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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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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对我来说,很多事情都是在过去很久以后,我才明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身临其境时,常常浑然不觉?

比如我和辛医生,我们一次次地相遇,一次次地分离,却毫无感觉。直到第三次分离之后又重逢时,我才隐隐地明白了些什么。我想这个人和我,一定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吧。为什么他总是让我感到亲切,感到温暖,感到快乐?为什么我一看到他,总是禁不住独自微笑?

在漫长的进军路上,他像一缕阳光,静悄悄地暖在我的心里。无人知晓。

我们的初次见面几乎是一晃而过,没留下任何痕迹。第二次相遇也很平常,就像秋雨遇见了落叶。

我是在部队将要离开甘孜时,与他相遇的。

为了能够顺利地进军西藏,离开甘孜时,上级要求我们所有进藏人员进行体检,凡是心脏有问题者必须留下。雪域高原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那天下午,我和吴菲刘毓蓉她们一起来到河滩边上的师卫生队,等待体检。等待时,我的心里忐忑不安,生怕自己的心脏有问题,通不过。因为心虚,我就一个劲儿朝后靠,让吴菲和刘毓蓉先检查。

我站在后头往前看,看见一个医生埋着头,在仔细地听着面前那个人的心脏。一头浓密的黑发在阳光下发着亮光。他抬起头来笑笑,向面前的人说着什么。我看见了一张与浓密的黑发十分相称的英俊的脸,最多20岁。不像个大夫,倒像个学生。他的笑容灿烂明朗,像高原上的太阳,没有一丝云彩的遮挡。我当即对他有了几分好感。我想,这个医生一定很好说话。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就向他求情,他一定会帮我的。

轮到我了。我发现已经检查完了的吴菲在一旁朝我笑,还眨眼。我想怎么啦?我有什么不对劲儿吗?吴菲什么话也不说,指指医生,拉上刘毓蓉就跑了。

我转头去看医生,医生朝我笑笑,就像对一个认识的朋友那样,很亲切,很随意。但那双明亮的眼睛忽然照亮了我的记忆,我觉得我在哪里见过他。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总是记不住别人的模样,从年轻时就这样。我在脑子里回忆着,但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也朝他笑笑,是一种近乎讨好的笑。我说,医生,我的心脏肯定没问题。他说我还没检查呢,你怎么知道?我说我自己的心脏我还能不知道吗?

他笑笑说,怎么,又想捣鬼吗?

他一说这话我马上想起来了,他就是那个我们在重庆体检时,发现我称体重弄虚作假的医生。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他。怪不得吴菲朝我眨眼。我脸一下红了,心虚地抵赖说,谁捣鬼啦?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他朝我摆摆手,叫我不要说话了。

他认真地听我的心跳。

还没有人那么认真地听过我的心跳。

他听了很长时间,我几乎要坐不住了,他才从耳朵上取下听诊器。他抬起头对我说:你的心脏并不像你想得那么好。

我一下急了,我说怎么了,你听到什么了吗?

他说,心脏有些杂音,还有……

我急急地说,不可能有问题的。我从来没感觉。你千万别说我不行,我不想留下来。我要跟着队伍往前走。

我说这话时已带上了哭腔,那时候我还是很容易哭的。我说医生求求你了,不管我的心脏怎么了,千万别让我留下来。我都走到这儿了,绝不能半途而废。我一定要走到西藏去。你快说没有问题呀?

他看着我,那样看着我。我至今能想起那目光。他什么也没说,开始给我量血压。我定定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心里想着怎么说服他。量完血压他露出一点笑容,说还好你的血压没问题。我连忙说,那我不用留下来了吧?我可以继续走了吧?

我才不管什么血压心脏,它们与我无关。我只关心我能不能留在进军的队伍里。

他终于说,好吧,但你还是要多注意。你的右心室有些供血不足。

我连忙说,我会注意的,一定注意。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注意什么。我只想赶快通过体检。我说谢谢你了,医生。

他说,你叫什么?我以后好照顾你。

我爽快地丢下我的名字,飞快地跑走了。

这就是我们相遇的情形。

我说过,普通得就如同秋雨遇见了落叶。

很快我又见到了他。

大概上级对我们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女孩子不太放心,出发前,特意增派了3个男同志前来协助苏队长的工作。

那天晚上苏队长把我们集中起来,高兴地说,同志们,上级对我们女同志非常关心,特意派了3名男同志到我们队参加工作。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

我一抬头,惊喜地发现走进来的3个男同志中,有一个是他。

我们像已经认识的朋友那样,互相点头致意。我发现他是个十分内向的人,或者说十分腼腆的人,看见我们齐唰唰投向他的目光,他竟不知所措地低下头去。不像另外一个年纪大些的和一个岁数小的,始终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苏队长介绍后我才知道,他姓辛,被上级派来担任我们队的副队长兼随队医生。另外那个年纪大一些的男同志担任管理员,年纪小的任通讯员。

我很高兴。除了高兴,好像觉得心里更踏实了。真怪。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女人对男人的依赖感所致,还是我对他的特殊信任所致?当然,我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一定不能和他过于接近,一定要注意影响。那时候注意影响是苏队长常说的一句话。就在他们来之前苏队长还特别强调说,3位男同志来队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影响。我明白苏队长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以至在后来的进军路上,我们甚至把不和男同志接触当成是严格要求自己、作风正派的一种表现。

苏队长把他们3位作了介绍了之后,我们一起呱叽呱叽的鼓掌,表示欢迎。然后他就代表三位男同志讲话。

他坐在那儿,起初很拘谨,但讲了两句之后,情绪渐渐生动起来,眼睛亮亮的,脸颊泛红。他给我们讲的既不是军长政委讲的那些道理,也不是苏队长讲的那些注意事项。他给我们讲的是历史,讲的是自17世纪以来,西藏那块神秘的土地是怎样吸引着无数西方人。最早的一次是1627年,一个耶稣会的传教士团到了日喀则。以后就不断地有西方人进入这块神秘的土地。来自葡萄牙、意大利的传教士,来自荷兰的旅行家,来自俄国、英国的外交官,还有来自许多西方国家的探险家、地质学家、植物学家、医生等等,他们千方百计,也是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地渴望进入西藏,渴望揭开亚洲大陆上这个神秘高地的面纱。许多人一去无回,许多人暴死途中,但仍不能阻挡这些人的步伐。到19世纪末,非洲大陆上只有很少几处鲜为人知的地方了,那么这个世界除了南极洲,只有西藏是最神秘的地方了。人类的探险本能求知本能,使得他们更加强烈地向往西藏。当然,更有那些具有侵略野心的帝国主义分子,一直对西藏垂涎三尺。本世纪初,英、俄两大帝国都在窥伺西藏,为向西藏渗透和扩张势力的明争暗斗。1903年,英帝国主义终于派出远征军侵入西藏。当然,他们遭到了西藏人民的英勇抗击,以至爆发了著名的江孜保卫战。

我们听得简直是入了迷。我们没想到这块土地有着如此巨大的魅力。尤其是辛医生说,在那些千里迢迢走进西藏的传教士中还有女人,我更是感到了惊讶和钦佩。我想她们能行,我们更能行。

最后辛医生情绪激动地说,那些外国人为了揭开西藏的面纱、为了侵吞占有这块土地都敢于铤而走险,我们革命战士为了解放自己的国土而进军西藏,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让我们从现在起,就同甘共苦,坚韧不拔,迈开双脚丈量高原,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上世界的最高峰喜马拉雅山!

他的讲话赢得了我们热烈的掌声,也赢得了我心里深深的敬意。我想,这个年轻人他懂得可真多,他可真了不起。

会开完了,尽管苏队长一再催促我们早点儿睡,可我们哪里睡得着呢?

明天就要出发了啊!

我们终于出发了,从甘孜向昌都进发。

甘孜到昌都,有1500里路程。如果是在平原,如果是空手空脚,1500里路程也许不算太难。但我们是在高原,我们还赶着牦牛,我们还要背着自己的口粮、帐篷以及高原御寒的皮衣等,每个人差不多负重40斤。

出发前我们就被告知,接下来的道路非常艰辛,比之川西到甘孜不知难了多少倍。不仅所有的山山水水都要靠我们的双脚去迈过,而且没有现成的路可走。道路将越来越崎岖,海拔将越来越高,空气将越来越稀薄,气候将越来越寒冷,给养也将越来越困难。这一连串的“越来越”预示着异常艰巨的进军道路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在这一切还没到来时,我们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是抽象地想,要迎接更大的困难了,要吃更多的苦头了。但我们对战胜这些困难充满了信心。正像辛医生说的,那些外国人为了揭开西藏的面纱、为了侵吞占有这块土地都敢于铤而走险,我们革命战士为了解放自己的国土而进军西藏,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

其实为我们这些女兵作榜样的,还不是那些敢于冒险的外国人,而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女人文成公主。苏队长最爱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是,当年文成公主凭她的三寸金莲都能走到西藏,今天我们革命战士还能走不到吗?!

真的,这话给我们的精神力量是无法估量的。

我们怎么会输给一个遥远年代的公主?

