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1

戴梦岩从雷蒙诺保安公司出来，开车去了派拉姆公寓，途经那家香港餐馆，她停下车进去买了3份九龙凤翅。她算计着冰柜里储存的鸡翅已经不多了，该补充了。

她心情很好，因为她准备了一个她认为一定能让叶子农惊喜的好消息。

来到派拉姆公寓，她走到餐厅，见叶子农伏在餐桌上研究时装画报，餐桌的另一侧摆上了筷子、勺和一小碟辣椒酱，显然是准备吃午饭了。

叶子农一看袋子上“九龙饭店”就知道是鸡翅，起身说：“我去拿包装。”

戴梦岩把3份九龙凤翅取出来放到餐桌上，打开其中的一个方便饭盒，鸡翅这时候还是热的，叶子农在包装前还可以吃点新鲜的。

叶子农抱出真空包装机和铝箔袋，摆开阵势准备分装。

戴梦岩从包里拿出一张3天前的华人报纸，展开第一版放到桌子上，指着上方一行红色大标题提示道：“你看看这个。”

红字标题是：中国交响乐《我的祖国》将在巴黎演出。副标题是：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易海峰率中国首都交响乐团来巴黎访问演出。文章介绍了中国首都交响乐团来巴黎访问演出的时间、地点、场次，音乐会的名称就叫《我的祖国》，《我的祖国》这部交响乐是著名作曲家易海峰的代表作，易海峰本人也是中国首都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

戴梦岩说：“你做火机贴章，我就明白了你的心思。我刚从安保公司出来，他们制订了一套方案，车辆、保镖、包厢都是保密的，连我也不知道。这是你来巴黎以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对你的形象有利，也让外界看到你跟我是在一起的。”

叶子农看完，略带歉意地说了一句：“我就不去了。”

戴梦岩满心期待叶子农的惊喜，却不料是这样的反应，诧异地问：“你怎么了？”

叶子农说：“我去不合适。”

戴梦岩说：“是怕花钱？还是怕人看见跟我在一起？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钱已经付过了，很多，你去不去都要不回来了。”

叶子农说：“一锅粥，就别让我解释了，一解释你准得跟我干仗。”

戴梦岩说：“不解释才干仗。你说吧，说不出正当理由你必须得去。”

叶子农问：“你保证不吵架？”

戴梦岩说：“不吵，你说吧。”

叶子农说：“一个躲在鼠洞里偷生的人，就别去糟践那支曲子了。”

戴梦岩惊呆了，她怎么也没想到是这样的理由。这就是说，是她让叶子农变成了躲在老鼠洞里偷生的人，以至于听一场《我的祖国》都是糟践了那支曲子。她盯着叶子农，气得好久才憋出一句话：“叶子农，你太恶毒了！”

叶子农说：“你看，还是吵上了。”

戴梦岩质问道：“你做火机贴章怎么没说糟践？国旗就不伟大吗？”

叶子农说：“那个没有公示性，不涉及社会观感，反映的是我的真实态度。这个是招摇过市的，当个人私事涉及了社会观感，你的顾及半径就得延伸。因为认同马克思主义就需要保护，这不是我的真实态度，也不能表达这个态度。”

戴梦岩愤怒地说：“你要用这种方式表达来巴黎的不满，当初就不该答应我。我一直是仰着脸看你的，我以为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我以为你不会虚伪。”

叶子农起身说：“我回避一会儿，我去厨房抽支烟，你冷静一下。”然后把烟、打火机和烟缸拿到厨房。

戴梦岩说：“这又是发泄不满。”

叶子农说：“这是不激化矛盾。”

戴梦岩匆匆到厨房把烟、打火机和烟缸拿过来，说：“就在这里抽吧，我不冷静，也冷静不了。我说过不许跟我用心计，我说过没有？说过没有？”

