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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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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床是加床,病房已满了,就躺在楼道里。
  就是老余找儿子的那天晚上,从急诊室那边又转来了一个病人——三十七床。
  三十七床进来时身上缠满了带血的绷带,整个脑袋都是包着的……特别惹眼的是,当他被推进来的时候,他身旁跟着一个穿着婚衣的、很漂亮的女子。
  三十七床是家里来人最多,也是整个眼科病房议论最多的一个病人。我是在他入院后的第三天才知道的。这是个年轻人,只有二十二岁,刚刚才结婚三天。
  三十七床是从北边一个县医院送来的。据说,他父亲是个村长。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村长是最低一级的干部。在国家干部的序列里,村长又不算干部。但如果是比较富裕的村子,当村长有权动用亿万资产,或者相应的人力、物力的时候,他就是干部了。而且,有时候,他的自由度甚至比乡长、县长还要大一些(在我们国家,村一级的经济形态是最模糊的。首先,它既不是国家的,也不是哪个人的,它叫“集体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集体经济”是无主的,不受产权人制约的,谁当政谁说了算)……三十七床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村长。
  可是,到了这时候,村长和他的老婆只是在一旁看着,满面焦虑,束手无策……只是来探望的人多些。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来探望的人川流不息……一个村子及各种关系,大约几百口,都先后来过。眼科病房的走廊里一时热闹非凡。
  可三十七床一直很沉默。无论谁来探望,他都一声不吭。他的整个脸、手都是包着的,看上去血污污的,很吓人。只是到了深夜,他会突然地“嗷”一声!两腿蹬着,长嚎,按都按不住……很吓人的。他胸膛里一定有火焰,那火从牙缝里蹿出来,人就像煎锅里的鱼一样,一纵一纵地在床上摔!
  这时候,那做母亲的,就附在床前,满脸是泪,说:孩儿,你疼?你哪儿疼?……尔后用目光求告似的看一眼新媳妇,希望她也说点什么。
  那新媳妇,也一直在病床前站着,一副很无奈、很恐惧的样子……她很听话,按婆婆的要求,新媳妇握着三十七床的仅剩的一根指头——大拇指说:灿,你疼么?
  三十七床一下子就把那抓着他的手甩掉了,继续嚎叫!……
  于是,家人慌忙找医生去了。
  后来,那事情是一点一点地从众人的嘴里传出来的。三十七床是村长惟一的儿子,他在结婚的第三天,一时心血来潮,要去水库里钓鱼。离他们村子不远,有一大水库。于是,三个青年,表兄表弟的,把新媳妇撇在家里,一起去钓鱼。大约钓了一会儿,鱼没钓上来,就找来了雷管、炸药,打算炸鱼……这事过去肯定是做过的。不然,他也不会有这些东西。结果,那土法制的、装在瓶里的炸药,用电雷管引爆后没有炸。三十七床跑上前,把装有炸药的瓶子拉上来,说要看一看咋回事……可就在这时候,一两秒钟的时间,炸药瓶却在他手里炸了,立时就炸伤了他的双眼和双手,惨不忍睹!
  在此后的日子里,三十七床那炸伤的双眼被摘除了……他的一家人都抱着头,一声不吭。
  常常,在夜半时分,眼科病房里会陡然响起几声嚎叫!那嚎叫声像是染了血的钢丝,枝枝杈杈的,尖利无比,很恐怖!
  那当父亲的,一直抱着头,在地上蹲着,一声声地叹息。
  是的,才盖的新房,两层小楼,才娶的新媳妇,家里一应俱全,那日子应该是很美好的。就为了一个念头?或者说是从童年里就开始的放纵……这事故就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有时候,我想,三十七床的父亲如果不是村长,他会出这件事么?他又是从哪里弄来的炸药和雷管呢?再说,那水库管理者会允许他去炸鱼么?有时候,就那一点点特权,也是可以害人的。
  当然,这事也许与村长没有关系。无论是什么长的儿子也未必都会去炸鱼……可是,他这么年轻,双目失明,又炸没了双手,此后又该怎样生活呢?
