窮極無聊又極不耐煩，最後掄起戰斧把電視機劈了。
我們今日看來，可能會覺得中世紀的騎士都是毫無感性的野蠻人。如果身邊有這樣的人，大概會被我們送去看心理醫生，要他們好好琢磨一下自己的感受。而這正是《綠野仙蹤》裡面那個錫皮樵夫的遭遇。他和桃樂絲及她的朋友一起走著黃磚路，希望等他們到達奧茲國之後，大巫師能給他一顆心。同樣，稻草人想要的是大腦，而獅子想要的是勇氣。到了旅程的終點，他們發現大巫師只是個江湖術士，沒有辦法完成他們的願望。但他們發現了更重要的事：他們希望擁有的一切，早已在自己心裡了。要變得敏感、聰明、勇敢，從來就不需要什麼巫師的魔法，只要繼續沿著黃磚路走下去，敞開心胸迎接任何體驗。
一模一樣的教訓，也發生在柯克艦長與皮卡德艦長乘著“企業”號在星系航行；哈克貝利·費恩和吉姆沿著密西西比河順流而下；《逍遙騎士》（Easy Rider）的懷特和比利騎著哈雷摩托；其他無數公路電影中的無數其他角色，離開了在賓夕法尼亞（或是新南威爾士）的家鄉，開著一輛舊的敞篷車（或是搭著巴士），感受到一次又一次改變生命的體驗，敞開心扉，談著他們的感受，最後到了舊金山（或是愛麗絲泉），成了一個更好、更聰明的人。
戰爭的真相
“知識=體驗×敏感性”這個公式不僅改變了我們的流行文化，甚至改變了我們對某些重量級議題的看法，例如戰爭。歷史上大多數時候，如果有人想知道某場戰爭究竟是否正義，他們會去問上帝、經文、王公貴族或牧師神父，很少有人會去問問二等兵或一般平民的意見或感受。荷馬、維吉爾和莎士比亞等人筆下的戰爭敘事，都是以皇帝、將軍和英雄的行動為重點，雖然並未隱瞞戰爭的苦痛，但是提及更多的是各種榮耀和英雄主義。普通士兵出場的方式，大概就像被巨人歌利亞屠殺成堆的屍體，又或是混在歡呼的人群之中，肩上舉著勝利的大衛。
讓我們以下面這幅畫為例，主題是1631年9月17日的布萊登菲爾德戰役（Battle of Breitenfeld）。
圖34 讓-雅克·瓦爾特：《布萊登菲爾德戰役中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
在畫中，畫家讓–雅克·瓦爾特（Jean-Jacques Walter）讚頌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ph）帶領軍隊在這一天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古斯塔夫·阿道夫在畫中英姿勃發，頗有戰神氣魄。這給人的印象就是國王彷彿下棋的棋手，指揮戰場如同掌控棋局。至於那些棋子，大概就是些沒什麼區別的角色，或是背景里的小點。這些人進攻、逃跑、被殺、死亡時有何感受，瓦爾特並不在意。他們就是一群無名小卒。
就算有些畫家所畫的重點已經不是指揮官，而是戰場本身，仍然是以一種居高臨下的視角，更看重整體的調度，而不是其中個體的感受。舉例來說，圖35是由彼得·斯奈爾斯（Pieter Snayers）所作，描繪的是1620年11月的白山戰役（Battle of White Mountain）。
圖35 彼得·斯奈爾斯：《白山戰役》
畫中描繪了天主教在三十年戰爭中的一場著名勝利，擊敗了反叛的新教異端。斯奈爾斯煞費苦心，在畫中記錄了各種陣型、布局及部隊移動，以慶祝這場勝利。觀者很容易就能看出不同的部隊、各自的武器，以及在戰鬥序列中的位置。但對於小兵的體驗和感受，斯奈爾斯認為其重要性遠遠不如部隊。與讓–雅克·瓦爾特一樣，斯奈爾斯所用的視角也彷彿我們是奧林匹斯山上的眾神，讓我們覺得戰爭就是個巨大的棋局。
但如果你仔細看看（可能得用上放大鏡），就會發現白山戰役要比棋局複雜一些。乍看像是抽象的幾何圖像，細看才發現是血腥的屠殺場面。在某些地方甚至可以看清個別士兵的面容，他可能是在奔跑或逃跑、開槍或是執矛刺向敵人。然而就算這些場景，也要從整體畫面的定位來看才有意義。如果看到炮彈將某個士兵炸得粉碎，我們首先會知道這屬於偉大天主教勝利的一部分。接著，如果這是個新教士兵，他的死代表的是對叛亂和異端的公正懲罰。而如果這是個天主教士兵，他的死則是為了崇高事業的偉大犧牲。畫面上方可以看到天使在戰場上空盤旋，執著白色橫幅，以拉丁文說明這場戰役發生了什麼事、為何如此重要：上帝幫助國王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在1620年11月8日擊敗了敵人。
幾千年來，我們講到戰爭，看到的是神、皇帝、將軍，以及偉大的英雄。但在過去這兩個世紀，國王和將軍慢慢被推到一旁，注意力開始移到小兵和他們的體驗上。比如《西線無戰事》這種戰爭小說或《前進高棉》這種戰爭電影，講的都是新兵的故事，他們對自己和世界都所知甚少，卻背負了希望和假象的沉重負擔。他們認為戰爭是光榮的、開戰的理由是正義的、領軍的將軍是個天才，但經過幾個星期真正的戰火洗禮，所有的泥濘、流血加上死亡的氣味，讓他們的幻想一一破滅。如果他們活了下來，這些原本天真的士兵離開戰場後，就會成為更聰明的人，不再相信學校、電影和政客花言巧語中的陳詞濫調與理想。
但矛盾的是，現在這種敘事又已蔚為主流，甚至學校、電影和政客也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著。就連《現代啟示錄》《全金屬外殼》或《黑鷹墜落》這些好萊塢大片，都警告著“戰爭與你在電影中看到的不同”。隨著在膠片、散文或詩歌中得到重視，底層小兵的感受成了戰爭敘事的最終權威，每個人都學會必須對他們給予尊重。有個笑話就是這麼說的：“多少個越戰退伍老兵才能換好一個燈泡？”“你不會知道，因為你當時不在那裡。”
至於畫家，筆下也不再出現馬背上的將軍或戰術上的調度，而是努力描繪小兵的感受。請先回頭看一下《布萊登菲爾德戰役中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和《白山戰役》。接著再請看下面兩幅畫，被認為是20世紀描繪戰爭的傑作：奧托·迪克斯（Otto Dix）的《戰爭》（Der Krieg），以及托馬斯·李（Thomas Lea）的《2000碼的凝視》（The Two Thousand Yard Stare）。
迪克斯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服役於德軍，李曾為《生活》雜誌報道1944年的貝里琉島（Peleliu Island）戰役。在瓦爾特和斯奈爾斯的眼中，戰爭是一種軍事和政治現象，他們的畫是想讓我們知道某場戰役發生了什麼事。在迪克斯和李的眼中，戰爭則是一種情感現象，他們的畫是想讓我們知道戰爭造成了什麼感受。他們並不在乎將軍的指揮有多麼天才，或哪場戰役有哪些戰術上的細節。迪克斯所畫的士兵可能是在凡爾登、伊普爾或索姆河，但無關緊要，因為不管在何處，戰爭都是地獄。李所畫的剛好是貝里琉島上的一個美國大兵，就算換成硫黃島上的日本士兵、斯大林格勒（現名伏爾加格勒）的德國士兵或敦刻爾克的英國士兵，臉上也會出現一模一樣的“2000碼凝視”。
圖36 奧托·迪克斯：《戰爭》（1929—1932年）
圖37 托馬斯·李：《2000碼的凝視》（1944年）
在迪克斯和李的畫中，戰爭的意義並不是來自戰術調動或神聖的宣告。想要了解戰爭，不應該仰望山頂上的將軍或天上的天使，而是應該看看二等兵的眼睛。李畫出了受創士兵張大的眼睛，為我們打開一扇窗，一窺戰爭的恐怖真相。而在迪克斯的畫里，真相已經如此令人難以承受，必須用防毒面具加以部分掩飾。戰場上空並沒有飛翔的天使，只有一具腐爛的屍體，掛在殘破的樑上，手指定定地指著一個方向。
