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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所属书籍: 追风筝的人     发布时间:2014-06-10

“从法律上来讲他不是。”“我很抱歉没打电话。我现在没事了。”我曾经跟她说我会离开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但我离开将近一个月了。我微笑。“跟雅米拉阿姨说不要再杀羊了。”“男孩嘛,他们总喜欢出去玩。”他叹气说,“我有三个男孩,他们整天都跑得不见踪影,给他们母亲惹麻烦。”他用报纸扇风,看着我的下巴。“嗯。”“我在巴基斯坦。”“我知道他不会。”我说,“你在喀布尔救了我的命。我知道他会为你感到非常骄傲。”“你把我吓坏了。”我说。我在他身旁坐下,强忍弯腰带来的剧痛。“那个男孩?”“他为我爸爸感到羞耻吗?”“你老板应该礼貌一些。”我说。我以为她会转动眼珠,也许点头说“我知道,每个人都那么说”,诸如此类。相反的是,她降低声音:“可怜的雷,自从他女儿死后,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吸烟吗?”他问,和他瘦弱的身形相比起来,他低沉洪亮的声音显得十分古怪。他耸耸肩,“就是想想而已。”他仰起脸,看着我的眼睛。这时,他哭了起来,轻柔地,默默地。“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阿米尔老爷?”“要是有又怎样?”“你想要长的答案,我现在正给你呢。你的下一个问题是,你需要这个孩子出生国的合作。现在,就算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很难,还有,引用你说过的,我们在谈论的是阿富汗。我们在喀布尔没有大使馆。这使事情极端复杂,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强迫自己看着他:“是的。”“真的?”“听到这个我很抱歉,”安德鲁张口说,不过他望着我的样子,好像我们一直在谈论天气,“但那不会让移民局给这个小男孩放发签证。”奥马尔·费萨尔皮肤很暗,矮矮胖胖,脸上有酒窝,黑色的大眼睛,还有和蔼的笑容,露出来的齿缝很大。他稀疏的头发在后面梳成马尾,穿着棕色灯芯绒西装,手肘的位置上有几块毛皮补丁,还带着个鼓鼓的破旧公文包。公文包的提手不见了,所以他将其抱在胸前。他是一见面就笑着说很多话而且过分客套的人,比如说“对不起,我将会在五点在那儿”之类的。我打电话给他,听到他的笑声,他执意要出来会晤我们。“很抱歉,这个城市里面的出租车跟鲨鱼一样,”他的英语说得很棒,没有任何口音,“一旦嗅到外国人的味道,就会多要三倍车费。”电话将我惊醒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我揉揉眼睛,旋开床头灯。刚过晚上10点半,我睡了将近三个小时。我拿起话筒。“喂?”“我真不理解,”我说,想找个东西揍一顿,“我是说,我明白,但是我不理解。”“祝你好运。”他说。我们走出房间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安德鲁站在长方形的阳光中,茫然地望着窗外,双手将那盆番茄藤转到阳光下,慈爱地拍打着。“安德鲁先生。是的,是的,那个家伙人很好。实际上,他打过电话给我,把你的事情告诉我了。”“我很怕。”“你真是太好了。”我说。他的声音被我的胸膛闷住,但我能听到话里的痛苦。“求求你答应我你不会这么做!天啊,阿米尔老爷!求求你答应我你不会!”“知道了。”我说,“现在,也许你可以告诉我原因了。”“阿米尔!”她几乎是尖叫,“你还好吗?你在哪儿?”浴室的门关上,门后传来水流声。自从我们住进宾馆那天起,索拉博每晚上床之前总要洗很久的澡。在喀布尔,热自来水像父亲一样,是稀缺的产品。现在索拉博每晚几乎要用一个小时洗澡,浸在肥皂水中,不停擦着身体。我坐在床边给索拉雅打电话,看着浴室门下渗出来的光线。你觉得干净了吗,索拉博?“不是,我在卡拉奇④出生,但在喀布尔生活了好几年。沙里诺区,靠近哈吉雅霍清真寺。”费萨尔说。“实际上,我在伯克利⑤长大。1960年代后期,我爸爸在那儿开了间唱片店。自由恋爱,染了领带的衬衫,你叫得出来的全都有。”他身体前倾,“我去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⑥。”“我也爱你。”她说。我听得见她话里的笑意,“小心点。”“那儿距这里还不到一公里。”他说,不过他已经从柜台站起来。但这一次,说故事的人是我,她在哭泣。“我也这么想。”“当然。”“看。”索拉博说,他用扑克牌指着天空。我抬头,见到有只苍鹰在一望无垠的天空中翱翔。“我知道,”他说,“但让我们假设现在这个孩子父母双亡的情况弄清楚了。即使那样,移民局会认为,最好由该国的人来收养这个孩子,以便他能保持本国的文化传统。”“没有人会伤害你。再也不会了。”“清真寺!”我说,“大清真寺。”我记得我们路过的时候,清真寺让索拉博从委靡中振奋起来,记得他趴在车窗望着它的样子。她笑起来:“别客气。”她走回办公桌,高跟鞋在地板上敲响。在回旅馆的出租车上,索拉博头靠车窗,望着栋栋后退的房子和成排的橡胶树。他的呼吸模糊了玻璃,擦干净,又模糊了。我等待他问起会谈的情况,但他没问。他又翻身朝着我,屈起双膝,“要是你厌倦我怎么办呢?要是你妻子不喜欢我怎么办?”“对不起。”