叶子农慢腾腾点上一支烟，平静地说：“我以前有个女朋友钱包被偷了，她就骂，骂小偷出门就被车撞死，外带全家都不得好死。我说骂两句娘消消气就算了，不必用那么恶毒的诅咒。结果她说：我知道你烦我了，是男人就大大方方说出来，别像个娘们儿拐弯抹角，真没劲。你还能说什么？把混淆逻辑当法宝用，你觉得这可以表示女人率真吗？”

戴梦岩说：“不许在我面前提别的女人。”

叶子农说：“嗯，我错了。”

戴梦岩说：“你是说我跟那个女人一样？你说我没素质？”

叶子农说：“你看，你又提了。”

戴梦岩说：“我可以提，你不可以。”

叶子农说：“哦，那我又错了。”

戴梦岩说：“好吧，我不混淆逻辑，你说吧。”

叶子农问：“如果你的混淆与不混淆是可控的，那你就是故意混淆逻辑了？”

戴梦岩又想发火了，压制一下，说：“我有那个本事吗？你能不这么阴险吗？”

叶子农说：“那就是没个准了，随时可能一锅粥，这理还有的讲吗？”

戴梦岩“噌”地站了起来，说：“我现在真觉得你恶毒了。”

叶子农说：“你不是故意的，但你是知道有混淆逻辑可能的，既然知道有可能，就冷静一些，别急着干仗。讨论问题是要有基础的，咱先端正个态度，拿出点气量。”

戴梦岩又重新坐下，故意夸张地做了一个深呼吸，说：“好了，我拿出气量了。”

叶子农停了片刻，问：“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你了解吗？”

戴梦岩说：“这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叶子农说：“中国历史上的衰落是以鸦片战争为节点的，你要想不一锅粥，就得从鸦片战争这个节点说起。如果你对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一点不了解，我就别费那个劲了。”

戴梦岩回答：“不敢说了解，也不能说不了解，知道一点吧。”

叶子农说：“中国自鸦片战争衰落以后，除了挨打受气没别的，中国人一直在探索民族复兴的路子。历史的事实是，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今天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多，可以让人骂娘的事也很多，但瑕疵、错误和问题都不颠覆一个基本事实：今天的中国是鸦片战争以来最好的时代。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路子是对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你知道一点历史，你愿意承认这个基本事实吗？”

戴梦岩说：“你要给我洗脑？”

叶子农说：“如果你的脑子谁一洗就成什么样，你还有脑子吗？”

戴梦岩忍不住笑了，说：“那就成水桶了，倒进去什么是什么。”

叶子农说：“我没能力给谁洗脑，你就看到什么说什么。”

戴梦岩说：“嗯，那我承认。因为内地发展得好，很多港台艺人都去内地发展了。”

叶子农说：“马克思主义经过100多年的实践和修正，已经不再是徘徊的幽灵了，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现和解释，是实事求是的认识、态度和方法。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我接触马克思主义已经20多年了，一个研究进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敢自由地走在所谓‘自由世界’的大街上，这个态度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就是对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一个能让中国一天天变好的政治基础，我这个所谓的研究者连承认这个政治基础的正当性的勇气都没有，我有什么底气谈祖国？这脸子我觍得下去吗？”

戴梦岩质问：“这话来巴黎之前你怎么不说？”

叶子农只是抽了一口烟，没有回答。

戴梦岩说：“我不懂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你也别拿大理论吓唬我。你的态度能挡住人家反对共产主义吗？没有你的态度中国就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吗？”

叶子农说：“谈不上挡什么，我要有那能耐先把地震洪灾挡了，扯得着吗？这不是跟谁作斗争，我也不是哪党哪派，仅仅是我的个人态度。我承认我不是什么好东西，打架斗殴干过，歪门邪道捞钱也干过，可你赶上了这种事，就是地痞流氓也得有个底线。”

戴梦岩说：“既然你的态度什么都挡不住，你这个态度就是没用的，为了一个没用的态度去拿命冒险，你傻呀？”

叶子农说：“就这点而言，人类不是因为聪明而有别于其他生命的，是因为傻，人类傻到除了食物还要讲尊严、人格，还可以为这些不惜生命，在其他生命看来是够傻的。”

戴梦岩说：“那我就是那个其他生命了？你骂我。”