像迪克斯和李這樣的藝術家協助顛覆了看待戰爭的傳統視角。更早的許多戰爭，殘酷程度當然不亞於20世紀的戰爭。但在那之前，這些殘酷的經歷都處於一個更廣泛的背景之中，被賦予了正面意義。戰爭可能猶如地獄，同時也是通往天堂的門戶。白山戰役中的天主教士兵可以安慰自己：“確實，我感到痛苦。但教皇和皇帝曾說，我們是為了正義而戰，所以我的痛苦是有意義的。”奧托·迪克斯的邏輯則相反。他認為個人體驗才是一切意義的源頭，因此他的想法會是：“我感到痛苦，而這是壞事，所以整場戰爭也就是壞事。如果德意志皇帝和神職人員支持這場戰爭，他們肯定犯了錯。”
人文主義的分裂
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把人文主義講得好像是一個單一而連貫的世界觀。但事實上，人文主義就像任何興盛的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一樣，不免分裂。經過傳播演變，人文主義分裂成幾個互相衝突的派別。雖然所有人文主義派別都認為人類體驗是權威和意義的本源，但對於人類的體驗卻各有詮釋。
人文主義主要有三大分支。第一是正統派，認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擁有獨一無二的內在聲音、永不重複的一連串體驗。每個人都像一道不同的光線，從不同的角度照亮世界，為這個宇宙增添色彩、深度和意義。因此，我們應該讓每個人都盡量自由自在地體驗世界、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表達自己心中真實的想法。不管在政治、經濟還是藝術中，個人的自由意志都應該比國家利益或宗教原則更為重要。個人能享有的自由越多，整個世界就會變得越美麗、豐富、有意義。由於這種正統派強調自由，也就稱為“自由人文主義”（liberal humanism），或簡稱“自由主義”（liberalism）。
自由主義政治認為，選民能做出最好的選擇。自由主義藝術認為，觀看作品的人覺得美，就是美。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顧客永遠是對的。自由主義倫理認為，只要感覺對了，就該去做。自由主義教育認為，我們要為自己思考，因為從內心就能找到所有答案。
在19—20世紀，人文主義的社會公信度及政治力量與日俱增，開始產生兩個截然不同的分支：社會人文主義（包括各種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以及進化人文主義（以納粹為最著名的代表）。兩個分支都同意自由主義的看法，也就是人類的體驗是意義和權威的本源，也都不相信有超自然力量或神聖的法則經典。舉例來說，如果你問馬克思，讓10歲小孩在煙霧瀰漫的工廠里工作12個小時，究竟有什麼錯？他會告訴你，這讓孩子感覺不舒服。我們之所以應該避免剝削、壓迫和不平等，不是因為上帝的旨意，而是因為這使人痛苦。
然而，社會人文主義者和進化人文主義者都指出，自由主義對人類體驗的理解還有不足。自由主義認為，人類的體驗是個人現象。但世界上有這麼多人，常常感受到的是各種不同的事，彼此的慾望也有所衝突。如果所有的權威和意義都來自個人體驗，當彼此發生衝突時，又該怎麼辦？
2015年7月17日，德國總理默克爾碰上一名來自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少女，她的家人正在德國尋求庇護，但即將被驅逐出境。這位名為琳姆（Reem）的少女，以流利的德語對默克爾說：“看到別人能享受生活，自己卻不能，真的很痛苦。我不知道我的未來會如何。”默克爾回答“政治有時是很殘酷的”，並解釋道，目前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多達數十萬，德國不可能全部接收。這種直言不諱的回復讓琳姆大為驚愕，落下淚來。默克爾拍了拍這位絕望女孩的背，但立場並未動搖。
這件事掀起一場公關風暴，人們指責默克爾冷血無情。為了平息批評，默克爾改變了立場，讓琳姆及家人得到了庇護。在接下來幾個月里，默克爾把門開得更大，迎接數十萬難民。然而，事情不可能使人人都滿意。她很快便受到嚴厲抨擊，說她被情感蒙蔽、立場不夠堅定。許多德國父母擔心，默克爾這樣急遽的政治轉向，可能會讓孩子未來的生活水平降低，甚至要面對一波伊斯蘭化的浪潮。他們為什麼要冒著犧牲自己家庭平安幸福的風險，幫助一些甚至可能不相信自由主義價值的陌生人？每個人對這件事的感受都很強烈。一邊是絕望的難民，一邊是焦慮的德國人，面對這兩種感受間的矛盾，該如何解決？
自由主義者永遠都會因為這種矛盾而苦惱。洛克、傑斐遜、穆勒等自由主義大家苦苦思索，仍然未能為這個難題提出簡便的解決方案。民主投票幫不上忙，因為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誰有投票權：是只有德國公民，還是包括數百萬想移民到德國的亞洲人和非洲人？為什麼把某一群人的感受看得比另一群人更重呢？同樣，講到巴以衝突，以色列公民人數800萬，阿拉伯國家聯盟人數3.5億，怎麼可能用公投表決？出於明顯的原因，以色列人對於這種公投的結果不可能有信心。
民主投票要有約束力，前提是投票的人覺得大家都是自己人。如果其他投票人的體驗對我來說十分陌生，而且我相信這些人並不了解我的感受，也不在意我最在意的事，就算最後的投票結果是100比1，我也不會接受這個結果。民主投票通常只適用於一群有共同關係的人，比如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或民族神話。這些人早已有基本的共識，只是仍有某些異議尚待解決。
因此很多時候，自由主義會與古老的集體認同、部落情感相互融合，形成現代民族主義。現在許多人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反對自由主義的力量，但至少在19世紀，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密切相關。自由主義突出個人的獨特體驗。每個人都有獨一無二的感受、品位和癖好，而且只要不傷及他人，就應該擁有表達和探索的自由。同樣，像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這樣的19世紀民族主義者，也會強調個體民族的獨特性。他們強調，許多人類體驗屬於集體體驗，比如人不能自己跳波爾卡舞，也不可能自己發明和使用德語。通過語言、舞蹈、食物和飲料，每個民族國家就會讓自己的國民共同擁有與他國不同的體驗，並發展出自身獨特的敏感性。
馬志尼這樣的自由民族主義者，會致力於保護自己國家獨特的體驗，不受帝國壓迫或被消滅。他們希望各國形成和平的國家社群，各自自由表達和探索自己國民共有的感受，而不傷害鄰國。至今，這仍是歐盟的官方意識形態。歐盟的2004年憲章就提到歐洲“多元一體”（united in persity），各國仍然“對自己的民族特性感到自豪”。為了保存日耳曼民族的共同體驗，就算自由主義的德國人，也有可能反對大開移民閘門。
當然，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攜手，非但無法解決所有難題，還會帶來許多新難題。集體體驗的價值與個人體驗的價值，究竟孰高孰低？為了保存波爾卡舞、德國香腸和德語，是否就能不惜讓數百萬難民面臨貧困甚至死亡？此外，像是1933年的德國、1861年的美國、1936年的西班牙、2011年的埃及，如果國家內部對基本認同爆發衝突，又該如何？在這些時候，民主投票無法解決問題，因為各方沒有理由尊重結果。
最後，跳著自己國家的波爾卡舞時，只要再跨出微小但重要的一步，就會讓你從只是相信自己的國家與其他國家“不同”，走向相信自己的國家“更優”。19世紀的自由民族主義要求哈布斯堡和沙皇尊重德國人、義大利人、波蘭人和斯洛維尼亞人的獨特體驗，但到了20世紀的極端民族主義，就變成了發動征服戰爭，把那些跳著不同舞蹈的人關進集中營。
