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仁德丸子

仁德丸子，曾经多次出现在程济世先生的谈话中。

应物兄记得很清楚，程先生认为，仁德丸子，天下第一。北京的四喜丸子，别人都说好，他却吃不出个好来。首先名字他就不喜欢。四喜者，一喜金榜题名；二喜成家完婚；三喜做了乘龙快婿；四喜阖家团圆。全是沾沾自喜。儒家、儒学家，何时何地，都不得沾沾自喜。何为沾沾自喜?见贤不思齐，见不贤则讥之，是谓沾沾自喜。五十步笑百步，是谓沾沾自喜。还是仁德丸子好。名字好，味道也好。仁德丸子要放在荷叶上，清香可口。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精细莫过仁德丸子。

程先生说：“奔着仁德丸子，老夫也要回到济州。”

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应物兄多次来过曲灯老人住的这个院子，并吃到了曲灯老人亲手做的仁德丸子。

冬至那天中午，应物兄请子房先生和老更头吃饭。到了晚上，老更头做了饺子和仁德丸子送到了大院里。老更头问曲灯老人，这丸子跟马老爷子做的丸子比起来，味道总是欠一点，到底是怎么回事?

曲灯说：“你师父的手艺，还是我教的。他这个人，要面子，不让说。他死了，听不见了，我可以告诉你。”

哦，那是他第一次听到仁德丸子的做法。

曲灯老人说，做丸子，用的不是前腿肉，不是后腿肉，也不是臀尖。是槽头肉。槽头肉，有肥有瘦。先把瘦肉一点点剥出来，一点肥星都不见的，细细剁成肉泥，都是绿豆大小，大了不成，小了也不成。再是肥肉，一丝瘦肉都不见的，也剁成肉泥，也是绿豆大小，大了不成，小了也不成。再找几枚鹌鹑蛋，蛋清和蛋黄分开，用蛋清还是用蛋黄，倒是忘了。只能用一种。别的丸子味道跟它不一样，就是这蛋清蛋黄没有分开。哦，想起来了，用的是蛋清。蛋黄取出来，可以再喂鹌鹑。用蛋黄喂出来的鹌鹑，跟用别的喂出来的鹌鹑，那鹌鹑蛋的味道是不一样的。这以后呢，就是把蛋清搅入瘦肉馅，搅，搅，搅。从左往右搅，不能搅反了。搅好了，放一边，醒着。再搅肥肉馅，搅，搅，搅，也是从左往右搅。搅好，放一边，醒着。这以后呢，把发好的冬菇啊，冬笋啊，黄花菜啊，切碎，再搅入肉馅，先搅入瘦肉馅，再搅入肥肉馅，也是从左往右搅，搅，搅，搅。搅好了，都放到一边，醒着。别急，可以先去忙别的。弹个曲子，翻翻书，逗逗孩子。曲子弹完了，书也读了几回，孩子哭了给他妈，再来做这丸子。把瘦肉馅和肥肉馅放到一起，搅，搅，搅。这以后呢，就是捏成团了。丸子上沾一点菜末，沾了菜末，就要上笼了。笼屉里要铺个东西。要沾了菜末，就不铺了。最好铺上瓠瓜的叶子，可匏瓜叶子夏天才有。蒸熟了，盖揭了，上桌！

曲灯老人说得很平静，就像拉家常。

说话的时候，曲灯老人轻拍着怀中的猫。

老更头问：“何不把槽头肉一起剁了，一起搅了?”

曲灯老人眼皮抖动着，似乎有些动了感情，但说出来的话却是平静的。就是那句话，让应物兄对眼前这位老人再次刮目相看。曲灯老人说：“做一件事，才能忘了另一件事。”

老更头问：“是您师父教您的?”

曲灯老人说：“师父?我就是自个的师父。是我自个寻思着做的。”

老更头问：“听说程将军最喜欢您做的丸子?”

