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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所属书籍: 阿甘正传     发布时间:2012-11-25

六月的一个非常舒爽的日子,我们决定该开始收成第一批虾子。我和公苏天亮即起,到池塘撒下一张渔网,然后横着拖过池塘,直到渔网被什么东西绊住了。公苏先试着拽起网,接着我试试,然后我们一起用力拽,最后,我们终于明白渔网并没有被绊住——是装满了虾子拖不动!

  那天直到傍晚,我们收获了大概三百磅的虾子,然后,花了整个晚上将这些虾子以大小分类整理。第二天早上,我们把虾子装进篓子里,扛到小船上。虾子太重,我们划向贝特河镇的途中差点翻船。

  镇上有家海产包装厂,公苏和我将虾子从码头拖到磅秤室。整个计算过之后,我们拿到一张八百六十五元的支票!这大概是打从在“裂蛋合唱团”吹口琴以来我赚到的第一笔诚实钱。

  前后将近两个星期,公苏和我天天收网取虾,运到包装厂。等收成终于完毕,我们总共嫌了九千七百元零二十六分钱。这养虾生意成功了!

  呃,我跟你说,朋友,这可是件快乐的大事。我们装了一篓八加仑的虾子送给巴布的爸爸,他真开心,说他以我们为傲,真希望巴布也在。之后我和公苏搭巴士到本比耳去庆祝。我先去公寓看我妈妈,等我告诉她赚到这些钱等等之后,果然,她又泪汪汪了。“哦,阿甘,”她说,“我真以你为傲——一个智障可以这么有出息。”

  总之,我把计划告诉妈妈,也就是明年我们将增加两倍虾池数量,需要人管理收入支出等等,我问她是否愿意做这个活儿。

  “你是说,我得大老远搬到贝特河去?”妈妈说。“那儿又没什么热闹的,我要怎么打发自个儿?”

  “数钱啊。”我说。

  之后,我和公苏到城里饱餐一顿。我去码头给公苏买了一大串香蕉,然后给自己安排了一顿顶大的牛排晚餐,配上芋泥和青豆等等。而后我决定找个地方喝上一杯啤酒。走着走着,经过岸边一间昏暗的酒馆,我听到一阵洪亮的咒骂和吼叫:即使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认得那个声音。我探头进门,果然,是当年大学的寇蒂斯!

  寇蒂斯见到我好开心,骂我是混蛋、痞子、他妈的,所有他想得出来的脏话全出笼。原来,寇蒂斯离开大学之后参加了华盛顿“红人队”打职业美式足球,但是他在一个派对上咬了球队老板娘的屁股,就此被解约。他又在另外两个球队打了几年球,之后,他找了一份码头装卸工的差事,他说这差事适合他在大学受的那么丁点教育。

  总之,寇蒂斯请我喝了两杯啤酒,我们聊天叙旧。他说,“蛇人”原本在“绿湾罐头队”打四分卫,但后来跟明尼亚波里“维京人队”赛球,中场休息时间被逮到喝了一瓶波兰优特加。之后“蛇人”去纽约“巨人队”,直到有次他跟“公羊队”赛到第三节他叫出“自由女神”战法。“巨人队”教练说,打从一九三一年起职业球赛就没有人叫过“自由女神”战法,“蛇人”根本不该用它。但其实,寇蒂斯说:那根本不是“自由女神”战法。据寇蒂斯说,其实是“蛇人”吃药吃傻了,该传球时他完全忘了扔球,左后卫刚巧瞧见这情形,于是跑过来绕到他后头拿下球。总之,寇蒂斯说“蛇人”现在在乔治亚州某地的一个小球联当助理教练。

  两杯啤酒下肚,我想到个点子,于是告诉寇蒂斯。

  “你愿不愿来替我工作?”我问。

  寇蒂斯又叫又吼,过了一阵子,我才明白他是想问我要他干什么活儿。于是,我告诉他养虾生意以及要扩大经营的事。他又咒骂喊叫了一阵子,但他说的大意是“好”。

  就这样,那一整个夏天、秋天、冬天和次年春天,我们拼命工作,我和公苏和寇蒂斯,甚至也给了巴布的爸爸一份工作。那一年我们赚了将近三万块,而且生意愈做愈大。情况好得不能再好——妈妈几乎完全不再嚎哭了,有天我们甚至还看见寇蒂斯微笑了一下——不过,他一瞧见我们在看,他就打住笑意,又开始咒骂。然而,就我而言,心情并不如应有的那么快乐,因为我常想到珍妮,挂念她会有什么遭遇。

  一天,我决定要处理这件事。那天是星期天,我穿戴整齐搭巴士到木比耳,来到珍妮的妈妈家,我敲门时她坐在屋里看电视。

  我表明身份后,她说:“福雷斯特·甘!真不敢相信,请进!”