社會人文主義走的道路則非常不同。社會主義責怪自由主義過於注重自己的感覺，而不顧他人的感受。沒錯，人類的體驗是一切意義的根源，但世界上有幾十億人，每個人的價值都不比誰小。自由主義要求人眼光向內，強調自己或本國的獨特性，而社會主義則讓人不要再迷戀於自己和自身的感覺，要注意他人的感受，注意自己的行動如何影響他人的體驗。想實現全球和平，方法並不是強調每個國家的獨特，而是要讓全世界的勞動者都團結起來；想達成社會和諧，方式並不是讓每個人都自戀地探索自己的內在，而是要請所有人先放下自己的願望，把他人的需要和體驗視為優先。
自由主義者可能提出反駁，認為只有通過探索自己的內心世界，才能培養對他人的同理心及了解，但這種論點並不能說服社會主義者。他們會解釋說，個人的自我探索是一種資產階級耽溺的罪惡，要接觸自我的內在，就很可能落入資本主義的陷阱。我當下的政治觀點、喜好與厭惡、興趣和抱負，都沒有反映真實的自我，只是反映了我的成長和社會環境，這都是由我的階級、鄰里和受教育水平決定的。無論富人還是貧人，都是從一出生就被洗腦。富人被教導要無視窮人，而窮人則被教導要無視自己真正的興趣。再多的自我反思或心理治療也不可能有所幫助，因為心理治療師也是為了資本主義制度而工作。
事實上，自我反思很有可能只是讓我更無法了解真正的自己，因為這讓人太注意個人的抉擇，卻忽略了社會環境。如果我現在很富有，會認為自己做了聰明的選擇。如果我現在很貧困，會認為自己犯了一些錯誤。如果我感到抑鬱，自由主義的心理治療師很可能說這是我父母的錯，並鼓勵我找些新的生活目標。如果我說自己之所以抑鬱，可能是因為遭到資本家剝削，並在主流社會制度下無法實現自己的目標，這位治療師很可能就會認為，我只是把自己內心的困難投射到整個“社會制度”，以及把自己和母親之間未解決的問題投射到“資本家”身上。
如果以社會主義的觀點，我並不需要花上好幾年來談我的母親、情感、種種情結，而是該問問自己，是誰掌握了我國的生產工具，國家的主要進出口貨物是什麼，執政政客和國際金融之間有何聯繫。必須了解當前的社會經濟制度，考慮其他所有人的感受，我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感受。也只有通過共同行動，才能改變整個制度。然而，哪有人能夠真正考慮所有人的感受，真正公平地一一衡量？
正因為如此，社會主義並不鼓勵自我探索，而是主張建立強有力的集體制度（比如社會主義政黨和工會），為我們解讀這個世界。可以做個比較，自由主義政治認為選民能做出最好的選擇，自由主義經濟認為客戶永遠是對的，但社會主義政治認為政黨能做出最好的選擇，社會主義經濟認為工會永遠是對的。各種權威和意義仍然來自人類的體驗（因為無論政黨還是工會，都仍然是由人民組成、以減輕人民苦難為目的），但個人必須聽從政黨和工會的決定，而不是自己的個人感覺。
對於人類體驗互相衝突的問題，進化人文主義有不同的解決方案。進化人文主義源於達爾文的進化論，認為衝突是福不是禍，能夠促成自然選擇、推動進步。畢竟，有些人就是比別人更優越，而在人類體驗有所衝突時，最適者就該勝出。根據同一個邏輯，人類努力消滅野狼，並無情剝削著馴化的羊，同時也要求上面的人壓迫下面的人。因此，聰明的商人讓愚蠢的人破產，這是好事。只要遵照這種進化邏輯，人類就會不斷變得更加強大、更能適應環境，最後成為超人類。進化並不是到了智人就停止，後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以人權或人類平等之名，去壓制人類的最適者，就不可能產生超人類，甚至可能導致智人退化和滅絕。
究竟哪些優秀的人會預示超人的到來？可能是整個種族、某些特定部落，抑或是橫空出世的個別天才。但不論他們是誰，他們之所以優秀，是因為具備更強的能力，能創造新的知識、更先進的科技、更繁榮的社會，或者更美麗的藝術。愛因斯坦或貝多芬的體驗，絕對比某個什麼都不是的醉鬼更有價值。把兩者視為平等，豈不可笑？同樣，如果某國一向領導著人類進步，比起某些對人類發展少有貢獻甚至根本毫無貢獻的國家，當然就該視為優秀的國家。
於是，進化人文主義的想法反而與奧托·迪克斯這種自由主義藝術家完全相反，認為人類的戰爭經驗不但極有價值，而且十分必要。電影《第三人》（The Third Man）中的故事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維也納。劇中的哈利·利姆（Harry Lime）想著當時的衝突，說道：“到頭來，情況也不是那麼糟……義大利被波吉亞家族統治了30年，戰亂、謀殺、流血事件頻發，但仍然出現了米開朗基羅、達·芬奇，以及文藝復興。而在瑞士，大家一片友好、情同手足，500年來民主又和平，但他們有什麼成就？還不就是布穀鳥鐘。”首先，利姆在事實方面幾乎全錯，瑞士大概是現代早期歐洲最血腥的一個角落（主要的出口商品就是僱傭兵），而布穀鳥鐘其實是德國人發明的。但這些事實的重要性遠不及他的想法本身，也就是戰爭經驗能夠推動人類有所成就。戰爭是讓自然選擇全然脫韁，消滅弱者，獎勵殘暴及野心。戰爭揭示出生命的真相，喚醒獲得權力、榮耀和征服的意志。尼採的結論是：戰爭是“生命的學校”，“那些殺不死我的，會使我更強大”。
英軍的亨利·瓊斯（Henry Jones）中尉也表達了類似的想法。21歲的瓊斯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在西線陣亡的三天前，給弟弟寄了一封信，描述他的戰爭經歷：
你有沒有想過，雖然戰爭這麼恐怖，至少還算是件大事？我是說，在戰爭里，人得面對現實。和平的時候，全世界大概有九成的人，過的大概都是邪惡而商業化的生活，愚蠢、自私、奢侈、執著於雞毛蒜皮的小事。但到了戰時，一切都變得野蠻，但至少更誠實，也更直接。換個角度來看：和平的時候，每個人過的只是自己的小日子，做些瑣碎小事，擔心自己是不是舒服、錢夠不夠用這種事，一切只是為自己活著。這種生活也太噁心了吧！但在戰時，就算你確實被殺了（人本來就只能多活幾年，難免一死），卻能確切知道，自己的死是為了自己的國家。事實上，你完成了一個理想。在我看來，這在日常生活里很少能夠做到。因為日常生活的基礎是商業化和自私。如果你也想“有點兒成就”，就不可能袖手旁觀。
就我個人而言，常常很高興自己碰上了戰爭。這讓我意識到，生命真是一件小事。我認為戰爭讓每個人都有機會“跳出自己”，大概可以這麼說吧……確實，我敢說自己一輩子從沒這麼激動和興奮過，簡直就像看著一場大型特技秀要開場，就像去年4月那樣。我在過去大約半小時里感覺到的興奮，實在不是這個世上任何事情能比的。
記者馬克·博登（Mark Bowden）的暢銷著作《黑鷹墜落》里，也有類似的話，講的是美國士兵肖恩·尼爾森（Shawn Nelson）的戰鬥體驗：
很難描述他的感覺……就像忽然頓悟。接近死亡，反而讓他感到前所未有地活著。過去在生命里，他也曾經有過那麼幾秒的時間，感覺死亡擦身而過，就像曾有輛狂飆的車忽然急轉彎，差那麼一點兒就要把他撞個正著。而在那天，他就一直活在那種感覺里，死亡就在他面前呼吸……一刻、一刻，又一刻，時間有三小時以上……戰鬥就是……一種心理和身體意識全開的狀態。在街上的那些時候，他不是肖恩·尼爾森，他沒有與什麼更大的世界相連，沒有賬單要付，沒有情感聯結，什麼都沒有。他只是一個人，要從這一納秒活到下一納秒，從這一口氣活到下一口氣，清楚知道這可能是自己的最後一納秒、最後一口氣。他覺得自己永遠不一樣了。
希特勒也是被自己的戰爭體驗改變並受到啟發。在《我的奮鬥》里，他談到自己所在的部隊到達前線後不久，士兵剛開始的熱情變成恐懼，這就像每個士兵都得打一場無情的內心戰爭，繃緊每條神經，才不會被擊倒。希特勒說，在1915—1916年的冬天，他贏得了這場內心戰爭。他寫道：“終於，我的意志成了無可爭議的主人……現在感到平靜而堅定，而且這種感覺持久不衰。現在就算命運讓我面臨種種終極考驗，也無法擊潰我的精神或打破我的理性。”