  那一声呼唤,很突兀,我掉泪了。
  有多少年,没人这样叫过我了……她说:丢哥,不认识了?是我呀。
  我病床前站着一个女人。看模样还有些俊俏的底子,但心性堆在了脸上,很“钢”。“钢”本是形容男人的,该是男人的本色。可这年头,本应是水做的女人,却一个个都像是淬了火,越来越“钢”,一个比一个“钢”。这不在衣服,她的穿戴还是很得体的。可站在面前的这个女人,你就觉得她“钢”。我猜,一个女人,只有在男人堆里泡久了,在商界厮杀中频繁地搏斗过,才会染上这种“钢”气。
  她说:丢哥,听不出来么?真不认人了?我闭着眼都扒你三层皮。
  一听我就知道,这种狠劲是来自家乡的。这话皮糙肉厚,话虽狠却心里近,透着贴骨的熟悉和亲切。于是,我说:慢,慢,叫我想想……苇香,是苇香吧?蔡思凡、蔡总。
  她说:我说吧?你这大学问人,不会记性这么差……我来看个人(指的是“病人”),在过道里,看后相(这是家乡话,指“背影”)是你。还真是……丢哥,别笑话我了。听说你这“肿”(总)比我这肿(总)发得大,你是腌菜缸,我是和面盆,拔根汗毛比我腰都粗,不错吧?
  我笑了,苦笑。
  她说:看看,看你吓的?又不问你借钱。接着又问:咋啦?眼上出毛病了?
  我说:车祸。
  她上下看了看……说:咦,不赖。不赖。全全活活的。
  这话仍然让人觉着亲切。只有吃过苦的人,家乡人,才会这样说:只要“全全活活”的,不缺胳膊少腿儿,就是福分……
  接下去,她的脸拉下来了,她绷着脸说:丢哥,你得给我平反。你必须给我平反!
  我笑了,说:我又不是政府部门的人,你也不是梁五方……我给你平啥反呢?
  她说:要不碰上你,我就不说了。既然碰上你了,我就得说说。那梁瞎子(指的是梁五方,在平原,凡给人算命的,贬称为“瞎子”,褒称为“半仙儿”),没少在你那儿造我的谣吧?
  这时候,我心里“咯噔”一声,顿时翻江倒海,突然想起了那盆“汗血石榴”……那棵石榴,我一直带在身边,无论走到哪儿,我都带着它。
  蔡思凡说:那梁瞎子,亏心不亏心?到处造我的谣,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说我把我老爹的头给割了,种成一盆花……这话你也信?!
  蔡思凡说五叔,一句一个“梁瞎子”,我不好接她的话,只有苦笑。
  她恨恨地说:梁瞎子,一个流窜犯,骗我多少钱?……还这样编排我,安的啥心?是,早些年,我是缺钱,求告无门的时候,我上吊的心都有过……可我咋也不会去卖我老爹的头吧?这有踪没影儿的事,还到处传。
  她说:你也知道,我爹追我娘,从城里追到乡下。他跟我娘虽然打了一辈子架,可两人感情好着呢……后来他瘫痪了,出不了门了。那盆石榴,是我给他买的,好让他看个景儿。我娘还怕他“落”(寂寞),让我给他买了只狗娃,好让他听个应声……后来我老爹下世,有人说那盆石榴是个景儿,很值钱,我这才把它送人了。就这点屁事,传来传去,都把我传成杀人不见血的恶鸡婆了!
  她说:你不知道现在干企业有多难。那些村里人,你用他,他说你给的工钱低,骂你;你不用他,他说你不给本村人办事,也编排你……这年头,说真话没人信。谣言有人信。
  ……我恍然。听她这么一说,我也不知道该相信谁了。我真说不清楚,当初我买下的那盆石榴,是不是一个错误?
  接着,她又数叨我说:丢哥,你良心让狗吃了?我爹把好处都给你了。一村人的好处,都让你一个人占了。你连回去看一眼的心都没有?
  我喏喏的。无话可说。我想说,我是想回的,我真想。可我……
  蔡思凡说:你脊梁上湿不湿?
  我迷惑:湿?
  蔡思凡笑了,说:背一脊梁唾沫星子,你盖儿不潮啊?还有,脊梁骨没让人捣透吧?……又说:怪不得,你穿着西装呢。
  我明白了。说:村里,骂我的人多么?
