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1
星期五的晚上，方迪房间的灯亮了一夜。
方迪脖子上挂着专业监听耳机，一会儿抽口烟，一会儿抓起酒瓶喝口啤酒。那台专业的开盘录音机转转停停，她听一段，摁下暂停，娴熟地操作键盘打成文字。录音机里的内容是对方把采访录音通过电话传输从北京传到纽约的，方迪再用麦克风对着电话听筒把录音采集下来，所以音质很差，有些说话片段需要戴上耳机加大音量反复听，再结合前后内容判断才能明白意思。从国内传过来的关于叶子农的调查资料有传真文件和采访录音两部分，她需要把两部分汇总、归纳，形成一份简明扼要的调查报告。
方迪出身于军人世家，爷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父亲是少将，哥哥军校毕业后就下连队，走的也是从军道路。方迪从小在北京军区八号家属院长大，简称“军八大院”，因为大院有一种“比”的风气，比谁家的孩子有本事，比漂亮，比才艺……所以大院的孩子特别能吃苦，军八大院也就有了“魔鬼大院”的别称，意思是孩子受苦的地方，从军八大院出来的孩子都以此为荣，常挂嘴边一句话：我是谁？魔鬼大院出来的！
方迪19岁就读纽约圣尼耶尔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读完新闻学硕士又报考圣尼耶尔大学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还有一年即将毕业。她从19岁独自离开北京，在纽约这座城市已经生活6年了，已经逐渐适应了这座多元文化的国际大都市。
这是圣尼耶尔大学商学院附近的一座学生公寓，分4种户型，可以独租，也可以几个人合租。方迪是一人独租的小户型，卫生间和厨房很小，除此之外就只有一个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集客厅、卧室、书房于一室。房间里除了单人床和衣柜，最显眼的就是靠墙摆放的一张裱画台子，2米多宽，1米多深，上面摆了一堆新闻采编的设备，有专业录像机、专业摄像机、开盘录音机、有线麦克风、喷墨打印机、电脑、显示器、音箱，俨然就是一间新闻采编工作室。除了这些还有台式化妆镜、化妆品、碗筷等生活用品，这虽然不是一张严格意义上的桌子，却是集梳妆台、写字台、电脑桌、视听编辑、饭桌于一台。裱画台、单人床和衣柜摆放得很拥挤，硬是挤出了门口的一片不到5平方米空地，视觉上显得很不协调。方迪喜欢跳舞，这块空地是她闲时练舞的专用领地。
开盘录音机时断时续。
陕北延秀当年村支部书记的声音：子农刚下乡嘛，那时还是个娃，我问他会做啥，他说会打架，那我说那你去看山林吧……
陕北延秀一女村民的声音：子农那脏得呀，脖子上生疮，手都冻烂了，就那，人家不耽误学习，那《资本论》啥的，厚得像砖头……
陆军作战部家属院前居委会主任的声音：哎哟，是1978年平的反吧，房子和补偿款子农都没要，那孩子倔，说那是父母的命钱，花不出去，他说他们都是党的人，要尊重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东西都当党费交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的声音：有过几次交流，见解独到，我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他去柏林是必然的，东柏林是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变化的重要标本，我相信子农已经预见到了柏林墙即将倒塌，作为学者当然希望目睹那一幕，见证历史……
方迪一边工作，一边不时通过衣柜的镜子看看自己。这个角度不是巧合，是她从一开始布置宿舍就设计好的角度，这或许是女人的天性，大概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孤芳自赏。她看着镜子里的女人，镜子里的女人也在她脑海里不断幻化，像一个风情万种的极致女人。
……
调查报告终于整理出来了。
关于叶子农的调查报告
叶子农的父亲
叶辉——1918年出生，1935年参加红军，1937年入党，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历经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历任排长、副连长、营长、团长、师政委、陆军作战部参谋，少将军衔。1967年被造反派隔离审查，1968年被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0年因劳累折磨诱发肺部枪伤致死，时年52岁。
叶子农的母亲