戰爭的體驗向希特勒揭示了世界的真相：這是一個叢林，遵守著無情的自然選擇法則。人要是拒絕承認這個真理，就無法生存。想要成功，不僅需要了解叢林法則，還要開心地擁抱叢林法則。需要強調的是，就像反戰的自由主義藝術家一樣，希特勒也認為普通士兵的感受十分神聖。事實上，講到在20世紀將普通人的個人體驗冠以巨大權威，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可以說是最好的例子。在為期四年的戰爭中，希特勒並非高級軍官，最高應該只升到下士。他沒受過正式教育，沒有專業技能，也沒有政治背景。他不是成功的商人或工會成員，沒有位高權重的親友，也沒有值得誇耀的財富。一開始，他甚至不是德國公民，只是個一文不名的移民。
希特勒向德國選民懇求信任時，只說得出一項對他有利的理由：他在戰壕里學到的，是在任何大學、企業總部或政府部門永遠學不到的東西。人們跟隨他、投票支持他，是因為認同他的想法，也認為這個世界是個叢林，殺不死我們的，只會讓我們更強大。
自由主義與溫和的民族主義結合，希望保護每個人類社會的獨特體驗，但像希特勒這種進化人文主義，則認為只有特定國家是人類進步的引擎，認定這些國家必須教訓甚至消滅那些阻礙他們的人。還是要提醒一下，希特勒和納粹主義只是進化人文主義的一個極端版本。就像勞改營並不會讓我們全盤否定社會主義理念和論點，納粹主義雖然造成許多恐怖，也不該妨礙我們找出其中可能有價值的見解。納粹主義的誕生，是將進化人文主義結合了特定的種族理論，再加上極端民族主義情感。但並非所有進化人文主義者都是種族主義者，也不是只要相信人類有進化的潛力，就要建立警察國家和集中營。
現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意義應該像一個血紅的警告標誌，而不像一塊直接籠罩人類地平線的黑幕。對於塑造現代文化，進化人文主義已經扮演過重要角色，而到了21世紀，其作用可能會更為重要。
貝多芬比查克·貝里更高級嗎？
為了確保了解這三種人文主義分支的差異，請讓我們比較幾種人類體驗。
體驗1：音樂學教授坐在維也納歌劇院，聆聽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命運》的開場。“Pa pa pa PAM”，聲音一波波撞擊他的鼓膜，信號通過聽覺神經傳至大腦，腎上腺讓他的血液充滿腎上腺素。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脖子上起了雞皮疙瘩，背脊如有電流通過。“Pa pa pa PAM”。
體驗2：時間是1965年。一輛福特野馬敞篷跑車在太平洋海岸公路上油門全開，從舊金山駛向洛杉磯。年輕強壯的駕駛員把搖滾樂手查克·貝里（Chuck Berry）演唱的歌曲音量調到最大，“Go! Go Johnny go, go”，聲音一波波撞擊他的鼓膜，信號通過聽覺神經傳至大腦，腎上腺讓他的血液充滿腎上腺素。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脖子上起了雞皮疙瘩，背脊如有電流通過。“Go! Go Johnny go, go”。
體驗3：在剛果雨林深處，站著一個矮人族的獵人。他聽到附近村落傳來一群女孩合唱著成年曲。“Ye oh, oh.Ye oh, eh”，聲音一波波撞擊他的鼓膜，信號通過聽覺神經傳至大腦，腎上腺讓他的血液充滿腎上腺素。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脖子上起了雞皮疙瘩，背脊如有電流通過。“Ye oh, oh.Ye oh, eh”。
體驗4：一個滿月的夜晚，在加拿大落基山脈某處。一匹狼站在小山頂，聽著發情的母狼嚎叫。“Awoooooo, Awoooooo”，聲音一波波撞擊它的鼓膜，信號通過聽覺神經傳至大腦，腎上腺讓它的血液充滿腎上腺素。它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脖子上起了雞皮疙瘩，背脊如有電流通過。“Awoooooo, Awoooooo”。
這四種體驗里，哪種最有價值？
自由主義者大概會說，不管是音樂學教授、年輕駕駛員還是剛果雨林獵人，每個人的經驗價值都相同，值得同樣珍惜。每個人類的體驗都能提供某種獨一無二的事物，用新的意義使世界更豐富。有人喜歡古典樂，有人喜歡搖滾樂，還有人喜歡非洲傳統歌謠。學音樂的學生應該儘可能什麼音樂都接觸，最後再到iTunes（蘋果公司的一款數字媒體播放應用程序）商店，輸入信用卡號，買下自己喜歡的音樂。聽起來美的，就是美，而且顧客永遠都是對的。再說到那匹狼，它不是人類，它的體驗價值也就遠低於人。正因為如此，狼命的價值遠不及人命，殺一匹狼來救一個人再合理不過。畢竟，狼又不懂美，當然也不會有信用卡。
這種自由主義的概念，也體現在“航海家”太空探測器攜帶的黃金唱片上。1977年，美國人向外層空間發射了“航海家一號”（Voyager I）太空探測器。這艘探測器現在已經離開了太陽系，成為史上第一個進入星際空間的人造物體。在“航海家一號”上面，除了當時最先進的科學設備，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還放了一張黃金唱片，希望向任何好奇而前來查看的外星人介紹地球。
這張唱片上記錄著關於地球及其居民的各種科學及文化信息，一些圖像和聲音，世界各地的幾十首音樂，作為地球世俗藝術成就的樣本。音樂樣本不按排序收集許多經典樂曲，包括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命運》的第一樂章；當代流行樂，包括查克·貝里的《約翰尼·B. 古德》（Johnny B. Goode）；世界各地的傳統音樂，包括剛果矮人族女孩唱的成年曲。雖然唱片里也有犬類的嚎叫聲，但並未歸類於音樂樣本，而是降級到另一個部分，與風聲、雨聲、浪聲放在一起。因此，我們傳給半人馬座阿爾法星那些可能聽眾的信息是：貝多芬、查克·貝里、矮人族儀式歌曲有同樣的價值，但狼嚎聲的價值完全處於另一個等級。
社會主義的看法大概有一點也和自由主義相同，就是認為狼的體驗並沒有價值。但講到另外三種體驗，社會主義的態度就大不相同了。社會主義者會認為，音樂的真正價值並不在於個別傾聽者的體驗，而在於對他人及社會整體的影響。毛澤東就曾說：“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因此，要評價音樂體驗的時候，社會主義注意的地方會是：貝多芬在歐洲即將進軍征服非洲時，為歐洲白人上層階級寫出第五交響曲。這首交響曲反映了啟蒙時代的理想，崇尚上層階級的白人，並將征服非洲正當化，認為是“白人應肩負的使命”。
社會主義講到搖滾樂，會認為這種音樂由受壓迫的非洲裔美籍音樂家開創，靈感來自藍調、爵士和福音歌曲等音樂。但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搖滾樂遭到美國主流白人劫持，被迫服務消費主義、美帝國主義以及可口可樂殖民主義。於是搖滾樂被商業化，被享有特權的白人青少年挪用到他們那種小資產階級幻想的叛逆中。查克·貝里自己就向資本主義屈服了，他原本的歌詞是“一個名為約翰尼·B. 古德的有色男孩”，卻在白人電台的壓力下，改為“一個名為約翰尼·B. 古德的鄉下男孩”。
至於剛果矮人族女孩合唱的成年曲，這正是父權結構的一部分，同時對男女兩性洗腦，讓他們遵循壓抑的性別秩序。如果這種歌進了全球市場，則只是會用來加強西方對整個非洲的殖民幻想，特別是對非洲女性。
所以，哪種音樂最佳？是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約翰尼·B. 古德，還是矮人族的成年曲？政府是該出資興建歌劇院、搖滾樂演出場所，還是非洲文化展覽廳？我們又該在中小學或大學教那些學音樂的學生什麼呢？
