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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血腥的春天

所属书籍: 三家巷

  半年之后的一个春雨之夜。周家三兄弟都在神楼底里呆着。周金躺在自己的床上,周榕躺在周炳的床上,周炳坐在写字台子前面,拿铅笔轻轻敲着桌面。忧郁和沉闷笼罩着人间,无声的春雨跟着缓缓的凉风从窗户飘进来,院子外面久不久一滴、一答,一滴、一答地响着,和周炳的铅笔敲打声互相应和。这时候,周榕失业已经半年多了,离婚也半年多了。周金因为前两天听说上海的总工会叫蒋介石查封了,工人纠察队叫国民党军队缴械了,上海的血腥屠杀开始了,就赶回省城来,一直忙着没回石井兵工厂去。周炳虽然恢复了学籍,仍然在高中一年级念书,但是跟学校总是貌合神离,对功课根本提不起一点兴趣。这天晚上一吃过晚饭,他们就是这样躺的躺,坐的坐,到现在还没有人开过腔说话。抽了数不清的生切烟之后,周金到底开口了: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是因为出了个袁世凯。这回国民革命眼看着要成功了,却又出了个蒋介石。工人阶级的命运好苦呵!”

  周榕接上说:“是呀!可咱们该怎么办呢?这两年来,我一直就没闹清楚。为什么我们对国民党那样好,他们对我们总是那样坏!我们吃小份儿,他们吃大份儿。可是我们过的心惊肉跳,他们倒是大不咧咧地满不在乎。现在对工人,对共产党员,对革命的青年男女,又是这个样子!这论交情,论道义,论天理,论良心,都是说不过去的!”

  周金把床板拍了一下说:“可不就是咱们把那姓蒋的惯坏了!他要雨就雨,要风就风!去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的事情能放他过去,什么事情再不放他过去!你瞧着他还要当总统、皇帝呢!你能奈他什么何?”

  周榕阴沉地说:“话是这样讲了,可也是形势所逼:那会儿人家是主,我们是客;人家是领头,我们是跟后;人家本钱大,我们本钱小。你又能怎么样?何况那时候姓蒋的还是个左派呢!”

  “左他娘个屄!”大哥粗暴地吼喊起来了。“欺骗!上当!耻辱!人家坐轿子,我们抬轿子。人家是东家,我们是扛活儿。人家叫住就住,人家叫走就走。我们兵没个兵,官没个官,钱没个钱,权没个权。什么把柄都抓在他姓蒋的手里。这是革的什么命!”

  周榕在床上翻了一个身,长长地叹了口气道:“嗐!多气闷哪。时势如此,也说不得那许多了。总之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是了。人家当头做主,你不是在人家手指缝里讨生活又怎么的?现在希望国民党还有一点革命良心就是了!”周炳也拍了一下桌子,发脾气道:“这不可能!他能解散总工会,缴工人纠察队的械,杀了那许多人,还有什么革命良心?这不跟吴佩孚、孙传芳、段祺瑞一个样儿了么?除非咱们工人纠察队能够把上海占领下来,跟他硬干一场!除非咱们干脆和那姓蒋的决裂了,把他的命也给革了下来!咱们组织咱们的工人政府!”周金又抽上一根烟,说:“也许这是个好办法。也许哪一天用得着这个办法。什么国民革命,我看是没有指望的了。”周榕又翻了一个身,又叹了一口气,说:“恐怕还不能这样说吧。这太过于悲观颓丧了。大局还有可为,总是不走这一着好。咱们还有大敌当前,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蒋介石难道看不见?就说国民党,他们还有汪精卫呀,还有那个左派呀。咱们还是忍耐着瞧吧!”

  正说着,门外忽然响起了砰砰砰的急急的敲门声。大家的精神都振作了,神经也紧张起来了。两个青年男子跳了下地,周炳也唰地一声站了起来。周金对大家说:“不要慌张。

  没有什么可怕的!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个革命男子汉!”然后叫周炳去开门,自己站在窗前,仰望着那黑沉沉的天空,慢慢地吸烟。周炳扭亮了神厅的电灯,打开了大门,跳进来一个漂亮而壮健、大眼窝、大嘴巴的年轻小伙子,原来是杨承辉。他把雨衣一扔,就冲进神楼底,气急败坏地说:

  “坏了,坏了!出事儿了!反革命分子动手了!快走吧,走吧,走吧!”

