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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所属书籍: 浴血罗霄

  红军连日向北进军,日行六七十里,一路上虽然吃不好,还算勉强能吃饱。

  一天下午,到达地势更高的山区,山峰起伏蜿蜒,部队就在许多小山庄宿营和露营。住区北面,烟霞迷漫,一座更高的山,浮在它的上面。远远望去,也象大海中的岛山。这里是名闻全国的幕阜山脉的主峰……道教圣地之一的九宫山。

  幕阜山东起瑞昌,西到岳阳和洞庭湖附近,是条东西绵延的大山脉。从两端沿长江向北,到武昌交会,恰似三角地带。三个锐角,各指着大的或较大的城市和水陆交通要道。

  九宫山地区,多属山坡地,很少水田,房墙多为土垒,房顶大部为茅盖,零乱地座落在各地。这个地区虽然有个鄂赣接壤的四县边工农兵联合县政权,但一看就意识到不便于屯集大军。

  已经开春了,北风还不时怒吼,从小窗和门缝中吹来,有些人在打寒颤,有些人在搓手擦耳,有的人还带着出发前准备的护耳风帽。

  司令部驻地,是山庄中较大的方形院落,坐西朝东,中间是厅堂和天井,左右各三间厢房住人。村民让出两三间厢房,郭楚松住了一间,并在床边摆了方桌,桌上还是地图纸张,洋铁皮做的公文箱,放在桌下,便于办公和生活。杜崇惠、黎苏和警卫员各住另一间,冯进文和通信员都在厅堂中打地铺。他们相互间时而到这个房子时而到那个房子,通报军情,商量军事,安排生活,也谈谈天。

  郭楚松清早起来,又到驻地较高的山坡上看了一下,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习惯。回到房里,又伏在办公桌上,有时看地图,有时看报告,有时把写好的电稿请杜崇惠看看交译电员,有时请当地的党政人员谈谈地方情况,特别注意当时鄂南苏区被分割的小块根据地的情况。

  公务员打饭来了,他把办公桌从床边向前推出一尺,郭楚松、杜崇惠和黎苏都有公务员送来碗筷,译电员、书记和公务员都自带碗筷,围到桌前,杜崇惠坐在一张方凳上,黎苏和郭楚松坐在床边,其余都站着。有人一看饭就说:

  “这里也是吃干薯丝饭。”

  他们不管薯丝饭也好,有菜没菜也好,都添上饭,慢慢吃起来。

  郭楚松举起筷子,再不离手。不久,公务员用洋铁盆端莱来了,他一面夹,又笑着说:“千事万事,吃饭大事!”声音刚落,笋干已进口了,他大嚼起来,眉头一皱,“呀”了一声,他的视线转到公务员说:

  “盐少了!”

  小鬼到厨房去,很快回来了,但没有带盐,而带来了司务长。

  “菜没有盐。”郭楚松对司务长说。

  “我前天一到这里就买盐,一粒也没有买到。这里的老百姓有一个月没有盐了,只用醋调莱,他们恨死国民党食盐公卖处和对苏区采取封锁政策。”

  “晤!”郭楚松有点失望地说,“这里还赶不上幽居?”他原以为这里可能比幽居好点。

  “是,”司务长有点失望地说,“有幽居那样就不错了。如果再住两天,不要说没有盐,恐怕连干薯丝也找不到了。”

  “是,”书记接着说,“刚才听说第三团第一营只弄到半餐薯丝,晚饭还不知道在哪里。”

  杜崇惠大口吃着少盐的菜饭,以乐观的心情从容地说:

  “这里是山区,敌人又封锁。粮食确实困难。昨天我同这里县政府研究,拿了点现金要他们派人到南下去买粮。”

  大门‘咚”一声,进来一人,杜崇惠看到来人,有点惊讶地说:

  “是你!我以为风把门吹开了。”

  来人是黄晔春,他回头掩着门,把风帽耳向上一卷,对他们环视一下,又看看菜盘,会意地说:

  “也是笋干?有油吗?”

  “有点。”黎苏说,“最大的问题是缺盐。你吃了?”