叶子农说：“本来这个不属于傻不傻，你要非用这把尺子，就只能这么解释。”

戴梦岩问：“那属于什么？”

叶子农说：“不傻，也不聪明，是就这德行，说文绉点叫价值观。”

戴梦岩沉默了许久，说：“那就是我傻，傻死了。是我让你来巴黎的，我以为只要把你保护好就没事了，原来我已经罪大恶极了，我妨碍了你的态度，我让你钻老鼠洞了，我还否定了中国人民的选择，我罪大恶极。”

叶子农说：“你看，又干仗了。这刚拿出点气量就掖回去了，咋这么抠门呢？”

戴梦岩说：“我就问你一句：你死了算谁的？”

叶子农说：“想避免麻烦，可以不见布兰迪，可以不去纽约，可以先答题后拿钱，可以回国找个地方躲起来，可以不回国应讯，可以就任政治部长，可以签了政论片……只要修改其中的任意一个条件都可以避免现在的果，不缺这点智力。这就不是算谁的了，是就是我这种德行的，遇到这种事我这种人就这副德行。”

戴梦岩不能否认叶子农说得有道理，而从心理上又无法接受叶子农的说辞，她想反驳叶子农的观点，却找不出清楚的表达，欲言又止。

叶子农说：“在北京你是汉奸婆，到了巴黎你就是赤色婆了，你就没危险了吗？谁能保证你不会被迁怒呢？你把叶子农保护起来自己出门了，一旦你被迁怒，按你的逻辑那梦姐就是叶子农害死的，叶子农就担得起吗？”

戴梦岩再次陷入了沉默，沉默了许久、许久，说了一句：“你走吧。”

叶子农问：“走哪儿？”

戴梦岩说：“回北京。”

叶子农说：“如果是为了躲避风险回北京，那跟躲在这所房子里有什么区别？”

关起来是钻鼠洞，放出来后果担不起，送回北京也不行。戴梦岩愤怒了，她想说：我该怎么做才对呢？这回该我说了，你给我指条生路吧，给我个赎罪的机会也行啊。又觉得这样说太啰嗦了，一把拽过挎包，狠狠地扔了一句：“你想逼死我吗？”

她愤然而去，而叶子农刻意在讨论前铺垫的“冷静”还是没起作用。

2

关不得，放不得，撒手舍不得。

戴梦岩性格刚烈，一向敢做敢当，但是这次却陷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困境，这不是艰难的选择，而是根本没有一条路可以让她走。

离开派拉姆公寓，脱离了直接冲突，戴梦岩逐渐从情绪化的状态冷静了一些，她驱车返回自己的住所，还没走到家就懊悔了，懊悔自己说出的那些话。

——这话来巴黎之前你怎么不说？

——你走吧。

——你想逼死我吗？

她对这三句话尤其懊悔。

这话来巴黎之前你怎么不说？——如果叶子农在柏林跟她说这个，以她的心态，一定会认为叶子农是找借口拒绝她，甚至会骂他虚伪。

你走吧。——这话就这么轻易从嘴里说出来了，这是她的真实想法吗？不是。

你想逼死我吗？——叶子农连奥布莱恩都没抱怨，能怪罪她吗？

回到家，她甩掉鞋一头扎在沙发里，也顾不得什么优雅了，更没心思研究服装店。她脑子已经乱成了一团麻，她需要思考，她必须从这个无路可走的困境里找出一个解。

她不懂政治，但是她信叶子农，她相信自己的眼睛。中国确实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又确实是在一天天变好。

尽管叶子农并没有跟她要求自由，只是不愿以自卑的心态去听《我的祖国》这样主题的音乐会，但事实上她已经不能再把他关下去了。因为一条丝袜阻碍了叶子农的态度，导致一个研究了20多年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敢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正当性，不敢承认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而且他又是叶辉将军的儿子，这个事实是有例证效应的，这个负面影响也是会被人利用的，这个结果她担不起。