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文成公主的故事了,知道在公元7世纪,有一个叫松赞干布的年轻的藏王,因为倾心唐朝的先进文化,想以联姻的方式与汉民族建立友好的关系。当时的皇帝唐太宗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将美丽的文成公主许配给了他。文成公主身负重命不远千里来到西藏,与松赞干布成了婚,留下一段藏汉人民友好的佳话。

我不知道文成公主是不是三寸金莲,也不知道她当时进藏是骑马还是步行,我只知道在那样一个遥远的年代,在公元7世纪,她就去了西藏。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不会是飞进去的,她一定是贴着西藏的山水一寸寸匍匐进去的。既然她都能进去,同为女性,我们肯定也能进去。这应该是勿用置疑的。

文成公主绝对不会想到,她会成为一千多年后女人们的光辉榜样。

我们背着行囊,赶着牦牛,真是浩浩荡荡。

那些牦牛的背上,驮着沉沉的木箱和麻袋。里面有银元,有代食粉和大米。那都是我们进军西藏赖以维持性命的东西。我们每四个人一组,轮流和牧民一起赶牦牛。那些牦牛尽管在我们的口哨声中上了路,但它们和我们毕竟还有隔膜。它们时不时地要表现一下这种隔膜。不知有多少次,它们跑散了,跑得满山遍野都是。虽然有两个牧民帮我们,可毕竟有200多头牦牛啊,一旦跑散了,我们就必须全体出动,耐心地一次次地把它们找回来,再重新整队上路。

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走50里,最少的时候,一天只走了8里。

牦牛实在是太散漫了,它们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只要看见哪个地方有草吃,那你就别再想往前走了,随你怎么赶,它们也不会走,非吃饱了不可。特别是爬山的时候,牦牛是决不走正道的,跑得满山坡都是。

刚开始我们很不习惯,总想让它们和我们一样听招呼守纪律。后来牧民比划着告诉我们,那没用,还是顺着它们为好,它们毕竟是牛。我想还不仅如此,它们还是常常饿着肚子的牛。西藏的一年四季中,只有几个月是有草可啃的。我们慢慢的也就习惯了。每当牦牛发现了自己丰盛的早餐、午餐或者晚餐,开始享用时,我们就索性坐下来歇着,等它们享用得差不多了,再往前走。

所以每天赶牦牛的队伍都是最先出发,最晚到达。

即使我们这么顺着它们,它们也还是有脾气。

这一天,轮到我,吴菲,赵月宁,还有刘毓蓉四个人协助牧民赶牦牛。刚出发没多久,一头牦牛突然撒野了,又蹦又跳,挣脱掉了驮在身上的两麻袋物资,撒腿就跑。赵月宁正好在旁边,伸手去拉它,被它蹬倒在地。一转眼,牦牛跑得无影无踪了。赵月宁急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守着掉在地上的两麻袋东西就大哭起来。

两个牧民见她那样,赶紧吹起口哨去找。我们也跟着吹起口哨去找。全队的女兵都吹起口哨去找。顿时,满山遍野都响起了我们的口哨声,像鸟儿在合唱。我从没想过口哨也能吹得那么好听。我们聆听着自己的口哨,真有些陶醉。那只撒野的牦牛大概也陶醉了,慢腾腾地钻出了树林。。

我看见苏队长走上前去牵它,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它一边说,牦牛呀,你别欺负小赵好吗,她才14岁,她还没有你高呢。

小赵见牦牛回来了,擦掉眼泪站起来,一声不吭地和大家一起,重新把麻袋上到牦牛的驮子上。苏队长问她要不要休息?她倔强地摇摇头。刚才牦牛撒野时,把她踢倒在了地上。这是我们中第二个挨牦牛踢的,第一个是吴菲,腿还在痛呢。辛医生卷起小赵的袖子察看,发现胳膊被踢肿了,要给她处理一下。但她倔强地甩开了辛医生的手说不用,她一揉着胳膊一边死死地瞪着牦牛。她的小小的红肿的眼睛和牦牛那铜铃大的眼睛对视着。

片刻,牦牛好像服输似的,把头转过去了。

我从一份资料中看到,从1950年进军拉萨到1954年底公路修通,几年间,参加运输物资的牦牛多达百万头。百万牦牛为我们进军西藏立下了汗马功劳。

前年我们这群女兵——如今的老太太在一起聚会时,吴菲阿姨也专程从西安赶来了。我们又说起了这段往事。我问她腿怎么样了?她笑说那还好得了?落了个骨质增生。一疼起来走路就像个瘸子。小赵阿姨说,我还不是,肩肘炎厉害着呢。谁让我和牦牛干架呢。大家都笑了。

我想,我们都留下了疾病和伤痛作纪念。

你留下了生命,自然留下了与之相关的一切。但我们中没能留下的生命的人,却留下了永恒的青春。

前些日子,我忽然在电视上看见了它们,我是说牦牛。它们和几十年前一样,还在高原的草滩上悠闲地吃着草,它们一点儿也没变。在那一瞬间我有一种冲动,想回高原去看看它们。我想它们一定还记得我,记得我们这群与它们朝夕相处的女兵。

前面的队伍突然停住了。

原来是一条波浪翻滚的河横在了面前。

河上架着一道铁索桥,那铁索桥比泸定铁索桥细多了,有些地方只是缠着一些细铁丝和破麻布片,看上去非常危险。河的跨度有七八十米。桥下水流湍急。

又是一道险关。

有了过泸定桥的经历,我们的心里已不再那么惊慌。领导让我们把牦牛群暂时交给经验丰富的藏族运输员,自己先过桥。我们就拉开距离,一个一个地上了桥。

很快就轮到我了。

我似乎已经没有力气惊慌了。我将背包紧了紧,用手绢系住,然后一步跨上桥去。我的心里甚至感到高兴,因为桥再险,好歹也是平的,不用再攀登了。不停地翻山越岭使我不会直着身子走路了,我渴望面前出现平路。我几乎是没什么感觉,就走到了桥中间。

但突然,险情发生了。我听见身后有人喊,不好了,牦牛惊了!快闪开!

我感觉到桥身猛烈晃动起来,根本来不及回头,一头牦牛就从我的身边猛冲了过去,一下子把我撞出到了桥板外。在那一瞬间我本能地抓住了桥上的铁丝,整个人就被悬空吊在了桥边上。我往上一使劲儿,想踩到桥板上,但一根铁丝又卡在了我的背和背包之间,把我重新荡了出去……

我就像荡秋千一样在湍急的河水上荡着。

帽子掉下去了……

披在背包上的棉衣也掉下去了……

我听见桥两边的人在大喊,拉住她,快拉住她呀!

有人朝桥上跑来,但因为桥晃动得很厉害,无法跑快。我当时想,完了,今天要牺牲了。一旦掉下去,马上就会被这湍急的河水冲得无影无综的,也许就冲回老家重庆去了。

求生的欲望令我死命地攥住铁丝。

眼看就要攥不住的时候,一只急切的手伸了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抬头一看,是他,辛医生。他喘着粗气,一边用力抓住我,一边安慰说,不要怕,不会有事的,有我在,你绝不会掉下去的。我点头。我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我的心先回到了岸上。

由于铁丝卡着的缘故,他无法将我一把拉上来。于是他全身趴在桥上,用尽力气拉住我的胳膊。他拉得那么紧,身子勾得那么低,低得半个身子都悬在了桥外,让我感觉到他是真的在阻止我掉下去,如果要掉下去也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掉。我知道那叫什么,那叫舍命相救。我不再害怕了。这时已经率先过了桥的苏队长和管理员也跑过来,一个拽住我的另一只胳膊,一个去解开挂住我的铁丝,三个人齐心协力,终于把我拉上了桥。上桥之后,辛医生的手仍没有松开我,好像生怕我再掉下去似的,一直把我拽到桥头才放。

惊呆在桥头上的吴菲和刘毓蓉一起扑过来,搂住了我。又是哭又是笑。我却像吓傻了似的,呆呆地站着,我只觉得两腿酥软,心咚咚直跳。嘴唇也咬出了血。

他呆呆地站在一旁,大口喘着气,好像还没回过神来。我穿过苏队长的肩膀朝他感激地笑笑。一直没流泪的眼里,忽然就涌出了泪水。

他看了看流泪的我,转身离开了。

后来苏队长告诉我,就在这座桥上,头天刚掉下去一个男军人,还有一匹马。他们一瞬间就消失在了惊涛骇浪里。我若掉下去了,肯定不可能再生还。

赵月宁小大人似地拍拍我的肩安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心里一动。什么是后福?

我当时只是想,命运让我遇险,是为了让我知道我是个幸运的人。

到了宿营地,我们就忙碌起来。那时我们分为做饭小组,拣柴小组,搭帐篷小组。我分在搭帐篷小组。所谓的帐篷,其实就是把4个人的4块雨布合在一起,中间用扣子扣上,边上用绳子拉住,拴在柱子上。一个帐篷也就勉强睡4个人。因为力气不够大,我们搭出来的帐篷总是歪歪倒倒的,像一朵歪蘑菇。

我正在那儿拉绳子,苏队长走过来说,你今天别干了,好好休息一下。

我连忙说这算什么?没关系的。其实刚从阎王爷那儿荡了一圈儿回来,我的确还没缓过劲儿来,脚酥手软的,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但我不想给苏队长添麻烦。自从离开甘孜后,我眼看着她一点点地憔悴。我无力帮她分忧,怎么还能让她再替我操心呢?

