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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所属书籍: 生命册

  我接的第一个电话莫名其妙。
  电话里,一个老憨腔,上来就说:……丢啊,我是你舅。
  我一下子火冒三丈!我心里说:我是你姥姥。你谁呀?这时候,电话旁边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叫我说,叫我跟他说。
  接下去我就哑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只有“嗯”的份了。打电话的是国胜家女人,按辈分我应该叫她三婶的。童年里我吃过她的奶,她奶上有颗黑痣……我说:三婶呀,你……她说:丢,丢啊,你三婶子可从没跟你张过嘴呀。我说:你说吧。三婶你说。她说:我侄子,我亲侄子,我娘家兄弟的孩子,考大学了。你在省里,可得给录了啊!我说:三婶,他考多少分?报的是哪所学校?是不是第一志愿?……她说:这吧,丢。让你舅给你说吧。我亲兄弟。你舅,让他说吧……
  往下,我无话可说。我不能告诉她,在省城,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一个助教,我只有一个床位……我说不清楚。我只能说,好吧,我给你打听打听。三婶最后还叮嘱说:该花钱花钱,该送礼送礼,到时候我还你。
  这话重了。饥饿的年代里,我吃过人家的奶,我不能不问。可我问谁呢?我先是找了系主任,魏主任说:你去院招办问问。院招办的人跟省招办的人熟一些。我说:招办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找谁呢?主任看着我,看得我脸都红了……这时,他才说:你去找院招办的赫主任,我给他打个电话。在那个夏天里,为找这个赫主任,我三天往学院的招生办公室跑了十八趟。我记得这个招办的赫主任是个麻子,麻子点多,他躲起来了……于是,我动用了我刚刚在学院里靠微笑建立起来的、薄得像一张纸似的人际关系,我甚至觍着脸去找我那些家住省城有些背景的学生……总之,我打听来打听去,终于把三婶家亲戚、“舅家孩子”的分数打听出来了。
  他的成绩是三百八十七分。那一年全国统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是三百八十八分,他差了一分。差一分就没希望了。
  我正替他惋惜,电话铃又响了。电话是三婶打来的,三婶说:丢,咋样啊?你舅家孩子那事,成了吧?我说:没成。他差一分。她说:多少?我说:三百八十七,差一分。她说:嗨,不就一分么?你说说,给录了。我吓一跳,说:三婶,这可不是我说了算的。全国统一定的分数线,谁也不行……三婶说:丢,你不是在省里么?我说:我我我……三婶说:丢,我就求你这一回。孩,你办了吧?当年你连吃带咬的,奶头都给我咬烂了,我那奶水可没收过你一分钱呢!……(别急,叫我跟他说。)丢啊,明儿,我就带着你兄弟找你去了。天坍下来,你也得给我办了!
  当天晚上,我咬咬牙,提着两瓶酒两条烟,去给赫主任送礼。我想求招办的赫主任帮帮我,想办法把“舅家孩子”给录了,这也算是我给村里人办了件事情。那天夜里,我先侦察好了路线,尔后顺藤摸瓜找到了民政厅家属院二栋六单元三楼三○二房(据说,赫主任的小姨子在民政厅工作,这里有一套空房子,他躲到这里来了)。屋里有灯,这说明我找对地方了。那是我第一次单独去给人送礼,没有经验,心里揣个兔儿,老怕被人撞见。我在楼道里站了很久,三上三下,每当我鼓起勇气,要上去敲门的时候,总有人从楼上走下来……在黑暗中,我发现,找到这里来的人还真不少,这都是些有“门道”的人。我躲在楼梯台阶的后面,听见一男一女从楼上走下来,那女的说:一千够么?少不少?那男的说:够,够了。有局长的条子,都是熟人。楼道里很黑,我看见人一拨一拨地从上边走下来,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等人都走光了,我才上去。
