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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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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的底层生活使他锻炼出投机钻营、冒险进取、察言观色、揣摩上意等种种本领。他没有留学德国、日本的经历,但在浪荡困顿的日子里,他结识了中国底层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青帮头目、无业游民、盗窃犯、变节者……他熟悉这些人,知道在穷街陋巷、贫民窟、码头、赌场里照样有藏龙卧虎之辈。

1

谭世宁是在第二天早上被送回来的。过了一会儿,寺尾谦一的电话就到了。说他已经看了他写的报告,不错,很细致也很全面,已经送到参谋部去了。最后他给谭世宁放了一天的假,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本来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他可以顺理成章地到“沐春堂”泡个澡、捏捏腰,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一进家门,就抓起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十几份报纸仔细地查找起来。包括这一天,连续三天在某一个版面都出现了一条转手清代瓷器的广告。这是他和林泉水事先约定好的。其中几个特定的用词更是说明对方非常着急见到他。

放下电话后,谭世宁从衣柜里找出一身毛料西装装在了一个白布袋子里。出了家门,他看到他的汽车已经停在门口,被擦得光亮可鉴。他把车开到北门桥附近一家干洗店的门口停下。这是一家从上海搬来的老店,伙计恭敬有加地接待了他。他们收下了西装,告诉他最快也得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取。他从干洗店里面走出来,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抬腕看看手表,他信步向南走去。

他进入一条相对狭窄的街道,两旁摆摊的都是常年在长江上讨生活的渔民。他饶有兴趣地瞅着一个个箩筐内扑腾的鲜虾活鱼,不知不觉走出了半里路。这时,一个精壮汉子快步走到他的身后。

“爷,跟我走。”他低声说道。

和往常一样,谭世宁二话不说,跟随着他又前行了几十米,拐进了一家铁匠铺。院子里五六个铁匠埋着头叮叮当当地敲打着铁器,他们穿过院子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一眼。

谭世宁知道,这条看起来很平常的街道其实一点也不平凡。某些摆在明面上的水产不过是幌子。只要稍加打听,立刻就会有人给你指出在谁那里能买到白糖、在谁那里能买到烟叶、在谁那里能买到食盐……而这些,在战争时期都属于被交战双方列为专卖的物资。

抗战初期,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的同时,双方都在物资上实施严密对敌封锁的政策。因此东部的棉花、生丝、橡胶在西部成了紧俏物资,而西部出产的矿产、桐油、烟叶等货物的价格在东部也大幅飙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都感到在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基本的税收都保证不了,还打的什么仗?不知从何时开始,双方不约而同地暗暗放松了封锁禁令,这就促使走私活动日益猖獗。从某种程度上说,控制走私活动的帮会组织反倒成了一剂维持战时经济的润滑油。有资格吃这块肥肉的,不外乎活动在巴蜀之地的哥老会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青红帮。

这两个组织实际上是表兄弟关系,在渊源上都属于兴起于清朝早期的洪门。尽管之前他们在势力范围的交界地带经常明争暗斗、大打出手,但在共同的利益面前,很快就再次祭出了“天下洪门是一家”的旗帜。在长江沿岸的各个码头,都有他们接洽生意、吃饭住宿的场所。而林泉水,就是在谭世宁的帮助下以重庆哥老会小头目的身份在南京的码头上站稳脚跟的。

在这一点上,谭世宁并不担心被日本人获知。南京城几乎所有的高级汉奸都在或多或少地经营着这种勾当,日本人早就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如果表现的过于廉洁自律反而会受到怀疑。但是他这样做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金钱,他一直在把林泉水作为危急时刻的最后一条退路。

这条街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鱼贩子是青红帮的成员。平日里和和气气地做买卖,一旦遇到寻衅滋事、踢码头的势力,两个街口一堵,十个八个那是连尸首都找不到的。即便是汪伪政府下属的缉私队,轻易也不敢在这里露面。所以,刚才的壮汉之所以敢和谭世宁搭话,就说明他的身后已经被探查明白,没有尾巴。

那汉子领着他穿过院子里的一道角门,冲着一间北房一抬手就转身离开了。

林泉水正坐在床上的炕桌边喝着茶,一看到谭世宁进来立刻跳下地。

“我的哥哥,你到哪去了?”