苏队长疼爱地拍拍我的肩,没再说话。我打起精神,继续用力地拉扯着雨布。

帐篷搭好后,我一口饭也没吃就一头倒下了,只觉得头晕得厉害。躺下后觉得左胳膊很疼,脱下衣服一看,竟有一大块紫青。我有些迷惑不解,今天并没有撞着胳膊呀?后来我忽然明白了,那是辛医生的手捏的。因为紧张,他把我拽上桥之后一直拽到岸上才松手。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儿。

迷迷糊糊的,有人推了推我,我睁眼一看,是吴菲。她调皮地说,你的救命恩人看你来了。我连忙坐起来,帐篷的门帘撩开了。是苏队长,她说小白你出来一下。

我钻出帐篷,看见辛医生站在那儿,有些担忧地望着我。我朝他笑笑,觉得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他关切地问我,你感觉怎么样?胸闷吗?我说没事了,已经没事了。那时候我最怕别人说我身体不好。但他还是直截了当地说,你的心脏本来就不太好,今天这么一受刺激,我怕你会出问题,我还是给你开些药吧。

他把药箱放到地下开始给我拿药。

他一边拿药一边对我说,你吃了药好好睡一觉,什么也别干。

我说我还要放牦牛呢。那天正好轮到我放牦牛。

他说我看你今天就不要放牦牛了。

苏队长也在一边说,小白你听医生的话,好好休息,放牦牛的事,我会安排的。

我说不行,你们也都够累的,我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辛医生忽然发火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你怎么总是不听话?你想把自己的身体搞垮吗?你要是我妹妹我早就揍你了!

我怔了一下,我没想到他还会发火。在我眼里他是个连说话都不会高声的人。但我没有生气,反而感到很温暖。我还从来没有被这样“骂”过。我不再说话了。

他也不再说话了,把药递给我,然后找杯子倒水。

我说,谢谢你救了我。他一笑,说,那是你自己救的自己。你想想,你要是不攥那么紧,早掉下去了。我不好意思地笑笑。

他把水递给我说,马上把药吃了。我乖乖地接过来把药吃了。他非常担忧地看着我。然后转头对苏队长说,牦牛在哪儿?我替她去放。

苏队长说,不用了,我已经安排好了。

他看了我一眼,说,那你好好休息,转身走了。

我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忽然追了上去。我说,副队长,等一等。他站下来问,什么事?我顿了一下说,你有红药水吗?其实在叫他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这句话。我只是想叫住他。算是灵机一动吧,忽然就冒出了这句话。他有些紧张地问,怎么,你还受了外伤?我说不是,是牦牛。今天卸麻袋的时候,我看见有两头牛的背磨破了。我想请你帮忙处理一下。

他松了口气,说,你又吓我一跳。

我开心地笑了,带他去找牦牛。

那天对我来说,是非常愉快的一天。准确的说,是一个非常愉快的黄昏。我一边看着他为两头受伤的牦牛作处理,一边和他聊天。

我知道了他的年龄,他果然只有22岁。他是个医学院的学生,还没毕业呢,就迫不急待地报名参加了解放军,然后就进军西藏了。我说你干吗不等到毕业?你不还有一年就拿到毕业证书了吗?他说我倒是想再等一年,可进藏大军会等我吗?我一下笑了,我说我和你一样呢,生怕错过这个机会。他说是呀,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呢。

他笑起来。在那一刻他像个大孩子。

但他的神情忽然之间又严肃了,他说这是我的愿望。我知道他指的是进西藏这件事。他重复说,这一直是我的愿望。我有些不明白。

他说,我的父亲是个留英的医生。还在我上小学时,他从国外带回一本书,讲的就是西方探险家一次次进入西藏的事。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书上说,在那块土地上,尼玛轮是惟一的轮子。也就是说,当西方世界已经有了汽车火车轮船的时候,那里连个手推车都没有。但那绝对是宝地,是一片资源丰富的辽阔土地,是一片有着神秘文化的纯净土地。

他说,西藏从那时起,就对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上大学后,我有意找了一些这方面的书来看,知道了西藏高原的形成,知道了生活在那里的民族,知道了藏民族的宗教信仰,知道得越多,我对西藏就越向往。我一直想,我要到西藏去。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就去西藏行医。

他说,于是我就报名参加了十八军,我要和十八军一起走进西藏。我从没打过仗,我是学医的,我甚至厌恶战争。但我知道,有些神圣的事业,它是需要我们去为之献身的。

他的话让我惊异。我没想到他年轻的心里,会有那么丰富的知识,会有那么深刻的思想。我有些钦佩地望着他,我说你懂得真多,真了不起。他一下子不好意思起来,那份儿严肃的神情瞬间消失了,又浮起了孩子般的笑容。他说你才了不起呢,你看你一个女孩子,就敢进军西藏。而且你的歌唱得真好听,就像个歌唱家。

这回轮到我不好意思了,我说唱得不好。他说好就是好,你不要谦虚。我要像你这么会唱歌,我就每天啊啊啊的唱。

他的那付表情一下子把我逗乐了。我开怀大笑。他也笑。我们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虽然我们的故乡相隔很远——他是个典型的江南人。

他帮我把牦牛赶回宿营地,才回自己的帐篷。我始终没有告诉他,今天受伤的不光是那两头牦牛,还有是我的胳膊,我的胳膊被他捏得青紫。我不想让他歉疚。

后来我发现,他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一路上仔细地关照着我们每一个女兵。他的眼里总是充满了关切,不管是对生病的还是没生病的,不管是对大的还是小的。他就像我们每一个女兵的大哥。他常常像对孩子似的问赵月宁,你走得动吗?要我帮你背东西吗?以至赵月宁气恼地说,你别老这么问我行不行,我又不是孩子。但第二天他见到小赵仍旧问,你走得动吗?要我帮你背东西吗?

我想如果有可能,他会背起我们所有的女兵往前走的。他就和苏队长一样,年纪轻轻的仿佛长了我们一辈。

那天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女兵。

我为这句话感动了许久,我愿为这句话变得更加勇敢。

但我却辜负了他。

回想起来,在漫长的进军路上,留在我脑海里最深的记忆,就是饥饿。我不怕走路,不怕翻山,甚至不怕高原反应。可是我恐惧饥饿。那时无论是翻雪山还是趟冰河,无论是行军还是赶牦牛,我们每人每人天的口粮,就是4两代食粉加两小根蛋黄蜡。

先让我给你们讲讲什么是代食粉,什么是蛋黄蜡吧。我想现在没人再知道它们了,但它们曾是我们进军西藏赖以生存的食物,在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它们是我们年轻的胃里仅有的食物。

这两样东西的成分差不多,都是由玉米、黄豆以及鸡蛋粉等加上盐合成的。代食粉成粉状,蛋黄蜡则是压缩成了蜡烛的样子。十八军进军西藏时,毛主席明确提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的原则,故部队不向地方征粮。所有给养要么用银元买,要么就从后方运来。当时全国刚刚解放,国家财力有限,运输也困难,故不可能保障我们的粮食需求。

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没有怨言。

为了减轻运输负担,我们每个人自己背着一周的口粮。即2斤8两代食粉,14根蛋黄蜡。吃饭时,每人拿出自己的定量来,煮到一个锅里再吃。苏队长一再告诫我们,口粮虽然由自己背着,但决不能擅自拿出来吃。擅自吃了就是犯纪律。

我那时18、9岁,用老百姓的话说,正是吃长饭的时候。加上每天爬山越岭,体力消耗很大,每天4两代食粉加2根蛋黄蜡,合起来只有六、七两,一顿只能吃个半饱。所以我总是处在饥饿状态。每当我饿得肚子里空空荡荡时,脑子里就会只有一个念头,吃点儿什么吧吃点儿什么吧。

终于有一天,因为吃,我闯了祸。

早上出发时,苏队长告诉我们,今天的路程比前些日子更难,因为我们将要翻越一座很大的山,这座山不仅大,且有些可怕。当地老百姓称之为死人山。帮我们赶牦牛的两位牧民比比划划地告诉我们,这座山必须在中午以前翻越,并且绝不能在山顶休息,否则一过12点,山上就会刮黑风,就要死人。

起初我们不相信,哪有这么玄乎的事?但是想起那次翻越二郎山时,一唱歌就下雨的事,又觉得不能完全不信。后来辛医生说,这座山真的不能轻视。它的确非同一般,先遣部队一位战士爬上山后坐下来喝水,头一歪,人就过去了,再也没有醒来。

我们不由的咋舌。至今我也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也许西藏的山,就是这样神秘莫测,让你无法明了它。

那天不知为什么,早上的代食粉糊糊煮得很清,喝下去没多久我就饿了。走到半山腰时,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肚子里先是咕噜咕噜地叫,后来连叫声也没有了,嘴里不断地冒出清口水,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饿肚子的滋味真是无法形容,太难受了。

我想这可怎么办那?山才爬了一半。我简直没有信心爬到山顶了。那个时候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了红军为什么会嚼草根吃树皮,甚至煮皮带。饥饿,它真像魔鬼。我的脑子里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让我吃点儿什么吧,吃点儿什么吧……

这时我忽然想到了背在身上的蛋黄蜡。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紧紧地缠住我,再也挥不去了。强烈的饥饿感使我产生了不顾一切的念头。我想管它呢,吃一根再说。挨批就挨批吧,只要能把这座山爬过去,只要不半路倒下,把我批死我也认了。

我悄悄地拿出一根蛋黄蜡,我相信那样冰冷坚硬的东西,不饿到极点是没人会吃的。我的嘴里好像伸出一只大手,一把就将那根蛋黄蜡抓进了胃里,紧着着又迫不及待地抓进去了第二根。后来想想,我大概连嚼都没有嚼就吞了下去。

吞下两根蛋黄蜡后,我的身上果然有了几分力气,借着这股劲儿,我终于爬上了山顶。

还来不及高兴,就出问题了。

我的胃很快痛起来,而且是剧烈疼痛。现在想来,一定是在空腹状态下吃了那么两根硬邦邦的东西,把胃弄伤了,估计还出了血。在那之前,我从不知道什么是胃痛,那一刻却让我痛得站不起身子来。我蜷缩着,在寒冷的天气里冒着虚汗。脸色苍白无比。

苏队长吓坏了,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偏偏那天辛医生陪着两个病号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我们不敢在山顶停留,害怕山顶起风,下不了山。苏队长只好将队里那匹马牵过来,把我弄上马去。我趴在马上,痛得进入了半昏迷状态,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下山的。我就像那些驮子一样,被毫无知觉地驮下了山。

我们终于赶在起风之前下山了。大家松了口气,停下来歇息。

辛医生急匆匆地从队伍后面赶上来,看我靠在路边脸色苍白,很是紧张,以为是我的心脏病犯了。后来得知我是胃痛才放松一些。他一边给我拿止痛药一边问我怎么回事,以前有没有痛过。我羞于回答他。我想我这样哪还像个勇敢的女兵?