他强硬地说,戴上眼镜,打开报纸,“我没见过这样的男孩。”“可是像索拉博这样的孩子最需要有个家,”我说,“这些规章制度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不,不过有很多雾。你知道那座你看过的红色大桥吧?”“有一次,我很小的时候,我爬上一棵树,吃那些青青的酸苹果。我的小腹变得又肿又硬,像鼓那样,痛得厉害。妈妈说只要我等到苹果熟透,就不会生病了。所以现在,无论我真正想要什么,我都会想起她说过的关于苹果的话。”我抹开水汽迷的镜子,用旅馆的旧式刮胡刀刮脸。你得把它打开,然后把刀片装进去。接着我洗澡,躺在浴缸里面,直到冒着汽的热水变冷,让我的皮肤起鸡皮疙瘩。我躺在那儿漂浮着、思索着、想像着……“我也心有戚戚,阿米尔。”他说,“但事实是,就当前的移民法、收养机构政策和阿富汗的政治局势看来,你的情况很不妙。”索拉博不再吃东西了,把夹饼放下,“爸爸没说过他有兄弟。”“你去过马扎里沙里夫吗?”索拉博说,下巴放在膝盖上。“那不同的。就在这儿,在伊斯兰堡,不是在喀布尔。我会每天去探望你,直到我们能够离开,把你带去美国。”“那是什么?”“嗯,费萨尔先生那会很有帮助,如果我们……如果我们能让你在一间为孩子准备的房子待上一阵。”我想起爸爸粗壮的脖子,黑色的眼睛,那头不羁的棕发,坐在他大腿上跟坐在树干上一样。“我记得他长什么样子,”我说,“我还记得他身上的味道。”“他为什么不知道?”“不,”我说,“是时间让你忘记的。”我想起某些东西。我翻开外套的前袋,找出那张哈桑和索拉博的宝丽莱合影,“给你。”“你一点都不脏。”“你在阿富汗住过,”我说,“你知道这事的可能性有多大。”“那就是说你想听长的答案了?”他语气冷淡地说,对我不快的语气无动于衷。他合起手掌,似乎他正跪在圣母面前。“让我们假设你告诉我的故事是真的,不过我非常怀疑它是假的,或者省略掉一大部分。告诉你一声,我不关心。你在这里,他在这里,这才是要紧的事情。即使这样,你的请求面临着明显的障碍,更何况这个孩子并非孤儿。”“酸苹果,”我说,“安拉保佑,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孩子,亲爱的索拉博。”他的耳朵红了起来。他招招手,把车驶离。我站在宾馆房间门外,也朝他挥手。我希望索拉雅在身边陪着我。我回到房间的时候,索拉博已经关掉电视了。我坐在自己的床沿,让他挨着我坐下。“费萨尔先生说有个办法可以让我把你带去美国。”我说。“你愿意到美国去、跟我和我的妻子一起生活吗?”“别害怕。”我碰碰他的手臂说,“这些人很友善,放松点。”我自己才应该听从这个建议。我在座位上不停挪动身子,解开鞋带,又系上。秘书将一大杯混有冰块的柠檬汁放在咖啡桌上。“请用。”“求求你!求求你!别这样!”他哽咽着,“我很怕那些地方。他们伤害我!我不想去。”“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帮忙,可以捐钱给可靠的慈善组织,或者去难民营当义工。但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非常不赞成美国公民收养阿富汗儿童。”“你知道吗,那天我也问了这个问题。那儿有个答案,但不是个好答案。让我们这么说吧,人们瞒着我们,因为你父亲和我……我们不应该被当成兄弟。”“真的吗?”虽然他说得没错,但不能平息我的怒火。“你对,我错了,是我的错。那么,你见过他吗?”“真主会不会……”他开始说,语声有点哽咽,“真主会不会因为我对那个人做的事情让我下地狱?”“我不知道你的法尔西语说得这么好,”我用英语说,“你在喀布尔长大吗?”但我们在离清真寺约莫一百米的地方找到他,坐在车辆停满一半的停车场里面,一片草堆上。费亚兹在那片草堆停下,让我下车。“我得回去。”他说。⑦Girl Scouts,美国女童军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服务于女孩的组织,成员多为成年义工,旨在帮助女孩提高使她们终身受益的素质。“爸爸带我去蓝色清真寺。”索拉博说,“我记得那儿有很多鸽子,在那个回教堂外面,它们不怕人。它们朝我们走来,莎莎给我一小片馕,我喂那些鸟儿。很快,那些鸽子都围在我身边咯咯叫。真好玩。”他摇摇头:“你应该看好那个男孩,先生。”“光是它的院子就可以容下四万人。”我在柜台站了一会,抑制自己别发火。我走出大厅的时候,他说:“有没有想过他会去什么地方?”“你是在叫我放弃?”我问,用手压着额头。“什么传统?”我说,“阿富汗有过的文化传统被塔利班毁掉了。你知道他们怎么对待巴米扬的大佛。”“嗯,你有吗?随便问问而已。”“谁能怪他呢?”她说,“我想见到他,阿米尔。我真的想。”“我会告诉你,那儿不是伯克利。”我说。“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可是我发现自己在想着他最喜欢吃什么菜,或者最喜欢学校里的哪门课。我设想自己在帮他做作业……”她哈哈大笑。浴室的水声停止了,我能听到索拉博在那儿,从浴缸爬出来,擦干身体。“谢谢。”我说。浴室的灯光亮着,索拉博又在洗澡了。电话传来两声按键声,然后是索拉雅的声音。“你好!”她声音振奋。“是的。”实际上,我都不记得上次把头磕在地上祷告是什么时候。然后我想起来了:阿曼尼大夫给爸爸看病那天。我跪在祈祷毯上,想起的却只有几段课堂上学到的经文。他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先生,法律不是我制定的。你生气也没用,你还是得证明他的父母确实去世了。