“别说我的事了,一言难尽。”谭世宁摆摆手坐在炕桌的另一边,“这么急找我是不是出事了?”

“哥,我看你就不用回去了。兄弟已经备下了一条快船,咱俩这就动身。去哪儿你说了算,钱的事你就更不用操心了,这些年我们早就捞足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你想急死我!”

“是樊阳那边,全露馅了。”

“他们怎么查出来的?”

“不是他们查出来的,而是一个姓沈的老太婆到警察局里报了案,说石碑上的日期被改动了。”

“老太婆?她怎么会知道石碑的事?”

“她儿子一家三口都死在那次轰炸中。”

“原来是这样……”

“哥,你知道。按你的吩咐,我修补了这个破绽之后,又特意让一个樊阳城别的地段当巡警的兄弟使钱调到了那个地段,就是想查查石碑上刻着的那些死者的亲戚都在什么地方,附近还有谁知道防空壕被炸的时间。谁都知道,日本人打樊阳的时候,城隍庙那一带打得最为惨烈,连间完整屋子和站着的树都找不到。而老百姓在战前都逃难走了,现在城里的人都是日本人从别的地方迁来的,可我还是让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暗暗查访。哎,没想到凭空就冒出来这么一个老太婆。”

“那个老婆婆现在怎么样了?”

“在我们手上。那天她报案时,我那个兄弟就在一旁。听完了,简直就是五雷轰顶。”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巧了,那个局长生病住院,没有上班。是一个警察帮她记录的口供。我那个兄弟说,他们都知道局长曾经接到过上面打来电话,专门跑过去查看石碑的事情。这小子还算机灵,立刻通知了另外的弟兄。他们赶紧去了那家医院,把医生连唬带吓地镇住了。这些天,那个局长被整得白天睡觉晚上清醒。外面的人一时接触不到。不过我来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医生也拖不住了。局长礼拜四就会出院。到那个时候,他只要看到那份记录立刻就会上报,这是毫无疑问的。”

“礼拜四,还有不到两天了。”

“还好,你总算来了。有这两天的时间,足够我们兄弟远走高飞了。”

谭世宁抓过桌子上的烟盒,抽出一支烟后点上了火。他平时不怎么吸烟。

“你那个兄弟胆色如何?”他忽然问道。

“刀架在脖子上都不会皱一下眉头的好汉子。”

“把他的姓名和联络方式告诉我。”

林泉水毫不遮掩地全告诉了他。

“等我三天,三天之后我不来,你就离开这里。”谭世宁说完这句话站起身来。

“还有,找条船,把那个老婆婆送到后方去。”最后,谭世宁在门口又补充了一句。

下午,“更夫”到“沐春堂”泡了一个澡。这一次他洗得比较快,一个小时连腰都捏完了。

又过了两个小时,曲国才和王汉亭再次于成衣店后面的密室中会了面。

“……就这么定了吧,让霍胜去,多带几个得力的人手。给我们在樊阳的人发报,让他们提前做个准备。”曲国才停了一下,想了想实在没什么需要补充的了,但还是强调了一句,“赶快出发,越快越好!”

“那重庆方面……”

“现在我们只能先斩后奏了。霍胜他们出发后,再把整个事情和我们的解决方案电告重庆吧。”

2

高桥松一回到住处,立刻把桌面上的东西清理得干干净净。然后,他把李建勋交给他的那张军用仓库分布图铺在桌面上。按照要求,李建勋已经把那些仓库的用途在图纸上做了清晰的标注。其中存有炮兵专用物资的才能满足高桥松的条件。