林静如——1928年出生，上海大资本家的女儿，1947年参军，1949年入党，1950年被派往莫斯科大学学习，1952年在朝鲜战场与叶辉相识，1953年任外交部俄语机要翻译，1967年被造反派批斗，因不堪凌辱投河自尽，时年39岁，留下遗书：我对党是忠诚的，我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忠诚的，请党审查我。
叶子农本人
叶子农——1954年出生，1960年入北京军区机关小学，1966年入北京红杉中学，1967年因父亲被隔离审查和母亲“自绝于人民”而在学校深受歧视，纠集团伙称霸一方，游荡在校园内外打架斗殴。1970年初中毕业下乡，到陕西延秀插队落户，做护林员，因为打架不要命远近闻名。为了搞明白父母至死都忠诚的那个信仰到底是什么，从这一年起他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为了直接阅读原著刻苦学习英语、德语。1978年父母平反，叶子农把落实政策的房子和补偿款全部都替父母当党费交了。同年中国恢复高考，叶子农考入黄埔政法大学，两年后退学。1981年叶子农考入六祖佛学院，两年后再度退学。1984年沿当年红军长征路线进行革命历史考察。1987年在陕西清东油田开办汽车修理厂，涉嫌利用价格双轨制倒卖紧缺物资。1988年侨居柏林至今，目的是以东西柏林为标本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变化，据一位学者说叶子农对柏林墙倒塌有预见，去等待目睹那一幕。
综合被访者的评价，一、懒散，没有上进心。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
1991年9月20日
方迪把原始文字和语音整理出来，形成简练的叙述文字，再把中文稿按照要求翻译出一份英文稿，两种文字稿各打印3份，天色蒙蒙亮的时候做完了全部工作。她困极了，倒在床上便睡，直到被闹钟叫醒，睁开眼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床头的课程表，一翻身又睡了。
2
中午过了饭时，老九店里的员工都下班了，午饭后和晚饭前员工们有一段不到3个小时休息的时间。老九没回家，在办公室里准备红包。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按店里的传统，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都会给员工发红包。老九的生意不景气，红包的钱数也是象征性的。
到了4点多钟楼下开始熙熙攘攘起来，员工们又来上班了。老九听到楼下的动静，把一沓红包锁进抽屉，拿上几张不知是新旧的报纸下楼了，到吧台要了一包烟和一个印有本店广告的一次性打火机，自己出去了。他沿斑马线穿到马路对面，顺着人行道往东走了大约20多米，那儿有一家大型超市，超市门前入口处是一个长方形平台，环平台三面有台阶，他就在平台西侧的台阶上垫上报纸，面朝西坐下，这个位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饭店。
老九不嗜烟酒，至少没有烟瘾，只是碰到一些场合抽个一两支。今天他是想抽烟，或者说是为了抽烟而抽烟，似乎抽烟已经成了一种思考的象征，或者是释放烦恼的方式。自打他从柏林回来以后，他的烦恼越来越重了，饭店不温不火的生意比以往更加刺痛着他。临近中秋节了，饭店也挂起了彩带、灯笼，但是节庆的气氛也并没有让他的心情好起来。
格罗蒂亚大街车来人往，一年四季像集市一样繁华而喧闹，人行道上不同的脚步、不同的表情匆匆而过……老九就这样久久地、静静地凝望，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都抽到嘴苦麻木了，他还在继续抽，好像在故意虐待自己。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像一粒尘埃，没有人在意他的存在，也不需要在意，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其实不是，他是忘了嘴苦，只顾在心里念叨一句话了：难道我老九这辈子就这样了？
忽然一个走出商场的熟人发现了他，说了一句：“九哥，坐这儿干吗，看妞呢？”
老九应酬地一笑，看着那人走远了。
一会儿，又有一个声音叫他：“九哥，坐这儿干吗呢？”
老九闻声移过视线：“哟，是方迪呀。”
方迪说：“去店里找你，吧台说你在这儿呢，说你都坐好几天了。”
老九不好意思地说：“没有，就昨天坐了会儿。下午没课了？”
方迪说：“有，不很重要，逃课了。九哥，调查结果出来了。”方迪说着，将包里的文件袋拿出来交给老九。
老九非常高兴，接过来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说罢赶忙抽出来看了看，英文、中文的都有，很满意地点点头，从身下分出一份报纸说：“你坐会儿，我先看看。”