  等我敲开门的时候,赫主任愣了,他看着我,说:吴志鹏,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赫主任不简单。麻子点多呀。学院那么大,人那么多,他跟我也就照过几面,居然能记住我的名字?!我有些激动,我说:赫主任……赫主任摇了摇头,没容我说下去,手一伸,很勉强地说:进来。进来说。我就这样灰溜溜地进了门。进门后,赫主任看见了我手里提的东西……赫主任说:吴志鹏,课上得不错嘛。怎么也学这一套?我说:赫主任,我老家的一个孩子……没等我把话说完,赫主任就笑了,赫主任“星光灿烂”。赫主任再次摇摇头,仿佛很理解,也很无奈。他下意识地拢了几下头发,他的头发着实不多了,前边那一绺用发胶粘在脑门上,看上去很滑稽。待赫主任象征性地拢了头发之后,淡淡地说:坐,坐吧。我忐忑不安地在沙发上坐下来,把手里提的礼物顺手放在了茶几上。
  不料,突然间,他的态度变了。赫主任看着我,很严肃地说:小吴,不是我批评你。你年轻轻的,不该呀。你怎么……啊?说着,他很不屑地咂了一下舌儿: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把东西掂走。有事说事,东西必须掂走!……就这么三言两语,他把我打发了。我知道,是我的烟酒寒酸(不是最好的。我没有钱买最好的),人也寒酸。我手里没有某某领导写的条子。
  我哭了。我的心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三婶说……
  接下去,电话就多了,隔三差五有电话打过来。保祥家女人在电话里哭着说:……丢,天坍了呀!我说:婶子,你别急,天怎么就坍了?她说:你叔的农用车在漯河撞住人了,让那边警察给扣了。这车是六家凑钱买的,你四婶、五婶、六婶,还有春成家……你打个电话,让派出所把车放了吧。我说:婶,这、这事……她说:你不在省里么?你一个电话,事不就办了?我说:我我我……句儿奶奶声音颤巍巍地在电话里说:丢,真欺负人哪!不叫人活了呀!你七叔都当了十六年的民师了,这会儿叫人裁了……都是因为咱没人哪!丢,你是省里大干部,你打个电话,给县里说说吧。说啥也不能裁你七叔,你七叔几天不吃饭了,寻死觅活的,咋办哪?……海林家女人在电话里说:……丢,你这个穷婶子你还认吧?你帮个忙吧,你侄子眼看就匪了呀!你不能看着他住监狱吧?丢啊,你救救他吧,孬好在省里给他找个事做,这对你不算啥,就一句话的事……
  我的心一阵一阵揪着疼,就像是在火上烤。我知道我欠他们的,我欠他们很多很多。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说,我怎么不是省长呢?我要是省长,全都给他们办了。我很想腐败,可我没有腐败的条件哪!
  我接的第二百二十七个电话是东城区公安分局打来的。接了电话,里边是一个男子的声音:你姓吴吧?我说是。他说:吴志鹏?我说是。他说:拿钱吧。拿钱领人。我说:怎么了?电话里说:你说怎么了?你这哥是怎么当的?你妹子干的事你不知道?拿八百块钱领人。回去好好教育。我说:你谁呀?我没有妹妹,凭什么拿八百块钱?电话里说:我分局的。一个叫蔡苇香的,你认识吧?我迟疑了一下,说:认识。她怎么了?他说:你说怎么了?在洗脚屋把人家玻璃门给砸了……你领不领?你要不领,就送她去“劳教”了。我说:等等,你等等。能不能少交些钱?……电话里说:你买红薯呢?还讨价还价?这是罚款!我说:那那那,分局在哪儿呢?他说:分局在哪儿?你说在哪儿?你不会问!“啪”一下,电话撂了。
  天哪,那时候我一月才七十九块钱,原来才五十二块,刚提的工资。他一张嘴就是八百,我上哪儿凑钱呢?可她是老姑父的女儿,我已经找了她两年多了,我不能不救。
  当我骑着一辆自行车赶往东城区公安分局的时候,一路上头嗡嗡的,人就像个火药桶,差点撞住人。我想骂人,我甚至想杀人!我好不容易在省城建立起来的一点点人际关系,在一次次求人办事、四处借钱的过程中已经用尽了。我的同事看见我都躲着走,生怕我向他们借钱。可我没有办法,我还得借……
  到了分局,我堂堂的一个大学讲师,却像孙子一样,见人就点头,一路叩问,终于问到了治安大队办公室。一个胖胖的警察对我说:你是吴志鹏?我说是,我是。他问:钱带来了么?我说带了。他说:不是你亲妹子?我说:也算是。一个村的。他噢了一声,说:你等着吧。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这姑娘匪了。我抓她两次了,屡教不改。要不是看她怀了孕,就送她去“劳教”了……我惊讶地望着他:她……怀孕了?
  等我见到蔡苇香时,她穿得是那样少,少得让人不敢看。她上身穿着一个米黄色的、露着半边奶子的丝绸短衫,下边是米黄色的绸短裤,头发烫得像鸡窝一样,脚上趿拉着一双红拖鞋,半蹲在那里,真成了一只“鸡”了。虽然是夏天,昨晚上下了一夜雨,她大约是冻坏了,缩着膀子,身子半弯着,我差点没认出她来。当着警察的面,她还埋怨说:哥,你咋才来呀?