这个男孩必须让法律承认他是孤儿。”“好的。”柜台上有个饮水机。我倒了一玻璃杯水,吞下两片阿曼德的药丸。水是温的,带有苦味。我拉上窗帘,慢慢躺在床上。我觉得自己的胸膛会裂开。等到痛楚稍减、我又能呼吸的时候,我拉过毛毯盖在身上,等着阿曼德的药丸生效。“你说得对。你父亲是个好人。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亲爱的索拉博,这个世界有坏人,有时坏人坏得很彻底,有时你不得不反抗他们。你对那个人所做的,我很多年前就应该对他做的。他是罪有应得,甚至还应该得到更多的报应。”“没人告诉他,”我说,“也没人告诉我。我最近才发现。”我走出去的时候,他身子从前座探出来。“我能对你说几句吗?”“你儿子要吗?”我把跟索拉雅通电话之后编好的故事告诉他。我前往阿富汗,带回我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我发现这个孩子处境堪忧,在恤孤院中浪费生命。我给恤孤院的负责人一笔钱,将孩子带出来。接着我把他带到巴基斯坦。“我接到沙利夫舅舅的回电了。他说关键是把索拉博送进这个国家。只要他进来,就有很多把他留下的办法。所以他给几个在移民局的朋友打了电话。他今晚给我回电,说他很有把握能替索拉博争取到人道主义签证。”“你留着吧,”我说,“它是你的。”“没有。”我说。我感到疲惫,又累又怕。我感觉就像冉·阿让坐在沙威③对面。我提醒自己,我如今在美国的领地上,这个家伙跟我是一边的,他领薪水,就为了帮助我这样的人。“我想收养这个孩子,将他带回美国。”我说。“我不想再到恤孤院去。”他说。“疯掉了。”他说。他踩下油门,车轮在地面打转,尾灯在黯淡的夜光中闪闪发亮。我把剩下的都告诉他了:跟阿塞夫见面、搏斗、索拉博和他的弹弓、逃回巴基斯坦。当我说完,他飞快地写下一些东西,深深呼吸,镇定地看了我一眼:“好了,阿米尔,你前面有场艰苦的战斗。”我叹气,揉揉眼睛。眼睛后面突突发痛。我看见索拉博坐在那儿,看着电视和我们。他的坐姿跟他父亲过去一样,膝盖抵着下巴。“你算是这个孩子的伯伯?”“妈妈很为我们高兴。你知道她对你的感觉,阿米尔,在她眼里,你做什么都不会错。爸爸……嗯,跟过去一样,他有点让人猜不透。他没说太多。”“嗯,事情是这样的。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他说可以做到,而且他会帮助我们。”我把手放在他脖子后面。外面,召唤人们祷告的钟声响彻大街小巷。他用衣袖擦脸,弄破了他嘴唇上挂着的唾液泡泡。他把脸埋在手里,哭了很久才重新说话。“我想念爸爸,也想念妈妈,”他哽咽说,“我想念莎莎和拉辛汗。但有时我很高兴他们不……他们不在了。”我锁上房门,一只手扶在走廊的栏杆上,跌跌撞撞走到大堂的经理办公室。大堂的角落有株满是尘灰的假棕榈树,粉红的火烈鸟在壁纸上飞舞。我在塑料贴面的登记柜台后面,找到正在看报纸的经理。我向他描绘索拉博的样子,问他有没有见到过。他放下报纸,摘掉老花镜。他的头发油腻,整齐的小胡子有些灰白,身上依稀有种我叫不上名字的热带水果味道。他的脸扭曲绷紧,试图保持平静:“爸爸常说,甚至连伤害坏人也是不对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还因为坏人有时也会变好。”我站起来。“走吧,索拉博。”我用法尔西语说。索拉博倚着我,头靠在我的臀部上。我想起那张宝丽莱照片,他和哈桑就这样站着。“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安德鲁先生?”他泪水浸湿了枕头,很长很久默不作声。然后他把手抽回去,点点头。他点头了。安德鲁将香烟掐灭,抿着嘴,“放弃吧。”法里德在一条通往玛加拉山的巷道找了个小旅馆。路上,我们经过著名的费萨尔清真寺,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香火甚旺,耸立着巨大的水泥柱和直插云霄的尖塔。看到清真寺,索拉博神色一振,趴在车窗上,一直看着它,直到法里德开车拐了个弯。“你在说什么?我应该将他扔到街头上吗?”我说。“有时候,早晨的雾很浓,你只能看到两座尖耸的塔顶。”“我认为他不是出去玩,”我说,“我们不是本地人,我担心他会迷路。”“听起来真吓人。”他说。他翻过身,脸朝着我,背对着电视。“那个英俊的小绅士。”她说,朝索拉博笑着。“我小时候似乎也有一只。”伊斯兰堡美国大使馆外面的草坪修剪齐整,点缀着一圈圈花儿,四周是挺直的篱笆。房子本身跟伊斯兰堡很多建筑很相像:白色的平房。我们穿过几个街区,到达那儿,三个不同的安检人员搜我的身,因为我下巴缝着的线弄响了金属探测器。我们最终从热浪中走进去,空调的冷风扑面而来,好像冰水泼在脸上。接待室的秘书是个五十来岁的金发妇女,脸庞瘦削。我自报家门,她微微一笑。她穿着米色的罩衫和黑色的休闲裤——她是我数个星期来见到的第一个没有穿着蒙脸长袍或者棉袍的女人。她在预约单上查找我的名字,用铅笔带橡皮擦那头敲着办公桌。她找到我的名字,让我坐下。“我……我说了……”费亚兹在说话,但我那时哈哈大笑,喉头爆发出来的笑声从我缝着线的嘴巴迸出来。“你想念你的父母吗?”他问,把脸颊放在膝盖上,抬眼看着我。“好的。”“你在说什么?”“费萨尔?”“但是让我们假设不管怎样,阿富汗人肯帮忙。”奥马尔说,双手交叉放在隆起的肚子上,“这次收养仍有可能被拒绝。实际上,就算是那些较为温和的穆斯林国家,对收养也不无疑虑,因为在多数这些国家中,穆斯林教法不赞同收养。”“你怎么想?”我说。“继续。”“你向我保证过永远不让我去那些地方,阿米尔老爷。”