像文化比較這種雷區，自由主義會小心繞開，以免做出政治不正確的失態舉動。社會主義是一切交給政黨來處理，要找出通過雷區的正確路途。進化人文主義卻是開開心心地跳進來，把所有地雷都引爆，享受這場混亂。進化人文主義的第一步，可能就是指出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會畫條線把自己和其他動物隔開，直接認定人就是比狼優越，所以人類的音樂比狼嚎更有價值。然而人類也會受到進化力量的影響。正如人比狼優越，某些人類文化也會比其他文化先進。人類的體驗也有明確的階級層次之分，而我們不必對此說抱歉。泰姬陵就是比稻草屋更美，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就是比我5歲侄女剛做出的黏土雕像更好，貝多芬譜出的音樂也超越了查克·貝里或剛果雨林的矮人族。看吧，我們就是敢說！
進化人文主義認為，如果有人說所有的人類體驗價值都一樣，那麼他要麼是個笨蛋，要麼是個懦夫。這種粗鄙或膽怯的態度，就會造成以文化相對論或社會平等這些名義來妨礙社會進步，會造成人類退化和滅絕。如果自由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回到石器時代，他們可能也不會特別欣賞拉斯科（Lascaux）洞穴或阿爾塔米拉（Altamira）洞穴的壁畫，並且堅稱尼安德特人的塗鴉也不輸這些壁畫。
宗教的人文戰爭
起初，要區分自由人文主義、社會人文主義和進化人文主義有何不同，似乎是件無聊的事。畢竟，不論哪個人文主義教派，都與基督教、伊斯蘭教或印度教有巨大的差異。相較之下，不同人文主義流派之間的差別簡直微不足道。只要我們都同意上帝已死、只有人類體驗才能為宇宙帶來意義，這個時候，再去討論人類體驗到底是一律平等還是有某些優越性，真有那麼重要嗎？然而，隨著人文主義征服世界，這些原本的內部分裂逐漸擴大，最終引發史上死傷最慘重的一場宗教戰爭。
在20世紀的第一個10年間，正統教派的自由主義仍然對自己信心滿滿。他們相信，只要讓個人享有最大的言論自由、隨心而行，世界就能享有前所未有的和平與繁榮。雖然世界仍然受制於傳統的階層結構、蒙昧主義的宗教以及殘酷無情的帝國，要徹底擺脫它們還需要一些時間。然而每過10年，都會出現新的自由和成就，總有一天，我們會在地球上創造天堂。1914年6月，原本日子還過得平靜而幸福，自由主義者覺得歷史也站在自己這一邊。
等到1914年聖誕節，在連綿的戰火下，自由主義者幾乎得了炮彈休克症，而且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這套思想同時遭到左右夾擊。在社會主義看來，自由主義就像亞當的那片無花果樹葉，是在為整個無情、剝削、種族歧視的制度遮羞。高舉著“自由”的大旗，在意的其實卻是“財富”。說著要讓個體有權去做自己感覺良好的事，最後卻多半演變成要保護中上階層的財富和特權。如果連房租都付不起，還談什麼居住自由？如果連學費都付不起，又有什麼學習自由？如果連車都買不起，旅行的自由又有什麼意義？有一則著名的嘲諷笑話，說的就是在自由主義之下，每個人都有餓死的自由。而更糟的是，自由主義鼓勵每個人把自己視為獨立的個體，導致同一階級的成員各自獨立，無法團結起來對抗壓迫他們的制度。於是，自由主義讓不平等永無止境，使大眾走向貧困，讓精英走向孤立。
自由主義先挨了左邊來的這一拳，已經步履蹣跚，但進化人文主義又從右邊襲來。在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眼中，自由主義妨礙了自然選擇，造成人類退化。他們提出警告，如果認定所有人價值相同、生育機會相同，自然選擇就無法運作。身為最適者的那些人無法繼續進化成超人，只能被大批平庸的人淹沒，人類終將滅絕。
於是，從1914年到1989年，三種人文主義流派掀起了一場殘酷的信仰之戰，自由主義節節敗退，而且自由主義核心思想這時看來不僅太過天真，甚至可能非常危險。只要讓每個人都享有自由，世界就能和平繁榮？瞧瞧世界變成了什麼樣。
事後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似乎是自由主義的偉大勝利，但當時看來可不是這樣。戰爭在1939年9月開打，衝突的一方是強大的自由主義同盟國，另一方則是孤零零的納粹德國。就連法西斯義大利一開始也是隔岸觀火，直到1940年6月才參戰。自由主義同盟國在兵力和經濟上都大佔優勢。1940年，德國GDP為3.87億美元，而德國的歐洲對手們的GDP總值為6.31億美元（英、法、荷、比等國，不包括英國的海外屬地）。但在1940年春天，德國只花了三個月，就攻下法國、低地國家（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挪威和丹麥，讓同盟國挨了一記決定性重擊。英國因隔著英吉利海峽，才免遭同樣的命運。
直到自由主義同盟國與蘇聯結盟，才終於打敗德國。蘇聯承受了這場衝突的主要力道，付出遠高於其他國家的慘痛代價：在這場戰爭中，蘇聯人民死亡人數達到2500萬，相較之下，英美則是各50萬人。能夠打敗納粹主義，大半功勞其實應該歸於社會主義，而至少在短期看來，社會主義也是戰爭的最大受益者。
蘇聯參戰時，是個孤立、不受重視的社會主義國家，接下來卻成了全球兩個超級大國之一，領導著一個不斷擴張的國際陣營。到1949年，東歐成為蘇聯的附庸，中國共產黨贏得中國內戰，美國則陷入了反共的歇斯底里。世界各地的革命和反殖民運動熱切地將目光投向莫斯科和北京，而自由主義卻與種族主義的各個歐洲帝國畫上等號。每當這些帝國崩潰後，取而代之的通常是軍事獨裁或社會主義政權，而非西方自由民主政體。1956年，赫魯曉夫自信滿滿地向自由主義西方誇下海口：“不論你們喜不喜歡，歷史站在我們這一邊。我們將會把你們埋葬！”
赫魯曉夫真心如此相信，也有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領導人和第一世界知識分子持同樣的看法。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自由主義”一詞在許多西方大學裡成為被攻擊的對象。激進左派運動致力於破壞自由秩序，讓北美和西歐的社會動蕩不斷加劇。劍橋大學、索邦大學和伯克利大學（當時還有“伯克利人民共和國”的戲稱）的學生，除了會翻閱毛主席的“紅寶書”，也會把切·格瓦拉的英雄肖像掛在床頭。
1968年，整個西方世界爆發抗議與騷動，左派浪潮達到高峰。既有惡名昭著的特拉特洛爾科大屠殺（Tlatelolco Massacre）——墨西哥安全部隊殺害數十名學生；也有所謂的朱利亞峽谷街戰役（Battle of Valle Giulia）——學生在羅馬與義大利警方發生衝突；馬丁·路德·金遭到暗殺，則在100多個美國城市引發暴動抗議。該年5月，學生佔領了巴黎的街道，戴高樂總統逃到位於德國的法國軍事基地，而法國的有錢人則在床上顫抖，做著被押上斷頭台的噩夢。
到了1970年，全球有130個獨立國家，但只有30個是自由民主政體，而且多半擠在歐洲的西北一隅。當時，在各大第三世界國家當中，只有印度在獨立後走上自由的道路。但就算是印度，也與西方集團保持著距離，而與蘇聯關係親密。