制订计划的后期,寺尾谦一和他详细地讨论了调查“铁拳”的最佳切入点。当年参与轰炸的飞行员证实,豹子岭炮兵阵地的防护伪装工作做得非常细致、逼真。如果不是提前得到这个消息,单凭侦察机是不可能发现的。事情过了三年,从其他的渠道,日军一点都没有获悉“铁拳”被摧毁的情报。那么据此可以判定,无论轰炸之前还是之后,他们对消息一直采取严密封锁的措施。站在对方的角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不利于振奋军心的事情总是要尽量遮掩。交战双方历来都是如此。所以他们判断,如果从豹子岭一带入手,成功的概率非常小。那天,高桥松经过一次实地勘察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轰炸之后出现的大批军用卡车一定是将所有的痕迹都清理干净了。而且从那附近老实巴交、不谙世事的乡民口中不但无法获得有价值的情报,反而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在叛变的支那军官中,炮兵出身的也不乏其人,寺尾谦一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当年曾经在重庆郊区服役的炮兵上尉。从上万字的询问记录中,他们找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线索。首先,重庆地区常年潮湿、多雨、多雾;其次,当时,即便是现在,支那军队的黄油都很紧缺,这两样都非常不利于火炮的保养。稍有武器常识的人都知道,火炮的内膛、炮闩等机件是非常娇贵的。每次战斗完毕之后,在用煤油清洗这部分机件之后,通常会用黄油将其密封起来。这样做除了能起到润滑作用,还能达到隔绝水汽对钢铁腐蚀的效果。在这种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支那炮兵部队只得采取一种非常原始但又有效的办法——他们差不多每天都用人工清理火炮内膛,无论有没有作战任务。

当时,被布置在远离军事物资基地的荒郊僻野的“铁拳”野战炮达到二十余门。在旁敲侧击地咨询了相关部门后,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每天用人工来维护这样多的火炮,就会需要大量的易消耗的物资,如煤油、长杆毛刷、圆木、除锈剂等。和粮食不一样,这些物资是不可能从当地得到补给的。因此,如果那些火炮真的曾经存在于那里,那就会需要不间断的物资补充。最多三天,就应该会有一辆卡车被派到那里。豹子岭附近的茶博士也证明了这一点。

重庆是一座老城,也是一座山城,缺少大块的地方囤积物资。更由于日军飞机的频繁轰炸,所以这些物资仓库都分散在很多地方。汽车需要从运输大队出发,到达仓库后领取物资,然后开往豹子岭。根据这个流程,高桥松需要从经济、省时的角度出发在地图上找到执行运输任务的那个单位,而这只是调查的第一步。

首先,他确立了离豹子岭最近的一个符合条件的仓库。经过一番比对,他认为有好几个运输单位可能担负这项任务——它们的驻地与仓库的距离差不多一样近。细微的差别从地图上无法精确地比较出来。

高桥松的办法简便有效,他把几枚大头针分别插在了汽车营、仓库和豹子岭三个位置。然后,他用一段棉线从一个汽车营开始,顺着地图上弯弯曲曲的公路连接了仓库和豹子岭。接着他更换了棉线,用同样的办法又丈量了另一个汽车营。这个工作看似简单但却需要精细和耐心。最后,他把所有的棉线做了比较,发现丈量第一辎汽团三营的那根棉线最短。

上床之后,高桥松却毫无睡意。因为除了这些技术性的工作,他还要考虑李建勋这个人的人性。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骨子里很正直也很高傲的人,他对自己被胁迫的现实很不满意。从他的目光深处,高桥松能够看到对方深深的恨意。

“你找这些资料做什么?”在给他部署任务之后,他显得很吃惊。

“我说过,你只管照做就行了,别东问西问的。”

“可那是美国参战之前!我们从来不调查抗战初期的事情。”

“你可以找借口。同样的距离是不是消耗的油料也相同,一段时期的油料消耗平均值与另一段时间的平均值做交叉比对,这不正是侦破贪污案件的正当理由吗?”