吃了药,疼痛终于过去了。晚上到了宿营地,面对苏队长关切询问的目光,我终于无法再隐瞒了,说出了自己偷吃蛋黄蜡的事。

苏队长又惊又气,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想她之所以那么生气,除了我违反纪律外,还因为我把自己搞病了。她看我痛成那样真是心疼。一定是这样的。我愿意这样认为。

我非常后悔,真的。我一再对苏队长说,今后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就是饿死也不再违反纪律了。

苏队长尽管很难过很心痛,可还是板着脸要我在全队作检查。我难过得掉下了眼泪。

这时候,我们队的管理员说话了,他说苏队长,就别让小白做检查了,这孩子饿成那样都是我不好,我没能让同志们吃饱,要做检查我来做。

苏队长说不,这不是你的责任,如果要负责任那也该我负。

我听见他们这样说心里更难过了,我说是我不好,我愿意做检查。

在队里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我作了检查。之后苏队长让大家发言,大家谁也没有说话,都默默地看着我。连小赵的目光中都含着同情,辛医生也把脸扭向一边,不看我。这比批评我更让我难过。我低着头。我想就在几天前,辛医生还说我是个最勇敢的女兵,可我却做出了这样丢人的事。

我在心里默默发誓,以后就是饿死,也绝不再做这样的事了。

苏队长终于轻轻地说,散会吧。

我把这件事说出来,告诉你们,是因为尽管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它仍在心里硌着我。我想再对苏队长说一遍,我错了。同时我还要告诉她,我做到了,我真的再也没有做过对不起她的事情。

在我年轻的记忆里,许多许多的事情都比性命更为重要。

在我老年的回忆中依然如此。

我们一天天地往前走,只计算着我们的双脚已迈过了多少条河,已越过了多少座山,其他一概不知,今夕何夕?没人去想。

也不知哪个有心人,竟然记起了中秋节。

这天我们刚到宿营地上面就来了通知,说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叫我们去领月饼。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别说是月饼,只要在定量之外还有别的食品,我们都会感到高兴的。我们一个个眉开眼笑,好像喜从天降。

小赵忙不迭地塞给苏队长一个大麻袋,催她赶快去。管理员在一旁说,我看还是我去吧,那么多月饼,别把苏队长累着了。通讯员一听连忙说,你行吗?要不我和你一起去?管理员笑眯眯地说,真要背不动,我就先把月饼吃了再回来。

大家全都乐了,而且一个个笑得脸红。只有辛医生沉得住气,埋头在那儿看书。

但只是一会儿会儿,管理员就回来了,手上的麻袋竟是空的。

我们失望极了,以为又是谁在拿我们开心,故意造谣。但看看管理员,仍是笑眯眯的,不像是没领到月饼的样子。我们怀着一线希望瞪大了眼睛看他。他招呼我们说,看我干什么,快过来分月饼吧。

我们呼拉一下围了过去,同时悄悄地咽着嘴里生出的吐沫。只见管理员从身上背着的挎包里拿出10个月饼来。他说,领导说了,月饼虽少,但要保证每个同志都能吃上。我算了一下,我们队39个人,正好每4个人分一个。

小赵脑子一转,说,那还多出一份呢。

苏队长笑说,多出的那一份就给你。怎么样,大家没意见吧?

没意见!大家异口同声地喊。只要有月饼吃,多少都行……

晚上,月亮果然又大又圆,好像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今天是中秋节。

我们围坐在帐篷外的草地上,一会儿望望月亮,一会儿望望月饼。那月饼和如今的月饼比起来,实在不能叫月饼。它们不过是些圆形的黑面饼而已,里面包了些红糖。要是放在现在,谁也不会碰它的。

当然,我们那时也不碰它,我们不碰是因为舍不得。被切成四分之一大的月饼堆放在一个盘子里,搁在我们中间,我们谁也不忍心先去拿它,像看着供果那样看着它。

终于,苏队长站起来,端起盘子将月饼一块块地分到我们的手上。

我们拿着月饼,拿得很轻,好像拿重了它就会变的不好吃。苏队长只好发话了。她说明天还要行军,大家必须马上把月饼吃了去睡觉。现在我命令拿好月饼,听我的口令:预备……吃!

“吃”字一出,我们真的就齐刷刷地咬了下去,这一口咬下去,就再也克制不住了,那甜甜的味道和那等待已久的胃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分都分不开。所有的人都三下五除二,都将月饼塞进了嘴里。

我因为上次吃蛋黄蜡伤了胃,不敢吃得太快,就去看她们。一看就忍不住大笑起来,瞧那一个个狼吞虎咽的样子,一付馋馋急了的模样。大家看我乐,彼此一看也都乐了,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小赵笑得都噎住了,使劲儿咳嗽,又怕把嘴里的饼渣子咳出去了,拿手堵着嘴,脸涨得通红,苏队长一边笑一边替她拍着背。

大概不到一分钟吧,所有人手的月饼都进了肚子。小赵还孩子气地添了添嘴。可以肯定地说,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月饼了。

但我还是注意到了,有一个人没有吃。那就是辛医生。他说他不喜欢吃甜食。第二天没人的时候,辛医生把那小块月饼递给了我。他说我发现你特别容易饿,可能是新陈代谢比一般人快的原因,你把这个留在身边,免得再伤胃。

我想推辞,可他不由分说,塞进我的口袋就走开了。

那天夜里,我躺在帐篷里怎么也睡不着。

我记得那天的月亮特别大,毫无遮拦地悬挂在空中。如水的月光从帐篷的缝隙流泻而入,我忽然想起了母亲。她收到我的信了吗?她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今天晚上她在做什么?她看到月亮了吗?我知道重庆是很少看到月亮的,月亮和太阳一样,总是被厚厚的云层遮挡着。我多希望母亲能一切平安,等着我回去呀。

在离开母亲一年多后,我第一次想她了。

我坐起来,看见刘毓蓉还坐在地铺上,打着电筒在那儿写信。她总是这样,一有空就写信,写给她的未婚夫。但走在那样的路上,信是不可能寄出去的。我曾好奇地问过她,写了也寄不出去,你干吗老写呢?她笑笑说,你不懂。

我又忍不住问她了,我说刘毓蓉,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写那些寄不出去的信呢?她没有抬头,只是轻声地说:早晚会寄出去的。

看她那个专注的样子,我有些羡慕。除了母亲,我没人可写信。但我不想给母亲写,反正寄不出去。我已经想好了,到了拉萨给她写,这样也免得她担心。

我披上衣服,出了帐篷。我想看看月亮。

不远处有个人影,我一下就认出是苏队长。她独自坐在土坡上。回头看见我,她就拍了拍身边,我就走过去靠着她坐下。

我们俩就那么静静地坐在月光下面。忽然,我发现苏队长的眼里有泪光。在月色下那泪光使她的眼神有些迷漓。

我犹豫了一下,开口说:苏队长,你是不是想虎子了?

掰着指头一算,我们离开虎子已经十几天了。

苏队长点点头,说,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说,我也想他。停了一下我又说,我还想我妈。

这话一说出口,眼泪就从我的眼里滑了出来,让我毫无防备。苏队长抬起手来揽住我的肩膀,轻声说,你要坚强些。我点点头,看着她。我想这句话不止是对我说的,还有她自己。因为在说出这句话后,她眼里的泪光就消失了。

我忽然想起了虎子的父亲。我说,王政委他们这会儿在哪儿呢?苏队长摇摇头,说我也不清楚,大概已经接近昌都了吧?他们要准备昌都战役。

一说到王政委,她的目光变得特别柔和了。我突兀地问,你爱他吗?你爱王政委吗?

她有些诧异地看我一眼,轻轻地说,能嫁给他,是我的福分。

有位作家这样说到西藏,他说西藏是世界上最高的大高原。它的形成过程充满了大悲苦,大磨难,所以它才有一副世界上最伟岸的骨骼。

我非常能明白他的话。

但我还想说,西藏它不仅仅是由大悲苦和大磨难形成的,它还充满了神圣、信仰和神秘当你把头仰到不能再仰的时候,看到那绵延不绝与天相接的雪山时,你会觉得那分明是一颗颗永不言说的灵魂,你会企望自己是其中的一座。

我不知道我能否成为其中的一座?我是说在我死后我的灵魂能否飞升到那里?