方迪也坐在台阶上。
老九看了一遍中文稿的，说：“这下有底了，一看就不是瞎糊弄的人。”
方迪问：“一万美金，你不觉得代价太高了吗？”
老九说：“我知道这事的难度，没点背景是办不来的，也办不了这么快。跟罗家的事比起来这点钱真不算什么，没准儿我那5万也能收回来呢。”
方迪又从包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纸包递给老九，说：“这个你拿着。”
老九问：“什么？”
方迪说：“你先拿着。”
老九接过，一上手就有感觉了，说：“钱？”
方迪说：“用了2000，除了长途话费还给他们买了点小礼物，都不是值钱的，就是表个谢意。还剩8000，你点一下。”
老九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你寒碜九哥？”
方迪说：“我说一万，如果是可办可不办的事，也许你觉得代价太高就放弃了。”
老九说：“那也不行！这钱也不是我一人出的，你给谁省啊？”
方迪说：“九哥，你别急呀，容我解释一下行吗？”
老九说：“你说。”
方迪说：“我不是不想拿，是不敢拿。其实我到现在都拿不准这事的深浅，话费单和购物发票我都保存了，账目清清楚楚。这事是没事则已，一旦有事，是不是以牟利为目的性质就不一样了，这个深浅我还是知道的。我一个丫头片子能有什么能耐，人家帮我还不都是冲我爹来的，虽然我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利用的还是公务权力，拿了你的调查费就是利用国家职权牟利，一旦有事这牟利的性质就严重了，这不是害我，是害我爹呢。”
老九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你看……这……”
方迪说：“你当我愿意整天累死累活的？是没办法，我得挣钱哪，学费、房租一大堆开销呢。虽然苦点，可没后遗症，睡觉踏实。”
老九说：“其实你要亮明身份，会有很多人找上门关照你的。”
方迪说：“不说这个了，这事就这样了。九哥，你坐这儿干吗呢？”
老九说：“这生意一直半死不活的，愁呗。”
方迪笑笑说：“那也不能坐这儿呀。”
老九感慨地说：“我在想啊，人家都见路不走了，我还不知道路在哪儿呢。要是罗家这事让我摊上了，我该咋办呢？说不定我会愁死呢。”
方迪说：“我的论文选题又被导师否定了，还遭了白眼，我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可没有哇，那就厚着脸皮硬扛呗。发愁的事谁都有，慢慢就熬过去了。”
老九笑了笑，说：“好啊，借你的吉言，慢慢熬过去。”
方迪起身说：“那我就不陪九哥聊了，明天演出，我去总会再跟指导碰个头。”
老九也站起来说：“我也得去趟商会，把文件送去。”
……
送走方迪，老九自己收起一份调查报告，然后开车去了华商会。
华商会在加拉迈北街一幢楼房的一楼，门口停着几辆车，许主席站在一辆车旁跟人说着什么，一个小伙子往车里搬东西。
老九停好车，走过来跟许主席打招呼：“老许，干吗呢？”
许主席笑道：“九哥来了。这不中秋节了嘛，给几个老关系送点月饼。”
老九走近了说：“叶子农的调查结果出来了，这不，刚拿到就给你送来了。”
许主席说：“走，屋里坐。”
进到许主席的办公室，老九把调查报告和8000美元拿出来。
许主席诧异地问：“钱没用完吗？”
老九说：“人家不挣这个钱，只收了2000成本费。”
许主席看了调查报告，说：“嗯，跟口传的差不多。行啊你，路子挺硬的嘛。”
老九说：“嗨，别提了，人家是真不愿意沾这事，也就碰上我这么个不识相的。”
许主席说：“办成了就好啊。”
老九说：“要是戴梦岩还刁难叶先生，后续资金我出了，我信他。”
许主席说：“我和老钱商量过，没冻结那12万补偿金，有点过分了。这里面戴梦岩的利益最大，真到成事的时候用钱，我看她比谁都掏得快。”
老九说：“朋友说，有人也在调查叶子农，走的是正规渠道。”
许主席说：“可能是红川方面，人家也要摸摸底呀。”
老九问：“那事怎么样了？”
许主席说：“听雪红说还不错，名单多报了5个，叶子农也没说什么。”
老九说：“这种事要放开了，那还不跟涨潮似的，要不咋叫出国潮呢。”
许主席拿出通讯录查找电话号码，一边说：“我得跟布兰迪说一声，人家出的钱，这就算有个交代了，再让他抽空把钱拿回去。”
查到了号码，许主席给布兰迪打电话，先打到布兰迪办公室，布兰迪不在，许主席这才想起是周末，又打到布兰迪家里。
那边布兰迪接到电话，很职业地问：“你好，哪位？”
许主席说：“我，老许呀。”
布兰迪马上变成了随和的语气，说：“是许主席啊，你好！你好！有事吗？”
许主席说：“柏林，叶子农，想起来了？调查叶子农的报告送来了，跟你说一声，有个交代。另外调查费没用完，还剩了8000，你什么时候抽空拿回去吧。”
布兰迪问：“调查报告是英文的吗？”
许主席回答：“当然啦，你花的钱嘛。”