“你倒是替我想得很周到啊。”李建勋冷笑道。

接下来,他开始拐弯抹角地探寻高桥松的真实身份。高桥松当然不可能据实以告。相反,他低声但却严厉地训斥了李建勋,威胁他胆敢调查、跟踪自己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每一次接头完毕后,在回家的路上,他都精心地设计了反跟踪措施。他自信,到目前为止,李建勋没有派人跟踪自己。但是,他又怎能保证李建勋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他布置的任务呢?这确实是一个让人伤脑筋的问题。

3

星期四早上,樊阳城又飘起了蒙蒙细雨。霍胜坐着一辆黄包车,在预定的时间分毫不差地出现在预定的地点。他穿着一袭藏青色的长衫,头上戴着同样颜色的礼帽。

自打拐进这条行人稀少的僻静小巷之后,车夫的脚步明显地慢了下来。他们两个人的目光都牢牢地注视着前方巷子口一个撑着伞的行人。同时他开始一个个解开长衫的扣子。

半分钟后,那个行人的身影消失了。这表明目标出现,可以行动。霍胜飞快地摘下帽子,脱下长衫。他掀开座位,把衣服塞进下面的暗箱后,拎出在藏在里面的半口袋大米。最后,他跳下车子,扛着米袋,飞快地朝巷口走去。幸运的是,此时小巷中并没有一个行人。他们的诡异行为无人察觉。

片刻之间,他的形象与先前完全判若两人。他低着头,弓着背,粗布夹袄上补丁摞着补丁,一只布鞋还露着脚趾。完全是一副苦苦挣扎在底层的贩夫走卒的模样。

一出巷口,他抬起头紧张地左右张望了一下。很“不巧”,右侧的便道上,正有两个身穿黑皮的巡警走过来。他急忙转身想往回走,可是驮在后背上的米袋子已经暴露在人家的视线里。

“站住!”

他撒腿就跑,但由于不肯扔掉袋子,只跑了十几米就让他们追上了。

“叫你跑!叫你跑!”他屁股上被狠狠踹了几脚。如同一个没见过世面、胆小怕事的乡下人那样,他缩在墙角里不住地讨饶。

“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大……大米。”

“大米是你吃的?”他脑袋被扇了一巴掌,“只有皇军才能吃大米知道吗?”

“俺再也不敢了,老总您抬抬手……”

“别废话,你这是经济罪。扛上米,跟我们走一趟。”

“行啊,老孙,上班路上还让你逮了个经济犯。正好今天所长出院上班,真露脸啊。”巡警小方一边说着,一边掏出香烟递给身边的孙警官。

“说啥呢小方,这不是咱们哥儿俩一块抓住的吗?”孙警官笑眯眯地接过香烟。

“孙哥,说实话,自打兄弟到这个所里当差,就你对我最好。兄弟年轻,跑得快,有的是机会。这一次,就算你一个人的吧。”

“这不大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就这么办吧。”

小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进了派出所的大院,他就冲里面的一间办公室喊道:“王副局长,孙警官抓了一个经济犯。”

霍胜被孙警官勒令蹲在廊前,双手抱着柱子铐在一起。他看到一个岁数大一些、胖胖的家伙从办公室里伸出头来看了他一眼又缩了回去。其他的警察则仿佛当他不存在一般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小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又拦住另一个警察。

“吴警官,局长是不是今天上班?”

“应该是吧,医院的大夫说昨天下午就应该出院了啊。”

霍胜把这个人的面孔也牢牢记住了。

“局长好!”八点整,霍胜终于听到大院门口有人喊道。和副局长正相反,走过来的这家伙倒是一个瘦子。警察们从几个房间里涌出来围着他嘘寒问暖。局长拉着一张长脸,郁郁地点着头进了屋。

几分钟后,小方和孙警官等几个巡警扎着腰带、别着警棍,晃晃荡荡地出了大门。几个人在路口就分别前往各自的巡逻地段。孙警官不知道,当他孤身一人的时候,身后已经有一辆轿车远远地跟了上来。

“老总,老总!”一俟小方等人出了派出所的大门,霍胜就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起来。

“你鬼喊什么?”从一间屋子里走出来一个警察。

“俺肚子疼,俺要拉屎。”

那家伙取了钥匙,打开了霍胜的手铐,押着他往厕所走了过去。一路上,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脏话。

进了厕所,霍胜环顾了一下,看到里面没有任何人,就扭头冲外面说道:“长官,麻烦你进来一下。”

“怎么,还让老子给你擦屁股?”那警察一边说着,一边走了进来。

“那倒不敢,不过我觉得你这人心眼不咋的,心眼不好的人会遭报应啊。”