  蔡思凡说:这我不能瞎说。你自己想吧。
  这时候,借着蔡思凡的话头,我忍不住问:老妹子,你说实话,那些匿名信,是不是你寄的?
  蔡思凡说:谁说的?谁又编排我的?是梁瞎子?
  我说:……那匿名信上只有一句话:给口奶吃。是不是你?
  蔡思凡大笑,说:……吓坏了吧?不是我。真不是。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收到匿名信,也曾经夜里睡不着觉……那话是老姑父的语气:给口奶吃。可老姑父已经去世了。
  临走的时候,蔡思凡说:丢哥,你要是有良心,也该回老家看看了。
  我说:是啊,我也想回去。
  她说:手里有钱了,给家乡投点资。
  我喃喃地说:我要回去,就种树……
  她说:好啊。你种树,我伐树。我那板厂,你去看看,全现代化的……
  我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二十四床是个很奇怪的人。
  二十四床是个小个,人很精神。我是说他走路时,表现出的是一种“挺”的感觉。在眼科病房,独有他,是挺着身子走路的。他个小,还包着一只伤眼,就在病房的过道里,挺括括地走,身子架着。其实,这很累。在很多的时间里,他手里举着一个手机,慌慌地,头直杠杠的,不看人,就那么直撅撅地、匆匆忙忙地往外走。边走边打电话,很忙的样子。
  夜里,他也是一个人,围着眼科病房的这栋楼,转来转去的。很沉重的样子,一圈又一圈走,也不知在干什么……但是,无论谁看到他,都会以为,这是一个干大事的人。
  后来,九床的老许告诉我说:那人,你看那人,二十四床,小个子儿,头仰着,还老举个手机,一路“喂喂喂”,半个闲人不理。就那主儿,是个大厂的厂长,副的。
  他说,你猜怎么着?(我是闲的了。他是慌的了。)他们厂引进外资,他是慌着跟外国商人谈判呢。他们厂里有个大铁门,工厂都是大铁门。上班铃一响,大铁门就关上了。大铁门上还留有一小铁门,人可以随时进出。他呢,个子小,这小铁门他走了很多年了,熟得不能再熟了……可就在谈判这一天,出事了。你猜出了个啥事?想都想不到,大铁门是用铁链子拴的;小铁门上焊的有门鼻儿,铁的,也可以上锁。也就是跟外商谈判这天上午,他急着走,一步跨进了小铁门。他个头低,他的眼正好跟小铁门的门鼻儿齐,只听“扑哧”一声,他的眼,不,那铁门鼻儿,整个,扎进眼里去了。你说这个寸?
  是呀,这样的事,无论你给谁说,他都不会相信。那么小的一个门鼻儿,怎么会扎进人的眼里去?这应该算是一个偶然。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都是一个一个的偶然。于是,所有的偶然,就组成了必然。据他厂里的人说,那一天,他很负责。仅谈判用的会议室,他都督查着打扫了好几遍。连谈判桌上摆放的名签,他都让人修改了三次……就此看来,你不能说他不认真。一个连开会的名签都检查三遍的人,你能说他不认真么?他很认真。可他的眼珠,却挂在了门鼻儿上。
  这么说,他是吃了熟悉的亏。路是熟路。熟得不能再熟了,常走的路。门也是常走的门。闭着眼都能走的门,居然把厂长的眼给扎瞎了?!这些事,都是他厂里来看望他的人说出来的。他自己绝口不提。不跟病房里的任何人说。他也许是羞于提起。你看,眼都这样了,你还慌什么呢?可他在医院里,进进出出的,还是慌。这就是个性了。
  知道二十四床的情况后,我一直想跟他聊聊天。我们都包着一只眼,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可是,有一天,当我在过道里碰上他时,我说:老韦(他姓韦,是别人告诉我的)。
  他蓦地转过身,说:你哪单位的?
  我只是想提醒他关于“交叉感染”的事……
  可他很警觉,很生硬地重复说:你哪单位的?
  我很无趣。也就什么都不想再说了。
  当天晚上,在眼科病房外的花坛边上,聚集了一群人,老老少少的,大约有二三十口人。他们围着二十四床,正在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二十四床就像是开会一样,站在他们的中央,不时挥手讲着些什么。那些人,先是站着,尔后又蹲下来,一直商量到很晚。那二十四床,本就个小,一只眼还蒙着……他就那么一直站着,站了半夜。
  第二天上午,九床的老许跑来说:十三床(我是十三床),你知道么,二十四床,那厂长,办出院手续了。
  我说:治好了?