不管怎样,我敬佩那些经历过大悲苦和大磨难的人,敬佩那些为了信仰在悲苦和磨难中祭献出自己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和尼玛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为了信仰而历尽苦难。

尽管我们是为了不同的信仰。

我和尼玛,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段很长的故事。但故事开始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时我们彼此是路人。真正的路人。

我第一次遇见她们,或者说看见她们,是在折多山下。

我们的卡车在颠簸不平的土路上行驶,一路卷起高扬的尘土,我忽然发现前面扬起的尘土中有起伏的身影。让我发现身影的是一个醒目的小红点。它在滚滚尘土中依然耀眼。接着我看见一个蓬乱的头从尘土中露了出来,我是从那个小红点判断出她是个女孩子的,因为那红点是她发髻上的一朵小红花。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脸,她又匍匐下去了。我们的车从她们身边驶过,我又回过头去看她们,大约有6个人,好像都是女人。她们认真地叩拜着,对身边隆隆驶过的卡车丝毫不在意,好像被尘土淹没的是我们,而不是她们。

我知道她们是在叩长头,准确地说,叩等身礼。这是藏传佛教中佛教徒对佛的最虔诚的祈祷方式。我在书上看到过。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真实的景象。她们果然像书上描述的那样,双手合掌高举,先触额部、口部和心部各一次,然后双膝跪地,全身俯伏,两手前伸,额触地面……简单地说,就是五体投地。在这里,合掌代表领受了佛主的旨意和教诲;触额、触口、触心,代表心、口、意都与佛相融会,与佛合为一体了。她们要用身体一点点地丈量每一寸朝圣的路,以表达虔诚。

她们要这样一直叩到拉萨去吗?吴菲在一旁问我。

我点点头。照书上说是这样的。可我觉得这太难以想象了。前面有那么多雪山,还有那么多的冰河,她们怎么过?她们吃什么?住哪儿?会不会冻死?

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小小的赵月宁满脸不解地问我。

我说,书上说,她们认为这样就可以获得来世的幸福。

我虽然在回答她,但也和她一样,眼里心里全都是不解。甚至对她们充满了同情。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从年轻时就是,直到现在。所以我总觉得那些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神身上的人,是愚昧的。我想她们一定是非常无奈才这样做。但不知为何,当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的行为时,却感到敬佩。也许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我尊重有信仰的人。

我们的汽车继续向前,将她们远远地抛在了身后,渐渐看不见了。但她们那起伏的身影,尤其是走在最后面那个女孩子发髻上的红花,却总是在我眼前晃动。

我没想到我还会遇到尼玛她们。

当然,我那时不知道她叫尼玛,我在心里把她叫做小红点儿姑娘。我之所以一眼认出了她们一行,就是因为认出了尼玛。准确地说,是认出了她发髻上那朵红花。不同的是,红花已经完全风干了,只剩下一个暗红的小点儿,在黑发中隐约闪现。

我想当我们在甘孜停留时,她们一定不停地在赶路,所以才会再次与我们相遇。但我知道我们又会很快把她们抛在身后的。

因为我们在行走,她们在匍匐。我们用脚行走,她们用身体行走。

我从她们身边默默走过。因为离得近,我看清了,她们的确都是女人。而且年龄都不算大。我还注意到一点,她们少了一个人。上次在折多山遇见时,她们有6个,这一回却只有5个了。我在心里猜想,那一个怎么了?是坚持不住回家了吗?还是生病了?或者……死了?因为我从书上知道,许许多多的人,就是死在了朝圣的路上。

我看着她们那褴褛的衣衫,看着她们满是尘土的脸,看着她们起伏的身影,心随着她们身体的起伏而起伏,充满了同情。

我想同是年轻的女性,我们是多么的不同,除了同情,还有一种敬意。

但她们不看我们。和第一次遭遇时一样,一眼也不看,好像我们根本不存在。她们专心地叩拜着,目中无人,只有心中的神。

那个发髻上有花的小姑娘仍是掉在最后面。我真替她担心。她能行吗?从这里到拉萨还有几千里,她能坚持到目的地吗?

一条冰河横过路面。

准确地说,它是从山上冲下来的雨水形成的水沟。由于年深日久,水沟已变得又宽又深,完全像条河一样。没有桥,也不可能绕过去。河水在阳光照耀下闪着碎银子一样的光,在寂静中发出轻柔的流淌声。

走在前面的辛医生让队伍停下。他走来跟苏队长悄声说,水太冰了,刺骨。

我知道,那都是雪水。

苏队长想了一下说,这样,凡是有特殊情况的女同志,骑马过去。辛医生说,可是队里只有一匹马,来回走太耽误时间了。这样,马跑两趟,我们男同志再背两趟。

苏队长只好同意了。她大声宣布说,有特殊情况的同志,请出列!

小通讯员一边牵马一边莫名其妙的小声说,什么是特殊情况呀?

我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有特殊情况。其实我那天就是有情况。可是我怎么好意思呢?但我的心里已经感到了温暖,有一种和家人在一起的感觉,有一种被关爱被心疼的感觉。

有人关心你,有人看着你,他们把你的生命轻轻地放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之上。我想我能够在那样苦的环境里一直快乐着,就是因为常常有这样的感觉。

没有人出列。

最后苏队长只好点名了。她太了解我们了。

我们5个人被单列出来。我和刘毓蓉都在其中。刘毓蓉个子比较大,先骑马过去了。辛医生和管理员各背起一个,前后踏进了水中。

我留在了最后。我无论如何也不忍心让他们背我过河,无论是辛医生管理员还是通讯员。趁苏队长不注意,我“混”进了队伍,卷起裤腿跟大家一起趟进了河水。当时是中午,太阳非常耀眼刺目,可没想到河水却是如此冰凉。刚开始还行,走了两步之后,脚上立即有一种钻心的疼痛,好像有许多钢针在扎。一直往骨头缝里扎,没过多久,半个身子就麻木了,好像象它已经不再属于我。

我强忍着一步步地往前挪去。走到河中间时,水已没过了膝盖,棉裤都湿了,河面上浮起了一丝丝的血水,我想走快一些,但走不快。好不容易靠到河边,有人伸手一把将我拽了上去,我一抬头一上看,是辛医生。他皱着眉头说,你怎么总是拿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

我笑笑,但马上咝啦咝啦地吸起气来,一阵钻心的刺痛让我咧开了嘴。我一屁股坐下去,发现脚上划开了无数道血口,伤口翻开,一些小石子冻进了肉里。我咬着牙,把它们一点点地抠出来。辛医生在一旁大声嘱咐我们,赶紧用干毛巾擦脚板心,擦到发热为止。我疼得钻心,不敢使劲儿擦,只是擦掉了血丝。

后来我们渐渐习惯了。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趟过十几条冰河。我们把鞋脱下来掖在腰上,然后用破布条裹上脚,我们踏进冰河的时候就像踏进家乡的小溪那么自如。

当我穿好鞋站起来时,忽然呆怔住了。

我又看见了她们。

河对岸,那支小小的队伍也蠕动着靠近了。就是那5个叩拜的年轻女人。她们好像没看见面前有河似的,仍是起伏着往前移动。

我焦急地想,她们可怎么过河呀。

第一个女人接近了河水,准确的说她匍匐下去伸向前方的双手已经触到了水。但她像没有知觉一样,站起来,跨向前,天哪,她朝冰河匍匐下去了,她的胸脯扑进了浮冰,她的身子浸入冰水中,然后,她的头也没入水中。很快,她水淋淋地从冰河中站起,双手合掌,再次匍匐下去。在她之后,第二个也跟了上来,第三个……最后是那个小姑娘……她太小了,她在冰河中匍匐下去的时候,整个儿被淹没掉了,为了不被水呛着,她拼命地昂起头来,仰向天空。她的湿漉漉的头发上挂满了冰花,它们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感到浑身打颤,我好像听见冰块开裂的声音。我看见那朵风干的红花被河水滋润后又重新变得鲜艳,在阳光下如同她那被冰水洗过的红唇。

一只巨大的老鹰在她们的头顶盘旋,舒缓地从容地扇动着黑色的翅膀。片刻之后,它冲上高空飞走了。没有鹰的天空顿时显得空荡而又寂寞。我忽然想,其实她们也和鹰一样在飞翔呢。她们在她们信仰的天空中飞翔,她们在她们心灵的天空中飞翔。

她们继续在冰河中匍匐向前。阳光下,闪着碎银子一样光芒的冰河仿佛被她们滚烫的身体熔化了,蒸腾起一片云雾,她们在云雾中轻盈地飞翔。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听她们轻盈地飞翔着,听那翅膀滑动空气所发出的振鸣。

我回头,发现大家和我一样在看她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自己的心情,有惊讶,有同情,有敬佩,也有不解。

苏队长挥挥手说,咱们走吧。

我最后看了她们一眼,跟着队伍走了。这时候我真希望有神存在,能够保佑她们,最终到达她们心中的圣地。

我们往前走。一天天地走。

谁也不知道管理员是什么时候病倒的。就是那个不忍心批评我偷吃蛋黄蜡的老同志。

因为在那个路上,我们只是往前走,我们只关心驮运的物资是否一件不少,我们只关心牦牛有没有受伤,我们只关心今天又往前走了多少路,我们只关心能不能把物资早一天送到作战部队的手中……总之,我们没人去关注自己的身体,身体不过是我们往前走的载体,我们把自己当做了牦牛,甚至我们关心牦牛的程度都超过了关心自己的身体。

就是在这样,我们谁也不知道管理员是什么时候病倒的。

我们只知道管理员常咳嗽。我以为那是因为他太爱抽烟造成的。后来他断了烟,常常拣树叶来抽,我还帮他拣过。再后来树叶也很难拣到了,他就不抽了,可不抽了他还是咳嗽。我想大概是没烟抽嗓子不习惯吧。

我们都很喜欢他。他总是笑眯眯的,好像没一点儿脾气。行军的经验也特别丰富。最初的几天我们的脚还不习惯天天与山峦摩擦,常常打血泡,到了宿营地,他就像能看见我们穿在鞋里的脚似的,指着我们中的一个人说,把你的鞋脱下来吧,我给你把水泡挑了。他一指就指准了,那个人肯定有血泡。然后他就地取材,用马尾为我们作穿刺。