  “才吃。”

  “也是笋干罢。”

  “是,这个山区好就好在竹子多。”

  饭后,他们口头互相通报了情况。最大的问题还是粮食困难。他们商量了一下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就散开去管各人的事了。

  郭楚松仍在室内,白天就是看地图看情报和过时的报纸,想找出个好办法,有时不得要领,就两手撑着下巴纳闷。从前天晚上起,他初步了解这地区和鄂南苏区情况,认为虽然到了一个县苏维埃管的地区,但困难没有丝毫减轻。到了黄昏,一天快过去了。他陆续知道的情况仍没有多少好的变化。他进一步认识到即便用现金下山买粮,但有粮的地区也多有敌人碉堡,也常有敌人巡逻或密探,买粮不一定顺利,挑上山来也要时间。他脑海里又出现了一个已经想过但此时才深感更为重大问题:莫说粮食不能解决,即便能解决,能按原计划继续向北吗?他独坐在黄昏的小房里,忽然眼睛一睁,眼前好象闪现出一幅大地图,上面有城市、山川……他看到北面是武汉三镇,正处于长江从西转向东北又急转到东南的弯曲部,自己处于弯曲部下面的幕阜山中段。一个三角几何图象很明显地显示出来,越向北就越陷入三角上的锐角。长江号称天堑。有强大的敌人严密布防,三角的两边是粤汉铁路和南浔铁路,都是敌人重兵控制的交通线。何况三角内原来的大块苏区,已被分割为若干小块,大片地方化为白区或游击区。鄂南地方红军,据说主力只有八个连,也只能分散活动。鄂南苏区的情况,没有给他们休息整理的条件,这一幅战略形势图,把郭楚松的眼睛钉住了。他认定纵队绝不能继续向北。他又从整个战略任务来考虑,认为军委要他们北来南浔路和湘鄂赣地区,虽然没有明指,实际上一是为了配合福建十九路军的行动。二是配台中央红军向东北发展。现在十九路军已经失败了,蒋介石主力定会转而进攻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行动可能改变。因此,罗霄纵队就不应该在原来的任务下去行动,而应做新的机动。向哪个方向呢?从大势来看,只能向南。但从战役战术观点来说,向南是不利的,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三师九旅在修河布防,并向北追击。向南很可能和敌人主力接触。可是,这种战役上不利,只要事先考虑到与敌接近的对策,就可以克服,可以改变当前不利的战略形势。他的决心是回头……向南。他立即到隔壁的杜崇惠那里,说晚饭后叫个领导人淡谈行动问题,也叫就近的一个团长和团政委来参加。杜崇惠立即同意,郭楚松又把自己对行动的看法简要地和他谈了,他没有表态,只说晚上一起再谈谈。

  晚饭时,郭楚松向杜祟惠说,今晚开会,最好在他住的房子,他的房子和郭的房子一般大,但有个米桶,有个小饭桌可以坐,郭楚松房里那条长凳可以搬来,六七个人就坐下了,杜崇惠立即同意。

  晚饭后不久,黄晔春从政治部来了,只等朱彪、罗铁生。

  坐了一会,人到齐了,因为是研究军事行动的会议,便由郭楚松主持。

  郭楚松要冯进文介绍敌方情况。冯进文说鄂南地区是国民党西路剿总北路集团军防地,有三个师,那里不仅湖沼多,而且敌碉堡带纵横交错。武汉有两个师,岳阳铁道线上有湘军一旅和两个保安团,九江南浔路,有两个三团制的独立旅,南面修河一线,仍然是三个师,是主力,大概会向北来。接着,黄晔春以他任何时候都是从容的态度介绍,鄂南苏区的党组织和政权组织的情况,强调说鄂南地区,粮食也很困难。郭楚松放松平常容易激动的态度,压低声音把他饭前想的道理和盘托出,明确地说:部队只能向南,大家看着他,都很注意听。

  杜崇惠坐在床右边。他和平常一样,慢条斯理地讲了一下部队情况,也认为大家介绍九宫山和鄂南苏区及四周敌情,都是事实。但一讲到下一步如何行动的时候,稍停一下,眉头一皱,把云帚晃了一下,庄严地说:

  “九宫山和鄂南的情况,虽然很困难,但我们从幽居向北,是军委的指示,应该无条件地执行。向南是违背军委意图的。老郭在吃饭前就同我谈过他的看法,我今天也认真地考虑了大半天,认为只能向北,到鄂南苏区,靠近那里的党和群众,困难才能克服。”说着又把云帚一晃,大声咳嗽起来。他去年害过气管炎,后来好了,但到九宫山后,朔风料峭,室内温度低,气管炎又犯了。一连咳了十几声,加以他对行动的意见与郭相左,精神紧张,连脸也红了。咳嗽停了,又断断续续说:“困难必须克服,因为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呀……”

  黎苏压缩他平常那种直率的声音,吸了口大气,显然是经过思考才说出话来。他对军事形势作了分析,说越向北去战略上越会被动。他看到杜崇惠和郭楚松意见不一致,而且自己也是站在郭楚松方面的,便请杜崇惠再考虑一下。杜崇惠把云帚一挥,脸更红了,有点激动地说:

  “难道上级指示我们向北是错了?”

