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乔治难得有闲心看报纸,今天没会客、没会议,案头也没有急需处理的文件,他悠闲地自己到候客室信手拿了几张报纸,候客室的报纸是用来给等待接见的客人打发时间的,他拿了报纸回到办公室,悠闲地坐在办公桌前看报。
但是,一篇有关叶子农的新闻综述搅乱了乔治的好心情。这篇新闻综述篇幅很长,占了整整一个版面。文章转载了大量新闻图片,从叶子农被公布出任德国nrg联盟政治部长到叶子农被中国警方刑事传唤,从叶子农在柏林被记者围堵到叶子农在北京被警方带走。
关于叶子农回国应讯,关于德国nrg联盟主席道歉,关于叶子农被国家安全官员送回酒店……叶子农与nrg世界民主联盟的“部长事件”扑朔迷离,媒体猜测版本不一,有先同意后反悔说,有政治蓄谋说,有价码太低说,有迫于刑事遣返说,有懦夫悔过说,有道歉营救说……每种说法都罗列了自己根据,都有一套自己的推理,而不管哪种猜测,都已经使叶子农的平静生活成为不可能,“平静”被一种力量打碎了。
看完,乔治沉思了片刻,拿起电话对秘书说:“请奥布莱恩来一下。”
几分钟后奥布莱恩来了,走到办公桌近前。
乔治把报纸递给奥布莱恩,问:“这是怎么回事?”
奥布莱恩看了看报纸,说:“年轻人不懂事,需要有人告诉他要懂礼貌。”
乔治说:“我是刚知道的。你呢?布兰迪呢?”
奥布莱恩说:“我不用知道,布兰迪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乔治不满地叹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说:“如果我们是需要别人礼貌的,那么我们的产业也将是需要礼貌的角色,而主角是不需要额外关照的。”
奥布莱恩没吭声,对这个问题报以沉默。
乔治说:“要道歉,这是必须的。”
奥布莱恩说:“当然,这也是一种力量。”
乔治想解释这不是力量,也不是道德,但突然就没了解释的兴趣,说:“好了,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去忙吧。”
奥布莱恩放下报纸,转身走了。
乔治再次拿起电话对秘书说:“尽快跟布兰迪联系上,请他来一趟,马上。”
2
傍晚,正值晚饭高峰时间,布兰迪驱车来到“老九面王”餐馆,停好车被服务生迎候着走进餐厅,餐馆生意不景气,餐厅里只有不多的几桌客人。布兰迪边走边巡视,希望一进餐厅就看到老九的身影,而老九却并不在餐厅。
布兰迪选了一张桌子坐下,看了看菜谱,对服务员说:“把你们老板叫来,九哥。”
女服务员像是非洲的留学生,操一口不太流利的英语说:“老板在里面忙呢,您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我说吗?也许我可以帮助您。”
布兰迪说:“请叫你们老板来。”
女服务员只好说:“好的,请您稍等。”
女服务员到吧台跟领班说了几句,领班拿起电话。
老九来到餐厅,一看是布兰迪,惊讶道:“哟,怎么是你呀!”
两人礼貌地握握手。
老九在布兰迪对面坐下,说:“你可是稀客,想吃点什么?我请客。”
布兰迪问:“叶先生的事你都知道了?”
老九说:“报纸电视都有看,知道。”
布兰迪说:“奥布莱恩想表达点什么,搞过头了。考虑到我跟你们有些交往,总裁让我来处理这事,一是向叶先生表示道歉,二是希望还能有补救或补偿的机会。”
老九说:“那你找子农啊,找我没用。”
布兰迪说:“打电话的方式不够诚意,不恰当的接触可能会引来媒体更多的猜疑。扩大事态或激化、复杂事态,对大家都不好。”
老九问:“让我带话?”
布兰迪点了一下头说:“是的。你背景简单,媒体在你身上没有文章可做。总裁接见叶先生你是在场的,事实上你也是当事人。最重要的是,我相信你的人品。知道你忙,不会让你白辛苦的,经费我已经带来了,如果签证不顺利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
老九想了一下,说:“既然你说到这儿了,那我也就说了。知道子农出事了,我就想去看看他,签证已经办好了,可总有顾虑。子农你接触过,他这人是有事说事,没事歇着,什么事都来实在的,不是那种问个好的路子。我也帮不上他什么忙,就扛一张嘴过去是不是显得好假呢?我也怕这种时候去看他,会不会是给他添麻烦呢?”
布兰迪说:“欧洲国家不会欢迎一个被他们认为是反对民主的外国人,一些极端组织和个人对叶先生甚至构成生命威胁。中国民众也不会欢迎一个被他们认为是汉奸、懦夫或叛徒的同胞,他们最憎恶这个,那么叶先生的处境就不难想象。美国是移民国家,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要好得多。如果叶先生需要帮助而错过了时机,那不是很遗憾吗?”
老九说:“这两天我要去趟北京,看看生产基地的筹建情况,去柏林的事我得跟合作人商量一下,她给乔治和子农当过公证翻译,要按在场说她也算当事人。我在北京开店,老板去柏林看一个汉奸、懦夫或叛徒这样的朋友,对北京的生意会不会有影响?我得征求一下合作人的意见,起码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吧。”
布兰迪说:“我们希望你是作为特使的身份受我们特别委托去见叶先生。”
老九说:“我见到子农,一定把你的意思带到,这个没问题。我不做特使,不搅和这里面的事,顺便捎个话的事也不用谈钱,当了特使拿了钱,就不是我去看子农了。”
布兰迪沉默了片刻,说:“好像……只能这样了。那就拜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