  出了门,我本想给老姑父打个电话,让人把她接回去。可她的眼像锥子一样瞪着我,说:交了多少钱?我说:八百。她说:好,我会还你的。可有一样,不准告诉我爹。不准给村里人说一个字。要不然,我就说我肚里的孩子是你的,你信不信?……我无话可说。这不活脱脱的一个女流氓么?
  我说:香,我给你买张火车票,还是回去吧。
  她说:我不回去。不混出个人样,我决不回去。
  我说:香,老姑父都快急疯了……
  她说:别提他。别提我爹。
  我说:那你,就这么……
  她说:你说这话有意思么?得了便宜卖乖。我爹把好处都给了你了。所有的机会你都占尽了,你还想怎么着?
  我说:我听说,你,已经被抓了两回了。你说你……
  她说:你的机会不也是送礼送出来的么?卖啥都是卖,我卖我自己,又没卖你。咋,心疼钱了?我说了,我会还你的。
  我说:我是心疼你呀。
  她说:别。丢哥,你是名人,我是贱人。各走各的路吧。
  我这已经是第二次跟她见面了。调进省城之后,我平生第一次进脚屋,就是她给我洗的脚……我知道她恨我。她也恨她父亲。她是一颗仇恨的种子。她眼里有很多蚂蚁。我从小就熟悉蚂蚁,她眼里汪着一窝一窝的蚂蚁。蚂蚁的灯是黑的。
  我说:你身子……
  她说:这事你别管。我有办法。
  我说:那你……
  她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钱,我会还你的。记住,别告诉我爹。说完,她很快混在人群里不见了。
  我推着自行车,傻傻地在马路边上站着。
  我几乎就要崩溃了。
  我身上的“包袱”太沉重了,一个无梁村就快要把我压垮了。伟大领袖说,他身上既有猴气也有虎气。我倒很想变成一只狐狸。我要是狐狸就好了,我很想轻巧地把“包袱”甩掉,站在高处看风景。我想说:我是个孤儿,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可我做不到。
  我害怕接电话。我一听见电话铃声就头皮发麻!我始终也没有弄清楚是谁把单位的电话告诉村人的。我曾经怀疑过“油菜”。我在心里无数次地大骂吴有才,我不就在你那儿住了一晚么?你就把我供出来了……可我也知道,这与“油菜”没有多大关系。自分别后,“油菜”从未找过我。我想,我大约成了无梁村的一根“稻草”,成了他们惟一能抓住的东西……他们一旦有了困难,迫切地希望能得到一个“官人”的庇护。可我不是官员。
  有一段时间,我试着想当一当狐狸。我很想当狐狸。我看不起自己,我蔑视自己,可我禁不住还是想当狐狸。每当有电话找我的时候,我就拿捏好腔调,对着电话撇一串北京话说:喂,你哪里?谁?找谁?……噢,找姓吴的是么?什么,口天吴,他不在呀,不在。出差了……什么时候回来?这就难说了……喂,找谁?王,这里没有姓王的。胡?没有。没有这个人。打错了,你打错了。这是机关!……喂,哪位?兔子?哪有兔子?谁是兔子?你?噢,你找……丢?谁丢东西了?找派出所去,乱弹琴。噢,找姓吴的,口天吴,吴志鹏是吧?好像……有、是有这么个人。可他走了。是啊,是。走了,调走了……调哪单位?那就不知道了……我甚至试着想流氓一下,我对着电话说:喂,我是谁?我是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我调你一万吨小麦。你谁呀?……我是你大爷!
  没有人愿意活在愧疚之中,每当我打完电话,回过头来,我心里的泪就下来了。我看见了无边的田野,我看见了家乡的牲口棚,我看见倒沫的老牛正在瞪着眼骂我呢:吴志鹏,你吃人奶拉猪屎,驴粪蛋外面光,真不是人哪!