  黄晔春为说明自己的见解,也为缓和会议中的紧张气氛,从容地说:

  “当然不能说是上级错了,只是我们北进的时候,以为鄂南苏区还是和过去差不多,利于我们休整并依托来进行战略机动。但到这里以后,这里的情况不象以前了解的那样,并不利于休整和战略机动,而且越向北就会越困难。”

  朱彪把驳壳带一松,说:

  “我们队伍只要能吃饱睡好,怎样打也行。分散行动,吃饭可能会好些,但很难集中打仗。即便分散行动,由于鄂南苏区被分割为好多小块,粮食也难解决。”

  “老朱说得对,”罗铁生又以幽默的口气补充一句,“鄂南有一个好处,就是湖很多,有鱼吃。”

  “不错,”黎苏说,“鱼是有的,可以解解口,但是能当饭吃?”

  “当然不能当饭吃。”朱彪抢着说,“吃鱼也要有油盐,如果缺油盐,我还愿吃笋干和薯丝饭。”

  “鱼是腥的,有油盐也不能光吃鱼。”

  “鄂南虽然湖多,”郭楚松没有离开军事现实,“我们三千多人一天吃两千斤,哪来这么多的鱼。”

  大家都沉默了,谁也在作“言归正传”的思维。

  黄晔春抽起烟来。不一会,他打破了沉默,说,“时间不早了,要快点决定才好。”郭楚松脱下帽子用力在腿上一放,好似帽子很重似的,在那气温只有三两度的房子里,头上还冒热气。他不再讲道理,只肯定地说:

  “缺粮是部队眼前的大困难,继续向北会造成未来战略上的大不利……”

  几个人都在点头,黄晔春这时想快点作出决定,他把郭楚松的意见概括地重复说:

  “从眼前来说,肚子吃不饱,所谓‘军无粮食则亡’;从长远来说,继续向北,会陷入敌人更大的战略包围。因此,必须很快回头。”

  朱彪接着说,要快点决定。

  杜崇惠半低着头,把云帚轻轻搁在枕上,两手捧着肚子,以无可奈何的口气压低声音说:

  “大家都主张向南,就这样吧……”

  “好!好!”几个人都高兴地说。

  郭楚松心情安定了,他没有激动。因为杜崇惠是政治委员,根据当时红军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委员对军队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他们相处一年……是战斗中的一年,工作和个人关系是好的。但制度究竟是制度,在这有决定意义的争论中,杜崇惠没有使用否决权,觉得是他对同志宽厚之处。如果他来个摊牌,虽然有理由同他争论,而且也可能最后会说服他,但不知会磨多少唇舌,也可能影响行动,“时不我待”啊!杜崇惠的态度使他愉快。郭楚松用感激的目光看了杜崇惠一眼,发现杜崇惠似乎还有心事。不一会儿,杜崇惠果然激动地说:“大家都主张南进,我有什幺说的,但我作为党员,要保留意见。”

  小屋子又沉默了,还是黄晔春出来说:“这是党员的权利啊!”

  郭楚松以默认的态度结束了讨论,他立即从口袋拿出钢笔,在灯下起草向军委、省委、省军区的简要报告。这时,杜祟惠又提出,等上级回电后才行动。

  黄晔春站起来,有点激动地说:“不行。山上没有吃的。”

  杜崇惠说:“一两天的困难,可以克服。”

  朱彪大声地说:“莫说两天,就是明晚上也过不去。”

  杜崇惠云帚一晃,大声说:“有办法,第一,采取‘减粮’法,一天粮食两天吃。这是古今中外善于用兵的人在粮食不够的时候都采取的方法。第二,这里县政府已经派人拿现金到山下买粮,他们说明天下午一定可来十担八担,后天还会来的。”

  朱彪又说:“杜政委,你讲的头一个办法这两天我们下面已经逼得这样做了。虽然领导没有指示,昨天今天我们都只吃半饱。明天只有一餐粮,即便下午来十担八担,也不够全纵队一餐。”

  杜崇惠又解释说:“减粮就不能饱。明天下午买来粮,后天煮稀饭总可以吧,”他又深沉地说,“加强政治工作嘛!只要等两天上级的指示就会来的,这是我们对上级的态度问题。”

  室内又沉寂了。户外的山风,两侧高山上的林涛,不让他们安静。黎苏以正在思考的口气说:“等两天……”他虽然认为这里不能再住了,但当杜崇惠提出等上级可能来指示的时候,他从长期军事生活中养成的“服从”习惯,觉得杜崇惠有一定道理,于是说出倾向性的语调:“可以考虑。”

  他话音刚落,杜崇惠得意地说:“是,是,要考虑。”

  冯进文来报告说:“综合情报证明敌人在武汉增兵,并加强九江和南浔铁路及岳阳线上的防御。在南面有两个师六个旅,面向九宫山地区。还有个师控制修河,也可作机动。”