1975年，自由主義陣營遭受最羞辱的一場失敗：越戰結束，北越如同大衛，打倒了美國這個巨人歌利亞。很快，社會主義便奪下南越、寮國與柬埔寨。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首都金邊落入紅色高棉手中。兩周後，全球人民從電視中看到直升機從美國駐西貢（今胡志明市）大使館的屋頂撤走最後一批美國人。許多人都認定，美國這個帝國正在崩潰。就在大家還來不及說出“骨牌效應”這個詞之前，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突然宣布印度進入緊急狀態。看起來，全球最大的民主政體也正要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圖38 美國駐西貢大使館的撤離情形
自由民主看起來越來越像老年白人帝國主義者的專屬俱樂部，已經無法對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對自己國家的青年有任何貢獻。華盛頓自詡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但其大多數盟友卻是專制獨裁的國王（比如沙烏地阿拉伯的哈立德國王、摩洛哥的哈桑國王和伊朗國王），或是軍事獨裁者（比如希臘的上校軍團、智利的皮諾切特將軍、西班牙的弗朗哥將軍、韓國的朴正熙將軍、巴西的蓋澤爾將軍）。
雖然西方得到諸多國王和將軍的支持，但在軍事上，華沙公約組織的數量優勢仍然遠超北約組織。光是想在常規軍備上達到平衡，西方國家就可能不得不放棄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成為永久處於戰備狀態的極權主義國家。最後，西方國家靠著核武器，才拯救了命懸一線的自由民主。北約實行“相互確保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原則，就算蘇聯發動的是傳統攻擊，也會遭到北約發動全面的核武器攻擊響應。自由主義國家提出威脅：“如果攻擊我們，我們一定會確保沒人能活著走出來。”躲在這個恐怖而荒謬的盾牌背後，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守住了最後的堡壘，西方繼續享受著性、搖滾樂，以及洗衣機、電視和冰箱。沒有核武器，就不會有甲殼蟲樂隊，不會有伍德斯托克音樂節（Woodstock），也不會有物資充盈的超市。但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雖然有了核武器，未來似乎仍然屬於社會主義。
接著，一切都改變了。自由民主從歷史的垃圾箱里爬了出來，抖了抖身子，然後征服了世界。事實證明，超市的力量遠大於古拉格勞改營。這場閃電戰始於南歐，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專制政權崩潰，讓位給民主政府。1977年，英迪拉·甘地解除緊急狀態，在印度重建民主。20世紀80年代，東亞和拉丁美洲的軍事獨裁政權也被民主政府取代，例如巴西、阿根廷和韓國。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由主義的浪潮化為一波十足的海嘯，衝垮了強大的蘇聯，讓人對於眼前的歷史終局懷有更高的期望。經過數十年的失敗和挫折，自由主義在冷戰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縱然千瘡百孔，還是成了這場人文主義信仰戰爭最後的贏家。
隨著蘇聯解體，自由民主政體不僅取代了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甚至取代了許多蘇聯加盟共和國，例如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烏克蘭、喬治亞和亞美尼亞。冷戰勝利重新形成一股新動力，將自由主義模式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南亞和非洲。雖然也有某些自由主義的實驗徹底失敗，但成功案例的數量已足以令人嘆服。比如印度尼西亞、奈及利亞和智利，雖然曾由軍事強人統治數十年，但現在都以民主政體運轉著。
如果有個自由主義者在1914年6月沉沉睡去，直到2014年6月才醒來，大概不會覺得有什麼異樣。我們再一次相信，只要讓每個人擁有更多的自由，世界就能和平繁榮。整個20世紀看起來就像繞了一個大彎。回到1914年的春天，人類在自由主義這條公路上狂奔，卻轉錯了彎，進了死路。過了80年，經歷三次駭人的全球戰爭，我們才終於回到公路上。當然，這幾十年並非一無所獲，我們還得到了抗生素、原子能、計算機，還有女權主義、去殖民主義，以及性解放。此外，自由主義本身在體驗中受傷之後，也不再像一個世紀前那麼自負。它向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這些競爭對手學習各種觀念和制度，特別承諾向大眾提供教育、衛生和福利服務。但驚人的是，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幾乎沒有改變，仍然尊重個人自由，也仍然堅信選民最清楚、顧客永遠是對的。在21世紀初，這也成了我們唯一的選項。
電力、基因學、伊斯蘭激進主義
到了2016年，除了由個人主義、人權、民主、自由市場組成的自由主義一攬子方案之外，我們似乎沒有什麼真正值得考慮的替代方案。2011年曾有一波社會抗爭運動席捲西方世界，比如佔領華爾街或西班牙的15–M運動，但它們都並非反對民主、個人主義或人權，甚至也不是反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恰恰相反，它們是責怪政府未能達成這些自由主義的理想。這些運動要求市場必須真正自由，而不是被那些“大而不倒”的企業或銀行控制和操縱。它們要求真正有代表性的民主制度，能夠照顧一般大眾，而不只是照顧有錢的遊說者和有勢力的利益團體。就連那些用最嚴厲措辭抨擊股票交易所和國會的人，也無法提出另一個可行的世界運作模式。雖然西方學者和運動人士最愛挑自由主義一攬子方案的毛病，但至今仍未能提出更佳的選項。
對自由主義來說，中國造成的挑戰似乎要比西方那些社運抗議人士更為嚴峻。雖然中國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有所開放，卻仍然既非西方式民主國家，亦非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但這一切並不妨礙中國成為21世紀經濟巨人的腳步。只不過，這個經濟巨人投下了一個非常小的陰影：甚至包括中國人自己在內，現在似乎沒人知道中國究竟信什麼。中國仍然信奉共產主義，但行動上更為務實。這種狀態，使得中國在面對來自矽谷的種種新科技宗教時，成了一個孕育無窮希望的地方（科技宗教將在後面的章節討論）。然而，這些信仰長生不死與虛擬天堂的科技宗教，大概還需要一二十年才能站穩腳跟。所以到目前為止，中國尚未真正對自由主義提出替代方案。破產的希臘人已經對自由主義模式感到絕望，但想靠著模仿中國找出替代方案，也不現實。
那麼，試試伊斯蘭激進主義如何？或者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彌賽亞猶太教、復興主義印度教？一些人不知道自己信什麼，但宗教的原教旨主義者卻過於知道自己信什麼了。在尼采宣稱上帝已死超過一個世紀之後，上帝似乎又要重臨人世，但這只是海市蜃樓，上帝確實死了，這不過就是擺脫身體那一瞬間的事而已。伊斯蘭激進主義對自由主義一攬子方案並不構成嚴重威脅，因為雖然他們滿懷狂熱，卻並不真正了解21世紀的世界，對於我們身邊種種新科技帶來的全新危機和機會也提不出什麼看法。