“浑蛋!还他妈反了你了。”警察抬手一记耳光就抽了过来。

霍胜左手闪电般伸出去,准确地握住对方的四根手指往下用力一压。不等他的惨叫声喊出喉咙,右手已经如铁钳般牢牢扼住他的咽喉。经验告诉霍胜,至少要三分钟对方才能够因窒息而死亡。他等不及了,干脆在对方失去力气后,“咔嚓”一声扭断了他的脖子。

他三下五除二剥下了他的警服给自己穿上,又伏在门口向外张望了一下。确认没有人朝这个方向走来之后,他才登上分隔蹲位的矮墙扒上从南往北数的第三根横梁。他的手在上面摸索了几下,很快就找到了两支用电工胶布粘在上面的驳壳枪。

他跳下来,抬起手来看了看那两支枪。这是两支712速射型的,每支都插着容弹量二十发的弹匣。手枪保养得很好,枪身擦得锃明瓦亮,闪烁着蓝幽幽的光芒。他把扳机左侧上方的一个旋钮转到连发状态,然后就背着双手出了厕所。昨天晚上,霍胜已经详细地了解了警察局的地形。除了藏枪的位置,他还知道这个警察局配备了一台小型发电机。发电用的燃油就存放在大门右手第二间屋子里。他明白,小方刚才所做的是要提醒他记住局长、副局长和吴警官的面孔。他们是必须要解决掉的。但是小方还不了解霍胜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一个活口都不会留下的。

那天上午,驻守在樊阳城内的日本宪兵部队以及建立不久的汉奸组织侦缉队忙了个焦头烂额、不可开交。早晨八点二十分左右,位于城西的城隍庙街一带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并且很快就燃起了大火。等他们风驰电掣地赶过去,城北的北大街又打来电话求救,说遭到一伙歹徒的攻击。对方人数不详,使用手枪和手榴弹,目前已经有数名警察殉职。

宪兵队长当时就判断出北大街也不是敌人的真正目的。但是急切之间,他只能兵分两路前往救援。果然,九点钟,他接到消息,位于樊阳城西南角的齐府惨遭灭门之祸。齐府的主人齐寿生是他们好不容易才扶持起来的维持会长。此人原来也是军统人员,日军的情报组织也早就得到过军统计划除掉此人的情报。对手毒辣狠绝的手段,完全符合军统对待叛徒的行事风格。同时也可以断定此前的一系列行动都是声东击西之计的前奏。更没有任何人怀疑齐府灭门案和警察局杀人纵火案之间的主次关系。

对方的准备非常充分,来得突然,撤得迅速,查了半天也找不到丝毫有价值的线索。日本人也明白,不可能没有人看到过他们,完全是这些中国人愿不愿意说出来的问题。他们把悬赏的价码一再往上提,但没有一个人来领这份赏钱。无奈,除了加强城内各个出口的检查,他们只得选择最笨的办法——展开了一番地毯式的搜查。

但是军统南京站直属的樊阳分站一直把隐蔽工作做得很好。霍胜等人此时已经躲进了一个备用的地下密室。日本人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也做不到将偌大的樊阳城挖地三尺。再加上原本几部活跃的电台霎时间全部停止工作、销声匿迹,搜查工作很快就陷入一筹莫展的绝境。

日军驻樊阳的特务机构也插手了。两天之后,他们获得一个线索。警察局在出事前曾经扣押过一个经济犯,但是经过现场清理并没有发现此人的尸体。所有的尸体经检验都是在起火之前被驳壳枪近距离射杀的。由此可以判定凶手是从内部突然开始袭击的。那个经济犯的嫌疑最大。几个外出巡逻的巡警都证明这个人是一个姓孙的警官抓获的。可奇怪的是,案发后孙警官也彻底消失了。在找到这两个人之前,案子暂定为内外勾结,这两个人的画像也被贴满了全城。