  周家兄弟让他坐下来慢慢讲,他就勉强坐下,把刚才他怎么回学校开会,怎么远远地看见大批宪兵和警察包围了学校,怎么向附近小铺子打听,那小铺子老板怎么告诉他是抓共产党,已经抓走了一百多人等等情形,给他们讲了一遍。周榕说:“是了,照上海的方子抓药了。”周金说:“那自然是的。还有什么不是的呢?你刚才还说,不要过于悲观颓丧,话是说得早了一点,如今倒真地用得着了。也值不得大惊小怪,本来事前应该料得到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要走了,你们不是党员,你们怎么样?”杨承辉说:“我是学医的,平时又没有怎么出头露面,我用不着走。榕哥是要避一避风头的,他太红了。”周炳说:“如果大哥、二哥走,我也走。”当下决定三个人都走,就吩咐杨承辉去通知区苏,再去通知印刷工人古滔,要他们转知所有的朋友,暂时不要上周家来。杨承辉和他们依依不舍地道了别,就走出黑魆魆的官塘街,去找古滔。这古滔本来是香港的罢工工人,后来罢工结束,很多人留在广州做工,他也在普兴印刷厂找到了一份工。他听了情况之后,又和杨承辉约定,每逢阳历五号、十号的晚上,在海珠公园的东南角上会面。这边三家巷周家的人,也立刻行动起来。杨承辉前脚一走,他们三兄弟跟着就带上一点现款,对周铁和周杨氏只说要上韶关去几天,就连夜溜出来了。

  他们出了三家巷,一个劲儿向南走,经过官塘街,窦富巷,走进擢甲里,又由擢甲里穿过仙羊街,这样朝长堤走去。一眨眼之间,他们就变成无家可归的人了。他们并没有觉着害怕,也没有觉着哀愁,只觉着有一股无名的愤怒填满了胸膛。天上的雨好像住了,到处是湿漉漉的,很不好走。人家都关上了大门,小铺子都显得冷清清的,每一盏街灯距离那样远,又都是那样昏暗无光,好像整个广州城都叫那黑色的怪物吞到肚子里面去了。他们出了长堤,朝西拐,一直走到黄沙火车站,又回头朝东走,一直走到大沙头,只是在珠江边上徘徊,浑找不到归宿。他们想遍了亲戚朋友,都没有合于藏身的地方。想到旅馆去开房间,又觉着不妥当。想找间空屋破庙,倒也不难,只是叫人撞见了反为不美。想来想去,还不如租一只小艇子在珠江上过一夜,明天再做打算。主意拿定,他们就雇了一只小艇,讲明六毫钱过夜。三个人上船之后,叫把船从珠江北岸摇到珠江南岸——河南的堑口附近湾泊。他们上岸,找一间叫做“二厘馆”的那种炒粉馆喝过茶,吃过宵夜,才回船上去睡。周金和周炳一倒下就睡熟了。只有周榕一个人睡不着。他靠着船篷的窗口坐着,望着面前的迷蒙雨景出神。那雨夜的珠江,平静地、柔媚地打他的窗前流过,只听见十分细碎的脚步声。在笨重的黑夜的掩盖之下,一点也看不清她的颜容。远处,西濠口的灯光像大火燃烧一般地明亮。他望着那广州,想起那广州城里面的甜蜜的往事,想起陈文娣和他在一只大轮船的甲板上,心贴着心地站着,一道向上海冲去的情景,禁不住感慨万分。忽然一阵腥风夹着雨点从广州那边吹了过来。他嗅着那一股又腥又咸的凉风,仿佛有人血的味道,不觉用手捂住脸孔,唉地长叹了一声。

  第二天,周炳按照大哥周金的吩咐,到沙面找着了洋务工人黄群。他把大局的情形告诉了她,要她通知洪伟、章虾和其他曾经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让大家特别小心,没事就在沙面住几天,不要回家去。那年轻活泼的女工听到这些话,当堂就哭起来了。后来谈到找房子的问题,黄群自己走不开,她告诉周炳怎样去找她的表舅母冼大妈想办法。这冼大妈住在芳村市头后面的一间竹寮里,是一个四五十岁、无依无靠、无亲无近的寡母婆,每天只靠担了筐子,到酒楼菜馆去收买菜脚、下栏,又把它转卖出去度日。当下她听说是黄群叫来找她借地方住的,一口就答应了。跟到就把竹寮的外间收拾干净,支起一个大铺来,又把一条钥匙交给周炳,自己担上筐子去干营生去了。这三兄弟得了个暂时安身之所,就把房租和米饭钱都交了给冼大妈,又帮她挑水破柴,烧饭做菜,大家一道过日子,好像一家人一样。几天之后,他们看见冼大妈是个忠直慈善的妇人,就把她认做了干妈,并且把省港工人如何罢工、国民革命军如何北伐,国民党、蒋介石如何独裁、分裂,如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等等事情,都对她说了。她听了之后,义愤填膺地说:

  “你们别看我年老,不通世情,蒋介石这样的坏心肠,我可看不上眼!一个人不讲天理良心,看他当堂就会得到报应。不要紧,你们就安心住在我这里。你们只管对人说我是你们的干娘,包管你们没事儿。那姓蒋的也不会长久的,等他倒了台,你们再回家不迟!”

  从此之后,他们就躲藏在这芳村冼大妈的竹寮里。白天,看看书,看看报,下下棋,喝喝酒。晚上,周金和周榕就出去活动,经常搞到深夜才回来。他们把周炳留在家里,不让他出去,他只好整夜整夜地跟着冼大妈东拉西扯,聊天过日子。冼大妈听得多了,也就慢慢明白。后来,她不单给她这几个干儿子买东西,洗衣服,也逐渐给他们送信,传消息,和他们的朋友都相热了。有一天,冼大妈从区苏那里带回来一个口信,说陈文娣要在五月四日那一天跟何守仁结婚,周炳叫她千万莫把这个消息告诉周榕,又把陈文娣和他二哥的关系,陈文婷和自己的交情一五一十都对冼大妈说了,希望从她那里得到一点支持和安慰。但是冼大妈吐了一口唾沫说:“呸!我守寡二十多年还没嫁,他男人还活着倒嫁了。这样人家的姑娘有什么好希罕的?你那个表妹,依我说,万万要不得!”这真是把周炳弄得心乱如麻。他本来悄悄写下一封信,准备寄给陈文婷,约她到西堤“大新公司”会一会面,听见冼大妈这么一说,又不寄了。时局一天比一天坏。那些传说广州就要暴动的消息看来总不能证实。说海、陆丰农民已经暴动起来,已经夺取了县城,并且已经成立了人民政府,又不知是真是假。“就算是真的吧,海、陆丰离广州多远哪,”他想道,“什么时候才能来到广州呢?”可是那些讨厌的消息却一天比一天多。不是说某某人被枪毙了,就说是某某人失踪了,某某人逃走了。周炳看得出来,他大哥跟二哥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一天比一天沉重,后来简直整天整夜地躺着,既不看书、下棋,也不出去活动,最后连吃饭都吃不下去了。他问他们,他们什么也不说;他要出去看看,他们又不允许。这一下,把周炳急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他左思右想,越想越不得开交。最后,他把写给陈文婷的那封信拿给大哥、二哥看。周榕看了,只是平静地说:“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她不会跟你见面的。”周金却暴躁如雷地跳起来骂道:“给她写信?约她见面?你想想看,她家有的是买办、奸细、卖国贼、忘恩负义之徒,哪里有过一个好人!”周炳觉着无话可说,把信又收了起来。

  到了五月四日那天早上,时局更加紧张,情况更加危险,周金、周榕都出去了,剩下周炳一个人在家,再也沉不住气。他先拿出区桃的小照片看了那么一个钟头,然后珍重地把那小照片放进表袋里,觉着浑身都不自在。他走到竹寮大门旁边,大门从里边闩着。他从门缝里朝外边窥探,看见外面那一片菜地上,如今正种着黄瓜,瓜蔓缠在竹架上,正拚命地往上攀。上面是热烈的太阳,是广阔的天空,是自由自在的春风,——那春风,掠过瓜棚,把一股清香,微带苦味儿的清香从门缝里吹进来,闻得人心清肺润,十分舒服。他不由得自言自语道:

  “光明的前途,幸福的预感,紧张的生活,——毁了!东园,南关,西门,三家巷,许多的好朋友,最心爱、最心爱的舞台,——没了!我自己把自己拴在这竹寮里,唉,孤独呵!苦闷呵!寂寞无聊呵!我如果像那一片云,那一只相思鸟,那一只小蝴蝶,出去飞一下,多好!”但是他又立刻回答自己道:“不行,不行,哥哥们不叫出去!”于是他只好拿起周金的生切烟包来,卷了一根很粗的烟来抽。他不会抽烟,呛得很厉害,可是他等呛完了,又使劲再抽。