后来,我们的脚不再打血泡了,那些瘪了的血泡变成了老茧。但我们仍喜欢和他在一起,我们一有事就喊他,管理员,怎么办呢?我们总是问他怎么办,好像他是万能的。

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病倒的。

等我们知道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

那是在翻越一座大山的时候。时至今日,我已记不得那座山的名字了。只记得它是那么大,那么冷。我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来翻越,但刚刚爬上山顶天就擦黑了。领导催促着我们赶快下山,在山顶宿营是非常寒冷的,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就哗啦哗啦往山下赶。可下山的路似乎比上山还要长,加上牦牛并不体会我们的心情,仍是慢吞吞地走,眼看天黑尽了,我们的队伍仍在山脊上蠕动。

天黑行军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只好在山坡上安营扎寨。

那天的天气糟透了,气温恐怕在零下好几度,我们几个负责搭帐篷的手冻得发僵,怎么也拉不紧帐篷的绳子。我们又叫管理员,管理员没有像往常那样笑眯眯地说,瞧瞧你们的笨样儿,看我的。他只是默默地过来帮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几个帐篷支起来。

刚刚搭好帐篷,天就变了,冰雹突然而至,还伴着呼啸的狂风。几顶帐篷立即被吹得如同惊涛骇浪中的小船一般。如果不是绳子拉得结实,恐怕早已吹走了。冰雹打在帐篷和铁锅上,发出霹雳啪啦的响声,震动着我们冻僵的耳朵,天地之间仿佛正演奏着一曲大型的交响乐。我们只好坐在那儿聆听。除了聆听,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等“交响乐”演出完毕,我们低头一看,灶火熄了,炊烟断了。锅里还没煮熟的饭已被冰雹打成了糊糊。疲劳使我们无心再重做,胡乱塞了几口冰凉的糊糊就躺下睡了。

也许是因为肚里没有东西,也许是因为冷,我睡不着。

我坐起来,拿出辛医生上次省给我的那半个月饼。这么多天了,我一直没舍得吃。有一回我看见辛医生把自己碗里的糊糊倒给赵月宁,就想把月饼拿出来给他,可月饼已经硬得像块石头了,根本没法吃。我一直想着,要在最需要的时候拿出它来。被窝冰凉冰凉的。说被窝,其实就是张被单。从甘孜出发时,为了轻装我们没有带上皮大衣,而我的棉衣在那次遇险时又掉进了河里,一时补发不了。我把薄薄的被子裹在身上,依然冻得哆嗦。我忽然想起了母亲给我的旗袍,无论怎么轻装,我都没舍得扔掉它,我就翻出来披在身上。但不顶用,风灌进帐篷里,像刀子割在脸上,手脚冻得发疼。

我怕自己会冻僵,就爬起来走出帐篷想活动活动。一出帐篷,我发现管理员竟坐在那儿烧火。原来他见我们都疲劳得不行冻得不行,就自己一个人重新生了火,熬那锅代食粉糊糊。他说大家肚里没东西,肯定睡不着。我一看,锅里清汤寡水的,连忙把那块像

石头一样的月饼放了进去,我想它终于派上用场了。

管理员熬好糊糊,让我叫大家起来吃。我大声地在每个帐篷前吆喝着,让大家吃点儿东西暖和暖和身子。好几个冻得睡不着的人赶紧爬了起来。辛医生也起来了。大家喝着热糊糊,在寒冷的夜里发出暖人的吞咽声。管理员坐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我说管理员你也吃呀。他说我吃过了,你们吃。说完他又咳起来。

那一夜好像特别长。我吃了点儿热糊糊,也不知是几点了,回到帐篷里,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是被一阵叫喊声惊醒的。

是苏队长的声音,她反复喊着:管理员,你醒醒!管理员,你醒醒!

我一下坐起来,我想管理怎么啦?昨天晚上他不是还好好的吗?我跑出帐篷,见好些人围在那儿,我挤上前去,见管理员倒在昨天烧火的地方。他怎么没回帐篷去呢?

辛医生把管理员的头扶起放在怀里,我看见他的脸色像土一样。我害怕极了。我说管理员怎么了?他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呀!没有人回答我。我连忙去倒了一杯刚刚烧热的水,递给辛医生,无意中我碰到了管理员的额头,滚烫。显然他在发高烧。

辛医生给他服了3片阿司匹林片,又喂了一些水。

过了一会儿,管理员睁开了眼睛,但马上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喘起来。他一边喘一边说,我可能不行了。我可能走不到昌都了。

苏队长立即说,别瞎说,你能行。你不会有事的。

我轻声问辛医生,我说管理员生病了吗?辛医生不说话,表情很严肃。这时我们队的女兵全都围了过来,一张张的脸上全是害怕和焦虑。管理员喘着气大声说,我没事儿,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今天还有好远的路呢。

见他说话的声音还这么大,大家都松了口气,忙着作出发的准备工作去了。

等吃过饭,上好驮子,准备出发时,管理员仍是站不起来,坐在那儿大喘着。他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他一边高烧着,一边因为冷而浑身哆嗦。辛医生的神色忧虑异常,他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强行地给管理员穿上。

苏队长走过去说,管理员,我们抬你走。

管理员笑起来,像平时那样笑着。他摇摇头说,我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能让你这些小姑娘抬?

苏队长说,那你就骑马。

我们七手八脚地把管理员扶到马上。他坐不起来,就趴在马背上。他仍是浑身颤抖着。我心里难过得直想哭。

但走出没一里地,他就叫苏队长,他说苏队长,我想下来,我有话对你说。我们把他扶下马,在路边一个避风的地方让他躺下。我看见辛医生朝苏队长摇摇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心里害怕得要命。

管理员靠在辛医生的怀里,不怎么喘息了,但声音也随之微弱起来。

他说,我真的不行了,我自己知道。你们就把我留在这儿吧,别再让我拖累你们了。

苏队长说,你瞎说,我不许你瞎说。我听见苏队长的声音里已经带了哭腔,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苏队长说话带哭腔,我害怕极了。

他说,苏队长,有件事我想托付给你。苏队长点点头,她不敢再开口说话,一开口眼泪就会随之而下。他说我有个儿子,在江西老家乡下……等以后你们回内地的时候,把我的那支钢笔送给他……作个纪念。我啥也没给他留下……

苏队长点头,拼命点头。

他又说,把我的棉衣脱下来给小白,还可以抵抵寒……搪瓷碗送给小赵……还有……

他闭上了眼睛,我想他一定是说累了,想歇息一会儿再说。

但他再也没有睁开。

还有……还有什么?

我们把他重新扶到马背上,苏队长亲自牵着马。我们这支队伍又继续向前走,默默地向前走,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哭泣。管理员还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向前走着,我们没有道理哭泣。

一直到晚上,我们到达宿营地时,队伍中才爆发出哭声。

谁也没想到,最先爆发出哭声的竟是辛医生。

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看见一个男人哭泣,毫无节制毫无掩饰地大声哭泣,泪水像雨季涨水的河漫出了河堤,哗哗的流淌,流得到处都是。我怔怔地看着他,因为意外反而忘记了自己的悲伤。我听见他哭喊着:为什么呀,为什么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呀,为什么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呀,我真是无能啊!

他就那么站在那儿仰着脸哭,哭得无依无靠。我真想走过去,让他靠在我的怀里哭,我真想替他擦掉那一脸冰凉的泪水。但我自己也控制不住了,一头扑向身边的牦牛,嚎啕大哭起来。我用头抵着牦牛,因为悲伤而不停地捶着牦牛的背。那牦牛像明白似的,一动不动地站着,任我宣泄着心中的悲痛。

我们把管理员安葬在了一个向阳的山坡下。苏队长说,管理员是冻死的,要让他死后多晒晒太阳。我无论如何也不忍心要他身上那件棉衣,我说让他穿暖和些吧。但辛医生一定要我留下,他把自己的一件军衣给他穿上了。棉衣很大,散发着浓烈的烟味儿和汗味儿,令我窒息。我最后握了一下管理员的手,尽管那手是那么冰凉,但依然传达出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我在心里对他说,你在这儿等着我们。等路修通了,我们再回来看你。

就在安葬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说的“还有……”是什么,那是两包菜子。我们在他棉衣的口袋里发现的,一包上写着“白菜”,一包上写着“萝卜”。

苏队长把两包菜仔揣进了自己的怀里,对着管理员的坟冢发誓似的说:管理员,你放心吧,我一定要把这两包菜仔带到拉萨去,我一定要把它们种进高原的土地里。

我们告别了管理员,继续向前。

我们往前走。

雪山一次次横亘在我们的面前。好不容易翻过一座山,出现在眼前又是一座山。好像那些山长了腿,不断地跑到我们前面去阻挡我们。

就这样没完没了,感觉永无出山之日。

但我们还是往前走,雪山冰峰都不能挡住我们的去路。

时间一长,生活越来越艰苦,即使是号称“高原之舟”的善于吃苦耐劳的牦牛,也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有的蹄子被磨烂,有的背被磨破,有的走着走着忽然倒地,再也站不起来了。牦牛的膘情迅速下降,常常是走几步就不肯走了。我们队里已死了三头牦牛。每天晚上一到驻地,我们顾不上自己休息就先看牦牛。很多时候,我一边为它们擦洗伤口,一边在心里默默祈求着,坚持住呀,千万别死呀。

但许多牦牛还是坚持不住了。后来我们才知道,牦牛虽然吃苦耐劳,但毕竟不是骆驼。它只适合短途运输,时间一长,它的蹄子磨出了血,就不愿再走了。如果你赶它它就急,急了就往林子里钻。也许是我们待牦牛太好了,使牦牛们不忍心逃离我们,它们就一直坚持着,直到坚持不住时,才轰然倒下。