军统樊阳分站的负责人从街上回来后告诉霍胜,短时间内他是出不了城了,只好在这委屈一段时间。

由于电台不能使用,所以他们派了一个上了岁数的老特务,待最紧的风头过去,才毫不引人注意地出了城,去了一趟南京。等王汉亭发出行动顺利的电报已经是五天之后的事情了。

只有一个人在案发后的第二天就看出来些门道,那就是远在南京的寺尾谦一。这份案情通报里面的“城隍庙街”这几个字一下子就让他警觉起来。他快速地浏览了一遍案情,感到这一切似乎就是做给他一个人看的。那个姓孙的巡警无疑是个关键人物,寺尾相信找到他下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也真心希望永远都找不到这个人。可以想见,在他要求樊阳特务机关寻找老住户确认石碑日期的时候,对方也在搜寻这样的人,孙警官或许就是他们安插在城隍庙街的内线。极有可能的情况是,那里的老住户找到了,定时炸弹的爆炸进入了倒计时。于是在孙警官的里应外合之下,一个杀人灭口的行动被干净利落地实施了。寺尾谦一不希望抓到孙警官的原因,就是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一切都和那个人有关。

两个小时之后,就到了和重庆联络的时间。他很满意高桥松的调查进度,当然没有发出召他返回南京的指令。最后,他觉得再次软禁那个人恐怕会引起更多人的猜测。于是他给石井幸雄下令:首先,不得让他参与任何重要性的工作;其次,要派人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进行监视。

4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否则这笔账,我是要算在‘更夫’头上的。”“老板”读过电报后,把电报拍在了桌子上。这个计划的原始动机来自“更夫”本人,他要求曲国才所做的就是派人找到樊阳的巡警小方,赶在局长汇报防空壕事情之前将知情的三个人灭口,将派出所的笔录彻底销毁。但是具体行动计划却是曲国才和王汉亭两个人周密设计的。

“他怎么会在樊阳留下破绽?谁让他去的樊阳?”

“这我怎么晓得?”苗副官无奈地摊开手掌,“当初他离开重庆的路线里也没有樊阳这个地方啊。”

“‘更夫’对这件事是怎么解释的?”

“他不肯对曲国才做出解释。”

“不肯?他想干什么?他以为我管不了他了?”

“不管怎么说,效果还是很好的嘛。如果不是为了修补‘更夫’的这个破绽,我们在樊阳的人到现在还下不了除掉齐寿生的决心呢。这也算得上一箭双雕了吧。”顾知非在一旁劝解道。

“我是怕这件事瞒不过寺尾谦一那个老狐狸。高桥松和南京联络了吗?他有什么反应?”

“昨天联络过一次。现在,他正在指挥李建勋调阅第一辎汽团三营的历史出车记录。”

“看来,他是想从汽车兵身上找到突破口,他的调查方向正确吗?”

“完全正确,当年为‘铁拳’的阵地提供保障的汽车兵只有一个叫艾守成的还活着,现在在昆明执行任务。我已经和昆明站取得联系,可巧艾守成正在往回赶呢。”

“哼,如果不是因为樊阳的事横插了这一杠子,我敢说寺尾谦一在昨天的电报里就会下令把那个高桥松调回南京了。”

顾知非点了点头,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同意“老板”的判断。因为南京发来的电文里证实,寺尾谦一在调查了多多的口供之后,本来已经把‘更夫’等三个被软禁的人释放了出来了。

等顾知非和苗副官离开办公室后,“老板”一个人坐在椅子里沉思了很久。蓦然惊觉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拧亮台灯,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铃声响了很久对方才接通了电话。

“喂?”一个年轻女人慵懒而又甜蜜的声音问道。

“干什么呢?这么长时间才接电话。”

“人家洗澡呢。刚下班回来,外面又起了一整天的雾,脏死了。”

“过来陪陪我吧,我叫司机去总机大院门口等着你。”

“我很累……”

“我也累,我们都需要放松放松。我会开一瓶红酒,坐在壁炉边等你的。”

“只喝酒吗?”对方发出哧哧的笑声。

电话那头的女子名叫李桃,今年二十五岁,是军委会总机班的接线员,“老板”和她认识已经两年了。

蓦然间,他仿佛回到了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在南京明瓦廊那个烟雾缭绕的大会议室里,他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坐在会议桌的尾端,极力压抑着欣喜若狂的心情。因为同样坐在桌子周围的,都是一些历届黄埔生中最最杰出的精英人物。他的目光从这些人的脸上依次扫过,贺衷寒、曾扩情、邓文仪、胡宗南、丰悌……唯一站立着慷慨陈词的,是永远都那么激情澎湃、才华横溢的滕杰。他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的发起者。