布兰迪说：“好的，好的。你稍等，我马上去拿。”
许主席对布兰迪的反应有些意外，愣了一下，说：“哦，好的好的。”
放下电话，许主席说：“他说他来拿，好像挺感兴趣。”
老九说：“想拿就拿呗，在柏林他们争过几句嘴，话不投机。”
许主席忽然怪怪地笑了，说：“刚才布兰迪声音不对嘛，有点喘气。”
老九一时还没明白，问：“怎么了？”
许主席笑着说：“过生活呢。”
老九哈哈一笑，说：“你看你，坏了人家的好事。”
3
布兰迪接到许主席的电话后反应异常迅速，马上开车来到了华商会，他让女朋友在车里稍等，自己进了商会，也就是几分钟工夫就拿着调查报告和8000美元出来了，许主席把他送到门口，招招手看着他开车走了。
驶离华商会不到两公里，布兰迪靠路边停下车，就在车里看文件。文件内容不多，但他看得很仔细，看过一遍再看一遍……文件印证并放大着他在柏林的那个微弱的敏感，他的心情也在这其中发生着变化，他感到正在看清一种东西，并且被这个东西推动着。他觉得自己那种踌躇满志的感觉又回来了，那种踌躇满志只在他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曾经有过，那是一种久违的、已经被平淡岁月磨灭了的感觉。
女友说：“回去再看吧。”
布兰迪仿佛没听见，而是自言自语道：“我的直觉是对的。”
女友问：“什么直觉？”
布兰迪说：“如果一个人不是因为工作去研究马克思主义22年，说明什么？”
女友说：“说明他是笨蛋，谁的书也不用读22年。”
布兰迪又自语：“如果我的判断没错，这将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有很大价值。”
女友问：“什么事？”
布兰迪收起报告说：“工作，你不懂。现在我送你回家，晚上不跟你吃饭了。”
女友不满地说：“你总是这样，一完事就让我走。”
布兰迪说：“我有事要考虑，很重要，我需要一个人安静。”
……
布兰迪先把女朋友送回家，然后再回自己的家。布兰迪住在曼哈顿上东城一座高层公寓的22层，上东城面积不大，房价很高，是富人比较聚居的地段。这套公寓曾是罗家明一家初到纽约租住的房子，也是罗家明与布兰迪认识的地方，那时的布兰迪还没离婚，与妻子住在另一套公寓，自从离婚后他就一个人住在这里了。
布兰迪躺在宽大的沙发上，就这样躺着，他想啊，想啊……不知不觉房间里的光线越来越暗，直到夜幕完全落下，眼看着银色月光透过落地窗洒落在地板上。或许夜色的沉静更能催化他的思考，他也没有去开灯，让自己沉浸在夜色里，只是偶尔抽支烟，借着微弱的月光往茶几的烟缸里弹弹烟灰。无数个理由、词汇、可能……像萤火虫一样在他脑子里乱纷纷地闪来闪去，渐渐形成关联、逻辑，形成一个理论上可预期的结果。
这时候他才感觉到肚子饿了，起身打开灯，但是并没有先去厨房，而是先到书房打开了电脑，然后才去厨房找吃的。冰箱里储存了很丰富的食物，他拿了一个汉堡用微波炉加热了一下，一边吃着一边走进书房，吃完汉堡擦擦手在电脑前坐下，打出了一个标题：
大型电视片《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年》立项申请报告
陆陆续续，他又打出了一些零散而具有提示性的重要词语：东欧剧变……世界格局的新态势……与东欧当局推行变革政策所呼应的政治理论……东欧民众的心理倾向……东欧市场分析……西欧和美国市场分析……亚洲市场分析……13亿美元市场预期……有效利用迪拉诺广播公司的库存资源……叶子农……特定人选……政治背景、家庭、身世……迪拉诺广播公司在世界范围的权威度和影响力……大尺度、大视野……
随着思考他写下很多零散的提示，零散的提示逐渐变成提纲，而把提纲变成完整的立项申请报告，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布兰迪申请立项的理由主要有3个，一是他认为遇到了合适的人选；二是以东欧各国当局的政治利益和民众的心理倾向驱动市场利益，兼顾欧美民众的胜利感所可以获取的市场利益；三是有效利用迪拉诺广播公司的库存资源，低成本。布兰迪的构想并没有政治上的考虑，而是利用政治时局获取经济利益，提高公司国际影响。所谓解析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年，只是载体、手段。
此时的布兰迪并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个与他获得同样信息的老九也在关注着同一个人，只是各自的心事不同。他更不会想到，正是他今晚的思考从此拉开了叶子农多事之秋的序幕。而此刻远在中国红川的叶子农也不会想到，他介入罗家的债务危机就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债务危机还没结束，多米诺效应就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