  过了一会儿,他的全身筋肉都跳动不停,他实在熬不住了,于是又自言自语道:“这十几二十天没有得到我的消息,不知道她会多么难过!究竟把我当做活着呢,还是死了呢?留着呢,还是跑了呢?不知道她多少晚上失眠,流了多少眼泪,咬碎了几个绣花枕头!我能够这么忍心,连字条儿都不捎个给她么?陈家没有一个好人,何家也没有一个好人,但是陈文婷、何守礼、胡杏这些,究竟是一些例外!陈文雄的心肠是毒辣的,陈文娣的心肠也是毒辣的,——她今天晚上就另有新欢了,出卖自己的灵魂了。陈文婷可不一样呀!她在家庭里面也是孤独的,苦闷的,寂寞无聊的。一定是这样!我怎么能够残忍到这般田地,把她甩开不管,让她孤立无援,痛苦难堪,抱怨天下男子无情无义呢!”这样子,他偷偷在信封上贴了邮票,打开竹寮的大门,走上街去,把那封写好了、压下来的信给陈文婷寄去了。

  五月四日那天晚上,何家为了何守仁和陈文娣举行婚礼,在有名的西园酒家大排筵席。到的客人之中,有何应元的朋友和同僚,有何守仁的同学和同事,有陈万利和陈文雄的同业,也有陈文娣的同行,再加上何、陈两俯的亲戚世交,简直是古语所谓冠盖云集,洋洋大观,比陈文雄跟周泉结婚时候,那气派和排场,又胜一筹。这些贺客,有坐汽车来的,有坐轿子来的,有坐包车来的;有穿长衫马褂的,有穿西装革履的,有穿中山装、学生装的;堂客有穿旗袍的,有穿长裙的,有穿西服的,有穿大襟衫、长裤的,也有穿学生衫裙的;有说广东话的,有说外江话的,有说英国话的,还有说法国话的。简直把个“西园”酒家装扮得五光十色,燕啭莺啼。客人都安好座位之后,宴会就开始,一时燕窝、鱼翅、鸭掌、凤肝大盘大碗地捧上来,猜枚饮酒,笑语娇嗔,十分快活。在一个单独的小厅里,新婚夫妇何守仁和陈文娣,陪着陈文雄、李民魁、李民天、杨承辉、陈文英、周泉、陈文婕、陈文婷做一桌。这陈文英大姐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她是刚从她丈夫张子豪的驻地上海归宁回来,昨天才到家的。张子豪最近升了团长,她也就成了团长夫人。她做了祈祷之后,才开始吃菜,一面吃,一面给大家讲上海的风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儿,都羡慕那十里洋场,豪华富丽。陈文雄温文尔雅地问他大姐道:“上海的清党办得好不好?把共产党捏得干净不干净?”陈文英说:“谁爱管你们这些魔鬼的事情?我倒是听过你姐夫说,上海的清党是清得最干净的,比用泻盐清的还要清,说是连一个都没有留下了!”

  “连一个都没有留下?”陈文雄很有礼貌地挺起腰杆问,又自己回答:“子豪未免太自豪了!我承认上海人是欺软怕硬的,共党分子尤其如此。大姐夫有兵权在手,事情自然好办。可是,难道说租界也能进去么?”陈文英含糊不清地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陈文雄又指着杨承辉说笑话道:“大姐,还有好笑的呢。不久之前,咱们这位表少爷还大叫共产党万岁,哪里知道连一岁都没有,就完了。”大姐跟李民魁哈哈笑了两声,其余的都没笑,杨承辉风度翩翩地微笑道:

  “大表哥,请允许我说一句不知进退的话,你未免太乐观了。共产党怎么就算完了呢?”

  李民魁插嘴道:“就算你还数得出一两个,什么大不了的气候是没有的了。这叫做天下事大定矣!”