是她让叶子农来巴黎的，如果叶子农在巴黎遇害，这个结果她也担不起。

把叶子农强行送回北京？中国人最恨汉奸，中国人里也有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谁又能保证在北京就一定没风险呢？还有一种可能：叶子农被仇视社会制度的极端分子加害了，再转嫁给政府，制造政治事端……一切假设似乎都很虚幻，但却都不能排除理论上的可能，唯一不同的是，叶子农的死活从此就跟自己没关系了，这就是说叶子农死不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自己不担责任……这个假设稍一深想就让她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因为这完全不是她的真实内心，她的真实内心是：她不怕死，她是怕叶子农死。

强行送回北京，也就意味着她跟叶子农从此分手了，这个也是她不能接受的。就算一定要分手，也要明明白白地分，不能是这个分法。大难临头各自飞，太没“格”了，那不是她戴梦岩的所为，那样的话还不如让她现在就死。

她甚至做了最极端的假设：如果叶子农在哪里都是遇害，是在巴黎遇害好一点呢？还是在北京遇害好一点？那还不如死在巴黎，起码不是被当成汉奸诛杀的。巴黎与北京，怎么判断两者的危险系数呢？这个事情属于“危险系数”的判断吗……

……

她不知在沙发上躺了多久，想了很多很多，却始终没找出一个解。她也想到过给梁士乔打个电话，听听梁哥的意见，而这个念头也只是在她脑子里一闪就过去了，梁士乔的意见不用问她也知道，不是强行将叶子农送回北京就是继续强制保护，站在梁士乔的角度，他首先考虑的不可能是叶子农，只能是她戴梦岩。

她想得头疼，连午饭都忘了吃，也不知道饿了，以至于躺得太久骨头都疼了。她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圈，茫然地在窗前伫立，不知是窗外的视野开阔了她的思路，还是在这一刻她突然醒悟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路错了，关与放本来就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就事论事思考，她永远解不开这个结。

不知道怎么活，还不知道怎么死吗？笨蛋！她在心里骂了一句自己。

她换了一种思维，按自己的逻辑做了一个推理：子农的命比我重要，能让子农舍命的东西一定比我的命更重要。既然哪个结果都担不起，担不起就不担了。

她心里一下子豁然了，也轻松了。

她走到电话前，想通知雷蒙诺保安公司取消护卫计划，既然不需要保护了就别让保安公司白忙了。她刚拿起电话却又放下了，因为按合同规定即使取消计划也不退款的，但是有可能被对方误解为她在争取退款，她是在意自己形象的人，有损形象的事她不能做。

她看看表，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这时她感觉到饿了，却也顾不上吃东西了，她拿上车钥匙和手袋下楼，开车去了玛丽亚音乐大剧院。

在玛丽亚音乐大剧院的售票处，她买了两张5月19日的门票，也就是中国首都交响乐团在巴黎的最后一场演出。两张票不再是包厢，而且是座位既靠边又靠后的经济票，不管是选择的演出场次还是座位，都照顾到了叶子农的低调性格。

买好了音乐会的门票，她再次去了派拉姆公寓。

叶子农还在餐桌看时装画报，抬头看着进门的戴梦岩，笑了笑，说：“嘿，你也不歇踏实了再来战斗，这连续作战的战法不适合解决非理性矛盾。”

戴梦岩也不说话，放下包收拾餐桌上的碗筷，就进厨房了，洗碗、煮咖啡，然后用托盘端来两杯滚烫的咖啡，把一堆时装画报往一边推了推，放下咖啡。

叶子农看了看咖啡，笑着问：“啥意思，缓和？还是战斗升级了？”

戴梦岩坐好，歉意地说：“是我不冷静，我们重新谈。”

咖啡太烫了，叶子农轻轻抿了一口，说：“你这咖啡……能当谈话基础用吗？”

戴梦岩说：“能，这次是真拿出气量了，谁的理站住脚就听谁的。”

叶子农看着她，确信她说的不是气话了，这才说：“好。”

戴梦岩说：“不管怎么说，生命是第一位的。”