  我躲避电话,就像是躲瘟疫一样。流氓很好,流氓很轻松。你只要不把自己当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染一染,用墨汁把心染一染。我跳出来了,心一墨,我就跳出来了。有那么几次,我也来点恶作剧。每每有电话铃响起,凡是找我的,我把电话听筒拿起来,我坚决不说人话,不说中国话,我给他来叽里咕噜:first,second,third,fourth……听着那二百里外的声音,就像是跟土地爷说话。满嘴跑舌头,作的是假揖,烧的是空香。在乡村,只有土地爷是可以日哄的。
  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一次,一位女同事大声喊我接电话,我不能不接……可我接了之后就后悔了。那个电话是老姑父打来的,我不敢推辞。老姑父在电话里说,丢,出事了。我一听,顿时心惊肉跳!我壮着胆子问,出什么事了?老姑父说,你六婶,也就是印家女人,还记得吧,你吃过她的奶。她孙女,三岁,去年掉河里淹死了。我噢了一声,竟然不敢大声回话……老姑父说,你听见了么?我说电话里有杂音,听着呢,我听着呢。老姑父说,好在她儿媳妇又怀孕了,就是坤生他两口,偷偷托人让县医院查了,还是“龙凤胎”。不管怎么说,这算是一悲一喜,我心里松了口气……可就在这时,老姑父又在电话里说,这会儿他们正往省城赶呢……顿时,我的心又提起来了。我声音都变了,开始颤抖,说:怎、怎么了?老姑父说:难产。医生说,得剖腹……丢啊,你给找个好点的医院,平平安安地把孩子给生下来。要不,一家人都坍天了。我硬着头皮说:行啊,行。
  我心里说,我又得托关系了。我找谁呢?可我还得找,我不能不找。有时候,我觉得我脸上真的刻有字,我就是一个卖“脸”的,村里人派我卖“脸”来了……当我四处求告,上下托人,终于把孕妇送进病房的时候,我才暗暗地松了一口气。我觉得,我终于给村里人办了一件事情。
  可是,没过几天,又出事了。那天下午,我刚刚下课,六婶的儿子坤生又找到学校来了。他丫站在教室外边,脸苦得像倭瓜,眉头皱得像晒干了的生姜。我心里一沉,忙问:生了么?他说:生了。我说:是龙凤胎么?他说:是……我说:大喜呀。不料,就在教室的外边,他却慢慢地跪下了。他满脸都是泪,跪在我的面前。
  我说:坤生哥,你这是干什么?
  他神魂颠倒地说:……我看见阎王爷了。
  我说:谁?……怎么了?
  他喃喃地说:阎王爷举着勾魂牌勾人来了。
  我说:你起来,起来说。到底怎么了?
  他说:兄弟,你是贵人,学问大,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我厉声说:起来!
  他突然扑上来抱住我的双腿说:脑瘫。医生说是脑瘫……兄弟,你救救孩子吧。
  “轰”的一声,我脑子一下子短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紧紧地抱着我的腿,说:兄弟,妞(病)重,妞就不说了。这男孩(病)轻,你得帮我保住,我求你了。
  我哄着他,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可我同样是六神无主。我只是说:你别急。想想办法,咱想想办法……我突然发现,这是个无底洞。他是想把我拽到无底洞里去。我吓坏了,立时就有了想逃跑的念头。
  此时,坤生哥已经迷了。他像个疯子似的紧紧地拽住我,哀求说:丢,兄弟,我求告无门,只有来找你了。你嫂子剖了腹,还在病床上躺着,俩小的都在保温箱里……一夜抢救花了五千七,我就带了三千块钱,就这还是凑的。人家说,得再交两万,再不交钱就停药了!兄弟,妞我不要了。妞不说了,那男孩还有救,你救救他吧……说着,他又要下跪。
  我拽住他,不让他往下出溜,再一次问:脑瘫?
  他机械地说:脑瘫。
  我继续哄他,我说:你别跪我。走,我领你去个地方……这是个无底洞。我不能再向人借钱了,我也借不来钱了。我对自己说,我不要脸了。我的脸已薄成一张纸,这人情我再也不能欠了。我领着他走上大街,在茫茫人海里漫无目的地走着。天黑了,到处是灯,彩色的灯,霓虹灯一处一处闪烁,晃得人心慌。我望了望天空,如果天上能下钱就好了。可天上下不来钱……他紧跟着我,一步不落地往前走。我却只想把他甩掉。我一边走一边想着甩掉他的办法。坦白地说,那时候,我随时都会抽身走掉。
  走着走着,我终于想起了一个办法,甩掉他的办法。我把他领到了一家报社的门前,伸手一指,说:坤生哥,不是我不帮你,你兄弟一月才七十九块钱,村里一天到晚有人找,我已欠下了一屁股债,打死我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我说:我给你想个办法。
  他神色迷离,两眼发直,说:……你是说抢银行?
  抢银行?我脑海里飘过了一丝念头,这念头把我吓住了。我也看见银行了,我看见了银行的大字招牌:中国人民银行……是啊,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往歪处想了。
  我说:你找死啊。谁让你抢银行了?你看见对面了么,那是报社。你也别跪我了,跪我没用。我给你写几个字,你到报社门口,往地上一跪,把这张纸举起来,只要里边有人走出来,你就跟人说,边哭边说……这事,只要报纸登出来,说不定就有人管了。
  他很无助地望着我,说:兄弟,你呢?