  小小的房间,气氛更加紧张。黎苏看了一下杜崇惠,小声说:“情况更清楚了,我们在这里不能停了。我们驻地海拔高,多云雾,天电大,电力又不足,收发报都很困难。我们的报告能否发出,军委收到电报能否及时回电,而军委的回电我们是否能收到等都是未知数。所以,不能在这里等回电。”

  黄晔春接上说:“回电不回电,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已经把情况报告上级了。对于情况的处理原则,军事委员会曾经发过训令,要求各苏区红军高度保存有生力量,同时指出执行命令的方法,不要机械执行词句,而要灵活执行命令的意旨。我们现在的情况,如果要保存有生力量,不仅不能北进,还要快点回头;不是停止等待命令,而是机断专行,我们今天的决定,应该敢于向军委负责……”

  杜崇惠说:“你们说的都对,”这是会议中他对行动方向第一次作了肯定,“我总感到上级没有批准就走不好。我正是要对上级负责,而不是敢不敢问题。如果搞得不好……”

  郭楚松谦和地看着他说:“老杜,你关于要对上级负责的精神是对的。不过今天没有得到上级指示就行动,也不违背上级的意图。当年朱毛红军下井冈山,中央曾指示把兵力分为若干支队打游击,并要朱毛离队。这个指示是根据白区报纸上说红军已经不多了的情况下决定的,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三千来人。二月中旬在大柏地一战,打败了追来的敌人独立十五旅,又走到东固,与李文林领导的二四团会合。不久,蒋桂战争爆发了,红军打开汀州,大大发展了革命形势。后来中央了解了红军情况,不仅没有责难,还说红四军打得好,并向其他地区红军介绍经验。中国的兵家之祖孙武对这个问题就有精辟的解释,他说君王的命令如果不利于国家,可以不接受,叫做‘君命有所不受’。所以说,作为一个将军,对于‘国之大事’,要敢于负责,‘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意思是说,只要于君王于国家有利,应该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奴隶社会末期的将军还有这样的气概,我们过了两个社会发展时期,更要有这样的气概。我们现处于强敌进攻和吃粮紧张的特殊情况下,及时决定行动方案,上级是不会无原则地责备我们的。即便责备,也应该不怕处分,‘退不避罪’啊!”杜崇惠被郭楚松说得无话可说,便不再言语。

  黎苏回到他房里,把几个参谋找来,作明天的行军安排。他们发现南面敌人有北上的征候。在南下途中会和敌人遭遇。但自己的情况,是不允许和敌人大打的。他们估计敌人兵多,会走大道,于是提出行军路线的两个方案。一条是一出小苏区就向西走,再由西转向南,这样就避开了大路;另一条是从大道向南,如果敌人来了,就打个遭遇战,再向西南转移。这两个方案,要郭楚松取决。郭楚松已回到自己的房子,灯下默坐,是在思考行军路线。黎苏和冯进文到他房里,把意思说了后,他瞪着眼睛,闭着嘴。一会儿,他把帽子向桌上一甩,坚定地说:

  “第一条不行。我们估计敌人会向北来。但我们明天南进,无法估计他什么时候进到哪里。如果预先绕道向南,被他的飞机或其他侦察通信手段发觉了,就会走直路来堵截。”稍停一下,又说,“第二个方案可行。但要作点修改,就是准备和敌人预期遭遇,但不正式打遭遇战。叫前卫的侦察队注意,一发现敌人,前卫团以一部分掩护,其余部队全部向后转,向北走一段,敌人以为我们向北退了,会拚命追,如果他追来,我们掩护部队就引诱敌人向北,我们走到适当地点,就转向西面,再由西转南。敌人发觉我们向西,他的前卫一时很难判断我们的意图,就会继续向西追。当他向西,我们前卫又向南了,当他发觉我们向南,就掉了一个方向。如果他回头堵我们,比跟着我们走要用更多的时间。我们的行军计划,要主动地调动敌人。这次我们向北来到湖北地界,敌人不会想到我们会突然向南,这个行动,实际上起孙子说的‘示形’作用。就是示之以北,而转向西;示之以西,而转向南。这样就可以把大量敌人由堵变为追,由前掉到后。后面多甩掉一个,前面就少一个。”

  黎苏立即接受郭楚松的意见,连声说:“好!好!敌人从后面追,无论多少,总比前面来堵好对付些。”

  “那就走向南的大道。”郭楚松又指着地图,“现在马上查明天向南大道上有多少条通到西面的道路。命令上要说明,如果前卫遇到大的敌人或得到上级临时通知,后卫就迅速向后转,改为前卫,前卫则改为后卫。前卫走到适当地点就转向西面,然后斟酌转向南面,这样就可以调动敌人,争取主动。”

  黎苏和参谋们忙到深夜,在紧张的工作中有时听到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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