宗教和科技總是跳著一支優雅微妙的探戈。雙方互相推動、互相依賴，不能與對方離得太遠。科技之所以有求於宗教，是因為每種發明都有許多可能的應用方式，而工程師需要一些先知做出關鍵的決定、指出需要的方向。因此在19世紀，工程師發明了火車、無線電和內燃機。但20世紀證明，運用同樣的工具，也可以創造出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政權或西方自由民主政體。沒有信仰，火車就不能決定要開往哪個方向。
科技也常常限制我們對宗教的想像，比如侍者遞上菜單，多少就會限制我們想吃什麼。新科技殺死舊神、催生新神，所以農業時代的神和狩獵採集時代的神不一樣，工廠工人與農民想像的天堂也不同。有了21世紀的革命性新科技之後，出現前所未有的宗教的可能性，絕對遠超讓中世紀的信條起死回生。伊斯蘭激進主義者可以繼續像念咒一般復誦著“伊斯蘭就是答案”，但只要宗教與當今的科技現實脫節，恐怕連民眾所問的問題都無法理解。等到人工智慧在大多數的認知工作上超越人類，就業市場會有何改變？如果出現許多在經濟上完全沒有用處的人，形成一個龐大的新階級，會造成怎樣的政治衝擊？如果在納米科技和再生醫學的輔助下，未來的80歲就像現在的50歲，對於人際關係、家庭和退休基金又有何影響？如果生物科技讓我們能夠定做嬰兒，並讓貧富之間出現前所未見的巨大鴻溝，人類社會又將如何？
對於這些問題，在《古蘭經》《聖經》《論語》里都不可能找到答案，因為不論是中世紀的中東hｔｔp://wｗｗ•９９ｌｉｂ.nｅt，還是古代中國，都不會有人懂計算機、基因學或納米科技。伊斯蘭激進主義或許能承諾在這個充滿科技和經濟風暴的世界提供一個下錨點，但如果想要衝出風暴，就不能只有下錨點，還需要航海圖和方向舵。因此，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人，伊斯蘭激進主義或許有其吸引力，但對於失業的西班牙青年或焦慮的中國億萬富翁來說，伊斯蘭激進主義卻毫無吸引力。
確實，現在還有數十億人口虔誠信奉著伊斯蘭教、基督教或印度教。但對歷史來說，單單人數的意義並不大。塑造歷史的，往往是一小群向前看的創新者，而不是向後看的大眾。1萬年前，多數人都是狩獵採集者，整個中東只有寥寥可數的先驅者是農民，但未來是屬於農民的。1850年，全球有超過90%的人是農民，而不管是在恆河、尼羅河還是長江沿岸，都沒有人知道蒸汽機、鐵路或電報線。然而在曼徹斯特和伯明翰，一小群領導著工業革命的工程師、政治家和金融家，就已經決定了這90%農民的命運。蒸汽機、鐵路和電報改變了食品、紡織品、車輛和武器的生產方式，讓工業強國擁有遠勝於傳統農業國家的決定性優勢。
就算工業革命傳遍世界各地，逆流而上滲透到恆河、尼羅河和長江沿岸，大多數人還是繼續相信《吠陀經》《聖經》《古蘭經》和《論語》，而非蒸汽機。不管是19世紀還是今日，世界上的各種祭司、神秘主義者或大師從未少過，他們都在宣傳自己握有所有人類困境的解決方案，能處理包括工業革命後出現的新問題。例如，在19世紀20—80年代，埃及（在英國支持下）征服了蘇丹國，希望讓該國現代化、納入新的國際貿易網路。他們的作為破壞了傳統蘇丹社會的穩定，民怨四起、反抗頻發。1881年，地方宗教領袖穆罕默德·艾哈邁德·本·阿卜杜拉宣稱自己就是馬赫迪（伊斯蘭教的救世主），由真主所派，要在人間建立真主的律法。他的支持者擊敗了英、埃聯軍，並將聯軍指揮官查爾斯·戈登（Charles Gordon）將軍斬首，令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大為震驚。這些人接著在蘇丹建立實行伊斯蘭律法的神權國家，直到1898年才被推翻。
與此同時，在印度，達耶難陀·娑羅室伐底（Dayananda Sarasvati）發動印度教復興運動，基本原則就是《吠陀經》絕對不會錯。1875年，他創立雅利安社（Arya Samaj，意為“貴族社會”），致力傳播《吠陀經》；但老實說，達耶難陀對《吠陀經》的解釋常與自由主義驚人的相似，比如早在西方出現平權思想前，便已支持婦女應享有平等權利。
與達耶難陀同時代的教皇庇護九世對女性的看法就保守得多，但與達耶難陀同樣認為有高於人類的權威存在。庇護九世發動一系列天主教教義改革，確立“教皇永無謬誤”這項新原則，認定教皇在信仰問題上不可能出現謬誤。這種概念乍看之下可能還以為來自中世紀，但其實是近到1870年，才成為具有約束力的天主教教義，當時距達爾文出版《物種起源》已過了11年。
而在教皇發現自己不可能犯錯的30年前，失意的清代文人洪秀全大病一場，病中出現幻覺，看到上帝以一位老人的形象現身，說洪秀全正是耶穌基督的弟弟。上帝交給洪秀全一項神聖的使命，要他驅逐自17世紀以來統治中國的清朝政權，在俗世建立“太平天國”。當時，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現代工業與歐洲帝國步步緊逼，數百萬勞苦大眾深感絕望，而洪秀全的話則讓他們大受鼓舞。可惜，洪秀全並未把他們帶向太平天國，而只是發動了反清的太平天國運動，時間從1850年到1864年，是整個19世紀最慘烈的一場戰爭，慘烈程度遠超過拿破崙戰爭或美國內戰。
就在工業化的工廠、鐵路和輪船遍布世界的同時，還是有數以億計的人，堅信洪秀全、達耶難陀、庇護九世和馬赫迪提出的宗教教條。但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講到19世紀，並不會認為這是個有信仰的時代。談到19世紀有遠見的人，我們想到的大概不會是馬赫迪、庇護九世或洪秀全，而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確實也該如此。雖然社會主義在1850年還處於萌芽狀態，但聲勢迅速擴大，對世界帶來的改變，要遠大於在中國和蘇丹那些自稱救世主的人。如果你也認為全國的衛生服務、退休基金和義務教育十分重要，應該感謝馬克思和列寧（以及俾斯麥），而大概不會感謝洪秀全或馬赫迪。
到頭來，為什麼馬克思和列寧成功，而洪秀全和馬赫迪失敗？不是因為社會人文主義哲學優於伊斯蘭教或基督教神學，而是因為馬克思和列寧更努力地理解當代的科技和經濟現實，沒有忙著研讀古代經典或審視預言中的夢想。蒸汽機、鐵路、電報和電力造成前所未聞的問題，也帶來前所未有的機會。都市無產者形成一個新的階級，而這些人的體驗、需求和希望當然與《聖經》時代的農民大不相同。為了響應這些需求和希望，馬克思和列寧研究了蒸汽機如何運作、煤礦如何經營、鐵路如何塑造經濟，以及電力如何影響政治。
曾有人希望列寧用一句話來定義共產主義。他回答：“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沒有電力、鐵路、無線電，就不會有共產主義。所以，16世紀的俄國不可能建立共產主義政權，因為共產主義需要將信息及資源集中在一個樞紐上。要達到馬克思所稱“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就必須讓距離遙遠的各種產品都能夠方便集中及分配，而且整個國家也要能夠監控和協調國內所有的活動。
馬克思等人了解新的科技現實及人類的新體驗，因此能夠針對工業社會的新問題提出切中要點的答案，也能提出原創的想法，告訴眾人如何從前所未有的機會中得利。為了一個美麗新世界，社會主義打造了一個美麗新願景，承諾以科技與經濟為工具。於是，這成了歷史上第一個科技主義，也改變了意識形態話語的基礎。在馬克思之前，人們定義和區分彼此的標準是對上帝的看法，而不是生產方式。在馬克思之後，比起關於靈魂和來世的辯論，科技與經濟結構問題更為重要，造成的分裂也更加嚴重。在20世紀下半葉，生產方式成了熱議的主題，讓人類幾乎忘了自己的存在。即使是最嚴詞批評馬克思和列寧的人，也接受了他們對歷史和社會的基本態度，更仔細地思考科技和生產，而上帝和天堂就顯得沒那麼重要了。