他说。他声音颤抖,泪如泉涌。我一阵心痛。他叹气,摇摇头,“在这里等着。”他走进里间,出来的时候换了一副眼镜,手里拿着串钥匙,有个披着橙色纱丽的矮胖女人跟在身后。她坐上他在柜台后面的位子。“我不会收你的钱。”他朝我吹着气,“我会载你去,因为我跟你一样,也是个父亲。”他摇摇头,“真是危险的事情,给孩子承诺。”他叹气,又打开抽屉,“你真想要这么做?”他说,翻着文件。“那么你清楚我的情况了。”我原以为我们会在城里四处寻找,直到夜幕降临。我以为我会看到自己报警,在费亚兹同情的目光下,给他们描绘索拉博的样子。我以为会听见那个警官疲累冷漠的声音,例行公事的提问。而在那些正式的问题之后,会来个私人的问题:不就是又一个死掉的阿富汗孩子,谁他妈的关心啊?我把发生过的一切统统告诉他:我跟拉辛汗的会面、前往喀布尔、恤孤院、伽兹体育馆的掷石头。“怎么了?”索拉博问。我挤出笑脸,跟他说没什么。醒来之后,房间变黑了。窗帘之间露出一线天光,那是即将转入黑夜的紫色斜晖。汗水浸透被褥,我脑袋昏重。我又做梦了,但忘记梦到什么。我回到旅馆房间,发现索拉博躺在床上,身子弯成弓形。他双眼合上,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睡着了。他关掉了电视。我坐在床上,痛得龇牙咧嘴,抹去额头上的冷汗。我在想,要过多久,起身、坐下、在床上翻身才不会发痛呢?我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吃固体食物呢?我在想,我该拿这个躺在床上的受伤的小男孩怎么办?不过我心里已经有了想法。他没有回答,他的泪水流进我的衬衣,我随他去。“他当然是。”“我也不知道。”他说,眼睛看着那只回旋的鸟儿,“你生活的地方有老鹰吗?”“什么事?”“我知道,”我说,“但我睡着了,醒来他已经不见了。”“我不知道,一阵吧。”他惊奇地微笑着:“哦。”我坐起来。“什么?为什么?怎么回事?”“索拉博!”我喊道,从床上起来,“我有个好消息。”我敲着浴室的门,“索拉博!亲爱的索拉雅刚才从加利福尼亚打电话来。我们不用把你放到恤孤院了,索拉博。我们就要去美国了,你和我。你听到吗?我们就要去美国了!”“有个长的答案,到了最后我会告诉你。你想先听个短的吗?”“美国打来的电话。”费亚兹先生的声音。“啊,我差点忘了!我给沙利夫舅舅打过电话!”“我们得认为他错了。”她说她给几家安排国际收养的机构打过电话,她还没发现有考虑收养阿富汗孩子的机构,但她还在找。“我见过一幅旧金山的照片。”索拉博说。他抽出一张名片:“那么我建议你找个优秀的移民律师。奥马尔·费萨尔在伊斯兰堡工作,你可以跟他说我让你去找他。”“是的。”“我想念我的父母吗?嗯,我从没见过我的妈妈。我爸爸几年前死了,是的,我想念他。有时很想。”“你知不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他问。“我爱你。”“不,”我说,“我想他为自己感到羞耻。”我望向睡在床上的索拉博:“他很可爱,很严肃那种。”“我会的。还有,别告诉你父母他是谁。如果他们想知道,应该让我来说。”我扬起眉头。“哦。”他说。我希望他会多问几句,但他又甩出一手牌,问是不是可以吃东西了。我打开纸袋,给他肉丸夹饼。我的午餐是一杯混合的香蕉汁和橙汁——那个星期我租了费亚兹太太的榨汁机。我用吸管吮着,满嘴甜甜的混合果汁。有些从嘴角流出来,索拉博递给我一张纸巾,看着我擦嘴唇。我朝他微笑,他也微笑。“很久以前去过,我不太记得了。”③冉·阿让(Jean Valjean)和沙威(Javert)都是雨果作品《悲惨世界》中的人物,前者因为偷东西入狱,后者是警察。“那儿下雪吗?”索拉博耸耸肩,微笑着,这次笑得更灿烂了:“我不在乎,我能等。那就像酸苹果。”“你在微笑。”⑤Berkeley,美国加州城市。“谢谢你。”他说,“但我想今晚就回去。我想念我的孩子。”他走出房间,在门口停下来。“再见,亲爱的索拉博。”他说。他等着回应,但索拉博没理他,自顾摇着身子,屏幕上闪动的图像在他脸上投下银光。“说吧。”我说。“当然。”“找到了。”费萨尔说,翻开一本黄色的法律记事本。“就安排事物的能力而言,我希望我的孩子像他们的妈妈。很抱歉,也许这不是你所想要从你未来的律师口里听到的,对吧?”他哈哈大笑。索拉博眨眼,好像那是他第一次看着我,第一次真正看着我。“可是人们为什么瞒着爸爸和你呢?”他推开门,脸带微笑,道歉连连,稍微有点喘气和流汗。他用手帕擦额头,打开公文包,乱翻着找记事本,为把文件扔得满床都是不停道歉。索拉博盘膝坐在床上,一边看着消掉声音的电视,一边看着那个手忙脚乱的律师。那天早晨我跟他说过费萨尔要来,他点点头,似乎想问些什么,但只是走开去看一个有动物在说话的电视节目。“我在想着你的事情呢。”我说。“你好,索拉博。”费萨尔说,“你知道自己的名字来自一个了不起的战士吗?”我强忍怒火:“对,那个男孩!那个跟我一起来的男孩。以真主的名义,你见过他吗?”“你后来回去过吗?”我记得在我们的婚礼上,他朗诵一首写在酒店信纸上的诗歌。我和索拉雅走向舞台,朝闪光的镜头微笑的时候,他的儿子在我们头顶高举《可兰经》。“他怎么说?”“真的吗?都想些什么呢?”“你不脏,索拉博。”我说。注释:如果说白沙瓦让我回忆起喀布尔过去的光景,那么,伊斯兰堡就是喀布尔将来可能成为的城市。街道比白沙瓦的要宽,也更整洁,种着成排的木槿和凤凰树。市集更有秩序,而且也没有那么多行人和黄包车挡道。屋宇也更美观,更摩登,我还见到一些公园,林荫之下有蔷薇和茉莉盛开。雷蒙德·安德鲁个子不高,手掌很小,指甲修剪得很好,无名指上戴着结婚戒指。