每当有牦牛死去时,我们都伤心异常,忍不住痛哭。那是我们患难与共的伙伴。哭过之后,我们还是硬起心肠,把其中的好肉砍下来,驮到其他牦牛的背上,留给前线的部队作给养。

传来的消息说,先遣部队为了作战的需要走得很快,牦牛骡马运输跟不上,已经断粮了。有的部队战士每天只能吃几个元根萝卜充饥了,但他们仍在昼夜行军,准备作战。我们焦急万分地往前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地把物资送到前线部队的手中。

那时候我是个很爱哭的姑娘,管理员牺牲后,我一路走一路流泪,怎么也止不住。第二天眼睛红肿得睁不开了。

不仅仅是我,我们这群女兵,走在那样的路上,哪一个没流过泪呢?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队里有好几个爱哭的,比如小小的赵月宁,比如吴菲,比如我自己。帐篷搭不好会哭,牦牛找不到草吃也会哭。为此常常被苏队长笑话。

但我没想到,还有许多许多的泪水在前面等着我。

等着我们。

那是一个普通的黄昏,我们在一座山脚下宿营。尽管十分疲惫,大家仍是一口气未歇就忙碌起来,搭帐篷的,做饭的,喂牦牛的,紧张有序。

因为已经没有柴禾做饭了,所以拣柴小组的已经先一步走到我们前面了。等我们搭好帐篷时,她们陆陆续续回来了。我正帮着喂牦牛,看见吴菲背着柴禾和牛粪从山上下来。她看见我说,简直找不到什么可烧的。我随口问,毓蓉呢?她们俩是一个小组的。吴菲说,咦,她还没回来吗?我还以为她先回来了。

刘毓蓉是个挺内向的人,分配工作时,她坚决要求去了拣柴组。拣柴又累又危险,有时为了拣到一些枯树的枝干,得爬到悬崖上去。但她说她年纪大些,体力也好,应该多吃些苦。苏队长就依了她。

拣柴的同志一个个都回来了,还不见刘毓蓉。我心里顿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因为以前总是她先回来。等我们做好了饭,天擦黑了,还不见她的人影。苏队长有些急了,就和辛医生去找。我和吴菲也连忙跟着去。

我们在山上大声地喊她的名字,但没人答应。吴菲把我们带到了她们分手的地方。为了多拣柴,她们总是分头行动。我们就顺着刘毓蓉去的那个方向往山上走,天彻底黑了。苏队长怕我们再出什么意外,不准我们再往上走了,我们只好退回来。

那是我头一回吃不下饭。

那一夜,我几乎彻夜未眠。不止是我,苏队长,辛医生,吴菲,还有好多好多的人,都在一分一秒地等着天亮。我们都这样想,天一亮,太阳一照,她就会出现。她一定是被黑夜藏起来了。

天终于亮了,我们全队人顾不上做早饭,一起上了山。我们分成几路去找。我想她大概是迷路了,在山上哪个地方睡觉呢,现在我们一喊,她就会听见的。于是我们一个个拉开嗓子喊:刘毓蓉!刘毓蓉!刘毓蓉!

除了回声,没人答应。

我们走到了昨天退回去的地方,意外发现路边有一小堆柴,还没有捆好。一看就是有人把它们搁在那儿的。再往前走,是悬崖。我不顾辛医生在后面制止,固执地走到悬崖边往下看,我一眼就看见了新的雪痕,好像有什么东西从上面碾过去了。我大声地叫苏队长,大概我的声音有些可怕,苏队长冲上来先把我拉住,接着她也看见了那痕迹。

我们无望地朝着悬崖下大声喊道:毓蓉,毓蓉!

回答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声音。那声音里已经有了泪。

吴菲第一个失声痛哭起来。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她一定为自己和她的失散感到后悔。吴菲的哭声带出了所有的哭声。只有我没哭。我不相信毓蓉死了,我坚信她活着,她不过是一时找不到路了。我说我要在这儿等她,我不能离开……

辛医生二话没说,找了一根绳子捆在腰上,另一头捆在一块大石头上。他拽着绳头,冒着危险朝悬崖下滑去,但他滑了几十公尺后再也下不去了,下面是万丈深渊,什么也看不见。辛医生身上被岩石和冰凌划得血淋淋地上来了。我不信,要自己下去,就算毓蓉死了我也要见到她的尸首。

辛医生一次次强行把我从悬崖边拉开,我又一次次地冲上去。后来苏队长火了,她朝着我大声吼道,白雪梅你不是个孩子,不要再使性子了!我愣了。苏队长又说,刘毓蓉同志牺牲了,难道我们就不继续前进了吗?

这样的话,终于让我停住了脚步。

我默默地挣脱开辛医生的手,打开背包,从里面取出母亲给我的那件旗袍。我返回到悬崖边上,将旗袍展开,让它轻轻地飘落下去。如果毓蓉真的在下面,我希望这件蓝色的旗袍能盖住她的身躯,能为她挡挡寒……

我们一起从重庆出发的四个好朋友,就剩我和吴菲了。

我走过去,和吴菲紧紧拥抱在一起。我流着泪说,别哭,苏队长说得对,刘毓蓉牺牲了,我们还得往前走。

我们在清理刘毓蓉的遗物时,发现了那摞没有寄出去的信。看着那一封封的信,我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了那个中秋的夜晚,浮现出了刘毓蓉写信的样子。

我傻傻地问,信写了也寄不出去,你干吗还要写呢?

她羞涩地回答说,你不懂。

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把这些信带到拉萨,一定要把这些信寄回到内地去,一定要把这些信送到它们主人的手中。

我的确做到了。

但我不知道信的主人后来怎么样了,我不想知道,不敢知道。

前面有人喊,雀儿山到了!

其实我们早就看见它了,我们一直在走向它。用现在的话来说,雀儿山很有知名度,它以形如大鸟的羽翼而得名,山上的积雪终年不化,寸草不生,渺无人迹。关雀儿山有不少歌谣,一首是:雀儿山,鸟不飞,马不翻。另一首是:登上雀儿山,伸手能摸天;一步三喘气,风雪迷漫漫;深沟峻岭多,断岩峭壁连;要想过山去,真是难、难、难!

不过像这样的歌谣,我们只是听听而已。它从来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脚步。甚至在很多时候,它反倒增添了我们的**。那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现在想来,大概就是人的征服欲吧。

苏队长高兴地对我们说,翻过雀儿山我们就进入昌都地区了,离目的地就不远了!

深秋的雀儿山已是冰封雪裹,地冻三尺。尽管我们一路上见的都是雪山,但这一座因为它的高和险而特别著名。雀儿山最高峰处的海拔是6千多米,就是山垭口也有4900米。已经积累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高海拔的雪山上,每高一米就多一米的寒冷,少一米的氧气。或者说,每高一米就多一米的生命危险。

但对我们来说,无论多么高的山都只有一个字:上。牦牛们也跟着我们上。它们和我们一样,除了攀越,没有别的选择。路上都是积雪,前面的队伍走过后,已把它踩成了硬硬的冰道。我们害怕牦牛滑倒,上山之前,先在牦牛的蹄子上绑了草。但许多地段仍是太滑,我们只好领着它们往旁边积雪深的地方走,手脚并用着扒开一条通道。西藏有句俗语,叫“十冬腊,学狗爬”,走在那样的山上,你会觉得它太贴切了。

越往上走,风越大,雪越深,空气越稀薄。胸口塞满了东西,好像我们随时都可能被憋死。牦牛也一样,人和牛就像是在比赛似的,你喘我也喘,喘几口才能迈出一步,有时喘几口仍是一步都迈不出。队伍走走停停,没有人说话,只听见合奏一样的喘气声。出发一个月来,大家的体力已消耗得很厉害,即使是原来身体好的同志,也比原来虚弱多了。更不要说原来就虚弱的同志。但没有人说话,只是沉默地往上攀登。

真正的勇敢是不动声色的。

苏队长就像个铁人一样,不时地赶上来关心走在前面的人,又不时地停下来,等落在后面的人。早上出发时,她要我上山时拉着马尾巴,那是给病号的待遇。我坚决不肯,我知道她身上有情况,我要她拉。她也不肯,最后让给了小赵。小赵真是不容易,小小年纪,每天和我们一样地走,一样地赶牦牛。

苏队长走到我身边时,忽然睁大了眼睛,大概是我的脸色让她吃惊。她伸手来抓我的背包,我坚决不给。如果不是体力不支,我还想帮她背呢。我们俩拉扯起来。这时我听见有辛医生在身后说,不要争了,小心摔倒。说话之间,我的背包已经到了他的身上。

因为路太陡太窄,马没站稳,身子一歪滑了下去,紧接着,拽着马尾巴的赵月宁也滑了下去,积雪被她的身体带着呼啦啦地往下掉,腾起一片片雪雾。

我吓得呆住了,喊都喊不出来。

小赵!小赵!苏队长的声音颤抖着。自从刘毓蓉失踪后,她比过去更小心地照顾着我们每一个队员。可没想到又出事了。

仿佛是苏队长的叫喊声拦住了小赵,滑到一半的她幸运地被一丛树枝托住了。辛医生赶上来,把几根绑带连接起来,放下去,让小赵捆在腰上,一点点地把她拉了上来。

可惜的是,那匹马却没能再上来,它跌进了无底深渊。大家都默默地望着山下。通讯员眼睛红红的,站在那儿不肯走。这匹马从甘孜出发后一直跟着他,每天喂,每天相伴,就像兄弟一样。他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辛医生沉郁着脸说,走吧,抓紧时间赶路。

苏队长走过去揽住通讯员的肩,默默地带着他往前走

接下来的路,我感觉自己不是在山上攀登,而是在天上飘。我真想不再往前走了,就这样留下来,飘在雪山上,与白云白雪为伍。

但我终于飘到了山顶。

我大口大口地喘气,喘得轰轰烈烈。等稍微平息一些后,我直起腰来。我一下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

连绵不绝的雪岭冰峰,从眼前一直延伸到天边,与蓝得刺目的天空镶接在一起,阳光照耀下,整个世界晶莹剔透,如蓝色的玛瑙。这是怎样美丽的一个世界啊!你们可能见过一望无际的大海,一望无际的草原,可你们见过一望无际的雪山吗?你们见过一望无际的蓝天吗?你们见过一望无际的洁白和一望无际的纯蓝组成的世界吗?