  唔,我们坐下聊了一会儿,她询问妈妈和我的近况等等,我才终于问起珍妮。

  “哦,近来我几乎没有她的消息,”可兰太太说,“我想他们是住在北卡罗莱纳州什么地方吧。”

  “哦,她有室友还是什么?”我问。

  “欧,你不知道啊,阿甘?”她说,“珍妮结婚了。”

  “结婚?”我说。

  “是两年前的事。她一直住在印第安那州,后来搬到华盛顿,接着我就收到一张明信片,说她结婚了,他们要搬到北卡罗莱纳州的什么地方。要是有她的消息,你要我转告她什么吗?”

  “不用了,”我说。“其实也没什么。或许就跟她说,我祝福她。”

  “我一定会跟她说,”可兰太太说,“真高兴你来看我。”

  怎么说呢,我想,我应该对这个消息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却不然。

  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怦怦跳,双手又冰又湿,只想找个地方把自己缩成一团,就象巴布中弹死去那一次,于是我就这样做了。我在一户人家的后院找到一丛灌木,我钻到树丛下面,把自己倦成一团。我好像还开始吮拇指,这个动作我已经好久没做过,因为,我妈总说这是白痴的征兆——除非他是个婴儿。总之,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儿待了多久,我想大概将近一天半吧。

  我并不怪珍妮,她不得不这么做。终归,我是个白痴,虽然有些人口里说他们的老婆丈夫是白痴,但是他们永远无法想象跟真正的白痴结婚会是什么景况。我想我的感受大体上是自怜,因为不知怎的我居然真相信珍妮和我总有一天会厮守在一起。所以从她妈妈口中得知她结了婚时,我就好像内心有一部分死了,而且永远不会活过来,因为结婚不象跑掉。结婚是件非常严肃的事。夜里不知什么时候我哭了,但是并不怎么管用。

  近傍晚我才爬出灌木丛,返回贝特河镇。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我想说出来也没什么益处。池塘还有些工作要做,修补虾网之类的事,我就独个儿去做。等做完了,天色已黑,我作了个决定——我要整个人投入养虾生意,拼了命去做它。我只能这么做。

  我就这么做了。

  那年,不算上开销我们赚了七万五千块,生意做得太大,我不得不多雇些人手来帮我经营。其中之一是“蛇人”,当年大学的四分位。他不太满意目前在小球队当助理教练的工作,所以我就让他跟寇蒂斯—起负责疏浚和泄洪的工作。我得知高中的费拉斯教练退休了,于是,我就给了他一份工作,连同他那两个也已退休的打手训练员,一起负责船上和码头上的工作。

  没多久,报纸得到风声,派了一名记者来采访我,做一篇类似“乡下孩子出人头地”的报导。报导是星期天见报,配了一张我和妈妈和公苏的合照,标题是:“正牌白痴在新奇海产实验中找到未来。”

  总之,新闻见报之后不久,妈妈说我们得找个人帮忙她分担部分记账工作,因为,我们赚的钱太多了。我的确考虑了好一阵子,然后决定联络崔伯先生,因为他在退休之前就已做生意赚大钱。他很高兴我打电话给他,他说,他会搭下一班飞机赶来。

  崔伯先生来到这几一个星期之后、他说我们得坐下来好好谈谈。

  “阿甘,”他说,“你在这儿做出的成绩实在了不起,但是体的事业已经到了需要正正经经做些财务计划的时候了。”

  我问他什么财务计划?地就说了这番话:“投资啊!多元化啊!听我说,照我看,下一个会计年度你的利润大约是十九万元。再下一年会将近二十五万元。这么高的利润必须做再投资,否则国税局会把你课税课得精光。再投资正是美国的贸易精髓呐!”

  我们就照这样做了。

  崔伯先生负责打点一切。我们成立了几个公司,一个是“阿甘贝类公司”,另一个是“公苏标本蟹类公司”,还有一个是“妈妈小龙虾食品有限公司”。

  话说,二十五万利润变成了五十万,又过了一年,一百万,如此倍数成长,四年之后生意成了年利润上百万的事业。如今我们有将近三百名员工,包括“屎蛋”和“蔬菜”,他们在摔跤擂台上的风光岁月过去了,我们安排他俩在仓库搬运柳条箱。我用各种法子寻找丹恩,但是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倒是找到了摔跤经理人麦克,安排他负责公关和广告。他听从崔伯先生的建议,居然请了玛丽莲·梦露替我们拍电视广告——他们把她打扮成螃蟹模样,她跳着舞说:“尝过公苏的螃蟹才算吃过螃蟹!”