  我说:我现在就去给你借钱,能借多少是多少。记住,他们不答应你,千万别站起来……说完,我拔腿就走。
  我真是个流氓啊。我就这么把他撂在了大街上……我狠下心来,像逃跑一样大步往前走。我对自己说:别回头,千万别回头。一回头心就软了。等我走了一段路,拐过一个街口,侧过身,悄悄地回望着报社门口,只见他果然跪在了报社的台阶上,手里举着我写的那张纸……他很无助,不时地四下望着,他在找我呢。我眼里的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坦白地说,我没打算给他借钱。我已经很“孙子”了,借钱的人都是孙子。我堂堂一个大学教师,见人就借钱,这算怎么回事?我很无耻。我知道自己很无耻。童年里我吃过六婶的奶,吃过六婶擀的芝麻叶面条,我还吃过印叔的烤红薯,在大雪漫天的时候,印叔在麦秸窝里找到我,把我背回家去,给我了一块烤红薯。我上大学时,六婶塞我手里六毛五分钱……这些我都记着呢。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拿什么报呢?
  我一时悲凉,一时气愤,心里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只想一头撞到墙上去。我怎么活得这么窝囊?这么憋屈?说起来我是个大学教师,走出来也人五人六,体体面面的。可我算是什么东西?!我怎么就割不断这层关系?怎么就扒不掉“农民”这层皮呢?我心里说,我都快要给逼死了。我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上午,我刚刚跟系里的主任吵了一架。老魏是个好人。一直对我很赏识、很照顾。就连我的职称,我的讲师资格,都是人家老魏给争取的。评讲师需要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三篇论文,可那时候我只发表了两篇,有两篇还在“路上”呢……是人家老魏在评委会上力排众议,给我争取来了一个指标。可老魏也开始对我有意见了。老魏一激动喜欢叩桌子角,他的指头弯起来在办公桌上连连敲击着说:志鹏,做学问应该心无旁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你说说,你都干了些什么?我说:我怎么了?老魏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堕落。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一个做学问的人,不老老实实做学问,整天勾勾连连,到处拉关系?还到处伸手问人家借钱?!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视金钱如粪土!你看看你?成什么样子了?一身的农民习气!……说实话,那一刻我很不冷静,我就像是给人揭了秃疮上的疤,我就像是让人踩住了老鼠尾巴,“农民习气”这四个字太扎心,是我最不爱听的。我一下子暴跳如雷!我把手里的书往桌上一摔,说:我他妈就是“农民”。谁不是“农民”?查一查,查三代,谁敢说他不是“农民”?!老魏气得嘴角上冒白沫,他没想到我居然出言不逊,敢顶撞他?!老魏的语调突然低下来了,他无比失望地说:好,下不为例,我再也不说你了。你走吧。我当时一怔,赶忙挽回。我说:魏主任,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他摆摆手:不说了,不要再说了。
  现在想想,人家老魏说的对呀。我是个做学问的人,我好不容易、连骨碌带爬地逃出来了。我何必呢?……我要割断与无梁村的一切联系。我必须割断这种扯不断理还乱的“狗狗秧”关系。不然的话,我一天也不得安生!
  我一路走,一路安慰自己:不是你不想救,是你救不了他们。他们没文化,不知道脑瘫是一个什么概念。我查过资料,脑瘫就是新生儿先天性缺氧缺血性脑病、脑损伤并发的综合征,而且就目前的医疗状况来说,全世界尚无特殊治疗方法……那就是个无底洞!我不能把自己填到无底洞里去。我卖脸卖够了,我再也不想求人了。
  我对自己说:跑了吧。
  这天夜里,我像做贼一样,又偷偷地去了一趟儿童医院。我心虚,我要看看“包袱”甩掉了没有。儿童医院门前熙熙攘攘的,到处都是抱孩子的妇女。那些孩子的哭声乱麻麻的,就像是油锅里煎出来的号角;那些妇女的眼光更可怕,一个个都像刀片一样……我尽量躲着她们,侧着身子走,我连正面对人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悄悄地来到后院的住院部,顺着一排病房的后墙朝着婴儿室看。看了婴儿室又去看特护室,我不知道哪个保温箱里的婴儿是六婶家的“龙凤胎”。他们不是下凡的“金童玉女”,是阎王爷派来的“小鬼小判”,他们是讨债来了。我不敢走得太近,我怕被人认出来。这时候,要是谁叫我一声“丢儿”,那会把我魂儿吓掉!