他草草和我握手,感觉像捏着一只麻雀。这是一双掌握我们命运的手,我想。索拉博和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一张《悲惨世界》的海报钉在安德鲁身后的墙壁上,挨着一张美国地形图。阳光照耀的窗台上有盆番茄藤。他舔了一根手指,翻到空白页,把笔帽打开。“那最好了,阿米尔。我们何不用英语交谈,免得外面的人听到?”“你呢?你高兴吗?”“嗯。”“它们是什么样的?”他现在看着我。电视上,两个毛拉正在交换意见。“绝对是。”我说,“绝对是。”“我确定吗?”她说,“阿米尔,他是你的侄儿,你的家人,所以他也是我的侄儿。我当然确定,你不能任他流落街头。”她停顿了一会,“他性子怎样?”“我忍不住想快点见到你。”她说。“我在美国长大,阿米尔。如果说美国让我学到什么东西,那就是,认输简直就像在女童军⑦的柠檬水罐里面撒尿一样不可原谅。可是,身为你的律师,我必须把事实告诉你。”他说,“最后一点,收养机构会定期派人前去评估那个孩子所处的环境,而没有正常的机构会派人去阿富汗。”“是的,”我伸了一根手指在他下巴,把他的脸转过来,“还有一件事,索拉博。”旅馆的房间比我和法里德在喀布尔住过那间好得太多了。被褥很干净,地毯用吸尘器吸过,卫生间没有污迹,里面有洗发水、香皂、刮胡刀、浴缸,有散发着柠檬香味的毛巾。墙上没有血迹。还有,两张单人床前面的柜子上摆着个电视机。“你不脏,你身上没有罪。”我又去碰他的手臂,他抽开。我再伸出手,轻轻地将他拉近。“我不会伤害你,”我低声说,“我保证。”他挣扎了一下,全身放松,让我将他拉近,把头靠在我胸膛上。他小小的身体在我怀里随着每声啜泣抽动。“那是因为他不知道。”“你父亲,”他眼睛看着食物,说,“你父亲爱你和爱我爸爸一样多吗?”“这里面有多少钱?”法里德有点手足无措。“嗨。”“酸苹果?”“我能打赢吗?”“正如我所说的,那是你最好的选择。”①Rawalpindi,伊斯兰堡附近古城。我很累,很痛。我的下巴抖动,胸膛和腹部那些该死的伤口像鱼钩在拉我的皮肤。但尽管这样,我还是开始大笑起来。“虔诚吗?”“是的,你能送我去吗?”“真是个好消息。”我说,“我忍不住想让你快点见到索拉博。”“说吧。”她说。“旧金山?我想有吧,不过我没有见过很多。”“男孩应该多加关心的,你知道。”我一直在寻找恰当的机会、恰当的时间,问出那个萦绕在我脑里、让我彻夜无眠的问题。我决定现在就问,就在此地,就在此刻,就在照射着我们的真主房间的蓝色灯光之下。“什么?”“哦,是的。”“什么?”“你父亲跟我是兄弟。”我说,自然而然地。在我们坐在清真寺附近那晚,我本来打算告诉他,但终究没说出口。可是他有权利知道,我不想再隐瞒什么事情了。“同父异母,真的。我们有共同的爸爸。”“他的父母在街上被处决了,邻居都看到。”我说,为我们用英语交谈而高兴。“为什么人们总是伤害我父亲?”索拉博有点喘着气说,“他从不针对任何人。”“因为……”他抽泣着说,“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我这么脏。”他深吸一口气,然后抽泣着慢慢呼出,“我很脏,浑身是罪。”“我想,把下巴缝成这样,该不是最近时兴的证词吧。”他说。我们麻烦了,索拉博和我,我顿时明白。我告诉他我在白沙瓦被抢了。“你有孩子吗?”我想起很久以前,有一天我们在喀尔卡湖,哈桑的石头比我多跳了几下,爸爸情不自禁拍着哈桑的后背。我想起爸爸在病房里,看着人们揭开哈桑唇上的绷带,喜形于色。“我想他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但方式不同。”“我不想那么做。”我说,看了一眼索拉博,“我答应过他,不再让他进恤孤院。”“是的。”我如何能答应呢?我抱着他,紧紧抱着,前后摇晃。他的泪水滴进我的衣裳,直到泪流干了,直到不再颤抖了,直到惊恐的哀求变成听不清的喃喃自语。我等着,摇着他,直到他呼吸缓下来,身体松弛。我想起曾经从某个地方看来的一句话:孩子们就是这样对付恐惧:他们睡觉。“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安德鲁喊道。他望着清真寺。费萨尔清真寺的外观像一顶巨大的帐篷。轿车进进出出,穿着白衣的信徒川流不息。我们默默坐着,我斜倚着树,索拉博挨着我,膝盖抵在胸前。我们听着宣告祈祷开始的钟声,看着那屋宇随日光消退而亮起成千上万的灯光。清真寺在黑暗中像钻石那样闪着光芒。它照亮了夜空,照亮了索拉博的脸庞。“哦,好的,谢谢你。”“你说‘没事’是什么意思?你的声音怎么回事?”“多久?”索拉博问。“太帅了!”我说。费萨尔哈哈大笑,又开始冒汗珠了。“反正,”我继续说,“我跟安德鲁先生说得差不多了,省略掉一两件事,也许三件。我会完完整整告诉你。”“当然,”他说,清清喉咙,“你是穆斯林吗?”扇风停止。他眼睛一缩:“别跟我来这套,老弟,把他弄丢的不是我。”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看着电视上的谈话节目。两个教士胡子花白,穿着白袍,接听世界各地信徒打来的电话。有人从芬兰打来,那家伙叫艾优博,问他十来岁的儿子会不会下地狱,因为他穿的裤子宽大耷拉,低得露出内裤的橡皮筋勒带。“可是什么?”“有的,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我真的想这么做。”“嗯,他会帮助我们。他会给他在移民局的朋友打电话。”她说。“很抱歉,I-600表格是移民局的官方文件。家庭评估由你选择的收养机构执行。”奥马尔说,“你知道,那是要确保你和你的妻子没有精神病。”