曲灯老人说：“他只吃过一次，就再也忘不了。那是我来到程家的第一天。晚上，他们告诉我，将军要回来了。他以前常听我拉二胡的。我忙着换床单，铺被子。听见有人敲门，我便去开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个胡子拉碴、又黑又瘦的人，叫花子一般。我还是认为，他就是将军。他又打了败仗回来了。我就开始替那张床担心，这么干净的床，怎么能睡这么脏的人。他还没吃东西呢。我就把白天做的丸子给他吃。我做了十几份丸子，这会已经没剩下几个了，都被济世偷吃了。就那一次，将军跟我说，这丸子天下第一。”

这些天来，曲灯老人已经知道，我们的应物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程济世先生。所以曲灯老人这会就对应物说：“这个济世，一直把我当姐姐。我听说他要回来了。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他。”

那是应物兄唯一一次听曲灯老人谈到程济世先生。

那天晚上，曲灯老人睡下之后，他们转移到子房先生的房间里，围着火盆继续说话、喝酒。老更头的酒，可不是什么好酒，是他从街上打来的散酒。老更头本人，很快就喝晕了，和衣躺到了子房先生的床上。他和子房先生都觉得那酒太难喝，也就喝得少了一点，脑子也就还算清醒。那是他和子房先生最后一次谈话。

子房先生说，他正在写一本书，但愿死前能够写完。

那本书与他早年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名著同名，也叫《国富论》。子房先生说：“只有住在这里，我才能够写出中国版的《国富论》。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够体会到原汁原味的经济、哲学、政治和社会实践。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够看见那些‘看不见的手’。”

这天晚上，应物兄就和子房先生、老更头挤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应物兄接到了程济世先生的电话。

他翻身起来，披衣走出老虎尾巴，来到外面的小院子。这么多天来，他是第一次接到程先生亲自打来的电话。有那么一会，应物兄有一种冲动，就是告诉程先生，他现在就待在他童年时代生活的那个院子里。他也想告诉程先生，他见到了灯儿。

但这些话他都没有说。

程先生急切地向他打听一件事：“你的学生易艺艺与我联系了。她

怀上了刚笃的孩子。这自然是好事，毕竟是程家的后代。只是，那胎儿正常吗?”

一时间，他不知道如何回答。

这事，他和董松龄谈过。董松龄比他还要紧张。这当然可以理解。他已经从酒后的吴镇那里得知，易艺艺其实是董松龄的孩子。董松龄说，他和罗总商量了，既然已经错过了打胎的时间，那就生下来吧。

董松龄认为，虽然怀孕前后易艺艺和程刚笃都曾吸食过白面儿，但易艺艺后来再没有吸过，胎儿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如果有问题，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应该有办法处理。董松龄也知道珍妮生了个三条腿的婴儿，但董松龄认为，这事绝对不可能发生在易艺艺身上。

这会，他对程先生说：“应该正常。”

程先生说：“我也问了医生，最坏的可能是生个眉目不清的孩子，一个肉团，一个浑沌。若是个浑沌，你知道该怎么办。”

对易艺艺的情况，程先生似乎比他还清楚。程先生甚至知道，易艺艺和她的父亲罗总，此时住在本草镇程楼村，他们准备在那里生下孩子。程先生说，这其实是他的建议，他小时候，就出生在那个老家的房子里，那里依山傍水，风水是最好的。程先生接下来提到，自己从不烧香的，但此时正在烧香，祈祷神灵，保佑母子平安。

他没吃早饭，匆匆上路了。

如前所述，在奔赴程楼村的途中，天开始下雪。先是小雪，下着下着，就变成了大雪。他拧开收音机，听见天气预报说，整个中部地区以及太行山沿线都在下雪。到了傍晚时分，他终于赶到了本草镇程楼村。

进村之前，他心情紧张，把车停在路边，在车内抽烟。

车窗之外，雪花飞舞、陨落、消融。路边的麦地，已被白雪覆盖。远远看去，村子已经深深地陷在雪地里。他缓缓地开着车，想找到一个人问路。后来，他看到有人冒雪到井边打水。当他赶到程先生说的那个院子的时候，他发现那个院子其实已经修葺一新。领路的人告诉他，那是镇上拨款，为他们老程家新盖的房子。原来的房子早就没影了。

罗总把济大附属医院最好的妇产科医生，都请到了程楼。

应物兄在那里待了三天，等待着一个健康孩子的降生。到了第四天的早上，当他起来的时候，发现院子里已经空无一人。他立即跟罗总联系，但无论如何联系不上。后来，他与董松龄联系上了。董松龄告诉他，罗总带着易艺艺，已经连夜赶回了济州。董松龄说，大人没什么事，小孩有点问题。

究竟什么问题，董松龄说，他也不知道，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应物兄于是再次匆匆上路。

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冷静。后来，他就发现自己先去了本草镇。在镇政府旁边的一个餐馆里，他吃到了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麻糖。他吃了一根，另一根拿在手上，边吃边赶路。从本草到济州这条路，他开车走过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他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开车行走在这条路上。