  我趴在窗玻璃上往里看,灯光下,电流嗡嗡地响着,我看见患病的婴儿在一个个保温箱里躺着……孩儿,你那么小,你受罪了。孩子,这可不怨我。谁让你不托生在富贵人家呢?你要是希腊船王的女儿就好了,生下来就是亿万富翁的继承人,有整整一个顾问班子为你效劳;你要是英国皇家贵胄也行,生在白金汉宫里,有皇家御医为你操心……可你生错了地方,谁让你生在了平民百姓家呢。孩子呀,你要是有怨气,就去找阎王爷告状吧。千万别怪到我头上,我担不起呀……我心里很酸。我不是狼,我还没有变成狼呢。我只有当狐狸了,逃跑的狐狸。也许明天或者后天,老姑父就带着无梁村的人来了,他们会把我“吃”了。他们一个个会点着我的鼻子说,忘恩负义的东西!
  我冤哪,我冤死了。现如今我已塌了一屁股的债,我甚至不敢到学校食堂里去吃饭,我怕人看出我的寒酸。我总是趁没人时才去打饭,我只吃五分钱的咸菜……我还知道那个名叫梅村的女学生已开始对我有点意思了。我看出来了。可我已顾不了那么多了。鲜花是人家的,美女是人家的,你是一堆臭狗屎,就不要瞎想了。
  唉,我本想着,再熬上几年,评上教授职称,说不定就当上“博导”了。可我连自己的事情都解决不了,还怎么给人“解惑”?
  我就是“惑”。
  那晚,我在大街上整整走了一夜。
  我在考虑,是不是把这个好不容易挣来的“铁饭碗”给砸了?
  这几年,我已先后发表了九篇论文。我的新作就要出版了,我快要评上副教授了,还有女学生梅村的目光,媚媚的、水水的、含情脉脉的……这一切我都不想舍去。
  鲜艳欲滴呀。就那声音,滴溜溜的,火焰焰的,实在是挡不住的诱惑呀。我曾告诫自己:忍住。啥贵不吃啥。可我还是忍不住偷一眼偷一眼地去看她。我说过,我不再“跑步”了。我咬着牙,苦读苦熬,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铁律。可是,从此,那梅村倒找上门来了,不时地找我提些“问题”……有几次,我在食堂里碰上她,她说:吴老师,你怎么这么晚呢?都没饭了。我说:噢噢,有点事,耽误了。我忍着,不看她,故意不看她。再后,在通往饭厅的路上,我又碰上了她几次……我发现,她是有意的。她的衣服经常换,每次都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面前。事情就是这样,你不招惹她,她招惹你。这就是反作用力效应。有时候,距离拉得越大,向心力就越大。我有什么办法?
  女学生梅村告诉我说,要常喝酸奶,酸奶养胃。我应着。我说,噢。女学生梅村说,早上最好吃一个鸡蛋。晚上最好喝一杯牛奶,吃一个苹果。我说,噢噢。可钱呢?钱。她还说,你听音乐么?日本喜多郎的,浩瀚,广袤,苍凉。你一定要听。她知道什么是苍凉?城里人,干部家庭,家里四个老人供着,还说苍凉?她不知道,我背着一座山。我不会告诉她,我也不敢告诉她,我到底是谁。我还是想看她,远远地……农家孩子,活人要紧哪。
  在她面前,我还要伪装下去么?
  在这里,我还要伪装多少年?
  大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了,车声渐稀,天空中残缺着半个带豁口的月亮,惨白。我望着一座一座楼房,我望着那一格一格的灯光,我到现在还没混上属于自己的“灯”呢。我还需要熬很多年,才能在其中一所楼房的“格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纵是这样,我也愿意熬下去。我本来就是个苦出身,我不怕吃苦。再说,这比我以前好得太多了……可那些电话淆搅了我的专家梦,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我一脑门子都是电话铃声。我被狗日的电话困住了,一根线就把我给拴死了。电话实在是太可怕了,我都得了电话恐惧症了。兔子说,丢,大事你办不了,小事总可以吧?你给我买几瓶农药,我地里生虫了。五方说,丢,你给我递个状子吧。也就是串个门,递给省政府,最好给省长说说我的事,老冤……铁蛋说,丢,你给我弄个文凭,假的也行,出门让我也唬唬鳖儿们。国灿说,兄弟,给你哥办个证,就是那种营业执照,操,我卖个凉粉,动不动就罚我。连成哥说,丢,你在省里,人头熟,给银行说说,也给咱贷点款……保贵说:丢丢丢,我尻,给弄两吨化肥!到时候咱五五分成,我给你回扣……狗日的电话!