“我要走了,阿米尔老爷。”法里德说。“天哪,我能做什么?”整整一个星期,我们两个都没提起我所问过他的,似乎那个问题从来没被说出来。接着某天,我和索拉博坐出租车,前往“达曼尼科”——它的意思是“那座山的边缘”——观景台。它坐落在玛加拉山半腰,可以看到伊斯兰堡的全景,树木夹道的纵横街路,还有白色房子。司机告诉我们,从上面能看到总统的宫殿。“如果刚下过雨,空气清新,你们甚至能看到拉瓦尔品第①。”他说。我从他那边的观后镜,看见他扫视着我和索拉博,来回看个不停。我也看到自己的脸,不像过去那样浮肿,但各处消退中的淤伤在它上面留下黄色的痕迹。“自杀。”她说。“什么事?”她放低声音说,语气谨慎一些了。“我不会一个人回家。我会带着一个小男孩。”我顿了顿,说,“我想我们要收养他。”“他们会的!他们总是说他们不会,但他们说谎!他们说谎!求求你,真主啊!”“你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②Pakeeza,1971年公映,巴基斯坦电影。“嘘。”我把他拉近,抱着他颤抖的身体。“嘘。会没事的。我们会一起回家。你会看到的,没事的。”“这样最好了,索拉雅。对吧?”“你父母对这个消息怎么看?”“对你的事情有点帮助,但起不了太大作用。”他说,作势在他那蓬松的头发上搔痒。“你可以把他重新送进这儿的恤孤院,然后填收养申请表。让他们审核你的I-600表格和你的家庭,把孩子留在安全的地方。”喝着同样的奶水长大的人之间会有亲情。如今,就在这个男孩痛苦的泪水浸湿我的衣裳时,我看到我们身上也有亲情开始生长出来。在那间房间里面和阿塞夫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开。“嗯?”我从床上挣扎起来,走过我们之间的距离,坐在他身边。“我永远不会厌倦你,索拉博。”我说,“永远不会。这是承诺。你是我的侄儿,记得吗?而亲爱的索拉雅,她是个很好的女人。相信我,她会爱上你的。这也是承诺。”我试探着伸手拉住他的手掌,他稍微有点紧张,但让我拉着。他疑惑地看着我。我从他那里拿过名片。“谢谢。”我低声说。“只是待上一阵。”“我敢说,不用一年,你就可以说得跟法尔西语一样流利。”我笑着挂上电话。“我会付你车钱。”“索拉雅?”“我不知道该怎么想,阿米尔。你一下子告诉我太多了。”“天!”他低声惊呼,“很抱歉,我在喀布尔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很难相信你刚才告诉我的竟然是同一个地方。”“谁?”我们快傍晚的时候才离开,天气很热,让人疲累,不过疲累得开心。回去的路上,我觉得索拉博一直在观察我。我让司机在某间出售电话卡的商店门口停车。我给他钱还有小费,让他帮我去买电话卡。我们把一条从旅馆卫生间取来的浴巾铺在野餐桌上,在它上面玩起番吉帕。在那儿跟我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一起玩牌,温暖的阳光照射在我脖子后面,那感觉真好。那首歌结束了,另外一首响起,我没听过。奥马尔吸气,用钢笔敲打下巴,然后把气呼出来。“你还是填一份收养申请表,期待最好的结果。你可以做独立的收养。也就是说,你得和索拉博一起生活在巴基斯坦,日复一日,挨过两年,你可以替他申请政治庇护。那是个漫长的过程,你得证明他受到政治迫害。你也可以申请人道主义签证。那得由检察总长审核,很难得到。”他顿了顿,“还有个选择,也许是你最好的办法了。”“这是索拉博。”我说,“索拉博,他是费萨尔先生,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律师。”“为什么?”我碰碰他的手臂,他抽开。我们又谈了一会,然后我送他上车,一辆旧大众甲壳虫。当时伊斯兰堡已近黄昏,一轮红日挂在西边。奥马尔不知道使了什么法子,居然能挤到车里去,我看见他上车的时候车身一沉。他摇下车窗:“阿米尔?”“你承诺过这个孩子带他回家吗?”“是的。”我说,血气上涌。他怎么可以对我的焦急如此无动于衷?他把报纸交在另外一只手上,继续扇风,“他们现在想要自行车。”“你是什么意思?”我问。我拉起索拉博的手,扣着他的手指。索拉博不安地看着我和安德鲁。“不,”他说,“别这样,求求你。”“那儿有座红色的大桥,和一座屋顶尖尖的建筑。”奥马尔点头,双眉紧锁。“好了,就这样。灾难之后,不管天灾还是人祸——塔利班真是一场大灾难,阿米尔,相信我——一个孩子是否孤儿,总是很难判断。孩子们被遗弃在难民营,或者被双亲抛弃,因为他们无法加以照料。这些情况向来都有。所以除非孩子满足孤儿的法律定义,否则移民局不会放发签证。我很抱歉,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但你需要一纸死亡证书。”我推开门,走进浴室。“不,它不是。不要那些地方。天,天啦!求求你,别这样!”他浑身颤抖,涕泗俱下。他将相片放在面前几英寸的地方,转了一下,以便让清真寺的灯光照在上面。他久久看着它。我想他也许会哭,但他只是双手拿着照片,拇指在它上面抚摸着。我想起一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来的话,或者是从别人口里听来的:阿富汗有很多儿童,但没有童年。他伸出手,把它递给我。他默默无语。我听见她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我想这对你的侄儿来说是好的,但也许他也会给我们带来帮助。”“现在别担心这个。我没事,真的。