19世紀中葉，還很少有人如同馬克思一樣見識敏銳，因此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快速開始工業化。也就是這少數幾個國家，征服了整個世界。大多數社會連發生了什麼事都還不清楚，也就沒搭上這班進步的列車。例如，達耶難陀的印度和馬赫迪的蘇丹，當時多半還是一心想著上帝，而非蒸汽機，於是遭到工業化英國的佔領和剝削。一直到最近這幾年，印度才終於取得重大進展，縮小了和英國之間在經濟與地緣政治上的差距。至於蘇丹，目前仍在遠遠的後方掙扎。
21世紀初，進步的列車將再次出站，這可能是“智人”這一站發出的末班車。錯過的人，永遠都不會再有上車的機會。想上車，就必須了解21世紀的科技，特別是生物科技和計算機演算法的力量。這些力量的潛能遠大於蒸汽機和電報，而且不會只用來生產食品、紡織品、車輛和武器。21世紀的主要產品將會是人的身體、大腦和心靈，懂得與不懂如何進行這些大腦及身體工程的兩種人，彼此的差距將遠遠大於狄更斯的英國和馬赫迪的蘇丹；事實上，還會大於智人與尼安德特人之間的差距。在21世紀，搭上列車，就能獲得創造和毀滅的神力；留在原地，就面臨滅絕。
100年前有些曾經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跟上新科技。蘇聯前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和古巴前總統卡斯特羅堅守著馬克思和列寧在蒸汽時代構思的想法，未能理解計算機和生物科技的力量。反觀自由主義，適應信息時代的能力高出許多。這也就能夠部分解釋，為何赫魯曉夫在1956年的預言從未實現，為何最後竟是自由主義導致了蘇聯解體。如果馬克思重回人世，他可能會勸他的追隨者，多花點時間研究互聯網和人類基因組。
伊斯蘭激進主義甚至還未能學會接受工業革命，這也就難怪其對基因工程和人工智慧幾乎無話可說。伊斯蘭教、基督教和其他傳統宗教至今仍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它們現在多半是守舊的，而不像過去曾經是一股創造力量。舉例來說，基督教過去就曾經傳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這種“異端”概念，改變了人類的政治結構、社會階級制度甚至性別關係。耶穌的“山上寶訓”更進一步，講到溫順和受壓迫的人是上帝最愛的子民，於是翻轉了整個權力金字塔，為世世代代的革命提供了依據。
除了社會和倫理上的變革，基督教也曾推動重要的經濟和科技創新。天主教會建立了中世紀歐洲最先進的行政系統，並率先使用檔案管理、目錄、時間表和其他數據處理技術。在12世紀的歐洲，最像矽谷的地方大概就是梵蒂岡。教會建立了歐洲最早的經濟合作組織——修道院，在1000年間引領歐洲經濟，並引進先進的農業和行政措施。修道院是最早使用時鐘的機構，而且幾個世紀以來，修道院和教會學校一直是歐洲最重要的學習中心，協助成立諸多歐洲頂尖大學，例如，博洛尼亞大學、牛津大學，以及薩拉曼卡大學。
今天，天主教會仍享有數億信眾的忠誠和什一稅。但天主教和其他有神論宗教卻早已從創造轉為因循守舊，而非率先開創新科技、新經濟方法，或是產生突破性的社會思想。它們現在主要做的，是對各種拓展科技、方法及思想的運動感到無奈。生物學家發明避孕藥，而教皇不知該如何反應。計算機科學家發展互聯網，而拉比還在討論是否該允許正統派猶太教徒上網。女權主義思想家呼籲女性收回自己身體的所有權，而學識淵博的穆夫提還在辯論該如何應對如此煽動人心的想法。
讓我們問問自己：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發現、發明或創造是什麼？你會發現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候選項實在太多：有抗生素之類的科學發現，有計算機之類的科技發明，也有女權主義之類的意識形態創造。讓我們再問問：在20世紀，伊斯蘭教或基督教等傳統宗教，最有影響力的發現、發明或創造是什麼？你會發現這個問題也很難回答，但這次是因為候選項實在太少。在20世紀，神父、拉比和穆夫提究竟有何發現，能和抗生素、計算機或女權主義相提並論？細察這兩個問題後，如果說21世紀將會發生重大改變，你認為會出自何處？是“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還是谷歌？確實，“伊斯蘭國”也懂得怎麼把視頻放在YouTube上，但除了展示酷刑，最近他們在敘利亞或伊拉克究竟發明了什麼？
目前仍有幾十億人，包括許多科學家，將宗教經典視為權威的來源，但這些文本已經無法帶來創造力。例如，基督教有些較進步的教派，已經能夠接受同性戀婚姻或女性神職人員。他們為什麼能接受？不是因為讀了《聖經》或聖奧古斯丁、馬丁·路德的著作，而是因為讀了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或是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的《半機械人宣言》（A Cyborg Manifesto）。然而，不管多進步，只要是虔誠的基督教信徒，就無法坦承自己的倫理來自福柯或哈拉維。所以他們又回到《聖經》、聖奧古斯丁和馬丁·路德，翻天覆地徹底搜索，一頁接著一頁、一個故事接著一個故事，集中最大的注意力，最後終於找到他們需要的：有些箴言、比喻或裁定，只要解釋的方式足夠有創意，就能代表上帝也為同性婚姻賜福，女性也能領受司鐸。然後，他們就能假裝這個想法來自《聖經》，雖然其實來自福柯。《聖經》早已不再真正啟發靈感，但仍被尊為權威的來源。
正是因為如此，傳統宗教才無法提出自由主義的替代品。傳統宗教經典對基因工程或人工智慧無法提出任何意見，不管是牧師、神父、拉比還是穆夫提，多半並不了解生物學和計算機科學的最新突破。想了解這些突破別無他法，只能閱讀科技文章，進實驗室做實驗，而不是去背誦和辯論古代文本。
但這也不代表自由主義就能安享榮耀、高枕無憂。確實，自由主義在人文主義宗教戰爭當中勝出，而且在當下，我們也沒有其他可行的替代選項。然而，它成功的時候，可能也已播下敗亡的種子。獲勝的自由主義理想正在推動人類走向長生不死、快樂幸福並化身為神。而由於據說顧客和選民的期望永遠都是對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也將越來越多的心力投入這些自由主義計劃。但科學家發現、工程師開發的這一切，很有可能會不知不覺暴露出自由主義世界觀自身的不足，以及顧客和選民有哪些錯誤。等到基因工程和人工智慧徹底發揮潛力，自由主義、民主和自由市場的概念，可能就會變得像燧石刀和錄音帶一樣過時。
本書一開始，曾預測人類在21世紀會嘗試讓自己長生不死、幸福快樂並化身為神。這項預測並不是真的那麼原創或有遠見，而只是反映了自由人文主義的傳統理想。人文主義長期崇拜人類的生命、情感及慾望，於是人文主義文明希望讓人有最長的生命、最大的幸福、最強的力量，也就不足為奇。
但本書的第三部分認為，為了實現這種人文主義夢想，將會出現新的後人文主義（post-humanist）科技，從根本上顛覆人文主義。人文主義相信自己的“感覺”，於是我們在現代契約中雖然得利，卻無須付出代價。我們不需要有神來限制我們的力量、賦予我們意義，只要相信顧客和選民的自由選擇，就能得到所需的意義。但這樣一來，如果我們發現原來顧客和選民從來就沒有自由選擇，能用科技來計算、設計或擊敗他們的感覺，一切會變得怎樣？現在的整個世界似乎都與人類體驗息息相關，但如果以後人類的體驗也成了可設計的產品，就像能在超市裡買到的任何商品，情況又將如何發展？
圖39 人腦作為計算機與計算機作為人腦。人工智慧蓄勢待發，即將超越人類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