  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了“走”的念头,这念头如此强烈。我心里说,我得走,我得离开这里。不然的话……
  我难受啊!我心里还是很难受。我把坤生哥撇在了报社门口,他还在那儿跪着呢。不知要跪到什么时候?我实在是无法面对他们……钱,在这里,成了一种声音。成了尊严的象征。钱已经把我逼到了死角里,无路可走。钱爷爷,钱奶奶,钱祖宗,我的乡亲在那儿跪着,你叫我怎么做人?!
  我像游魂一样在大街上转着,从大学路,到大石桥、九孔桥、栈桥、湖北路、南京路、花园路……我对自己说,辞职吧。你没有办法,你见死不救,你也救不了谁。既然如此,你实在没脸再在这个城市里待下去了。
  其实我心里熬煎着呢,我仍然担着一份心。一直到黎明时分,卖早点的小摊一个个都摆出来了,我到卖胡辣汤并代卖晨报的小摊前买了一份报纸。翻开报纸,我一眼就看见了坤生哥,坤生哥的照片上了二版的“头题”!坤生哥跪在那里,手里举着一张字……二版上有一行烫眼的黑体字:救救孩子!
  我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我对自己说,孩子有救了……你可以走了。
  我之所以敢辞职,敢把饭碗给砸了,也是有原因的。
  在省城的这些年,我一直与一个绰号叫“骆驼”的昔日同窗保持着书信往来……他一直在诱惑我。可以说,是他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一个伟大的时代就要来到了。他还卖弄一句英文:new money(新钱)。我们将成为这个时代的——new money!
  可临走之前,我还想见梅村一面。
  我对自己说,做个了断吧。
  其实,那只是个借口,我还藏着一份私心。我希望她能等我,等我五年。五年后,我回来娶她。古人说得好,“花开堪折直须折,莫等无花空折枝”。樱桃熟了,假若五年后再摘,那还是“樱桃”么?只怕早变成“核桃”了。我也知道,这么美丽的一个女子,她身后怕是站着一个连的追求者……可这是我此生第一次恋爱。我不抱希望,我只是这样想。妄想。
  虽然不抱什么希望,可我还是想见她一面。你看,我痴心不改呀。
  就要走了,我一下子变得勇敢起来。在我递了辞职报告之后,第二天夜里,我把她约到了学院的操场上。操场很大,月光下,人是墨的,一影儿一影儿的淡墨,是夜色遮蔽了我身上的“穷气”。我一无所有,可我已经有了武器。
  我说:我要走了。跟你告个别。
  她很惊讶,说:走?去哪儿?
  我说:我辞职了。离开学院……
  她说:你疯了?不会吧?
  我说:就快要疯了。可惜,没疯。
  她笑了,说:不发烧吧?
  我说:三十七度。正常。
  我说:你还不知道吧,我是个孤儿。
  往下,我坦白地告诉她,我的出身,我的童年,我的成长过程……这就是我的“武器”,我早已准备好的“武器”(记住,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还有一件东西可以使用,那就是“诚实”)。看着对方的眼睛……有时候,“诚实”也可以当做武器。
  夜色里,美人还是美人。梅村在朦胧的夜色里就像是仙人,恍恍惚惚地呈现着飘逸的、凹凸有致的身体曲线,有一种虚拟化了的淡雅之美。她的呼吸让人麻醉,就像是虚拟的仙间幻景。她的脚步声一格一格的,节律分明,就像是告别的挽歌,让人心碎。我深吸一口气,我知道我没有希望。可我还想做最后一次努力。我想好了,即如说我得不到人,我至少还能保存这么一份美好的记忆。
  月光下,我们两人在操场上漫步。我很平静地讲述着“自己”,就像是诉说一个外人的故事。她静静地听着,有时候,她会突然回过身来,侧着身子,一边退着走,一边惊奇地望着我,好像在说,这就是你呀?真的是你么?有时候,她会意地笑了。笑得很含蓄,很动情,眼里流露出母性的光芒。
  我告诉你吧,据我的观察,对那些家境好、出身好的女孩子来说,“诚实”一旦成为武器,是最能打动人的。
  她说:童年里,你的作业本都是烟纸盒做的?
  我说:是。
  她说:大雪漫天,你独自一人睡在草窝里?
  我说:是。
  她说:三天里,你就吃一块烤红薯?
  我说:是。
  她说:抱着一块窑里的热砖?
  我说:是。
  她说:你对那块热砖说:妈,暖暖我?
  我说:是。
  夜色里,我看见她眼里有了泪光……
  我说:我坦白地告诉你,我是个穷人……我穷得就剩下思想了。
  她说:你要我等你。等你三年?
  我说:是。(我没敢说五年,五年时间太长了。我怕她等不及。也许,到了一定的时候,我再告诉她,再等我两年吧。那时候,她如果真能等我三年,就不会在乎再等两年。你说是吧?)