索拉雅,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一个我早就该告诉你的故事,但我得先告诉你一件事。”“我该怎么办,奥马尔?”“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我说,“你帮了我这么多。”我们挂上电话。我抱他上床,把他放下。然后我躺在自己床上,望着窗外伊斯兰堡上方紫色的天空。“我们会开车到那些街上去吗?那些你只能看见车顶和天空的街道?”“天,没有。”“没有文件,”我用虚脱的声音说,“没有人知道这回事。索拉博也是我说了他才知道的,而我自己也是最近才发现这个秘密。惟一知道的那个人已经走了,也许死了。”“……他们对我……那个坏人和其他两个……他们对我……对我做了某些事情。”“英语难学吗?”“很抱歉,我在告诉你的是移民局怎么工作,阿米尔。”奥马尔说,碰碰我的手臂。他望向索拉博,露出微笑,然后看着我。“说到这里,一个孩子必须根据他自己国家的法规被合法地收养。但假如你碰到一个乱糟糟的国家,比如说阿富汗,政府官员会忙于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处理收养事宜不会得到优先考虑。”“刚开始有点吓人,”我说,“不过你会习惯的。”“你跟那个律师谈得怎样?”我望向索拉博的床,发现它是空的,心里一沉。我叫他的名字,发出的嗓音吓了自己一跳。那真是茫然失措,坐在阴暗的旅馆房间,离家万里,身体伤痕累累,呼唤着一个几天前才遇到的男孩的名字。我又喊了他的名字,没听到回答。我挣扎着起床,查看卫生间,朝外面那条狭窄的走廊望去。他不见了。“是我。”我说。我坐在自己的床上,看着索拉博睡觉。“那个伤害你的人,我认识他很多年。”我说,“我想这个你从我和他的对话中听出来了。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他……他有一次想伤害我,但你父亲救了我。你父亲非常勇敢,他总是替我解决麻烦,为我挺身而出。所以有一天那个坏人伤害了你父亲,他伤得你父亲很重,而我……我不能像你父亲救过我那样救他。”“怎么?”在薄暮的黑暗中,他的脸只剩下一对反照出微光的眼镜。“你们阿富汗的事情……这么说吧,你们有点鲁莽。”索拉博羞涩一笑。“非常谢谢。”他用英语说,听起来像“灰常歇歇。”他跟我说过,他只懂得这句英语,还有“祝你今天愉快”。后来,他们说救护车来了之后我还不停叫着。“我知道。”“保重。”我们走过秘书的办公桌时她说。然后我做了结婚十五年来没做过的事:我向妻子坦白了一切事情。一切事情。我很多次设想过这一刻,害怕这一刻,可是,我说了,我感到胸口有些东西涌起来。我觉得就在提亲那夜,索拉雅跟我说起她的过去,也体验过某种非常相似的感觉。“祝你今天愉快。”索拉博说。索拉博点点头,爬回床上,继续侧身躺着看电视。“谢谢你。”他又看了看照片,把它放在背心的口袋里面。一辆马车发着声响驶进停车场。马脖子上挂着很多小铃铛,随着马步叮当作响。“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带我去过那儿,妈妈和莎莎也去了。爸爸在市集给我买了一只猴子。不是真的那种,而是你得把它吹起来的那种。它是棕色的,还打着蝴蝶结。”“死亡证明?我们在说的是阿富汗,很多人甚至连出生证明都没有。”“如果你能证明,它会起作用。很抱歉,你有什么证明文件或者什么证人吗?”“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也让我害怕。可是……”“索拉博,那只是很短的时间,我保证。”我听见她擦鼻子的声音。“但我很清楚地知道的是:你必须把他带回家。我要你这么做。”“什么?”“你能送我到那边去吗?”“你应该看看那些街道。”我说。我伸手去碰他,他身子退缩。我收回手。“不会,当然不会。”我说。我想把他拉近,抱着他,告诉他世界曾经对他不仁,他别无选择。几分钟后,索拉博从浴室出来。自从与安德鲁会面之后,他说过的话几乎不超过十来个单词,我每次试图跟他交谈,他总是点点头,或者用一个字回答我。他爬上床,把毯子拉到下巴。没过几分钟,他呼呼睡去。“我的孩子。”他说,“他们总在说:‘爸爸,爸爸,请给我们买自行车,我们不会给你带来麻烦。求求你,爸爸。’”他哼笑一声,“自行车。他们的母亲会杀了我,我敢向你保证。”他看看表,侧身转向窗台上的番茄藤,“有人能证明吗?”“我刚才跟你说过吗?你正在努力争取的事情很了不起。”“因为他是哈扎拉人吗?”“他受过性虐待。”我说,想起索拉博脚踝上的铃铛,他眼睛上的眼影。索拉博和我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就在接待柜台对面,挨着一面高高的美国国旗。索拉博从玻璃桌面的咖啡桌挑起一本杂志。他翻阅着,心不在焉地看着图片。他的笑容不见了,翻身仰面躺着,十指交叉,放在脑后。毛拉确定了,艾优博的儿子那样穿着裤子是会下地狱的。他们说《圣训》里面有提及。“我想过了。”索拉博说。“两千……”他说,下唇稍微有点颤抖。稍后,他驶离停车道的时候,揿了两下喇叭,摇摇手。我也朝他招手。再也没有见到他。“我会坦诚相告,你的选择不多。”“说吧。”“什么?”“嗯,雷蒙德·安德鲁对你评价很高。”“我还不知道伊斯兰堡有老鹰呢。”“你觉得爸爸会对我失望吗?”他把笔帽装上。“就安德鲁的语气判断,希望渺茫。不是不可能,但是机会很小。”和蔼的笑容和戏谑的眼神不见了。“怎么样?”④Karachi,巴基斯坦南部城市。