我呆在那里。

我们都呆在那里。

我们的心里充满了自豪。说自豪都过于书面化了,准确地说,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对自己的钦佩,这么多的雪山,这么高的雪山,怎么就上来了呢?我的心里默念着,雀儿山,雀儿山,你的确是“伸手能摸天”,的确是“断岩峭壁连”。但我们终于还是把你踩在脚下了。

辛医生的眉头此时也舒展开来,他站在那儿大声地说,人间有什么能美过天然的金字塔,这些傲然矗立的皑皑雪山!

我惊喜地说,辛医生,你还会做诗?

他一笑说,那不是我做的,那是俄国著名诗人莱蒙托夫的诗句。

苏队长忽然大声提醒我们,不要长久地盯着雪山看,已免患雪盲症。我们这才收回目光,但那幅美丽的画面,已经被我留了下来。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时常把它取出来看。真的,它就藏在我的记忆里,只要我一闭上眼,它就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了。

此刻,我看见画面上有人在动。是吴菲。她抽出一根支帐篷的竹竿走到雪壁前,挥舞着写下了一行大字:我们一定要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还有苏队长。她走过来跟我说,你刚才的脸色好吓人哪,我真怕你的心脏出问题。

我说不会的,我还要用它几十年呢。

辛医生接过话说,你还是不要大意,一旦出了问题,说倒下就倒下。

我说,真倒下了,雪山埋忠骨,多好。

我说这话是由衷的。但苏队长瞪了我一眼,她说不许瞎说。我要你们每一个人都好好地走到拉萨。

这句话是她常说的。她总是说,你们都给我好好地走到拉萨去。或者说,我要把你们一个不少地带到拉萨去。

可是后来,我们都好好的去了,她却留在了路上。

我们乘胜直下,来到了金沙江边。

金沙江和大渡河不同。大渡河声势浩大,老远就能听见它的吼声。金沙江虽没有那么大声势,但流速却比大渡河还要快。我不确切它是每秒多少立方米,我只知道它快得一眨眼功夫就能把上面的漂浮物冲得无影无踪。你要是把一块头大的石头扔进江里,那石头会被汹涌的江水冲出几百米远,半天也沉不到江底。湍流不息的滔滔江水打着一个又一个的漩涡,像一张张大嘴,仿佛想吞掉所有落入它怀里的东西。

金沙江上没有铁索桥。铁索桥虽然让人胆战心惊,但真的没桥过河,也让大家心惊胆战。我们看见先期到达的部队正在等待着依次过江。听苏队长说,这次渡金沙江,我们将要乘坐牛皮船。

我是个生在江边的人,应该说什么船都见过了。但牛皮船却没见过,连听也是第一次听说。我想象不出牛皮船是什么样子。这时,江面上有三四个黑乎乎的东西划过来,有人叫道:看,那就是牛皮船。

我一看,忍不住说,这也叫船?

那牛皮船不像个船,倒像个大碗。圆形的模样,口大底尖,大的直径有三米的样子,小的也就是直径两米的样子。其实就是用木棍竹子撑起来的一张牛皮。看它飘在波涛汹涌的江上,真觉得玄,好像随时都会被漩涡吞没似的。它能载我们过江吗?

吴菲小声对我说,天哪,我可不会游泳,掉下去怎么办?

我说,会游也白搭啊,这么湍急的水流。

我们站在队伍里惶惶地等待着。这时苏队长走过来,要我们先卸下牦牛身上的驮子,说让牦牛先过去。我还以为牦牛也和我们一样乘坐牛皮船呢,我心想不知道这些家伙怕不怕坐牛皮船?

两个牧民赶着牦牛到了江边,船没有来。忽然,我们看到牧民一声吆喝,牦牛们呼拉拉地下了水,我们惊呼起来:牦牛会游泳吗?

牦牛们沉着地游进了水中,好像那湍急的金沙江只是一条小溪。它们顺着江水斜斜地凫向江对岸,从江面上看,好像一片黑色的木排。眨眼功夫,它们就在对岸了!

它们上岸后哞哞地叫着,好像在告诉我们,金沙江没什么大不了的,快过来吧。

我们又惊又喜,心里的紧张立即消除了不少。赵月宁还大声地冲着牦牛叫道:别急,我们马上就过来!

第一批人上船了,大点儿的船上了七八个,小点儿的上了五六个。勇敢的藏族船夫轻轻一点,船就离开了岸边,迅速地朝江对岸驶去。小小的牛皮船就好象在江面上飘飞,转眼之间飘飞而去,又飘飞而来。看得我们眼花缭乱。

前面一个等待过江的同志诗兴大发,顺手在江边写了句“牛皮船好像大花碗”,后面一个同志看见了又接了一句“我们好比稀饭”。等轮到我们上船时,走在前面的吴菲又添了一句:船夫是厨师,把我们从这边舀到那边……

我们全都乐了。很快,我们就被船夫“舀”到对岸去了。

过了金沙江,正当我们重新往牦牛背上驮物资时,从前面传来消息说,有人发现了一个可以洗澡的温泉。

我们激动得立即欢呼起来。因为从甘孜出发的一个多月来,我们的身上已脏得不能再脏了,如果不是气候寒冷,恐怕早就散发出难闻的味道了,而且手上脚上全是冻疮。我们是多么渴望洗一个热水澡。

我忍不住想,这温泉一定是上天特意为我们安排的吧。我们互相转告,一张张疲惫的脸庞都展现出了明朗的笑容。温泉在天寒地冻之中充满了魅力。由于遇见了温泉,洗澡近在咫尺,我越发地觉得身上痒起来,痒得难以忍耐。苏队长和辛医生商量了一下,决定晚上就在温泉边上宿营,让大家好好洗个澡,休息一下。男同志发扬风格,让我们女同志先享用,我们就在苏队长的组织下分批分组地来到温泉边上。

但就在这时,一个小战士骑马朝我们奔来,他边跑边兴奋地喊道:喜讯!特大喜讯,昌都战役胜利了!昌都解放了!

噢!一时间我们全都欢呼起来!

天那,我想,怎么好事全都在此刻降临了!

苏队长比我们谁都更高兴。我知道她的喜悦是双重的。

但正当我们的兴高采烈的时候,通讯兵马上又宣布了第二个消息:运输队必须加快速度,尽快将物资送到昌都。因为历时20天的昌都战役,已将前方部队的所有给养消耗殆尽,许多部队已是靠挖野菜度日了。指战员们正眼巴巴地等着我们的物资呢。

我愣在那里。

我们全都愣在那里。

我们已经在温泉的边缘了,我们甚至感觉到泉水的温暖了。我差不多想对苏队长说,就让我们洗一下吧,哪怕是几分钟。我甚至想付出一切代价来洗这个澡。但有许多事情,是没有交换条件的。我没说话。谁都没说话。队伍沉默着,在沉默中苏队长说,同志们,咱们抓紧时间上路吧。

是啊,有什么比战士们的生命更重要?

我们重新上路了,而且我们走得更快了。

几个昼夜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昌都。我们终于把粮食送到了战士们的手中,我们终于完成了千里大运送的任务。

所经历的种种艰苦和危险都值了。

有时我想,人的生命真是不可思议。在那样的路上,在土生土长的牦牛都难以承受的雪域之路上,我们这些人,这些女人,这些年轻姑娘,却都坚持下来了。我,还有14岁的小赵,都坚持走到了昌都。我们没有倒下。

尤其是快要到达时,牦牛差不多已损失了百分之二十。许多物资是靠着我们的肩膀送到目的地的。

从甘孜到昌都,我们赶着牦牛走了50多天,中间翻越了海拔5千米左右的雪山6座,趟过冰河无数。不要说你们听起来咋舌,就是我自己回想起来也觉得惊奇。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说过,许多不可思议的事,都发生在西藏,发生在进军西藏的路途上。

你们都进过西藏,你们差不多都是飞进去的。从成都起飞,到贡嘎机场降落,航程是两个小时,不过是打个盹儿的时间。如果你们不打盹儿,从飞机的舷窗上往下看,哪怕只看一眼,你们就会看到那些一座连着一座的高山。那些高山,它们无边无际,千万年地沉默着。它们自己都不知道它们有多高,有多壮观。它们大多终年积雪,亘古没有人烟。

前些年,当我第一次坐飞机飞进西藏时,我从舷窗上看见了它们,看见了那一座座蜿蜒起伏的山,它们看上去有些柔和,像大海的波涛在蓝天下起伏着,让我有一种陌生的感觉。

我问你们的父亲,那是它们吗?是那些我们经历过的雪山吗?

你们的父亲说,是它们。它们一直在那儿。现在随着气候的转暖,许多山顶的积雪都融化了,泛出了绿色。甚至珠峰上的雪,如果地球继续转暖的话,它们也可能化掉,而这些山,是永远不会化掉的。它们会永远在那儿。

我相信你们父亲的话,我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踏实和欣慰。因为我知道,在那些亘古屹立着的山脉里,有无数不朽的灵魂。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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