  李民天提醒大家道:“不管怎么说,兄弟阋墙,只能说是民族的灾难。咱们有什么感到特别快活的理由呢?”于是陈文雄、李民魁和李民天、杨承辉这两位大学生,四张嘴对吵起来。新娘和新郎今天保持着超然物外的幸福的态度。周泉和陈文婷想起周榕和周炳,觉着很痛苦,老耷拉着脑袋。陈文英和陈文婕总想找机会加入一方,可是那机会总没碰着。一会儿,新郎和新娘站起来道歉,要到外面去敬酒,争论才暂时中断了。陈文婕就趁着这个机会,向陈文英提出一个疑问道:“大姐,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是提倡慈爱和平,反对凶残杀戮的,对么?”陈文英望了她一眼,慈和地笑着说:“三妹,你又是一位大学生。不错,我们是崇尚仁慈的。但是对于魔鬼,有什么仁慈可说呢?”陈文婷抗声道:“无论如何,我不能赞成把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看成魔鬼!这是不公平的。”周泉咬着嘴唇,扭歪着那苍白的瘦削的脸孔,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二更过了,酒正喝到热闹处。何家的小小姐,年方十岁的何守礼瞌睡了,由那十三岁的丫头胡杏伴送着,步行回家。一出西园门口,何守礼倒不瞌睡了。她问胡杏道:“刚才那肥猪一样的人是谁?他光望着我爸爸笑,又一个劲儿地打恭作揖,那嘴巴咧开,像吃了屎的一样!”胡杏说:“你连他都不认得?他是你爹的管账,叫何不周。在乡下,他的威风可大呢!说起来,他还是你爹的叔叔,是你的叔公。在我们家里,大家管他叫二叔公,都说光他那一身膘,就足够二百斤重!”何守礼说:“算了。谁愿意倒霉,要这么个二叔公!”过了一会儿,她俩走进窦富巷口,她又问胡杏道:“杏姐,告诉我,今天陈家二组和我大哥吃喜酒,你不觉得奇怪么?”胡杏说:“我不觉得奇怪。”何守礼说:“别哄我。她不是早就嫁给周家二哥的么?怎么忽然间又嫁给我大哥?”胡杏承认道:“要按这么说,那倒是有点奇怪了!不过这样的事情,咱们是弄不清的。你知道那些大人心里面尽想什么?”何守礼说:“为什么周家今天光来了个姐姐,几个哥哥都不来呢?他们是不是跟我大哥怄气啦?”胡杏说:“不,不是怄气。周炳他三兄弟早就逃走了。”何守礼说:“为什么要逃走?他们是坏人么?”胡杏不想往下说了,就只推说不知道。何守礼哪里肯依,就苦苦纠缠着要她讲。她们回到家,洗了澡,何守礼的妈妈、那三姐何杜氏还没回家,胡杏就伺候她回到那第三进的北房,要她先睡。她怎么说也不答应,一定要胡杏给她分辨那周家三兄弟是好人、是坏人。胡杏叫她逼得没法,只得说了实话道:“依我看,他们都是好人!”何守礼又追问道:“好人为什么要逃走?”胡杏说:“那我可当真不晓得了。敢情是有坏人要害他们咯!你快睡吧……再不睡,我又要捱揍了!”何守礼不得要领,只好带着那个疑团睡下了。

  何守礼睡着之后,胡杏又悄悄地跑到周妈那边去,替她擦桌、椅、板凳、茶几、杌子。自从周家三兄弟离家出走之后,胡杏一抽得出空,就上周妈家里去,陪她做针黹,陪她谈闲天,有时也替她打水,破柴,扫地,倒痰罐;有时还替她洗衣服,擦桌、椅。周杨氏也很喜欢她,疼爱她,总爱买点香、脆好吃的东西,像咸脆花生、蚝油蚕豆、鸡蛋卷子、南乳崩砂之类,放在茶食柜子时,见了她,就塞给她吃——一面看着她吃,一面自己淌眼泪。慢慢地她俩就像两母女一样,相依为命,一天不见,心里就犯嘀咕。那天晚上,擦桌、椅擦到神楼底,胡杏看见区桃那张画像,还随便放在书桌上,没收藏好。她知道这是周炳心爱的东西,就有心替他收藏起来。她跟周妈商量了好半天,没个合适处。后来她看见神厅里、墙壁上挂着一个玻璃镜框,镜框里嵌着一张全家福的照片,觉得合适,就把那镜框除了下来,撬开底板,把区桃的画像打横垫在照片后面,放了进去。周杨氏坐在一旁,看着她装上底板,钉上钉子,重新挂在墙上,还是那幅全家福照片,谁也猜不出有一张画像在底下。——这几下手脚做得那么轻巧,那么敏捷,那么细心,那么妥帖,不由得周妈不想起当年的美人儿区桃来。胡杏收好画像,擦完桌、椅,又从井里打起一桶凉水,提到巷子当中去,浇在那棵白兰树的树根上面,一面浇、一面说:

  “要浇才行,要浇才行。别把它旱坏了。——他要骂人!”

  周杨氏看着,一面频频点头,一面想:“这孩子的心有头发丝那么细!她多有肠肚!她对阿炳多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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