  他说:好个屁。他的心就没在眼上。
  我说:不会吧?伤得这么重……
  他说:昨天夜里,他家来人了,一下子来了几十口子,都是他的亲戚,嚷嚷着非让他回去……你猜为啥?
  我说:为啥?
  他说:他们那个厂,正搞股份制呢……你猜他最怕什么?
  我说:怕什么?
  他说:这二十四床,最害怕的是,人家借着改制,借着他的眼伤……把副厂长给他免了,不让他干。他都吓死了!
  我说:还是治眼要紧,他伤得这么重,一辈子的事。
  他说:哎呀,你不知道,昨天夜里,我就在花坛边坐。他一家人,所有的亲戚,都在那工厂里上班。这不是改制么?一改股份制,就要裁人……他那些亲戚,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了。你想啊,他要是厂长当不成了,他老婆,所有的亲戚,都有下岗的可能……他还哪有心治眼呢?
  我说:出院了?
  老许说:可不,手术刚做完……一早就走了。
  是啊,二十四床是个厂长。他当厂长,并不是这些亲戚给他帮了什么忙,那是他自己努力干出来的。可现在,他既然是厂长,就不能不帮那些亲戚们,他们就要下岗了……于是,就像骆驼一样,他也不过是个抢时间的人。他慌慌地去跟外商谈判,扎伤了一只眼。现在,为了那些亲戚,他又慌慌地走了。
  不说了吧。在我住院的那些日子里,每天都有(不断地变换着的)病人走进来:一、二、三、四、五、六……一直到五十八床。上苍赐予我们一双眼睛,本是看路的。可我们的眼都出了问题。是命运把我们抛在了这里,使我们聚在一起,同病相怜。在眼科病房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份奇奇怪怪的经历,那眼病也是由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原因造成的。
  若是走在大街上,你是绝不会看到的。
  在我出院之前,最后一个来看我的,你猜是谁?
  ——梅村。
  我们都有些风尘了。我们都是风尘中人,我们相互看着……
  我说:没有玫瑰了。
  我说:阿比西尼亚玫瑰,就剩下杆了。
  我说:你还要么?
  当我开始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拘泥、苛求完美了。我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美,有的只是错觉和遗憾。其实,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期望她能说出那句话来,她只要还能说出那句话,我就会……
  可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电话是卫丽丽打过来的。卫丽丽在电话里说:老吴,你决定了么?当时,我迟疑着。
  我很清楚,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是做证劵,还是搞实业……你都不可能不拉关系、不行贿。我断言,这在任何企业,都是一样的。一旦进入了,那也只能是大小之说、多少之说,没有区别(在每一个节日里,你都得去拜望那些有可能管住你的企业,或是有可能给你的企业制造麻烦的人,这已是不成文的规则)。若是不搞这一套,你会寸步难行。有时候,时间和商机是必须花钱来买的,是需要通融的,你甚至连变通的条件都没有。这甚至不是政府的事,你要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人,一件一件的事,我也相信大多数都是好人……但是,你只要遇上一个坏人,或是有私心的人,他就可以拖住你,让你什么事也干不成。到这时候,你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骆驼。
  我等着梅村的一句话……
  卫丽丽在等我的一句话……
  我对着手机说:决定了。
  窗外的阳光很好。
  我用左眼看,天上有两个太阳。它是花的、重影的,斑驳的,就像是并蒂的向日葵;单用右眼看,天上只有一个太阳。是圆的、灿烂的、火红的……看人也一样。
  说实话,当我看阳光的时候,我很惭愧。我为我自己、为每一位国人惭愧。我做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很不成功,天天流泪。你想,一个大男人,天天不停地流泪、擦泪,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对自己说,你死了算了。可后来,我明白了,那是因为一根线,一根羊肠线,这根羊肠线是国产的。后来做第二次手术,换了进口线,就大不一样了。我真想大喝一声:我,我的同胞。咱们自己对自己,能不能踏实一点。再踏实一点。不就一根线嘛,咱就从做一根线做起!
  我等着梅村,我期望她能说出那句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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