  总之,生意做得非常大。我们有了一支冷冻卡车车队,还有一支虾、蟹和鱼捞船队。我们有自己的包装厂,一栋办公大楼,还大笔投资房地产,例如共同社区、购物中心和石油及天然气租权。我们甚至雇用了奎肯布希教授,那位哈佛大学的英文教师,他因为猥亵学生被炒了鱿鱼,我们让他在妈妈的食品公司当厨师。我们还雇用了古奇上校,我那趟荣誉勋章巡回之旅后,他就被陆军扫地出门。崔伯先生让他负责:“隐密活动”。

  妈妈径自找人给我们盖了一栋大房子。因为,她说象我这样一个企业主管不该住棚舍。妈妈说,公苏可以继续住棚舍,看管池塘。如今我天天得穿西装,拎个公事包,活像个律师。我一天到晚要开会,听一大堆象小黑人语言似的屁话,人们管我叫“甘先生”等等的。木比耳市居然还赠我市钥,请我当医院和交响乐团的董事。

  有一天,有几个人跑来办公室,说要请我竞选美国参议员。

  “你是当然人选,”这家伙说。他穿了一件手工裁制的西装,吸着一根大雪茄。“大熊”布莱思手底下的前任美式足球明星、战争英雄、知名太空人、两位总统的密友——夫复何求?他问。他名叫克拉斯顿先生。

  “听我说,”我告诉他,“我只是个白痴。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那反而更适合!”克拉斯顿先生说。“听我说,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好人。社会中坚份子,我告诉你!社会中坚份子!”

  我不喜欢这点子,就跟我不喜欢旁人替我出那些点子是一样的,因为,旁人的点子往往到头来替我惹祸上身。可是,我告诉妈妈之后,她又泪眼汪汪,满脸欣傲,说她儿子要是成了美国参议员那就圆了她的天大美梦。

  呃,宣布竞选的日子到了。克拉斯顿先生和另外那些人在木比耳租下了体育馆,把我拖上台,面对那些花五毛钱进场听我说屁话的观众。他们先陆续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然后轮到我。

  “同胞们,”我开口。克拉斯顿先生和其他人已替我写了一篇演讲稿,待会儿观众还会有人发问。电视摄影机在转动,闪光灯迸爆,记者们在笔记本上振笔疾飞。我念完了整篇演讲稿,稿子不长,也没什么道理——可是,我又懂什么?我只是个白痴。

  我讲完之后,记者席上一位女士站起来,看着她的笔记本。

  “眼前我们正濒临核子危机,”她说,“经济衰败,全世界谴责我们,犯罪弥漫城市,天天有人挨饿,家庭不再信奉宗教,贪婪遍布全国,农民破产,外国人入侵,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机会,我们的工会腐化,贫民窟的婴儿生命垂危,税赋不公,校园混乱荒芜,疾病和战争像乌云笼罩我们——有鉴于这一切,甘先生,”她问,“依你看,什么是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全场静得可以听到细针掉落地上。

  “我要尿尿。”我说。

  观众疯狂了!人们开始呐喊,欢呼、挥着手。从体育馆的后座有人开始唱口号,没多久,整个体育馆都在唱着。

  “我们要尿尿!我们要尿尿!我们要尿尿!”他们吼叫着,

  我妈一直坐在台上我的后面,这时,她过来把我从麦克风前面拖开。

  “你该觉得羞惭,”她说,“竟然在公众场合这样说话。”

  “不,不!”克拉斯顿先生说。“很好!群众爱死了。这句话将是我们的竞选口号!”

  “什么话?”妈妈问。她的眼珠缩成豆大。

  “我们要尿尿!”克拉斯顿先生说,“听听他们的声音!从来没有一个人跟平凡百姓这么亲近!”

  可是妈妈不信这一套。“谁听说过有人用这种竞选口号来着!”她说,“这句话扭俗恶心——况且,它又有啥涵义?”

  “这是一种象征,”克拉斯顿先生说,“想想看,咱们把它印在看板、招牌和汽车贴纸上。再做成电视和广播广告。这是天才之作啊。就是它。我们要尿尿象征了摆脱政府的迫害——排除这个国家所有的污秽……它代表了焦虑和即将来临的解脱!”

  “什么!”妈妈狐疑地问。“你是不是疯了?”