叶子农说：“那赵一曼、张自忠岂不亏死了？你得说群众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大家都第一了，还有第一吗？这是一个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适用的概念，不能滥用。群众生命的第一位是以警察、军人的牺牲精神为基础的，对于军人和警察，使命和荣誉是第一位的。”

戴梦岩说：“过去共产党搞地下斗争，都是钻老鼠洞了？”

叶子农说：“斗争与生活、政治集团与个人、政治斗争形式与个人生活态度，属性和规则都不同，没有类比性。”

戴梦岩说：“好，我说的没站住脚，该你了。”

叶子农说：“柏林不给居留只能回北京也罢，来巴黎给梦姐当差也罢，都是我个人的正常生活，没刻意躲什么。如果我是必须死的，你已经让我多活了几天，这就是真相。对于理论上的危险，不否认，不放大。咱别用‘必须’抬举自己，咱没那么重要。”

戴梦岩质问：“理论上的危险就不是危险了？”

叶子农说：“车祸、酗酒、自杀、天灾……哪个都比政治谋杀死的人多，人类就不生活了吗？我也不是非跟活过不去，过马路我也走斑马线，地震了我也往外跑。人嘛，活着就有麻烦，就得有担当。谁都不想有麻烦，也不是所有的麻烦都能躲过的，躲你能躲的，受你该受的，这就是生活。一辈子自我鄙视，那是生不如死，那还活个啥劲呢？那才是必死，连个碰运气的机会都没有。从鼠洞里走出去不一定死，起码还有个碰运气的机会。”

戴梦岩说：“别嫌我啰嗦，我再问你一次：态度比活还重要吗？”

叶子农说：“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态度里，都按自己的标准衡量各种关系，什么关系承载什么内容，核定多少担当。有人要钱不要命，有人要心安不要命，有人连横穿个马路都可以不要命，形形色色，看人了，所以叫大千世界嘛。”

戴梦岩从包里拿出刚买的两张音乐会门票放到叶子农面前。

叶子农拿起门票看看日期、座次、票价，明白了，也愣住了。

戴梦岩说：“我不懂政治，我信你，你觉得比命都重要的东西，那就一定很重要。都是中国人，谁不希望中国好呢？我也不希望你去做对国家不利的事。”

叶子农放下门票，说：“如果因为我出事了你就背包袱，那我还是在屋里待着吧。”

戴梦岩起身走到门前，拿下了那条丝袜，塞进包里，坐下。

叶子农小心地问：“塞包里啥意思呀？”

戴梦岩说：“我那边还有一只呢，我穿啊。”

叶子农以咖啡代酒，端起杯子说：“不找死，不找活，平常过日子。”

戴梦岩说：“听你的，不找死，不找活。”然后端起杯子碰了一下。

叶子农感激地点了一下头，说了一句：“谢谢！”

戴梦岩说：“自由了，出去看看巴黎？”

叶子农说：“吃。”

戴梦岩说：“我哪顿饭饿着你了？”

叶子农说：“活命的吃跟美食的吃，不一样。”

戴梦岩想了想，说：“那我就先带你看几家餐馆，都是巴黎有名的，就当兜风了，喜欢吃哪家你自己选。”

叶子农高兴地说：“好。”

……

叶子农来巴黎以后，从机场到派拉姆公寓就是他对巴黎的全部印象。一个多月了，他没有迈出过房门一步，甚至没触摸过门把手。当他一脚迈出房门的时候，他的心里获得了一种挣脱压抑的轻松，作为一个他这样的社会成员，他承担了他认为应该承担的社会义务。

派拉姆公寓的保安都知道309号住着一个从不出门的中国籍男人，当戴梦岩与叶子农一起走出公寓的时候，楼梯口和大门口的保安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叶子农。

戴梦岩驾车在巴黎的大街上兜风，叶子农惬意地抽着烟，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享受着开阔的视野。从这一刻起，他们这种不是恋人的关系又翻开了生死担当的一页。

戴梦岩开着车，冷不丁地说：“我恨奥布莱恩。”

叶子农说：“恨倒说不上，单就这事说，不怎么让人尊敬吧。”