那时候,法西斯并不是一个肮脏的词,而是作为贫弱国家走向强盛的灵丹妙药被他们这些党内右翼顶礼膜拜的。复兴社就是仿照纳粹的组织纲领得到领袖的默许而成立的。作为最早的元老级人物,“老板”的身份无疑是最卑微的一个。他职务最低,名声也不太好,没有带过兵,更缺乏组织能力。他不能像别人,一站起来就能出口成章、侃侃而谈,而只能在角落里默默注视着舞台上发生的一切。但是他的内心并不自卑,他深知自己身上拥有的能力这些人并不见得拥有。常年的底层生活使他锻炼出投机钻营、冒险进取、察言观色、揣摩上意等种种本领。他没有留学德国、日本的经历,但在浪荡困顿的日子里,他结识了中国底层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青帮头目、无业游民、盗窃犯、变节者……他熟悉这些人,知道在穷街陋巷、贫民窟、码头、赌场里照样有藏龙卧虎之辈。他觉得,真实的中国并没有被眼前这帮书生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他不但不自卑,反而常常有些自傲。因为他知道,从本质上讲,领袖和自己一样,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每一个人在会上都阐明了自己的理想。有人要做中国的约翰·里宾特洛甫,有人要做中国的鲁道夫·赫斯,还有人要做中国的赫尔曼·戈林。他的心中也有一个目标,但他当时没有说。

后来,滕杰因病早逝;丰悌因为长沙城的一把大火糊里糊涂地做了替死鬼;贺衷寒和邓文仪因为在西安事变中坚持使用武力解决而遭到了领袖的记恨,黯然失势。只有自己,在西安事变这个巨大的政治旋涡里审时度势、果断出手,毅然追随蒋夫人和国舅宋子文深入险境,与领袖同生共死、共赴苦难。从飞机离开西安的那一刻,他知道,他实现了自己当年的理想——成了当之无愧中国的希姆莱。正如一位国民党元老曾经说过的,复兴社最终成就的只是他一人。

那次会议的最后一项,是通过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老板”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最后有这么几条:不得贪赃枉法;不得吸食鸦片;不得赌博;不得娶妾。此外,那些担任高级职务的社员每月最多留下200元生活费,其余的薪水全部上交充公。

今天,他随随便便一顿晚饭就要花去200元;他在重庆、贵阳、昆明、西安到处都有别墅和公馆;他没有娶过妾,甚至在原配死去之后,至今还是一个独身男人,但是他玩儿过的女人多得他自己都数不过来。他不知道那份《纪律条例》现在躺在哪个故纸堆里。

他出了办公室,交代了苗副官晚上需要完成的工作,又嘱咐他打电话到公馆,吩咐仆役把壁炉烧得暖和些。

他下了楼,坐进汽车后座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一颗痣。那是一颗生在腰间如绸缎般光滑皮肤上的痣。他忘了那颗痣是属于女电影明星的还是接线员的了。但绝不会属于他手下那些美貌的女特工们的。不过,很快他就会知道了。

那天夜里十二点多,“老板”被床头的电话铃声惊醒了,他恼怒地抓起话筒。

“噢,是苗副官啊。”他的语气缓和了许多。

他握着话筒坐起身来,头脑看上去也清醒了许多。对方说了大约两分钟的话。“老板”低头看了看,李桃只是翻了个身,她此刻睡得正沉。

“豹子岭那边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关键的问题在李建勋那里。顾知非正在牢牢盯着他。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和他商量着来嘛……对对,这件事他跟我汇报过了,是我同意将《巴蜀日报》编辑部的人手撤下来一半的……不要怕,我还巴不得那个高桥松去查问一下彭巨峰呢。‘更夫’当年做的那件事完全是真的,不怕他查……”

老板的声音很轻。但他并没有看到,睡在身侧的李桃尽管发出轻微的鼾声但正在慢慢地睁开眼睛。她努力地、默默地把听到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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