我看看时间:“这张该死的电话卡还剩下四十七分钟,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找个地方坐下。”我听见椅脚匆匆拖过木地板的声音。拨到第四次,电话终于接通了。铃声响了三次,她接起电话。“喂?”当时在伊斯兰堡是晚上7点半,加利福尼亚那边差不多是早晨这个时间。那意味着索拉雅已经起床一个小时了,在为去上课做准备。我想像着索拉博横尸街头,或者在某辆轿车的后厢里面,手脚被绑,嘴巴被塞住。我不想他死在我手里,不想他也因我而死。“麻烦你……”我说,皱起眉头,看见他那件短袖蓝色棉衬衫翻领上的商标,“费亚兹先生,你见过他吗?”“可以。”“告诉我你的故事。”他重复说,用食指把烟灰在整洁的办公桌上压碎,将其扫进烟灰缸。“是的。”“怎么啦?”索拉博说。“不,谢谢。”我说。安德鲁甚至都没看索拉博一眼,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也没看着我,但我不在乎。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从半包烟里面抽出一根点上。他还从同一个抽屉拿起一瓶液体,一边涂抹在手上,一边看窗台上的番茄藤,香烟斜斜吊在他嘴角。然后他关上抽屉,把手肘放在办公桌上,呼出一口气。“好了,”他说,在烟雾中眨眨他灰色的眼睛,“告诉我你的故事。”我们坐在橡胶树的阴影里面,野餐区的长椅上。那天很暖和,太阳高悬在澄蓝的天空中,旁边的长椅上坐着几个家庭,在吃土豆饼和炸蔬菜饼。不知何处传来收音机播放印度音乐的声音,我想我在某部旧电影里面听过,也许是《纯洁》②吧。一些孩子追逐着足球,他们多数跟索拉博差不多年纪,咯咯发笑,大声叫喊。我想起卡德察区那个恤孤院,想起在察曼的办公室,那只老鼠从我双脚之间穿过。我心口发紧,猛然升起一阵始料不及的怒火,为着我的同胞正在摧毁他们的家园。“看起来是的。”她说。她的声音很快乐。我说我爱她,她说她也爱我。我们挂上电话。“将近两千美元。”“你提出的收养这个孩子的请求。放弃吧。那是我给你的建议。”“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来?我担心得都生病了!我妈妈每天祷告,还许愿!”“你一定很想念你的父母。”我说。我在想他有没有看到塔利班将他的父母拖到街上。我希望他没有。“我最近经常想起清真寺。”索拉博说。我将雷蒙德跟我说过的告诉索拉雅。“你现在怎么想?”“不知道,可是……”“你有考虑过我之前问你的问题吗?”“我可没那么说。”“我们每一条都去。”我说,眼泪涌上来,我眨眼强行忍住。“不是开玩笑吧?”我说,“啊,谢谢真主!亲爱的沙利夫太好了!”“为孩子准备的房间?”他的笑容消失了,“你是说孤儿院吗?”“索拉博?”“我知道。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当保证人。一切会很快的。他说那种签证有效期一年,足够我们申请收养请求了。”“可是……”费萨尔擦去唇边的汗水。“我清楚你告诉安德鲁先生的情况。”他说,脸上出现两个酒窝,泛起狡的微笑。他转向索拉博。“肯定就是这个少年惹起所有的麻烦吧?”他用法尔西语说。“好的。我们会走回去。”我说,“谢谢你,费亚兹先生,真的谢谢。”索拉博从他的床上滑下来,跟费萨尔握手。“你好。”他低声说。“真的吗?”他好几天来第一次露出微弱的笑容,“我们什么时候能走?”“我知道那有点可怕,”我说,抓住那一丝渺茫的希望,“但你很快就可以学会英语,等你习惯了……”“我不要,谢谢。”这下,他第一次眨眼了。“留下过夜吧,”我说,“路途遥远。明天再走。”在门外,我给他一个信封。打开之后,他张大了口。“那些男人……”他捡起夹饼,默默地吃起来。他转向我,点点头。我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他的想法,但一无所获。我在想他这双小手有没有玩过扑克。“真的吗?”“什么?”我靠近身体问。他露出紧张的微笑。挑起另外一本杂志,还不到三十秒就翻完了。“我永远不会让那发生。我向你保证。”我双手压住他的手,“跟我一起回家。”“我这么认为,”我说,拉起索拉博的手,“他们应该找个知道想要孩子是什么感觉的人坐你的位置。”我转身离开,索拉博跟着我。“我是他伯父,难道这没有用吗?”“我开始忘记他们的面孔,”索拉博说,“这很糟吗?”⑥Woodstock,位于纽约州东南,每年8月举办民谣和摇滚音乐节。刹那间我跪倒在地,放声大叫。我牙齿打颤,不断大叫。叫得我的喉咙快要裂开,叫得我的胸膛快要炸开。“你们想来杯柠檬汁吗?”她问。“看!”我对索拉博说。我用手将它打开——没有遥控器,转动旋钮。我调到一个儿童节目,两只毛茸茸的卡通绵羊唱着乌尔都语歌曲。索拉博坐在床上,膝盖抵着胸膛。他看得入迷,绿眼珠反射出电视机里面的影像,前后晃动身子。我想起有一次,我承诺哈桑,在我们长大之后,要给他家里买台彩电。我用拇指抹去他脸上的泪痕。“酸苹果,记得吗?这就像一个酸苹果。”我轻声说。“不一定的,索拉博。”我把费萨尔的建议告诉她。“好了,你可以忘了它,”她说,“我们不用那么做。”“你有死亡证明吗?”“他有什么爱好吗?”他说,我看见他把报纸收起来。“比如说我的孩子,他们无论如何总是要看美国动作片,特别是那个阿诺什么辛格演的……”“它们很陡,当你开车上坡的时候,你只能见到前面的车顶和天空。”“你确定吗?”我说,闭上双眼,微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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