戴梦岩说：“我没你那么大度。”

叶子农淡淡地说：“都是人的那点事，赶上就赶上了，没啥大不大度的。”

戴梦岩说：“你不是人吗？”

叶子农说：“好歹你也是受过洗的，该知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句话吧。”

戴梦岩点下头说：“知道，《圣经》里的。”

叶子农说：“你、我、奥布莱恩，世上所有的人，只要人性没发生质变，就都是人的那点事，只是随着条件的变化以什么形态呈现而已，已有的日后必有，已行的日后必行。《圣经》跟你说这个啥意思呢？知道点，大惊小怪就少点，心态就平和点。”

戴梦岩说：“你怎么懂这么多啊。”

叶子农说：“你怎么这么有钱哪。”

戴梦岩说：“我问你呢。”

叶子农说：“所以，都没啥。达摩面壁、愚公挖山，各下功夫，各摘果子。”

3

5月19日，中国首都交响乐团在巴黎的最后一场演出，观众依然很多，只是相比首场演出少了一些官方人物和媒体。考虑到观看演出的大部分都是巴黎的华人，叶子农和戴梦岩直到临近开幕才进入剧院，座位又是靠边、靠后的，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玛丽亚音乐大剧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建筑富丽堂皇，可以容纳1200个座位。中国首都交响乐团演出阵容强大，其中指挥、首席钢琴、首席小提琴都是世界著名的音乐家。

第一个曲目是小提琴协奏曲《茉莉花》，一开场就赢来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交响乐《我的祖国》放在了演出最高潮的部分，也是观众最期待的。指挥家易海峰已经完全沉浸在音乐里了，每个动作、每个眼神……都无不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叶子农听过这支曲子，却从来没有这样直接、真切和有现场感染力地听过，这是一种不一样的触动。随着音乐的起伏，他的思绪和感慨也在流动。

交响乐《我的祖国》问世时间并不长，首次演出是在1990年8月1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音乐晚会上，尽管那只是一场普通的音乐晚会，对于《我的祖国》这支曲子甚至不乏试演的成分，然而这支曲子就这么以它不经意的方式轰动了。

这是一支伟大的曲子。

这是一支时代催生的曲子。

100多年来，中国的音乐伴随着一个民族的苦难和挣扎，呻吟与呐喊、颂扬与斗争的声音占据了中国近代史的绝大部分板块，直到改革开放，从大众对港台音乐的饥不择食到如今不是爱得死去活来就是痛得死去活来的极端个人化，好像除了数伤疤这世上就没别的事了……中国的经济已经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而人的历史尺度的认识却相对滞后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是正常的，是人的认识能力渐进成熟的一般规律。然而，作曲家易海峰先生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时代来临了！人们的思想终会沉淀、从容，发展的国力和坚实的经济基础必将催生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音符。于是，一支伟大的曲子诞生了。

中国人，从几千年从容走过的泱泱风范到100多年来屈辱与抗争的阵痛，到中国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发展、壮大、沉淀、从容，中华民族必将回归炎黄血脉最本质特征的泱泱风范，时代和未来需要这支凝聚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曲子，需要一支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人逐渐回归炎黄血脉最本质状态的曲子，无论你在任何角落，只要你还是个中国人，只要你身上还有炎黄的血脉，一听到这个音符你就会自豪地想到：我是中国人。

叶子农是用自己的心在倾听这支曲子。

它不是写实的，如壮丽山河之类。

它不是叙事的，如历史变迁、民族历程之类。

它不是抒情的，如决心、信心、悲壮、豪迈之类。

作曲家只写一种状态，抽象的、概念的。4个元素：美好、从容、坚韧、博大。从音乐的关系和方式上说，是“我”看到了什么，而不是“我”表达什么，而“我”看到的这个不是肉眼之实的，是思维的眼睛以历史的大尺度所看到的，是炎黄血脉最本质状态的，它出离时代，出离了政治、宗教、信仰，出离了地域、国度，出离了阶层、族群……

它是符号的、标志的。

叶子农愿意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也必将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