  她说:你说,三年后回来迎娶我?抱着九十九朵阿比西尼亚玫瑰。什么是阿比西尼亚玫瑰?
  我说:世上最好的玫瑰。
  说实话,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是阿比西尼亚玫瑰。我是从一本外国小说上看到的。阿比西尼亚玫瑰表达的是一个态度:我爱她。这也是我想象力的极限。三年,或者五年后,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回来?有没有这个能力?假如我回来,假如她等我……我手里一定会有九十九朵玫瑰!
  当时,她并没有答应我。她说:你让我想想。我得想一想。
  月光下,我望着她。我的眼舍不得离开她。四目相对,我就快要傻了,一个绝望的傻子。我说:好。再见。说完,我扭头就走。我对自己说,走。赶快走。该说的你都说了。再不走,你就失控了。到目前为止,你还正常。一旦失控,往下就不可收拾了……
  现在,我也坦白地告诉你,那天晚上我所说的“真实”,只是局部的。我虽然是苦出身,也不是没人管的。我的“诚实”里有诈。
  这天夜里,回去后,我躺在床上,却没有一点睡意。房间里空空的。原是三个人住的,现在一个搬走了,一个回家了,寝室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明天天一亮,我也要走了。我心乱如麻,我想着梅村,我想着村里人,我想着坤生哥,我想着躺在医院保温箱里的孩子,我还想着我的未来,这一切都不可知。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我说过我要切断一切联系,包括……梅村。可是,下半夜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敲门声,声音虽然很轻,一豆一豆的,但急切。
  当我拉开门的时候,月光下,一股带着香气、带着肉味的甜丝丝的气息扑进了我的怀里。这是梅村。梅村一下子扑到了我的怀里,气喘吁吁地说:我睡不着。我想……暖你。让我暖暖你……我脑海里“轰”的一声,炸了!
  往下,我就没法跟你说了。我崩溃了。我一泻千里……我又一次失败了。是惨败。我的痛苦是无法言说的。我哭了,满脸都是泪水,我委屈,我尴尬,我捧着光艳艳的肉体却……她小声地安慰我:你怎么了?吴老师,你别哭,这不怪你。是我不好……我无话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没人对我这样,我长这么大,从没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让我暖暖你。这话足可以让我记一辈子!
  那晚,我和梅村光光地躺在床上,我们赤诚相见,却……这是我的耻辱。也许,是那对“龙凤胎”害了我。那一对“龙凤胎”各自躺在医院的保温箱里,睁着一双眼睛默默地看着我,他们在嘲笑我。
  我说:你……真好。
  梅村说:实话告诉你,我不是处女。
  梅村说:我的童年,也不幸福……
  梅村说:我七岁时跟着母亲嫁到了继父家里,我继父很坏……
  梅村是善良的。正是我的诚实,还有我的失败……也许是为了安慰我,梅村也坦白地讲述了她的身世。她的声音像玉米粒一样,一粒一粒地、断断续续地响在我的耳畔。可那时候,我整个人就像条死鱼。我被痛苦撕咬着,悔恨交加,脑海里嗡嗡响,根本无心听她说些什么。我只是一遍遍地恨自己的无能!我已经绝望了。
  黎明时分,门响了一声,梅村走了。梅村没有责怪我。她只是悄无声息地穿好衣服,走了。
  我们没有说再见。梅村,让我心痛的、我惟一爱过的女人,就这么默默地分手了。
  我说过要送她玫瑰的。
  ——近乎于谎言的阿比西尼亚玫瑰。
  一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有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卉市场。全球百分之九十九的玫瑰都来自这里;全世界所有最名贵的花卉也都在这里交易、定价。这里拥有花卉的最终定价权,尔后由飞机空运到世界各地。另外,当我有了钱,当我能买得起玫瑰的时候,我才知道,阿比西尼亚玫瑰并不算是世界上最好的玫瑰,它只是花期长,朵大,是玫瑰的一个品种。
  是啊,当我有钱的时候,当我可以买得起任何品种的玫瑰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爱情。我有钱买花了,可我已没有了可以送花的人。
  等我后来再见到梅村的时候,她已是离了两次婚的女人,正打着第三次离婚官司,憔悴得不成样子了。见到她时,在一个大风天里,她包着头巾走在大街上,手里牵着一个孩子……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认为梅村是善良的。在此意义上说,善良并不等于幸福。善良的人容易轻信,也是最容易受到蛊惑的。这是后话。
  对于花卉,我了解的并不多。应该说,就我见到的、最让人惊心动魄的,还是那盆“汗血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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