  “阿甘,”克拉斯顿先生说,“你就要去华府哆。”

  情况看来似乎是这样。竞选活动进行得相当顺利,“我们要尿尿”成了盛行一时的口头禅。人们在街上,从巴士上、汽车上,叫喊这句话。电视评论员和报纸专栏作家花了不少时间跟民众阐释这句话的涵义。牧师在讲经坛上高声宣读这句话,孩童在学校唱这句口号。情势看来我铁定当选,而且,事实上,我的竞选对手狗急跳墙;把他自己的口号改为“我也要尿尿!”在全州各地到处张贴。

  而后,事情全砸了,跟我担心的情况一模一样。

  “我要尿尿”这玩意竟然引起了全国性媒体的注意,没多久,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派出调查记者来探究这件事。他们问了我许多问题,态度客气又友善,但是,回去之后他们开始挖我的过去经历。一天,新闻同时出现在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上。“参议员候选人一生浮沉”头条标题这么写。

  首先,他们报导我大学一年级就被退学。接着他们挖出珍妮和我去看电影我被警方拖出戏院的鸟事。然后他们登出我在玫瑰花园向约翰逊总统露屁股的照片;他们四下调查我在波士顿跟“裂蛋合唱团”演出的那段经历,引述旁人说我吸大麻,还提到在哈佛大学涉及一件“可能的纵火事件”。

  更要命的是——他们竟然调查出我向国会山庄扔勋章被起诉,而且被法官判决送进疯人院观察的事。还有,他们非常清楚我摔跤的经历,并知道我绰号“笨瓜”。他们甚至登出我被“教授”绑成木乃伊的照片。最后,他们提到有若干“匿名消息人士”说我涉及一桩“跟一位知名女星有关的好莱坞性丑闻”。

  这下子完了。克拉斯顿先生冲进竞选总部,嘶喊:“我们毁了!被他们从背后捅了一刀!”之类的屁话。但是这码子事结束了。我别无选择只能退出竞选,第二天,妈妈和我和崔伯先生坐下来长谈。

  “阿甘,”崔伯先生说,“我认为你还是暂避风头的好。”

  我知道他说得对。何况,还有一些事长久以来始终梗在我心里,只不过一直没说出来。

  养虾生意刚起步的时候,我倒满喜欢这工作,每天天亮即起,到池塘设网,然后收成等等,夜里我和公苏坐在钓鱼小屋的阳台上映口琴,星期六买上六罐啤酒喝个酩酊大醉。

  如今情况完全不是那回事了。我得参加各种晚宴,吃些模样神秘兮兮的东西,女士们戴着大大的耳环之类的玩意。电话整天响个不停,人们老是要问我天底下发生的大小屁事。进了参议院,情况一定更糟。如今我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而且不知怎的,许多事物就这么从我身边溜走了。

  还有,如今我照镜子,发现自己脸上长出了皱纹,发鬓泛灰,体力也不如从前了。我知道生意一直在进展,但是我自个儿,我觉得自己在原地打转。我纳闷自己做这些究竟为了什么?许久以前,我和巴布有个事业计划,如今这事业已远超过我们的梦想,但是又如何?它的乐趣远不如我在“橘子杯”跟那些内布拉斯加种玉米的家伙赛球,或是在波士顿跟“裂蛋”演出时吹口琴飙上一段,或者,就这一点而言,跟约翰逊总统一起看“贝弗利山人”。

  当然,我想我的心境大概跟珍妮也有点儿关系,但既然这是件没办法的事,我不如忘了它。

  总之,我意识到我必须离开。妈妈哭哭啼啼,用手帕一下又一下揩眼泪,跟我料想的情况一模一样,但是崔伯先生完全了解我的决定。

  “咱们何不告诉大家,你是去度长假,阿甘,”他说,“当然,你的生意利润永远在这儿,你要用随时可以拿去。”

  于是我就这么做了。过了几天,一个早上,我拿了一点现金,扔了几件衣服在帆布袋里,然后到工厂。我跟妈妈和崔伯先生道别,然后,出去跟大家握手——麦克、奎肯布希教授、“屎蛋”、“蔬菜”、“蛇人”、费拉斯教练和他的打手训练员,还有巴布的爸爸等,每个人。

  之后,我去小木屋找到公苏。

  “你打算怎么样?”我问。

  公苏抓住我的手,拎起我的袋子拿到门口。我们坐上小船,划到贝特河镇,搭巴士赴木比耳。售票小姐说:“体们要去哪儿?”我耸耸肩,她就说,“你们何不去沙凡纳?我去过一次,是个好地方。”

  于是我们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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