他最后出事的地点，与那个拄单拐者最初开设的茶馆不远。他曾坐在那里，透过半卷的窗帘，看着那些运煤车如何乖乖地停到路边，接受盘查。此时，超载的运煤车还在源源不断地从对面车道驶来，它要给千家万户送去温暖。道路被运煤车染黑了，但运煤车却是白的。那白色在晃荡，颠簸，颤动。他身后也是运煤车，一辆接着一辆。它们已经卸货了，正急着原路返回。事实上，当对面车道上的一辆运煤车突然撞向隔离带，朝他开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躲开了。他其实是被后面的车辆掀起来的。他感觉到整个车身都被掀了起来，缓缓飘向路边的沟渠。

监控录像显示，这起事故他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起初，他没有一点疼痛感。他现在是以半倒立的姿势躺在那里，头朝向大地，脚踩向天空。他的脑子曾经出现过短暂的迷糊，并渐渐感到脑袋发胀。他意识到那是血在涌向头部。他听见一个人说：“我还活着。”

那声音非常遥远，好像是从天上飘过来的，只是勉强抵达了他的耳膜。

他再次问道：“你是应物兄吗?”

这次，他清晰地听到了回答：“他是应物兄。”

后记2005年春天，经过两年多的准备，我动手写这部小说。

当时我在北大西门的畅春园，每天写作八个小时，进展非常顺利。我清楚地记得，2006年4月29日，小说已完成了前两章，计有十八万字。我原来的设想是写到二十五万字。我觉得，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合适的篇幅——这也是《花腔》删节之前的字数。偶尔会有朋友来聊天，看到贴在墙上的那幅字，他们都会笑起来。那幅字写的是：写长篇，迎奥运。我不喜欢运动，却是个体育迷。我想，2008年到来之前，我肯定会完成这部小说，然后就可以专心看北京奥运会了。

那天晚上九点钟左右，我完成当天的工作回家，突然被一辆奥迪轿车掀翻在地。昏迷中，我模模糊糊听到了围观者的议论：“这个人刚才还喊了一声完了。”那声音非常遥远，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稍为清醒之后，我意识到自己还活着。后来，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他们一句话也不说，硬要把我塞上车。那辆车没有牌照，后排还坐着两个人。我拒绝上车。我的直觉是，上了车可能就没命了。

第二天上午，我接到弟弟的电话，说母亲在医院检查身体，能否回来一趟?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地攫住了我。我立即回到郑州。母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的腿怎么了?”此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我陪着父母无数次来往于济源、郑州、北京三地，辗转于多家医院，心中的哀痛无以言表。母亲住院期间，我偶尔也会打开电脑，写上几页。我做了很多笔

记，写下了很多片段。电脑中的字数越来越多，但结尾却似乎遥遥无期。

母亲病重期间，有一次委婉提到，你还是应该有个孩子。如今想来，我对病痛中的母亲最大的安慰，就是让母亲看到了她的孙子。在随后一年多时间里，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生，什么叫死。世界彻底改变了。

母亲去世后，这部小说又从头写起。几十万字的笔记和片段躺在那里，故事的起承转合长在心里，写起来却极不顺手。我曾多次想过放弃，开始另一部小说的创作，但它却命定般地紧抓着我，使我难以逃脱。母亲三周年祭奠活动结束后，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我打开电脑，再次从头写起。这一次，我似乎得到了母亲的护佑，写得意外顺畅。

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我常常以为很快就要写完了，但它却仿佛有着自己的意志，不断地生长着，顽强地生长着。电脑显示出的字数，一度竟达到了二百万字之多，让人惶惑。这期间，我写坏了三部电脑。但是，当朋友们问起小说的进展，除了深感自己的无能，我只能沉默。

事实上，我每天都与书中人物生活在一起，如影随形。我有时候想，这部书大概永远完成不了。我甚至想过，是否就此经历写一部小说，题目就叫《我为什么写不完一部小说》。也有的时候，我会这样安慰自己，完不成也挺好：它只在我这儿成长，只属于我本人，这仿佛也是一件美妙的事。

如果没有朋友们的催促，如果不是意识到它也需要见到它的读者，这部小说可能真的无法完成。今天，当我终于把它带到读者面前的时候，我心中有安慰，也有感激。

母亲也一定想知道它是否完成了。在此，我也把它献给母亲。

十三年过去了。我想，我尽了力。

2018年11月27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